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是指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佛教的傳入和發展大約在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漢地（約在公元紀元前後）。據文獻記載，佛像可能與此同時傳入。
中國佛教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佛教史
- 起源：公曆紀元前後
- 誕生國家：印度
- 傳入時間：中國漢地年代
- 趨勢：政教分離已成不可逆轉
- 地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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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入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已有定論。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註：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wen四聲）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蹟傳世，無法證實。
佛教的傳入和發展大約在漢明帝時期（約在公元紀67年左右），佛教傳入中國被稱為浮屠教。據文獻記載，佛像可能於此同時傳入。但在中國西部的新疆以及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古代稱之為西域），佛教和佛教藝術的傳入則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藝術，經過中國的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創造，形成了更具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從而更容易在中國社會流傳和發展。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為佛教徒供奉和禮拜的對象，因此佛像藝術的發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佛教的興衰而興衰，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佛教史開始於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由古印度傳入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於傳入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漢地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佛教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傳入我國。
大乘佛教
公元前565年，釋迦牟尼在古印度誕生，35歲開悟後創立了佛教。目的是引導眾生了知宇宙人生的真相、苦樂的真諦，以及離苦得樂的方法，給人類以和平、幸福和智慧。
漢哀帝時，佛教傳到了氣候風土、民族、信仰迥然不同的中國。佛教在中國的南北朝時期得以弘揚，至唐代達到鼎盛。佛教在印度於公元十三世紀初消亡，被商羯羅趕出了印度，在中國卻作為“大乘佛法”而得以發展和創新。
漢傳佛教體現了中期的大乘佛教的思想，而大乘佛教提倡“發菩提心，行菩薩行”。“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正體現了這種利益一切眾生的菩薩道精神。它強調應報四重恩——父母恩、眾生恩、國家恩、三寶恩。
兩漢
東漢佛教摩崖刻像東漢明帝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於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為何經，已失傳無聞。歷來均以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為歷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普遍認為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佛教為了傳教也說是老子化胡，去教化胡人了，故漢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三國
三國時期 承漢之後，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為博士；並為康僧會建立寺塔。曇柯迦羅、曇諦精於律學，譯出摩訶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遵佛制，稟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一卷。
三國時期佛像
三國時期佛像康僧鎧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於武昌，盛於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為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科經律，共88部，1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禪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築、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
兩晉南北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捨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遼，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餘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餘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歷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為紀念母后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總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餘座，僧尼約200餘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餘萬人，寺廟4萬餘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遊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有了極大的發展。以東晉戴逵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現，標誌著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戴逵的創作態度認真，據說有一次他為了製作一尊佛像，曾潛藏在帳中，傾聽眾人的褒貶議論，然後加以詳細研究，積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像，包括塑像和畫像，已經不再是單純地模仿西方傳來的佛像圖樣，而是融合了中國的民族風格，開始走上了獨立的發展道路。南朝時期佛教，傳世遺物較少。但從現在僅有的一些造像來看，其風格有著明顯的特點。例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紋、手印、背飾等基本上還保留著較早的傳統手法，但其面部表情則安詳柔和，與其他一些顯得強有力而充滿感情色彩的佛像相比，尤為幽雅靜溫，具有更多的中國傳統色彩。
