歷史沿革,史前時期,夏商周時期,漢朝至三國時期,隋唐時期,宋朝時期,元朝時期,明朝時期,荷蘭、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明鄭時期,清朝前期,清朝後期,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戰後時期,行政區劃,綜述,地級行政區,縣級行政區,地理區劃,地理環境,位置境域,地質,地形地貌,水文,氣候特徵,自然災害,土壤,自然資源,水資源,植物資源,動物資源,礦產資源,人口,數量,民族,族群,姓氏人口,政治,涉台法律法規,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團,政協,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台灣問題,九二共識,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台灣當局政治環境,軍事,經濟,綜述,發展時期,貨幣,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知名企業,交通運輸,綜述,鐵路,公路,航空,海運,捷運,機車,社會事業,居民證件,教育事業,科技事業,體育事業,醫療衛生,郵政,電信,傳播媒體,閩台交流,國際交流,歷史文化,綜述,地名由來,民俗,方言,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外來影響,節日,飲食,建築,文學,美術,戲曲,音樂,電影,風景名勝,特產美食,
歷史沿革
史前時期
20世紀70年代,在台南縣左鎮鄉發現人類左、右頂骨殘片化石,其年代距今大約3萬年,被命名為“
左鎮人”。他是至今發現的台灣最早的住民。據考古學、地質學的研究,在3萬年前更新世晚期,台灣和大陸相連,“左鎮人”和其他許多大型哺乳動物是於距今約2萬年至3萬年前從大陸東南經過長途跋涉到達台灣的。
台灣早期住民的一部分是由大陸東南沿海直接渡過海峽,進入台灣的,他們成為泰雅、賽夏、布農等族的祖先;另一部分與東南亞南島語族的古文化特質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凱魯、雅美、阿美、卑南等族,這部分土著族的祖先很可能是從菲律賓群島及印度尼西亞各島嶼及中南半島遷來的,因此與南島語族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少中外學者認為,台灣史前文化中,不但有濃厚的大陸北方文化要素,而且所謂“南方要素”也有許多是由大陸沿海傳入台灣的,台灣先史文化的基礎是中國大陸的文化。
台灣的史前遺蹟久遠且複雜,分布於全島,目前發掘出來的器物包括
石器、
玉器、
陶器、
骨角器、
青銅器、
鐵器及人骨遺留等等,歷經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與銅石並用時代。
台灣舊石器時期的人類遺址主要有兩處:一是台南左鎮鄉的
人類頂骨化石遺址,另一處是台東長濱鄉的
八仙洞遺址。在澎湖水道發現具有直立人特徵的“澎湖原人”下顎骨化石,經過研究後年代得到確認,將台灣的古人類化石記錄往前推進了19—45萬年,為直立人在亞洲的分布與型態提供關鍵性證據。
台灣早期居民與大陸,特別是福建有著一定的聯繫。台灣發現左鎮和長濱兩處古人類遺址,福建的清流、漳州、東山也發現古人類化石。從年代看,福建古人類化石比台灣左鎮人晚一些,但根據對牙齒結構的對比研究,左鎮人、清流人、東山人和柳江人,同屬中國舊石器時代南部地區的晚期智人,他們的體質形態基本相同,都繼承了中國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左鎮人和清流人存在著共同的起源。
台灣省最主要的少數民族
高山族是台灣的先住民,屬於
南島語系人群(又稱南島語族),起源於中國大陸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鄰地區。至少在8400年前,組成現今東亞人群、南島語系人群基因結構的主要祖先群體之一已經在中國東南沿海出現。
“
南島語系”是19世紀末語言學家提出的語言學分類。經研究,南島語系有超過1200多種語言;人口超過2.7億人,學術上統稱為“
南島語族”。距今大約6000年前,居住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先民開始駕舟出海、逐浪而徙、第一站抵達中國台灣登島而居,距今5000年左右擴散到
菲律賓,之後繼續向東向南遷徙,將文明的火種撒向廣袤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形成了現在世界上最龐大分布於南太平洋及印度洋島嶼的
南島語族族群。
根據古代DNA(脫氧核糖核酸)的分析研究成果,無論是2000到3000年前的台灣古代人群,還是現代台灣屬於南島語族的
高山族,與包括
海南島在內的華南壯侗語人群共有的等位基因遠超其他東亞人群,這表明壯侗語人群與南島語族同源,為包括
高山族在內的南島語族來源於中國大陸提供了直接證據。
夏商周時期
夏商時期,台灣屬於
九州中的
揚州。閩台兩地考古學者發現的商周時期文化遺址、遺物等,證實了遠古時期
海峽兩岸經濟文化關係十分密切,從福建輸入的青銅器具提高了台灣的生產能力。
漢朝至三國時期
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
後漢書》有“夷洲”(今台灣)的記載。
孫吳黃龍二年(230年)春正月,吳大帝
孫權派將軍
衛溫、
諸葛直率“甲士萬人”抵達夷洲(今台灣),前後歷時一年之久,並帶領數千名夷洲人返回大陸。衛溫浮海求夷洲是中國古代航海史的一大壯舉和創舉,此次出海行動其出海人數和出海船隻眾多,是中國古代有史記載第一次最大規模的海上航行,意義重大,不僅反映了當時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成熟,也證明當時孫吳擁有比較強的海外交通能力。衛溫浮海求夷洲帶動了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聯繫,成功地到達夷洲也表明孫吳時期浙江沿海至台灣的航線是一條成熟的航線,衛溫浮海求夷洲屬於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段歷史。
三國
東吳丹陽太守
沈瑩的《
臨海水土志》詳細記載了當時台灣的方位、地形、氣候、居民、物產、習俗,是世界上對台灣最早的記述之一。
這些在漢朝和三國時期的文獻記載表明,
中國大陸不僅長期以來與台灣之間有著密切的種族與經濟文化聯繫,而且有文獻記載以來最早發現和開發台灣島、澎湖列島的也是
中國人。以近現代
國際法對於領土擁有的原則,台灣島與澎湖列島理所當然地歸屬於
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大陸和台灣的接觸增多。隋煬帝先後3次派人前往流求(今台灣)。隋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遣羽騎尉
朱寬、海師何蠻至流求(今台灣)訪察。隋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令
朱寬慰撫流求。隋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遣武賁郎將
陳棱、朝請大夫
張鎮州率東陽兵(今浙江金華、永康等地)萬餘人自廣東義安(今潮州)至流求,且大陸沿海居民開始遷居澎湖。當地土著居民,以為是商人到來,相繼前來貿易。陳棱要求當地酋長
歡斯渴刺兜投降,遭到拒絕,於是隋軍俘虜數千人而返。
根據《
隋書》記載,隋代時,已常有商船從大陸到台灣,與當地居民通商貿易。《隋書·東夷傳》詳細描述了流求(今台灣)的地理與風俗,當時距隋朝訪察流求(今台灣)才約30年,可知隋唐時期大陸與台灣在官方和民間層面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唐朝時,隨著中原漢族人口大量南下,福建的開發日臻完成,大陸漢族人民也開始向台灣遷徙。
唐貞觀年間,
馬來群島遭遇洪水,其上的人民駕駛竹筏漂泊到台灣,由於歡斯氏遭遇隋軍後國力羸弱,無力應對,馬來人便在台灣居住,這是外族侵入台灣之始。唐朝中葉,
施肩吾率其族人遷居澎湖,被譽為開發澎湖的先驅者。至唐朝末期,未與台灣再有交涉。
明末曾遊歷台島的普佗山僧人華佑說:他在里劉(今宜蘭縣冬山鄉補城村一帶)見過唐碑,上書“開元”二字、分明可辨。台北縣十三行發掘出唐代遺址。出土了大量錢幣、金器、銀器、鐵器、玻璃飾物及玉環等古物,證實大陸漢人東渡台灣確是從唐朝開始的。
唐柳宗元任永州司馬時作《嶺南節度饗軍堂記》說:“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廈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而“嶺南節度兼押蕃舶使”。可見,唐時澎湖、台灣屬嶺南節度使管轄。
宋朝時期
早期的軍事行動、求風問俗、短時接觸等都算不上真正意義的開發,大陸對台灣的移民與開發,始於宋元時期。這種開發,最早是移民墾殖位於大陸、台灣中途的澎湖列島,然後過渡到台灣本島。
五代至兩宋時,由於中原動盪、戰爭不斷,使漳州和泉州一帶人民來到台灣。馬來人在台灣勢力強大,便分別占據台灣南北。宋朝到元朝正是
福建海上貿易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福建
泉州港的興起、東南沿海地區航海業的發達和海外貿易的興盛,令大陸移民東渡台灣更加便利,促進了澎湖和台灣本島的初步開發。
北宋時,澎湖已有漢人聚居,台灣也出現了大量“宋錢”,有太平、至道、元佑、天禧等年號,說明兩岸關係有了新的發展。宋人
王象之著《輿地論勝》引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泉州知州陸藻的《泉州修城記》說:“泉州距京師五十有四驛站,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又在“環島三十六”條下記載:“自泉州晉江東出海間,舟行三日抵澎湖。”此處的“連”,只能是指行政隸屬的關係,即北宋時,至少在宣和二年的1120年時,泉州的行政區劃包括“三十六島”的澎湖及其附屬的台灣島、釣魚島列嶼。
據有關譜牒資料記載,福建人向台灣本島的最早移民為北宋末年福建省泉州市
德化縣的蘇姓族人。此後,農民、漁民、商販作為早期移民台灣的“主力”,開始不斷遍及全島各地,並與當地土著和睦相處。
南宋偏安
江南,民間與台灣有更多的來往。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
南宋將澎湖劃歸
福建路晉江縣(今
福建泉州)管轄,澎湖被納入大陸版圖。泉州郡守汪大猷認為原來春季派兵去守衛,秋天返回,花費太大,因而在泉州沿海永寧寨(又稱水澳寨,今福建泉州石獅永寧鎮)造屋二百間,派兵駐守。當時澎湖已有不少居民,並在那裡定居,而且已經從事糧食和經濟作物的種植。
元朝時期
到了元朝,到澎湖的漢人更多,他們已在此地建造茅屋,過著定居的生活,不僅到海上捕撈魚蝦,而且在島上種植胡麻、綠豆,放牧成群的山羊,形成男子耕漁牧,女子紡織的聚落社會。大陸漢人開拓澎湖之後,開始向台灣島發展。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海船副萬戶楊祥請求帶兵6000人前往瑠求(台灣)招降,如果不服就發兵攻擊,朝廷準許他的請求。元政府命
楊祥為宣慰使、吳志斗為禮部員外郎、阮鑒為兵部員外郎,往使瑠求,這是元朝當局經營瑠求的開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他們從汀路尾澳起航,船行不久,望見一個低而長的島嶼,楊祥以為已到瑠求,率眾船停靠島邊,命令劉閏帶領200餘人分乘11艘小船上岸。島上的人聽不懂他們的話,引起爭執,元軍被殺3人,不得不撤到船上,繼續航行,抵達澎湖。第二天,因吳志斗失蹤,只好返航,招諭瑠求的任務沒有完成。成宗元貞三年(1297年),元朝政府改福建省為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福建平章政事高興派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二人率軍再次去瑠求招諭。
這七八年是元朝積極經營台灣的時期,元世祖至元代末年(1290年)前後(國務院資料為後至元元年即1335年),為了便於對瑠求的活動,元朝當局在澎湖設立了巡檢司,管轄澎湖、台灣民政,仍舊隸屬於晉江縣。巡檢職位很低,只有九品,專管巡邏和查緝罪犯,在澎湖還可能兼辦鹽課。澎湖巡檢司的出現,說明了元朝政府已經在這個地區設定了行政管理機構。
明朝時期
明代承繼元代的地方行政體制,在明初時仍然在台灣省澎湖列島設定
澎湖巡檢司,但卻實行嚴厲的禁海政策。明朝建國以後,為了防止
方國珍、
張士誠逃亡海上殘餘勢力的捲土重來,也為防止倭寇的騷擾,在東南沿海實行遷界移民、堅壁清野的政策,在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一說洪武二十一年,即1388年)撤澎湖巡檢司,把澎湖居民遷移到福建漳州、泉州一帶,澎湖成為盜寇巢穴。但是,遷界政策不能完全阻止福建沿海人民繼續遷居澎湖的趨勢,內地農民,特別是同安、漳州的居民,為了逃避沉重的賦稅負擔,往往逃避到澎湖。洪武三十年(1397年)頒布了禁海律法和懲罰標準。遂此,有明一代都循“祖宗舊制”,將禁海作為基本國策,延續到清朝。
15世紀以後,倭寇不斷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設“游擊”“春秋汛守”;同時在基隆、淡水二港駐屯軍隊。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和四十年(1561年),當時倭寇屢次進犯福建至琉球地帶。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都督
俞大猷擊敗海賊與倭寇,留下輔助軍隊駐於澎湖,朝廷復設澎湖巡檢司。
萬曆初年,有以
林鳳為首的海上私人武裝集團在閩粵沿海活動。據《明實錄》卷30記載:“萬曆二年十月辛酉,福建海賊林鳳自澎湖往東番魍港,總兵
胡守仁、參將呼良朋追擊之,傳諭番人夾攻,賊船煨盡,鳳等逃散”。這是繼俞大猷之後明官軍第二次入台作戰。
明代中葉,萬曆二十年(1592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並傳出侵襲雞籠(今基隆)、淡水(今屬新北)的訊息,福建官紳就提出要在澎湖設防,福建巡撫
黃承玄也奏請加強澎湖防務,並隨時察視台灣。,於是,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增設了一支名為“澎湖游兵”的小型部隊,兵員八百五十名,兵船二十餘艘,設名色把總一員負責指揮。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沈有容、陳第率明軍水師在台灣殲滅了入侵的倭寇,這是明軍水師第三次入台作戰。以前兩次作戰對象都是國內的海上私人武裝集團,而這次入台剿滅的則是外國入侵者,具有特殊的意義。
儘管明朝軍隊尚未能在台灣島上長期固定駐防,但當時台灣已正式列入明朝軍事防衛的範圍內,成為中國海防的戰略要地。
釣魚島等台灣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古代先民在經營海洋和從事海上漁業的實踐中,最早發現釣魚島並予以命名。在中國古代文獻中,釣魚島又稱釣魚嶼、釣魚台、釣魚山。釣魚島海域是中國的傳統漁場,中國漁民世世代代在該海域從事漁業生產活動。釣魚島作為航海標誌,在歷史上被中國東南沿海民眾廣泛利用。目前所見最早記載釣魚島、
赤尾嶼等地名的史籍,是成書於明永樂元年(1403年)的《
順風相送》。這表明,早在十四、十五世紀中國就已經發現並命名了釣魚島。明朝時,為防禦東南沿海的
倭寇,中國政府將釣魚島列入防區。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朝駐防東南沿海的最高將領
胡宗憲主持、
鄭若曾編纂的《
籌海圖編》一書,明確將
釣魚島等島嶼編入“沿海山沙圖”,納入明朝的海防範圍內。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
徐必達等人繪製的《
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及明天啟元年(1621年)
茅元儀繪製的中國海防圖《武備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圖》,也將釣魚島等島嶼劃入中國海疆之內。
明朝時,大陸與台灣的人民往來不絕。根據《明史》記載,早在16世紀中葉,大陸民間具規模性的武裝與商業集團已到台灣屯居、貿易,為台灣帶來
文明的曙光。儘管明朝軍隊尚未在台灣島上長期固定駐防,但當時台灣已正式列入明朝軍事防衛的區域內,成為中國海防的戰略要地。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海洋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相比唐宋元時期的開放政策,明官方出於
海防安全的考慮,立國伊始便實施強硬的
海禁體制,全面禁絕民間海上貿易和海洋活動,這對以海洋為根本的福建來說,無疑是釜底抽薪。為了生存和發展,走私貿易與民間海上武裝力量活動在這一時期逐漸成為福建海上活動的主導。
永樂年間,鄭和率船隊曾在台灣停留,給當地居民帶去工藝品和農產品,至今民間傳說高雄鳳山的特產“三寶姜”,就是鄭和遺留下來的。宣德年間,鄭和船隊曾到台灣西定坊大井頭(今屬台南市中西區)汲水,還曾投藥於水給當地少數民族醫病。1591年(明萬曆十九年),福建先民渡海來台,為求平安,恭請家鄉的媽祖神像庇佑。先民由台灣
鹿港登入後,便在鹿港“船頭仔”建廟奉祀媽祖神像。後來施琅將軍攻台時從湄洲祖廟請來的媽祖神像,被視為“開台湄洲媽祖”,留在
鹿港天后宮。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明朝儒生
陳第隨浯嶼將軍
沈有容前往東番(今台灣)剿捕倭寇之後,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實地採訪記錄寫成《
東番記》,記錄了當時台灣的地形、港口、貿易與風俗,是台灣早期歷史特別是高山族文化習俗史的重要文獻之一。《東番記》特別提到明朝地方將吏曾有過在台灣設立府縣等行政機構的計畫。
明代中後期是中國東南海商最活躍的時期,隨著東西方兩大貿易體系及其文化的直接碰撞與交流,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商們,自然不會自動放棄控制東亞、東南亞區域的貿易權益。於是,台灣島再次成為中國連線海外乃至歐洲的貿易重地。在十七世紀,中國的東南沿海海商依託著地理上的優勢,成為這一廣闊海域的貿易主導者。
明朝中葉起,隨著私人海上貿易的發展,台澎地區又成為大陸海商的根據地,而且大陸漁民也經常到
台灣海峽捕魚,其中一部分人定居台澎地區,成為當地的居民。嘉靖、萬曆年間,活動在東南沿海的
陳老、
林道乾、
林鳳等著名海商集團都曾經以台澎地區為根據地,在台灣海峽從事私人海上貿易活動,而閩南人已經在台灣開闢了雞籠(今基隆)、淡水(今屬新北)這至少兩處較大規模的台灣市鎮。
對於台灣作為我國東南海防要地的戰略意義,明朝官員有深刻的體認。至少從明朝中葉起,明廷已將台灣視為大陸沿海漳泉一帶的重要門戶,也是東南海防的最前線,不容倭寇染指,並三次派兵深入台灣追剿海盜集團。福建巡撫
黃承玄在《題琉球咨報倭情疏》及《條陳海防事宜疏》等奏摺中也一再強調台澎地位重要,不容外人侵犯的立場。
明朝萬曆末年,明廷福建官方已有在台灣駐兵屯墾實行管理及設定郡縣的計畫。
1617年(明萬曆四十五年)八月之後至1618年(明萬曆四十六年)九月間,明朝水師軍官、
漳浦(今屬福建漳州)人趙秉鑒(又名趙若思)就已經在台灣築城“赤勘”(今屬台南)。當時,台灣南部已經成了眾多閩粵海上武裝集團屯聚基地。趙秉鑒以明朝軍官身份築城赤勘之舉表明,在1618年之前,福建軍方已經在台灣島設定了城堡,這代表著中國政府的管轄權已正式及於台灣島。
17世紀20年代的明朝末葉,大陸居民開始大規模移居台灣,給台灣
社會經濟和
文化的發展以極大推動。晉唐時期,中原漢人三次大規模南遷入閩,帶來了大量的中原文化;明清時期,大陸民眾去台灣開創基業,他們將祖地的生產技術、風俗禮儀傳播到台灣,加速了台灣的開發;後來台灣人稱大陸為“唐山”,稱大陸人為“唐人”,稱本姓在大陸的祖先為“唐山祖”。
顏思齊為明代晚期
閩南海商集團首領之一,出生於福建省
漳州府海澄縣青礁村(今屬廈門
海滄)。時值全球
大航海時代,福建官府和顏思齊率領鄭成功的父親
鄭芝龍等閩南海商和數千民眾到台灣島,在台灣魍港(另一說在笨港,今雲林北港及嘉義新港地區)設立十寨作為據點,築寨定居,開墾荒地。長期以來,顏思齊在兩岸尤其是民間享有崇高地位,有著“開台王”之稱。在台灣,許多
顏思齊開台的歷史遺蹟和紀念場所至今猶存。
1628年(明崇禎元年)前後,
閩南連年大旱,百姓無以為生,福建官府和
鄭芝龍組織災民數萬到台灣
墾荒定居,各地逐漸形成許多村落,這些村落後來發展成為諸羅外九莊(清政府治理台灣初期首先設定於
諸羅縣境內,已為移民開墾的北路村莊,位於今
嘉義縣)。台東縣卑南等地區也有漢族移民。台灣自此進入大規模開發時期。
在
天啟年間台灣被荷蘭人侵占以前,漢族移民已遍布台灣各地,從事漁業、農業和商業活動,成為台灣島的長住居民。
荷蘭、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
日本侵略台灣的企圖沒有取得成功,但它卻引起了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西方國家的關注,因為他們為了謀求與中國的通商,台灣已經成為建立據點的一個重要目標。與此同時,中國正處於明朝末年國勢衰敗的多事之秋,東北局勢緊張,內部統治岌岌可危。
16世紀西方殖民勢力紛紛由大西洋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擴張。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荷蘭船隊來到中國沿海,要求通商貿易,沒有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許。萬曆三十年(1602年)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以後,荷蘭殖民者率領船隊東來,曾經進攻澳門,遭到抵抗後轉到大泥(今泰國南部、馬來半島中部北大年一帶)。後由當地經商的福建商人建議轉而占領澎湖,作為與中國通商的據點。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8月荷蘭殖民者借春汛結束,澎湖島無守兵時入侵澎湖。這是荷蘭人第一次入侵澎湖。福建官員多次派人到澎湖警告,荷蘭殖民者不肯撤退,並開始和沿海商人進行貿易。11月都司沈有容帶兵到達澎湖,明確表示不準通商,並敦促荷蘭殖民者立即撤離,否則將派兵進剿。荷蘭殖民者不得不於12月15日退走,入侵澎湖近4個月。
但是荷蘭人並沒有放棄侵占台澎的野心,因為17世紀歐洲市場對生絲及瓷器等中國商品的需求,帶來了高額貿易利潤。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發出指示,必須用一切可能來增進對華貿易。他們迫切需要在中國沿海建立自己的貿易據點,選擇了澎湖和台灣。
天啟元年(1621年)11月,荷蘭人從捕獲的西班牙船上獲悉西班牙人占領台灣的計畫。於是荷蘭艦隊將主力移駐畢斯卡度雷斯(即澎湖群島),並派船到雷克貝克諾(即台灣)及鄰近地區探勘,搶先占領南部良港,建築城堡,並派兵鎮守。艦隊於1622年6月29日抵達澎湖島,7月11日進入馬公港。8月1日,入侵者在澎湖風櫃尾修建城堡。這是荷蘭人第二次入侵澎湖。占領澎湖後,荷蘭殖民者要求通商。福建巡撫商周祚斷然拒絕,並要他們撤出澎湖,否則不與貿易。
天啟三年(1623年)7月南居益繼任福建巡撫,他一方面下令沿海戒嚴,任何人不得與荷蘭貿易,另一方面積極準備用武力驅逐入侵者。當年冬天,福建官兵在廈門附近的鼓浪嶼、浯嶼打敗荷蘭兵船。天啟四年(1624年)2月8日,由守備王夢熊率領舟師,荷蘭侵略軍被迫退守風櫃城。荷蘭殖民者懾於明朝軍隊強大的威力,不得從澎湖撤走,福建當局允許他們到台灣貿易。
荷蘭人於8月26日開始拆城,將建築材料、大米、武器及其他財物運往台灣島。這次荷蘭侵占澎湖達兩年之久。福建官員為了收回澎湖,而對荷蘭人移往台灣通商則採取容忍的態度。當時明朝政府正面臨農民大起義和清兵進關的威脅,無力顧及台灣。於是,天啟四年(1624年),台灣被荷蘭人侵占。
明天啟四年(1624年)9月,荷蘭殖民者撤退到台灣後,立即在大員建築城堡,取名
奧倫治城,在北線尾島建立商館。後來根據阿姆斯特丹總公司的通知,將奧倫治城改稱
熱蘭遮城(中文史料稱為台灣城),並在北線尾島建立新的城堡,命名為熱堡。與此同時,荷蘭殖民者還以15匹布的代價向當地土著居民“換取”了大片土地。在赤嵌地區建立另一個城堡,取名為普羅文遮城(中文史料稱為
赤嵌城)。
荷蘭人占領台灣不久就同日本人、西班牙人發生衝突。荷蘭人為了壟斷對中國的貿易,對前來台灣貿易的日本商人徵收關稅,引起日本人的強烈不滿,他們拒絕向荷蘭人交稅。雙方爭執不已,不久,日本實行鎖國政策,只準荷蘭船和中國船到長崎貿易,日本商人不來台灣,從此荷蘭人獨占了大員的對外貿易。
西班牙殖民者早已準備攻占台灣。荷蘭侵占台灣,控制了與中國通商的重要通道。西班牙殖民者為了爭奪中國對日本的生絲貿易,維持馬尼拉與福建的海上航路,於是在天啟六年(1626年)沿台灣東海岸北上,繞過三貂角,進泊雞籠港。明崇禎元年(1628年),西班牙人又占領淡水,在上述兩處地區建築城堡,以為據點,向附近的北投、八里坌、新店溪擴張,甚至竄擾到宜蘭、蘇澳等地。
荷蘭殖民者為了對付西班牙人,曾多次派人到雞籠偵察。崇禎十五年(1642年)8月,荷蘭殖民者向台北進軍,21日到達雞籠,當時,西班牙只有100多人,經過5天的激戰,終因寡不敵眾,開城投降,結束了西班牙人在當地16年的統治。至此,荷蘭人的勢力擴展到台灣北部。
從崇禎八年(1635年)開始,荷蘭殖民者以武力先後向全島南部、中部、東部地區擴張擴張其勢力,對土著居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到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底,荷人基本上已經控制了台灣西部平原的村社,並將勢力擴張到東部部分地區,從而奠定了它在台灣的勢力範圍。但是當時台灣已經開發的地區還十分有限。
由於當時明朝政府正面臨農民大起義和東北後金政權強大的威脅的雙重困境,已無力用兵閩海,進行驅荷復台的行動,而讓荷蘭殖民者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延續了38年之久。為增加
米、
糖等
農作物產量,荷蘭殖民者招募
福建沿海和
澎湖居民遷往台灣
開墾。1659年,台灣的漢人人口達到2.5萬至3萬人。荷蘭殖民者實行強制統治,把
土地據為已有,並對台灣人民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嚴格的活動管制,強迫人民繳納各種苛捐雜稅,對漢族和高山族人民進行嚴密監視和控制,掠奪台灣的米、糖,將其收購的
中國生絲、糖和瓷器經台灣轉口運往各國,牟取高額
利潤。1650年左右,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每年淨收入約40億荷蘭盾(約4噸黃金)。
在荷蘭殖民者的殘酷剝削和壓榨下,台灣據點的獲利位列當時
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據點的第二名(僅次於日本),獲利主要配送給公司股東。荷蘭殖民者為了在精神上徹底奴役台灣人民,聘用了大量的荷蘭基督新教
歸正宗的神職人員到台灣傳教,以作為政治殖民統治的補充。
荷蘭的殖民統治激起了土著民族和漢族移民的反抗。自明崇禎七年(1634年)起,台灣人民發動過多次小規模的反抗。
大規模的反抗鬥爭發生在1652年。當時台灣人民反抗荷蘭殖民者的情緒日益發展,而鄭成功攻打台灣的訊息,使荷蘭人產生恐懼,而台灣人民卻受到鼓舞。起義的領導者
郭懷一長期居住在台灣,從事農墾,是一個農民領袖,被稱為“甲螺”。他目睹殖民者欺壓凌辱當地居民,早已決心起義反抗。郭懷一號召台灣人民起義,引起熱烈回響。但由於郭懷一指揮經驗不足,使得己方處於被動局面,最終起義失敗。這次起義參加者達四五千人,為時半個月。據統計,被殺男人4000多人,婦女5000多人,小孩還未統計在內。起義被鎮壓下去了,但它表明荷蘭的統治已經出現危機,從此,殖民統治開始走向衰落。
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年),民族英雄
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收復台灣。
明鄭時期
早在荷蘭人侵占台灣以前,以
顏思齊、
鄭芝龍為首的海盜商人集團已經入據台灣。荷蘭入侵初期,勢力只到達大員附近,那時鄭芝龍集團還占據北港一帶。鄭芝龍海上勢力正在不斷擴展,他擁有強大的船隊,縱橫東南海上,這對荷蘭殖民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於是,荷蘭人竭盡全力打擊、消滅鄭芝龍集團,但因鄭芝龍集團裝備強大而受挫。
由於農民軍的興起和後金軍隊進逼山海關,北京形勢岌岌可危,明朝政府無力應付,不得不對鄭芝龍實行招撫政策。鄭芝龍則企圖藉助明朝政府的力量,消滅競爭對手,以達到壟斷海上貿易的目的。因此,雙方達成默契,鄭芝龍歸降了明朝政府,明朝當局授予鄭芝龍海上游擊職銜。
鄭成功是鄭芝龍的兒子,原名鄭森,明天啟四年(1624年)出生於日本長崎平戶,崇禎三年(1630年)回到福建南安。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8月,鄭芝龍和
鄭鴻逵在福州擁立唐王
朱聿鍵,建立了隆武政權。鄭森謁見隆武,備受恩寵,賜國姓朱,改名成功,後來人們稱鄭成功為“國姓爺”。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9月,清軍入閩。鄭芝龍投降了清朝。鄭成功與父親分道揚鑣,走上抗清的道路,成為鄭氏集團的領袖。
南明永曆元年(1647年)1月,鄭成功在烈嶼(今小金門島)誓師起兵,永曆四年(1650年)奪取了廈門。從此,廈門以及金門成了他的主要基地。隨著鄭成功軍事力量的日益增強,逐漸成為東南沿海最主要的抗清勢力。鼎盛時期,鄭氏軍隊共有陸軍72鎮,水師20鎮,士兵近20萬人,並且擁有各種大小船隻5000多艘。與此同時,鄭成功在對日本、東南亞的貿易中,有相當的實力。這對荷蘭人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威脅。
荷蘭殖民者力圖削弱鄭氏的影響,一方面謀求與清朝通商,一方面對鄭氏船隻進行攻擊,並阻撓鄭氏商船前往馬六甲、巴林邦等地貿易。由於海上貿易是鄭成功軍費開支的主要來源,荷蘭的阻撓對鄭氏也構成威脅。荷鄭雙方在海上貿易方面,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競爭和矛盾,荷鄭之間潛在著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在鄭成功與清朝作戰的同時,鄭成功與台灣荷蘭人的矛盾也不斷加深。從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起,就不斷傳來鄭成功打算進攻台灣的訊息。
南明永曆十三年(1659年),鄭成功大舉北伐,舟師直搗長江,攻崇明,占瓜洲,奪鎮江,圍南京,沿江數十個府縣聞風歸附,清廷為之震動。但由於清軍及時增援,反擊成功,鄭軍在南京城下大敗,不得已退回廈門。這時又有大批大陸民眾逃往台灣,傳來鄭成功要攻打台灣的訊息。荷蘭始終把鄭成功當作他們最危險的敵人,他們為了爭取主動,曾經計畫進攻金門,企圖迫使鄭成功放棄所有的領地,以博得清廷的好感和爭得與中國貿易的特權。然而,這個計畫尚未付諸行動,鄭成功的復台大軍卻已從金門料羅灣揚帆進發了。
在南京戰敗以後,鄭成功著手進行收復台灣的準備。南明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初,他曾準備派遣
黃廷、
鄭泰等督率官兵前往平定台灣,由於清兵要來進犯才暫緩行動。當時在鄭軍中也有人認為台灣並不重要,渡海作戰也未必有把握。後來,鄭芝龍原來的部將何斌從台灣逃往廈門,向鄭成功獻上了一幅台灣水道地圖,說明有可能避開荷軍炮台,順利登入。鄭成功召集將領會議,做出決定進軍台灣。在打敗清軍對金、廈二島的進攻之後,立即派出周全斌、馬信等率領各鎮兵馬先後北上和南下取糧,並傳令大修船隻,做好出征準備。
南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4月21日,鄭成功以“大明招討大將軍”的名義下令進軍台灣。4月30日,鄭軍進入大員灣,在北線尾、禾寮港登入。5月1日上午,荷軍經過準備,從海上和陸地向鄭軍發動了進攻,結果遭到了慘重的失敗。鄭成功在致揆一的“諭降書”中嚴正指出:“然台灣者,早為中國人所經營,中國之土地也,……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5月4日,鄭軍收復荷蘭人在台灣的兩個城堡之一赤嵌城,隨後圍攻另一城堡台灣城達九個多月,期間打退了荷蘭殖民者從巴達維亞調集的援軍,並拒絕荷蘭人企圖用金錢利益收買鄭成功退兵的要求。
南明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1月25日,鄭成功發動了收復台灣的最後一戰,荷軍無力抵抗,最終表示願意談判。2月,雙方簽訂了《鄭荷締和條約》,中國人民收回了被荷蘭殖民者侵占的台灣。
鄭成功因這一歷史功績,被譽為民族英雄,亦在台灣被譽為“開台聖王”。這是反抗外來侵略的一次偉大勝利,也是西方殖民者的一次重大挫敗。從此,台灣回到了中國人的手中,為台灣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鄭成功收復台灣不只是為了一時的軍事上的需要,而且是要“開國立家”,建立“萬世不拔基業”。因此,進入台灣以後,鄭氏政權即著手將大陸的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移植到台灣。
在南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5月,第二批覆台大軍剛剛抵達台灣時,鄭成功就下令將已經收復的赤嵌地方改為東都明京,表示這裡還是屬於明朝的領土。根據明朝的政治制度,在台灣設立了一府二縣。府名承天府,以赤嵌城(即普羅文查城)為府治。縣名天興縣和萬年縣,以新港溪為二縣分界,以北為天興縣,以南為萬年縣。
鄭成功病逝後,鄭經繼承他的事業。南明永曆十八年、清康熙三年(1664年)改東都為東寧,升天興、萬年二縣為州,並設立了南路安撫司、北路安撫司和澎湖安撫司。同時還規劃了基層的行政組織,將東寧城區分為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又將島內漢人較為集中的地區分為二十四里。坊設簽首,里設總理,各管民事。鄭氏政權在台灣設立的各級行政機構,移植了大陸的政治制度。
鄭成功同時實行
屯田政策,令數萬軍眷隨軍赴
嘉南平原、
屏東平原等地大力墾荒,在台灣南部和西部形成一大批村鎮。今日台灣省南部的一些地名,例如“
新營”(屬台南)、“
下營”(屬台南)、“左營”(屬高雄),都是鄭成功當時分遣部隊
屯田拓墾時所遺留的。
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僅4個月即病逝,時年僅39歲。爾後其子
鄭經、孫
鄭克塽前後治理台灣22年,而鄭經對台灣的建設與經營多委政於他飽讀詩書的智囊軍師
陳永華。鄭氏家族獎勵製糖、製鹽,興辦工商業,發展貿易,引進中國大陸明制的宮室、廟宇和各種典章制度,改進高山族的農業生產方式。在
陳永華的建議下,1665年(明永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台灣第一座
孔子廟建於卓仔埔,即今日的
台南孔子廟,並於其旁設學校,稱為“
明倫堂”,推崇
儒家的人倫綱常的價值觀,人稱“全台首學”,意指台灣最早的學校,學院內設
國子監助教,並進一步引進中國大陸的
科舉制度。南明時期的文人
沈光文還成立了台灣最早的詩社“東吟社”。鄭氏家族令中國大陸先進的生產方式和中華文化全面而深入地傳入台灣,推動台灣經濟、文化迅速發展,讓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繫更加緊密、不可分割。
明鄭時代末期,不包括山地的少數民族,台灣人口已近趨20萬。
鄭成功將台灣做為
反清復明的根據地,清政府因而對台灣的鄭氏家族進行壓制,於1656年(清順治十三年)實施海禁政策對鄭氏家族實施經濟封鎖,所以當時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活動只能私下進行。為了獲取物資並促進對外貿易,
鄭經采
陳永華建議,派
江勝到廈門、杭州成立秘密商團組織,從事走私貿易,以台灣的蔗糖和鹿皮換取中國大陸的布帛和生活用品,並和日本、南洋等地以及
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購買軍需物資、紡織品的貿易往來。
清朝前期
鄭氏政權把主要力量移守台灣以後,鄭、清雙方則處於隔海對峙的狀態,雙方的關係,不斷地以戰爭與和談的形式交替出現。
清康熙元年五月(1662年6月),鄭成功病逝,其弟
鄭世襲圖謀自立。在廈門的鄭經聞訊後,也隨即發喪嗣位。鄭氏內部出現了叔侄爭權的內亂。清方企圖利用這個時機分化瓦解鄭氏政權,派出使者到廈門說服鄭氏降清,鄭經假意談判,實則拖延時間穩固內部局勢。
招撫不成,清方轉而採用戰爭的手段。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軍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的協助下,向鄭軍駐守的廈門發起攻擊,勝利後又攻下鄭氏在大陸沿海的主要島嶼。
清軍準備乘勝進攻台灣,但因天氣原因無功而返。於是,清方對鄭氏政權改用和平招撫的方針,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八年(1669年)兩次談判但都沒有取得成果。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中國大陸發生“三藩之亂”。鄭經乘機帶兵反攻大陸沿海,在兩年時間內,占據了福建的許多府縣,而且還攻占粵東潮州、惠州的不少地方。但在康熙十五年十月(1676年)以後,鄭軍卻先後丟失了邵武、汀州、興化、泉州、漳州、海澄等地,不得已退守廈門。不久,潮州、惠州也相繼失去。康熙十七年(1678年),鄭軍在劉國軒的指揮下,曾經先後攻占閩南許多縣份,可是不久,所占州縣相繼失去,不得已於康熙十九年二月(1680年3月)撤出廈門,退守台灣。在這幾年中,鄭軍投降清方的官兵多達10萬人。
在雙方軍事對抗期間,和談活動仍時有進行。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廷兩次派人到台灣談判。由於雙方堅持各自立場,互不妥協,談判也沒有結果。
但是,總的來說,自從鄭經再次退守台灣之後,海峽兩岸的形勢已明顯有利於清方,而在台灣內部,卻已經出現了各種危機。一是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分裂,主要官員內部爭權;二是廣大官兵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有的人與清軍暗中勾搭或投降;三是由於反常的氣候,如旱災、暴雨等,台灣出現了許多不安定的因素;四是台灣民眾不堪負荷產生不滿。
鄭經病逝以後,清廷認為平定台灣的時機已經到來,康熙皇帝指示前方將領,準備進取澎湖、台灣,剿撫並用,平定海疆。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原鄭氏部將
施琅率領水陸官兵2萬多人、戰船200多艘從銅山(今東山)放洋,向澎湖、台灣進發。七月二十七日(9月17日),
鄭克塽等向清方遞送了正式的降本,並繳納了代表鄭氏威權的延平王等冊印。八月十三日(10月3日),施琅親往台灣,接受了鄭氏的歸降。統治台灣22年的明鄭政權宣告終結。
清朝統一台灣既是出於歷史原因,也是源於現實需要,避免了台灣被進一步割據化,也換來了清代中國東南地區的安全穩定。同時,清前期國力強大、君臣團結以及台灣地區的內耗為統一台灣創造了條件和契機。清政府在統一台灣時,恩威並施、剿撫並用,善用人才,積極爭取台灣民心,使得以較小代價實現了對台灣的快速統一。此外,清政府還十分重視統一台灣之後的善後工作,實現了駐軍同台灣民眾的和諧相處,妥善安置了台灣鄭氏政權的投降勢力,促進了台灣地區生產、生活秩序的較快恢復,為此後台灣地區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然而,收復台灣後,許多大臣對台灣的戰略地位缺乏認識,又發生棄留之爭。有人主張放棄台灣,僅將島上百姓遷回大陸。施琅對西方殖民者覬覦台灣多年的情況有所了解,力陳台灣戰略地位之重要性:台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康熙贊同施琅的意見,認為“台灣棄取,所關甚大。棄而不守,尤為不可”,結束了台灣棄留之議。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設立設“分巡台廈兵備道”、“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台灣府下轄台灣、鳳山、諸羅三縣,這種一府三縣的格局是最初的行政設定。後來,隨著大陸人口的大量流入和台灣土地的大量開發,清政府逐漸增加了行政機構。
