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佛教距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王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參考佛誕）。西方國家普遍認為佛教起源於印度，而印度事實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聖地”形象。

這使得很多人產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錯覺，這讓尼泊爾民眾一向不滿。佛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覺者”。佛又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世尊。佛教重視人類心靈和道德的進步和覺悟。佛教信徒修習佛教的目的即在於依照悉達多所悟到修行方法，發現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終超越生死和苦、斷盡一切煩惱，得到究竟解脫。

佛姓新稱喬達摩（S. Gautama， P. Gotama），舊稱瞿曇；因為他屬於釋迦（Sākya）族，人們又稱他為釋迦牟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佛教
• 外文名：Buddhism（英文），बौद्धधर्मः（梵文）
• 佛誕：公元前565年
• 最早的：世界性宗教
• 誕生地：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
• 主要分布區域：東亞、東南亞中南半島、新加坡
• 部分分布區域：南亞尼泊爾、北亞
• 佛教祖師：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釋義

翻譯名義集：“佛陀（浮屠）。大論雲。秦言知者。法華文句一曰：“西竺言佛陀，此言覺者、知者，對迷名知，對愚名覺。”正如季羨林所說：“不知道”的對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覺”，就是“佛”。

根據多年考古實踐與文獻研究，中國有考古學家認為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或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推斷佛教傳入中國內地最早的時間應在秦始皇時代。

辯證思維

馬克思、恩格斯對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的論述頗多，但專門涉及佛教的甚少，發現的僅有兩處。一處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談到的：“辯證思維——正因為它是以概念自身的性質的研究為前提——只有對於人才是可能的，並且只對於相對高級發展階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這裡，恩格斯明確肯定了佛教徒是“相對高級發展階段上的人”，具有辯證思維，另一處則是馬克思對於一部佛學專著的關切和評定。1861年5月10日，馬克思在倫敦致信當時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時提到：“在柏林還訪問了弗里德里希·科本，發現他在柏林還訪問了弗里德里希·科本發現他絲毫沒有改變，只是發胖了，而且有點‘難看’，我和他在一起單獨喝了兩次酒，對我來說真是一大樂事。他贈送給我兩卷他所著的《佛陀》——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科本是德國的政論家、歷史學家、史專家，著有《北六神話導論》、《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對者》等著作。馬克思稱為“很重要的著作”，《佛陀》一書，全名為《佛陀的宗教》，第一卷記述佛陀的生平與闡述南傳佛教的綱要；第二卷闡述西藏的密宗。德國是西方國家中最早洞察佛教教義並明顯讚美佛教的一個國家。科本《佛陀的宗教》是德國出版的第一部佛學專著。1848年（戊申年）9月1日恩格斯致科本的信中深情的寫到：“馬克思可能已經對您說了我們在那被驅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的說您是我們在柏林唯一懷念的人。”

佛教觀點

否定宿命論

佛教否定宿命論，認為人有命運，但是不鼓勵人聽天由命，而是希望人開創命運。佛教主張諸法因緣而生，因此命運也是因緣生法。壞的命運可以借著種植善因善緣而加以改變。命運既然可以因為行慈悲、培福德、修纖悔而加以改變，因此命運並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壞的命運也能透過種種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運不知善加維護，也會失卻墮落，所謂‘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懼謹慎！

緣起論

《中論》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又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既然是眾緣所生，就是無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認為，因緣不具備的時候，事物就消失了，這樣的一種現象就是“空”。那么，什麼是因緣呢？因者是主要的條件，緣者是輔助的條件，主要的條件和輔助的條件都不具備的時候，就沒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備主因和輔因。當因緣具備的時候，事物就存在；因緣不具備的時候，事物就消失。

緣起論是般若思想的基礎。般若重視“緣起”。《佛說造塔功德經》里有一個偈語：“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今天，我們不論站在什麼立場上來看，這四句話都是對的，世界並不是神創造的，確實是由各種各樣的因緣、條件聚合而成的，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緣起”是我們理解般若思想的一個重點。