北魏時期，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由於政府的保護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發展，佛教藝術的發展也是蒸蒸日上。這一時期留傳下來的金銅佛像數量很多，此外，聞名於世的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兩大石窟，都是這時由國家主持開鑿的，所以規模巨大。空前絕後，顯示了非同凡響的宏偉氣勢、大同作為當時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佛教藝術發展過程中，還形成了被稱為“平城模式”的藝術風格（大同古稱平城），對當時中原地區佛教藝術的發展起著指導性的作用。
隋唐
印度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詔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復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煬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復舊像1508940尊。
漢中發現隋唐佛教造像龕
漢中發現隋唐佛教造像龕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台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隋唐的佛教藝術，有了明顯的轉變，形成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教造像，在風格上已擺脫了以前的那種呆滯、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氣氛的寵罩。開始出現一種新的，顯得溫和圓潤、生動柔和的風格。人物造型也從南北朝時的清瘦飄逸轉向豐滿端麗。
兩宋
宋朝時期，朝廷雖然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但是定道教為國教。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繼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並使中紀委從信於益州（今四川成都）鏤雕大藏經版。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祐（1034～1037）初已達80餘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禪宗特別是臨濟、雲門兩派最盛，天台、華嚴、律宗、淨土諸宗稍次。由於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華嚴）禪一致”、“淨禪一致”，因而廣為流行華嚴禪、念佛禪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為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為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1101～1125），由於朝廷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陝西省甘泉縣新宋時期佛教
陝西省甘泉縣新宋時期佛教元明清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採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禪、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丈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朝宮廷佛教文物
清朝宮廷佛教文物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採取限制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吳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親制《揀魔辨異錄》、《御選語錄》，提供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譬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如譚嗣同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閒、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或稱藏藏語系佛教（俗稱喇嘛教）。10世紀後半期形成。13世紀中開始流傳於蒙古地區，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傳佛教。佛教在西藏的發展分“前弘期”和“後弘期”。前者自7世紀至838年朗達瑪禁佛約200餘年。後者開始之年頗多異說，依仲敦巴之說，當始於978年，至今已達千年。
藏傳佛教雕像
藏傳佛教雕像前弘期，吐蕃贊普松贊乾布迎娶尼泊爾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並為她們帶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傳說當時曾請印度人俱薩羅、尼泊爾人向達爾及漢人大天壽和尚譯出少量經典，但未建立僧伽。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其時唐僧往還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還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禮遇。至赤德祖贊時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廟，漢地佛教隨之傳入。同時，因西域動亂及大食東侵，于闐及中亞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贊都予以收容。