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貴起義以後,清廷決定設立巡台御史,這是清政府加強對台灣統治的一個重要措施,也曾經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初七日,皇帝認為巡台御史權力不如督撫、了解下情不如當地官員,作用不大,決定停派。後來改由閩省督撫、水陸提督每年輪值一人前往台灣,負責稽查整頓,但是這個規定並沒有切實執行。
清雍正元年(1723年),在原有諸羅縣內增設彰化縣和淡水廳。因為那時諸羅以北逐漸開發,民番雜處,而淡水已經成為重要口岸,有必要設官置守。
雍正五年(1727年),將分巡台廈道分為二道,興泉永道駐廈門,台灣道專統台灣與澎湖,並新設澎湖廳,由台灣府一名通判駐紮,定“台灣”為官方統一的名稱。
清乾隆二年(1737年),侍郎吳金提出台灣建省之議,清政府以建省易導致權力紛爭,台灣為彈丸之地,改省與體制不符、於事無益等理由,駁回了吳金的提議。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灣發生
林爽文事件,由於諸羅軍民堅守城池,使林等人不能染指。於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帝為嘉許諸羅縣民的忠義,取“嘉其忠義”的意思,改諸羅縣為嘉義縣。
嘉慶十七年(1812年),隨著噶瑪蘭的開發,增設噶瑪蘭廳。自此形成一府四縣三廳的局面。
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
牡丹社事件,使清政府的治台政策發生重大轉變。
清光緒元年(1875年),增設“台北府”及“淡水”“新竹”“宜蘭”3縣和“基隆廳”。同年,閩撫“冬春駐台,夏秋駐省”制確立,但因閩撫
丁日昌力陳該制之弊而取消,恢復了督、撫隔年輪赴巡台舊制。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法軍於光緒十年(1884年)先後占領了基隆和澎湖,對台灣海域進行軍事封鎖,隔絕了祖國大陸與台灣的往來,法軍控制基隆達九個月之久,從而以此作為勒索的抵押品。雖然最終實際結果是清王朝贏得了戰爭,但是清政府不得不對法國進行政治上的妥協。此事亦深深刺激了當時的清政府及朝中部分官員,他們對台灣也有更加清晰的認識,肯定台灣在海防戰略位置上的重要性。
光緒十一年(1885年)六月十八日,左宗棠上奏《台防緊要請移福建巡撫駐台震懾折》指出台灣建省的重要性。九月初五日,奉慈禧太后懿旨,清政府正式劃台灣為單一行省,行政區擴為3府1州(台北府、台灣府、台南府、台東直隸州),領11縣5廳。
對於台灣島的附屬島嶼,清政府沿襲了明朝的做法,繼續將
釣魚島等島嶼列入中國海防範圍內,而且明確將其置於台灣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轄之下。清代《台海使槎錄》《台灣府志》等官方文獻詳細記載了對釣魚島的管轄情況。清同治十年(1871年)刊印的
陳壽祺等編纂的《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將釣魚島列入海防衝要,隸屬台灣府噶瑪蘭廳(今台灣省宜蘭縣)管轄。同治十一年(1872年)台灣知府
周懋琦寫的“全台圖說”,用圖片去表達全台灣,內容清楚記載“山後大洋有嶼名
釣魚台,可泊巨舟十餘艘”。
福建和
廣東山多田少、人稠地狹,在清代時常遭受自然災害、戰爭動亂的摧殘和破壞,而台灣地廣人稀、土肥泉甘,如世外桃源,而因此赴台的福建、廣東移民絡繹不絕,往來於閩台兩地的商船“梯航日眾”、“販帆如織”,
海峽兩岸的交流迅速發展。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客家人開墾
屏東平原。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
陳賴章墾號(“墾號”是以土地開發開墾為主的團體)開墾大佳臘(今台北一帶),成為
台北盆地開墾活動的開始。
18世紀初,中國大陸人口壓力日增。為了在保證社會安定的前提下招徠移民對台灣進行開發、防範叛亂以及盜匪和亂民的流入,清政府在統治台灣的初期對大陸人移民至台灣進行了一定限制。康熙末年以後,不了解台灣實情的清朝官員認為台灣人口的劇增帶來了
糧食不足、容易生變等問題,於是清政府開始頒布渡台禁令,在不同時期制定相應政策限制台灣人口的增長,嚴防偷渡客渡台並對大陸移民進行嚴格限制,禁止單身遊民渡台和攜眷渡台。熟悉台灣情況的官員則了解台灣物產豐饒、適合耕作。
儘管清政府治理台灣前期對移居台灣在政策上時而嚴格時而寬鬆,然而大量大陸移民為
謀生仍然選擇偷渡台灣。無論清政府政策如何搖擺,都已無法阻止移民遷居台灣的熱潮,渡海入台者一浪高過一浪,台灣迎來了
移民遷入的高峰時期。
為了開墾和發展祖國的寶島台灣,這些來自福建和廣東的漢族移民渡過風急浪大的
台灣海峽,戰勝了千難萬險和水土不服,可謂是“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他們在台灣大多是以姓氏宗族聚族而居,或是以同府同縣同鄉聚居一處,建立“血緣聚落”和“同鄉聚落”,因而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家鄉祖地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當時台灣人民多為開墾的大陸青壯年,深受桃園三結義的影響,結拜風氣盛行,上下層社會地位平等開放。
漢族移民在開發台灣過程中,水利設施建設總是一個重要項目。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漢族移民在台灣南部、中部、北部各地興修大量
水利設施。這些水利設施擔負著灌米育糧的重責大任,極大地改善了台灣農業的生產條件,將台灣由滿地都是熱帶和亞熱帶植物的土地轉化成
熟田,發展為一年多熟的稻米生產地。19世紀以後,台灣生產的米糧供給範圍南至閩、粵兩省,北至天津、北京。清代台灣著名的水利設施有位於今彰化縣的
八堡圳、今台北市的
瑠公圳、今高雄市的曹公圳等。
隨著水利設施的興建,台灣可養育的人口越來越多,聚集人口也越來越多,逐漸形成許多
聚落。台灣的商業也逐漸發展,形成許多具有商業職能的市場。
台灣是清朝重要的戰略邊區。為了維護祖國
邊疆的安寧,並希望隨著台灣的發展來吸納福建、廣東的過多人口,清政府對台灣的治理投下大量成本與心力。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派員測繪台灣地圖,勘丈全境裡數。
康熙時期,中國東北、西北、西南邊疆是康熙皇帝長年征戰之地,而以台灣為中心的東南沿海也是其用心經營的地區。他常對臣下說:“今天下太平日久,曾經戰陣大臣已少,知海戰之法者益稀,日後台灣可虞。台灣一失,難以復得。”“朕思台灣、澎湖之地,關係甚大。”“即如台灣、南澳,人以為孤懸海外,無關緊要。自得其地,福建、廣東之賊,便無容身之地,所系匪輕。”正是在經營台灣的過程中,康熙皇帝逐漸萌發了海疆觀念。在其上諭中,已可見“海疆要地”之詞。顯然,在康熙皇帝心目中,台灣已經成為中國東南海疆的要地。
雍正把台灣視作海疆重地、“要緊地方”,並為進行有效的治理,制定和採取了一系列影響久遠的政策。
清政府基於戰略考量、稅收及開支的平衡等政治經濟因素,且經過朝廷激烈討論後,形成了對台灣的治理方針和政策。為了防止台灣成為反叛勢力的溫床,清政府派任台灣官員采輪調製,台灣建府初期即授權福建巡撫將福建省內地與台灣的官員互調。台灣民間有“無福不成衙”一說,講的是清代台灣各種衙門裡,幾乎都有
福州人充當教職人員或幕友。
在軍事上,台灣鎮總兵由福州將軍、閩浙總督與福建水師提督節制並派兵戍守。為了加強在台灣的戰備防守、長治久安,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起,清政府實行了三年一換的班兵制,從福建各地抽調將士輪番前往台灣駐防戍守。在光緒時期以前,駐台的軍隊都由福建、廣東軍隊派任,不直接在台募兵,防止官兵久駐台灣而形成割據之勢,清政府還規定官員及班兵皆不準攜眷來台以作為牽制。
閩安水師在
閩安協台衙門的指揮下,主要負責閩江流域、閩海及台灣澎湖的防務工作,戍守台灣的軍隊也大多調自閩安水師。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閩安協台衙門改設副將駐防,所轄左右兩營官兵進入正規應制,屬
綠營兵,設水陸十營,成為戍守台灣的主力軍。班兵制實行的兩百多年間,閩安水師參與戍台的將士達13萬人。這些來自閩安水師的將士父死子繼、子承父業,代代鎮守台灣,被稱為“世兵”,為保衛台灣、抵禦外敵、穩定台灣社會立下了汗馬功勞,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當年閩安水師戍守台灣的巡防路線是:高雄—花蓮—釣魚島—基隆—淡水—台中—高雄。這十分確切地證明台灣、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固有領土。三百年間,在和平年代裡,他們以馬革裹屍的壯烈情懷守護祖國寶島,開疆拓土、守土安民,在歷次台灣動盪不安的局勢中,他們用生命捍衛了國家安全,抵禦侵略、驅逐海盜,鞏固萬裏海疆、保護台灣同胞生命安全。
官職設定與職官任用屬於中央事權。清廷制定的職官制度的所有規定,在台灣一一遵辦、不曾稍違。因應某些具體情況,對台灣官制所做的調整,也一一出於清廷的決策。兩岸長期同屬於一個行政體系,政治制度相同,官方提倡的意識形態一致。
清政府在台灣設定了許多
縣丞,比例高於大陸其餘各地,並在台灣設定許多重兵,還派遣經驗豐富的官員制訂政策並試圖落實,以求儘量擴充台灣的
稅收潛力並減低治理台灣的成本。從清代初年一直到1895年,其間因區劃調整、台灣建省,增加不少官職和職官,卻也層級有別、各司其職,井然有序。清代職官(文官)制度使然也。清政府針對台灣特殊的民情設定了一些特別的官職,如負責處理台灣少數民族事務的“
理番同知”。雍正、乾隆時期,由於台灣民變不斷,為了監察台灣的吏治,清政府設定“
巡視台灣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定期來台視察了解民情並監督地方行政。
陳璸是清朝早期治理台灣政績最為突出的官員之一。他曾三次赴台主理政務,先後擔任台灣知縣、
台廈道、
福建巡撫等職,近二十年的仕途生涯大半紮根台灣。在任上,他兢兢業業,興利除弊,澄清吏治,注重教化,深受百姓愛戴,使台灣在經濟、海防、吏治、文教各方面都取得極大發展,尤其以操守廉潔馳名,享有“廉能為最”的美譽。《
重修台灣府志》稱讚他“廉明正直,茹水潔清”,推舉他為“海疆治行第一”,康熙皇帝也曾高度評價他是“國家祥瑞”“誠清廉中之卓絕者”“從古清官未見有如伊者”。
來自
福建、
廣東的漢族移民大量開墾
荒地,將精耕農業帶入台灣,改進了少數民族的農業生產方式,使台灣成為新興的
農業區域,並向中國大陸
福建沿海乃至
江浙、
華北各地出口大量
稻米和
蔗糖以及從
藍草提煉出來的染料
藍靛,而由
大陸輸入的紡織品、藥材及其他日用品、手工藝品和
建築材料等使台灣
經濟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台灣土地開發的進程加快,農產品商品化的程度很高,被譽為是“糖谷之利甲天下”的魚米之鄉,成為國家內部經濟循環當中的重要一環,俗諺用“台灣錢淹腳目”形容當時台灣的富足。
清代的台灣經濟社會的發展與
福建、
廣東來往十分密切,
中華文化伴隨著祖國大陸移民的開墾更加全面地傳入台灣。在清政府的治理下,台灣經濟繼續發展、民生繼續改善,即如乾隆、嘉慶時人所評價:“台灣雄峙東海,橫亘千餘里,土田膏腴,家多殷實。”可見彼時台灣已為清朝的富庶之區。到光緒朝日本侵占台灣之前,“台灣銀米尚不缺。且多富戶豪民”。
隨著明清以來大量漢族移民對台灣的大力開發,台灣發展成為交通便利、商業發達、經濟繁榮富庶的中國寶島,充滿著勃勃生機和發展機遇,對大陸沿海飽受人口壓力的人民來說無疑有著相當大的吸引力。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後,大陸人移民台灣進入高潮。至
嘉慶時期,台灣以
漢族為主體的移民社會趨於定型,逐漸完成了從移民社會向定居社會的轉型。移民以漳州人、泉州人最多,客家人僅約漳泉人士的四分之一。泉州人多聚居在台灣西部沿海及台北盆地。漳州人多分布於台灣西部內陸平原。客家人多分布在桃園、新竹、苗栗、高雄、屏東等丘陵台地。
1796年(清嘉慶元年),由福建省漳州漳浦縣渡台的
吳沙,集結和率領漳、泉、粵三地移民開墾宜蘭所在的
宜蘭平原,還幫助當地少數民族百姓治癒天花時疫,成為台灣開發史上聲名赫赫的“開蘭始祖”。
乾隆末年,時任
陝甘總督大學士的
福康安為平定台灣民變“
林爽文事件”而親身來台灣了解當地實情,對台灣有了客觀的認知。為了解決偷渡和禁止攜眷渡台引發的嚴重社會問題,
福康安向清政府提議準許移民攜眷赴台,他的提議很快得到應允。1798年(清嘉慶三年),攜眷渡台的政策終於伴隨著持續百年的渡台禁令的放鬆而得以實施,湧入台灣的移民大幅增加。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
少數民族,台灣居民已達190餘萬,相比於荷蘭殖民時代的約4.5萬至5.7萬人,在不到兩百年間劇增近40倍,而同一時期台灣高山族不過15萬人左右。
隨著台灣經濟的迅猛發展,台灣對中國大陸形成了
農產品輸出、
手工藝品輸入的區域分工。在區域分工的情況下,
航運貿易對台灣十分重要,港口聚落因此在台灣興起。在清代的台灣,這種以貿易為取向的港口都市常常聚集著許多貿易商人。為了方便經商並避免同業競爭,這些台灣的貿易商人往往組成類似現代商業同業行會的組織,稱為“郊”,又稱“行郊”、“郊行”。這種商業組織使得其所經營的商品更深入農村社會,而外銷的增加又促使米、糖等農產品產量的增加。1723年(清雍正元年)至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間,
台灣府城(今台南中西、安平)成立了商業公會組織“府城三郊”。在經濟上,這三家郊行既合作也競爭,以
安平港為主要交易港口、台江(今台南海岸邊)為主要腹地,來往於大陸和台灣之間,不但連袂帶動了台灣府城的商業發展,也讓
台灣府城維持了長久的台灣首府和文化商業重鎮地位,在17世紀至19世紀之間為台灣第一大城市。道光和鹹豐年間,台灣郊行的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清代前期,清政府允許
廈門與台南
鹿耳門單口對渡,往來台灣海峽的商船將台灣的米、糖等運銷大陸,回程載去大陸土特產等物資。隨著兩岸貿易發展,單口對渡逐漸無法滿足需要。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清政府指令泉州
蚶江與台灣
鹿港(今屬彰化縣)對渡貿易,
蚶江成為大陸對台灣通商、通航的中心港口。蚶江和鹿港的對渡,海上貿易的繁榮,也促成了台灣鹿港小鎮的繁榮。史料記載,當時往來兩地的商船有300餘艘,鹿港的郊商最盛時有泉郊200餘家。
鹿港迅速上升成為台灣中部貿易的集散地,營運範圍北至上海,南至南洋。鹿港與蚶江正式設口對渡後,
泉州一帶居民大量移墾,將“泉州文化”全盤移稼來台,造就了台灣開發過程中的“鹿港文化期”。鹿港在乾隆年間曾有一條長達1千米的“不見天街”,名為五福大街,由順興街、福興街、和興街、泰興街和長興街組成。街道上方搭蓋屋頂,不受日曬雨淋,這條街是模仿了
廈門、
泉州的街道形式。閩南一帶從外牆到屋內的紅地磚,在鹿港老街也可見到。1840年鴉片戰爭後,鹿港因河道淤積而沒落,郊行也紛紛凋零。
有清一代,台灣貿易興盛,“郊”厥功甚偉。“郊”不僅是清代台灣對外貿易的中樞,而且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郊”本為商業團體,重在管理貿易,解決商業糾紛及其他經濟事務。但清代地方政府實際上難以直接控制基層社會,再加上台灣是移民社會,士紳力量相對薄弱,“郊”財力雄厚、組織力強,自然而然地走上前台,在社會活動中也扮演起重要角色。除了貿易活動之外,台灣的郊行還熱心參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當祖國大陸有災禍和兵險時,台灣的郊行會在清政府設定的“協募公所”為大陸地區捐助金錢和兵馬,受到清政府和大陸同胞的表彰、嘉獎和感謝。甲午戰後,日本侵占台灣,郊商多返回大陸,“郊”迅即衰落,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為了便於進行輸出農產品和輸入所需要的手工業品的經濟交流,台灣的一些商業口岸發達起來。最先發展起來的是台南
鹿耳門,早在荷據和明鄭時期就成為台灣的運輸中心和商業中心。康熙統一台灣後,兩岸貿易合法化,因而發展很快,其中官糧、官鹽等運輸大大促進了運輸業和商業中心的發展。隨之發展起來的有
笨港(今北港,屬雲林)、
旗後(屬高雄)、
八里坌(屬新北)、
艋舺(屬台北)等地,成為台灣西部的重要口岸。八里坌地處於淡水河的出海口,與東邊的艋舺,成為北部地區與大陸往來的重要港口。當時的鹿港,“煙火數千家,帆檣麇集,牙儈居奇,竟成通津矣”。
艋舺則“居民鋪戶約四、五千家,外即八里坌口,商船聚集,闤闠最盛,淡水倉在焉。同知歲中半居此,蓋民富而事繁也”。
乾隆、嘉慶年間至清朝末年,伴隨著航運貿易的快速發展,台灣最主要的貿易港口為
台灣府城(今台南中西、
安平)、
鹿港(今彰化
鹿港)與
艋舺(今台北
萬華)三地,幾乎掌控全島貨物的出入,俗稱“
一府二鹿三艋舺”,台灣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北移。
清代的台灣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保留了許多傳統封建社會的特色。台灣的大業戶、地主、豪門等封建勢力結合力量領導著台灣的發展,成為台灣地方社會極為重要的控制力量。清代的台灣各族群因土地和水源分配等因素矛盾頻生,各族群內部因而經常發生分類
械鬥,進而影響日後台灣族群的分布。而由於吏治不嚴和治安不良等因素,清代的台灣
民變迭起,動亂頻仍,最大規模的三次民變是
朱一貴事件(1721年至1722年)、
林爽文事件(1786年至1788年)和
戴潮春事件(1862年至1865年)。
清統一台灣之後,推行大陸的儒學教育便成為政府要務之一,由主管台灣政務的台廈道兼理學政;在設定府學、縣學同時,還倡導私學,使社學、義學、私塾和更高層次的書院如雨後春筍;在科舉考試中,也給予額準優惠。凡此種種,都使儒教之風,廣入民間。有清一代,台灣雖無著名儒者出現,但
儒家思想為社會所普遍尊崇,成為規約台灣社會的主導思想,則與大陸無異。清政府在台灣設立了六十多所
書院,作為教育台灣人民傳統的
儒家文化和培訓台灣學子應考
科舉的場所。經由科舉考試獲得功名的台灣
士紳,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成為舉足輕重的地方領袖。台灣的
科舉考試完全按照福建省的規定執行,福州是清代閩、台兩地科舉教育的中心。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清政府開始在台灣實施
科舉考試,台灣
士子可前往
福建省省會
福州參加鄉試。考前、考後,台灣考生一般在福建省內地居留幾個月訪學、會友,形成了海峽兩岸定期的文化交流。清政府為鼓勵台灣士子參加
科舉考試,派官船接送並建造試館,到光緒年間每屆參加鄉試的台籍生員達千人左右。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之後,台灣士子依然要到福州參加鄉試。“
科舉制度”在台灣推行兩百餘年,有據可考的台灣進士就有33人,他們的名字至今銘刻在
北京孔廟的進士題名碑上。
科舉制度在台灣的傳入促進了
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傳播和普及,亦使台灣人才輩出、社會日趨進步。
台南市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亦是台灣產生進士最多的地區。
台灣首座書院是清朝靖海侯
施琅於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創立的
西定坊書院,而後因為康熙皇帝鼓勵設立書院,故陸續成立了東安坊、彌陀室等書院,但這些書院被認為是
義學過渡到正式書院的雛型。直到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台灣府(今台南)知府
衛台揆設立
崇文書院,台灣才有正式的書院,著重
考課、科舉。而後,
屏山書院、
海東書院、中社書院等官立書院也陸續成立。1728年(清雍正六年)時,中央政府決定對閩、粵兩省鄉音採行糾正,而在台灣設立了四所
正音書院。自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起,經乾隆、嘉慶,至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為止的百年間,清政府陸續在台灣各府縣興建孔廟(即官學、儒學),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科考體系。為了讓儒學與地方書院平衡發展,清政府開始提倡民間設立書院,於是書院在台灣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到清末時,台灣共出現有62所書院。乾隆以前,台灣書院都設定於
台灣府(今台南);乾隆以後,才擴及各縣廳。
台灣最初為農墾社會,民眾以謀生的經濟需求為先,並不熱衷科舉。隨著
地主、
富賈階層在台灣出現,受傳統
儒家思想的影響,台灣民眾逐漸開始送子弟進入
書院就讀,以培養成為科舉
士子從而求取功名。這些受過教育的
士人,在地方上以文會友,倡導詩文,為台灣社會帶來
文化氣息。台灣作為農墾社會的色彩開始淡化,
文治社會開始形成,博得“海東鄒魯”的美譽。同治、光緒年間,台灣作家的詩作水準已與中國大陸不分高下,風格有強烈的鄉土色彩,文名遠播。
清政府對台灣少數民族進行文化教育,在番社設定“社學”,設“教冊番”(高山族教師),教導高山族兒童儒家啟蒙的書籍,提升了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清廷仿照湖北、廣東、雲南、貴州等省份邊隅州縣設學,“延師教訓苗、蠻、猺、黎子弟之制,就歸化番社,設立社學,擇熟番子弟之秀穎者入學讀書”。番童“誦讀詩書,習課藝,應有司歲科試”,“自縣、府及道試,止令錄《聖諭廣訓》二條,擇其嫻儀則、字畫端楷者,充樂舞生”,“道試止取一名,給與頂帶(戴),與五學新進童生一體簪掛”。
19世紀中葉以前,台灣省的文學藝術主要流行於社會頂層的官宦及士紳階層。一直19世紀中葉以後,由於商品經濟日益發達,社會較為富裕,文學藝術才擴展至一般社會階層。
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後,台灣的文教事業有較大發展。台灣巡撫
劉銘傳在“撫番”的同時,還在
台北府(今台北、新北、基隆、桃園、宜蘭、新竹)設立番學,招納當地少數民族子弟20人,聘請3名教員講授漢文、算學、官話、台灣話和禮儀等內容。劉銘傳在
大稻埕(今屬台北市大同區)設電報學堂,培養電報人才。他還在新設州縣添設學堂,增加學生150名,並擬請把基隆廳(今基隆和新北汐止)、台灣(今台中和南投)和彰化三地學堂均改為大學;新竹、宜蘭、雲林等縣學堂改為中學;苗栗縣學堂改為國小。在
劉銘傳的領導下,台灣地方官員也多能關注文教建設。
清朝後期
19世紀中葉,西方
列強侵略矛頭直指
中國,
中國邊疆危機四伏,而台灣
戰略地位顯要、商業繁榮、物產豐饒,為東亞海路南北往來的樞紐,成為英、美、日、法等
列強武力侵犯的重點,其中又以日本最具野心。台灣成為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最前線,直接承擔著
中華民族的憂患。清政府於同治年間起大力推進台灣的現代化建設,成為中國清末洋務運動的重點區域之一。
1858年(清鹹豐八年)和1860年(清鹹豐十年),西方列強先後逼迫中國簽訂喪權辱國的《
天津條約》和《
北京條約》,要求
中國開放台灣等地的通商口岸,1862年滬尾港(今
淡水港)正式設海關通商,其後雞籠港(今
基隆港,為淡水附屬港)、
打狗港(今
高雄港)相繼開放,1864年12月底
安平港(今屬台南)開放,1865年1月1日於安平附設海關正式開始作業,為打狗附屬海關,合稱“台灣四口”,名義上以滬尾(今淡水)關為總關,總理全台通關事務。
英國為了拓展對台灣貿易的經濟利益,還在打狗(今
高雄)設定
打狗英國領事館,主要作用為保僑、商務、行使領事裁判權及地方交涉等。
開港後,台灣
洋行林立,出售
茶、
糖、
樟腦賺取大量
外匯,進口以
鴉片為大宗,刺激台灣
經濟、
社會快速變遷。外貿帶來的大量外匯,為清末台灣洋務運動所需經費的主要來源。
與此同時,台灣開港還導致
客家人在台灣地位上升、行郊沒落而豪紳與買辦崛起、水土環境被破壞等社會和環境影響。西方文化也伴隨著台灣開港再次傳入台灣,許多傳教士來台灣傳教。在西方各教派中,以基督新教的
長老教會影響最大。開港後的台灣與世界的聯繫更加密切,台灣當年開放的各口岸迄今仍保留著領事館、洋行等古蹟。
19世紀初,樟腦作為一種名貴的台灣特產,已經成為台灣一項重要的產業。台灣正式開港後,英國、美國、德國等國商人在台灣開設洋行。其中,英國商人開設的怡和、德記洋行資金雄厚,經營手法花樣翻新,台灣的樟腦輸出逐漸為這兩家洋行所控制。英國商人的壟斷行徑,引起台灣民眾的不滿。1863年(清同治二年),為了制止英國對華進行經濟掠奪,清政府第一次實施
樟腦專賣,其專賣權由民間包辦,每年向政府繳納一定銀兩。1868年(清同治七年),因為英商怡記洋行的走私商人因私運價值約1000銀元的樟腦在彰化縣五叉港(今梧棲港,屬台中)被清政府沒收,英軍登入安平(今屬台南)。在英國炮艇威脅之下,清政府只好以6000銀元賠償,並簽訂喪權辱國的《樟腦條約》,條約完全答應英方提出的無理要求,廢止樟腦官辦,準許洋商往內地買辦樟腦,台灣的樟腦進出口徹底落入
英國手中,英國殖民者更將魔爪伸向了台灣的茶葉和砂糖資源,變本加厲地盤剝台灣人民。
貿易的發展令台灣農業的商品生產乃至整個台灣社會的商品經濟發達,據估計自1865年到馬關割台時的1895年這30年間,台灣因為淨輸出累積的財富已達到1400萬海關兩,30年間出口總值也增加了七倍。自1870年代起,台灣每年對外貿易都出現大量
貿易順差,是當時中國唯一貿易順差的地區。當時中國大陸每年平均對外貿易只增長3.4%,台灣則以平均每年6.5%的增長率遙遙領先。
台灣特產的
樟腦是合成塑膠的原料,在19世紀後期國際需求量大增,使台灣產量曾達到世界第一。《台北市路街史》這樣形容清末台北大稻埕茶葉生產的熱絡盛況:“每年3月初至10月為春、夏及秋茶上市之制茶旺季,通街充滿茶香和花香,使得大稻埕成為最香的城市,揀茶婦女往來絡繹於途”。開港之後,台灣對外開放市場,茶、糖、樟腦的出口極為旺盛,促使台灣山區和南部的進一步開發。而茶、糖、樟腦的生產,從種植、採收、加工,以致於出口,在在均需大批的從業人口,因而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而其相關行業,諸如茶、糖、樟腦由產地運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車夫與制船的人;為保障樟腦業與茶業的隘勇;包種茶製造所需用花的種植者等;特別是因出口旺盛,所帶來的進口貿易大批從業人口等,不但扶養了台灣本身自然增加的人口,也扶養了陸續湧入的大陸移民,對台灣人口壓力及失業壓力的緩和貢獻很大。
由於
茶、
樟腦等重要的出口商品多產於台灣北部,由北部的港口輸出,使得北部的經濟發展遠快於南部,至1881年(清光緒七年),北部的貿易額已經超越南部,到1890年代,北部的貿易額已經達到南部的兩倍。隨著經濟重心由南部轉至北部,晚清台灣近代化建設乃多集中於北部,劉銘傳將建省後巡撫衙門亦設於
台北,台灣的政治中心亦隨之北移。主張定
台北為省會的
劉銘傳曾與駐在
台南的建省前台灣最高行政長官
劉璈起了衝突,即所謂的“二劉之爭”,二劉之爭事實上各自代表了清廷湘系、淮系的衝突,也是台灣發展的南北之爭。最後劉璈去職,台灣政治中心的北移也更為確立。如今台灣省省會在
台北、發展的重心在北部,這都是自清末台灣開港以來逐漸發展的結果。
台灣開港造成了許多新聚落的興起,最著名的便是
大稻埕(今屬台北)。1853年,原居於艋舺一帶的泉州同安(今屬福建廈門)人,集體往北遷移到大稻埕建立新聚落,當時的大稻埕還是人煙稀少的小村落。不到十年,台灣開港,淡水河沿岸的洋行多設在新興的大稻埕聚落,又由於茶業的興盛,使得大稻埕成為茶葉加工、集散、出口的重鎮,經濟發達使大稻埕在短短几年間迅速發展,到民國初年,已經超越艋舺(今屬台北)成為北台灣第一大城。二戰後,大稻埕因淡水河淤淺逐漸失去河港功能而逐漸沒落。之後台北市區向東發展、人口大量外移,大稻埕成為台北市外圍的老舊市區。
清代後期開始,昔日波光粼粼的台江海岸,因發生大風雨,大量河沙注入
台江內海,千里汪洋盡成海埔新生地。台灣地勢改變海沉陸浮,台南港口消失了。
台南的海外貿易港口只剩打狗(今
高雄港)一個。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台灣成為遭受侵略和抵抗侵略的重要地區之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然而,這不僅沒有滿足列強侵略中國的貪慾,反而進一步激起它們覬覦中國的野心。於是,台灣也成為它們窺伺的一個重要目標。
美國也對台灣表現出強烈的興趣,當時美國已經企圖在亞洲建立殖民帝國,台灣成為他們侵略中國大陸、實現上述目標的理想基地。清鹹豐四年(1854年),美國東方艦隊司令帕利率領軍艦以尋找失蹤者為名,侵入台灣水域進行調查,重點是煤。後來帕利在報告中建議把台灣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並且在台灣建立美國移民區。1867年3月的“
羅佛號事件”,導致美國的入侵。後經過談判,終於就土著人善待西方國家難民、外國船員不得進入村莊等項達成了協定。
日本對台灣的野心由來已久,早就看到了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早在16至17世紀,日本就曾數次出兵窺伺台灣。19世紀後半葉,日本經過“
明治維新”走上
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擺脫了西方列強的壓迫,進而成為亞洲唯一可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國家。明治維新一開始,
日本在對外政策上確立了“開疆拓土”的侵略總方針,制定了立足於用戰爭手段侵略和吞併中國、朝鮮等周邊國家的所謂“
大陸政策”,
琉球和中國的台灣島便成為其
對外擴張的首選目標。正醞釀吞併琉球,進犯台灣。“牡丹社事件”就是日本侵略台灣的一個步驟。1874年2月,日本政府通過的《台灣番地處分要略》,就公然提出“台灣土番部落為清國政府政權不及之地”,是“無主之地”,以此作為侵略台灣的主要根據。4月,組成“台灣生番探險隊”,即征台軍,先後動員兵員3600多人。7月中,日軍已完成對各社的征討、誘降,集結於從楓港、雙溪口到溪口港沿海地區,並以龜山為中心,建立都督府,進行屯田、植林,企圖長期占據。最終雙方簽訂《
北京專約》而結束。
1884年,法軍以全力進犯台灣,首要目標就是基隆、滬尾兩地。10月2日,法國占領基隆,但在進攻滬尾時受挫。法國只能以軍艦封鎖台灣,想迫使清政府讓它占據基隆及淡水的海關及礦區若千年。法軍占領基隆以後,不斷地對中國軍隊發起攻擊。陸上鬥爭集中在基隆一帶,從11月以來雙方衝突時續時停。1885年1月以後,戰鬥加劇。3月初,法軍增兵大批到達,侵占月眉山、大水窟等地,清軍退守基隆河以南,河北要區都被法軍占據。兩軍隔河對峙,直至戰爭結束。3月29日,法軍發動澎湖戰役,占領了澎湖島。這對台灣島構成巨大的威脅。與此同時,法軍在越南北部則遭到慘敗,中國因鎮南關一諒山大捷,而在陸地戰場上占有了極其有利的地位。在巴黎,中法秘密議和談判也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清政府決定“乘勝即收”,4月4日與法國簽訂停戰協定。清政府之所以急於結束中法戰爭,和保全台灣也有直接關係。中法停戰協定規定,停戰以後,法國應當撤除對台灣的封鎖。6月21日,法軍從基隆撤走。7月22日,法軍撤出澎湖。台灣危機這時才得到解除。
從英、美、日輪番入侵台灣的戰事中,清政府逐漸看出了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許多官員目睹時艱,也漸漸認識到了台灣的重要性。
清鹹豐八年(1858年)列強強迫清政府簽訂的《
天津條約》和鹹豐十年(1860年)簽訂的《
北京條約》,規定將台灣(安平)、淡水和牛莊(營口)、登州(煙臺)、潮州(汕頭)等開闢為通商口岸。它對台灣近代歷史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更進一步地侵入了台灣。
《天津條約》規定把台灣和淡水列為新增闢的通商口岸。1859年,美國公使
華若翰曾經要求潮州、台灣先行開市貿易。淡水口海關於清同治元年(1862年)7月18日正式開關徵稅。本來根據《天津條約》規定,台灣所開放的口岸只有台灣(安平)和淡水二口。可是閩海關稅務司美里登以多收洋藥稅款為由,請求總理衙門,以雞籠口作為淡水子口,打狗港作為台灣府子口,得到準許。1863年10月1日,雞籠口開港。南部原定以打狗港為子口,安平港為正口,但實際上卻以打狗港為正口,於1864年5月6日開設,1865年1月1日安平分關開設。至此,台灣南北四個口岸全部開放。
清政府在日軍侵略台灣後的1874年5月27日,迅速派遣欽差大臣
沈葆楨來台,處理台灣善後事宜並對台灣的
防務進行周密籌劃。
沈葆楨守住台灣後,立即著手進一步的開發。沈葆楨對台灣的
行政區劃進行調整,使北部在行政組織上的比重大為增強以配合其在台灣開港以後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台北的政治地位,促進了台灣北部地區的近代化,並解決了中南部組織與移墾開發速度脫節的問題。至此,台灣地區所設郡縣已能統轄台灣全境。
沈葆楨正式廢除了清政府對台灣的各種禁令,鼓勵大陸居民開發台灣。為了強化台灣的防衛力量,他奏準購置
鐵甲船、
水雷、
洋炮及軍火機械,在安平(
億載金城,位於今台南)、旗後(
威震天南,位於今高雄旗津)等地修建炮台,邁出了台灣軍事近代化的步伐。為了加強
民族融合從而維護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沈葆楨下令開闢橫貫台灣東西部的
八通關古道等道路,提升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生產水平。他還請求仿
江蘇巡撫分駐
蘇州之例,移
福建巡撫駐台,專門負責台務,最終確立了福建巡撫“冬春駐台,夏秋駐省”的制度,為後來台灣建省奠定了基礎。
其繼任者福建巡撫
丁日昌於1876年來台灣繼續推行革新,任內在廈門、汕頭、香港等地設定招墾局,鼓勵閩粵居民來台開墾台灣島東部山地,並開辦礦業,以機器開採雞籠(今基隆)煤礦,在台灣架設中國歷史上第一條自建電報線。
台北城是清朝最後一個規劃建造的城池。清末,隨著北台灣茶葉生產和貿易興起,福建先民在
大稻埕和
艋舺落腳,形成聚落以至商業街市,在一片荒澤之上構築起了台北成為“城”的根基。
中法戰爭之後,
台北正式取代了
台南的政治地位,成為台灣的政治中心。
清政府在
大稻埕和
艋舺之間興建台北城。1879年,台北正式開府,首任知府
陳星聚與1881年上任的福建巡撫
岑毓英積極籌款興建
台北府城。1882年,台北城委由台灣兵備道
劉璈正式開工興建。清光緒10年(1884年)完工的
台北府城北門,又稱“承恩門”,它不僅是台北市少數的清代建築之一,閩南式
碉堡城門目前也是世界罕見。清代派駐台灣的地方官員都由此門進入台北城。歷史上,這裡也是老城區通往
台北盆地商貿中心“大稻埕”的主要交通孔道。一般商旅在
大稻埕上岸,由北門入城。由石板路引導入城後即為撫台街,城隍廟,布政使司衙門……一座典型的近代中國南方城市映入眼帘。台北市自清末以來一直為台灣省的最高行政首府。如今的
台北市商業蓬勃、文風鼎盛、交通便捷,是台灣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國際著名的“亞太之都”。
1895年,日本強占台灣,進入台北後為剷除根植台灣人心中的
中國文化意識,開始拆毀城內所有與“中國概念”相聯的建築。在日本人有計畫的拆除行動中,台北城失去了原貌。
1883年(清光緒九年),
法國完成了擴大侵略的準備,向駐紮
越南的中國軍隊發動大規模進攻,挑起了
中法戰爭,戰火擴大到中國東南沿海,侵略目標首指台灣,使得前直隸陸路提督
劉銘傳被清政府重新啟用。劉銘傳被授予
福建巡撫頭銜,使其負責台灣的行政與軍務。
劉銘傳率部抗擊
法軍,在台灣多次擊敗法軍登台的計畫,在
滬尾大捷中最終使法軍放棄登台,成功
保衛台灣。在此背景下,
左宗棠提議設立台灣省。
中法戰爭後,
清政府為了加強海防,於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將台灣從福建省析出升格設立台灣省,成為當時中國第20個行省,福建政務由
閩浙總督兼管,將
福建巡撫改為
台灣巡撫,由
劉銘傳出任首任台灣巡撫。從下詔建省到閩台實現分治,台灣建省的醞釀籌划過程歷時近3年,這既與分治需要解決諸多問題有關,也與劉銘傳的暫緩建省主張有關。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台灣建省行政工作完成,下設三府十一縣三廳一
直隸州,
省會設於
彰化縣橋孜圖(今
台中),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
省會移至
台北府(今台北、新北、基隆、桃園、宜蘭、新竹)。台灣建省之初,清廷有旨:“台灣雖設行省,必須與福建聯成一氣,如‘甘肅新疆′之制,庶可內外相維”。同先一年建省的“甘肅
新疆省”同甘肅省“內外相維”一樣,全稱是“福建台灣省”的台灣省也同福建省“聯成一氣”,保持著若干行政、財政上的關聯。台灣建省時的經濟規模比較小,財政方面尚無法獨立,因此福建及中央的協餉對解決台灣建省初期的財政困難起了很大作用。台灣與福建的“內外相維”體現了中央加強對地方行政權力控制的傳統,這雖有利於加強邊疆與內地政治聯繫,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台灣的發展。
劉銘傳創設直屬台灣省的三十幾個機構,又把原來的機構加以改組。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徵收稅租的稅厘總局、負責樟腦專賣的腦務總局、徵收茶稅的茶厘總局、負責食鹽生產與徵稅的鹽務總局、推行煤炭採掘的煤務局、促進海上運輸與管理的輪船局、推行開拓與開墾的撫墾局、負責公眾衛生與疾病治療的官醫局等。幾乎所有這些機構,雖然名稱有所改變,都被日據時代的殖民當局繼承下來。
在劉銘傳任內,台灣的
財政收入有了很大增長,從每年的90萬兩增長到300萬兩。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福建和中央對台的協餉被取消,建省五年後的台灣迅速地從一個靠中央和鄰省財政補貼的省份,成為一個基本自給自足的省份。
台灣建省這一舉措,強化了清政府對台灣的主權,鞏固了對台的治權,為有效管理台灣打下堅實基礎。台灣能夠自成一省,是清政府對台政策的重大轉變,也是加強台灣
防務建設重要內容之一。自清廷在台灣建省後,台灣一直為中國行政建制中的一省。
劉銘傳把防務列為台灣三大亟須籌辦事宜之一。他一再強調“防務為治台要領”、“惟辦防一事,尤為台灣最重最急之需”。劉銘傳在台灣積極推行
洋務運動,清理
田賦,增加
財政收入,購買
輪船,架設電報線,設立
郵電總局,建造
鐵路;購買
軍艦,增設
炮台,設立機器局自造
武器;成立煤務局,安裝新式
採煤機器;設立興市
公司,建街造路;創立西學堂、
電報學堂,培養建設人才,努力在較短時間內建成獨立作戰體系,增強台灣邊防力量。
長期以來,台灣雖物產豐富,但由於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嚴重製約了
商品貿易的發展。當時,全世界列強爭相鋪設
鐵路,劉銘傳認為鐵路是一切新政的起點。1887年7月,台灣鐵路總局創辦,開始建造中國歷史上第一條官辦客運鐵路,從基隆過台北到新竹。現在
基隆市崇德路上的
獅球嶺隧道,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座鐵路隧道,也被稱為
劉銘傳隧道。
為了解決台灣本島與外島和大陸的通信問題,
劉銘傳興建了兩條
海底電纜並於1887年10月完工,一條連線台灣滬尾(今新北淡水)和福州川石(今屬福建連江),另一條連線台南安平和澎湖馬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條和第二條
海底電纜。
1888年,台北市設立台灣郵政總局,全省各地建立43個分局,全部仿效西方先進的
郵政通訊辦法傳遞公文和信件。劉銘傳積極改善台北市的生活環境,重新規劃街道,從國外引進第一架蒸汽碾路機,將原本塵土飛揚的台北街道碾平後,鋪上石塊、石板。有了平坦的道路後,便從
上海引進
人力車及馬車。
台北市實現了中國城市中較早使用
自來水和
電氣路燈,擁有了“外開航運”的碼頭,建成了壯觀的鐵路大橋,成為當時中國最繁榮和現代化的城市之一。台灣全省的電報系統是中國第一個地區性的電力通訊網。劉銘傳還開辦了台灣與上海、香港、新加坡、越南西貢(今胡志明市)、菲律賓間的輪船航運。
在軍事方面,劉銘傳改編原來官兵,留強汰弱,加強訓練;增設團練,發展民間軍事力量。這些舉措的實施大大增強了台灣的邊防力量,為後來抵禦日軍入侵起到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劉銘傳的新政也引發嚴峻的財政問題。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劉銘傳告老還鄉後,繼任的台灣巡撫
邵友濂、