反對自殺

佛教認為人身難得。眾生在無量劫的輪迴中，獲得人身的機會如“盲龜值木”，極為難得。對修學佛法來說，人身無八無暇、有十圓滿，是學習佛法最好的善緣條件。無論我們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追求世間的幸福生活，還是修學佛法，追求出世間的解脫利益，都要依靠這極為難得的寶貴人身。

傳印會長指出，佛教既反對殺生，也反對自殺，更倡導護生。對自殺行為，佛陀有明確的呵責和禁止：“汝等愚痴，所作非法！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眾生，而今云何不憶此法？”並制定戒律：“若自殺身，得偷羅遮罪。”因此，所謂“自焚不違背教規教義”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反對末日邪說

末日傳言沒有任何佛教經典依據，佛教是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的宗教，佛教徒不應該輕易相信和傳播世界末日的說法。佛教宣稱每天都是好日。

佛非眾生

佛身即法身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梵行品第八之六中有經文：“見佛性者。非眾生也。”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如來性品第四之一中佛說：“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閻浮提種種示現。如首楞嚴經中廣說。我於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現涅槃。亦不畢竟取於涅槃。或閻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畢竟不從淫慾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從無量劫來離於淫慾。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隨順世間示現入胎。善男子。此閻浮提林微尼園。示現從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東行七步唱如是言：我於人天阿修羅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見已驚喜生希有心。而諸人等謂是嬰兒。而我此身無量劫來久離是法。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脈骨髓之所成立。

嬰兒走七步

隨順世間眾生法故示為嬰兒。南行七步示現：欲為無量眾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現：生盡永斷老死，是最後身。北行七步示現：已度諸有生死。東行七步示：為眾生而作導首。四維七步示現：斷滅種種煩惱、四魔種性。成於如來應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現：不為不淨之物之所染污，猶如虛空。下行七步示現：法雨滅地獄火。令彼眾生受安隱樂。毀禁戒者示作霜雹。

出家降魔

我於閻浮提示現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眾人皆謂是阿羅漢果易得不難。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成阿羅漢果。為欲度脫諸眾生故，坐於道場菩提樹下，以草為座，摧伏眾魔。眾皆謂我：始於道場菩提樹下，降伏魔官。然我已於無量劫中久降伏已。為欲降伏剛強眾生故現是化。

隨順世法

我又示現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眾皆謂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報，悉無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隨順世間故示如是。我又示現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無饑渴。隨順世法故示如是。我又示同諸眾生故，現有睡眠。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具足無上深妙智慧遠離三有。進止威儀。頭痛、腹痛、背痛、木槍、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楊枝等。眾皆謂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無此事。我足清淨猶如蓮花。口氣淨潔、如優缽羅香。一切眾生謂我是人、我實非人。我又示現受糞掃衣，浣濯縫打。然我久已不須是衣。眾人皆謂：羅睺羅者是我之子。輸頭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處在世間受諸快樂。離如是事出家學道。眾人復言：是王太子瞿曇大姓。遠離世樂，求出世法。然我久離世間淫慾。如是等事悉是示現。一切眾生鹹謂是人，然我實非。

依了義經

世界觀

法界一界是佛教了義的世界觀。每個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譬如數學家能如實看清幾何體形狀，有些人就是看一輩子也看不清；又譬如色盲的人無法看清色盲測試圖。所以同一法界，不同的人所見是不同的。正如《佛說不增不減經》所開示：“舍利弗，一切愚痴凡夫不如實知一法界故，不如實見一法界故起邪見心，謂眾生界增，眾生界減。舍利弗，如來在世，我諸弟子不起此見。若我滅後過五百歲，多有眾生愚無智慧，於佛法中雖除鬚髮，服三法衣，現沙門像，然其內無沙門德行。如是等輩，實非沙門自謂沙門，非佛弟子謂佛弟子，而自說言：‘我是沙門真佛弟子。’如是等人起增減見。何以故？此諸眾生以依如來不了義經，無慧眼故”。

與魔斗義

永嘉大師云：“圓頓教。沒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和迷信違背科學者爭，一定往生淨土，諸佛菩薩必來迎，契合佛心故。譬如和上帝斗的布魯諾菩薩。這就是我佛教的淨土法門。菩薩行，淨人間，與一切迷信者斗其樂無窮。正如《殊勝具戒經》所說：“爾時佛告諸善男子言。汝善男子。應共魔斗尋求聖位。若修行菩薩。成熟眾生之時。先共邪魔鬥戰。令其變化相應善行。不求余師。是為法行！”

