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國歷史上繼隋朝後的大一統中原王朝,共歷二十一帝,享國二百八十九年。
隋末天下群雄並起,唐國公李淵趁勢在晉陽起兵,於618年稱帝,建立唐朝,定都長安。唐太宗繼位後開創貞觀之治,為盛唐奠定基礎。唐高宗承貞觀遺風,開創“永徽之治”。690年,武則天改國號為周,705年神龍革命後,恢復唐國號。唐玄宗時期出現開元盛世,使唐朝達到全盛。天寶末年,全國人口達八千萬左右。安史之亂後接連出現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現象,國力漸衰。歷經唐憲宗“元和中興”、唐武宗“會昌中興”及唐宣宗“大中之治”,國勢復振。隨之而來的唐末農民起義破壞了唐朝統治根基,並使藩鎮勢力大增,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嚴重削弱,皇帝成為軍閥爭奪的對象。唐朝名存實亡。907年藩鎮將領朱溫篡唐,唐朝滅亡。
唐朝疆域空前遼闊,極盛時東起日本海、南據安南、西抵鹹海、北逾貝加爾湖。唐朝對周邊民族採用羈縻政策,並通過冊封、和親等多種方式,與各族建立密切的政治、經濟上的聯繫;統治階級以開放心態與博大胸襟兼容並納外來文化,日本、南詔、新羅、渤海等國均遣使學習唐的制度、文化,邊疆、內地各民族呈現大交融局面。
唐朝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對外交往活躍,制度上也有重要建樹,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唐以後海外多稱中國人為“唐人”。通過與各國的交流,唐朝的經濟、社會、文化、藝術呈現出多元化、開放性等特點,在詩歌(唐詩)、書法、繪畫、音樂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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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號
唐朝的國號為“唐”,曾是晉的古地名(
參見詞條唐國)。唐高祖
李淵的祖父
李虎被追封為唐國公,其後爵位傳至李淵。李淵以尊“隋”為名起兵,在隋恭帝
楊侑禪讓後便以“唐”為國號,定都長安。因國君姓李,故稱李唐,尊稱為大唐。
歷史
開國統一
唐朝皇族
隴西李氏,被認為是
十六國時
西涼開國君主
李暠的後裔。《
舊唐書》和《
新唐書》則將李氏的祖先追溯到了
春秋時期的思想家
李耳(老子)。而在南北朝後期,李氏家族興起的關鍵人物是李虎。李虎在北方的動亂中追隨北魏權臣
宇文泰,成為宇文氏家族倚靠的“
八柱國”之一。李虎死後,其子
李昞繼續在
西魏、
北周得到重用,還一度被賜胡姓大野氏,待到北周末年丞相
楊堅掌權,才還複本姓李氏。李昞子李淵自少襲封父爵唐國公,娶宇文泰外孫女竇氏(
參見詞條太穆皇后),深得建立隋朝的隋文帝楊堅與其妻
文獻皇后獨孤氏的喜愛。
隋朝在
大業(605年-618年)年間,由於
隋煬帝濫用國力,加之
三征高句麗的失敗,導致民變四起。大業十三年(617年),隋煬帝任李淵為山西河東慰撫大使、太原留守、
晉陽宮監,以北備突厥,並鎮壓該地區的農民起義。李淵見天下大亂,隋朝滅亡的形勢不可扭轉,於是生出取而代之的念頭。他左右的謀臣
裴寂、
劉文靜及次子
李世民亦紛紛建議起兵以舉大事。
大業十三年(617年)五月,覺得時機成熟的李淵殺死副留守
王威和
高君雅,於晉陽以尊隋之名起兵。七月,李淵與長子
李建成、次子李世民揮師南下,先後破
霍邑(今山西霍縣),渡黃河,向西南挺進。當時,隋煬帝遠在
江都(今江蘇揚州),關內隋軍力量薄弱;中原
瓦崗軍與
王世充激戰方酣,均無暇西顧。因此李氏父子一路勢如破竹,在同年十一月占領
長安,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擁立代王
楊侑為帝,改元
義寧,楊侑即隋恭帝;李淵自任大丞相,封唐王。義寧二年(618年)三月,隋煬帝在
江都之變中被殺。五月,李淵逼恭帝禪讓,李淵稱帝建國,國號“唐”,改元
武德,定都長安,隋朝滅亡。李淵即唐高祖。此後,高祖冊長子李建成為太子,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四子
李元吉為齊王。
唐朝初期,由於經歷了長期戰亂,國家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人口也從隋朝大業初年的八百萬戶驟降至二百餘萬戶。此外,唐朝的北方邊境也受到了來自漠北的
東突厥的威脅。當時的突厥空前強大,包括
契丹、
室韋、
吐谷渾、
高昌等國,甚至是中原地區的
竇建德、
薛舉、
梁師都、
李軌、王世充等地方割據勢力都臣服於突厥。
高祖入主
關中前,先派人吹捧瓦崗軍領袖
李密,使其成為中原的屏障。到唐朝建立時,各派政治力量繼續在進行角逐。高祖則以關中為根據地,不斷發展自己的力量,著手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率唐軍攻打割據隴右的
薛舉、
薛仁杲父子。九月,薛舉死。經過反覆較量,至十一月,薛仁杲兵敗出降,唐軍占有
隴右。次年(619年)五月,唐又以反間計策動武威豪族
安興貴、
安修仁生擒李軌,不費刀兵便盡有
河西走廊之地。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擊敗勾結突厥入侵河東的
劉武周、
宋金剛,恢復了對代北的統治。至此,唐朝不僅鞏固了關中根據地,而且發展了實力,可以集中力量經營中原和江南。
此時,瓦崗軍已瓦解,山東大部分郡縣已降唐,幽州的
羅藝也歸附了唐朝。黃河流域形成竇建德的夏政權、王世充的鄭政權與唐政權鼎足而立的形勢。高祖派李世民東征王世充,鄭、夏結成聯盟抗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擊潰鄭夏聯軍,俘竇建德,王世充投降。竇氏餘部受唐廷迫害,因而在
劉黑闥的領導下兩次起事,並聯合突厥兵南攻。高祖先後派李世民、李建成率軍東討,俘斬劉黑闥,河北平定。隨後,割據魯南的
徐圓朗、割據冀北的
高開道相繼敗亡。至此,唐朝大體統一了河南、河北、山東地區。
武德四年(621年),割據江陵的
蕭銑被唐將
李靖、
李孝恭率軍平定。同一年,
嶺南地區的豪族
馮盎降服,唐以其地置八州;
虔州(今江西贛州)的
林士弘被唐軍擊敗。嶺南各地紛紛臣服。江淮地區的
杜伏威早在武德二年(619年)便已降唐,受唐朝冊封為吳王。武德五年(622年),杜伏威入朝,但其餘部在
輔公祏的煽動下,於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起兵反唐,稱宋帝,翌年(624年)被唐軍俘殺。江南平定。
到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據
夏州(今內蒙古白城子)、依附突厥的梁師都以外,唐朝已在全國建立起了統治。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唐乘突厥衰亂,派兵攻滅了梁師都。
貞觀之治
在唐朝肇建的過程中,高祖的長子李建成有較大的貢獻,但次子李世民的功勳更為卓著,以至於有相當一部分史家認為高祖能得天下,倚靠的是李世民之力。隨著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他與李建成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在這個過程中,高祖優柔寡斷,且對李世民頗懷猜忌,這加劇了兄弟間的爭鬥。這一鬥爭最後以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發動伏兵於玄武門,發動軍事政變,射殺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而告終。事變後,高祖被迫冊立李世民為太子。八月九日,高祖禪讓帝位,成為太上皇。李世民繼位,是為唐太宗。
唐太宗是中國古代一位善於吸取歷史經驗,具有開明思想和政治遠識的帝王。即位後,經常與大臣討論歷代王朝盛衰的教訓和治國方針政策。他從
隋末民變中認識到民眾的力量,吸取隋滅教訓,重視百姓生活;留心
吏治,選賢任能,知人善用,
從諫如流,任用
杜如晦、
房玄齡等賢臣,李靖、
李勣等戰將,重用
魏徵等諍臣,出現了以“
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為代表的一批文臣武將,保證了政治穩定和各項政策的施行;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
科舉制度等一系列治世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較為安定的局面。
同時,太宗大力平定外患,攻滅東突厥、吐谷渾、高昌、
薛延陀,打擊高麗(即
高句麗)、
吐蕃(後以
文成公主嫁予
松贊乾布);尊重邊族風俗,對少數民族採取相對平等的態度,曾說:“自古皆貴
中華,賤
