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是指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與梁啓超集結603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事件。

公車上書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也被認為是中國民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公車上書
• 時間：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
• 代表人物：康有為等數千名舉人
• 當時皇帝：清光緒皇帝
• 派別：維新派
• 意義：中國民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詞語解釋

公車上書

拼音：gōng che shàng shū

解釋：公車：漢代負責接待臣民上書和徵召的官署名，後也代指舉人進京應試。原指入京請願或上書言事，也特指入京會試的人上書言事。

出處：《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

《漢書·張敞傳》：“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 在召敞。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

例句： 制台原是不得已之舉，台民不甘臣日，～反抗，列名的千數百人。

用法：作賓語、定語；用於政事

典出

《史記·滑稽列傳》載：漢武帝時，齊地人東方朔喜歡古代流傳下來的書籍。他廣泛地閱讀了諸子百家的書，因此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他到長安後，到公車府那裡給皇帝上書，共用了三千個木簡。公車府派兩個人一起來抬他的奏章，才勉強抬得起來。武帝花了兩個月才讀完東方朔的奏章，讀完後龍心大悅，下令任命東方朔為郎官。

典義

漢制規定，吏民上書言事均由公車令接待。上書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指普通人向當權者上書言事

歷史背景

其背景源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平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億兩的訊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回響，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公車上書史物

根據傳統的歷史學教材所載:反對者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上書被清政府拒絕，但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之後，康有為等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之後，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等，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

主要內容

“公車上書”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

百日維新 德宗載湉

一、下詔鼓天下之氣；

二、遷都定天下之本；

三、練兵強天下之勢；

四、變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為指出前三項還只是權益應敵之策，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

歷史影響

雖然，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和激勵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並拉開維新變法的序幕。“公車上書”標誌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發展為愛國救亡的政治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康有為從此取得了維新運動的領袖地位。

專家觀點

2005年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發表《“公車上書”考證補》，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及其已公開發表過的檔案文獻，從政治決策高層的角度，重新審視公車上書的背景、運作過程及其影響力。其觀點是：“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為組織的18省聯名上書，並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由此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並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一步的審視和研究。

《公車上書》封面及首頁

歷史更正

歷史的更正: 關於“戊戌變法”的所有“定論”中，“公車上書”都是一個重要情節。隨手翻出《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82年版）說：“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派李鴻章赴日本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定《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

梁啓超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聯名上書光緒皇帝。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全國廣泛流傳，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對於這樣一件教科書中言之鑿鑿的事情，史學家姜鳴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斷然質疑：“這說法大可懷疑。”

姜先生用自證、它證、反證的方法，論證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公車上書”的這件事,作者又考出翁同龢當日日記。再據宮廷檔案證明“被拒”之不存在。簽名者342人；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

歷史在細節中！有時候，“證實”不厭其煩，“偽證”一條足矣!人家把日子一天天翻著篇的給你看，你才發現，那幾個條件都不對，時間、地點、人物和人數都合不上那篇要聞播報，所以它基本上是個假新聞！接著，又從心性、品性、目標、手段、官場制度、入仕之途、宣傳包裝、歷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為其人，揭示出這一道“假新聞”的生髮原因。

近代史，咱們都是讀過的。有人告訴你迥異於以往的細節，讓你不得不重新審視過去的“知識”；而且，作者使用的是優美的散文文筆，讓你在舒適的閱讀狀態下感受一種獲得的驚怵。書要弄成這樣，還不值得讀嗎?

姜鳴先生的名字，十多年前就聽說的——一個上海人，沉溺於清末北京掌故，而且是關於北洋水師的——那時候我跟著錢鋼先生籌辦《三聯生活周刊》，知道他和姜明踏訪胡同名人舊跡的事情，而且還以此作為“作業”布置給正在培訓的記者們。以後，看到那本《龍旗飄揚的艦隊》的小冊子，說北洋水師歷史的，知道就是這個“姜鳴”了，再以後，那部充實、擴大了的同名著作又由三聯書店“再”版，於是一見傾囊，毫不含糊。讀書時，那種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材料堅實故事生動再加上觀念新銳的寫法，讓我們這種歷史的半吊子沾上就放不下。買書人經常是就認某個作者甚至就認某個編輯，這大概就是“品牌”了。我對黃仁宇、吳思、茅海建，以及編輯潘振平的“信從”就是這樣——包括姜鳴。

歷史就是歷史。當那些事情發生、演進的時候，有的是某種利益或價值的遵從，原是沒有什麼革命、反革命，進步、倒退，愛國、賣國，好人、壞人的界說的。那些標籤是後人按彼時的遵從製作的，即使採信，也該先讀一遍那些標籤的分類手冊，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歷史學家姜明在書中告訴我們，簽了《馬關條約》的李鴻章是明知道要擔千古污名而自去肩承苦澀的；甚至名滿天下的變法第一烈士譚嗣同，當年也曾開出過一份向英、俄出賣蒙古、新疆、青海國土，以籌款變法的策論吶！

常識上，動機與效果，目的與手段，標籤與內里時常是兩回事。比如康有為編造的關於“公車上書”的假新聞，作者就有觀照歷史的通達之判：“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歷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

關於公車上書，史學家姜鳴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詳細論證了康有為自稱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的“公車上書”，作者又考證了翁同龢當日日記。再根據宮廷檔案，同樣證明“上書被拒”之不存在。簽名者人；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其實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所以說公車上書的事情是有的，在當時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並形成了對維新變法有利的社會風氣應該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