平等義

寶積經：“文殊師利言。善男子。若法不增不減是名圓滿。云何圓滿。若於諸法不能了知則生分別。若能了知則無分別。若無分別則無增減。若無增減此則平等。”

無業無報義

大士。仁今已造極猛惡業。欲害如是天人大師。是業若熟當於何受。時文殊師利告舍利弗言。如是大德如汝所說。我今唯能造作如是極重惡業。而實不知於何處受。然舍利弗。如吾見者。當若化人幻業熟時我如斯受。所以者何。彼幻化人無心分別無有念想。一切諸法皆幻化故。又舍利弗。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如汝意者實見劍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師利曰。又定見彼惡業可得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師利曰。又定見彼受果報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師利言。如是舍利弗。彼劍既無復無業報。誰造斯業誰受報者。而反問我受報處乎。舍利弗言。大士。以何義故復如是說。文殊師利言。如我所見。實無有法業報熟者。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業無報。無業報熟故

無報恩義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希有希有。今日乃能宣說如是甚深義處。我於大士以何報恩。文殊師利言。天子。汝莫報恩。善住意言。大士。我今云何得不報也。文殊師利言。天子。汝莫報恩。所以者何。天子。汝能如是不報恩者。即為報也。善住意言。大士。仁今寧可無報恩乎。文殊師利言。天子。如是如是。我不報恩亦非不報。善住意言。大士。仁以何義更作是說。文殊師利言。天子。凡愚之人造種種法。起種種見。行種種行。以作如是種種見行。是故念言我當報恩。天子。此非正行善男子也。其有正行善男子者。乃至無有少作。或作不作。彼終不言我念報恩。又復天子。不報恩者。如佛世尊宣說平等。謂一切法悉無所作。無有作處。皆入平等。無有轉還。亦無超越。非自非他。無作不作。是故我為無報恩也

擔當為放下

無我之實踐

佛教給予士大夫的不僅有超逸的處世態度，也有無私無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禪宗激發人自立自強，以佛禪心性論為主導，就會促生不惜犧牲的精神、不畏強權的堅定信念。再加上禪家講隨緣任運、處處是禪，那么又何必逃避社會責任呢？所以宋代大慧宗杲禪師就提倡以“忠義之心”入世，欲激勵人們救國家於危難之中，很多士大夫因此與之交遊。明末黃端伯是崇禎年進士，平素精修禪學，在清兵破南京城後面對威逼利誘不降被殺，他曾作偈曰：“覿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若問安生處，刀山是道場。”

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有深厚佛學修養，他的《仁學》一書，正體現出以佛法求世法、經世致用，積極入世的佛學思想。在他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譚嗣同最終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他是懷著佛教捨身救世的無畏精神慷慨赴死的——慈禧將光緒帝囚禁於瀛台，並下令搜捕維新派的時候。康有為、梁啓超先後逃走。這時有人勸譚嗣同也趕快離開，但他態度十分鎮靜，回答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誠如梁啓超所說：“然真學佛而真能赴以積極精神者，譚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見焉。

念佛不忘救國

一天早晨，弘一法師在承天寺食堂用餐，當食之際，禁不住潸然流涕，備極痛苦地對弟子們說：“吾人所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泉州古稱）之水，身為佛子，此時此刻，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為釋迦如來張點體面，自揣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人卻一無所用，而猶靦顏受食，能無愧於心乎！”

弟子們聽著法師的話，也都泣不成聲，悲痛異常。在這之後，他每有開講，座位後面的牆壁上，都掛起一幅由其親手書寫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後有跋語曰：“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講演中，又往往觸景生情，感時傷亂，勉勵佛教徒們對國家、對民族應有愛護的熱忱。