唐景崧雖然部分繼承了劉銘傳的政策方針,但
邵友濂以節省經費、與民休息等理由停止絕大部分
劉銘傳時期的新政建設,廢止煤務局、礦油局、西學堂、番學堂等建設並明訂以
台北為省會,台灣建設步伐相對放緩,建省進程受挫。
台灣建省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並舉,但以軍事建設為重。建省後,台灣社會經濟文化軍事的發展大大向前推進,“以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范”,在
馬關割台前台灣已是
中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行省。
1888年,美國駐華署理公使田夏禮(Charles Denby)來到台灣觀察洋務運動,認為台灣是中國最進步的一省。儘管台灣推動近代化的洋務運動是在1875年牡丹社事件之後由沈葆楨推行,比起中國大陸大約在1860年代初期開始推動的
洋務運動,台灣的起步要慢了十餘年,但當時全國的第一條官辦客運鐵路、第一條自建電報線都在台灣出現。台灣近代化的快速發展,得益於台灣物產豐饒,茶、糖、樟腦的外貿繁榮,中央政府對於台灣改革的支持,地方官員積極推進台灣的各項建設,再加上台灣海洋文化開放、創新、海納百川的風氣,這些都是促使台灣走向現代化的幕後助力。
不幸的是,海防建設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也未能保住台灣。
劉銘傳在台灣舉辦的新政雖然有著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國家重視程度上均無法同日本擴充的軍備相比,當時的時代局限性也導致了中國缺乏向
海洋發展的戰略思想。最終清政府被迫將台灣割讓給
日本,中國人民為此飲恨半個世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才回歸祖國。
時間 | 行政區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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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了 台廈道,台灣與 廈門共署,並同時隸屬於當時的福建省。道為清朝行政區劃之一,其地位在省與府之間,而總管廈門與台灣的台廈道道署設於廈門。台灣島方面,設一府三縣。以原 承天府(今台南)設 台灣府和附郭 台灣縣,以天興州設諸羅縣,以萬年州設 鳳山縣;諸羅縣暫治 台灣府城;鳳山縣治 興隆莊(今高雄左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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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道正式與廈門分離,並將道署移署於台南,設一府四縣二廳。析台灣縣設 澎湖廳,治媽宮(今馬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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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設南路理番同知和北路理番同知,處理漢族與少數民族交涉事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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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移治斗六門(今斗六)。台灣省省會移到台北府(今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宜蘭縣、新竹縣和新竹市)。 |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日本提出了所謂“統治中國之策”,建議在戰勝中國、締結和約時,應將中國的許多地方併入日本版圖,其中就有台灣。
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本利用朝鮮發生
東學黨起義,趁機出兵朝鮮。7月25日,在朝鮮半島海面,對中國北洋艦隊艦隻發動突然襲擊。接著,又向在朝鮮的中國軍隊發起進攻,挑起了侵略中國的戰爭。8月1日,清政府宣戰,甲午中日戰爭開始。經過9月間的平壤戰役和黃海大東溝戰役,日本在戰場上不斷取得進展,而清朝政府中的妥協求和傾向日益嚴重。歐美列強不願日本侵略勢力的擴大,影響其各自在華利益。於是,11月間由美國單獨出面調停,促使雙方議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2月,日軍攻陷威海衛,
北洋艦隊覆滅,清朝統治者已喪失繼續作戰的信心,慈禧太后決心不惜代價求和,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李鴻章企圖求助於列強的干預,可是各國與日本早有默契。清政府面對這種情況只好選擇割地求和。
李鴻章前往日本
馬關議和,前後共談判五次。在談判過程中,日本已經派兵進軍台灣,攻占澎湖。日本擔心招致列強的干涉,才同意停戰,但只限於奉天、直隸、山東等地,而台澎則不在停戰範圍之內。這樣,日本要以武力占領台灣澎湖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儘管
光緒哀嘆“台灣割則天下人心皆去”,
慈禧也說“兩地(奉天及台灣)皆不可棄”,但是日本蠻橫拒絕了。於是,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簽訂了《馬關條約》,從此,台灣全島及附屬島嶼與澎湖列島被割讓。
馬關簽約、割讓台灣的訊息,舉國譁然。台北民眾鳴鑼罷市,紳民擁入府署,憤怒抗議清政府的賣國割台行徑,誓死抗日保台。他們還決定抗繳厘金,餉銀不準運出,製造局不準停工,留做軍民抗日之用。在北京的台灣舉人和官員得悉割台噩耗,立即到都察院聯名上書,要求堅持抗敵,絕不能將台灣讓給敵人。在海峽對面的北京,許多人都認為這個條約是要置我於死命,阻止我國自強之路。一些中下級官員紛紛上書。從4月中旬到5月初,各級大小官員以至督撫將軍、宗室貝勒共500多人次上折上書共100多件次,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正在北京應試的各省舉人,更是義憤填膺,悲痛萬分。他們親眼看到台灣舉人的請命,深為台灣人民反對割讓台灣的行為所鼓舞,紛紛集會上書。廣東舉人
康有為、
梁啓超聯合1300餘名舉人,在都察院前上書請願,隊伍長達一里多,史稱“
公車上書”。從此,反割台的鬥爭達到了高潮。從馬關條約簽約,到煙臺換約止,前後22天,在京的各省舉人3000多人次共上書38件次,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壯舉。
中日甲午戰爭戰敗後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
丘逢甲回到廣東蕉嶺寫下了著名的愛國詩篇《
春愁》:“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其拳拳愛國心也成為今日兩岸同胞共同的紀念。清末民初的古文家和翻譯家
林紓、福建泉州清末狀元
吳魯及其第四子
吳鐘善都從海峽兩岸關係的角度抒發“痛失台灣”的悲愴,將台灣視為中國東南沿海的“
門庭”“藩籬”和“
外府”。福建省的民間檔案和官方檔案在日本人竊據台灣多年後,尚時或提及“宿寇門庭”的切膚之感。
譚嗣同因台灣割讓,憤而著書《
仁學》,稱其為“台灣人所著書”,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則舉而贈之於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對20世紀初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民國十四年(1925年),愛國詩人
聞一多以擬人的手法,寫下組詩《
七子之歌》,將中國當時被列強掠去的包括台灣在內的七處“失地”比作遠離母親的七個孩子,哭訴他們受盡異族欺凌、渴望回到母親懷抱的強烈情感。
對清朝政府來說,有時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顧以至犧牲國家民族的利益。時人
文廷式在《
聞塵偶記》中記載:甲午戰敗,有人在城門上貼出一聯:“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敗績,割地求和。”不久,又有一聯:“台灣省已歸日本,
頤和園又搭天棚。”
在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五十年間,痛失台灣是全國人民心中無法撫平的痛。在日本占據台灣後,清政府仍然把台灣籍民視為具有中國國籍的
華僑,清政府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是出自對不得已而割棄的台灣人在心理上和民族感情上難以割捨的血脈之情。事實上,在中國政府看來,台灣人從來都是中國人、自家人。在日據台灣時期,海峽兩岸不僅血濃於水的親情不曾隔斷,人員往來及各方面各層面的交往亦不曾隔斷。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起,自《馬關條約》始,中國地分兩岸。然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不曾改變、也不會改變。當年日本侵略者用的是大砍刀,但兩岸同胞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馬關條約》使得中國地分兩岸,卻又使得兩岸人民緊密相聯、成為兩岸命運共同體。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4月5日,全面抗戰爆發前夕,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
毛澤東、紅軍總司令
朱德就派代表
林伯渠致祭中華民族始祖軒轅
黃帝之陵,由毛澤東親書的祭文中,對於近代以來“琉(球)台(灣)不守”的局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
中國共產黨人極其憤慨,祭文發出了“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還我河山,衛我國權”的吶喊。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中明確提出:“中國的抗戰是要求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勝利的範圍,不限于山海關,不限於東北,還要包括台灣的解放。這是我們對準備抗戰的意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奪取抗戰勝利的法寶,也是光復台灣的有力武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台灣抗日先驅丘逢甲之子
丘念台,經梅縣同鄉葉劍英介紹,以
中山大學教授的身份來到延安,居住3個月,學習游擊戰、組織訓練青年的經驗。毛澤東與丘念台長談,關心台灣同胞的命運,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不會速勝,也不會速敗,中國人民最終一定會取得抗戰的勝利。
台灣紳民看到清政府已經決定放棄台灣,而列強也不可能對台灣給予援助,他們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抗日保台。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5月15日,以丘逢甲為首的地方紳士集議於台北籌防局,請唐景崧暫攝台灣政事。清朝政府深怕因此得罪日本,為表白台灣自主與清政府無關,竟然命令唐景崧立即前往北京,其他文武各員也陸續內渡。21日,丘逢甲、陳季同、林朝棟等再次集議,決定推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全台義軍統領,劉永福為大將軍,更改官制,制國旗、印信、文告等,決定成立“
台灣民主國”,25日正式成立。國旗仿清朝青龍旗樣式,為藍地黃虎旗,龍在天,虎在地,以示尊卑;虎首向西,尾高首下;唐景崧穿著朝服,向著北面九叩首;年號定為“永清”,以上行動表示臣服、忠於清朝。
台灣民主國建立以後,本來應當團結民眾,組織力量抗擊日本侵略軍的進攻。但由於清政府已經下令所有文武官弁限期內渡,許多文職官員先後離台,比較精銳的
楊岐珍所部5營、台南鎮總兵
萬國本所部4營也相繼內渡。台灣駐防軍隊一共只剩下3.3萬人,其中駐台北一帶約1.3萬人,中部約1.2萬人,南部約8000人,防務進一步削弱。
這時,中日雙方的交割手續尚未完成,日本已經任命
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由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統轄的陸軍精銳部隊近衛師團約1.5萬人,由海軍中將有地品之允和少將
東鄉平八郎等率領的海軍常備艦隊共11艘軍艦,幾乎傾巢而出,集結於台灣北部海面,並且對台灣北部做了偵察,選好登入地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5月29日,日軍登入澳底,隨後對瑞芳、基隆、
獅球嶺發動進攻,儘管台灣守軍頑強抵抗,終因力量懸殊而告失陷。6月2日,日本公告宣稱“歸併”台灣及澎湖列島。6月4日,唐景崧逃往滬尾,電令丘逢甲、林朝棟等派兵支援台北。6日,唐景崧乘德輪逃往廈門。7日,日軍在
辜顯榮引導下,不戰而占領了台北城。台灣民主國只經歷了13天便宣告失敗了。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6月17日,日本在台北成立總督府,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宣布定此日為“始政日”,日據台灣50年的歷史開始了。
台北雖然被占領,但台灣軍民反對占領的鬥爭卻更加迅猛地在全台掀起。當時,各地義軍紛起,著名的有
徐驤、
姜紹祖、
吳湯興、
胡嘉猷、
江國輝、
蘇力、黃娘盛等各支義軍,其成員主要為農民,也有小部分散兵游勇。以
劉永福為首的黑旗軍以及新楚軍等部清軍,在台北陷落後,仍然堅持抵抗,與義軍聯合抗擊日軍。
反侵略的鬥爭首先在桃園、新竹、苗栗一帶進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6月間,日軍南下進犯新竹,遭到徐驤、吳湯興、姜紹祖等義軍和清軍
楊載雲部的激烈抵抗。22日,由於軍械不繼、糧草不支,義軍主動後撤,新竹失守。義軍發起過反攻,進行大小20餘次,牽制日軍1月之久。義軍著名領袖姜紹祖在第二次反攻時受傷,被俘後死難。
在彰化一帶,台灣軍民又展開了激烈的反侵略鬥爭。徐驤、吳湯興等率部退守彰化,依仗大肚溪的天然屏障阻擊敵人。8月27日晚,日軍1萬多名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率領,進犯彰化城東。首先在八卦山與守軍展開血戰,敵人受阻不得前進。28日晨,日軍從山谷辟徑爬上山頂,義軍奮起肉搏拼殺。吳彭年率部由大肚溪趕來增援,擊斃日軍1000多人,山根信成少將被擊斃。抗日軍民也遭到大量傷亡。吳彭年身中數彈,為國捐軀,他所率領的七星隊官兵傷亡殆盡;吳湯興也戰死在山下。徐驤率20多人拚死突圍,八卦山陷於敵手。這是日本侵占台灣過程中的一場較大的戰役,抗日軍民在兵力、裝備、補給都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拚死抵抗。
日本為了早日占領整個台灣,決定增派兵力赴台作戰。9月16日,成立“南進司令部”,配備的兵員總數大約5萬人,另有軍夫約2.6萬人。這時,坐鎮台南的劉永福,內無糧餉,外無援兵,在台南的部隊已不足10營,加上義軍大約2萬人,其中由他本人指揮的黑旗軍約有1.2萬人,分布在嘉義、台南、枋寮各地,糧餉彈藥十分缺乏。大陸各地的官員已經無意給予支援,本地士紳也持觀望態度,不願協助。抗日隊伍面對裝備精良、財力雄厚的日軍,形勢極為嚴峻。但是劉永福仍然力撐危局,他派王德標率七星隊守嘉義,派副將楊泗洪率部反攻彰化,當地民眾也紛紛起來抗擊日軍。官兵和義軍互相配合,曾經收復雲林、苗栗一帶,殲敵近千名,而楊泗洪卻在追擊敵軍時重傷身亡。
10月9日,日軍分三路進犯嘉義。黑旗軍王德標率隊與徐驤、林義成、簡精華等義軍聯合抗擊來犯日軍。劉永福又派總兵柏正材統兵來援。王德標與徐驤等在城外暗埋地雷,誘敵深入,炸死日軍700多人。日軍倉皇撤走,中途又被義軍設伏截擊,北白川宮受重傷,不久便死去。12日,日軍進行反撲,轟塌城牆,進入城內,王德標率軍浴血巷戰,傷亡極重,被迫退守曾文溪。這裡距離台南府城只有20千米,是守衛台南的最後防線。20日,日軍集中優勢兵力,渡過曾文溪,徐驤率隊阻擊,守將柏正材、王德標正面迎敵。日軍由兩面夾擊,炮火猛烈。徐驤中炮身負重傷,還躍起高呼:“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直到壯烈犧牲。王德標和前來增援的總兵柏正材也同時戰死。在保衛蕭攏街的戰鬥中,義軍首領林崑岡率領18堡聯莊3000人出戰,也中炮犧牲。
10月21日,日軍占領台南。至此,轟轟烈烈的有組織的人民反抗日本占領的武裝鬥爭基本結束了。
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反抗日本武裝占領的鬥爭,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光輝一頁。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6月到10月,台灣義軍和清軍官兵前仆後繼,歷經大小100多次戰鬥,持續5個多月,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奮勇抗日。日本侵略者前後出動了7萬大軍,和常備艦隊的大部分艦隻,並付出了包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及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在內的4800名官兵死亡,以及2.7萬人負傷的慘重代價。這比日軍在甲午戰爭中傷亡人數多出將近一倍。台灣軍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顯示了中國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堅強意志和浩然正氣,在台灣史和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悲壯的一頁。
日本近代鼓吹自由、平等的啟蒙思想家
福澤諭吉在日本《
時事新報》上發表社論的言論稱:對於台灣民眾的反抗,日本殖民者應該毫不留情地血腥鎮壓,甚至不惜使台灣變成“無人島”,目的只是占據土地而不要人民。日本人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面對台灣民眾的抗日武裝鬥爭,日本殖民者曾經採取所謂“無差別報復”政策,就是“不分良匪”,肆意妄殺。甚至“不查實際,多殺良民之父、奪其母、害其兄,又殺其子、殺其妻、害其弟,以解其恨,且又將其家屋及所有財產焚掠一空,使其無寄生之所。”
自從日本當局宣布“平定”之後,從1895年到1902年,全島各地便展開了反對日本侵占的鬥爭。
在鬥爭中湧現出一批抗日領袖,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北部的
陳秋菊、
胡嘉猷、
林大北、林李成、
簡大獅;中部的
簡義、
柯鐵、張呂赤;南部的黃國鎮、陳發、
林少貓等;其中,簡大獅、柯鐵、林少貓被稱為抗日義軍中的“三猛”。
面對台灣人民的武裝反抗,日本殖民者首先採取的是屠殺政策。他們一方面調集日本國內的軍隊前來增援,並且迅速完善警察體系,對抗日武裝進行鎮壓;另一方面,頒布《匪徒刑罰令》作為鎮壓台灣人民反抗的法律依據。根據這一血腥法令而慘遭屠戮的台灣同胞,僅從1898年至1902年短短的4年間,便達到11900多人。
1902年以後,台灣的抗日鬥爭曾經暫時沉寂了5年。隨著殖民統治秩序的基本確立,日本資本滲透至台灣產業的各個領域,警察力量深入全島各地,直至窮鄉僻壤,台灣人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山林受到侵占,勞動果實受到剝奪,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受到衝擊,於是,從1907年到1915年,又發生了一系列反抗日本資本壓迫剝削和警察統治的武裝暴動,或稱中期武裝抗日運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
北埔事件、1912年南投
林圯埔事件、1913年
苗栗事件、1915年台南
西來庵事件等。這些事件大都由中下層民眾發動,以秘密宗教為組織形式,具有偶發性和區域性。這些武裝反抗運動有的是受到祖國辛亥革命的影響,有的以祖國軍隊即將進攻台灣作為號召,有的更以回歸祖國為目的。
從此以後,台灣人民的抗日運動,從性質上說,開始轉變為在殖民統治下,爭取自主權的民族運動,從形式上說,也從武裝鬥爭向非暴力抗爭轉化了。
1896年,新城事件爆發,拉開了台灣少數民族抵抗殖民統治的序幕。當年12月,太魯閣一位婦女被日本兵強暴,不堪忍受壓迫的太魯閣壯士們在道拉斯部落頭目哈魯克·那威的帶領下,奇襲日本兵隊,23名日軍被殺。隨後,太魯閣人抵抗日本殖民,又爆發了1897年1月的三棧事件,1897年2月的加灣事件,1906年7月的威里事件。1914年5月31日到8月23日,日方2萬餘名軍警,東西夾擊太魯閣人。當時族人約九千人,可以加入戰役的年輕壯士不到三千人,這三千人經過頑強抵抗剩下不到三百人。太魯閣戰役是日本鎮壓台灣少數民族規模最大的一次行動,動用兵力最多,作戰範圍最廣,而台灣少數民族武裝保衛鄉土所付出的代價也最為慘烈。
台灣少數民族英勇不屈、前仆後繼的反殖民抗日鬥爭中,規模最大的是1930年由高山族賽德克人
莫那·魯道所領導的
霧社起義。居住在台中濁水溪上游山地霧社的高山族人民,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壓迫,於1930年10月27日舉行武裝暴動,這就是震撼中外的霧社起義。他們在襲擊13處日本警察派出所後退入深山。事發後日本殖民當局立即調集1400多名軍警,以飛機、山炮、毒氣等武器強力鎮壓,而起義的賽德克人借山林險隘頑強抵抗36天,最終不敵日寇的強大武力,身為起義領袖的莫那·魯道飲彈自盡,參與起義的各部落幾遭滅族,數百位高山族賽德克人在寧死不屈下集體自戕以殉。參與抗日的霧社部落共1236人,有343人戰死,296人自縊。
1919年,台灣第一任文官總督
田健治郎改革台灣地方制度,於1920年公布州制、市制、街莊制,將之前的12廳劃分為5州2廳制,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台東廳、花蓮港廳。5州轄47郡、3市,2廳之下分轄8支廳。1926年,將澎湖郡改為澎湖廳。至1943年,台灣共有5州、3廳、51郡、11市、56 街、213莊。其中,台北州有台北市、基隆市、宜蘭市,新竹州有新竹市,台中州有台中市、彰化市,台南州有台南市、嘉義市,高雄州有高雄市、屏東市,台東廳內無市,花蓮港廳有花蓮港市,澎湖廳無市,總計有11市。
日據當局於1896年8月20日發布《有關台灣住民之國民身份令》,重申至1897年5月8日以前“未離開台灣總督府管轄之區域以外之台灣住民,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款第一項,為日本國臣民。但遭台灣總督府否認者不在此限”。據此,1897年5月8日仍留在台灣的台灣人民就被動加入日本籍、被動喪失中國籍。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建立了專制獨裁的總督統治。
台灣總督的主要許可權是:統率陸海軍,掌管防務;任命文職官員;發布府令。隨後又賦予台灣總督以制定律令的權力。台灣總督據此發布了一系列的律令,殘酷鎮壓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實際上,台灣總督集立法、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掌握了人民的生殺予奪大權。
1919年,台灣實施文官總督制,日本殖民者提出“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日本國內法律部分適用於台灣。日本殖民者的治台政策也從高壓、專制及強調台灣特殊性轉向試圖通過文教、文治以“導化”台灣人民,使台灣和台灣人成為日本帝國的所謂真正的領土和臣民。
為了維護其在台灣的統治,日本殖民者還在台灣推行警察制度,警察成為行政的助手。警察除執行一般警務以外,還擔負保甲、鴉片、行政、戶口、刑決、收容、取締、衛生、稅捐、征役以及外事等種類繁多的特別事務。在台灣建立了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警察網路,形成名副其實的警察社會。警察制度成為維護其專制統治的支柱。在社會生活中,警察是“土皇帝”,各市街鄉莊都有警察派出所,他們權重地方,無所不管,人們不得不稱其為“大人”。
日本殖民者為進一步維護和鞏固殖民統治,1898年8月,在台灣復活並強化了傳統的
保甲制度。規定10戶為一甲,10甲為一保,全保全甲內部連坐,只要一甲之內某戶出現“犯罪”,同甲戶的人都會受懲罰。他們利用保甲制度與警察制度相配合,更有效地控制和奴役台灣人民,對付人民的抗日活動。在初期抗日武裝鬥爭被基本鎮壓之後,保甲制度發生了一些變化。1915年起取消連坐制,保甲組織從作為警察的輔助機關,轉變為行政的輔助機關。
在日本統治時期,殖民者極力推行隔離政策,其目的是“把台灣與中國隔離,而與日本結合”,表現在文化教育方面,就是所謂“同化政策”。
在文化方面,當局要用日本文化取代中國文化。他們在各地成立“風俗改良會”“日語普及會”等殖民文化團體,還成立一些博物館、圖書館、青年會、濟美會以及音樂、美術、戲劇、宗教的組織,宣揚日本文化,企圖以“大和精神”“教化”民眾。日據當局從入據台灣始,在台灣採用日本年號明治、大正和昭和,禁中國年號光緒、宣統和民國,同時用新曆、廢農曆。采日本年號、禁中國年號、廢農曆均屬於文化侵略行為,其中廢農曆屬於習慣上的“去中國化”。農曆合於農事,也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使用農曆是中國人千百年的習慣。因應日據當局廢農曆給台灣人民造成的不便,福建泉州繼成堂每年編印“專售台灣”的通書,即新曆和農曆對照的曆書。
在教育方面,起初推行“同化教育”和“差別教育”,目的首先是要使台灣人民養成日本的“國民精神”,其次是發展為殖民地服務的初等教育、師範教育和實業教育。同時,保持台灣教育與日本教育的差別,限制台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以防止培養出具有反殖民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只能接受技能培訓式的教育以滿足日本殖民統治的需要。普及日語和日本文化、培養下一代忠於日本帝國的臣民是教育的目的。同時,漢語教學被限制和禁止。
在風俗方面,日據當局在台灣各地建日本神社,同時發動“寺廟神升天”“寺廟整理”,妄圖禁毀中國寺廟,禁止台灣人民拜中國神明。
日本霸占台灣後,以台灣為基地,展開“對岸經營”,以圖南進福建。日本人治台稍有餘裕,為呼應國內南進之舉,台灣總督府以台灣為基地,積極展開對對岸福建的侵略部署。1900年8月24日,日本借義和團“拳匪”縱火,登入廈門,並不斷增加安保力量。列強反應強烈,英美法對日聯合施壓,同時英美作為日本重要的財政援助國,導致日軍被迫撤軍。
在日本占領台灣的前八年,日本殖民者製造了
雲林大屠殺等慘案,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的台灣人民被日本殖民者殺害。為了鎮壓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1896年6月20日至23日,日軍第二旅團集結重兵進攻雲林,焚毀村社,屠殺人民,婦女幼兒也在殘殺之列。民房被燒4925戶,被殘殺人數已無法統計確切,各種記載在6000人至三萬人之間。對於雲林大屠殺,當時在台灣的洋人就曾投書報紙。《香港日報》7月14日報導:“日本人正採取殲滅所有台灣人的策略……台灣人的收穫破壞、家園燒毀,祖先墳墓挖掘、婦女遭凌辱,憤怒到極點……”。8月25日《
泰晤士報》:“日本士兵暴戾侮慢之程度令人咋舌……肆無忌憚地殺人放火……老幼婦女皆不能免……野蠻且苛酷之東方新強國。”8月22日《蘇格蘭人報》:“日本之政略,似乎在於將全島居民都趕出去。”
1910年,台灣的高山族排灣人被日本人帶到倫敦博覽會,並作為“活人動物園”被展覽。
據統計,在日本最初20年殖民統治下,台灣有40萬人被日本殖民者所殺害。殖民當局還組織大量日本人向台灣移民,日本人在台灣的人口數則由1906年的7.1萬增加至1943年的39.7萬人,增加5.6倍,日本人在台灣總人口中所占比率由2.3%增至6.0%。台灣光復後大多被遣返回日本。
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挑起“
盧溝橋事變”,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同時,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也給台灣社會帶來了強烈震動,反日的所謂“非國民言行”四處出現。殖民者擔心台灣人民傾向於中國一邊,給他們造成巨大威脅,強調必須盡力使台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為此,日本殖民者強化了在台灣的統治,推出了所謂“
皇民化運動”,其目標是要把台灣人民改造為日本帝國的“忠良臣民”,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在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使台灣人為日本侵略戰爭做出更大犧牲。因此,破壞中華文化,灌輸大和文化及忠君(天皇)愛國(日本)思想,便成為這個運動的核心內容。具體表現為強制普及日語、強制生活方式日本化、迫使台灣人民改換日式姓名、強制進行皇民思想教育等。
皇民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動員和徵召台灣人民參加侵略戰爭,甚至讓台灣人加入自殺性攻擊的“
神風特攻隊”。據日本厚生省戰後發表的數據,台灣籍軍人、軍屬有207083人,在戰爭中死亡的有30304人。在80433名軍人中,有陸海軍志願兵16000人。“台籍日本兵”林婉仲在覺悟後致信
台灣義勇隊稱:“日閥”欺騙他們,送他們上戰場,讓他們“毫無意識地慘戮祖國的同胞”。
皇民化運動引起了台灣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許多人以堅持民族氣節為榮,並不願意被日本人所同化,不甘心充當日本的皇民。他們在暴力統治下,仍然想盡辦法與日本人周旋。台灣民眾暗中學習日語,並在私下場合使用本地話交談,拒絕更改日式姓名,暗中祭祀祖先,把傳統寺廟的神明偷偷藏起來等來反抗。許多台灣同胞還前往大陸參加祖國的抗日鬥爭,也有以李友邦為領導的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積極從事“對敵政治,醫務診療,生產報國,宣慰軍民”的工作,得到抗戰軍民的高度評價。1939年,日本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編》的決序中,坦白承認:“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起源乃係於他們原是屬於漢民族的系統。”因此他們特別注重從根本上滅絕漢民族文化傳統,消滅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代之以日本的文化傳統和歸順“天皇”的臣民意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政府以到海外當食堂服務生、看護婦為由,拐騙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地區的民間婦女,遠赴中南半島等戰亂地提供士兵性服務。這些“
慰安婦”抵達才發現自己淪為性奴隸,每晚受盡暴力性侵害,有“慰安婦”終生不孕,甚至在外地輕生。台灣省內約有1200名婦女成為日軍“
慰安婦”制度受害者。
二戰末期,繼盟軍反攻歐洲的作戰收成之後,亞洲西太平洋戰場方面,美軍擬訂“君王二號作戰”,準備收復菲律賓。1944年10月12日至同月16日,日軍陸上基地戰機與美國第38特遣艦隊,在台灣海域進行激烈的空中戰役。
1944年至1945年,作為日本侵略者南進基地的台灣成為了以美軍為主的盟軍轟炸的目標,台灣全省各大城市都籠罩在戰爭的炮火下,共遭受了25次大空襲,受波及的台灣農工生產值於抗戰結束前的1945年降到最低,其中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造成超過3000人死亡、數萬人受傷、大批台北居民無家可歸。二戰時日本將台灣作為侵略亞洲與南太平洋的基地。以讓美國頭疼的神風特攻隊為例,自殺飛機就是從台灣起飛。侵略者是日本,台灣卻是戰場,被視作轟炸的目標。而且在此次轟炸中,台灣傷亡者是日軍的數百倍之巨,原因是日軍早已躲進良好的防空洞或壕溝內。
日本占領台灣以後,按照“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經濟掠奪模式來改造台灣的經濟,把台灣經濟納入日本經濟體系,成為日本經濟的附庸,為日本經濟的發展服務。所以,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經濟的發展過程,就是日本資本統治和支配台灣經濟使它殖民地化的過程。
日據時期台灣殖民經濟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895—1904年)現代化基礎建設;第二階段(1905—1930年)農業改革和米糖經濟;第三階段(1931—1945年)戰時體制的工業化建設。
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進行的最貪婪而瘋狂的經濟掠奪,就是強行霸占耕地與森林,進而掠奪台灣的稻米和木材等農林資源。同時極力擴充由日本官僚壟斷資本和日本各大財閥集團控制的壟斷資本相互合作而形成的殖民壟斷資本,以壟斷台灣的工業生產。殖民政府主要控制鐵路、礦山、電力、食鹽、樟腦、菸酒等工業企業。
殖民當局於1898年7月公布地籍規則和土地調查規則,開始土地調查工作。調查地籍面積777850甲(水田、旱田各30多萬甲),大大超過清末的數字。同時造出了地租名冊,達到了確定土地權利所屬、區分土地種目及查明地形的目的。土地調查的結果,田園面積從調查前的366987甲,增至633065甲,賦課收入由86萬餘元,增至298萬餘元。土地調查工作一方面取消大租權,確立了一地一主的近代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大量增加的賦課給總督府的財政提供了重要的財源。同時進行了戶籍調查,這也是一項殖民統治的基礎工作。據統計,從1900年至1944年的45年間,由台灣輸往日本的稻米總量高達1159.24萬噸,平均每年25.76萬噸的對日輸出量占生產量的比率年均達25.86% 。
殖民當局頒布“林野取締規則”,採用“無主林地悉為官有”的原則,經過1910年的調查,除土著居民居住的“番界”以外,在97萬甲林野中,被沒收為官有的達916775甲,民有的只占56961甲,其中還包括不承認其所有權、但因其長期使用而準予繼續使用的“緣故林”。以後,當局又整頓官有林野地,把其中的204912甲賣給日本資本,獲得5459863元的巨額收入。據統計,僅從1926至1942年的17年間由台灣輸出往海外的優質木材總量為588961立方米,而其中被輸往日本的就多達503025立方米。被運往日本的木材總量占全部輸出總量的85.41%。
殖民當局取消了銀幣的流通,台灣的幣制完全納入日本的體制。台灣銀行還承擔總督府的事業公債。1900年發行的2210萬元公債,全部由台灣銀行認購,其後再發行15次,由日本國庫和台灣銀行共同認購。此外,當局還把台灣的關稅也編入日本的經濟圈,通過關稅來保護和扶植日本產業。在砂糖、茶葉、海運等方面,逐漸驅逐和排擠了歐美資本,鴉片、樟腦的交易權也轉到以三井物產會社為中心的日本資本手中。
日本殖民壟斷資本最先在台灣實現壟斷經營的工業行業是製糖工業。在總督府的保護下,通過對資源的掠奪及對台農的壓榨,日資的糖業公司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獲得了高額的壟斷利潤,每年90%以上的台灣糖輸入日本。以1939年為例,各大糖業公司的利潤高達20—40%。隨著殖民壟斷資本規模的不斷擴大,日本對台灣工業的壟斷逐步擴展到其它行業。如電力、冶金、機械、造船、石油、化工、造紙、建材等行業中的107個主要廠礦,就分別屬於28個株式會社。
日本殖民者不僅對食鹽、煙、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實行專賣,而且還把在日本國內禁止吸食的鴉片在台灣實行專賣,毒害台灣人民。1899年,總督府在鴉片方面得到400多萬元的稅收,占經常歲入的46.3%。在專賣的名義任意控制產量,提高售價,牟取暴力。據統計,從1897年至1944年的47年間,台灣總督府通過專賣制度獲得的收入在年度財政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每年平均高達43.42%。
台灣出口產品樟腦,能夠創造出極高利潤,世界樟腦需求總量的70%都要依靠台灣供應。所以,每年樟腦的銷售收入是台灣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重要來源。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控制和榨取樟腦的生產和銷售利潤,在台灣實行樟腦的壟斷生產和嚴厲的專賣制度,將樟腦的生產,銷售和經營出口貿易的特權全部交給了日本的會社執掌。樟腦收入在1897年至1907年,每年大約占當年度歲入的10%至20%。1922年在實行酒類專賣的第1年,就使殖民政府的收入達648萬元,占各種專營收入的17%,1943年達53%。
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為加強戰爭供應,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實施“戰時經濟體制”,並加大了對台灣的資源壟斷,以滿足他們發動更大侵略戰爭的需要。
日據時期的工業化政策,以戰爭需求為前提,是為適應日本軍國主義的要求而進行的軍需工業化,將台灣變成為日本侵略戰爭提供人力、物力的南進化基地;殘酷壓榨台灣民眾,大力發展軍需工業,經濟結構發展失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為了實現其“包容大東亞的自給自足經濟”,決定日本本國重點發展船舶、工作母機、重要機械、汽車、有色金屬部門,台灣則發展以煉鋁為重點的電氣、化學工業部門,以適應“南進政策”的需要。1941年,台灣總督府確立了工業化的構想,進行工業化的各項基礎工作:發展電力工業、開發煤炭資源、建立工業區、設立必需的科研機構、確保勞動力、物資和資金的供給;確定需要發展的工業:制鐵、機器、造船、化學肥料、水泥、碳化物、紙漿、制油、鹵化物、天然氣利用等。
1934年,隨著日月潭水電工程的完成,耗電巨大的煉鋁、煉鋼、化學工業得以發展。其他如蔗渣利用工業、火柴工業、造船業、汽車製造業等改變了以前單一製糖的工業狀況。在農業方面,殖民當局在限制米、糖生產的同時,開始鼓勵發展棉花、麻類、小麥、水果、咖啡、薯類、可可等生產,並相應發展這些農產品的加工業。
殖民當局將台灣列入物資動員計畫,實行嚴格的經濟統制政策,為日本侵略戰爭提供物資服務。殖民當局壓縮台灣民眾需求,利用台灣廉價電力、搜刮的鋼鐵材料,進行軍事工業化建設。除此之外,日據時期台灣租稅高達收入的20%左右,台灣民眾生活處於經濟崩潰邊緣。總督府實行“金報國運動”“儲蓄報國運動”等政策,以徵收戰爭稅、發行戰時國債形式,大肆搜刮台人資金,“1939年到1944年,總督府從台灣農民身上搜刮到3.4億元”。
到1939年,台灣的工業產值達5.7億元,占總產值的45.9%,已經超過農業產值。但是,工業產值中食品工業占66.9%,而在食品中,糖占了74%。1942年,工業產值超過7億元,達到日本統治時期工業生產的最高峰。1945年日本殖民壟斷資本控制了台灣地區銀行存款總額的60%,電力工業的96%,製糖工業的94%,從而完全控制了台灣的經濟命脈。據此而榨取的工業利潤數額,每年都超過利潤總和的50%。
日據時期殖民經濟政策,雖然客觀上促進了台灣經濟發展,但不過是殖民侵略副產品,是為日人掠奪台灣經濟服務的,殖民經濟的侵略性本質是無法改變的。