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出現“胡越一家”的盛況,四方諸國尊他為“
天可汗”。
經過太宗朝君臣的共同努力,在太宗執政的貞觀年間(627年-649年),唐朝出現了一個政治較為清明、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的局面,史稱“貞觀之治”,是為唐朝的第一個
治世,為後來的
開元盛世奠定了厚實的經濟基礎。
但是,唐太宗在統治後期逐漸驕矜,徵發百姓勞役增多。在太宗晚年,最困擾他的是儲位問題。太宗與
文德皇后長孫氏所生諸子中,長子
李承乾被立為太子,多次在太宗外出巡行時留守監國;但四子
李泰獲封魏王,深受太宗寵愛,對李承乾的儲位產生了威脅。二人針鋒相對,致使群臣也被捲入爭鬥中,引發朝野動盪。貞觀十七年(643年),李承乾勾結朝臣謀反,事跡敗露,太宗在權衡利弊之後同時廢黜李承乾、李泰二人,改立性格溫和的晉王
李治。
高宗時期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駕崩於
翠微宮含風殿。六月一日,李治即位,即唐高宗。次年改元“
永徽”。
永徽四年(653年),高宗借
房遺愛等謀反一案,將諸宗室、勛貴中的反對勢力一網打盡,鞏固了自身的皇位。永徽六年(655年),他力排眾議,在李勣、
許敬宗等支持下,廢士族出身的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即
武則天)為後,並藉機打擊顧命之臣
長孫無忌、
褚遂良。這場鬥爭具有打破士族集團在政權中的優勢、削弱其勢力的意義。
高宗在即位之初,召見各地的
朝集使,對他們說:“朕剛剛即位,有對百姓不便利的事情你們都應奏陳,未說透徹的再次上書啟奏。”從此每天帶十名刺史進入閣中,詢問民間百姓疾苦,及其從政措施。他又下詔,不許京官及外州進獻鷹隼及犬馬。高宗君臣照貞觀時法令執行,故永徽年間,邊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史稱“永徽之治”。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高宗從東都出發,前往
泰山封禪。封禪車乘連綿數百里,隨行的還有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倭、新羅、百濟、
高麗(即高句麗)等國的使節和酋長。此舉顯示了當時唐朝的富強。在太宗、高宗統治時期,唐朝的人口也從隋末唐初的動亂中得以恢復,到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增加到380萬戶。
在文治天下的同時,高宗一朝繼續擴張征戰,史稱“唐朝對外的威力,以高宗時為極盛”。
永徽元年(650年),唐將
高侃擊擒突厥
車鼻可汗,高宗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高宗襲位後,還持續對
西突厥用兵。顯慶二年(657年),唐將
蘇定方等大破西突厥,遠襲石國(今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乾一帶),生擒西突厥
沙缽羅可汗,西突厥亡。高宗在西突厥故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護府。次年,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今新疆庫車)。
永徽六年(655年),高麗與
百濟聯軍攻
新羅,新羅遣使乞援於唐,高宗先後派兵出擊高麗和百濟。龍朔三年(663年),唐將
劉仁軌於白江口(今韓國
錦江入海口)大敗百濟、倭國聯軍,同年百濟滅亡。總章元年(668年),唐將
李勣等率軍攻占平壤,滅亡高麗。高宗以其地設
安東都護府,分置四十二州。
高宗在位期間,唐朝的疆域最廣,東起朝鮮半島,西臨鹹海(一說裏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橫山。這一版圖基本維持了三十餘年。
武周代唐
李治在位時,武皇后(名武曌,一般稱武則天)逐漸參預朝政。武則天原為李世民的
才人,李世民死後出家為尼,後被高宗召入宮中,在權力鬥爭中獲勝,被立為皇后,史稱她“素多
智計,兼涉文史”。顯慶五年(660年),李治因身體原因讓武則天協助處理朝政,她因此得以與李治並稱為“二聖”。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駕崩於
紫微宮貞觀殿,太子
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武則天以皇太后名義
臨朝稱制。光宅元年(684年),武則天因中宗與之不合,將他廢為廬陵王,另立四子
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
這之後的幾年間,先後有揚州
徐敬業、宗室越王
李貞、琅邪王
李沖等起兵,都被武則天派兵平定。宗室叛亂直接導致了武則天對唐宗室大臣的清洗,也為她稱帝鋪平了道路。載初元年(690年),武則天製造
祥瑞,迫使睿宗禪位,自稱大周“聖神皇帝”,改國號為周(史稱“武周”),定都洛陽,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
女皇帝。
武則天當皇后時,就提出十二條施政意見,包括勸農桑、薄賦徭;減省功費力役;息兵;提升才高位卑的官吏;
廣開言路等。在她統治期間,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蓄養奴婢的數目,改革徭役和戶籍制度,允許逃亡農民在一定條件下編附戶籍。這些措施促進了經濟發展,國家控制的人口從貞觀末永徽初的380萬戶增加到650萬戶。
武則天具有駕馭臣下的能力。她為培植自己的勢力,鼓勵士人自薦,又開
殿試和
武舉,設“
試官”,大量破格選用和升遷官吏,時稱“
北門學士”。雖有錄用過多、升遷過快的弊病,但一旦發現不稱職者就立即貶黜。她慧眼識人,明察善斷,賞罰分明,培養了一批有才幹的官員。像
唐休璟、
狄仁傑、
張柬之、
張仁願,以及開元名臣
姚崇、
宋璟等,都是武則天發現並提拔起來的。非士族階層的廣泛參政,擴大了統治階級的政治基礎,抑制了士族勢力,對政權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武則天統治期間,在軍事上重設
安西四鎮,抵抗
後突厥侵擾,並在東北契丹的“
營州之亂”爆發後設法將其平定。這些舉措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有一定貢獻。
武則天稱帝期間,社會文化藝術亦有所進步,當時佛教大興,該時期佛寺興建頻繁,擴建的
龍門石窟為其代表。後人稱其統治“上承貞觀,下啟開元”或“政啟開元,治宏貞觀”。
唐室復辟
武則天統治最黑暗的地方是接受告密和任用
酷吏。她在朝堂上設定
銅匭,接受告密文書。告密失實無罪,致使朝廷內外告密成風。又重用
索元禮、
來俊臣、
周興等一批酷吏,對大臣肆意羅織罪狀,嚴刑逼供,相繼誅殺唐宗室數百人、文武大臣數百家。直到其稱帝、政權相對穩定後,這種極恐怖的政治才告一段落。她廣建佛寺,築“
明堂”“天堂”,造“
天樞”,鑄九鼎,浪費了大量的民力物力。所以在這半個世紀中,一方面社會經濟有所發展,另一方面均田制已開始趨向弛壞,農民逃亡逐漸普遍,階級矛盾有激化的傾向。
武則天雖奪取李唐社稷,卻在朝廷內外壓力下,不得已將李顯從流放地召回,立為太子。神龍元年(705年),宰相
張柬之聯合禁軍將領
敬暉等發動神龍政變,逼迫武則天退位,中宗李顯復位,恢復了大唐國號。數月後,武則天去世。死前下詔去帝號,復稱皇后。
中宗復辟後,一直受到妻子
韋皇后、女兒
安樂公主和武氏舊黨如
武三思等人的影響,張柬之、敬暉等先後被流放或誅殺。他們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日夜宴遊,淫逸無度。韋皇后有意成為第二個武則天,安樂公主則曾要求成為
皇太女。
景龍元年(707年),非韋皇后親生的太子
李重俊發動政變,殺死武三思等,並企圖除掉韋皇后,但最後失敗被害。景龍四年(710年),韋皇后和安樂公主合謀毒殺中宗,立溫王
李重茂為帝,是為唐殤帝,並欲加害被排斥在最高權力外的相王李旦。最後,李旦三子臨淄王
李隆基在武則天之女
太平公主協助下發動唐隆政變,誅殺韋皇后、安樂公主及武氏殘餘勢力,廢李重茂,擁立李旦復位,改元“
景雲”。睿宗李旦復位後,立李隆基為太子。
開元盛世
睿宗復位後,朝政依然腐敗。太平公主因擁立之功,勢力變大,宰相七人中有五人因她得位,文武大臣也多半依附於她。這就與太子李隆基發生了尖銳矛盾。景雲三年(712年),睿宗傳位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為玄宗。
先天二年(713年),玄宗率先下手,將太平公主賜死,其黨羽或殺或逐(
參見詞條先天政變),改元“
開元”。自武則天以來的皇后、公主幹預政事的局面至此結束,自中宗即位八年以來的混亂政局也至此穩定下來。
玄宗登基後,致力於整頓此前遺留的諸多弊政。他先後任用
姚崇、
宋璟、
張嘉貞、
張說、
李元紘、
韓休、