1939年（己卯年）農曆9月初一，時逢圓明講堂蓮池念佛會成立紀念之時，正當圓瑛大師在殿堂上供禮佛，日本憲兵突然包圍了圓明講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圓瑛大師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憲兵司令部進行刑訊，企圖威逼圓瑛大師承認並聲明抗日有罪。圓瑛法師大義懍然面對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聲念佛。隨後，日寇又將他押往南京的日本憲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謂佛學專家進行刑訊。這些專家被圓瑛大師高深的佛理駁得啞口無言。理屈詞窮的日寇惱羞成怒，對圓瑛法師進行百般肉體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幾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圖迫其就範。但圓瑛大師已進入無我境界，他心繫民眾，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減免眾生的痛苦。最後，日寇無計可施，又因圓瑛大師名播中外，眾望所歸，在日本也有很高的聲譽，最後，只好將他釋放。脫離虎口的圓瑛大師，仍然不改初衷，為抗敵救災而奔走呼號。

歷史派別

原始佛教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的古印度。創始人名悉達多·喬達摩(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20歲時離家成道，此後被尊稱“佛陀”，意為覺悟者，簡稱“佛”，所傳宗教被稱為“佛教”。佛陀示現涅槃後的數百年間，佛教傳遍印度次大陸，稱為原始佛教，這段時間稱為原始佛教時期。

自佛陀入滅百年後起，原始佛教內部由於對教義的理解不同，曾發生多次分裂，進入部派佛教時期。

南傳佛教

在第一次佛教分裂後，原始佛教分成了上座部和大眾部。上座部諸派向南傳播，盛行於斯里蘭卡，遍傳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地區，後傳入中國雲南，廣西等地。稱為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所傳誦的三藏經典使用的語言主要是屬於巴利語系，故又稱為巴利語系佛教、巴利佛教。

現代中國南傳佛教主要分布於雲南省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思茅地區、臨滄地區、保山地區，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數民眾信仰南傳佛教。參見傣族佛教。

南傳佛教傳承了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統，遵照佛陀以及聲聞聖弟子們的言教和行持過修行生活，故亦稱上座部佛教。

漢傳佛教

北傳的佛教分陸路和海路兩條線進行。陸路經西北印度和西域諸國古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印度大月氏貴霜皇朝等時代，其勢力範圍曾直接覆蓋到西域諸地，與中國西部邊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傳入中國南方，如達摩，真諦等大祖師，均從海路直接來到中國在廣州登入後北上。

印度大陸的聲聞佛教和菩薩乘佛教是同時傳入東土的。除大乘經典外，中國現存的印度大陸各部派的聲聞乘經典也很豐富。達摩祖師西來，曾讚嘆“東土漢地，好一派大乘氣象！”由於中華文化的社會環境和人文根性，漢傳佛教主流為菩薩乘佛教（又稱大乘佛教），聲聞佛教在漢地一直不如菩薩乘佛教被接受和流行，尤其到後代，“漢傳佛教”幾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詞。由於漢傳佛教所使用的語言是以漢語為主，故也稱為“漢語系佛教”。

公元前後，佛教就已正式傳入中國。與印度的文化傳統不同，佛教一傳入中國即開始的佛典翻譯事業，是以皇室官方組織高僧，嚴謹制度下的書面系統翻譯。隨著漢明帝打開官方迎請佛教的大門，隨後數百年間，天竺西域與中原兩地傳經、取經之高僧絡繹不絕，如鳩摩羅什、真諦、法顯等祖師菩薩。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師遍參天竺數十國取經，並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圓滿歸唐後，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經典之後都漸翻譯到了漢地。此時的東土，各大宗派紛紛成熟，高僧輩出，證者無數，從教理研釋證悟到民間百姓的廣泛傳弘，大乘佛教在中國的輝煌實踐與隋唐盛世交相輝映。世界佛教的中心也漸轉移到了中國，並進而傳播影響到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及我國的西藏等地。佛教至此成為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此後則日趨沒落而消亡了。中國翻譯收藏的佛教典藏是最全面、系統和完整的。

佛教傳入中國的確切年代尚無定論，異說頗多，最廣泛的說法是東漢永平十年（67），漢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廣求佛像及經典，並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僧至洛陽，在洛陽建立第一座官辦寺廟——白馬寺，為我國寺院的發祥地；並於此寺完成我國最早傳譯的佛典《四十二章經》。