語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化身,是一個民族的存在特徵。認同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是台灣民眾抵制“皇民化運動”的又一焦點。面對日本殖民當局取消漢語漢文、強制學習使用日語的語言同化的惡毒政治操作,台灣民眾想方設法說漢語、讀漢書、作漢文、演國劇,“希延漢學於一線”“維繫斯文於不墜”。
從割台伊始,台灣的有識者便掀起了一個以“讀漢書、寫漢字、作漢詩”為中心的漢學運動,由素稱文化先進的台南發起,逐漸擴展到台中、嘉義、高雄和北部的台北、新北、新竹,乃至邊僻的澎湖、台東、花蓮等地。各地詩社、文社競立,一時間台灣能詩者,依人口比例,可能居神州前茅。僅《瀛海詩集》所載,當時稍負盛名的詩人就達469人,而《台寧擊缽吟》前後二集所收詩人達1200餘人。漢學運動的另一收穫是私學興起,據1897年統計,台灣共有書房和義塾127所,就學兒童17066人,到了第二年,又劇增至1707所,就學兒童29941人,遠遠超過進入日本人設立的國語(日語)講習所和公學校的生數。
在殖民當局的嚴厲統制下,台灣的書房(私塾)、義塾以民間的方式奮力抗爭得以長期保存。書房和義塾的修習時限三四年到七八年不等,以讀漢書、識漢字、傳播中華民族文化為主。“儘管是一種舊式教育,但許多家長和學童卻寧願選擇書房,而不願進日本人設立的“國語”(日語)講習所或公學校。”即使日本殖民當局頒布《書房義塾規則》,嚴格規定書房義塾須接受地方官員監督,教學內容要以公學校為準,人們對私塾的青睞也未受到影響。日本殖民當局下令封閉所有書房義塾後,地下私塾教學也從未停止,“仍然有人改變方式,作為家庭教師而繼續進行教學”。在極端殘暴的殖民統治下,義塾和書房成為台灣同胞傳播漢學的重要陣地,對台灣淪為異族殖民地後保存和延續漢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來庵事件被鎮壓後,台灣人民認識到軍事實力的懸殊,於是開始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與自治,從此由武裝起義轉型為社會及政治抗爭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俄國
十月革命和中國大陸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台灣人民進一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並和中國大陸的革命鬥爭密切相聯繫,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一環。與此同時,歷經
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對
殖民地的統治權威遭到動搖,
民主與
自由思想風靡一時,
民族自決主義更瀰漫全世界;而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也有了改變,日本正處於由
藩閥政治與
官僚政治轉型到
政黨政治和
議會政治的所謂“
大正民主”時期,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也以
同化政策為基本方針。
1920年1月,受
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留日台灣籍青年學生在
東京創立“新民會”,並仿照北京的《
新青年》發刊《台灣青年》雜誌,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宣傳。隨後,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廣東、福建、湖北、江蘇等地的台灣籍學生相繼成立“台灣青年會”“台灣學生聯合會”等組織。1920年代,以
林獻堂、
蔣渭水為首的一批台灣愛國志士成立與發展了
台灣文化協會和
台灣民眾黨,作為台灣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台灣全省各地出現大規模的農民運動,進而串聯為全省性的組織“
台灣農民組合”,是日據時期台灣最大的農民運動團體。在農合組織領導下,反抗日本殖民掠奪和地方剝削的鬥爭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僅1927—1928年就發動了420起抗爭事件。
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組合,各種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階級意識迅速提高,1920年代的台灣在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局面。
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民眾黨、
台灣共產黨、
台灣農民組合等組織把自身的經濟利益同民族的階級的利益結合起來,一同領導了民族
抵抗運動,通過非暴力的政治、社會運動為台灣人民爭取權益。
面對台灣人民發起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鬥爭以高密度、高強度之勢蓬勃展開,日本殖民當局開始進行全面鎮壓。台灣文化反抗運動的旗幟刊物《台灣青年》,在島內被禁止出版,無奈只得於1920年遠赴
東京創刊。雜誌在銷往台灣的過程中,文章還屢遭總督府查禁。台灣愛國士紳
林獻堂等人發起的請願廢除“六三法”的政治組織,只能將總部設在東京。1929年2月12日,
台灣農民組合與
台灣共產黨數千名成員被捕,史稱“二一二事件”。1931年,
台灣民眾黨被查禁,依附於台灣民眾黨的團體也趨於式微。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之後,殖民當局嚴禁一切社會運動。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同祖國寶島台灣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曾四次訪問或過境日本霸占下的台灣島,給台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勝利,激發起台灣人民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
孫中山先生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台灣同胞,關心台灣同胞的革命事業,他為中國民主革命鞠躬盡瘁以及他對台灣同胞視為一體的關注,令愛國台胞的心目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孫中山先生逝世時,期盼中國革命成功從而擺脫殖民統治的台灣同胞,對他們十分崇敬的一代偉人,表達了深深的哀悼。
日據台灣時期,台灣同胞的抗日鬥爭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共產國際和日本共產黨的策劃下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指導下,
台灣共產黨於1928年4月在上海成立,提出要在台灣實行“民主主義的革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1937年日本製造“
七七事變”,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許多台灣青年紛紛加入到祖國抗戰的行列中來,與全國人民同生死、共患難,為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做出重大貢獻。他們到
延安或
重慶,積極參加抗日工作。1938年,台灣抗日英雄
丘逢甲之子
丘念台組建了東區服務隊,在廣東惠州、潮州、梅縣(今屬梅州)一帶開展抗日活動。
在戰爭期間,許多台灣同胞還前往大陸參加祖國的抗日鬥爭。他們組織了台灣革命青年大同盟、台灣革命民族總同盟、台灣獨立革命黨等等。1939年,秉持“欲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理念,旅居大陸地區的台灣人民在浙江、福建兩省政府及
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成立了抗日武裝力量
台灣義勇隊,主要領導者為
李友邦,是抗戰期間大陸唯一一支有正規編制的台胞抗日隊伍。由於上述團體力量分散,不利於抗日活動的開展,1940年3月,各抗日團體聯合組成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1942年(此處時間亦有1941年2月、9月之說)改名為
台灣革命同盟會,團結台籍志士達千人以上,在宣言中指出:“祖國的命運,亦即台灣的命運。祖國存,則台灣亦存;祖國戰勝,則台灣光復,否則沉淪。”
1940年4月,中共代表
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國民政府提出:“我與敵(日本)為交戰國,應即宣布《馬關條約》無效,認為台灣亦在應收復之失地範圍”。之後,董必武、張瀾等人在國民參議會上聯合提出收復台灣的提案。1941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2月9日國民政府發布《
對日宣戰布告》,明確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契約,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馬關條約》自屬廢止之列。
從《馬關條約》簽訂起到台灣光復,島內人民一直沒有停止過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累計犧牲、受害65萬人,占當時島內總人口的11%。
戰後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條約與協定重新肯定了台灣是
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反對德、日、意
法西斯軸心國,中國與美國、蘇聯、英國等國結成同盟國。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國、美國和英國三國政府首腦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會議(史稱“
開羅會議”),簽署了《
開羅宣言》,並於12月1日公布。《開羅宣言》中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
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開羅宣言》譴責了日本自
中日甲午戰爭和
九一八事變以來對中國的侵略,確認了東北、台灣、澎湖列島都是
中國的固有領土,肯定了中國收復這些領土的神聖權利。宣言的發表對加速日本的投降有重要作用,成為戰後處理日本問題的重要依據。這既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英勇鬥爭的成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努力的結果。1945年7月26日,中國、美國和英國三國,後又有
蘇聯參加簽署的《
波茨坦公告》中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
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開羅宣言》為戰後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礎,為二戰後中國收復被日本軍國主義掠奪和竊取的台灣及其附屬島嶼等領土提供了重要的國際法依據,是舉世公認的重要國際法檔案。世界各國,包括西方主要國家,都以多種方式對《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及台灣回歸中國的法律地位予以確認。
與此同時,在黑暗中艱苦奮鬥的中國共產黨人念念不忘台灣問題。1943年6月,中共機關報《
新華日報》發表社論《台灣回到祖國來》,明確提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呼喚別離祖國近五十年的台灣踏著艱苦鬥爭的血路回來。”中國共產黨為堅持抗戰、光復台灣,還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提出了相應對策。在台灣,加強抗日力量的領導,秘密發展黨的地下組織和黨員;在大陸,支持台胞的復土復省運動;對國民政府在抗戰後期為光復台灣所進行的國際活動,予以支持。
為了迎接光復,1944年4月17日,國民政府設立“
台灣資源調查委員會”,任命
陳儀為主任委員,從政治到經濟、從內政到外交、從文教衛生到法律等方面,對接收台灣做出全面的整體性規劃;提出舉辦培訓接收台灣幹部的建議,先後舉辦“台灣行政幹部培訓班”“台灣銀行幹部培訓班”“台灣警官幹部培訓班”等培訓班,為抗戰勝利後接收台灣主權做了必要的人員準備。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在《日本投降條款》中聲稱:“茲接受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的、後來又有蘇聯參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
1945年8月26日,陸軍總司令、任中國戰區受降主官的
何應欽,宣布了台灣地區的受降主官為陳儀,受降地點在台北,日軍投降代表為台灣總督安藤利吉。8月29日,即日本投降後不到半月,設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下令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當時擔任陸軍大學校長的
陳儀出任台灣省首任行政長官。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在台北市公會堂(後改名為中山堂),接受日軍第10方面軍司令長官安藤利吉的投降。陳儀宣告台灣光復:“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至此被迫割讓50年又156天的台灣省,重歸於中國主權的管轄之下,台灣人民恢復了中國國籍。1946年1月12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發布《恢復台灣同胞國籍令》,宣布“台灣人民(包括漢民族及土著高山族)原系我國國民,因受敵人侵略,致喪失國籍;茲國土重光,其原有我國國籍之人民,自卅四年(194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應即一律恢復我國國籍。”
台灣同胞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互相祝賀台灣光復,慶幸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家家戶戶張燈結彩,人們傳誦著“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詩句,焚香祭祖,以光復的喜悅告慰先人;街頭上鑼鼓喧天,鞭炮震耳,唱起了“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革食表歡迎”的歌曲。當時的《
台灣日日新報》等媒體上,均有大量商家行號刊登歡慶台灣光復的廣告。這一時期台灣民眾掀起了學習國語的熱潮,並自發組織起來,接替了日本殖民官吏,管理行政事務,維持社會秩序,修橋補路,打掃街道。在等待接收的日子裡,台灣民眾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忱和高度的自治能力。男女老少興高采烈,他們以為位居“四強”的祖國,一切都是美好的,人人滿懷著對祖國的期待和對台灣幸福前途的憧憬。1945年10月18日,《
台灣新報》載文報導:居住在“新竹州下竹東、大洲及蘭陽方面山界”的少數民族,“聽到日本降伏之喜訊,也同我們兄弟一樣,高興得手舞足跳,他們極喜歡,切實要變中華民族”。
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將台灣設定為中國的一省,省會定於台北市。台灣省下轄8縣(由日據時期日偽的五“州”三“廳”改制)、9個省轄市(由日據時期日偽的“州轄市”改制)、2個縣轄市。全省總計52區、67鎮、197鄉。九市:台北市、高雄市、屏東市、嘉義市、基隆市、台中市、台南市、彰化市、新竹市。八縣:台北縣、高雄縣、澎湖縣、台中縣、台南縣、新竹縣、台東縣、花蓮縣。
國民政府設立與中國大陸省級行政體制不同的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作為台灣省最高行政機關,其屬一種暫時性組織。並非永久性制度,目的在接管之初,求得事權統一,接收完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實際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各項大權,任命
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然而,接管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失當,官員貪污腐敗,軍警橫行,社會上糧食匱乏、物資短缺、物價飛漲、失業嚴重、盤剝百姓,引起台灣人民強烈不滿。1947年2月28日,台灣省台北市民眾為反抗國民政府的暴政、抗議軍警打傷市民,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2月底3月初,台灣各地民眾紛起回響,奪取武器,舉行暴動,並攻占台中、嘉義等城市。與此同時,日本、美國等境外勢力又介入其中。國民政府從大陸調來大批軍警、特務,對事件進行殘酷鎮壓。“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反對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利的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1947年4月22日,行政院會議決定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
1949年初,經過三大戰役,國民黨統治已經面臨徹底垮台的命運。在與中共進行最後的決戰前夕,國民黨當局就在謀求退路,經過再三權衡,他們決定東撤台灣。這個方案經過蔣介石同意後,於1948年底開始實施。他們向台灣搶運各類物資,其中包括從中央銀行金庫運去的黃金以及大量銀元、美鈔、外匯等等,裝甲兵、空軍、海軍、特種兵種等大量軍隊,各類專家、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以及故宮博物院的文化財寶也都被運往台灣。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
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是在同一國際法主體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新政權取代舊政權,中國的主權和固有領土疆域並未因此而改變,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性、同一性、連續性並未受到影響。1949年5月19日,國民黨當局頒布《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簡稱台灣省
戒嚴令),宣布台灣處於戰時動員狀況,封閉全省,限制出入境,實行軍事管制,封鎖大陸訊息,嚴禁一切違禁的言論、出版和罷工、遊行等活動,鎮壓民主活動。1949年12月7日,國民黨政府遷至台北市。12月9日,“行政院”舉行遷台後首次院會,正式在台北辦公。1949年以後,台灣和祖國大陸處於暫時的分裂狀態。
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著手進行解放台灣的準備時,1950年6月25日,
韓戰爆發。美國公然干涉中國內政,支持台灣當局對抗中國政府。6月27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公然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同時下令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不久,美國第13航空隊也進駐台灣。美國扶持國民黨統治集團,產生了台灣問題。1951年,美台達成美國對台灣軍事援助協定,在台北設立美軍顧問團。與此同時,美國企圖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對日和約”,中國政府提出嚴正抗議,聲明“對日和約”沒有中國的參加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但是,美國不顧中國的抗議,9月間舉行舊金山會議,簽訂了和約。這個和約只寫上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列島的權利,而不寫將主權歸還中國。1952年,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與“台灣當局”簽訂《和平條約》,同樣也不提將主權歸還中國。1954年12月,台美簽訂了“
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把台灣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美國嚴重侵犯中國的主權,干涉中國內政,造成兩岸長期對峙的局面,從此,台灣問題成為中美兩國的重大爭端。1955年1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台灣問題決議案”,授權美國總統在認為需要的時候,可以在台灣和台灣海峽使用武裝力量。
1949年前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按照中央關於解放台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餘人入台潛伏。50年代初,由於叛徒出賣,島內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批地下黨員被捕遇害,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的有1100餘人。
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里的
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就是為紀念這些犧牲於台灣的大批隱蔽戰線無名英雄而建。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浙江省
大陳島、
南麂山列島。1980年,國民黨當局將
南海諸島劃歸台灣南部的高雄市代管,並成立了區公所。1988年3月14日,中越軍隊在赤瓜礁發生海戰後,台灣方面更加關注南海局勢。為加強在南沙地區的力量,台灣當局決定成立“南沙小組”(後改稱“南海小組”)。1992年,南海小組正式成立。
1950年,蔣介石等人為了吸取在大陸遭到失敗的教訓,決定實行國民黨的改造。他們把一些黨政元老、軍事將領、派系領袖列為整肅對象;更換舊有的黨政軍系統;對黨內舊有的派系,黃埔、中統、CC、政學以及親美英系等進行整肅。同時,培植新的實力派,整頓各級組織進行黨員登記,發展新黨員等,清理了一批異己分子,並為蔣經國培養堅定的擁護者,把黨的權力掌握在蔣氏父子手中。
國民黨在戒嚴體制下鞏固與強化專制統治。1960年,蔣介石通過修訂《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獲得連任而成為台灣當局終身領導人。同時,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最高權力開始向蔣經國過渡。在“白色恐怖”的統治下,蔣氏父子對黨政軍進行嚴格控制,對反對勢力採取嚴厲打擊的高壓政策。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台灣發動了系統的清除運動,在島內全面肅清
共產主義者、
社會主義者、左翼文人等進步力量,台灣社會人人自危,肅殺氣氛濃重。
自1970年“
保釣運動”後,要求革除弊政、改變現狀、批判國民黨頑固保守立場的“政治革新”運動接踵而來。同時,“黨外運動”開始活躍並得到發展。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它的出現衝擊了國民黨的一黨專制體制,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灣政治多元化和多黨政治的格局,但其具有“台獨”傾向。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廢除“動員戡亂”。隨後更進一步開放“黨禁”及報禁、各級權力機構的台灣民眾“普選”、民眾赴大陸探親及與大陸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台灣開始民主化,海峽兩岸長期隔絕的狀態也被打破。《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於1991年廢除。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1972年2月,蔣介石再當選“總統”,嚴家淦當選“副總統”,同年6月,由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1978年2月,國民黨當局召開一屆“國大”六次會議,3月,蔣經國被選為“總統”,集黨政最高權力於一身,成為新的政治強人。1984年,蔣經國連任“總統”,由台灣省籍的李登輝出任“副總統”。
1990年11月21日,海峽兩岸中介團體正式成立,並定名為“
海峽交流基金會”,該會以辜振甫為董事長。1991年12月16日,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北京成立。1992年,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受權就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事宜進行協商,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即“
九二共識”。1993年4月27日至4月29日,海峽交流基金會(即“海基會”)董事長
辜振甫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
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會談,是兩岸高層人士首度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的會談。
1988年1月,蔣經國突然去世,李登輝利用黨內“親蔣派”與“反蔣派”的矛盾於當年7月奪得代理黨主席之位。進而改組中常會整頓黨務,打造了一支以“本省籍”親信為主的政治班底。隨後他通過分而治之、拉打結合的戰術清除異己。李登輝在固權、擴權的同時,將所謂的“憲政改革”推上檯面,加快“修憲謀獨”步伐。1991—2000年共進行六次“修憲”,李登輝主導的幾次“修憲”,表面上使台灣完成了所謂的“民主化”轉型,實則是要造成與“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借“修憲”挑動兩岸關係、引“台獨”實力介入政黨紛爭、培養台灣人的“台灣主體性”意識,暴露了其“為台獨奠基”的真實用意。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領導人直選,中國國民黨參選人李登輝當選。
2000年,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執政50餘年的
中國國民黨敗選,
民主進步黨執政,陳水扁當選。2001年,福建沿海實現與金門、馬祖直接往來。2002年,台灣地區以“
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名義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2004年,陳水扁獲得連任。2005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高票通過《
反分裂國家法》,為反對和遏制“台獨”勢力分裂國家、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提供了法律保障。
2016年,民進黨的
蔡英文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2020年,蔡英文連任台灣地區領導人。2022年11月26日晚間,蔡英文宣布辭去民進黨黨主席職務,以示對該黨在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中的表現負責。
2024年1月,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蕭美琴當選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
1949年,國民黨遷台後,將當時的台灣劃為5個省轄市、16個縣、一個管理局。
1950年,台灣省政府重新調整行政區劃,析台北縣部分地區及宜蘭縣轄市,合設宜蘭縣。撤新竹市併入新竹縣。析新竹縣部分地區,設桃園縣、苗栗縣。析台中縣部分地區設南投縣。撤彰化市,劃台中縣部分地區設彰化縣。撤嘉義市,劃台南縣部分地區,設嘉義縣。析台南縣部分地區設雲林縣。撤屏東市,劃高雄縣部分地區,設屏東縣。
1967年,台北改為“直轄市”,以淡水河、新店溪為界,將原有轄區及台北縣的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木柵、景美等6個鄉、鎮劃為台北行政區域。
1979年,高雄改為“直轄市”。
1982年,分別從新竹、嘉義兩縣分立出新竹、嘉義兩個省轄市,台灣的行政區劃至此基本確定。
根據台灣“憲法增修條文”及“地方制度法”規定,台灣地區現行的行政區劃分為4個“一級行政區”、23個“二級行政區”。4個“一級行政區”即台北、高雄兩個“直轄市”和“台灣省”“福建省”。但1997年李登輝操縱通過“修憲凍省”後,省級建制已經有名無實,因此“直轄市”成為最高級的行政區劃。
2010年12月25日,台灣當局實施“縣市改制”,台北縣改制為新北市,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為台中市,台南縣市合併改制為台南市,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高雄市。
2014年12月25日,桃園改為“直轄市”。
行政區劃
綜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縣以上行政區劃代碼》,台灣省行政區劃代碼為710000,台灣省下轄地市和區縣行政區劃代碼暫缺。
截至2022年末,台灣包括6個“行政院直轄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3個市: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13個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共下轄146個鄉、38個鎮、14個縣轄市、170個區。
台灣“行政院”,是台灣當局的最高行政機關,位於台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總理全台灣的行政事務,包括內政、外交、防務、財經等等,下設8個部和26個委、署、局、院。以“行政院”院會的形式實施決策。台灣省政府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機構,辦公地點位於南投縣的中興新村。
地級行政區
中文名稱 | 英文名稱 | 簡稱 | 下轄區劃 | 政府所在地 | 陸地面積(平方千米) | 海域面積(平方面積) | 常住人口(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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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級行政區
中文名稱 | 英文名稱 | 簡稱 | 下轄區劃 | 政府所在地 | 陸地面積(平方千米) | 海域面積(平方千米) | 常住人口(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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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 英文名稱 | 簡稱 | 下轄區劃 | 政府所在地 | 陸地面積(平方千米) | 海域面積(平方千米) | 常住人口(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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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⑵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是台灣島的附屬島嶼,隸屬於
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2014年9月18日,福建省霞浦縣人民法院首次對釣魚島海域專屬經濟區行使了民事司法管轄權。
⑷人口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12月。
地理區劃
依照歷史人文與自然環境,台灣省可劃分為四大地理區域與三、五、七大都會區。
台灣都會區有三種不同的劃分標準。
三大都會區:(如台灣《經濟年報》等採用的標準)。即台北都會區、台中都會區、高雄都會區。
五大都會區:(如台灣《人口政策資料彙編》等採用的標準)。台灣“內政部”將台灣都會區分為
台北都會區、新竹都會區、台中都會區、
台南都會區與
高雄都會區五大都會區。
七大都會區:(如1999年台灣《經濟年鑑》採用的劃分標準)。即五個大都會區和兩個次都會區。五大都會區是指台北―基隆都會區、高雄都會區、台中一彰化都會區、中壢—桃園都會區和台南都會區;兩個次都會區是指新竹次都會區與和嘉義次都會區。
而目前台灣當局行政主管部門的《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以及台灣當局氣象部門的天氣預報會使用四大地理區域的劃分方式。但台灣當局氣象部門將宜蘭縣劃歸為台灣東部區域,而
苗栗縣劃歸為台灣北部區域、嘉義縣市則劃歸為台灣中部區域,與台灣當局行政主管部門的劃分方式不同。
\ | 北台灣 | 中台灣 | 南台灣 | 東台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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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區劃根據台灣當局行政主管部門的《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的劃分。 |
地理環境
位置境域
台灣省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34個省級行政區之一,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
島嶼省份之一。台灣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東南沿海的大陸架上,地處東經119°18′03″至124°34′30″、北緯20°45′25″至25°56′30″之間。台灣東臨太平洋,東北鄰琉球群島,相隔約600千米;南界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隔約300千米;西隔台灣海峽與福建相望,最窄處為130千米。台灣省由三組島嶼組成:一為台灣本島及紅頭嶼、火燒島、龜山島、彭佳嶼、棉花嶼等十四個附島;二為澎湖群島,有六十四個島嶼;又一為釣魚島群島,有八個島嶼;加上其他一些島嶼,共有大小島嶼一百多個,在中國地理上形成一個完整的區域。
中國台灣地區,是指台灣當局控制下的台灣省(包括台灣本島與蘭嶼、綠島、釣魚島等附屬島嶼及澎湖列島),以及福建省的金門、馬祖、烏丘等島嶼,陸地總面積3.6萬平方千米。
台灣海峽呈東北向西南走向,北通東海,南接南海,長約200海里,寬約70至221海里,平均寬度約108海里,是中國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國際海上交通要道。東海和南海之間往返的船隻從這裡通過。從歐洲、非洲、南亞和大洋洲到中國東部沿海的船隻也從這裡通過。從大西洋、地中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隻—般也經過這裡。
台灣省包括台灣本島及蘭嶼、綠島、釣魚島等21個附屬島嶼,澎湖列島64個島嶼,其中台灣本島面積為35873平方千米,澎湖列島總面積126.9平方千米。目前所稱的台灣地區還包括台灣當局控制的福建省的金門、馬祖等島嶼,總面積為36188平方千米。
台灣島形狀酷似一紡錘,南北間長約394乾米,東西間最大寬度為144千米,全島面積為35788平方千米,是中國最大的島。台灣島最西端位於澎湖縣望安鄉花嶼西端(東經119°18′03″),最東端位於宜蘭縣赤尾嶼東端(東經124°34′30″),最南位於屏東縣恆春鎮七星岩南端(北緯21°45′25″),最北到宜蘭縣黃尾嶼北端(北緯25°56′30″)。
澎湖列島位於台灣海峽的中東部,因港外海濤澎湃,港內水靜如湖而得名。澎湖列島位於台灣海峽東南部,主要島嶼有澎湖本島、漁翁島(曾名西嶼)和白沙島(曾名北山嶼),面積超過1平方千米的島嶼還有虎井、吉貝、望安等8個,其餘53個島嶼的面積都在1平方千米以內。島嶼分布範圍甚廣,從北端的目斗嶼(北緯23°45′7″)至南端的七美嶼(北緯23°09′7″),長約60餘千米;從東邊的東吉嶼(東經119°42′9″)至西緣的花嶼(東經119°18′1″),寬40餘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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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時間:2017年12月底;統計單位:台灣當局內事主管部門 |
地質
台灣海峽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時長期為“華夏古陸”的一部份。第三紀開始一次大規模海浸運動,使整個台灣海峽包括台灣島在內皆受到海浸。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後,構造運動逐漸強烈,斷裂活動頻繁,伴隨著火山活動形成本島現代地形的輪廓。
台灣地處兩大板塊(歐亞板塊和太平洋板塊的菲律賓海板塊)俯衝和隆起運動顯著的碰撞帶上。兩大板塊作相向運動,即歐亞板塊向東南方向移動,太平洋板塊(菲律賓板塊)向西北方向運動,相互接觸碰撞,引起地殼複雜而劇烈的運動。太平洋板塊(菲律賓板塊)劇烈的俯衝運動,在板塊接觸帶上,發育著現今仍在活動的巨大斷裂,以致造成台灣東海岸比西海岸陡峭的地形地貌。
台灣屬於環太平洋島弧系的一部分;處於硫球和菲律賓兩弧的結合部。沿島的東岸,地震、火山十分活躍,為東亞、東南亞主要近代地殼活動地帶。台灣島周圍之島嶼除釣魚島、赤尾嶼為第三紀地層組成外,其它各島嶼均為新生代的火山堆積物。
台灣地層以台灣山脈東坡的晚古生界至中生界為基底,向台灣西部地區時代逐漸變新。台灣東部的台東山脈地層屬一時代較新的獨特地塊。台灣本島主要的地層都為一向西凸出的長弧形,呈大致和台灣島長軸平行的長而狹的帶狀分布。地層的主要構造線總體均呈北北東方向,亦與全島的基本形態相一致。
台灣省廣泛發育新生界,最老的晚古生界至中生界僅占其陸地面積的百分之十四。極為年青的變質地層和台東山脈的混雜堆積,使台灣地層獨具一格。台灣的西部(麓山帶、海岸平原)、中部(台灣山脈)和東部(台東山脈)為三個經歷不同的地層發育地區,各具明顯的特徵,並與區域性構造作用關係密切。地層中有孔蟲、貝類及超微體等化石較豐富,具有西太平洋新生代地層的特色。