張九齡等一批熟悉吏治、富有才能的宰相,選擇良吏、建立制度,同時下令精簡官僚機構,裁減冗官,除奢從簡,注意租稅的
均平征斂,又通過
括戶等手段緩解
土地兼併導致的逃戶問題。面對社會發展出現的新情況,他適度進行改革:放鬆對逃亡
編戶(客戶)的限制;軍事上,改
府兵制為
募兵制,並興復
馬政;在加強中央權力的同時對大行政區放權;提高執掌
貢舉官員的等級;用《
循資格》穩定官僚隊伍;全面修訂法律,頒布《
大唐開元禮》;設“常平倉本”調劑貧富;立“勸農社”促進農事;大力興修水利,邊境上大規模興建
屯田;在東、西二京置
集賢院,集中學者整理典籍,抄寫經史子集約九萬卷。
這些政策使唐朝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成為一個國力昌盛、文化燦爛的強大王朝,吸引著周邊政權向它學習、與它交往。到開元末年,國家富庶,物價低廉,社會秩序良好,行旅千里不絕。
對外方面,玄宗收復了遼西
營州及睿宗時期賜給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並再次降服
契丹、
奚、
室韋、
靺鞨等政權;西域方面,吞併大小
勃律並且攻滅
突騎施,塞北政權方面降服復國的
後突厥,後又扶持
回鶻剪滅後突厥。
玄宗改元
天寶後,因承平日久,國家無事,逐步喪失向上求治的意志,志得意滿,開始追求奢欲、倦於政務。在
天寶四載(745年)納
楊玉環為貴妃後,玄宗更加沉溺酒色。這時宰相
李林甫專權。李林甫雖然精於吏事,但打擊政敵不遺餘力。
雖然政治趨於腐敗,社會風氣日益奢靡,但天寶年間經濟仍有發展。天寶十二載(753年),自長安向西萬餘里,仍是人戶相望、桑麻遍野。天寶十四載(755年),全國統計戶口有900餘萬戶,5200餘萬口,達到唐朝統計戶口的最盛。
安史之亂
天寶元年(742年),玄宗在邊境地區設定十
節度使。到他統治後期,邊地軍事力量膨脹,身任大軍區長官的節度使除軍事外,兼管民事,由於玄宗後期好大喜功,為此邊境將領經常挑起對異族的戰事,以邀戰功。而募兵制的推行,使得節度使與軍鎮上的士兵建立穩固的統屬關係,形成邊將久任、軍閥權重的局面。加之中央上層統治集團的腐化削弱其對地方的控制力,政治上也出現了不平衡的局勢,這就很容易使擁兵自重的將帥萌動問鼎犯上的野心。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掌握重兵的
平盧、
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胡人
安祿山。
天寶十一載(752年)李林甫死後,楊貴妃族兄
楊國忠為相。楊國忠與安祿山不和,激其反叛。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與
史思明以詔討楊國忠為名,起兵十五萬反於范陽。史稱“安史之亂”。由於天下承平日久,中原唐軍弱不能戰。十二月,叛軍攻占洛陽,唐軍退守
潼關。同時朔方節度使
郭子儀率眾進軍河北平叛。天寶十五載(756年),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年號聖武。六月,唐軍兵敗潼關、叛軍攻占長安。玄宗出奔四川,在
馬嵬坡時,隨行士兵譁變,殺死楊國忠,並逼迫玄宗處死了楊貴妃。太子
李亨分兵後隨即北上,在靈武(今寧夏
靈武)即位,改元“
至德”,是為肅宗。玄宗被遙尊為太上皇。李亨的稱帝,雖有擅立嫌疑,但在穩定人心、統一指揮平叛方面具有積極作用。
(安史之亂圖冊參考資料)
隨後,肅宗急調郭子儀回軍靈武,命其與
李光弼等將領討伐安史叛軍;又命宗正
李承寀借
回紇兵,以增強軍事力量。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河南節度副使
張巡、睢陽太守
許遠等率領軍民堅守大運河咽喉、江淮屏障
睢陽(今河南商丘),在
睢陽之戰中力阻前後叛軍數十萬人長達十個月之久。這時,安史集團內部發生內訌,安祿山之子
安慶緒殺父自立。九月,郭子儀大軍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史思明於是在范陽降唐,只有安慶緒固守
相州(今河南安陽)。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叛,馳援安慶緒,與唐九節度大軍決戰於安陽。唐軍潰敗,史思明殺安慶緒。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在洛陽再敗唐軍,想乘勝西入關,被他的兒子
史朝義所殺。
寶應元年(762年),李亨病危,其妻
張皇后想廢除太子
李豫,改立越王
李系,宦官
李輔國、
程元振保護李豫,逮捕張皇后、李系等。隨後李亨去世,李豫登基,是為唐代宗。即位當年,代宗便任命其子
李适為天下兵馬元帥,統率
僕固懷恩等大敗史朝義部叛軍。廣德元年(763年),唐軍直指范陽,叛軍將領紛紛舉州投降,史朝義自殺。安史之亂結束。
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使得唐朝元氣大傷,由盛轉衰。此後,中央的權力大大削弱,節度使的權勢越來越大。此時
均田制已經逐步瓦解,土地兼併現象日趨嚴重,
租庸調製也無法實行。安史之亂後人丁銳減,土地大量荒蕪。藩鎮勢力壯大,藩鎮割據的現象在代宗朝後逐漸形成。
艱難復興
安史餘部投降後,唐朝廷無力收回其兵權,仍然任命他們為當地節度使,其中
李寶臣的成德鎮(治今河北正定)、
李懷仙的幽州鎮(治今北京市城區西南)、
田承嗣的魏博鎮(治今河北大名)並稱為“
河北三鎮”,是最跋扈的藩鎮,名義上尊奉唐王朝,實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父死子代,長期割據一方,直到唐亡。
安史之亂後,內地也普遍設立藩鎮。河北之外,中原藩鎮有些割據性較強、如淄青(治今山東東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
昭義(治今山西長治)等。南方藩鎮軍隊較少,節度使基本忠於朝廷。
在唐朝中晚期的大部分時期里,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但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朝廷在藩鎮表面恭順的前提下,開始默認極個別藩鎮自主選擇節度使的權力。各藩鎮間功能不同,也存在矛盾,如中原地區和邊疆地區藩鎮保證了內外勢力的均衡,東南藩鎮則提供財政支持。因此有研究指出,正是藩鎮間的相互制約使唐朝在經歷安史之亂後仍能延續百餘年。
廣德元年(763年),吐蕃乘虛攻占長安,代宗出逃陝州,隨後起用郭子儀擊破吐蕃。永泰元年(765年),又用郭子儀等平定僕固懷恩之亂。代宗在位時,頗有志於朝政。他打壓權宦強臣,使其或死或貶,起用賢臣
楊綰,並命
劉晏改革
鹽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
大曆十四年(779年),代宗在大明宮紫宸內殿崩逝,太子李适即位,是為唐德宗。德宗任用
楊炎為相,於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
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徵稅。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稅制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在短時期內緩和了財政困難問題。
德宗力圖平藩,不許藩鎮傳土地於子孫,招致成德、魏博、淄青三鎮叛亂,發生了持續五年的奉天之難。在平叛過程中,更有盧龍、淮西繼叛,各自稱王稱帝。前往平叛的涇原軍隊又發動
涇原兵變,占領長安,擁盧龍節度使
朱滔兄
朱泚為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陝西乾縣)和梁州(今陝西漢中)。在
李晟等人陸續將兵變平息後,德宗對叛亂造成的危難心有餘悸,於是對藩鎮採取姑息態度,承認河北三鎮世襲特權,以使其取消王號,維持現狀。這次失敗的削藩戰爭,基本奠定了其後中央與藩鎮、藩鎮與藩鎮的強弱地位,以及各藩鎮之間盤根錯節的相互關係。德宗回到長安後,一方面積蓄力量為削藩做準備,同時把神策軍交給宦官統領。
不過,德宗在位時,用宰相
李泌之策,聯合回紇、南詔,打擊吐蕃,也為後來的“
元和中興”創造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駕崩,其子
李誦登基,即唐順宗。順宗任用
王叔文等,罷除了宦官掌握的“
宮市”,試圖奪取宦官統領神策軍的權力,結果遭到宦官強烈抵制。在宦官
俱文珍等人的密謀下,在位不到兩百日的順宗被迫禪位於其子
李純,即唐憲宗;王叔文、
柳宗元等改革核心成員或被賜死,或被貶為遠州司馬。這次鬥爭被稱為二王八司馬事件或永貞革新。
憲宗經常閱讀典籍實錄,以祖上聖明之君為榜樣,總結歷史經驗,勤勉政事。他注重發揮群臣的作用,敢於任用能臣、賢臣為宰相。憲宗在
延英殿與宰相議事,很晚才退朝。憲宗在位十五年間,在政治上有所改革,政績較多。