後弘期，藏傳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詞，藏語意為“上師”。密教中尊師如佛，以上師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別於前期佛教之“三皈依”。這一時期中藏傳佛教的特點，一為大量傳譯印度波羅王朝時期盛行起來的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典和法門，一為以密教傳承為主形成各種教派。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爾有1055部，丹珠爾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爾有1114部，丹珠爾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經》收入甘珠爾1055部，丹珠爾4907部，共5962部。漢藏兩種文字的大藏經相較互有短長。漢文大藏經中經藏有四“阿含”、《大涅盤經》、《大集經》等，律藏有《十誦律》、《四分律》、《彌沙塞律》等，論藏有《大智度信紙》、《大毗婆沙論》、《成實論》、《順正理論》等重要典籍為藏譯所無。而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中，譯有大量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論、疏釋以及中觀、因明、聲明、醫藥、歷算、工巧等論著為漢譯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數量也很龐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經的蒙古文譯本，始於元成宗時（1295～1307），至明神宗時（1573～1619）完成甘珠爾的翻譯，至清初章嘉呼圖克圖又完成了丹珠爾的翻譯。藏文大藏經的滿文譯本完成於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傳佛教的各派，是在後弘期中逐漸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爭，佛教內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後弘期中因傳承的不同產生若干教派，較大的有寧瑪派、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較小的有希解、覺宇、覺囊、郭扎、夏魯等派。本教雖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後弘期中漸與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為佛教的一個派別。
當代佛教
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歷史上的中國佛教，處於第二次宗教融匯運動中，表現為儒佛道三教間的衝突和融合。而當代中國佛教，則處於更大範圍的第三次宗教融匯運動中。原來制約著中國佛教發展的政教、儒佛、教俗三重關係，以及由此使佛教付出的負面代價，今天都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為佛教在當代的復興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趨勢
（一）政教分離已成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
佛教與政治、經濟的關係，突出表現為同國家的關係。中國佛教史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從未凌駕於王權之上，而是處於王權的有效控制之下，區別只在於這種控制的強弱程度。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政教分離已成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近代中國佛教復興運動中所創建的佛教組織，太虛法師提出的“議政而不乾治”的口號，就是在這種潮流中所獲得的成果之一。就佛教的圓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離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發展。
當前，政府和佛教界都提出的“僧要像僧，廟要像廟”之要求，就是在佛教不干預政治、教育的前提下，國家在法律上確保佛教的宗教品格和主體地位。“在教言教”與“在政言政”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佛教領袖趙補初居士對當
前某些地區存在的“政教不分”局面的批評，正是自覺地回應著政教分離的世界大勢。
地位
（二）印度佛教在各教平等競賽中友好
中國歷史上的儒佛道三教關係，主要表現為儒佛二教關係。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時空不平衡性，背後機制端在儒教。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儒教已從政教合一的國教地位退出，恢復了儒學的人文主義思想原貌，這為佛教真正自由的發展掃清了障礙。隨著科學技術，特別是在交通和通訊領域的異乎尋常的發展，地理差距已大體上被克服，沒有一個國家能脫離世界其他部分而孤立存在。現在東西方宗教打破各自局限，互相對話、相互滲透的時代已經開始，因為“‘世界’這一概念的含義以及人的地位和人的精神需求，現在正處於根本變化中。”（阿部正雄著 王雷泉等譯：《禪與西方思想》，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305頁。）宗教之間及宗教與社會各種思想間的對話，其前提就是承認各種思想都含有真理，都具有平等地位。而中國歷史上三教鼎立的模式，早啟當代宗教多元化之先河，為未來宗教之發展提供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選擇。
大乘佛教連結了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成為東方文明的代表。印度和歐洲大部分民族同出印歐雅利安語系，在人種和宗教上有著共同的淵源。文化存在於傳播中，源於閃族系統的基督教主要在歐洲雅利安語系中發展，構成西方文明的主流；源於印度雅利安人的佛教卻大成於中國，構成東方文明的代表。在科學向宗教取得全面勝利的今天，佛教否定創世主及獨斷論神學、主張主體覺悟的學說卻獨擅勝場。在世界走向一體化的今天，佛教當仁不讓地成為連結東西方文化的紐帶。
基礎
（三）經濟體制改革為佛教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邁入世界經濟一體化和東西文化交流的格局之中，經濟體制的改革，改變了政企合一的局面，必然在經濟底層環境掃除舊宗法制度的殘餘，為佛教的發展帶來新的活力，並改變著佛教的存在形式。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現代化過程與宗教並不對立，它們之間是一種辯證的關係。市場經濟形成中在道德領域帶來的負面代價只是暫時的過渡現象，“現代化本身產生的問題會增長對宗教的需求”，“宗教乃是減輕現代化帶來壓力的一種可能方式。”
（(德)蘇為德：《現代化和宗教的辯證法》，《世界宗教資料》1992年第四期。）進入九十年代後，佛教在社會層面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除了繼續得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人的無私援助外，正在崛起的大陸民族工商業者開始投資佛教事業，並給予佛教界雖為數不多但意義深遠的資助。寺院經濟出現了一種新的類型，由企業集團在房地產開發、旅遊業、殯葬業等經濟實體中，恢復或新建作為企業中相對獨立的寺廟，然後贈予僧團，或與僧團形成一種互補互利的關係。甚至在一些地方的政府機構，也熱衷於進行蓋廟造像活動。上述行為對佛教可能帶來的世俗化傾向及與僧爭利等弊端，屬於另文討論的課題。但這一事實說明：各種社會利益集團，已敏銳地感受到因佛教的發展而帶來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