台灣省屬於華夏古陸的一部份。中、新生代以來接受了巨厚的碎屑沉積。具有沿海島嶼水文地質特徵,形成省內大區水文地質條件差異性的主要自然因素是地貌。在中部與東部以山地丘陵為主,西部為濱海平原,周邊島嶼星羅棋布,這種地質、地貌因素構成了地下水匯集和貯藏的有利條件。.因此形成了豐富的地下水,為了總結區域水文地質特徵,將全省劃分為四個水文地質區十三個亞區。
地形地貌
台灣省的地形好似一把芭蕉扇,南北長、東西窄。從最南邊的鵝蠻鼻到最北邊的富貴角長380千米,從最東邊的新港到最西邊的新社以南寬150千米。山地、丘陵占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平原占三分之一。
台灣本島是一個多山的海島。島的中部和東半部大部分是海拔一千米至三千多米的高山,面積約占全島的三分之一,一千米以下、一百米以上的低山、丘陵、台地及一百米以下的海岸平原也大約各占三分之一。在東半部高山地帶,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山峰達六十二座,其中三千五百米以上的就有二十二座。在這樣一個面積不太大的海島上集中有這么多的高山,在世界上是罕見的。
中央山系包括台東山脈、中央山脈、玉山山脈和阿里山脈四個平行山脈,貫穿南北,將全島分為不對稱的兩半。
台東山脈緊靠太平洋海岸,亦稱海岸山脈,長約一百四十千米,寬僅七千米,是一千米以下、五百米以上的低山。東側面臨太平洋的斷崖陡壁高度常達數百米,險峻異常。
中央山脈北起蘇澳附近,南達台灣南端的鵝鑾鼻,縱貫台灣本島南北中央,成為全島的脊樑和分水嶺,有“台灣屋脊”之稱,將台灣全島分為東小、西大的不對稱的兩部分。中央山脈全長270千米,東西寬80千米。
又西的玉山山脈,是全島高山集中之處,三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峰就有十四座,主峰玉山拔海三千九百五十米,周圍四蜂環拱,冬季積雪,遠望晶瑩如玉,雄偉瑰麗,氣象萬千,不僅是全島的最高峰,也是中國東部沿海和西太平洋北起日本、南迄菲律賓諸島的最高峰。玉山山頂終年積雪,色白如玉,因此被稱為“玉山”。
雪山山脈又稱次高山山脈,位於中央山脈的西北側,全長180千米,主峰海拔3884米,是台灣第二高峰。
最西的阿里山脈,高度在一千米至二千五百米之間,向西逐漸降低為二、三百米的丘陵或台地。
海岸山脈則是台灣島最多東邊的山脈。此外,在台灣島北端還有一個自成體系的大屯火山群,由10多座圓錐形火山體組成。
台灣省包括台灣本島和蘭嶼、綠島、釣魚島等21個附屬島嶼以及澎湖列島63個島嶼,是一個多島之省。所稱的台灣地區包括台灣省本身及台灣當局所控的福建省金門、馬祖等島嶼。
澎湖群島。也稱澎湖列島,位於台灣海峽,介於台灣本島和福建省之間,東距台灣本島最近距離24海里,西距福建廈門約75海里,是海峽兩岸海上的交通要衝,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有“台灣海峽之鍵”的稱號。澎湖列島由澎湖本島和63個島嶼組成,面積為126平方千米。澎湖列島原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玄武岩方山,經過長期侵蝕後,地床漸低,後來基盤沉降,形成有許多離散島嶼的今日澎湖列島。
蘭嶼。原名紅頭嶼,位於台東縣東南的太平洋中,因盛產名貴的蝴蝶蘭而改名為蘭嶼,面積44.7平方千米,為海底火山爆發隆起而成的火山島,是台灣本島最大的屬島,現為台東縣管轄下的蘭嶼鄉,距台東市約41海里。島上山巒青翠,碧海藍天,風景如畫。該島為雅美族的世居地,有四個自然村,6個部落,另有漢族居住。
綠島。原名火燒島,傳說因島內的火燒山在陽光照耀下滿山通紅而得名,後因火燒島的名字易給人寸草不生的錯覺,而於1949年改名為綠島。該島位於太平洋上,距離台東市約18海里,面積15平方千米,現為台東縣管轄的綠島鄉。該島也是一個火山島,外形與蘭嶼相似,呈不等邊四角形,因此有人將其與蘭嶼稱為“姐妹島”。島上丘陵起伏,西部較為平坦,丘陵台地占全島面積的70%以上。島上現有人口約3000人,有3個村落,全部為漢族。
琉球嶼。又稱小琉球,位於台灣南部下淡水溪入海口之南,屹立於台灣海峽之中,距屏東縣東港鎮西南約8海里,距離高雄市約18海里,南北長約4千米,東西最寬處約2千米,面積6.8平方千米。因形似一個浮在海面上的球,而得名琉球嶼。琉球嶼是一個珊瑚礁構成的隆起岡巒,整個島嶼被兩條直線狀的地溝切割。該島現為屏東縣下轄的一個鄉,人口約1.5萬人,90%以上從事漁業。
丘陵和台地分布在五大山系與平原過渡的山麓地帶,從台北盆地周緣至恆春半島止,一般海拔在600米左右,占台灣島總面積的四分之一。主要丘陵有四個,即基隆竹南丘陵、嘉義丘陵、豐原丘陵和恆春丘陵,其中基隆竹南丘陵為台灣島最大的丘陵。
基隆竹南丘陵,北起基隆附近的海岸,南達台中豐原一帶,東緣雪山山脈的北麓和西麓,西抵台灣島西海岸,由基隆丘陵、新竹丘陵、苗栗丘陵和竹南丘陵等組成,是台灣最大的丘陵區。
嘉義丘陵位於阿里山脈前,北起濁水溪南岸,南至高雄、屏東,屬海拔在250米以下的低丘陵。
豐原丘陵位於上述兩丘陵區之間,豐原經台中至南投一線以西,為西部丘陵地帶最寬部分,東西呈半圓形,伸入雪山山脈、玉山山脈和阿里山脈之間,為台灣本島中部地形最特殊的地區。
恆春丘陵,位於恆春半島,中央山脈至此成平緩的南北向背斜,山勢逐漸向兩側低落,西部與屏東平原相接。
除丘陵之外,在台灣島北部至中部丘陵西側,還零星分布一些地勢較丘陵低平的台地,自北而南主要有林口、桃園、中壢、湖口、后里、大肚與八卦等台地,高度均在海拔400米以下。
台灣平原和盆地數量不多,面積較小,僅占全島面積的五分之一。主要平原有嘉南平原、屏東平原、宜蘭平原與台東縱谷平原。
嘉南平原也稱台南平原,北起彰化縣濁水溪的南岸,向南至高雄縣下淡水溪的西岸,面積約4450平方千米,為台灣最大平原,居民稠密,占耕地總面積和人口總數百分之四十,是全省經濟文化最先進的地區。
屏東平原位於台灣島南部,面積1160平方千米,是台灣島第二大平原。
宜蘭平原又稱蘭陽平原,位於台灣島東北部,面積約320平方千米,是台灣東部開發最早的地區。
台東縱谷平原位於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的山巒之間,面積約700平方千米。
此外,台灣島北部沿海還有一些面積較小的平原,主要有新竹沖積平原、苗栗沖積平原和彰化平原等。
台灣的盆地較平原面積更小,數量也少。較大的盆地主要有台北盆地、台中盆地與埔里盆地群。
台北盆地位於台灣島北部,盆地東南兩側為雪山山脈的余脈形成的丘陵所環繞,北以大屯火山群為屏障,西有基隆竹南丘陵的觀音山和林口台地圍繞,盆地形態完整,近似一個三角形,面積240平方千米,僅次於台中盆地,是台灣北部最早開發的地方。
台中盆地位於台灣島中部,北接大安溪,南界是濁水溪,東鄰豐原經霧峰至草屯一線的斷層,西至大肚台地和八卦台地的東緣,面積400平方千米,是台灣島最大的盆地。
埔里盆地分布於中央山脈的埔里陷落區,位於南投縣境內濁水溪中游及大肚溪上游和北港溪之間,分布有十幾個大小不等、南北對列、由群山圍繞的陷落盆地,統稱為埔里盆地群。其中以埔里盆地面積最大,約42平方千米;魚池盆地次之,面積約21平方千米。
台灣省是一個島嶼省份,島嶼眾多,海岸線長。台灣本島海岸線就有1566千米,包括了東部、北部、西部與南部等四個不同海岸。東部斷層海岸,以台灣島東北角的台北縣三貂角的萊萊鼻為起點,向南延伸,經宜蘭、花蓮、台東直至屏東的九棚,全長380千米。整段海岸大致平直,瀕臨太平洋,除宜蘭平原、花蓮平原、台東平原臨海的邊緣具有隆起海岸的特點外,大部分海岸因斷層作用,陡直岸壁緊貼海岸,共有4段斷層海岸組成,是典型的斷層海岸。
北部海岸,西起台灣島西北角淡水河入海口北岸的油車口,向北經富貴角再折向東至三貂角的萊萊鼻,全長約85千米。北部海岸東臨太平洋,北迎東海,西依台灣海峽,屬隆起海岸。北海岸地區是標準的海蝕地形,整段海岸凹凸曲折,岬灣相間,奇石怪岩,極具旅遊觀賞價值。
西部海岸,北起淡水河入海口的南岸,向南延伸至屏東縣西部的枋寮,全長約410千米,瀕臨台灣海峽,為沉積隆起海岸。與東部海岸相比,西部海岸面臨淺海,連線沿海平原,因此整段海岸單調平直,地勢緩斜。在風向、風力和浪潮的作用下,造成旺盛的堆積,沙灘綿長,海岸不斷向西部海洋延伸。
南部海岸,自屏東枋寮向南,經過台灣島南端的貓鼻頭和鵝鑾鼻,再折向北至九棚,西臨台灣海峽,南接南海,東瀕太平洋,全長264千米,為典型的珊瑚礁海岸。
水文
隨著高山的形成和存在,也造成了很多的河流。總共有151條,總長3853千米,可分為48個水系,其中主要河流19條,次要河流32條,小河流100條,平均每平方千米擁有1.17米長的河流,是中國水網最密集地區之一。河長超過150千米的僅有濁水溪、高屏溪和淡水河3條。濁水溪最長為186千米。河長在100千米以上的有6條。以流域面積計,超過1000平方千米的有9條,其中也以濁水溪為最大,達3155平方千米。全島河流發源於中部的山地,向四面分流入海。
台灣省的河流具有如下特徵:河流大多發源於海拔2000—3000米以上的中部山地,因此多短而陡。其平均比降大多數在20‰以上,西部河流平均比降為1/18,東部為1/82;河道窄而少曲折;河川徑流量年內變化大,颱風季節河流洪峰流量大,旱季流量小,有的甚至出現斷流,最大洪峰流量與最小枯水流量比值,一般都在數千倍;此外,河流的含沙量也大,致使河床日漸抬高;水力資源蘊藏量豐富。
第一條大河是濁水河,長170多千米;第二條大河是下淡水溪,長159千米;第三條大河是淡水河,長144千米。除此還有大甲溪、大安溪、宜蘭濁水溪、花蓮溪、卑南大溪等,也是比較大的河流。這些河流由於落差大,水流急,為水力發電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台灣省的湖泊相對較少,並多進行了人工改造,成為人工湖,即水庫,兼有蓄水、防洪、灌溉、發電、公共用水與觀光旅遊等多種功能。台灣的湖泊和水庫的分布,受水系影響明顯,也呈西多東少的特點。台灣較大的湖泊和水庫約90個,分布在東部的只有花蓮縣境內的鯉魚潭、光復湖,台東縣的大埤池,宜蘭縣的龍潭湖、梅花湖等9個,其餘均分布在西部。
台灣最大的天然湖泊是
日月潭。日月潭位於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湖面海拔750米,面積900多公頃,水位最深46米。湖中有一小島,此島北半部形如日輪,南半部狀似上弦月,故名日月潭。這裡是台灣最負盛名的風景旅遊區,翠山碧湖,風光旖旎,早在清代就被稱為台灣“八景”之一。
除日月潭外,全省天然湖湖面積超過100公頃的還有龍鑾潭和鯉魚潭。龍鑾潭位於台灣島最南端的恆春半島平原上,面積約137公頃,蓄水量為342萬立方米,是當地最主要的水利灌溉水源。鯉魚潭位於花蓮縣台東縱谷的壽豐鄉池南村,因鯉魚山而得名,面積104公頃,是台灣東部最大的湖泊,也是知名的風景區。
另外,在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的山脊兩側還有10多個高山湖泊。其中面積最大的是七彩湖,又名七星湖,湖面海拔高2900米,面積約2公頃。海拔最高的高山湖泊是翠池,位於雪山主峰的西側,是由冰川作用產生的冰河圈谷河,海拔高3520米,面積約100—130平方米。
據統計,台灣省的溫泉達128處,已開發利用的有50餘處。
台灣的溫泉大體分為三類,一類為變質岩區的溫泉,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由於地處歐亞大陸板塊的邊緣,億萬年來受東側太平洋板塊的擠壓,在台灣形成了許多地質斷裂帶,由這些斷裂帶生成的變質岩區是台灣溫泉的主要分布區,這類溫泉在台灣數量最多,開發也較早。變質岩溫泉主要是中溫溫泉,溫度在50℃至74℃之間,也有部分介於75℃至96℃的高溫溫泉和水溫高於97℃的沸騰溫泉。
另一類是火成岩溫泉,這種類型的溫泉存在於較為年輕的火山周圍,主要分布在台灣北部的火成岩區以及大屯山火山群和呂宋火山島弧向北延伸的一些島礁。台灣北部火成岩區是由菲律賓海板塊嵌入歐亞板塊所形成,火山停止活動的時間已經有100萬年,大屯火山群的火山活動停止於約20萬年前,龜山島和綠島則更為年輕,最後一次火山爆發的時間距今約7000年,屬活火山。火成岩區的溫泉大多為高溫溫泉和沸騰溫泉。
還有一類為沉積岩溫泉,這類溫泉在台灣溫泉中數量最少,零星分布於台灣各地。由於沉積岩區地面裂隙深度不如變質岩和火成岩地區,岩區的地溫梯度較低,靜水壓力較小,因此泉水的溫度多為25℃至49℃之間的低溫溫泉,甚至還有一部分冷泉。
氣候特徵
台灣島南北狹長,四周流域廣闊,北回歸線恰好橫穿島的中部偏南地區,北部地區屬亞熱帶氣候,南部地區屬熱帶氣候。從平地到高山,隨著海拔高度的增加,溫度逐漸降低,形成了在同一時空內熱、溫、寒三帶兼有的氣候特點。同時,台灣在氣候上受海洋和大陸兩方面的影響雖均較強烈,但海洋性氣候明顯,整體上呈現高溫、多雨、多風的氣候特點。
台灣平地全年平均氣溫為23.6℃。其中,北部年平均氣溫約22℃,南部約25℃,南北平均溫度冬季相差5℃左右,夏季差異不大。全省平地夏長冬短,南部則長夏無冬。每年4月以後,平均氣溫在20℃以上的時間長達8個月。最熱的6—9月,平均氣溫達27至28℃。12月至次年3月為冬季,各地平均氣溫在15至16℃以上,平均最低氣溫高於11℃。
台灣冬季受大陸冷氣團影響,東北季風盛行,但受到北上的太平洋北赤道曖流制約。夏季受太平洋副熱帶高氣壓影響,西南季風盛行,來自太平洋的東南季風受到中央山脈阻擋。
台灣山地氣溫的垂直變化遠大於南北氣溫的變化,氣溫隨山勢的增高而降低。北部地區山地是每升高海拔100米,氣溫約降低0.6℃;中南部地區是每升高海拔100米,氣溫約降低0.5℃。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峰,冬季可見積雪。玉山山頂的年平均氣溫僅3.8℃。
台灣日照充足。平地地區年日照時數為2100小時,中部山區平均小於1000小時,北部和南部平均為1500至1700小時,中部台中平均為2454小時,南部的台南達2619小時。
台灣平地高溫和充足的日照,為各種農作物的生長提供了有利條件。山地氣候的垂直變化,植被分布呈多樣性的垂直變化,植物種類繁多。台灣年日照時數受降水分布和地形影響,高山少於平地。平地部分年平均日照時數為2100小時,中部山區平均小於1000小時。北部及東部少於中南部,北部和東部平均維為1500至700小時,中部台中年平均為2454小時,南部以台南的2619小時為全省最多,北部以宜蘭、基降、蘇澳1200至1400小時為最少。
台灣是中國雨量最豐沛的地區之一,年平均降水量多在2000毫米以上,折合水量達900億立方米,是世界平均降水量的3倍。
台灣降水量的分布特徵是:山地降水量較平地多;平地中,近山地的邊緣地區又較遠離山區為多;東部平地較西部平地多。中部山區歷年平均降水量多在3000毫米左右,平地平均年降水量在1800毫米左右,東部平地平均年降水量在1500—3000毫米之間。西部平地以北部基隆最多,每年降水量可達3600毫米。
台灣的少雨區位於西部大甲溪以南、曾文水庫以北,即嘉南平原的中西部。其中,彰化縣的竹塘,32年平均年降水量超過1183毫米,鹿港13年平均年降水量不超過1258毫米。
台灣降水的季節分布與季風、地形密切相關,南部地區和北部地區有明顯的差異,雨量的季節性變化有所不同。夏季西南季風盛行,但風力較弱,各地氣溫普遍升高,空氣中水汽增多,對流作用強烈,雷雨天氣多。又因多颱風,給全省帶來大量降水。冬季(10月至次年3月),東北季風盛行,大陸南下的冷氣團經東海帶來豐富的水汽進入台灣島,北部和東北部地區形成雨季,降水量約占全年的60%。
台灣各地雨日與年降水量頗為一致,即降水量多,雨日也多。雨日分布的特點是:山地多於平地,東部多於西部,全島自北向南遞減,各月之間降水量的變化自北向南遞增。降水強度(單位時間的降水量)除北部的基隆四季較平均外,全島其他地區普遍是夏季大於冬季。其中,北部地區降水強度季節性變化較小,中南部和東部季節性變化較大。台灣降水量雖充沛,但由於地區性和季節性分布的差異,各地仍有不同程度的旱期。降水雖是台灣水資源的主要來源,但異常降水又經常帶來嚴重的水災。
台灣相對濕度較高,變化小,年平均相對濕度大都在78—85%之間。夏季各月,除北產的淡水、基隆、台北等相對濕度在80%以下,其他地區相對濕度均在80%以上。冬季各月,則以台灣東部與南部地區的相對濕度較低,約為75%,其他地區遠離在80%以上。中部山區的相對濕度沒有明顯的季節變化,四季均在80%左右。
台灣在氣候上處於亞洲地區大陸氣團與海洋氣團進退消長的接觸地帶,全年多有季風,夏季多颱風,對全島氣候影響甚大。
台灣冬季受東北季風盛行,夏季西南季風盛行。在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東南季風轉換期間,大陸氣團與海洋氣流之間相互消長,氣旋活躍,給台灣地區帶來的風,稱為“過渡旋風”。其風向多變,常形成旋風驟雨。在夏季西南風盛行時,台灣易發生龍捲風。
台灣是中國東南沿海遭受颱風侵襲最多的地區之一。主要颱風源有兩個,一個是自太平洋經菲律賓群島以東洋面向西北行進的颱風,二是自南海中部北上偏向東北行進的颱風。每年颱風侵襲的時間最早始於4月下旬,最晚終於11月下旬,長達半年時間,尤其以7—9月最多。多發的颱風常給台灣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損失。
台灣高溫、多雨、多風的氣候特點,光熱、風能等氣候資源及水資源相對豐富,不僅為各類生物的繁衍和生長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也為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
台灣的氣候可分為七種類型,即東北部溫暖濕潤氣候,西部溫暖冬季寡雨氣候,西南部熱帶冬季寡雨氣候,東部熱帶雨林氣候,東南部熱帶季風氣候,中部中低海拔山地溫暖濕潤氣候,中部高山區冬季寡雨寒冷氣候。
台灣氣象部門根據各地氣候特點,將台灣島劃分為9個農業氣候區,即東北區、西北區、中彰區、雲嘉區、西南區、南部區、東岸區、東部山區與中部山區,以利發揮各地氣候資源的優勢,避免和減少氣候上的不利因素對農業生產帶來的不利影響。
縣市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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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表為1991—2020年月平均資料,由台灣地區有關部門統計。 |
自然災害
台灣省的主要地質災害類型有地震、火山、邊坡災害、河流侵蝕及淤積、地面沉降和水環境污染。2000年台立法機構通過“災害防救法”,並在此後多次修訂,不斷完善。
台灣地區地震與福建沿海地震有一定的相關性,均受新華夏構造體系的控制。當台灣地區地震活躍時,福建沿海的地震也隨之加強,但強度與頻度遠低於台灣,且多為6級以下的地震。台灣地區的地震大體可分為東西兩個地震帶,東帶(包括海溝地區的地震)遠比西帶強度大,頻度高,自1901—1977年平均每年發生6級以上地震1.8次,其中包括兩次8級以上地震,是中國也是環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地震帶。台灣的地震烈度均大於Ⅴ度,東西兩側為Ⅳ度,向中央山脈過渡為度,中央山脈為度。總體上,台灣島均屬區域地殼不穩定地區。地震對工業民用建築造成極大危害,而且也是誘發邊坡災害的主要動力誘因。台灣東部花蓮至台東山間平原及以東海域處於地震烈度Ⅸ度以上地震區,地震及海底火山活動頻繁。
2024年4月3日,台灣花蓮縣海域發生7.3級地震。據台灣“中時新聞網”訊息,台土地測量部門比對震前、震後衛星測量資料,發現“台灣地表位移了”,受災最嚴重的花蓮被抬升高達45厘米、水平移動8厘米,西部由北至南也移動1至6厘米。花蓮縣海域7.3級地震發生後,據統計,截至2024年4月9日午夜,大小餘震已逾800起。
邊坡災害是台灣省的主要地質災害類型,據1968—1991年資料統計,台灣邊坡災害案例已達2559處,人員傷亡超過1萬人,房屋損毀在26萬棟以上,經濟損失巨大。邊坡災害被害主體包括人、生物、工程設施、機械器具和土地五大類。邊坡災害在時空上具地域性、集中性及異常性,而邊坡災害主要產生在山地、丘陵與平原的交接部位,在時間上多發生5—10月間的降雨季節。
台灣省由於採礦所導致的地面坍陷,主要集中在北部靠近八堵附近,由於該地區煤礦開採後,煤柱撤收地層內部空虛和地表載入而產生陷落,造成地面變形和建築物裂損。
由於過量抽取地下水而造成的地面沉降分布廣泛且較為嚴重。如早期的台北盆地,因為工業與生活用水的大量增加,地下水位曾降至海平面下45米。地面沉降造成建築物損壞積水難退及濱海地區的海水倒灌。
土壤
台灣島的土壤,按其成土和分布高度,可分山地和平地兩大類。山地土壤又以所處的高度和發育程度分為3種類型:
山地草原土和微灰化土。分布在海拔3000來以上的山區,年降水量在3000毫米以上,年平均氣溫在5℃以下,以物理風化作用為主。土層較薄,呈灰色、灰棕色或黃棕色,含有機質不多,酸性,植被以針葉樹為主,零星生長,土壤開發難度較大。
山地灰化黃壤和灰棕壤。分布在海拔1500—3000米的山地,年降水量在3000—5000毫米,年平均氣溫在10℃左右,以物理化學風化為主,土層較上述土壤厚些,多呈灰色、灰黃色或灰棕色,含有機質多些,酸性,以阿里山一帶土壤為代表,植被以針葉林為主,生長茂密,是培植山地森林的理想地帶。
山地黃壤和微紅化壤。分布在海拔500—1500米的山地,年降水量多在1500—2500毫米,年平均氣溫在15—20℃,土層較厚,多呈黃色、黃紅色和微紅色,酸性反應,含有機質較多,植被多屬落葉林和闊葉林,生長茂盛,是發展林業或在低層山地開墾栽培旱地作物的主要地區。
平地土壤分布在台灣省海拔500米以下的平原、盆地、台地和丘陵地區,以其成土和分布地勢不同又可分為3種類型:
紅壤。主要分布在海拔100—500米的丘陵和台地,年降水量在2000毫米,年平均氣溫在20℃左右,土層較深厚,有數十厘米至數米不等,含鋁、鐵、磷和有機質程度不同,有的還把它分成磚紅壤和赤紅壤,呈酸性反應。主要分布在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和屏東等地區的丘陵和台地,以人工植被為主,現已多被開闢為園藝作物栽培區,低處有的已作旱田或水稻田用,土壤利用比較充分。
酸性沖積土。包括盤層土和沖積土,主要分布在靠近山地的丘陵、台地和河流上游兩岸沖積地帶,土層厚薄不一,有泥岩和粘板岩,其粘性較大,肥力不高,多呈酸性,主要分布在嘉義、台南、高雄和屏東一帶,土壤多被開闢為旱田或水田,利用比較充分。
鹼性沖積土。包括水稻土、鹽漬土和鹽田、魚塭、海埔地,主要分布在沿海和河流下游地帶,土層較厚,受鹹水浸入,多呈鹼性,有的含有機質較多,肥力較高,經長期開發、改良,多是種植水稻、甘蔗的良田。土壤利用率最高,沿海岸邊一帶鹼性較大,也多作為鹽田和魚塭。主要分布在新竹、彰化、嘉義、台南和高雄等沿海一帶。
自然資源
水資源
據不完全統計,台灣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庫32座,總庫容約15.4億立米。具有綜合效益的曾文水庫總庫容7.08億立米,有效庫容為5.99億立米,灌溉面積8.4萬公頃,是台灣最大的水庫。大甲溪上游的德基水庫,蓄水量3.1億立米,水電裝機120萬千瓦,灌溉農田4萬多公頃,但泥沙淤積較為嚴重。台灣多年平均河川徑流量為757億立米。地下水總儲量約25億立米左右。目前水資源利用現狀:農業用水100億立米,工業用水12億立米,城市生活用水16億立米,合計128億立米,水資源開發利用率為17%。
植物資源
台灣省地處亞熱帶,植物資源,從平原、丘陵至高山,可以同時呈現出熱帶、溫帶和亞寒帶的植物景觀,因此台灣島被稱為“天然植物園”。依1998年台灣公布的最新調查,台灣植物種類總計10438種,特有種1139種,原生物種保育類334種。其中,維管束植物4228種(被子植物3600種,裸子植物28種,蕨類植物600種),苔蘚植物1100種,真菌3800種,地衣700種,藻類植物(海藻)600種。
台灣的植物生態群落可分為海岸植物群落、平原及低丘陵地帶植物群落和山地植物群落。按物種關係則可分為台灣島本區和恆春半島區。台灣島植物種類包括疏林群系、森林群系與苔原群系三個群系。疏林群系是界於森林與草原的中間型群系,樹木矮小而零落,下層植物多與樹木層同高,主要分布於大安溪與北港溪之西的海岸地帶與澎湖列島地區。森林群系是台灣分布最廣的植物群系,主要包括七類森林群落,即海岸林群落、熱帶雨林群落、硫磺泉植物群落、亞熱帶與暖溫帶雨林群落、暖溫帶山地針葉樹林群落、冷溫帶山地針葉樹林群落與亞高山針葉樹林群落。苔原群系分布於台灣高山林木線以上至雪線之間。
森林資源是台灣最具規模的生物資源,天然森林覆蓋面積曾占全島土地面積的三分之二,相當於江、淅、閩三省的森林覆蓋面積的總和。如今全島的森林面積約為186萬公頃,占全島土地面積的52%,是中國森林覆蓋率最大的省份。林木種類繁多,近4000多種,經濟價值較高的有300多種,是亞洲知名的天然植物園。在台灣森林資源面積中,熱帶林占56%,亞熱帶林占31%,溫帶林占11%,寒帶林占2%左右。按林木種類分,闊葉林、竹林分布最廣,兩者約占全島森林面積的69%;闊葉、針葉混和林約占9%。台灣最知名的林木為樟樹,樟樹數量居世界之冠,用樟樹提煉的樟腦和樟油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70%。經濟價值較高的林木則是被稱為“台灣五木”的油杉、肖楠、台灣杉、紅檜與巒大杉,均是世界著名的優質良材。台北的太平山、台中的八仙山與嘉義的阿里山,是台灣三大著名林區。
動物資源
台灣省溫暖濕潤的氣候,豐富的植物群系,為動物的繁衍和生長提供了良好條件。依1984年出版的《台灣脊椎動物志》資料記載,不包括魚類等海洋生物,台灣動物共有6大類356科,14935種。1998年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則顯示,台灣動物種數合計25151種,特有種11195種,原生種保育類174種。主要野生動物有台灣黑熊、雲豹、台灣長鬃山羊、獼猴、梅花鹿、山麂、穿山甲、飛鼠、蛇晰、山椒魚、水鹿等。飼養的家畜家禽主要有豬、牛、羊、雞、鴨、鵝、火雞等。棲息的鳥類有酒紅朱雀、栗背林鴝、媒山雀、紅頭山雀、蘭鷳與黑長尾雉等。在台灣眾多的動物、島類、昆蟲中,最有名的是蝴蝶,計有10科,400多種,台灣因而被稱為“蝴蝶王國”。
據統計,台灣海域共有魚類191科,597屬,1276種,還有蝦、蟹以及各種藻類、貝類、珊瑚等,因而被稱為天然的“海洋生物牧場”。
台灣有經濟價值的捕撈魚類有20多種,占重要地位的有鮪魚(鮪魚)、鯔魚、鰹魚、黃花魚、白帶魚、旗魚、鯛魚等。海藻類主要有石花菜、海苔、雞冠菜與海人草等,其中以石花菜最為重要。台灣珊瑚非常知名,產量曾占世界市場的80%左右,而被稱為“珊瑚王國”。
礦產資源
據初步統計,台灣省已知礦產有39種,礦產地734處,其中礦床155處,礦點225處。
能源礦產主要有煤炭、石油、天然氣及地熱等。其中煤的開發利用較早,目前已逐漸枯竭,儲量僅約1億噸,年產量不足10萬噸。分布於西北部中新世地層,為高揮發分的低級煙煤。石油和天然氣是台灣較重要的能源礦藏,天然氣、石油計17處,已完成石油和天然氣地質勘探面積超過500平方千米,到1999年探明石油儲量為3億多升,天然氣儲量約107億立方米,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脈西部及台灣海峽。地熱資源相對豐富,已發現的溫泉多達90餘處,其中較具經濟開發價值的十多處,主要分布在北部大屯山火山群地區。
金屬礦藏種類相對較多,但儲量不多。已探明較有開發價值的金屬礦藏主要有金、銀、銅、鐵等,另外還有錳、鈦、鋯、獨居石、汞、鎳與鉻等礦藏。金礦是台灣最重要的金屬礦藏,目前探明的儲量約580萬噸,多為金與銀或銅的共生礦。銅礦儲量也較豐,約為470萬噸。鐵礦較貧乏,總儲量約200萬噸。其他金融礦藏儲量更少,所需金屬礦產主要靠大量進口。集中分布於北部基隆更新世火山岩區,屬次火山熱液型礦床。已知礦床有金瓜石大型金銅礦床(伴生銀);奇美斑岩銅(金)礦床。
非金屬礦產資源種類較多,儲量豐富。經濟價值較高與儲量較多者主要有大理石、石灰石、白雲石、砂石、長石、蛇紋石、滑石、石棉、雲母與硫磺等。其中,大理石是台灣諸量最豐富的非金屬礦藏,儲量近3000億噸。
另外,台灣尚有海鹽和寶石等礦藏。台灣海鹽曬制始於鄭成功收復台灣以後,大陸移民將曬制海鹽的方法傳至台灣,在台灣島北起嘉義沿海、南至台南沿海,相繼建立了北門、布袋、七股等鹽場。此後,台灣曬鹽業得到發展。
台灣寶石礦主要是指軟玉,分布於花蓮縣壽豐鄉的豐田與西林地區。在蛇紋石層中,含有少部分軟玉帶,早期儲量約60萬噸,現在已大幅萎縮。品種主要有藍石、貓眼石、翠玉等,統稱為“台灣玉”,其色澤精美,為世界名玉之一。
人口
數量
《
全國人口普查條例》規定:台灣地區的人口數,按照台灣地區有關主管部門公布的資料計算。
台灣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人口分布的特點是西密東疏,全島人口多集中在西部平原。
據1905年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台灣總人口為3039751人。
截至1943年底,全台灣總人口約660萬。
1951年,台灣省人口7591298人。
截至1982年6月末,台灣省人口18270749人。
截至1990年3月末,台灣省人口20155830人。
截至1998年8月的統計,台灣省人口達2181萬多人,加金門、馬祖的人口,總數為2186萬多人。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約為7.31‰。平均每平方千米586.83人。
截至2000年12月,台灣地區人口2228萬人。
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時,居住在中國大陸境內並接受普查登記的台灣地區居民170283人。男性為116547人,女性為53736人。
2019年,台灣民眾平均壽命為80.9歲,其中男性77.7歲、女性84.2歲;台灣平均每位婦女僅產下1.218個孩子,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之一。2018年,台灣65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占總人口14%,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台灣當局預計2026年老年人口比例將超過20%,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2070年65歲以上老人將突破四成。
截至2020年末,台灣地區戶籍人口總數為23561236人,比2019年減少4.19萬人,年減0.18%。人口自然增加率為-0.34‰。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其中台灣省約69.45%的人口位於西部的6個台灣當局“直轄市”(台灣省下轄地級市)。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約為650.92人,是中國面積較小、人口密度較大的一個省。
據台灣地區內部事務主管部門數據,2022年台灣地區人口總數為23264640人,比2021年減少110674人。2022年台灣出生人數為138986人,創歷年新低;死亡人數為207230人,人口連續三年負增長。
截至2023年1月,台灣地區人口總數23301968人,自然增加為負6822人、社會增加44150人,整體較去年12月增37328人。
2024年1月10日,台當局內務主管部門公布2023年人口統計數據,人口數23420442人,較2022年增155802人,終止2020年來的人口負增長;全年新生兒135571人,較2022年減少3415人,再創統計以來新低。
民族
台灣同胞絕大部分為漢族。約占全省人口的98%。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以前,他們中的80%左右祖籍福建,其中以漳(州)、泉(州)人為最多;約20%祖籍廣東,以梅(縣)、潮(州)人為最多。故全省通行閩南話。1949年前後自大陸去台灣的人則各省都有。少數民族占人口的2%,約40萬人左右。
台灣原住民分為平埔族和高山族。平埔族又分為蛤仔難、凱達格蘭、道卡斯、拍則海、巴拔埔拉、巴布薩、洪雅、西拉雅等八族。分布於北部和西部平原及沿海。明清時代的大陸漢族移居台灣,多居於西部平原和東、北、南部沿海平地,與平埔族雜居。平埔族已與漢族融合,生活與文化都接近漢族。據統計:平埔族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有62119人,20世紀80年代有約10萬人。
高山族分泰雅、賽夏、布農、曹、排灣、魯凱、卑南、阿美、雅美等九族,主要居住在中部山脈地帶和台東縱谷地帶及蘭嶼島。其中阿美族人口最多,1976年有108112人,占總人口的38.28%,其次是泰雅族64080人,占總人口22.69%。
國民黨去台後將高山族改稱山胞,分為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山地山胞包括居住在山地的泰雅、布農、排灣、魯凱等族,和部分賽夏和阿美族,人口共30多萬人,分布在12個縣,30個山地鄉、214個村、576個部落。平地山胞包括居住在平地的阿美、卑南、賽夏族和部分泰雅、排灣、魯凱、布農、曹等族,人口約3萬多人。據1978年統計,山地山胞從事農林漁牧狩有自耕地,農林畜業收入只占總收入的29%,不得不從事工礦業的重體力勞動維持生活。
高山族九族都屬於馬來、玻里尼西亞種族,但各地的言語、社會組織及物質生活等都很不一樣。例如布農族保持嚴格的父系社會,阿美族是典型的母系社會。
族群
台灣民眾因祖籍地不同、遷居台灣的時間先後,形成不同族群,分為四大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少數民族。
閩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基本上都是漢民族,約占台灣總人口97%。閩南人、客家人大多是1945年以前移居台灣的,又被稱為本省人。閩南人約占總人口的近70%,祖籍地多為福建泉州、漳州;客家人約占總人口的15%,祖籍地多為福建龍巖和廣東梅縣。所謂外省人,是指1945年以後特別是1949年前後跟隨國民黨統治集團到台灣的各省人士及其後代,約占總人口的12%。台灣少數民族包括16個支族,約占總人口2%。此外,來自大陸的少數民族及外籍配偶,約占總人口1%。
隨著
海峽兩岸的交流和國際化發展,台灣現有30餘萬名大陸及港澳配偶、超過17萬名外籍配偶以及40萬名外籍勞工,被稱作台灣
新住民。
台灣少數民族語言屬於
南島語系。
南島語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島嶼上的語系,也是世界上分布面積最廣的
語系之一,中國的台灣島是其分布的最北端。中國中央政府和國家官方檔案將台灣南島語系各族群統稱為“
高山族”,是中華民族56個民族中的一員,但新聞媒體和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使用“台灣少數民族”的稱呼。
高山族現已有16個部族地位獲台灣當局認可。高山族並沒有“族”的概念,只有部落、家族、我們。有的自稱“Atayal”(泰雅),有的自稱“Tsou”(鄒),有的自稱“Bunun”(布農)、“Tao”(達悟),在各自族語中都是“人”的意思。在後來人類學者的研究中,才將這些自稱變成“族”的名稱。高山族原先廣泛分布在山區,沿
沖積平原聚集成部落。目前台灣的高山族大多保有自己的
語言、
風俗習慣和
部落結構,不過正面臨急速
現代化的問題;而高山族中的
平埔人則大多已失去原有
語言和
習俗。
泰雅人、
賽夏人、
布農人、
鄒人、
魯凱人、
排灣人、
卑南人、
阿美人、
太魯閣人、撒奇萊雅
人、
邵人、
賽德克人、
噶瑪蘭人(實屬
平埔人)、拉阿魯哇人和卡那卡那富
人居住在台灣島東部,
達悟人居住在台灣島的附屬島嶼
蘭嶼。
姓氏人口
根據台灣當局2018年公布的“姓名統計分析”,台灣地區前十大姓依序為陳、林、黃、張、李、王、吳、劉、蔡、楊,合計總人數為1244萬人,占台灣地區總人口數52.78%。其中,第一大姓陳姓人口數共有262.8萬人,占11.15%,陳姓也是唯一破200萬人口的姓氏。台灣同胞的祖籍大多出自福建、廣東兩省,不少姓氏都是從閩粵帶過去。福建省和台灣省民間一直有句俗諺說“陳林滿天下”,代表這兩個姓氏在閩台地區人口繁衍昌盛。
政治
涉台法律法規
《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序言明確指出:“台灣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處理涉台問題的最高指導檔案。
《
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條規定的屬地管轄權原則,只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犯罪,大陸司法機關就具有管轄權。台灣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故大陸司法機關對台灣地區觸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犯罪行為具有管轄權。其次,根據該法第七條規定的屬人管轄權原則,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犯罪,即便發生在外國,大陸司法機關具有管轄權。根據憲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台灣地區的居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團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台灣省應選全國人大代表13人,從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解放軍,中央黨政機關中的台籍同胞中產生。
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首次設立了台灣省代表團,五屆全國人大決定,在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之前,台灣省暫時選舉13名全國人大代表,其餘按人口比例應選代表的名額予以保留。從此,台灣省全國人大代表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選舉方案,通過召開協商選舉會議
民主選舉產生。
政協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是在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以後,由一部分從事愛國民主運動的台灣省人士於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台盟成立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回響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口號”,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台盟參加人民政權和人民政協的工作,推動盟員和所聯繫的台灣同胞,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促進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貢獻。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全國台聯)於1981年12月22日在北京成立,是台灣各族同胞的愛國民眾團體,是黨和政府聯繫台灣同胞的橋樑和紐帶。全國台聯自成立以來,繼承和發揚台灣同胞光榮的愛國愛鄉傳統,高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旗幟,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密切聯繫定居在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廣泛團結聯絡常住大陸、台灣島內以及港澳和海外的台灣同胞,推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為堅決反對“台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貢獻力量。
兩岸事務主管部門
台灣陸委會是台當局統籌處理海峽兩岸事務的專責行政機關。
台灣問題
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作為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中國政府解決
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並在2005年制定的《
反分裂國家法》中以
法律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
一個中國的原則。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
告台灣同胞書》,宣布採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方針。20世紀80年代初,為解決台灣問題,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並首先用於解決