在軍事上,憲宗剛明果斷,用人不疑,決心以法度制裁藩鎮,力圖中興統治。從元和元年(806年)到元和七年(812年),他在宰相
李吉甫、
杜黃裳、
武元衡、
裴度等人的支持下,先後派兵討平西川、夏綏、鎮海三鎮,勸導魏博節度使
田弘正歸順朝廷。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經過苦戰平定淮西
吳元濟叛亂。此後,成德鎮的
王承宗也輸納貢賦、請授官吏。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平定淄青節度使
李師道。各地節度使都由中央任命。至此,跋扈的河北三鎮及淮西、淄青都接受朝廷約束,全國暫歸統一。這一短暫的成就被稱為“元和中興”。
憲宗死後,
唐穆宗即位,宰相短視,致使長慶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盧龍三鎮再叛,而元和以前長期割據的河南、河北和山東地區的其他藩鎮,繼續在唐朝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唐王朝直接統治的地區比元和以前有所擴展,但藩鎮問題並未從根本上解決。
宦禍黨爭
在吐蕃的威脅下,外部危機嚴重的情況下,唐朝的內患也不斷加深。其中導致唐後期政治腐敗的更大問題是宦官專權,專權的基礎和危害均源自宦官握有兵權。
唐初使用宦官有一定限制,到唐玄宗時宦官權力明顯擴大。安史之亂爆發後,肅宗以宦官
李輔國執掌禁軍。代宗時
神策軍成為中央禁軍。德宗不信任朝官,設左右
護軍中尉,以宦官擔任,統率神策軍。從此,由宦官統領神策軍成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神策軍地位在其他禁軍之上,裝備精良,有十五萬人之多,控制了神策軍等於控制了中央的軍事力量。朝廷又以宦官為
監軍使、駐紮各個藩鎮,直接與中央聯繫,既是中央耳目,又是控制地方的手段。朝廷還設定由宦官充當的左右
樞密使,替皇帝裁決政務。兩樞密使、兩中尉號稱“四貴”,掌握軍政大權,成為政府實際統治者。自順宗以後至唐亡,除
唐敬宗外,八個皇帝都是宦官擁立的;憲宗、敬宗均死於宦官之手;一個皇帝(昭宗
李曄)曾被宦官囚禁。
跋扈的宦官脅迫皇帝、蔑視宰相、欺凌士人、橫行朝野,必然與朝官發生衝突。由於宦官的機構在北面宮城,朝官的衙門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鬥爭被稱為“
南衙北司之爭”。在皇帝支持下,朝官曾與宦官有過兩次大的鬥爭,一次是順宗時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參見“艱難復興”目錄),還有一次是文宗時的“
甘露之變”。當時文宗起用
李訓、
鄭注,策劃了一個剪除宦官的計畫。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李訓使人謊稱金吾廳後石榴樹上出現
甘露,想在神策軍中尉
仇士良等率眾宦官前往查看時將他們殺盡。仇士良在途中發覺有異,挾持文宗急入內宮,隨即派神策兵捕殺李訓、鄭注並眾宰相,血洗長安。文宗以後,再無皇帝主動對宦官採取大規模剪陳行動,從此,“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直到唐朝滅亡。而後,宦官團結一致;以宰相為首的南衙唯有借藩鎮兵力對抗宦官權力,從而埋下了晚唐藩鎮、宦官相衝突的種子。
安史之亂後,君權多弱,相權又不專,導致朝官內部爭權奪利、各結
朋黨,排斥異己。憲宗在位時已經關注朝官結黨傾向,多次與宰相討論朋黨問題。憲宗以後,出現了影響朝政四十餘年的所謂“
牛李黨爭”。“牛黨”以
牛僧孺、
李宗閔為領袖,“李黨”以
李德裕、
鄭覃等為領袖。兩黨大致各由志趣相投、政見相似的官員相結而成。雖然在科舉置廢、藩鎮政策方面有不同意見和措施,也可分出優劣,但總體看,黨爭的主要表現還是以人劃線,此進彼退,互相傾軋。穆宗時,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本當入相,卻八年不得調動,而牛黨引牛僧孺為相,造成李、牛積怨加深。唐文宗
李昂時,牛李兩黨鬥爭日趨激烈,在朝議事,爭吵不休;進退官員,唯黨為是,以致文宗嘆道:“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直至唐宣宗時,兩黨領袖或貶或死,“牛李黨爭”才告結束。
振興國勢
開成五年(840年),文宗病重,宦官
仇士良、
魚弘志矯詔擁立潁王
李炎為皇太弟。不久後,文宗崩,李炎即位,即唐武宗。武宗重用李黨首領李德裕,貶黜牛僧孺、李宗閔,澄清吏治,發展經濟,有志於革除積弊,出現了較好的政治局面。
首先,對於宦官有諸多不滿的武宗,吸取文宗失敗的教訓,改用了疏遠、冷淡的手段對付宦官。會昌二年(842年),仇士良煽動神策軍譁變,被武宗與李德裕聯手挫敗。仇士良惶恐謝罪,被剝奪了軍權,被尊崇為
觀軍容使。不久後,仇士良主動請辭,被迫致仕。因此,武宗統治時期,宦官勢力遭到遏制。
其次,武宗朝對外擊潰回鶻
烏介可汗及其部眾,肅清北疆;對內剛柔並濟,使藩鎮降服。他挑選了恭順朝命的雄武軍使
張仲武繼任盧龍節度使,同時堅決派兵討伐不尊朝旨的昭義鎮
劉稹叛亂。武宗以後,藩鎮內部驕兵逐帥日見頻繁,與中央政府長期相安無事。
在宗教問題上,武宗崇信道教,並且為打擊僧侶地主的勢力,他於會昌五年(845年)下詔拆毀佛寺,令僧尼二十六萬餘人還俗,沒收奴婢十五萬人及大量寺院土地。由於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稅源,鞏固了中央集權。但在拆毀寺院的過程中,經濟損失也不小。這一事件被稱為
會昌滅佛。此外,
景教等宗教的傳播也受到限制。
會昌六年(846年),武宗因丹毒發作而駕崩,宦官選擇光王
李忱繼承皇位,是為唐宣宗。未即位前的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無能之人,但等到即位以後,卻表現出勵精圖治的願望。他貶李德裕於
崖州,抑制宦官勢力,打擊權貴,勤儉治國,注重選拔人才。文化上,再次尊崇佛教。
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今甘肅敦煌)人
張議潮領導沙州等地人民起義,驅逐了河西地區的吐蕃守將,並派使者攜十一州地圖戶籍入朝,歸順唐朝廷。經過多年奮戰,使
河西走廊的瓜、沙等十一州重新回歸唐朝,吐蕃勢力被徹底逐出河西、隴右之地。此後“西盡
伊吾,東接
靈武;得地四千餘里,戶口百萬之家;
六郡山河,宛然而歸”。
河西肅清後,唐王朝無西顧之憂,而在武宗、宣宗統治時期,唐朝國勢有所起色,百姓日漸安穩,使本已衰敗的朝政呈現出“中興”的局面。但他們無法解決日益複雜的社會矛盾。
走向衰亡
唐宣宗統治末期,經濟、政治衰退,國內亂象頻生。大中十三年(859年),宣宗駕崩,其子李漼即位,即唐懿宗。當時唐與南詔在四川、雲南、廣西一線發生了戰爭,政府財政也發生嚴重困難,經常預征兩三年的賦稅。江淮一帶又遇到連年水旱,農村十室九空,農民大量逃亡。待到懿宗甫襲位,國內積累的矛盾便爆發,全國出現大規模的
民變。大中十三年(859年)至鹹通元年(860年)的
裘甫起義和鹹通九年(868年)至鹹通十年(869年)的
龐勛起義拉開了唐朝滅亡的序幕,史稱“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
鹹通十四年(873年)七月,懿宗病死,其子
李儇即位,為唐僖宗。僖宗在位期間,權宦
田令孜把持朝政,政局日益混亂。乾符二年(875年)初,出現了
王仙芝起義,起義軍自濮州(今山東鄄城北舊城)起兵,屢敗唐軍,至乾符五年(878年),起義軍首領
王仙芝戰死。然而就在同時,曹州冤句(今山東菏澤)人
黃巢的力量不斷壯大,並一路轉入南方,於廣明元年(880年)發動北伐,十二月抵達長安附近。僖宗倉皇逃亡蜀地。至中和四年(884年),在各鎮節度使的夾擊下,
黃巢起義方才平息。這次起義使唐朝的經濟重地江南地區遭受了巨大的打擊,宦官所管理的禁軍也損失過重,而宰相與宦官間仍鬥爭不斷。此外,這次起義後,超強藩鎮開始出現,打破此前各藩鎮間的均勢,以兵力壓制群藩,最後導致唐朝滅亡。
文德元年(888年)僖宗死後,其弟壽王
李曄即位,即唐昭宗。昭宗繼位後,決定遷都洛陽。乾寧五年(898年),神策軍中尉
劉季述等人發動政變,軟禁昭宗,強迫其退位為太上皇,扶立太子
李裕即位,年號光化。天復元年(901年),宰相
崔胤聯合神策軍指揮使
孫德昭襲殺劉季述,迎昭宗復位。
在這一時期,宣武軍節度使
朱溫與河東節度使
李克用成為風雲人物,在朝廷各樹黨派。在朱溫的支持下,宰相派勝利。天復三年(903年),朱溫入宮盡誅宦官。天祐元年(904年),朱溫發兵攻陷長安,挾持昭宗遷都洛陽,之後將其殺害,立輝王
李柷為帝,即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朱溫大肆貶逐朝官,並將三十餘位朝臣殺死於
白馬驛(今河南滑縣),投屍於河,史稱
白馬驛之禍。
朱溫本想等統一後再奪取帝位,但因征討淮南
楊行密失利,故決定提早稱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溫逼哀帝禪位,唐朝至此滅亡。在隨後的
五代十國時期,李克用之子
李存勖所建的
