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36年,日本在台灣結束了文人總督統治,重新派出軍人。海軍上將
小林躋造就任總督,馬上標榜要實現“三化”:“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工業化和南進基地化是硬體建設,皇民化針對人心。
1937年,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由於擔心
台灣人會倒戈相向,袒護“支那”,“皇民化”的腳步進一步加快。日本在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調整對台政策,並且在台灣推行了一系列殖民和強制同化的政策,“皇民化運動”便是這種環境下的產物。
1937年9月30日日本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在
台北公會堂召開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講演會”。“皇民化”運動就此正式開始。
過程
1937年至1940年,是“皇民化”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重點是“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舉辦各種活動,企圖從思想上消除台灣人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意識。而
朝鮮半島也在不久後開始推動
創氏改名與要求市民朗讀
皇國臣民之誓詞的運動。
1941年,總督換成了
長谷川清,他和日本台灣軍司令
本間雅晴共同主持,於4月9日成立“
皇民奉公會”。這組織成為涵蓋上自總督府各機關、下至全台各級地方政府,渾然一體的運動推動機關。“皇民化運動”轉入第二階段,即“皇民奉公運動”。
日本當局還網路台灣各地的社會精英,充當皇民奉公會的幹部,除了一向親日的人士外,連
林獻堂這樣的民族運動領導者也被趕鴨子上架,擔任皇民奉公會的職務。
措施
改變信仰
有了組織,就有具體的作為。在宗教方面,皇民化要以日本的國家
神道教,取代台灣的傳統民間宗教信仰,要求台灣人敬拜日本的“
天照大神”,推動神社參拜活動。小學生被規定每月1、8、15日參拜神社。
皇民化運動的目的,就是洗腦。皇民奉公會正是洗腦機關,其成員包括當時全台灣的600萬人。皇民奉公會的組織除了從總督府到最基層外,還包括許多行業、界別的團體,比如產業奉公會、文學奉公團、
愛國婦人會等,力圖使人人成為“聖戰”的一分子。
在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本人在台灣建造的神社比原來增加一倍以上。整個日據時代,台灣總共有68個神社,其中38個是在1937年到1943年間蓋的。對於原來的
佛教、
道教等寺廟,皇民奉公會進行“寺廟整理”,使其數目大為減少,企圖逐漸消滅這些傳統信仰。
皇民化運動還有一個重點,是塑造天皇的神格形象,讓人民頂禮膜拜。學生每日到校後,要向天皇肖像行禮。每天朝會升
日本國旗後,必須面對皇宮方向遙拜。
推行日語
日本在台灣積極地普及教育和推廣日本語。1930年台灣的學齡兒童入學率不到30%,到1938年增為50%,1943年更增加到92%。1930年台灣懂日語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為40%,1944年更增加到70%。“皇民化”運動不僅是從語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揚“日式文明”,還強迫中國人從生活習俗:宗教信仰、文化藝術、時令節氣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齊。
“國語”運動是皇民化的重要內容。“國語”指
日語。在皇民化時期,大量增設“國語講習所”,鼓勵台灣人講“國語”,以普及日語能力。到了1943年,台灣人已有80%是所謂的“國語解者”(了解日語的人)。1937年4月以後,總督府全面禁止報紙的
漢文版。在日據時代大部分時期,台灣的師範學校開有漢文課,此時不再出現。學生在學校里被要求講“國語”。在一般社會上,獎勵說“國語”。對於全家大小24小時都用日語交談(完全放棄自己母語)的知識家庭,則給予“
國語家庭”的稱號,“國語家庭”可以享受許多優惠,比如小孩更有機會進入國小、中學念書,公家機關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等等。
更改姓名
日本殖民當局鼓勵台灣人改叫日本式姓名,是作為“真正的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不過,改姓名採用“許可制”,不具有強迫性質,條件不夠,還不能當“真正的日本人”。到了1943年底,改了日本姓名的人占當時人口的2%。雖說改名沒有強制性,但是對於一些上層人士或與公務有關的人員來說,整個社會環境和氣氛有要求改名的壓力。許多人由此改了姓名。卻又不顧“不得使用今姓所源之中國地名為姓”的禁令,起了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的姓氏,比如陳姓改為
穎川,黃姓改為
江夏。台灣地區前領導人
李登輝曾改名為“
岩里政男”。
在皇民化運動中,也有一些社會風俗的改造,比如提升民眾素質的活動,親切運動、微笑運動、禮貌運動等等。對於幾乎所有以政治為根本目的的運動,這都是必要的“外包裝”。當然,也有過史無前例的運動,以毀壞傳統和風俗為能事。
皇國史觀
在“皇民化”運動後期,運動的強度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日本當局有鑒於據台40年而多數台民仍懷抱強烈的民族意識,殖民當局一方面大力宣傳皇國史觀,宣傳所謂“日本精神”及“