香港和
澳門問題。2019年1月2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題為《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的重要講話,全面闡述了在民族復興偉大征程中推進祖國統一的重大政策主張,是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九二共識
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指出: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決兩岸同胞關心的問題,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否認“
九二共識”、破壞這一共同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勢必出現停滯甚至倒退,成果會得而復失,直接損害兩岸同胞尤其是台灣同胞的利益。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台灣是
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台灣與大陸處於暫時分離的狀態。因此,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心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把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作為自己的歷史重任,並為此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
早在50年代,中國政府就提出和平統一的主張。1955年5月,周總理提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1960年5月,毛主席提出,台灣只要回歸祖國,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大權均由台灣當局掌握。這可以說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雛形。1979年1月,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指出,“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正式發表關於大陸和台灣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提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
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的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198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增加了設立特別行政區的規定,為“一國兩制”的實施提供了法律依據。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主席《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進一步闡述了“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思想的深刻內涵,提出了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
鄧小平同志“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它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充分考慮到台灣問題的具體情況。“一國兩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主權國家範圍內實行兩種制度,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在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既體現了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又充分考慮到台灣的歷史和現實,體現了高度的靈活性。實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有利於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因而得到海內外廣大華人、僑胞和世界輿論的普遍理解、支持和讚揚。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和各項政策的推動下,海峽兩岸關係有了很大的發展。兩岸人民往來以及科技、文化、體育等各個領域的交流蓬勃發展,兩岸經濟相互促進、互補互利的局面已初步形成。這充分顯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的巨大威力。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併保持繁榮穩定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台灣的前途繫於祖國統一,搞分裂是絕對沒有出路的。李登輝等少數人背棄一個中國的原則、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分裂祖國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必然遭到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反對。實現祖國統一是歷史趨勢,是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民的民心所向。在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一天一定會到來。
台灣當局政治環境
台灣地區實行“
五權分立”的
政治制度。所謂的“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構,“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機構,“監察院”為最高監察機構,“考試院”是最高考試機構,“司法院”是最高司法機構。
台灣地區現行政治體制的主要特徵:一是台灣當局領導人由直接選舉產生,權力擴大,決定台灣當局的大政方針,提名任命行政、司法、監察、考試機構負責人。二是形成了政黨政治,各政黨圍繞各項公職選舉展開激烈競爭。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層級包括市(含台灣當局直轄市)縣、鄉鎮兩級。市(含台灣當局直轄市)縣、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具有公法人地位。市縣、鄉鎮行政負責人民選產生,市縣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對當地行政機構施政進行監督。
台灣地區領導人原本由“
國民大會”間接選舉。1996年3月23日開始實施全省“公民直接選舉”,任期也由6年改為4年,通過選舉可連任1次。選舉日期為1月的第一個星期六,2020年改為1月11日,就職日期固定於當年的5月20日。
現任中國台灣地區領導人為賴清德(民進黨)、副領導人為蕭美琴(民進黨),任期自2024年至2028年。
現任“行政院”院長為
蘇貞昌(民進黨)、副院長
沈榮津(無黨籍);現任“立法院”院長為
游錫堃(民進黨)、“副院長”為
蔡其昌(民進黨);現任“司法院”院長為
許宗力(2016年11月就任,無黨籍);現任“考試院”院長為
黃榮村(2020年9月就任,無黨籍);現任“監察院院長”為
陳菊(2020年8月就任,無黨籍)。
注釋:
⑴蔣中正,字介石。
台灣地區“法律”體系深受
中華法系的影響,此外還受到日本、德國等國法律體系的影響。台灣地區的“法律”採用
大陸法系的
成文法系統,主要分為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法律”、命令三級,下級的“法律”不可以違反上級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和修正需經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審議通過,再由台灣地區領導人公布施行,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台灣地區考試管理機構或其他“機關”能發布命令。除了明文的“法律”之外,“終審法院”在過往仍會為了統一“法律”見解,而從判決中挑選部分爭議問題,選編作成判例。判例不強制下級“法院”的法官必須採用,但事實上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除了選編判例以外,甚至“終審法院”曾經做成的一般裁判,也常在下級“法院”的審理中被引用。
1987年7月15日,台灣廢止實施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令”,1989年1月公布實施“人民團體組織法”,正式解除黨禁,從而使台灣結社、組黨合法化。據台灣“內政部”統計,截至2022年6月底,島內登記正式成立的全島性政治團體有45個,政黨有80個。主要政黨包括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親民黨、新黨、無黨團結聯盟、“時代力量”等。其中民進黨和國民黨影響最大。
名稱 | 簡介 |
---|
| 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由中國近代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創立。蔣介石到台灣後,一直連任國民黨“總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蔣介石去世後,“總裁”制被廢除,黨的首腦改稱“中央委員會”主席。2024年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 中國國民黨黨員總數2021年為37.07萬,是島內人數最多的政黨。 |
| 簡稱“民進黨”,於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成立。民進黨自成立起,不斷通過鼓吹“住民自決”等各種“台獨”傾向的決議,至1991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徹底淪為“台獨”政黨。2024年成為“立法院”第二大政黨。 民進黨黨員人數至2019年約20.2萬,年輕黨員占比是台灣各主要政黨中較高的。 |
| 1993年8月10日,由反對時任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而退出國民黨自立的新國民黨連線成員組建成立,新黨發起人為趙少康、李勝峰、郁慕明、王建煊、陳癸淼、李慶華、周荃等七人,1994年12月28日朱高正為首的中華社會民主黨併入新黨。新黨旗幟鮮明地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台獨”,承認“九二共識”,主張發展兩岸關係,是反對“台獨”分裂的一股堅定力量。 |
| 2000年3月31日,宋楚瑜正式宣布成立親民黨。之所以命名為“親民黨”,是因為推崇蔣經國的“親民、愛民”理念,英文名稱為“the People First Party”,意為“人民第一”黨。 |
| 2019年8月6日由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政府顧問蔡壁如等人發起組建,柯文哲為首任黨主席。為“立法院”第三大黨。 截至2019年10月,台灣民眾黨正式黨員5944人。 |
| 2015年1月成立,“台獨”政黨之一,由“太陽花學運”核心人物黃國昌、閃靈樂團主唱林昶佐(現已退黨,以無黨籍身份擔任第10屆“立法委員”)、司法改革基金會前執行長林峰正、前公民組合成員林世煜等發起,支持者多為台灣年輕族群。為“立法院”第四大黨。 截至2018年底,黨員總數有2238人。 |
| 2012年以“基進側翼”之名成立。是極端台獨派政黨之一。 |
| 成立於1996年,初名綠色本土清新黨。定位為公民社會開放的參政平台,鼓勵具有共同政治理念、價值與目標的公民加入,綠黨的政治主張包含環境保護、生態平衡、注重草根民主、堅持社會平等與世界和平。 |
|
台灣負責經濟事務的主要行政機構有“經濟部”“財政部”和“發展委員會”等。
“經濟部”為掌管台灣工商業發展及國際貿易等產業事務的機構,由1912年成立的“實業部”改組而成。
“財政部”是台灣公共財政的最高主管機關,並負責監理各地方政府的財政事務。下轄“關務署”“賦稅署”等。
“發展委員會”為台灣“行政院”重要政策規劃機關,擔負台灣整體發展的規劃、設計、協調、審議及管考等任務。
根據台灣當局有關規定,台灣各機關、官方文書中均採用“
民國紀年”,以公元1912年
中華民國成立為元年,與
公元紀年相差1911年。通用曆法主要為國際慣用的公曆,民間亦通行
農曆,並以“民國紀年”與公元紀年並行使用。根據中共中央台辦《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的台灣地區政權,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軍事
台灣現行軍事體制基本沿襲國民黨統治集團退據台灣前在大陸時期的軍事體制。台軍由
陸軍、
海軍、
空軍三大軍種組成,戰時可納入
海巡、
警察等執法機關為輔助戰力。此外,台軍還有“資通電軍指揮部”,該指揮部以網路攻防為核心,信息安全為基礎,電磁發展為前瞻。目前常備部隊約21.5萬人,後備軍人約238萬人。2018年1月1日起,台灣當局開始實施
募兵制。
關於台灣地區黨、政、軍系統管理問題,鄧小平在關於和平統一台灣的問題中指出:“台灣的黨、政、軍,包括特工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可以保留軍隊,擁有自己的自衛力量”。
2017年以來,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繞島巡航台灣已經常態化,體現了空軍在信息化背景下成體系執行作戰任務的能力。如今空軍已有眾多機型可執行“繞島巡航”任務,未來這一隊伍還將繼續壯大。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也已例行性地出動遼寧艦等軍艦繞台航行。
經濟
綜述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台灣地區的全球競爭力指數綜合得分80.2分,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上排名第12位(共141個經濟體)。在政策環境方面,社會制度和治理指標排名第24位、基礎設施指標排名第16位、信息通信技術採用情況指標排名第11位、巨觀經濟穩定性指標排名世界第一;在人力資源指標方面,衛生健康指標排名第24位、技能指標排名第23位;在市場方面,產品市場指標排名第16位、勞動力市場指標排名第15位、金融體系指標排名第6位、市場規模指標排名第19位;在創新生態指標方面,台灣地區是僅有的四個創新能力指標超過80分的經濟體之一(全球的平均分只有38分),全球排名第4位,企業活力指標全球排名第20位。依據世界銀行公布的《2020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在190個經濟體中,台灣地區的經商便利度排名第15位。
台灣以外向型經濟為主。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台灣經濟年均增速達8%,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進入21世紀後,台灣經濟增速逐漸放緩。
2002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台灣以“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名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台灣是亞太經合組織成員(1991年),是OECD競爭委員會觀察員(2002年)、鋼鐵委員會觀察員(2005年)和漁業委員會觀察員(2006年)。與中美洲3國尼加拉瓜、瓜地馬拉、宏都拉斯簽訂自貿協定,與日本簽訂投資協定和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與紐西蘭簽訂經濟合作協定(ANZTEC),與新加坡簽訂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台灣計有237個一般工業區、10個加工出口區、3個科學工業園區、3個農業科技園區、4個環保科技園區、7個自由貿易港。
台灣經濟雖人均生產總值較高,但內需市場狹小,自然資源較少,科技基礎不堅實,對海外市場和技術的依賴程度較高。同時,台灣經濟發展還受島內政爭激烈的影響。台灣經濟雖然發展較快,但由於經濟結構和財政稅收體制的影響,財政狀況不佳,稅基萎縮,賦稅收入增長減緩,同時各類支出增長很快,尤其是軍事、行政和社會保障等非生產性開支所占比重很大。財政收支不平衡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基礎設施建設和更新滯後。
2020年,台灣地區完成的名義GDP約為19.76萬億新台幣,剔除物價變動因素後實際增長2.98%。按全年新台幣與美元、人民幣的平均匯率折算為6648億美元,約為45855.24億元人民幣,位列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第七名;2020年,台灣地區人均GDP約為26910美元,居世界第28名;
外匯儲備居世界第六位。
2021年,台灣GDP為7749.42億美元,增長率為6.57%,人均GDP為33011美元。農、林、漁、牧業產值占GDP的1.48%;工業產值占37.95%;服務業產值占60.57%。工業中,製造業產值占32.88%,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產值占1.13%,營造業(即建築業)產值占3.33%。服務業中,批發零售業產值占15.72%,運輸倉儲業產值占4.08%,金融保險業產值占6.73%,不動產及住宅服務業產值占7.65%,公共行政及社會安全產值占5.50%。
2021年,台灣財稅收入33211億元新台幣,比上年增加9.4%,占GDP的15.3%;支出33594億元新台幣;財政赤字383億元新台幣。其中,賦稅收入28742億元新台幣,比上年增加19.8%。
截至2022年6月,台灣地區外匯儲備為5489.63億美元。
據台灣財政主管部門統計,截至2021年12月,台灣各級“政府”債務累積未償餘額65512億元新台幣,全部為內債。從債務結構看,主要為一年期以上非自償性債務,占同期GDP的30%,形式是歷年發行的公債。
據台灣“央行”統計,2021年底台灣所有外債總餘額為2135.92億美元,其中,公共部門承擔的長期外債157.1億美元,民間長期外債1460.2億美元,民間短期外債1974.18億美元,債負比率為2.11%。
2021年,台灣通貨膨脹率(即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全年平均為1.96%,核心CPI(不含水果及能源)為1.33%。
2020年,台灣人均消費支出407405元新台幣,同比下降2.74%。台灣居民儲蓄率為37.85%。
發展時期
1945年以前,日本在殖民統治台灣地區期間,採取“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策略,島內大米、蔗糖等主要農產品輸出日本,工業產品則由日本供應,台灣地區呈現“米糖經濟”的殖民地經濟特徵。
1949年以來,台灣經濟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時期。
一是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國民黨統治集團退踞台灣初期,台灣人口劇增,物價飛漲,工農業生產幾乎停頓停滯,軍事性開支占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民眾生活困難,經濟瀕臨崩潰。面對這種狀況,台灣當局採取了一系列穩定社會和恢復經濟的政策與措施,實行土地改革、幣值改革和外匯貿易管制,優先發展電力、肥料及紡織工業等。從1950年下半年起,美國開始對台灣進行經濟援助,幫助台灣恢復經濟。到1952年,台灣經濟基本恢復到二戰前的最高水平。
二是以農養工時期(1952—1960年)。台灣經濟初步恢復後,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勞動力過剩,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逆差嚴重,外匯極度短缺。台灣當局實行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方針,通過土地改革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20世紀50年代台灣農業發展迅速,成為創匯主力。台灣當局又通過把農業部門獲取的利潤轉移到工業部門的方式,重點發展民生工業,以島內生產替代島外進口,滿足島內基本消費需求,節省外匯開支,同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逐步形成以農副產品加工業、輕工業以及建築業等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體系。
三是出口導向經濟時期(1960—1986年)。由於台灣市場狹小,進口替代工業產品的市場日趨飽和,台灣當局抓住當時國際分工變化的機遇,制訂鼓勵政策和措施,利用低廉工資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加工出口工業。這個時期外資對台灣工業化和出口擴張起到重要作用,民間企業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加工產業,成為經濟成長的主力。至此,台灣工業建立起一個以出口加工區為依託,以輕紡、家電等加工工業為核心的產業支柱,帶動了經濟發展。
四是經濟轉型時期(1986年至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台灣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逐漸喪失比較利益和比較優勢,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落,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為此,台灣當局於1986年提出實行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經濟轉型,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機制,並將產業升級和拓展美國以外的外貿市場作為重大調整內容,確定以通訊、信息、消費電子、半導體、精密器械與自動化、航天、高級材料、特用化學及製藥、醫療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興產業為支柱產業。經過10多年的轉型,台灣經濟產業升級初現成效,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工業占製造業比重已達70%以上,其中信息產業發展尤為突出,其產值在世界名列前茅。台灣對外出口市場的重心逐漸從歐美轉向亞洲,出口產品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電子、信息、機械、電機和運輸工具產品占出口總量的70%以上。對外投資大幅度增長,開始成為淨資本輸出地區。
貨幣
新台幣是台灣地區(含台灣省全境和福建省金門馬祖地區)現行的貨幣,於1949年6月15日起發行流通。原始發行機構為台灣銀行,2000年起由台灣當局所謂“中央銀行”收回負責。基本單位為圓(常取同音字簡作元)。貨幣代碼按照ISO 4217標準編為TWD,符號為NT$或NTD,並使用NT$100、NTD100之類方法表示(中間無空格)。
新台幣現行的發行幣值自1981年起使用,硬幣單位包括0.5元(伍角)、1元、5元、10元、20元及50元,紙鈔單位有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換算基準為:1元=10角=100分。台灣已解除外匯管制,可自由兌換任何貨幣。
根據2022年8月1日台灣銀行公布的結賬匯率,新台幣對美元匯率為30.25:1,對歐元匯率31.2:1,對人民幣匯率4.5:1。
第一產業
台灣農業包括種植業、畜牧業、漁業與林業四大部分。台灣農業生產結構已逐漸由以種植業為主的單一傳統農業,逐步轉變為農林牧副漁綜合發展的多元化農業與商業性農業。此外,畜牧業、漁業、林業也很發達。
1984年,為了解決農村生產與生活的困難, 應對農村經濟蕭條、土地廢耕等危機,台灣當局提出發展“精緻農業”以來,以生產科技化、生態景觀化、農業創意化、產品精細化、經營組織化和產業融合化為方向,將現代農業推向新的高度。2009年5月7日,台灣通過“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將精緻農業作為台灣省重點推進的新興產業之一,圍繞“卓越農業”“健康農業”“樂活農業”3方面展開,同時融入台灣特色文化創意資源,大力發展“品牌農業”。
台灣地區土地中耕地占24%,長期作物占1%。台灣的種植業分為糧食作物(農藝作物)、經濟作物(特用作物)與園藝作物三大類別,種植和裁培的作物種類在百種以上。
糧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麥、玉米、高梁、甘薯、大豆等,稻米一年有二至三熟,米質好,產量高;經濟作物包括甘蔗、茶葉、花生、芝麻、菸草、棉花、蘇麻、劍麻、香茅草等。其中,早年稻米、甘蔗、茶葉並稱為“台灣三寶”。蔬菜種類多樣,超過90種,栽種面積僅次於稻穀,四季生長,常年不斷,從普通的白菜、西紅柿、黃瓜,到竹筍、蘆筍、蓮藕,以及本地特產山葵、牛蒡、黃鵪菜、九層塔等,種類繁多。良好的氣候條件使得台灣的水果種類繁多,四季不斷。常見的水果有香蕉、鳳梨、柑桔、龍眼、木瓜、芒果、番石榴、蓮霧、人參果、酪梨、仙桃、百香果、香瓜梨等。花卉產值也相當可觀。
台灣自然環境優良,樹木生長迅速,種類資源豐富,樹木種類達800多種。到20世紀90年代末,台灣森林覆蓋面積為210多萬公頃,覆蓋率達58.5%。森林蓄積量增長較快,從光復初期的2.1億立方米增到20世紀90年代末的3.6億立方米。台北的太平山、台中的八仙山和嘉義的阿里山是著名的三大林區。
林產品包括主產品及副產品兩大類。主產品包括用材、薪炭材、竹材與工業原料材等;副產品則包括竹筒、黃藤、菇類、愛玉子及藥材等,其中用材產量與產值最大。台灣杉、紅檜、樟、楠等名貴木材豐富,樟腦和樟油產量居世界首位。
20世紀50年代,木材主要由島內生產自給,進口較少,每年進口量在20萬立方米以下。20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木材加工出口工業的發展,木材進口大幅增加,進口地區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後因這些國家積極發展本國木材加工業,限制原木出口,同時加強森林資源保護,台灣開始分散木材進口地區,更多地轉向北美地區進口,同時開發木材的替代產品。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林業發展從過去的木材生產為主轉向森林保護、水土保持與森林旅遊開發等綜合利用。因此,林業生產產值大幅滑落,從80年代初的近50億元新台幣,降至2000年的2.7億元新台幣。
台灣畜牧業主要集中於中部和西南部地區,養豬業和養雞業是台灣畜牧產業的核心,產值分別約占畜牧業產值的59%和33%。台灣養蜂業也是畜牧業一大特色,主要飼養西方蜜蜂,蜂蜜年產量5000噸左右,主要用於內銷,3%用於出口。台灣畜牧業以優質、安全、休閒、生態為發展方向。台灣畜牧業從業人員甚多,僅養豬業及相關產業就達70多萬人,約占總人口的3%。
台灣畜產品出口規模大,約占農產品出口總額的56%,多以家庭農場飼養為主,進行集約化經營。1966—2013年畜牧業產值占21.38%—35.49%,1986年生豬出欄1400萬頭,產值達249億元,約占畜牧業產值59%,占農業產值約23%,年屠宰量為1000萬頭(只)左右,人均占有豬肉量為60千克;家禽養殖方式以現代化大規模經營為主、農家副業飼養為輔,以飼養雞、鴨、火雞、鵝為主,產值約112億元,約占畜牧業產值33%,約占農業產值13%。
因為台灣地區有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情,為防範疫情傳入風險,大陸嚴禁台灣地區生產或經台灣地區轉運的肉類產品輸入。
漁業資源方面,台灣四面環海,因地處寒暖流交界,漁業資源豐富,近海漁業、養殖業以及遠洋漁業都比較發達。台灣有經濟價值的捕撈魚類有20多種。台灣的珊瑚較為知名,產量較大。
第二產業
台灣的產業聚落分布,北部地區以電子科技產業為主,中部地區則是精密機械產業,南部地區主要是石化及重工業。台灣地區已有全球布局的豐富經驗與上下游產業的嚴密整合基礎。另外,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技術長期與國際密切接軌,以原始設備製造商,俗稱代工,作為全球品牌廠商的重要夥伴。
台灣部分科技業與製造業具競爭優勢,多項產品產值名列世界前茅。2021年排名世界第一的有:高階腳踏車、矽晶圓、晶圓代工業、IC封測、綠藻。世界排名第二的有:電路板、銅箔基板、滾珠導螺桿、IC載板、大型TFT-LCD面板、中小型TFT-LCD面板、PND、IC設計。世界排名第三的有:聚酯絲、耐隆纖維、電動機車、ABS、WLAN、TPE、β胡蘿蔔素。
台灣製造業主要包括基礎原物料產業、化學及生技醫療產業、交通工具產業、電力及機械設備、食品及紡織產業和電子及光學產業等6大產業。製造業占台灣GDP的比重保持在30%左右。
台灣電子信息產業居世界領先水平。2021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為40820億元新台幣,約占全球產值的28%。半導體產業產值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平面顯示(TFT-LCD)面板產值世界第二,人造纖維產量世界第三。資訊電子業是台灣製造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台灣生產的個人計算機、光碟機、顯示器、手機、GPS、WLAN、ADSL電子書等,在全世界均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台灣在代工(晶片)和測試等領域較為領先,其中晶片代工製造方面具全球壟斷地位,92%小於10納米晶片是由台灣代工製造生產。半導體晶圓代工產值全球排名第一,半導體封裝測試產值全球排名第一,半導體設計產值全球排名第二,台積電、聯發科、日月光都是全球著名企業。截至2020年,台灣晶圓代工(半導體代工)占全球70%的份額,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簡稱台積電)占據50%以上的份額,特別是在先進制程半導體的生產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高度依賴美國的市場、設備、原材料及資本等。
2021年台灣積體電路(IC)產業產值40820億元新台幣,較2020年增長26.7%,占全球半導體產業總產值的26.2%,是台灣為數不多的優勢產業和經濟支柱,在地區GDP、股市及進出口貿易都占有最重要的位置。IC產業占台灣GDP的16%,占製造業總產值的45.1%,占全部出口的35.5%,在台灣整體經濟活動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2022年台灣半導體產值約達1623億美元,約占台灣地區生產總值的12.4%。
台積電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代工製造企業,員工總數超過6.5萬人,2021年合併營收15874.2億美元,比2020年增長18.5%,2021年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占有率達52.1%,領先排名第二的三星33.8%。台積電被民進黨當局打造為“護台神山”,意圖扮演美西方加強供應鏈韌性的關鍵角色,提升台積電等半導體產業的地緣政治價值,但實際結果卻提升了台灣地區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地緣政治風險,強化了美西方要求其“去台化”的動機。
鋼鐵業是台灣重要產業,2020年產值為10003億元新台幣,島內市場銷售額為5856億元新台幣,占產值的58.5%。出口值4147億元新台幣,出口占產值的41.46%;進口值為2735億新台幣,進口依存度約為27.4%。主要出口市場為美國、大陸、日本、越南,主要進口來源地為日本、大陸、印度尼西亞、俄羅斯。
第三產業
台灣經濟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的海島經濟,對外依賴性極強,其經濟發展不能不受世界經貿格局的影響。台灣服務業是內需型產業,以島內市場為主導。在製造業國際化程度高且具競爭力下,台灣外匯存底快速累積,2022年底台灣外匯存底已達5549億美元。
1980年前,台灣地區嚴格限制外國資本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逐漸放寬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但仍對外國投資者進入本地市場設下許多限制。2000年後,台灣開始解除對國際資本的管制,放寬進入門檻,然而受到科技股泡沫破裂、本土資金外流的影響,這一措施並未取得促進經濟成長的預期成效。20世紀90年代以前,台灣服務業以傳統服務業為主導,90年代開始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成為島內服務業的主導型態。由分類服務業的產值來看,服務業中產值最高的為批發及零售業。
台灣服務業是涵蓋行業最廣泛,內容最具時代特徵和多樣化的產業,並且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加以演進。根據台灣當局“行政院主計處”1996年12月第6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服務業分為七大類別,即批發零售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訊業、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公共行政業﹑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2001年1月,第7次修訂的行業分類標準,又將服務業進一步細分為十一大類別,包括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公共行政業等。
服務業的產值在台灣GDP中的比重已超過70%,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55%。在服務業內部的就業結構中,以批發、零售、貿易、運輸、倉儲、通信等分配性服務為主。
台灣商業包括批發業、一般零售業和綜合零售業。多年來,批發及零售業占台灣GDP的比重保持在16%左右。台灣約有60多萬家商業企業。1986年,台灣核准放開僑資和外來資本投資零售業,島外企業大舉進入台灣零售業市場,主要來自日本,其次是美國、荷蘭、法國和中國香港等。
2021年,台灣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實現銷售總額16.87萬億元新台幣,比上年增長6.3%。其中,批發業營業額12.16萬億元新台幣,零售業3.98萬億元新台幣,餐飲業0.73萬億元新台幣。
台灣有“便利之島”的美稱,便利商店密度高居全球第二,2018年平均每2148人就有一家連鎖便利商店。便利店的各式服務和功能五花八門,從水電瓦斯等基本民生消費,到手機話費、交通罰單、學費、信用卡、地價稅等,都可由其代收。
自2010年以來,台灣金融和保險業產值增長速度超過GDP增速。2021年金融和保險業產值達到14591億元新台幣,占GDP比重為6.74%。
截至2023年6月底,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企業共979家,市值總計約1.7兆美元,整體市場本益比為16.46倍;另累計2023年1至6月,集中市場成交值約為0.9兆美元。若以經濟規模與股市市值相比較,2022年底台灣集中市場市值總額占GDP比率為195.29%。
台灣證券交易所是證券市場的核心,其無論是上市公司家數還是市值、成交金額均排在首位。台灣證券交易所交易產品種類繁多,包括普通股、特別股、存托憑證、債券、受益憑證、受益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TF)等。
據台灣海關統計,2021年台灣貨物進出口額為8274.65億美元。其中,出口4464.43億美元,同比增長29.4%;進口3810.22億美元,同比增長33.2%。貿易順差為654.41億美元,同比增長10.9%。
從出口目的地看,2021年前五大出口貿易夥伴分別為中國大陸與香港、東協、美國、歐洲、日本。從進口來源地看,2021年前五大進口貿易夥伴分別是中國大陸與香港、日本、東協、美國、歐洲。
2021年,台灣主要出口商品是電子零組件,占全年總出口額的38.5%,這其中90%是積體電路。其餘主要為資通訊與視聽產品、基本金屬及製品、機械、電機產品、光學器材、塑膠橡膠、化學品、礦產品等。
2021年1—12月核准(備)對外投資件數為404件,較上年同期減少21.71%;投(增)資金額計美金125億9913萬2000元(折合新台幣3779億7396萬元),較上年同期增加6.73%。另2021年1—12月核准(備)對新南向國家投資件數為121件,較上年同期減少30.86%,投(增)資金額計美金58億2835萬1000元(折合新台幣1748億5053萬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05.97%;其中投資金額較大者為新加坡、越南、泰國。
對中國大陸投資方面,2021年1—12月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件數為423件,件數較上年同期減少10.95%;核准投(增)資金額計美金58億6317萬3000元(折合新台幣1758億9519萬元),較上年同期減少0.73%。
2021年,大陸與台灣貨物貿易額為3283.44億美元,同比增長26%。其中,大陸對台灣出口額為783.65億美元,同比增長30.4%;自台灣進口額為2499.79億美元,同比增長24.7%。
2021年,大陸共批准台商投資項目6595個,同比增長29.2%;實際使用台資金額9.4億美元,同比下降5.6%。若加上台商經第三地的轉投資,2021年,大陸批准台商投資項目6679個,同比增長28.5%;實際使用台資金額23.1億美元,同比下降11.4%。
截至2021年12月,大陸累計批准台資項目12.4萬個,占大陸累計批准境外直接投資項目總數的11.4%;實際使用台資713.4億美元,占大陸累計實際吸收境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9%。
知名企業
交通運輸
綜述
台灣省一直有著相對良好的交通運輸基礎。台灣除海運歷史悠久外,19世紀末修築的基隆至新竹段鐵路(1893年通車)是中國最早修築的鐵路之一,清代還修築了連貫東西的數條公路幹線。日據時期、日本殖民者為了軍事控制與經濟掠奪,把交通建設作為第一要務,大力修築鐵路、公路、港口和機場等。到1945年台灣光復時,台灣有鐵路3922.3乾米(其中營運線達898.3乾米,專業支線計3024乾米),公路總里程計17272千米,先後建成17個飛機場(其中軍用機場11個),並將高雄港、基隆港擴建為國際商港。這些設施儘管後來曾受到戰爭的破壞、但畢竟為台灣交通運輸的重建與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定基礎。