後唐和
李昪建立的
南唐都自稱是唐朝的承繼者而用“唐”作為國號。
疆域
疆域範圍
因致力於“拓境為大”,唐朝前期的疆域拓展明顯,唐朝在邊疆各地廣置
羈縻府州進行管理。隋末,東突厥勢力發展迅速。貞觀四年(630年)唐朝出兵擊敗東突厥,取得陰山以北至大漠的廣大地區。唐朝又攻滅漠北的薛延陀,於其舊地設
安北都護府(今蒙古國
杭愛山以東),統管
漠北鐵勒諸部的都督府州;並於漠南地區設
單于都護府(治今內蒙古和林格爾以北),統轄漠南突厥諸部的都督府州。高宗永淳元年(682年)
後突厥興起後,唐朝勢力退出漠北地區。
唐滅東突厥之後,西域的伊吾七城降唐,唐於其地置
西伊州(治今新疆哈密)。以後又據有西域的多處地區,先後置龜茲(今庫車)、于闐(今和田)、疏勒(今喀什)、碎葉(在今吉爾吉斯北部)四鎮,並將
西域都護府移至龜茲,稱為
安西四鎮。唐朝攻滅西突厥後,在東起
阿爾泰山、西至
鹹海的西突厥舊地設數十個羈縻府州。在中亞,唐朝的勢力還進入
阿姆河流域。天寶十載(751年),唐軍兵敗
怛羅斯之戰,唐朝的勢力退至蔥嶺以東地區。
在東北部,唐朝攻滅高麗(即高句麗),於平壤設
安東都護府,下轄一些羈縻府州,轄境包括今
烏蘇里江以東及黑龍江下游,南及朝鮮半島的北部和西南部。以後因統治不穩,唐朝將安東都護府移至遼東(今遼寧遼陽)。天寶以後唐朝廢除安東都護府,放棄了遼東地區。
在西南部,唐朝招降西南各族,在今川西南與滇東北一帶,先後置
南寧州都督府(治今雲南曲靖)、
戎州都督府(治今四川宜賓)及
姚州都督府(治今雲南姚安),疆域一度擴至今
緬甸東北部。但吐蕃、南詔相繼崛起,使唐朝在西南的統治不穩,最終以天寶初年後南詔永久性占領姚州都督府治地告終。
唐朝在今越南北部設
安南都護府(治今越南河內)。後在都護府基礎上置
靜海軍,由節度使兼領都護。終唐一代不廢。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前期所置的羈縻府州逐漸喪失,周邊的邊疆王朝與邊疆政權的疆域也不斷擴大。為平定接連發生的叛亂,唐朝將防守吐蕃的軍隊東調平叛,西面邊防空虛。吐蕃乘機向東面和北面擴展,先後奪取唐朝的川西北、甘東南等地,控制了河西走廊;又占據北庭、安西地區。吐蕃對唐朝在西部、西北部的統治形成嚴重威脅。晚唐時,沙州人
張議潮起兵收復河隴地區,重新打通
絲綢之路。
行政區劃
唐朝建立後,定都西京
長安(今陝西西安),同時以
洛陽(今河南洛陽東)為東都,通稱“
二京”。
安史之亂前,唐代地方分
州、
縣兩級。此外,唐朝開創了中國行政區史上
道和
府的建制。
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為
十道。這些道沒有實際的權力。唐代城市等級主要是
總管府、
都督府、
節度使等,府以下為州、縣。貞觀十四年(640年),全國共設三百六十州(府),下轄一千五百五十七縣。開元年間又將山南、江南各分東西,並增置
京畿、
都畿、
黔中三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設州、府,州、府下設縣,據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戶部的統計,全國共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座,縣一千五百七十三座。
唐朝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很多,為有效管理突厥、回鶻、
鐵勒、
室韋、
契丹、
靺鞨等各民族,分別設立了安西、安北、安東、安南、單于、北庭六大
都護府,以及大量隸屬於六大都護府的都督府和羈縻州。
政治
官制
唐朝官制基本承襲隋制而又有所發展。中央機構由
政事堂(後改
中書門下)、
台省、
卿監、南北衙衛軍(見“
軍事”目錄)及東宮官屬幾個部分組成:
政事堂,唐初設於門下省,為宰相議事之所。唐初宰相由兩類人構成,一是三省長官,一是他官加“
參預朝政”“
參知政事”“
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銜者。宰相上午在政事堂議事,下午回本署辦公。軍國大政及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免黜陟,均由政事堂公議商定,然後奏請皇帝批准。高宗時,政事堂徙於
中書省。尚書省長官無加銜的反而不是宰相。開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下設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分曹辦事,從議事所變為辦公處。從此,中書門下正式成為宰相的辦事機構,使決策、行政一體化。唐後期宰相的名號基本是“同平章事”。
台省指尚書、門下、中書
三省和御史台。三省仍然是正式機構。
尚書省是最高政務機構,負責執行經中書省起草,
門下省審核,最後皇帝批准的各項詔令。長官是
尚書令,因唐太宗即位前曾任此職,此後臣下不敢居此職,遂以左右
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尚書省有一個總機關,叫
都省。都省中設左右丞、左右司
郎中、左右司
員外郎,分管吏、戶、禮左三部和兵、刑、工右三部。左右僕射位高而不常任事,實際負責人是左右丞。
六部長官為
尚書、侍郎。每部下分四司,各設郎中、員外郎、
主事、
令史等員。中書省是由隋朝
內史省改置。主管制令。長官是
中書令。副長官是
中書侍郎。具體負責起草
詔敕的是
中書舍人。門下省長官為
侍中,副長官為
門下侍郎。具體負責文書審議的是
給事中。中書、門下兩省關係最密。又分設左右
散騎常侍、左右
諫議大夫、左右
補闕、左右
拾遺,均為
諫官。此外,在中書省還有
起居舍人,門下省還有
起居郎,專門負責記錄皇帝言行。
唐朝不僅在諫官的組織方面進一步完善,而且在實際運行中也有特色,特別是唐太宗時,以
魏徵為代表的大臣的出現,使諫官職能發揮得比較充分。
御史台是最高監察機構,以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為長官(大夫不常設定,中丞往往是實際上的長官),主要掌糾察百官和監督府庫出納,為“天子耳目”。御史台內部分台、殿、察
三院,分設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合稱三院御史。三院御史共司監察,各有側重,反映出唐朝監察體制比前代更加完備。中央的司法機構有:
大理寺(最高審判機構)、
刑部(司法行政機構)、御史台(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和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
三司推事”,即後世“
三法司”的前身。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貫徹執行的事務機構統稱“
九寺五監”。卿監指
九寺、
五監及
秘書省、
殿中省、
內侍省。九寺名稱與隋朝相同。五監指國子、少府、將作、都水、軍器五監。九寺長官稱卿,次官稱少卿。五監中有三監長官稱監。秘書省長官也稱監。所以,這類機構統稱卿監。
唐朝官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在一般職官系統之外,另有
使職差遣(臨時派某官辦某事,事畢輒罷)。以他官行宰相職事的同平章事就具有這種性質。中央重要的使職還有
翰林學士和宦官四貴(左右中尉和二樞密使)。
到了唐後期,中樞機構和行政事務兩方面都出現了變革。在提升皇權和追求行政效率的過程中,“中書門下”與“使職差遣”的作用日益增大;原有機構與新設實際辦事機構並行;“官”與“職”分離。這些變化直接影響了
五代和
北宋的政治制度。
選制
唐朝的科舉有
制舉和
常科。制舉為選拔特殊人才,由皇帝召試,科目繁多,不常設。常科有六:
秀才、
明經、
進士、
明法、明書、
明算。其中秀才應舉者少,明法、明書、明算招考的是法律、書法、算數等專門人才,在常科中都不重要,而明經、進士則是常科乃至科舉制中最主要的科目。明經科每年取百人左右,要多於進士科所取的三十人,但考試難度及社會地位均低於進士科,以致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參加考試的人有兩種:出自各類學校的稱“
生徒”,學成直接參加尚書省
禮部試;未入學的稱“
鄉貢”,需先參加州縣考試合格後,再參加尚書省禮部試。明經科考試主要是“
帖經”,考的是背誦經典的能力,相對比較簡單。進士科考試科目從唐初到玄宗不斷變化,最後固定為三場:
帖經、雜文(主要是詩賦)、
對策。考試科目的變化與政治形勢、文化風尚,以及統治者的好惡均有關係。
常科及第,只獲得出身即入官資格,要想獲得官職,還必須參加吏部舉辦的“
銓選”。銓選的標準有四:身(體貌)、言(言辭)、書(書法)、判(
判語),其中的“判”是官員必備的處事能力。完整意義上的官員選舉制度,包括獲得入官資格的“舉”和取得官職的“選”。明經出身,成為中下級官吏的較多;進士出身,則有更多的機會出任高級官吏。唐憲宗以後,進士出身的在宰相中已經占有絕對優勢。到唐末,進士科出身者被稱為“