大和魂”,但在具體的政治、社會民族關係上仍保持實質上向來存在的殖民歧視構造。日本當局一方面利用殖民地台灣人中部分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民族自卑感和對於自己民族文明開化的絕望感,另一方面則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日本)台(台灣)一如”、“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從而擺脫自己作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
影響
推動皇民化運動的最基本目的在於:拉近外地與內地的距離,贊成者以為,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單一民族構成民族國家的理想國家價值觀是很普遍的,推動同化政策是一個形塑單一民族國家的必要過程。反對者以為皇民化運動是漠視傳統文化與破壞傳統文化。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
無條件投降。按照《
開羅宣言》規定,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台灣等必須歸還中國。當時日本駐
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即策動一些日軍中的
軍國主義分子和“皇民”在台灣建立起“台獨”組織,這是“台獨”活動的發端,後被粉碎。1946年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被毒化的“皇民”青年奔走相告興奮不已,借台灣同胞反抗
國民黨腐敗統治的機會,渾水摸魚,穿起過去的舊軍服或學生服。自動集結起來攻擊政府機構和外省人,他們高唱日本軍歌,舞著
武士刀,大罵大陸人為“支那人”、“
清國奴”,並且以日語檢驗行人,凡是不諳日語者,立即以刀棍追殺。事件平息後,這些“皇民”有的逃往國外,成了海外“台獨”分子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代“台獨”勢力在島外活動的主要據點就是日本。比如第一代“台獨”代表
廖文毅長期在日本活動,為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歌功頌德。李登輝的分裂言行也有很深的“皇民化”影響痕跡。李登輝的父親當過
日本警察,家庭受過日本的“恩惠”,在學校曾多方得到過特殊的“關照”。在
京都帝國大學時,他又積極回響日本當局的號召,“志願接受”
千葉高射炮學校半年的軍訓,成為一名日本炮兵軍官,準備為“天皇”效忠。1994年7月,李登輝在接見日本“
產經新聞”社社長羽佐間重彰時,還曾親口說自己是“會說日本話、親日本的總統”。
從1945年
台灣光復到上世紀60年代,在日本聚集了大量“台獨”組織和“台獨”分子,他們中絕大部分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培養的忠實為日本效勞的“皇民”,有著極深的“日本情結”。
研究書目
陳小波,1991,1937—1945年台灣皇民化運動論述,見陳孔立編,《台灣研究十年》。台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Ching, Leo T. S. 2001.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ou, Wan-yao. 1991. The Kominka Movement: Taiwan under Wartime Japan, 1937-1945.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Fix, Douglas Lane. 1993. Taiwa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Late Colonial Context.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何義麟,1986,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台灣之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碩士論文
李文卿,2001,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以皇民化運動時期《決戰台灣小說集》為中心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林瑞明,1996,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見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頁203-32。台北,玉山社
楊建成,1995,台灣士紳皇民化個案研究:日據時期450位台灣士紳改換日本姓氏之個案統計分析。台北縣板橋市,龍文
周婉窈,1996,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年),見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頁161-201。台北,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