國民黨退居台灣時,受戰爭破壞的島內交通設施基本得到恢復,一般客、貨運輸已能正常運行。20世紀50年代開始,台灣一方面運用美援貸款發展交通運輸,一方面有計畫地進行交通建設,台灣交通運輸業得到較快發展。
台灣不僅形成陸上四通八達的鐵路、公路網路與通向世界各地的海運、空運路線,而且交通工具呈現現代化與高速化。
鐵路
台灣鐵路建設相當發達。但由於公路與空運的發展,鐵路運輸地位在下降。到1997年底,台灣鐵路總長度2264千米(1998年為2400千米),較1961年的4556千米減少了一半。其中專業鐵路線1072千米,營業鐵路線1192千米。到90年代初,鐵路密度即每平方千米有鐵路67.7米,每萬人擁有的鐵路線長度為1.2乾米。鐵路在台灣交通運輸中仍發揮重要作用。2000年,鐵路客運量為46031萬人次,貨運量為2261萬噸。
截至2021年,台灣鐵路里程總計1836.59千米,由台鐵管理局運營的營業里程為1065千米,高鐵公司管理的高鐵350千米,各市捷運公司管理的捷運(捷運)288.59千米,其他線路(企業管理)133千米。台鐵管理局運營線路中,包括雙線742.1千米,單線322.9千米,電氣化區間997.7千米,非電化區間67.3千米。2021年,台鐵客運人數為1億5493萬人次,較上年2億352萬人次,減少4859萬人次;每日平均42萬4458人次,較上年55萬6068人次,減少23.67%,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1年,台鐵運輸貨物計661萬噸,較上年726萬噸,減少65萬噸;每日平均1萬8106噸,較上年1萬9823噸,減少8.66%。
西部縱貫鐵路是台灣鐵路運輸的大動脈。它北起基隆,南至高雄,途經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等10縣市,跨越2個盆地、2個平原、3個丘陵與6個水系,全線長408.5千米(不包括複線),85個車站。
1973年,台灣開始規劃實施西部鐵路電氣化工程,1979年6月26日全線實施電氣化。鐵路電氣化工程完成之後,運行時間大大縮短,從基隆到高雄僅需4個小時,比過去節省了一半。同時,增加了鐵路運量,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東部鐵路幹線包括宜蘭線鐵路、北迴線鐵路、花東線鐵路與南迴線鐵路。
為適應經濟的快速發展,台灣提出興建南北高速鐵路。1990年2月,台灣“交通部”委託美德顧問團完成可行性研究;同年7月,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議,“交通部”成立台灣高速鐵路籌備處。這項重大工程採取BOT方式興建(興建一營運―轉移),即“政府”授權民間機構,由民間機構負責興建,完成後,“政府”以特許方式交給民間經營一段時間,再轉移“政府”。1997年,由台灣高鐵企業聯盟得標,成立公司,負責興建。2007年2月1日開始運營。
高速鐵路自台北經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至高雄,運營線路全長350千米,占鐵路總里程的19.06%,行車時間在2小時之內。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運量較2020年度減少24.07%,全年旅運量4346萬人次。
在國家
發展改革委於2016年7月發表的《
中長期鐵路網規劃》中,
京港(台)通道被設計為八條縱向的“主通道”之一,將成為未來
中國高速鐵路網的骨架。其中,
京港(台)通道從北京出發至合肥後,一路由合肥至香港九龍,另一路由合肥經福州至台北。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
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對2021至2035年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主骨架的布局,規劃建設的福州至台北的高鐵屬“京津冀—粵港澳”主軸中的支線,由安徽阜陽經安徽黃山、福建福州至台灣台北。
公路
台灣公路網遍及全島及離島地區。台灣有南北走向縱貫西部走廊的一號“中山高速公路”、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和橫跨東、西部的五號“蔣渭水高速公路”等三條南北高速公路,以及自北向南排列連線西部與東部、中部的二號、四號、六號、八號、十號高速公路。而省道更遍布全省,還有“台灣三大橫貫公路”的北部橫貫公路(台七線)、中部橫貫公路(台八線)、南部橫貫公路(台20線)承擔橫貫台灣島東西的運輸功能。
截至2021年末,台灣公路(包含“國”道、省道、市道、縣道、區道、鄉道及專用公路)總里程為21749.3千米,其中“國”道1049.7千米,省道5317.7千米,市道及縣道3673.5千米,區道及鄉道1萬1300.6千米,專用公路407.8千米。全台灣面積3萬6197平方千米,公路密度為每平方千米0.6千米。“國”道9條,省道主線48條、支線49條(總計97條),市道及縣道為156條,區道及鄉道為2241條,專用公路為35條。道路密度為0.6千米/平方千米。高速公路里程為1049.7千米,占比4.83%。
航空
台灣的空運航線分為台灣內(包括離島)24條航線,台灣島與大陸各城市間(包括港澳)40條航線和兩條包機航線,台灣島飛往東南亞、東北亞、歐洲、美國、中東各城市的定期及包機100多條國際航線。
截至2019年末,台灣共有91家航空公司運營定期客貨運班機,其中當地公司17家,外籍公司56家,大陸籍公司18家。2019年島內航線的準點率為95.69%。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自2020年2月中旬起,兩岸航班只保留北京、上海、廈門及成都等四個直航航點。
年份 | 旅客人數(人次) | 起降架次(架次) | 貨物噸數(公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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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
台灣四面環海,海上交通發達,對外貿易仰賴海上運輸。截至2019年底,台灣總噸位100噸以上的客、貨船舶總計285艘,總噸位472.4萬噸,載重噸711萬噸。
自2008年12月15日海峽兩岸海運直航實施以來,台灣已開放13個港口,大陸共開放72個港口(包括55個海港和17個河港)。
台灣主要的國際商港有高雄港、基隆港、台中港、花蓮港與蘇澳港,另外還有20世紀90年代開闢的台北港和歷史悠久的台南安平港。其中,高雄港是台灣最大的港口、世界第十五大
港口,,承擔台灣60%以上的貨物裝卸與75%以上的貨櫃裝卸。
捷運
台灣使用“
捷運”一詞指代高運量與中運量的城市
軌道交通系統,用法類似於
捷運,是為了區別台灣鐵路的地下化區段而新創的辭彙,與運力較低的輕軌運輸相對;而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捷運”一般是指旅客自動輸送系統。
台灣捷運的每一個出入口、換乘點都覆蓋了完善的
無障礙設施,捷運的車廂設計得非常寬敞,方便輪椅進出。對於視障人士,捷運不僅有導盲磚的指引,工作人員也會上前提供引導。對老幼孕等弱勢群體,捷運上設定了專門的博愛座。台北的幾乎每個捷運站都有塗鴉和壁畫,有時也會有個人書法或繪畫展,成為了台北都市文化的一部分。
台北第一條捷運是1996年的木柵線(現改稱“文湖線”),共有9條捷運線,2021年,台北捷運客運人數53112萬人次,日均145.51萬人次;桃園機場捷運客運人數1374萬人次,日均3.76萬人次,高雄捷運客運人數40453萬人次,日均11.08萬人次;新北捷運客運人數357萬人次,日均0.98萬人次;台中捷運客運人數418.4萬人次,日均1.67萬人次。
機車
機車(台灣稱機車)是台灣民眾主要的代步工具,台灣是世界上機車密度最高的地區。
社會事業
居民證件
台灣居民居住證採用
公民身份號碼,其編碼規則與中國大陸身份證相同,均為18位數,前6位代表公民的戶籍地(或出生地),台灣居民的地址碼使用830000。
目前台灣居民持
電子台胞證可免簽入境中國大陸。台灣居民居住證作為長居大陸的台灣居民身份證件,則不能用作旅行證件出入大陸。
教育事業
台灣現行教育體系由學前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三大部分組成。學前教育主要與親職教育相配合,採取自由入園方式,對適齡兒童進行1至2年的健康教育、生活教育及倫理教育。學校教育由“國民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個階段組成,“國民教育”包括國小和國中,中等教育包括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綜合高中和完全中學四類,高等教育包括專科學校、獨立學院、大學及研究機構。社會教育涉及範圍甚廣,包括補習及進修教育、成人教育及博物館、圖書館、科學館、文化中心、藝術館等機構推行的社會教育等。台灣教育普及程度較高,職業教育體系完備,私立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019學年台灣各級學校共有10931所,其中幼稚園6384所、國小2631所、國中(台稱“國中”)739所、高級中等學校513所、專科學校12所、獨立學院14所、大學126所。台灣每年有許多學生選擇出境留學,其中每年平均1.5萬人赴美國留學。
學前教育即幼兒教育,學前教育主要任務是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發展,重點是生活倫理教育與健康教育。因此,學前教育以健康教育、生活教育及倫理教育為主,並與親職教育密切結合。
台灣對學前教育的管理,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內政”兩個部門。公、私立幼稚園約各占50%,對公立幼稚園當局給予了較為充足的財政投入。為提升幼稚園教保服務質量及支持幼稚園與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發展,台主管部門訂定了“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作業原則”,該原則2017年1月又重新修正發布。
台灣地區現行的義務教育為十二年制,它分為三個階段:六年國小教育、三年國中教育、三年高中(含高職及五專生)教育。義務教育為學歷教育,接受義務教育學生的年齡為六歲至十八歲,五專生達二十歲。
從1968年開始,台灣義務教育長期實施九年制;2014年改為十二年制,包含了高中(含高職及五專生)三年。在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之後,為了貫徹國中、國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銜接十二年義務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落實十二年義務基本教育政策,提升國中、國小教學質量。台當局於2017年2月修正“教學質量要點”,規劃並推動落實十二年義務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理念與實務之策略和行動。
國小和國中:台灣地區中、國小校較多,分布也較為均衡。學校的建立通常依據人口、交通、小區、文化環境、行政區域等情形來劃分學區,然後分區設定。
高級中等教育:台灣地區高級中等教育主要包括:綜合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和專科學校(含在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習的五年制專科生),其前三年也應多是高等中級教育(後二年為大專教育)。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台灣地區幾乎所有的國中畢業生都能進入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的學習。在國中畢業進入高中階段學習時,學生可有幾種選擇: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綜合高中,以及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時相當於大學二年專修科)。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和綜合高中畢業時,都可選擇升入四年制科技大學,技術學院或一般(即普通類)大學學習,高職畢業生還可選擇進入二年制專科學校(簡稱二專)學習。技職類與普通類學校是互通的,這樣方便了學生根據自身情況和興趣擁有多種選擇途徑。
在台灣現行的高教體制中,高等教育包括專科學校、獨立學院、大學及研究所。自2014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十二年制後,專科學校中的五年制專科生雖然列入其中,但其後二年實際上接受的則是高等教育。
台灣高等教育發展速度較快,已由培養精英轉變為大眾普及化教育。接受高中階段(含高職等)學習的畢業生即適齡者,只要願意幾乎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高校招生的競爭只是出現在選擇進入名牌大學及熱門專業方面。
台灣地區將特殊教育劃分為二大類:“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對於特殊教育學生的教育,通常在高級中等及以下學校包括高中職普通班、資源班、集中式特教班,特殊教育學校,以及中、國小校及幼稚園(託兒所)普通班、集中式特教班、資源班、巡迴輔導及床邊教學等方式。
社會教育是為所有學前兒童直到高齡長者提供隨時隨地均可學習,終身接受教育、終身學習的教育過程和社會環境。它既包括正規、也包含非正規以及非正式的教育,社會教育涵蓋家庭、學校、社會等。
科技事業
台灣科技事業的總體水平較高,高科技產業占其GDP的三分之一以上,但產業整體發展不均衡。相關科技產業中,計算機信息產業比較發達,半導體、光電、手機等電子信息產業和精密機械、石化以及生物醫藥領先世界,形成了北台灣IC、中台灣精密機械、南台灣光電技術的高科技產業群。21世紀初期,台灣制定了4大高科技尖端產業發展規劃,包括:信息技術、電子技術(尤其半導體)、生物技術、航天技術。2016年提出了推動“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療”“亞洲·矽谷”“國防”“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五加二”產業升級與創新規劃。2020年5月,在原有“五加二”產業創新的基礎上,提出了推動“資訊及數為產業”“資安卓越產業”“台灣精緻健康產業”“國防及戰略產業”“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和“民生及戰備產業”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2021年5月,正式確定為“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2022年7月,為因應國際科技趨勢及未來科技發展策略,台灣將“科技部”由縱向執行部會轉型為橫向協調整合,新組建成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轉型後除承接科技部原有業務外,將連線上中下游的技術發展與產業套用,聚焦島內策略布局,並發揮跨域、跨部會協調功能,集中科技發展事務權責,並妥善分配科技經費、最佳化使用效率,確保政策有效執行。隨著5G和物聯網時代來臨,數字科技正大幅改變產業生態與民眾生活,台灣於2022年8月,設立數位發展部,將整合電信、資訊、資安、網路與傳播五大領域,統籌基礎建設、環境整備、資源運用等工作,並將拓展部分前瞻型任務。
台灣科學園區包括新竹科學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以及中部科學園區,由“科技部”設立專門的園區管理局主管。
新竹科學園區,轄屬6個園區,分別是新竹、竹南、龍潭、新竹生醫、銅鑼和宜蘭園區,總開發面積1375公頃。截至2021年6月,已入區登記廠商家數計560家,員工超過15萬人,近3年平均營業額突破新台幣1兆元,實收資本額超過新台幣1兆元。
園區名稱 | 園區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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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686公頃,產業聚落主要是積體電路、電腦及周邊設備、通訊、光電、精密機械和生物技術等,附近有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學術與研究機構。年產值均達到新台幣1兆元,入區核准廠商已超過390家。 |
| 面積123公頃,自2001年開始提供廠商進駐建廠,以光電、太陽能、LED相關以及生技、醫藥、醫材產業聚落為發展主軸,緊鄰台灣衛生研究院,截至2020年末,已入駐廠商68家。 |
| 面積107公頃,分二期開發,第一期面積76公頃,第二期用地面積31公頃,已逐步建構為光電及太陽能產業創新聚落,2020年底已有從業員工6000餘人,已入駐廠商13家。 |
| 面積38公頃,定位「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產業及育成中心」、「台大生醫分院及特色醫療機構聚落」等三大中心,主要扮演生醫產業化育成的角色,除提供一般園區服務外,還提供事業種子規劃、指導研究(研究設施與人才)、臨床試驗用對象、研究及臨床試驗硬體設施與人才、工商、法務服務及產業進駐服務。截至2020年末,已入駐廠商39家。 |
| 面積350公頃,位於新竹科學園區與中部科學園區之間,分為三階段開發,規劃引進積體電路設計、先進封測、數字生活、航電與航天、新能源、汽車電子等產業。截至2020年末,已入駐廠商9家,另有客委會苗栗客家文化園區進駐。 |
| 面積71公頃,原規劃作為知識服務園區,2020年1月新增精密機械、生物科技、新能源、通訊及光電原材料五大產業,附近有宜蘭大學、佛光大學、淡江大學蘭陽校區、蘭陽技術學院等,截至2020年末,已入駐廠商20家。 |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包括台南園區(面積1043公頃)及高雄路竹園區(面積570公頃)。
台南園區於1995年5月設定,並於2001年9月19日核定擴建台南園區二期基地。
高雄園區於2001年4月設定。
至2020年底,台南園區已入駐企業143家(其中陸資企業1家),高雄園區已入駐企業108家(其中陸資企業2家)。
園區主要有6大產業聚落,分別為光電、積體電路、生物技術、精密機械、通訊及計算機外設等聚落。其中,光電產業已形成台灣垂直整合最完整的聚落,包括平面顯示器從上游關鍵組件(液晶、配向膜、偏光板、玻璃基板、彩色濾光片、背光模組、驅動 IC、聚光片)、中游面板至下游套用,每個環節都相當齊全;而太陽能產業從上游材料、中游電池至下游模組、系統產品等,供應鏈亦相當完整。
截至2020年末,台中園區已入駐145家、后里園區已入駐41家、虎尾園區已入駐17家、二林園區已入駐23家及中興園區已入駐9家,開發總面積達1708公頃。園區以光電、半導體、精密機械、綠能產業、生物科技、計算機及周邊等6大產業為主。
園區名稱 | 面積(公頃) | 區位優勢 | 引進產業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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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位於台中大雅區和西屯區交界處,臨近台中都會區,台鐵、高鐵、台中港、台中國際機場 | |
| | 位於虎尾鎮西北側,臨近中山高速、台1、台17、東西向快速道,臨近高鐵雲林站特定區 | |
| | 位於后里區都市計畫區南、北側,包括后里、七星兩個基地,臨近豐原都會區、13號道路 | |
| | 位於彰化二林鎮,臨近溪湖、二林及埤頭生活圈,臨近台19線、距台中園區50分鐘車程 | |
| | 位於南投縣西北,距離商業中心草屯鎮4千米、南投市6千米,臨近台3,距離高鐵烏日站30分鐘車程 | 能源研究、光電、地區核心產業研究、永續環境研究、台灣文史研究等有前瞻性且無製造污染的研究機構 |
體育事業
據台灣有關資料顯示,台灣共公立、民營運動場地設施總數為六萬多座,其中學校運動場館數量最多,為兩萬五千多座,占40.4%;私人運動場所為一萬多座,占16.6%;民營營利性運動場館數為八千五百多座,占13.5%;社區運動場館數為六千三百多座,占10.1%;民營非營利運動場館數為近四千座,占6.3%;公營事業運動場館數為三千五百多座,占5.7%;鄉鎮市區運動場館數為一千七百多座,占2.9%;其他運動場地一千二百多座,占2%;縣、市立運動場館數為八百多座,占1.3%。
截至2002年6月,台灣在有關主管部門登記在案的社會體育團體組織共有442個,大體上可分為七類:(1)綜合類:如中國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等;(2)學術類:如體育學會、運動醫學學會等;(3)運動類:如田徑運動協會、游泳運動協會等;(4)健身類:如智慧型氣功科學協會、瑜伽協會等; (5)休閒類:如戶外休閒活動推廣協會、青年野外生活協會等;(6)職業運動類:如職業棒球聯盟、職業高爾夫球協會等;(7)其他類:如運動傷害防護協會等。
台灣地區體育運動競賽名目繁多,如自由杯、成功杯賽等,還有一年一度的台灣地區運動會、一年一度的中運會、大運會,以及冬季越野賽跑等,其中區運動會規模最大。此外,台灣還積極參加亞運會和奧運會等國際比賽。
醫療衛生
台灣醫療衛生管理機構分為兩級,台當局衛生主管部門負責全面統籌、策劃、協助和管理醫療衛生事業,各市縣均設衛生局,負責本地醫療衛生、保健等工作。台灣的醫療體系比較健全,醫療服務呈現醫院大型化及診所普及化的發展趨勢,小型私立醫院逐漸退出市場,醫院集團化特徵日益明顯。
台灣“衛生福利部”下設“國民健康署”“疾病管制局”“食品藥物管理署”等機構,對全社會的醫療衛生服務、食品藥品經營進行監督管理,並直接管理近30家部立醫院。還設有“中央健康保險署”,負責統一的健康保險基金籌集、支付和管理,而且由財政承擔的公共衛生服務經費也通過該局自上而下的系統統一核實撥付。
台灣自1995年3月1日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提供醫療保健服務。並於2013年1月1日實施二代健保,開徵補充保險費。“全民健保”是台灣當局主辦的強制性社會保險,採取了各種措施與方法催保,確保了高參保率,保證了“全民健保”的覆蓋率,擴大了受益面,使台灣民眾都可獲得公平可及的醫療服務。福建省莆田市、泉州市、廈門市等地設立了“台胞醫保服務中心”對接大陸的
基本醫療保險和台灣的“
全民健康保險”,服務每年數十萬在長短期在福建省活動的台胞。
2018年台灣醫療院所22816家。從類別來看,西醫醫院478家,西醫診所11580家,牙醫診所6836家,中醫醫院5家,中醫診所3917家。
據台灣“內政部”統計,2021年台灣居民人均壽命為81.3歲,其中男性78.1歲,女性84.7歲。
郵政
截至2018年底,“中華郵政”在台灣各地設有郵局1299處、委辦郵務機構978處,“中華郵政”在各鄉鎮市區均設有郵局,也是台灣營業據點最多的銀行,遠超過第二名合作金庫的288處。
2018年的營業額2593.6億元新台幣,其中郵務本業收入占11.3%,保費收入占51.5%,利息收入占39.1%。
2008年12月15日兩岸開辦直接通郵,通郵後提供函件、包裹、快捷之全面性郵遞服務,配合兩岸直航的海、空運班次的增加及兩岸相關郵件作業的順暢,提供穩定的郵遞服務質量,除滿足民眾用郵的需求外,也有助於兩岸間經貿發展。並於2018年12月起開通成都為兩岸郵政速遞(快捷)郵件封發局。2020年,台灣寄大陸郵件總計約218.7萬餘件,較上年度減少24.9%;大陸寄台灣郵件總計約106.2萬餘件,較上年度減少31%。
電信
電信服務在台灣原為公營事業,1987年開放終端設備自由選用,1997年起逐步開放通信業務,台灣電信市場已是完全開放競爭的局面。
台灣有5家移動通訊公司。截至2019年底,台灣有2920萬個移動通訊用戶,1100萬市內電話用戶,590萬個固網寬頻賬號,2760萬個移動寬頻賬號。2019年電信服務總營業收入2987億元新台幣,其中,移動通信占54.3%,市內電話占10%,長途電話占1.14%,國際電話占2.73%,固網網路及增值服務占18.7%,電路出租占10.94%,MOD占2.1%。
傳播媒體
“
中央通訊社”(簡稱“中央社”)是台灣地區的官方通訊社。
“軍中新聞通訊社”是台灣“軍方”通訊社。
台灣商務新聞通訊社以台灣中小企業產業新聞為主,屬TPNews台灣商務網。
“
中國經濟通訊社”(CENS)以出版台灣外銷貿易雜誌為主,並撰寫台灣經濟、產業的英文新聞報導,旗下有兩個網站。
“
亞洲經濟通訊社”以報導政治經濟、商業管理、知識資訊、民生教育、非營利組織等新聞為主,屬“國際專業管理亞太年會”。
“人間通訊社”屬台灣佛教團體“佛光山”。
台灣省的主流雜誌有:《天下》雜誌(雙周刊)、《遠見》雜誌(月刊)、《財訊》(雙周刊)、《商業周刊》,以及《新新聞》《今周刊》等新聞類周刊,以及《周刊王》《時報周刊》等娛樂周刊。
台灣省的主要電台有:
“中國廣播公司”(中廣、BCC),2007年由趙少康從國民黨中央投資公司購買。
“中央廣播電台”(RTI),台灣公營媒體,隸屬於台灣“文化部”,以“台灣之音”為台名,使用13種語言對全球廣播。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NER),由台灣“教育部”管理。
“漢聲廣播電台”,由台灣“國防部”管理。
“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ICRT),台灣唯一以英語廣播的電台。
“警察廣播電台”(警廣、PRS),由台灣“內政部警政署”管理,定位為提供治安、交通、緊急救難等公共服務。
“台北廣播電台”(TBS),由台北市政府管理。
台灣各類電視頻道合計超過100個,除中視、公視、台視外,還有TVBS、中天電視(2020年11月18日轉型為網路電視,移往YouTube以及OTT服務上直播)、東森電視、年代電視、三立電視、民視、八大電視、非凡電視、緯來電視等。
《中國時報》《工商時報》《聯合報》及《經濟日報》和中天電視、TVBS、東森電視等媒體報導大陸新聞相對客觀。《自由時報》和民視、三立電視、年代電視等媒體大陸訊息多負面報導。
台灣流行音樂指包括台灣流行的民歌民謠、國語、閩南語音樂,台灣的流行音樂發展脈絡清晰,是華語流行音樂重要的組成部分。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發展可概分為以下幾個發展階段:閩南語流行音樂初興、台灣光復後流行音樂蓬勃發展和有聲出版建立基礎、1970年代民歌、校園歌曲流行及有聲出版快速發展、1980年代流行音樂開放、豐富多樣化時代、1990年代流行音樂盛世和唱片工業高度發展、21世紀初唱片工業的轉型與演唱業高度發展、海峽兩岸合作交流的新世紀等六個歷史發展段。
閩台交流
由於
台灣海峽平均寬度180千米,最窄處只有130千米,因此
福建省和台灣省位置相鄰、氣候相似、環境相近。儘管閩台關係隨歷史發展而變換,但兩地在人員、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具有“地緣近、血緣親、文緣深、商緣廣、法緣久”的特殊淵源關係。
1980年11月,閩台首筆小額貿易成交,1981年第一家台資企業在福州落戶。福建自1981年起開放4個口岸為台船停泊點和台胞接待站,是改革開放後兩岸貿易和人員往來之先河。1987年台灣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兩岸民間經貿活動迅速升溫。
海峽西岸經濟區包括福建省全境以及浙江省溫州市、衢州市、麗水市,廣東省汕頭市、梅州市、潮州市、揭陽市,江西省上饒市、鷹潭市、撫州市、贛州市,陸域面積約27萬平方千米。海峽西岸經濟區以福建為主體,南北與珠三角、長三角兩個經濟區銜接,東與台灣島,西與江西的廣大內陸腹地貫通,覆蓋人口約6000—8000萬人。
2015年4月21日,
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福建自貿試驗區的實施範圍118.04平方千米,涵蓋三個片區:福州片區31.26平方千米(包括兩個區塊: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22平方千米,福州保稅港區9.26平方千米);廈門片區43.78平方千米(包括兩個區塊:兩岸貿易中心核心區19.37平方千米、東南國際航運中心海滄港區24.41平方千米);平潭片區43平方千米(包括三個區塊:港口經貿區16平方千米;高新技術產業區15平方千米;旅遊休閒區12平方千米)。
福建自貿試驗區基本構建了具有福建特色、對台先行的制度創新體系。截至2023年上半年,區內新增內、外資企業127764戶,註冊資本27757.7億元人民幣,分別是掛牌前的8.3倍、12.5倍。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縣位於東海之濱,東望台灣,是祖國大陸距台灣本島最近的地區,具有對台交流合作的獨特優勢。
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位於平潭縣,歸福建省政府直屬,範圍包括
海壇島及附屬島嶼,陸域面積392.92平方千米,總人口約39萬人(2019年)。平潭綜合實驗區緊緊圍繞“推動兩岸融合”謀發展,先行先試,推進建設以經濟、社會、文化融合為核心的兩岸同胞共同家園,在各項惠及台胞台商的政策支持下,先行先試,努力構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先行區,不斷開創兩岸融合發展新局面。
2019年6月16日,
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正式發布《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的實施細則》,提出36條旨在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具體措施,內容包括推動兩岸四通、推進經貿各領域合作、落細落深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加強兩岸基層治理交流合作等方面,力爭打造台胞台企登入第一家園的先行區等。
國際交流
國民黨統治集團在中國大陸的統治瓦解後,依然占據著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台灣的國民黨當局被逐出聯合國。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以後,美國以“國內法”的形式單方面制定了一個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並設立
美國在台協會(英語: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縮寫:AIT)來與台灣保持雙邊關係。
現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
政府,以此為基礎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截至2024年1月,只有12個國家與台灣地區保持所謂“
外交關係”,並在其行政中心台北市設立所謂“
外交代表機構”。台灣地區的許多非“
邦交國”以
民間社團名義在台設立具備
大使館、
領事館功能的準官方代表機構。同時台灣地區在許多非“邦交國”設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行使
大使館或
領事館部分權責,維持非
官方關係。
歷史文化
綜述
台灣文化的母體是中華文化,同時構成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中華文化根植於台灣民間,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從起源、發展、形式、影響等諸方面均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完整性、發展性特徵,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延伸和拓展。台灣文化多元多次重組,文化的各個要素總是處於一種變動不居的運動狀態,各區域文化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大系統中的一個個性鮮明的區城文化。特殊的地理環境、社會環境、特殊的歷史道路,尤其是百年來與大陸隔離的歷史,使台灣文化的個性較之其他區域文化尤為獨特。台灣文化由漢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和外族文化所構成。
地名由來
“台灣”(漢語拼音:Tái wān)一名源於台灣南部少數民族“台窩灣”社的社名,意為濱海之地,開發台灣的福建省移民依閩南語將此名譯寫為“大員”“台員”“大灣”等,後定名為“台灣”。
明朝萬曆年間官方正式在公文中使用“台灣”名稱,但直到明朝“台灣”指代的都是台灣省台南地區。清朝時官方才將全島正式定名“台灣”,並設隸屬於福建省的“台灣府”,在光緒年代之前是台灣唯一的“府”,1885年設台灣省。台灣省的簡稱取省份名首字“台”。
右圖(手機版為上圖)上方為“台灣”名稱的繁體字正式書寫,在台灣地區官方檔案和教科書等正式場合中使用;下方的書寫中,原本繁體的“台”字採用了同音的異體字,因而和簡體漢字相一致,這種寫法廣泛地用於台灣民間與媒體。
台灣省的名稱在歷朝歷代屢有變更。在中國古籍記載中,台灣在戰國時稱“島夷”,
漢朝和
三國時期稱“東鯤”“
夷洲”;
隋朝與
唐朝時稱“
流求”;
宋朝時稱“
流求”或“琉求”;
元朝時稱“琉求”或“瑠求”;明朝洪武年間稱“小琉球”。
明朝中期以後民間對台灣的稱呼很多,如“
雞籠山”(指台灣北部)、“
北港”(台灣西部沿海的通稱)、“
大員”“
台員”,而明朝官方文書《明神宗實錄》中稱台灣為“東番”。
鄭成功改稱“東都”,後
鄭經改為“東寧”。
清朝更名為“台灣”,並設定
台灣府,隸屬於
福建省,這是台灣的正式定名。
台灣除能源資源較貧乏外,森林資源、生物資源、漁業資源、水力資源等較為豐富,因而有寶島之稱。
民俗
台灣民間習俗與大陸特別是南方地區基本一致。最重要的節日依次有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中元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送灶、除夕等。過節形式也和大陸相仿,如春節有走親訪友的拜年習俗,元宵節吃湯圓、賽花燈、猜燈謎,端午節吃粽子、賽龍舟,中秋節賞月、吃月餅,重陽節登高遠足,除夕闔家團圓等。其中,台南市鹽水區的“鹽水蜂炮”、新北市平溪區十分老街的“
放天燈”和澎湖縣的“乞龜”等民俗活動較為知名。高山族的托球舞、阿美人的無半音五聲音階等都為台灣民俗文化加注了不同的生命力。
台灣還有不少當地特有的節慶活動,
城隍、
媽祖、
關聖帝君等祭典活動也成為台灣特殊文化,如正月初一各地廟宇的搶頭香,正月初六祭“
清水祖師”(主廟在台北市萬華區
艋舺清水岩,這一天台灣有盛大隆重的慶典儀式)、正月十五的
燈會、
鹽水蜂炮、炸寒單,農曆3月規模盛大的媽祖繞境進香“媽祖祭”和7月的“盂蘭盆會”等都是著名的節慶活動。
名稱 | 簡介 | 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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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是台灣最重要與盛大的傳統節日,台灣的春節習俗傳承自福建省閩南、福州等地,從農曆臘月二十六做“ 尾牙”開始,一直到新年的元宵節才算是告一段落,期間的民俗活動豐富多彩。在台灣的除夕,很多人家會準備各式 祭品供奉神明、祖先,進行本年度最後一次的拜年。正月初一清晨,台灣家家均梳洗更換新衣,迎接新春到來。換新衣之後,先是開門焚香點燈,在神前供奉各式甜料,然後開拜,依序向祖先牌位行禮。祭禮結束後,晚輩開始向長輩拜年祝賀,許多長輩會給晚輩 壓歲錢,新的一年就由此展開。大年初一早上吃完飯後,大人、孩子開始前往親友家拜賀。 | |
| 農曆正月十五日為燈節,俗稱“元霄節”,俚語說:“十三點燈起,十五上元冥”。燈節的前幾日稱“放燈”,最後一日稱“謝燈”,又稱“三花燈”。 每年的元宵節,台灣會舉辦大型燈藝節慶活動,更有電動花燈,台北市會舉辦 台北燈會,而台灣其他縣市則會舉辦 台灣燈會。 | |
| 農曆八月十五日為中秋節,俗稱八月節,家家在庭院奉貢水果,月餅,對空朝拜,俗稱“拜月娘”。祭畢全家分食月餅,賞月納涼。各戲院也應景演出“嫦娥奔月”等戲劇。 每年的中秋節,台灣一般民眾普遍有賞月吃月餅、柚子的習慣,而自1990年代中期起,台灣開始興起中秋烤肉的習慣。 | |
| 農曆五月初五為端午節,俗稱“五月節”,又稱“詩人節”。民間於正午時分奉供粽子醴酒祭祀祖先,用艾草、蒲菖插置門首,或煮水沐身謂可避邪驅暑,並在河濱舉行龍舟競渡。 | |
| 孔子在台灣民俗信仰中,地位相當特殊。早期 祭孔大典分春秋兩季舉行,後改在每年農曆9月28日孔子誕辰紀念日舉行,並將這一天確定為教師節。台灣全島共建有十二座孔廟,最大的一座是位於台北圓山動物園西面的“台北孔子廟”。祭孔大典這天,要舉行隆重而莊嚴的儀式,不僅學校的師生都要參加,各級的政府官員也要全部出席,以示尊師重教。 | |
| 17世紀以來,媽祖隨著閩南一帶的移民信眾分靈來台奉祀後,即成為台灣民間百姓普遍的信仰。台灣各地共有870餘間媽祖廟,每逢農曆3月媽祖誕辰,台灣各地如台中市大甲鎮瀾宮、彰化縣鹿港天后宮、雲林縣北港朝天宮、嘉義縣新港奉天宮、台南市大天后宮等廟宇都會擴大舉辦祭祀、進香、遶境等活動。 | |
| 宋江陣大都流傳於嘉南平原以南的農村,並以台南、高雄兩縣市最多,早期屬於農閒時期農村子弟學習武藝的活動,日據時代,因高壓統治,取而代之成為宗教活動酬神娛人的武術表演性陣頭。宋江陣通常附著於寺廟,成為神佛駕前的藝陣。 | |
| “東港迎王平安祭”為台灣西南沿海的民俗祭典之一,原始用意為送瘟神出海,已演變成祈安降福的活動。每三年舉行一次的“東港迎王平安祭”約在農曆9月份於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宮舉行,西港燒王船在農曆4月中旬於台南市西港區慶安宮舉行,其中“東港迎王平安祭”場面最為熱鬧盛大,除廟會活動外,最後一天的燒王船儀式是整個祭典的高潮。 2011年5月,由廈門市申報的“ 閩台送王船”入選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 |
| 鯤鯓雲嘉南的鹽業歷史早在明鄭時期即在西南沿海地區奠下了深厚的基石,從引進海水到蒸發、日曬、結晶的過程,動作繁複且技巧高深。台灣300餘年來的曬鹽產業,不僅曾是台灣產業的大宗,亦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也是不可欠缺的民生物資。 | |
| 農曆正月20日是客家人特有的節日“天穿日”,當天開放民眾擲筊祈福、吃平安。相傳“天穿日”是女媧補天的日子,這天在客家莊有“拜天穿”或“補天穿”的習俗,感謝神祇庇佑及慶祝人類的重生;過去農業社會,客家族群在過完天穿日才會展開一年的農事,不過,這些習俗隨工商社會的發展已逐漸式微。 | |
| 客家桐花祭活動舉行時,各地客莊全家悠遊、旅客穿梭如織,體驗結合文化、旅遊、生態、產業之賞桐活動,成為台灣人每年共赴的美麗饗宴。 | |
| 生命禮俗,又稱人生儀禮,是指人在一生中幾個重要環節上所經過的具有一定儀式的行為過程,主要包括 誕生禮、 成年禮、 婚禮和 葬禮。在福建省閩南地區的傳統社會,人生的每一個重要時刻都有種種儀禮習俗,以祈求平安、長壽、子孫和富足,從而成為民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福建閩南移民移居台灣時,為求生存、繁衍和發展,也將 閩南地區傳統社會的生命禮俗傳入台灣。 | |
| 每年農曆3月21日,位於台南學甲鎮的慈濟宮,都要舉行規模宏大的上白礁謁祖祭典。一方面追懷大陸上的祖先;另一方面遙拜福建省同安縣白礁鄉的慈濟宮祖廟。這個祭典從鄭成功來台到現在,連續300多年,從未間斷。每年此時,眾多的香客、僧侶和遊客齊集這一小鎮,人數多時超過20萬。。 | |
| 祭祀城隍爺,是中國傳統民間信仰活動之一。每年農曆5月13日,是台北霞海城隍爺誕辰,有盛大的城隍爺出巡活動,俗稱五月十三大拜拜。 城隍爺出巡時,先舉行請神儀式,就是把城隍爺及配祀各神像請出,安放在神輦里,然後出發。出巡先列中有南北管樂隊、舞獅隊、藝閣、信徒,加上參觀的民眾有幾十萬人之多。因此台灣有一句俗話:“五月十三人看人”。 | |