衣冠戶”,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權,是宋代“
官戶”的前身。
唐朝的科舉制雖已確立,但仍不完善,具體表現為:
取人不多。在前期與
門蔭入仕、
胥吏入仕諸途徑並存,在仕途中尚不占主要地位;
仍有“
薦舉”殘餘。即考試錄取時,除成績外,應舉者的聲譽和各方面的推薦對主考官有很大影響、於是舉子為得到名人推薦,到處請託關係,趨附奔競;
及第後不能及時和保證得官。許多明經進士終身沒有官職,造成入仕成本過高,浪費人才。
儘管如此,科舉制的確立還是起到了抑制
門閥、選拔寒庶的作用,是唐朝興盛的人事保證。它所具有的不問出身背景、公平競爭的特色也被後世繼承和發展。科舉制總結了歷代選官制度的經驗教訓,創設了一套更為完善的人才選拔機制,極大地擴展了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普遍推行的選官制度,直至清代晚期。
律令
唐朝明確規定國家的正式法律形式為律、令、格、式四種。《
唐六典·刑部》中指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事。”律即是刑事法典(包括了部分訴訟程式);令是積極性的、正面性指導人們行為的法規,是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制度;格是以禁止性規範為主體的單行法規;式是國家行政事務的具體操作程式、公文的格式。唐代幾次大規模的立法活動都是同時修訂律、令、格、式,說明這是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
除了律、令、格、式四種法律體系外,唐朝還曾編制稱之為“
六典”的典章彙編。唐末又曾將律、令、格、式以及有關的制敕以刑事法律為主體,彙編為“刑律統類”。
唐律根據隋《
開皇律》修撰而來。唐高祖時令
劉文靜、
蕭瑀和
殷開山等人制訂《
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後,命
長孫無忌和
房玄齡等人釐改《武德律》為《
貞觀律》。唐高宗永徽年間對唐律進行了修訂,形成《
永徽律》,並進行全面注釋,寫成《
律疏》。傳世的《唐律疏議》,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條,一般認為即《
永徽律疏》。之後,玄宗朝又有《
開元律》等。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是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成為
中華法系後世法典的藍本。它對亞洲很多國家產生過顯著的影響。
唐朝法律將謀反、謀叛等反對朝廷的行為定作不得赦免或贖免的“
十惡”大罪,對朝廷的延續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關土地私有權的條例,維護了經濟基礎。貴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護,在與庶民觸犯同樣的法律下可減刑或免刑。
經濟
人口
因隋煬帝楊廣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亂導致全國人口銳減,至唐高祖武德年間僅200餘萬戶,李唐統一全國後戶口開始逐步恢復。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戶數恢復至304萬,人口達1235萬,又獲塞外歸附人口120餘萬。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國有戶380萬。武則天神龍元年(705年)全國有戶615萬,約3714萬人。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戶數9619254,口數52880488,為官方戶口統計的峰值。安史之亂後,因藩鎮割據及戶籍統計和管理混亂廢弛,戶口數不符合實際情況。據學者分析,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全國人口至少有4600萬到4700萬左右,晚唐人口峰值達6000萬左右。
年份 | 戶數 | 口數 | 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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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52880488 ②52880488 ③52881280 | 數據①據《舊唐書·本紀第九》 數據②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 數據③據《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三載課與不課戶口分計數統計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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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者們普遍認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現於天寶十三載至十四載間(754年-755年),因學者考慮到
佃農、
隱戶、奴僕、士兵、
僧道、外族等不納入戶口統計的人而對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唐朝史學家
杜佑認為天寶年間戶口峰值為1300至1400萬戶;現代學者趙文林、謝淑君認為天寶十三載(754年)唐朝總人口數約為6300萬;
施建中認為,天寶年間唐朝總人口約有6000至7000萬人;
凍國棟認為天寶十三載(754年)唐朝戶數大約為1430至1540萬戶,對應人口7475至8050萬人;王育民認為天寶年間的人口峰值約為8050萬;
葛劍雄認為天寶十四載(755年)左右的人口峰值約在8000至9000萬之間;
陳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萬人;日本學者
日野開三郎更認為唐朝人口最高峰時約有2000萬戶,人口總數達1.4億人。
賦稅
唐初,徵收賦稅實行
租庸調製。租庸調以人丁為本,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不論土地、財產的多少,都要按丁繳納同等數量的絹粟。這是建立在唐初
自耕農大量存在,並且都占有一定數量土地的基礎上的一種賦稅制度。自高宗以後,土地兼併日益發展,許多農民破產逃亡,成為地主的
佃戶。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戶部按舊籍征斂租庸調,地方政府則把虛掛丁戶的租庸調均攤到沒有逃亡的貧苦農民身上,導致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無法繼續下去。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採納宰相
楊炎的建議,改革稅制,實行
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季收稅,將徵收穀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徵收金錢為主,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稅制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反映出過去由封建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則變為不干預或少干預的原則。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
農業
唐朝前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興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設施,中央有水部郎中、都水監,地方也有專門的官員;國家還制定“
水部式”,作為專門的水利管理法規。唐代的水利工程70%興築於前期:武德年間在
同州(今陝西大荔)開渠,自
龍門(今山西、陝西間黃河之龍門)引黃河水溉田,受益地達6000餘頃。貞觀年間江都(今江蘇揚州)境內修
雷塘及新築勾城塘,可引渠溉田800頃。武則天執政時在
營丘(今山東昌樂東南)東北所開的
竇公渠,曲折30里,受益之田亦為數可觀。唐玄宗統治時在