從南北朝開始中國佛教進入興盛發展階段。南北朝時佛教已遍布全國，出家、在家佛教徒數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城中寺廟鼎盛時達到1367所，而北方的長安僧尼過萬，南方的建業（今南京）也有佛寺數百座。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鼎盛之時。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對佛教等其它諸多宗教都採取寬容、保護政策。中國佛學逐步發展成熟。

封建社會後期，漢地佛教衰落，戒律廢弛，叢林破敗，僧人無知，迷信盛行。近代以來，在楊文會等一批佛教界有識之士的帶動下，佛教在各個方面得到一定的發展。抗日戰爭時期大批愛國僧人如著名佛教社會活動家太虛大師積極支持抗戰，為爭取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廣為宣傳，佛教界還在戰地組織了僧侶救護隊，為爭取祖國自由獨立做出了應有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漢傳佛教界首先與全國人民一道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廢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種剝削制度，佛教事業日益發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953年（癸巳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圓瑛法師當選會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復和落實，使中國佛教獲得新的發展。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主要流行於西藏、雲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肅、內蒙古等省、自治區，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門巴族、珞巴族、土族民眾普遍信仰。

藏傳佛教的戒律體系是完整的佛教體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應俱全。藏傳佛教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在藏族地區形成和經藏族地區傳播並影響其他地區（如蒙古、錫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語傳播的佛教，如蒙古、納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語言或文字，但講授、辯理、念誦和寫作仍用藏語和藏文，故又稱“藏語系佛教”。

回鶻佛教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西域、敦煌出土了為數極為豐富的古代回鶻文文獻，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佛教內容。這些文獻填補了歷史記載上的許多空白，為古代回鶻佛教、歷史、文學、語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資料，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湧現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對回鶻佛教文獻的研究可以說是20世紀西域古代佛教研究中成果最為輝煌的領域。在世紀之交對這些成果進行總結、回顧，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

根據吐魯番、哈密等地發現的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的題跋，該文獻是由吐火羅語翻譯過來的。由吐魯番出土文書推斷，除了印度諸語（首先是梵語，還有犍陀羅俗語，印度貴霜皇朝時代梵語勢力範圍曾覆蓋此地）之外，塞語和粟特語在回鶻西徙以前也都曾對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流傳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樣，吐火羅僧侶接過印度高僧傳來的接力棒，把佛教進一步傳給東方的突厥人。把佛教由中亞向東亞推進。他們對古突厥、回鶻人產生影響的時間都早於漢傳佛教。

漢傳八宗

禪宗

祖庭——河南登封少林寺

少林寺，有“天下第一名剎”之譽；是中國漢傳佛教禪宗祖庭，位於河南省登封縣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因寺院坐落於少室山陰密林之中。故而得名。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義帝為佛陀禪師修建，敕就少室山為佛陀立寺。薩提達摩來此，於寺凝修壁觀，建立禪宗，歷代屢次重修。禪宗傳承以達摩為初祖，少林寺西北有初祖庵，建於宋代，石柱上有宋宣和七年（1125年）題字，寺西南原有二祖庵，中有二祖慧可塑像。

匡救寺，位於河北成安縣，禪宗二祖慧可說法之處，相傳達摩曾在此為二祖說法。

山谷寺，又稱乾元寺、三祖寺。位於二安徽潛山西北三十里的三祖山，禪宗三祖僧璨大師曾在此講經說法，寺廟有僧璨大師塔。

真覺寺，又稱東山寺，位於湖北黃梅東北二單的馮茂山上。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曾居於此。

南華寺，位於廣東韶關南六十里處，原名寶林寺。禪宗六祖慧能開法於此。寺內有六祖肉身塔，供於六祖殿內。

“禪”是梵語“禪那”的音譯簡稱，意譯為修習方法，禪宗以“禪”概括佛教的修行實踐，“靜慮”。禪原本是佛教普遍奉行的一種故而得名。禪宗是中國漢傳佛教中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發展最成熟的一個宗派。