| 在台灣,最普遍的傳說是:每年農曆7月1日凌晨,地府開鬼門,讓所有在陰間受苦難的鬼魂,能回陽間探望生前的老家和後世子孫,陽間的人們統一在7月15日,為所有鬼魂舉行大拜拜,讓鬼魂享宴一番。到7月30日,假期結束,這些鬼魂重返陰間。 | |
| “藝陣”指逢年過節時廟會前的中華民族傳統民俗表演,台灣廟會的民間藝陣表演傳承和發揚著福建閩南、福州等地的傳統文化,源自上古時期的 儺文化,是農業社會的重要慶典。台灣常見的藝陣表演有 范謝將軍、 千里眼、 順風耳、 三太子等各式的神將、大神尪,由人扮演的有 八家將、什家將、 官將首、八將等類型,還有扮成 梁山好漢的開臉 宋江陣、呈現高山族形象的少數民族歌舞陣。台灣這些廟宇祭祀、宗教儀式、出巡繞境中的藝陣表演,除了具備有捉拿鬼魅、祈安驅煞等嚴肅的宗教意涵,另一方面也具備了民間迎神賽會追求的排場熱鬧等功能。 在大大小小的台灣民俗藝陣上,三太子身穿戲服隨著電音跳舞,騎著改裝機車行進,是台灣廟會、遊園節目中的最強“氣氛組”代表之一。 | |
| 戰祭(Mayasvi瑪雅斯比)是鄒族部落中最神聖的祭典,早年依征戰及狩獵的情況擇期舉行,如今則於每年陽曆2月份左右舉行。鄒族的戰祭又有“凱旋祭”“人頭祭”“敵首祭”“迎神祭”等之說法,其主要供奉征戰之神,即戰神和司命神,除向其祈求戰力外,也藉此求得神靈的庇佑,並含有激勵族人士氣的功用。 | |
| 打耳祭是布農族一年中最重要的祭典,約在每年4月下旬至5月初舉行;祭典主要分成狩獵、射耳、烤豬肉、分豬肉、獵槍祭、誇功慶、成巫祭等幾個主要活動。 | |
| “飛魚祭”是一種獵魚的儀式,約在每年農曆2、3月間舉行,為期近4個月。整個活動為分為祈豐魚祭、招魚祭、飛魚收藏祭等階段。祭典時,達悟族男子會穿著丁字褲、頭戴銀盔及金片,面向大海祈求飛魚豐收。 | |
| “豐年祭”是阿美族人最盛大的活動,於每年7、8月間舉辦。豐年祭中常見的祭典儀式包含有成年祭、迎賓舞、豐年舞、耕種舞、捕魚祭等,整個過程包含“迎靈”、“宴靈”和“送靈”三階段,早年為期8—15天,活動內容較單純,以男子年齡階層為組織,婦女是不能參與的;近年許多舊俗和禁忌略有改變,除了祭典天數縮短、宗教儀式簡化外,並在活動中加入賽跑、拔河、射箭等競技活動助興,一般遊客也可加入同歡。 | |
| “矮靈祭”是賽夏族最重要的一項傳統祭典,2年一小祭,10年一大祭,約在農曆10月15日左右農作物收成之後舉行,為期4天3夜。整個矮靈祭分為告靈、迎靈、會靈、娛靈、送靈等幾個主要儀式,其中尤以迎靈最為神聖,只容本族參與(一般遊客只能參加會靈及娛靈兩種儀式)。 | |
| “猴祭”及“大獵祭”合稱為“年祭”。 所謂“猴祭”,是指卑南族男子進入少年會所的成年禮儀,一般稱為“刺猴祭”。傳統猴祭中,卑南族少年須經過一連串嚴格的考驗,其中尤能以竹竿刺殺猴子最為重要(如今猴子已改為藤製的模型替代),藉此培養少年的膽識體魄及分工合作的精神,整個過程須歷經4次考驗,過後才能進入“大獵祭”。 大獵祭是旨在5天內憑個人本事於野外狩獵,通過後才算進入成年階段,方可論及婚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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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傳統節慶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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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溪天燈(新北市平溪區)、 雞籠中元祭(基隆市)、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暨繞境儀式(桃園市大溪區)、 搶孤(宜蘭縣頭城鎮) |
| 苗栗𪹚龍(苗栗縣苗栗市)、三義雲火龍節(苗栗縣三義鄉)、大甲媽祖繞境進香活動(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旱溪媽祖繞境十八莊(台中市東區、南區、北區、北屯區、大里區、太平區、霧峰區、烏日區)、犁頭店穿木屐躦鯪鯉(台中市南屯區)、東勢新丁粄節(台中市東勢區)、北港朝天宮迎媽祖(雲林縣北港鎮) |
| 下路頭鞦韆賽會(嘉義市)、 鹽水蜂炮(台南市鹽水區)、東港迎王平安祭典(屏東縣東港鎮)、 搶孤(屏東縣恆春鎮)、新港奉天宮天上聖母元宵繞境(嘉義縣新港鄉)、民雄大士爺祭典(嘉義縣民雄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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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年祭(阿美人、排灣人、噶瑪蘭人)、感恩祭(泰雅人、太魯閣人)、 射耳祭(布農人)、年祭(卑南人)、 戰祭(鄒人)、 小米收穫祭(鄒人)、小米祭(魯凱人)、黑米祭(魯凱人)、祈雨祭(魯凱人)、勇士祭(魯凱人)、 矮靈祭(賽夏人)、 收穫祭(達悟人)、 飛魚祭(達悟人)、 祖靈祭(邵人)、 火神祭(撒奇萊雅人)、 收穫節(賽德克人)、聖貝祭(拉阿魯哇人)、米貢祭(卡那卡那富人) |
方言
台灣的閩方言主要包括
閩南話(人口占據絕對優勢)、
閩東話和
莆仙話(使用人口都很少)。其中閩南話又分為四種腔調:
漳州腔、
泉州腔、鹿港腔、海口腔。台灣的
客家話主要包括四縣腔、海陸腔、大浦腔、
詔安腔以及其他一些腔調。台灣少數民族的語言(方言)的認定則高達42種(還在增加),主要有中部阿美語、北排灣語、北部阿美語、卡那卡那富語、鄒語、卡群布農語、沙阿魯阿鄒語、卓群布農語、奇萊語、東排灣語、東魯凱族語、知本卑南語、初鹿卑南語、邵語、南王卑南語、南排灣語、泰雅萬大語、泰雅澤赦利語、泰雅賽考利克語、郡群布農語、道澤語、德克達雅語、德路固語、噶哈巫語、噶瑪蘭語、賽夏語、巒群布農語等。
閩南語是台灣最主要的方言。台灣省的閩南語屬於漢語族閩語支閩南語的泉漳話,主流腔口發音與福建廈門話、漳州話比較接近。總體上說,台灣話在北部偏泉漳混合腔,中南部平原偏內埔腔,西部沿海偏海口腔。因為漳州移民主要居住在中部平原地帶、北部沿海地區及宜蘭平原,被稱為內埔腔;泉州移民主要居住在中部沿海地區、台北盆地,被稱為海口腔;南部則為泉漳混合區。不過,台灣閩南語經過四百年演化,閩南語的
漳州話和
泉州話在台灣發生融合,加之部分辭彙吸收台灣少數民族南島語言以及日語等外來語,使得台灣省的
閩南語與福建省的
閩南語無論是腔調、語詞內容上存在不少差異。例如廈門話中,柳聲母接近於濁齒齦塞音[d](鼻化韻母時作齒齦鼻音[n])和濁雙唇塞音[b](鼻化韻母時作雙唇鼻音[m])的對應。
雖然台灣閩南語與
廈門話都是由漳州話和泉州話混合而成,但二者混雜的方式不太一樣。其中在語音及語法上的差異很小,尤其台灣閩南語中的台北話跟廈門話在語音上最為接近。台灣閩南語和廈門話最主要的差異是在辭彙方面,約有10%的不同。台灣由於交通、學校制度、電視、廣播事業發達,工商業、徵兵、就業、就學所帶來人口的流動量和交流量遠超過福建,以致於台灣閩南語的內部差異微小,互相通話毫無阻礙。廈門話雖然素有“閩南話的標準話”之威信,範圍卻只限於廈門市和它的近郊,不論是人口或地域,都不如內部差異微小的台灣閩南語。廈門自19世紀中葉成為通商口岸以後,逐漸發展成為閩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廈門話也逐漸成為閩南地區的優勢方言,取代了早期泉州話、漳州話的地位而被視為是閩南話的代表。台灣在日本侵占時期到40、50年代之間,也確實有把廈門話視為台灣閩南語的標準語並加以仿效的傾向。但這種觀念在現在已經消失,由台灣民間語言及媒體語言的自然使用、字典詞典及教科書的編輯等看來,所使用的都是台灣閩南語而不是廈門話。根據台灣當局2020年的統計,1986年至1994年出生的台灣人說閩南語的比例已降到22.3%。
台灣的
客家語優勢腔為四縣腔及海陸腔。但其中又以四縣腔較為強勢,在公共場合如車站多采此腔發音。四縣腔與海陸腔對同一個字的發音十分相似,但聲調的調值卻往往相反,形成兩者在讀同一句話時,出現聲調你高我低、你升我降的情形。雖然兩種腔調有聲調轉換的關係,但只會其中一種腔調的人和操持另一腔調者要進行對話時仍有難度。台灣客家人主張讓客家話在教育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並通過公共的力量保障客家語言能夠維繫。為此,客家話在公共廣播系統上如動車上、捷運上、公交上應該廣播。台灣當局成立了客家事務委員會,用行政力量維護客家的語言和文化,並成立了客家電視,24小時用客家話播音。不僅如此,為了滿足島內其他族群對客家話的好奇,台灣當局鼓勵學習客家話,成立客家語言認證,通過考試的方法證明客家話水平資歷。
語言文字
台灣光復後,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於1946年4月成立,其核心思想是刷清日語影響,從方言到學習國語,由“孔子白”過渡到國音。1948年2月,台灣各縣市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形成推行國語的全面性行政體系。自國民黨退台後,為出於政治需要,推行了多個“國語”政策,使得大部分民眾會講“國語”。戒嚴結束後,隨著台灣“本土化”意識為動力的民主化浪潮的高漲,民眾要求“本土語言”教育,1996年正式將“母語”教育納入課程。台灣當局教育部門已廢止漢語國語推行辦法,對島內14種語言一視同仁,為台當局的“去中國化”政策。
台灣所稱的“國語”相當於大陸的國語,以北京音作為標準音。繁體字在台灣語文生活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教育、媒體、新聞出版等領域(正式出版物)都使用繁體字,出版物的繁體字主要依據《常用國字標準字型表》《次常用國字標準字型表》等標準。俗體字(簡體字)主要是手寫時候使用(出版物一般不允許使用),其用字主要依據《標準行書範本》,這個標準中含有很多歷史上傳承下來的簡化字。
台灣長期以來一直使用頒布於1918年的注音符號作為其文字輔助形式。台灣採用雙軌制拼音政策,在教育及辭書等領域,主要使用注音符號。隨著信息化發展,注音符號成為台灣計算機及移通訊的主要輸入法。而在譯音領域(主要是公共服務領域。如路牌、招牌等)台灣使用過不同的拼音方案,如注音符號、威妥瑪式拼音、漢語拼音,通用拼音等,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後,決定採用漢語拼音,目前在譯音領域主要採用漢語拼音,但是縣市一級地名中仍保留了威妥瑪式拼音。
在讀音上,由於兩岸語音標準存在差異,尤其是台灣較多地保留了古音和多音字,有些常見的字詞讀法也不一樣。在辭彙上,有些常用辭彙也存在一些差異。此外有一些詞語,詞形一樣,但意思不一樣。
宗教信仰
台灣省近八成的民眾擁有
宗教信仰,逾五成民眾經常參加各類型的
宗教儀式與
慶典。
佛教、
道教在台灣極為盛行且經歷長期發展,是台灣信仰人數最多和第二多的宗教。這兩種宗教在台灣相互融合,對於絕大部分台灣民眾而言,佛教與道教的界限相去不遠;
西方常見的
基督新教、
天主教與
伊斯蘭教等
宗教在台灣也擁有不少信眾。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和中庸主義思想影響著台灣社會,東西方宗教在台灣和睦相處,彼此包容又蓬勃發展。台灣許多宗教團體通過辦理社會公益事務從而提高民眾福祉,發揮穩定社會的功能。
台灣的佛寺相當重視
佛教教育,台灣的
佛學院品質和數量都具有相當水準,僧尼之中不乏高學歷者。台灣佛寺也積極從事終身學習的推廣,其在藝術教育及生命品格教育上的貢獻,更是受到台灣普羅大眾的推崇。還有些佛教團體則以入世的態度,直接參與社會工作,匯聚社會資源,實踐服務與回饋的理念。
道教在台灣常與民間信仰結合,因此多以地域性香火廟為主體,除濟貧賑災等社會事業外,也常透過
科儀、
醮典及
廟會慶典活動,對社會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近年來,台灣許多知名的道教廟宇也積極投入社會教化及社會醫療等工作。明清時代來自福建等地的移民,帶來許多高僧信仰,如福建泉州安溪縣的清水祖師信仰、顯應祖師信仰,閩西的定光古佛信仰等。而高僧信仰在台灣亦會道教化,如道教廟宇、鸞堂也時常奉祀原屬佛教禪宗的達摩祖師、濟公與普庵禪師等。台灣道教源自福建泉州與漳州一帶盛行的
天師道。福建道教
閭山派一直都是台灣主要信仰之一。
清朝時期,福建省漳州、泉州居民大量渡海來台。當時台灣海峽風浪很大,所以移民們都攜帶神像、香火、香灰作為護身符,其中以
媽祖神像最多,因為媽祖是海神,所以神常被安置在船上,以祈求她保護航海安全。台灣最早建立的媽祖廟是1604年(明萬曆三十二年)立廟的
澎湖天后宮。
台北行天宮是以“關帝”為主祀之神,又稱恩主公,台南的
鹽水蜂炮活動就是迎接關帝出巡。明代城隍信仰興盛,因此自明鄭時期以來,台灣有許多城隍廟宇。一般台灣民眾普遍祭拜的天地鬼神則有
土地公;其次是
三界公,也就是俗稱的
天公。而在漢族移民開墾台灣初期,由於醫藥不發達,只要有疾病流行,就會造成許多人死亡,所以人們都信仰瘟疫之神“
王爺”。王爺又稱“
千歲爺”、“府千歲”,有很多不同的姓氏,傳說王爺可以去除疾病,所以人們相信他可以疪佑身體健康。到了後期,村落漸漸繁榮信徒就興建各種寺廟來感謝神的保佑,所以媽祖和王爺也就成了台灣寺廟供奉神明的兩大系統。在當時,寺廟不僅是居民的信仰中心,而且兼具教化、救濟等功能。
儒家思想所規範的禮儀與
哲學觀被
中國人視為組成家國與人際倫理的基礎觀念。儒家思想對台灣影響深遠,在台灣有著大眾宗教的地位和影響力。
中華民族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觀念規範著
台灣人的思想和言行,例如深受家族企業模式影響的台灣經濟發展、台灣常見的家族生活方式等都體現了儒家家庭倫理對台灣的影響。台灣各地每年都會舉行“釋奠禮”紀念
孔子誕辰,以表達台灣民眾
慎終追遠及弘揚儒家文化精神的願望。在明鄭時代,發源於中國大陸的儒家思想全面移植於台灣,這一時期建造了台灣最早的
孔廟和“
儒學”(指學校),即被稱作“全台首學”的
台南孔子廟。清代台灣共成立十三所
廟學,當時台灣的儒學主流是
朱子學。
基督新教和
天主教在台灣著重教育,創辦了許多宗教學校,同時興建醫療機構、庇護與關懷弱勢兒童及婦女,還從事災難的救助。例如,天主教訓練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修女在醫療界、教育界及社工界服務。
台灣
高山族傳統信仰相信萬物有靈,包含自然崇拜及祖靈崇拜。高山族人民認為天地世間的萬物、自然現象和祖先都有神靈的存在。
外來影響
棒球從美國傳入日本後被日本人稱為“野球”,成為日本最流行的運動之一。日本向中國進行的殖民擴張的過程中也把棒球運動帶到了其侵占的台灣,棒球如今是台灣民眾最為喜愛的運動之一。
節日
日期 | 節日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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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民族傳統節日。根據台灣、福建 閩南民俗,春節的過年活動從農曆十二月十六“ 尾牙”開始,到新年二月初二“ 頭牙”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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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
台灣菜有
海鮮豐富、
醬菜入菜、
節令食補等特色,傾向自然
原味,調味不求繁複,風格
鮮香、
清淡,並常以
醬油、
米酒、
芝麻油、
豆豉、
九層塔、
油蔥酥、
芫荽等調味。台灣菜的做法講究烹調技術和食材配料,宴席上常見的菜色有
佛跳牆、
東坡肉和
萬巒豬腳等。台灣菜素有“湯湯水水”之稱。因為早期能移民來台的漢族移民(又其以閩南人占多數)要忙於農耕開墾,而且當年的物質也不如今日充裕,為了方便,他們常常煮一鍋可為湯又可為菜的羹菜,既營養又方便。閩南式羹湯至今在台灣民間依然受到人們的喜愛,其中
西魯肉和
生炒花枝、
香菇肉羹湯等為代表。因為台灣地處亞熱帶和熱帶交界處,炎熱氣候使得民眾的餐點中也常常會食用各式水果和一些酸甜開味的菜餚。受到許多民眾信仰佛教以及環保與健康因素的影響,台灣各地都有開設專門的素食餐廳,通過中藥藥材燉補各種食材而成的藥膳料理也受到民眾歡迎。
茶是台灣民眾的傳統
飲品。台灣全境皆產
茶,名茶有
凍頂烏龍茶、
文山包種茶、四季春茶、
東方美人茶和
鐵觀音等。工夫茶是閩南泉漳廈、廣東潮汕以及台灣十分流行的茶文化,“工夫”一詞即代表為一種仔細講究且費時費工的茶藝精神。這項茶藝“工夫”除了表現在制茶與泡茶等準備方面之外,也充分還表現在品飲和茶具等享受方面。
泡沫紅茶文化是台灣
茶文化新的發展,代表性
茶飲珍珠奶茶廣受歡迎。
台灣省是中國最早種植
咖啡的省區。1884年(清光緒十年),英國商人引入咖啡在台灣省新北市三峽區試種,揭開了咖啡在中國發展的序幕。日據時代,“阿拉比卡”咖啡豆在台灣北部試種成功,隨後台灣省台東縣的知本、瑞穗等地成為台灣重要的咖啡產地,帶動台灣咖啡栽植熱潮。如今,書坊結合的書香咖啡屋、庭園咖啡屋、歐洲風格咖啡店、日式咖啡店和極為興盛的咖啡連鎖店在台灣流行。
台灣社會也有和中國大陸類似的
酒文化。
金門高粱酒是台灣知名的白酒,產自台灣當局實際控制的福建省金門縣。
威士忌等洋酒也受到台灣民眾的歡迎。
小米酒是台灣高山族常見的傳統酒精飲料,通常用在各祭典上,代表豐收的訊息。
台灣高山族飲食大致以粟、山芋、甘薯、旱稻為主食。高山族中靠山的族群擅長打獵,靠海的族群擅長捕魚,將狩獵所得的山豬或捕獲的漁產加上就近取得的食材及佐料,運用傳統水煮、燻烤、醃漬等方式,製作成美味的高山族風味餐。
受到1895年至1945年期間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
生魚片、
壽司、
天婦羅、
鐵板燒、
烤秋刀魚、
烤鰻魚、
日式便當、
冷豆腐等已成為台灣飲食文化中十分普遍的菜色。1949年至1970年代,中國大陸的
八大菜系融入了台灣飲食,台灣飲食文化更加全面地吸收了中華文化的精華。21世紀以來,許多港式與國際飲食進入台灣餐飲市場,港式餐廳與異國餐廳在台灣林立,台灣飲食文化注入更多港式與國際化的元素。
建築
台灣傳統漢族民宅又可分閩南式與客家式,其中閩南式影響最大,數量最多,而客家式建築深受閩南式建築影響,具有高度相似性,兩者在台灣已經難以區分。台灣省漢族傳統建築大多就地取材,用
竹子、
木頭、
土石或燒制的
磚瓦來建造。房屋會有不同的外形,有的幾間連成一排,稱為
正身;有的則在正身的一側或兩側加蓋護龍;由正身和兩側護龍組成的建築,稱為“三合院”。台灣著名的閩南園林建築有新竹潛園、台南吳園、
霧峰林家花園的萊園、
板橋林家花園等。位於台北市的
艋舺龍山寺是由福建泉州三邑(泉安、惠安、南安)的移民所建,
艋舺清水岩是由福建泉州安溪移民所建,大龍峒保全宮是由福建廈門同安移民所建,合稱“台北三大廟門”,此外還有木柵指南宮、
台北孔廟、
火山碧雲寺等閩南風格的廟宇。閩南風格的民宅在台灣中南部較多,代表建築有
後壁黃家古厝、鹿陶洋江家宗祠等。而台灣省的
客家建築有“
宗祠”、“
公廳”等客家特殊建築類型作為家族性的
公共空間。客家建築在台灣也因地制宜形成本地化風格,例如著名的新竹縣北埔天水堂姜屋、屏東縣佳冬蕭屋、六堆伙房與美濃煙樓等客家傳統建築,都體現了台灣本地特色。此外,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日式的台灣住宅則在平房內鋪以“
榻榻米”。
台灣省少數民族的傳統建築大多取材自
石板、
竹竿、
茅草,高山族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讓相同的素材發展出多元的傳統建築形態。
隨著工商業的發展、生活方式的改變和建築材料的革新,台灣省的傳統房屋已經漸漸消失,現代房屋的主要建築材料,改為鋼筋混凝土,住宅也大多改為樓房的形式。有些留存的傳統房屋則改建為特色
民宿、
餐廳等,吸引遊客前往,體驗傳統的生活。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國閩南、日本、西洋文化,並引進了鋼筋混凝土技術。1949年後,
中國古典風格的建築在台灣流行,又經由美援引入了當時國際流行的
現代主義建築。21世紀以來,台灣的建築風格走向多元化,各種風格的建築都普遍出現。
文學
台灣文學是
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是隸屬於
中國文學的區域性文學,和大陸文學同根同種,但從歷史演進的角度看,台灣文學依然呈現出與大陸當代文學很多“殊相”,有許多不同的創作特色和風貌。
清代早期,台灣的作家多為大陸來台的仕宦,他們為台灣留下了寶貴的文獻記錄,例如曾來台采硫的
郁永河因《裨海紀游》這本書而名留歷史,被譽為台灣遊記文學的開創者;清代中期的作家以曾來台擔任官職的
姚瑩為代表,代表作品為研究台灣歷史地理的《
東槎紀略》;清代後期的作家以吳子光及
施士潔為代表。吳子光於道光年間來台灣,定居於福建省
台灣府淡水廳(今台灣省苗栗縣),著有《一肚皮集》。
施士潔是福建省台灣縣(今台灣省台南市)人,擁有進士頭銜,代表作是《喆園吟草》《後蘇龕草》《後蘇龕合集》;清末,中華民族的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激起台灣人民強烈的愛國情操,台灣傳統知識分子逐漸覺醒,認識文學並非遊戲應酬的工具,它應該反映本土人民的疾苦生活及發揚民族精神。
台灣日據時代產生了一大批具有抵抗精神和民族意識的作家作品,從文學角度來表現了台灣人民堅守中國屬性與愛國愛鄉情懷。
台灣知識分子以筆為兵,反抗日本殖民統治。“還給我們祖國啊!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祖國/流過幾千年在我血液里/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在我心裡反響。”台灣詩人
巫永福1936年在《祖國》一詩中的真情流露,至今讀來仍是這般熾熱。
1920年代,在中國大陸
“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和指導下產生和發展起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文化鬥爭和思想啟蒙運動,
賴和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他在代表作《豐作》《南國哀歌》中用樸實的文筆控訴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的種種歧視、剝削與壓迫。在這一時期,活躍在台灣島內的著名抗日報刊有《新學叢志》《台灣詩薈》《黎華報》《三六九小報》《台灣戰線》等,或介紹祖國大陸的革命情況,或抨擊日當局的殖民統治,或倡導祖國的傳統文化,成為文化抗日的重要陣地。
1920年,台灣詩人、文學家、歷史學家
連橫完成並出版了台灣歷史上第一部按通史體例撰修的史書《
台灣通史》。當時,日本殖民者正在台灣猖狂推行殖民教育,該書對台灣職官制度、教育等各個方面的敘述表明了台灣與大陸一脈相傳的歷史淵源,不但結束了台灣無史的狀況,也從歷史的角度證實台灣屬於
中國。
1949年前後,
胡適、
林語堂、
梁實秋、
鄭愁予等大陸
文學家隨
國民黨政府移居台灣;1950年代,台灣當局大肆推行吹噓粉飾國民黨統治集團、醜化抹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大陸革命建設的所謂“反共文學”,這種惡毒詆毀黨和國家的反動文學歪曲事實、枯燥僵化、政治色彩濃郁;1950、60年代,台灣風行“懷鄉文學”,代表作家有
林海音(代表作《
城南舊事》)等。“懷鄉文學”有的是對中國大陸風土人情和昔日生活的描寫,抒發作者的懷鄉思親念舊之情,有的是回憶過去與批判現實相結合的作品。1960年代,在歐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
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成長壯大,成為台灣文壇的主流,代表作家有
白先勇(代表作《
台北人》)、
王文興(代表作《
家變》)等。“
現代主義文學”流派主張文學應該反映時代精神,拋棄傳統,進行“橫的移植”,即向西方學習,以描寫人性、探索心靈為主,尋找自我。這一流派在台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於文藝衝破僵化的政治束縛和傳統文化的局限,擴大表現領域,豐富表現手法,起了重要的作用;1960年代至1970年代,“
鄉土文學”思潮興起,“鄉土文學”流派主張用通俗易懂的、大眾化的語言來描寫現實,反映社會人生,面向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代表作家有
鐘肇政(代表作《
魯冰花》)等。
台灣高山族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卻有著豐富的口頭文學,樸素而鮮明地表現了高山族人民的愛與憎。高山族民間文學主要依靠口口相傳流傳下來,內容包括了神話、歌謠、故事傳說等。
閩南語諺語是閩台地區先民的經驗智慧、風土民情與思想信仰的縮影。閩南的傳統諺語,取材廣泛,天文地理、家庭生活、鄉土社會、季節氣象、甚至職業等,都包涵其中,從而發展成為多元的諺語內容。福建閩南地區與台灣同源同宗,幾百年來,閩南移民遷徙台灣,在台灣奮鬥發展的同時,也傳承拓展了閩南文化。在民間文學方面,閩南文化與台灣文化演進交融,形成了具有鄉土區域特點的民間口頭文學創作,其中民間諺語的發展與互動極有特色。台灣俗話“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閩南語)”,道盡了早期從大陸沿岸移民到台灣面對黑水溝的恐懼,也凸顯了先民們為追逐夢想而跟大海搏鬥的勇氣。
美術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鄭成功收復台灣,從廈門將許多福建畫師帶往台灣,為台灣早期書畫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福建地域畫派也逐漸開始在台灣開枝散葉。清康熙年間,清政府撫定台灣,閩台共治,兩地書畫藝術更是相互融合,共同發展。明清時期,以寓居台灣的書畫家對台灣美術影響最大。自明末開始,就有大批來自大陸的文人
士大夫渡海入台,其中不少是有較高書畫修養的文人或職業畫家。中國大陸文化的深入,造成台灣上層社會競相追求文人士大夫的品味,在閒暇之餘亦以飲茶談藝作為消遣,茶餘飯後以水墨寫意怡神,與大陸文人生活相差無幾。
清代以後,有不少閩粵的書畫家來台旅行、教授書畫技藝,少數者也在台灣定居,他們帶來的文人畫觀念影響了台灣的繪畫風氣。與其他藝術相似的是,台灣文人畫也受到大陸閩粵文人繪畫的影響。因此,在筆墨趣味上,受清“
四僧”及“
揚州畫派”所強調的“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觀念影響,反對“泥古不化者”,這與閩粵等地文人畫家如出一轍。清代台灣的書畫家以林朝英、
謝琯樵、
莊敬夫、
林覺為代表。
謝琯樵為
詔安畫派前期重要的領導畫家。林朝英善於水墨畫、雕刻及書法,因被譽為“清代台灣唯一藝術家”。清代台灣書法家和金石學家的代表人物是
呂世宜。呂世宜以篆隸碑學為世人稱道,但其並不廢真、行帖學,祖法魏晉。在帖學已經走向衰弱的清朝書壇,呂世宜另闢蹊徑,碑、帖兼工並輻射台灣,享有“台灣
金石學之祖”美譽。
日據時代,在日本殖民政策下,
西洋畫、
膠彩畫通過殖民教育體系成了台灣畫壇的主流。1950年代,台灣畫壇主流是
大陸來台的
水墨畫家與日據時期
學院出身的
西畫家,繪畫技巧較
傳統。1960年代起,新生代
畫家引入西方
抽象畫等風格,
美術風格走向西化。1970年代,
鄉土意識抬頭後,繪畫題材再趨本土化。
“
解嚴”後,台灣
美術界生態多元自由,
風格日益前衛。2000年代以後,隨著科技和社交媒體的發展,台灣美術史的論述轉移至與世界美術及文化的對話以及科技與美術的跨域結合。
戲曲
歌仔戲是台灣最主要的地方
戲曲,也是
中國地方
戲曲劇種中唯一誕生於台灣的劇種,發源於台灣省宜蘭地區,至今約有百餘年歷史。最初是民間歌謠小調結合車鼓小戲的身段所形成的,後來又吸收各種戲劇的音樂曲調及各劇種的戲碼、身段、道具,逐漸發展成內容豐富的新劇種。其表演著重身段和唱腔,所謂“有聲皆歌,無動不舞”,最能說明它的藝術特色。早期歌仔戲常演悲劇,因此苦旦是它特有的腳色。它的曲調運用並無固定模式,以“七字調”和“都馬調”最為常用,其表演型態包括落地掃、野台、內台及廣播、電影、電視及舞台歌仔戲等。歌仔戲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語言以台灣通行的閩南語為主,內容多為民眾所熟悉的題材。
布袋戲起源於17世紀的福建省泉州市,是台灣省重要的傳統表演藝術之一,是集雕刻、美術、文學、掌技、音樂、口技於一身的綜合性藝術表演。將各種人物的戲偶以木頭、布料及各種配件製作,托於掌上搬演,再配以說、唱表演戲劇的演出方式,所以又稱為掌中戲。布袋戲的欣賞重點首推口白與操偶,由於木製的戲偶本身並沒有生命,沒有表情,透過表演者精湛的操偶技術,賦予其生命才能栩栩如生。除戲劇表演之外,布袋戲表演時,戲台和戲偶就是一項精緻的雕刻與彩繪藝術,所以觀賞布袋戲就是欣賞一種綜合藝術。1990年代以來,台灣霹靂國際多媒體集團推出“
霹靂布袋戲”系列作品,將傳統的
布袋戲藝術與現代技術相結合,推出加入聲光音響和3D立體影片技術的布袋戲電視節目,並出版相關書籍等,運用新手段將傳統藝術不斷發揚光大。
台灣省的客家人因客家傳統山居的地緣關係與族群文化特徵,發展出與“茶”產業密切相關的“三腳採茶戲”,保留傳統九腔十八調的唱腔及棚頭、撮把戲等演出形式。隨著時代的變遷,也融合四平戲及外江戲等多元豐富底蘊,逐漸改良發展成“客家大戲”。“客家大戲”保有傳統“客家八音”、北管戲曲,以及“三腳採茶戲”丑角詼諧逗趣、活潑生動的喜劇特質。
清代,台灣的戲曲主要與民間信仰有關,做為
酬神、
驅邪等宗教目的。到了後期亦有以純娛樂為主,富貴人家可花錢請戲班至宅院演出。民間流行的音樂,風格上可分為“南管”(
梨園戲)與“北管”(
高甲戲),均發源於福建泉州,可用來伴奏,亦可單獨演奏。此外還有簡單的一應一答,相互對唱,俗稱“相褒”。日據時代,除了南北管戲曲仍繼續盛行,也產生
歌仔戲、客家大戲、
新劇及
布袋戲等新戲種。戰後早期,台灣當局大力扶持、推廣
京劇等
大陸劇種,同時
歌仔戲、
布袋戲等台灣本土劇種仍是
庶民重要的娛樂方式。隨著
電視的出現,
布袋戲、
歌仔戲講求
聲光效果而重獲重視。
京劇與
話劇融入創新元素,常以
小劇場等形式表演,
舞台劇表演也成為極具活力的藝術活動。
音樂
台灣是
華語流行音樂的重要發展地。台灣流行音樂自1950年代起飛速成長50餘年,於1997年時達到頂峰,當時台灣唱片銷量世界排名居第16位,全球華語音樂80%在台灣創作。21世紀以來,台灣流行音樂產業陷入衰退,傳統唱片業市場蕭條、銷量慘澹。2016年,93%的台灣民眾習慣以手機播放音樂,實體唱片已經沒落,
數字音樂漸成主流。台灣的閩南語音樂不僅受到台灣民眾的歡迎,也風靡福建省等地以及東南亞等海外閩南語社會。台灣的客家山歌源自對台灣省客家人對社會背景與地理環境所產生的感受與情感抒發,客家山歌與小調、八音與說唱皆為台灣客家人的民間音樂。台灣各地的民樂團(台灣稱國樂團)獨特的美學品味融合中華傳統音樂及現代音樂藝術,在國際上備受肯定。台灣
高山族能歌善舞,音樂作品絢麗多姿。
日據時代,台灣人民創作了許多諷刺日本殖民者的閩南語歌謠。戰後初期,閩南語歌曲一度流行,在民間,香港的漢語國語流行歌曲和歐美音樂傳唱一時。1950年代起,台灣當局開始大力推廣國語並打壓包括閩南語歌曲在內的台灣本土文化。1970年代,清新的
校園民謠風行,同時閩南語流行樂壇
秀場文化盛行。1980年代,台灣
民歌運動風起雲湧,《
龍的傳人》《
外婆的澎湖灣》《
故鄉的雲》等歌曲問世並廣為傳唱。這些民歌跨過海峽,風靡大陸,成為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
台灣高山族歌謠歷史悠久,多數是群體即興創作的作品,歌謠的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和人情世態,其中頌祖歌、勞動歌、征戰歌、祭祀歌與情歌占有相當的比重。
電影
主詞條:台灣電影 台灣電影是
中國電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電影的成長歷史與大陸電影有著密切的傳承關係。
台灣電影的特色是強調導演風格、愛選用非明星演員、注重台灣歷史、喜愛實況拍攝,許多台灣電影佳作緊貼社會真實風貌,故事內容多圍繞台灣本土民生,拍攝手法力求唯美,富有藝術風格。
1925年是台灣電影正式發展的元年,由劉喜陽等人創辦的“台灣電影研究會”拍攝了第一部故事片《誰之過》標誌著台灣電影萌芽階段的起點,但到了1931年,日據時期的台灣電影受到了嚴重打壓,殖民當局甚至禁止拍攝人員在電影中使用中國語言,試圖從根源上扼殺台灣對於祖國的文化認同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台灣電影終於艱難地挺進了成長時期,政府也接管了日方的電影製作機構“台灣映畫協會”與“台灣報導寫真協會”將其合併為“台灣電影製片廠”。
1949年之後,“中央電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為了台灣重要的影視製作基地,台灣電影界在當局扶持下拍攝大量漢語國語
劇情片。台灣第一部漢語國語影片是1949年的《
阿里山風雲》,
主題曲《
高山青》傳唱至今,此片的幕後人員與創作團隊皆成為了台灣影壇的中堅力量,在台灣電影的成長階段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題材以
民間故事為主的閩南語電影悄然興起。
1960年代,健康寫實電影成為主流。與此同時,
香港電影在台灣廣受歡迎,愛情片、武俠片和功夫片成為主流。許多來自香港的電影公司也開始進軍台灣電影市場,通過獨立拍攝或合作拍攝的方式催生出大批優秀影片,也成為了台灣電影發展的重要契機。1962年
台灣電影金馬獎創立,這是台北金馬影展的華人電影競賽單元暨全球第一個華語電影獎項,旨在獎勵世界各地優秀的華人電影創作與發展。1970年代末,以翻拍作家
瓊瑤的小說為主的
愛情片掀起一陣潮流,
主題曲大為流行。
風景名勝
台灣四周
滄海環繞,境內山川秀麗,到處是綠色的
森林和
田野,加上日照充足,四季如春,所以自古以來就有“美麗寶島”的美譽,可供旅遊觀光的自然、人文景觀極為眾多。
年份 | 八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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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嶼落霞、東溟曉日、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斐亭聽濤、澄台觀海、雞籠積雪 |
| 淡水、基隆旭岡、日月潭、鵝鸞鼻、壽山、八仙山、阿里山、太魯閣峽 |
| 澎湖漁火、安平夕照、雙潭秋月、大屯春色、清水斷崖、阿里山雲海、魯閣幽峽、玉山積雪 |
| 台北故宮、日月潭、墾丁、高雄愛河、阿里山、太魯閣、台北101、玉山 |
|
自1984年至2014年,先後成立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東沙環礁、台江、澎湖南方四島,共9個“國家公園”管理處。台灣地區共規劃建立11個“國家公園”(1個在建),總面積達803673.95公頃,其中陸地面積365100.15公頃,海域面積438573.80公頃,10處“國家公園”的陸地面積約占全島陸地面積的10.08%,以保護台灣地區獨具特色的自然與人文歷史資源。此外,還有15個“國家”風景區、21個“國家”森林遊樂區。
台灣境內的
阿里山、
日月潭、
太魯閣峽谷、
玉山、
墾丁、
陽明山等都是著名的
自然旅遊景觀。台灣境內有不少特色
溫泉,
溫泉文化別具一格。台灣省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3000米以上的山峰多達258座,是全世界少有的地理現象。因為山地多,台灣各類型的登山活動相當風行,由郊山(1500米以下)、中級山(1500米至3000米)至攀登高山百岳(3000米以上)。
台灣位於城市的著名景點有2004年至2010年間為世界第一高樓的
台北101大樓、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正紀念堂、
台北孫中山紀念館、高雄愛河、各處夜市和各大商圈等。坐落於
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的“
台北故宮博物院”是中國著名的歷史與文化藝術史博物館,所擁有的69.6萬餘件冊
文物為世界上極負盛名的古代中國藝術品珍藏;中正紀念堂是
台北市中正區一座為紀念
蔣介石而興建的建築,園區廣場南北側建有台灣知名的藝術中心“
兩廳院”,除了供民眾休憩外,常是大型文化藝術活動的場地;
台北孫中山紀念館是為紀念
孫中山百年誕辰而興建的綜合性文化設施,是戶外運動、休閒與文化藝術活動的綜合性休憩公園;遍布全台灣的
夜市各具特色,小吃美食琳琅滿目;台灣購物環境優越,台北市的
信義商圈、忠孝東路商圈、西門町商圈等是著名的購物商圈。台灣評出十大觀光小城:大甲(台中市)、大溪(桃園縣)、北投(台北市)、安平(台南市)、金城(金門縣)、美濃(高雄市)、鹿港(彰化縣)、集集(南投縣)、瑞芳(新北市)、礁溪(宜蘭縣)。
一級文物古蹟的有23處:台北府城北門、圓山遺址、鳳山縣舊城、淡水紅毛城、金廣福公館、彰化孔子廟、鹿港龍山寺、八通關古道、王得祿道、卑南遺址、八仙洞遺址、大坌坑遺址、西嶼東谷、澎湖天后宮、西嶼西台、基隆二沙灣炮台、赤嵌樓、二鯤炮台、台南孔子廟、祀典武廟、五妃廟、大天后宮、台灣城殘跡。
城市/區域 | 著名景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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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蘭山檜木林、明池森林遊樂區、礁溪溫泉、北關海潮公園、 龜山島、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南方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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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風景區(新北市、宜蘭縣)、北海岸及觀音山風景區(新北市、基隆市)、 雪霸公園(新竹縣、苗栗縣、台中市)、拉拉山(桃園市、新北市) |
| 參山風景區(新竹縣、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玉山公園(南投縣、嘉義縣、高雄市、花蓮縣)、觀霧森林遊樂區(新竹縣、苗栗縣)、合歡山森林遊樂區(南投縣、花蓮縣) |
| 雲嘉南濱海風景區(雲林縣、嘉義縣、台南市)、 茂林風景區(高雄市、屏東縣) |
| 東部海岸風景區(花蓮縣、台東縣)、太魯閣公園(花蓮縣、台中市、南投縣)、花東縱谷風景區(花蓮縣、台東縣) |
| 金門公園(福建省島嶼,台灣當局實際控制)、東沙環礁公園(廣東省島嶼,台灣當局實際控制)、馬祖風景區(福建省島嶼,台灣當局實際控制) |
特產美食
地區 | 特產 | 名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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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木瓜牛奶、活蛇、活鱉、青蛙湯、赤肉羹、牛丸、燒酒蝦、蚵子煎、生蒸鵝肉、上海滷味、豆腐花 |
| 鶯歌陶瓷、坪林文山包種茶、三峽龍井茶、石碇佛瓜茶、石門鐵觀音(茶葉)、八里綠竹筍、八里黑糯米 | 樹林醬油、三芝苦茶油、茶油麵線、茶(餐)宴炸溪蝦、蹲魚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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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竹市貢丸、米粉、竹塹餅、柿餅、鮑魚羹、黑糖薑汁湯圓、郭家潤餅 |
| 公館陶器、三義木雕、苑裡帽席、竹南金紙、漢水稻草保暖籠、頭屋綠茶、頭屋膨風茶、大湖酸乾茶、銅鑼菊花茶、大湖草萄、卓蘭水果、公館紅棗 | |
| | 太陽餅、鳳梨酥、沙鹿肉角、肉脯、清水米糕、雪花齋餅、草湖芋、犁記月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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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山竹器、埔里蝴蝶標本、鹿谷凍頂烏龍茶、名間松柏長青茶、魚池阿薩姆紅茶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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