文水(今山西文水東)、三河(今河北三河東)、彭山(今屬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興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數千畝。
隨著水利事業的發展,灌溉技術也有所提高,農民不僅用傳統的轆轉和桔棒汲水,而且製成
水車、
筒車,用以灌溉地勢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還使用立井水車溉田。農業工具的改進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據各地發現的牛耕圖,唐代前期已經把過去使用的直轅犁改造成
曲轅犁,這種新式犁使用起來便於轉彎。
耕作技術的進步與灌溉事業的發展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到天寶年間,唐朝的達到850萬頃。糧食產量也有提高。天寶八年(749年),官倉存糧達9600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每斗僅13文,青州、齊州每斗僅5文。
中晚唐以後,北方社會生產遭到破壞,人口不斷南流。由於人口南遷,加上土地開墾及大修水利(如
句容復置的廢塘絳岩湖,洪州、常州、湖州、明州及越州等地也興修了大型水利工程),因而經濟成就遠比北方顯著(
參見詞條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
此時,
水稻種植在南方進一步發展,已採用
插秧移植的技術。隨著
稻麥複種制的開始推廣,畝產量有明顯的提高。而植茶的發展對南方經濟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義。唐代名茶達二十餘種之多,遍產於長江上下游很多州縣及福建等地。江淮、
祁門等地經背茶業的人很多。私營茶園或僱農民採摘,或出佃收茶租。官茶園則徵發茶農從事生產。唐代後期茶葉不但販運於全國各地,而且也是輸往少數族地區和國外的主要商品。制茶業的發展推動了
茶文化的繁盛。唐中後期的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
陸羽精於茶道,著有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
茶經》,將普通茶事升華為一種文化,飲茶之風廣泛流行開來。陸羽對中國茶業和世界茶業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被譽為“茶仙”。
手工業
唐朝手工業較前代有很大的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有益的作用。
唐朝手工業分官營、私營和家庭三種形態:
官營手工業作坊規模最大,分工最細,分屬於
少府監、
將作監和
軍器監三個部門。盛唐時期僅少府監使用的輪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二萬人,屬將作監役使的輪番服役的工匠亦達一萬五千人。此外,在全國很多地方還設有
冶監,專門掌管礦冶事業。官府手工業役使的勞動者有工匠、
番戶、雜戶、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為主。工匠、番戶、雜戶每年到官營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個月,有的輪流服役兩個半月或三個月,服役者自備口糧。有的工匠長期留用,稱作“
長上匠”,官府另給報酬。有的官營作坊則部分地和雇勞力,每日給酬絹三尺,被雇者稱“
和雇匠”,有的稱“明資巧兒”或“
巧兒”。各種勞動者都對官府有人身依附關係。官府手工業的產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軍隊消費。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鬥爭的不斷爆發,納資代役與和雇等方式逐漸增加,人身依附趨向緩和。
私營手工業作坊均從事商品生產,業主或主人均有技藝,稱師、長老或都料,他們除依靠家庭成員勞動外,也雇用有技藝的工匠。個別的私營作坊規模相當可觀,但一般的作坊規模都很小,仍從事個體經營。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種工匠,有很多就是私營作坊的勞動者。
男耕女織的個體農戶也生產手工業品,主要是絲、麻織物。雖然這種家庭手工業在農民經濟中僅處於副業地位,但由於全國大部分人口是農民,所以此類產品的總和在社會經濟中占有相當比重。農民的手工業產品除供自己消費外,也用於繳納
課調,只有一小部分當作商品出賣。
手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在紡織業、陶瓷業和金屬製造業等部門表現得最為突出。
紡織業主要從事絲、麻紡織,遍於全國各地。最重要的產區首推
河南道,
河北道居第二位,
劍南道及
山南道的部分地區亦盛產蠶桑,淮南、江南二道稍遜。上等絲織品稱
綾、
羅;
絹和
絁是一般水平的產品,但產量較多。據記載,開元時的絹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絹多產於河南道,上等布多產於江淮流域。其中,尤以
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
亳州)的絹質量最高,屬第一等。
鄭州、
汴州(今河南開封)的絹列第二等。唐代絲織品色彩絢麗、圖案新穎,而且吸收了一些
波斯風格和手法。印染技術也有所提高,北朝的
蠟纈法在唐代使用得更為廣泛,唐代還先後出現了
夾纈法和
絞纈法等新技術。唐代晚期,南方種桑養蠶的進一步發展和普及,使所貢絲織品的質量越來越高,數量越來越多。其中淮南、吳越、宣州等地的產品尤為名貴。
陶瓷製造技術也有顯著進步。
越窯的
青瓷色澤青翠,被稱讚為“似冰似玉”;
邢窯的
白瓷“似銀似雪”,質量很高。而江西
景德鎮的瓷器製作精美,有“
假玉器”之譽。此外,以黃、綠、青三色釉陶製作成馬、駱駝、人像等的“
唐三彩”,造型生動活潑,色彩鮮麗,反映施釉技術有了新的提高,是這時期陶瓷生產的特色。唐三彩不僅在遼宋金元明繼續發展,而且還傳播到東北亞地區,衍生出“新羅三彩”“奈良三彩”。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現,為後代
彩瓷的產生開闢了道路。晚唐以後,瓷器的造型種類比前期明顯增加,施釉技術有所提高,裝飾手法亦有改進。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銀器。
(陶瓷圖冊主要參考資料)
金屬鑄造技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陝西省西安市南郊
何家村發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銀器270件,經鑑定可知,當時已出現手搖足踩的金屬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
灰吹法提取純度很高的白銀。銅器製造分布於揚州、并州、越州及桂州(今廣西桂林)等地,尤以揚州所產的“
方丈鏡”“
江心鏡”最為馳名。
造紙業在唐代後期有長足的進展,著名產地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華)、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饒)等地均盛產
藤紙,韶州(今廣東韶關西南)用竹造紙,開闢了以後
竹紙發展的道路。蜀人造紙還特重染色,能製成著名的“
十色箋”。
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陽)善制漆器,稱為“襄樣”,亦為南方重要的手工藝品。
商業
唐朝商業比前朝發達,刺激著手工業進步,也加強著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
唐朝時,
絹帛雖然繼續當作輔幣使用,但鑄錢大量通行。唐初出台了自己的鑄幣政策體系,開始鑄造輕重適中的“
開元通寶”錢,以後廣為流布。這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貨幣制度體系。
唐朝政府不斷出台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並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於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並不理想。兩稅法實行以後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現為錢重物輕即所謂“錢荒”問題的不斷惡化。
隨著商業的發展,唐後期已普遍出現了供商人貯存和批發貨物的
邸店,以及承辦商人貨款的