天台宗

祖庭——浙江省天台山國清寺

三論宗

祖庭——陝西西安戶縣草堂寺、江蘇省南京市郊棲霞山棲霞寺

法相宗

（慈恩宗）祖庭——陝西西安的大慈恩寺，即大雁塔和陝西長安區的興教寺

華嚴宗

（賢首宗）祖庭——陝西西安長安區的華嚴寺

律宗

（南山宗）祖庭——陝西西安淨業寺

密宗

（真言宗）祖庭——陝西西安的大興善寺和青龍寺

淨土宗

（蓮宗）祖庭——陝西西安的香積寺、江西廬山的東林寺、山西交城西北石壁谷中的玄中寺

佛藏

《大藏經》為佛教經典的總集，簡稱為藏經，又稱為一切經，有多個版本，比如乾隆藏、嘉興藏等。現存的大藏經，按文字的不同可分為漢文、藏文、巴利語三大體系。這些大藏經又被翻譯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滿文等。其主要內容涉及佛教哲學、倫理學、邏輯學、語言學、詩學、文學、醫學、天文學等

中國文化

建築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關係，這是每一個民族在發展文化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過很大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例如，我國古代建築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現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磚塔，山西五台山南禪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構建築，應縣大木塔，福建泉州開元寺的石造東、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國古代建築史的寶貴實物。許多佛教建築已成為我國各地風景輪廓線突出的標誌。在一片鬱鬱蔥蔥之中，掩映著紅牆青瓦、寶殿瓊閣。精巧的佛教建築為萬里錦繡江山平添了無限春色。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則作為古代雕刻美術的寶庫舉世聞名，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特點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像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文學

佛教還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思想影響了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都和中國俗文學有著很深的關係。

繪畫和音樂

佛經中的動人故事常常成為藝術家們繪畫的題材，曹不興、顧愷之、張僧既、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歷代名畫家皆以擅長佛畫而傳世。中國畫學中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而發展到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則與禪宗思想有關。由此可見佛教對繪畫藝術所起的作用。至於音樂方面，公元3世紀，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唐代音樂又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隨順國王法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歷史最悠久的。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千餘年來一直是中國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其間經歷代高僧大德的弘揚提倡，許多帝王卿相、飽學之士也都加入這個行列，終於使佛教深入社會各個階層。而佛教的哲理部分則與儒、道等相結合、相融會、相激盪，然後匯入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大海里，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之一，為中華文化放射出燦爛輝煌的光芒。文化的內容極其廣泛，項目極其繁多，凡人類從野蠻進化到文明的一切總成績，都可以叫文化。

1975年6月，毛澤東在會見一位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時強調說：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照抄中國。接著，他以佛教為例，援引鳩摩羅什的話說：“學我者病。”鳩摩羅什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五分中：“雖我所制，余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謂俗王為僧立制，不依經本也。非我所制，余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結合中國具體國情或結合不同民族之具體情況所建立的佛教，正是此佛戒義。無怪乎，馬克思、恩格斯說佛法是辯證法。納丹（新加坡總統）：“我對於所有宗教，最尊重的是佛教，佛教重實質不重形式。”

語言和文字

趙朴初這樣說：“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就是因為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我國當代著名的史學家范文瀾早年曾對佛教文化採取過虛無主義態度，但到了晚年卻開始系統地鑽研佛經，表示自己需要補課。這位史學家對人說，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和文化關係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懂中國文化。可是人們還是不重視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對玄奘這箇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翻譯家、旅行家、語言家和佛學大師，在西方學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給他留下了應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把他尊為歷史上的四大偉人之一。但在中國，人們反而只知《西遊記》里的唐僧，不知中國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還把佛教文化，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單純地當作生財之道，發生了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國不尊重文化的話柄。許多人雖然否定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張嘴說話其實就包含著佛教成分。語言是一種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我們中國漢語的大量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覺悟、意識、忽然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彙。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

梁啓超先生曾統計日本人所編的《佛教大辭典》，共收有“三萬五千餘語”漢語佛教辭彙，佛教辭彙不僅占據漢語辭彙一個大部分，還大量包括了高端的行而上的辭彙，從廣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國文化。可以說，沒有博大精深，燦爛繽紛的佛教辭彙充實，就沒有中國漢語文化的成熟。因此，今天在制訂文化發展戰略時應該提出認真研究佛教文化精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