市場經濟運轉的前提是明確產權所有制，並以法律的形式保護產權關係。這必將使清末民初以來含混不清的“廟產社會所有”的說法得到澄清，從根本上杜絕地方豪強勢力借“廟產興學”及形形式式變種之名義侵占廟產的行為。市場經濟改變了舊的人身依附關係，在封建社會中所強化的宗法性教階制度，必將在社會民主化的潮流中受到衝擊，從而使佛教的“六和”精神得到真正發揚。市場經濟的運作使社會分工明確化，對各種專業人才的重視和要求也隨之提高，從而為佛教保持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體地位提供了堅實的社會保障和監督系統。市場經濟的發展將形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工商業者階層，這中間一部分人對佛教的支持或結盟，將對佛教提供強有力的經濟保障，從而擺脫海外勢力滲透的陰影。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為政教徹底分離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並使當前存在的宗教實踐與理論脫節的“悖論”現象得到澄明。
群體
（四）具備獨立品格的佛教知識分子群體正在形成
與佛教唇齒相依的佛學研究得到同步增長，根據筆者的粗略統計，自1949年至1992年，大陸先後有3872名作者，在教內外報刊上總共發表了7500餘篇佛教文章，其中僅發表一篇文章的為2770人，發表五篇以上文章的作者為 232人。（王雷泉主編：《中國大陸宗教文章索引》，台灣東初出版社，1995年第十期。）除去已經逝世者，以及撰寫一般介紹文字者，現在能夠撰寫佛學研究論著的作者，約一百人左右。活躍在佛教界內外的這一百名左右學者，將擔負起承先啟後，迎接下世紀佛學研究復興的大任。可喜的是，佛教界、學術界和社會政治、經濟各界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加強了相互之間的溝通、對話和合作，對佛教的發展有著一種共同的憂患，認為佛教的健康發展不僅是佛教內部的事，而且關係到中國文化的慧命，也關係到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一個具有完全獨立的新型人格的佛教知識分子群體正在形成。
歷史貢獻
回首過去，歷史上佛教曾對中國社會各方面，尤其是對哲學思想、教化社會、文化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哲學思想
從哲學思想方面來說，佛教思想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倫理道德的規範，對心理活動的分析，形成了深刻獨到的見解和完整嚴密的體系。
佛教思想的核心是緣起，它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永遠處於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中。同時強調個人解脫和普度眾生。
魏晉時期，佛教的哲學思想與道教合流，豐富了後期玄學的內容。隋唐時期佛教形成八宗，各宗對佛典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有別於印度佛教的中國佛教獨有的理論體系。
近代的改良派也從佛教汲取養料批判理學，如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思想淵源之一其實就是禪宗。
社會教化
在教化社會方面，佛教傳入中國，潛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並改善著社會的風俗習慣，首先表現在對人生觀的改善，和對孝道的擴展上。
1. 人生觀的改善
人都會思考自己“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問題，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人死如燈滅”的思想。但得益於佛教的傳入，中國人才明白了“三世因果輪迴”的人生真相。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的一切行為、語言及意念，均可形成未來果報之業力，而人生其實就被這些業力所主宰。業力有善惡，故果報亦有苦樂。
由於佛教的“三世因果輪迴”說，中國民眾自古以來就相信：既不必為環境之困苦而悲哀，也不必因機遇之美好而自傲。只有把握現在，改正以前的錯誤，播善種，才能脫離困境，獲得幸福，並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且，如果認真修行，還可能免墮三惡趣，脫離生死，證入涅盤。
所以，佛教緣起因果說為中國人所熟知，不僅改善了人生觀，還極大地提升了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水平，對減少社會矛盾產生了作用。
2. 對孝道的擴展
在中國，儒教和道教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依靠儒教的孝，立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佛教的孝道與儒教有根本的不同。為追求真理、悟道而舍家離親的佛教的孝道，在儒教看來是大不孝，佛教卻認為這才是真孝，是拯救親人的大孝。所以，佛教的孝主要強調精神的永久的孝。
剃髮並非不孝，是暫時的表面上的不孝，但卻是究竟意義上的大孝。出家是為了救父母，救曾經做過自己父母的所有眾生。
但即使在家之孝，其根本差別在於佛教不像儒教，不屬於隸屬關係，因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所以它是自由平等的孝，並非義務，而是報答父母的感激之情的自然行為。
文化藝術
從藝術方面來說，現存佛教寺塔有許多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精華，一些宏偉的佛教建築已成為各地風景輪廓的標誌。敦煌，龍門、雲岡、大足等地的石刻成為人類藝術寶藏的一部分。佛教音樂具有“遠、虛、淡、靜”四個特點，達到了很高的意境。
另外，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語彙：“宗教”、“世界”、“實際”、“平等”、“不可思議”等其實都來自佛教。如果拋開佛教文化，恐怕今天我們連中國話也說不全了。
圖書信息
基本資料
書 名: 中國佛教史
中國佛教史
中國佛教史作 者：蔣維喬
出版社：嶽麓書社
出版時間： 2010年01月
ISBN: 9787807613480
開本： 16開
定價: 28.00 元
內容簡介
印度佛教歷兩千多年，事實複雜，向無有系統之典籍，以備參考。撰佛教史，正如暗中孛物，不易有所得。於佛教義理的方面，中國有特別發達的學問，多有獨自成宗、成家者。但不注重考史，對於深研義理總是有妨害的。“歷史之研究，實足為教理之輔助”，此即為蔣維喬撰寫《中國佛教史》之出發點。
《中國佛教史》簡體橫排，以適應現代讀者的閱讀習慣。加上後記，對作者其人及其書予以簡要介紹，有助於現代讀者加深理解。加上少量的歷史圖片，圖文並茂，使讀者知人論世、知世論人。選目精當、裝幀得體、印刷精美，既是文史愛好者了解民國學術文化的一條重要渠道，也是值得書友珍藏的珍品。
《中國佛教史》適合讀者：學術史之研究家或愛好者，佛學史之研究家或愛好者，佛教徒或俗世中人，中國文化之愛好者或反對者，黨政幹部或民眾……
圖書目錄
敘言
凡例
卷一
第一章 佛教東傳之期
第二章 佛經傳譯之初期
第三章 四大翻譯
第四章 南地佛教之中心
第五章 佛教之弘傳與道教
第六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統（一）
第七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統（二）
卷二
第八章 禪之由來
第九章 極樂往生與兜率往生
第十章 天台宗之起原及其開創
第十一章嘉祥之三論宗
第十二章 造像與石經
第十三章會昌以前之佛教概說
第十四章 唐之諸宗
卷三
第十五章 華天之再興唐武周世之破佛
第十六章 宋以後之佛教
卷四
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
第十八章 近世各宗
後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