櫃坊。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貼(類似於支票)寄付錢財。此外,唐後期還出現了一種信用券,稱為“
便換”,亦稱“飛錢”。商旅只要付錢給各道設在京師的有關機構和商號,取得半聯憑券,回到本道後就可以持券取款。飛錢的出現對於遠途到京師做買賣的商人提供了貿易上的便利。這些都與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由於域外通商的發達,胡商遍布各大都會、名城。這些都說明了商業在唐朝中期的繁榮。
唐朝中期,由於人口增加,社會生產力提高,經濟十分繁榮,城市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首先,城市數量增加,分布廣泛,尤其是南方城市發展很快。西域、東北地區的城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其次,城市人口總量有較大的增加。有研究者認為,隋唐時期城市人口總數達到了中國農業時代的一個高峰,“遠遠高於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再次,出現了一批大城市,甚至還有人口達百萬的特大城市,且中等城市的數量也有增多。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為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都城長安為皇帝所在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最為重要。東都洛陽也是河南府城,其地位僅次於西京長安。長安既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長安城周長七十餘里,人口約一百萬,全城由宮城、皇城、外郭城組成。全城布局整齊,道路寬闊,樹木成蔭。城中有東西兩市,是全國最繁華的商業區。通過
絲綢之路,各國商人們還通過長安把百貨運銷到中亞、西亞等地。唐代後期,
坊市隔限的制度開始有所突破。大城市長安、汴州及揚州等地都出現了夜市,千燈照雲,商客紛紛,一派繁盛景象。
唐代交通的發達,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出於行政、軍事的需要,
驛傳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當時每30里置1驛,全國共有陸驛1297所,水驛260所,水陸相兼的驛86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驛路通往全國大多數地區。以陸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陝西鳳翔),東到宋州、汴州,有寬闊驛道,沿途都有客店供應商旅食宿,並計程車驢,供給商旅乘騎和運輸。再由此出行、南往荊襄、北達太原,東北至范陽,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涼,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里遠路,不必自備行李食糧,也不用擔心盜匪打劫。至於由官府設定的水陸驛館,全國計有一千六百餘所,驛館寬大明敞,配備有驛丁,免費供應酒食住宿、還提供馬匹、船隻,供官吏乘坐和傳遞政府的文書之用。水路上洪舸巨艦,千舟萬艘,交貿往還,十分繁忙。
此外,水運和海上交通也很發達。沿運河交通點的許多地方發展成為繁盛的集鎮,其中地處運河與長江會合點上的
揚州是東南水陸交通的樞紐,商業最為繁盛,是南北百貨薈聚的大商業都市,也是國際貿易的集散地。東與日本、朝鮮,南與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進行著大宗的貿易。成都是西南一帶的重要商業城市,與揚州處於相等的地位,時稱“
揚一益二”。南方的
廣州,更是進行海外貿易的大都會,每年經常有許多外國商船來此。大曆五年(770年)前後,進出口船隻,高達四千餘艘。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這裡設定
市舶司,商船進口,要徵收停泊稅和收購政府所需的貨物,然後才聽憑與商人貿易。由於國際商人來往很多,有的且長期居留,政府特地設定“番坊”進行管理。
文化
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內容,恢弘的氣勢,雍容的風度,昂揚向上、堅定執著的進取精神,生動自然、兼容並蓄的開放性格,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和艷麗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獨特的魅力。而唐王朝經濟的繁榮、國勢的昌盛、國內交通的發達和中外交往的頻繁,不僅給唐代文化發展提供了堅實豐厚的物質基礎和開放寬鬆的創造環境,而且大大拓寬了人們的眼界,增強了人們的自信心,並激勵人們去創造無愧於時代的新文化。
文學
唐代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新高峰,其中最繁盛的是詩歌。僅《
全唐詩》就收有二千三百餘人的近五萬首詩篇,其內容豐富體裁多樣、作者眾多。
唐朝後期,出現了與音樂搭配、句式長短不等的“
詞”。詞一開始就具有抒情和艷麗傾向。
唐代文學的另一重要成就,是“
散文”文學創作的發展,其表現是“
古文運動”,主要發動者和參加者是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反對
駢文,主張改革文風和語言,以散行單句作文,貫徹“
文以載道”思想。其中韓愈的散文氣勢豪壯、論理清晰、簡潔生動,對後世影響很大。
唐代是中國
古典小說的成型期,創作高峰在中唐。因為是文人“征異話奇”後“錄而傳之”,所以這種小說也稱為“
傳奇”。唐傳奇主要有三類:神怪故事、戀愛故事、俠義故事,它主要是滿足市民階層的需要而發展。代表性作品有
元稹的《
鶯鶯傳》,
白行簡的《
李娃傳》,
陳鴻的《
長恨歌傳》,
李朝威的《
柳毅傳》,
蔣防的《
霍小玉傳》等。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奠定了後代小說文學發展的基礎。
由於佛教流行,寺院盛行以說唱方式宣講佛經故事乃至歷史故事,其底本稱“
變文”,還有“
講經文”等。這一文學形式因近代敦煌文書的發現而為人所知。代表性作品有《
目連變文》《
伍子胥變文》《
王昭君變文》《
秋胡變文》等。變文對後世民間講唱文學有重要影響。
唐朝開始有了“
戲劇”一詞,唐朝的戲劇主要是“全能戲”“
歌舞戲”“
參軍戲”“
傀儡戲”,唐朝的戲劇受到西域戲劇的影響,也吸收了古印度
梵劇的營養,形成了唐朝戲劇,並且傳播到朝鮮半島、古日本等。
西域戲劇,主要是龜茲戲劇,龜茲本地樂器“
篳篥”是主奏樂器,他們改良了源於西亞的“
豎箜篌”和“
曲項琵琶”,唐朝時期傳入中土並且風行各地,遠播至日本、朝鮮半島、中南半島。西域戲劇里常用的道具“披帛彩帶、纓絡花繩”也被唐朝戲劇採用。
美術
唐代的繪畫藝術吸收西域“
暈染法”,在各類題材上都有發展:
宗教畫仍然較多,有“畫聖”之稱的著名畫家
吳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宗教壁畫三百餘壁,形成“
吳帶當風”的獨特風格;人物、動物畫具有很高藝術水平,
閻立本畫帝王像,
張萱、
周昉畫貴族婦女都很傳神,代表作品有《
搗練圖》《
虢國夫人遊春圖》和《
簪花仕女圖》等;
韓乾畫馬也能曲盡精妙;
山水畫突破“人大于山”的局限。形成
李思訓父子的青綠山水和王維的
水墨山水畫,後者奠定了中國傳統水墨山水畫基礎。近代出土的大量隋唐墓室壁畫是反映當時繪畫水平的寶貴資料。此外,
韓滉的《
五牛圖》是現存最古的紙本中國畫。
(繪畫圖冊主要參考資料)
唐代壁畫事業特別發達,現存
敦煌壁畫全部排列起來可長達25公里。以圖像形式闡明一些佛經思想內容的“
經變畫”構圖複雜、富麗堂皇。
唐代雕塑比前代更細膩生動。唐太宗陵前的石雕
昭陵六駿,是聞名世界的石刻精品;
龍門石窟盧舍那佛造像豐滿圓潤、莊嚴慈祥,高達17.4米,耳長即近2米;
敦煌石窟存隋唐塑像近五百軀,形象柔和生動;四川
樂山大佛也令人讚嘆。墓葬出土的各類陶俑三彩俑與石刻畫極大豐富了人們對隋唐雕刻藝術的認識。
書法
史學
唐以前,
紀傳體正史多由私家修撰。從唐朝開始,朝廷設立
史館,置史官專修史書,而以宰相總監。中國“
二十四史”中有八種為唐人所修:《
晉書》《
梁書》《
陳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等都是
官修;《
南史》《
北史》則為
李大師、
李延壽父子所編著。這些史書雖還保存濃厚的世族家譜的形式,但對於3、4世紀之交到7世紀初約三百餘年間中國社會的複雜混亂的史料,進行了初步的整理,使後代研究這一段歷史有了基本的線索。唐朝史官還負責修撰當代史的“國史”,曾先後遞修了自唐高祖至唐肅宗一百四十餘年的“國史”一百餘卷。這種官修史書制度為後世各朝所效法。
唐朝史學家
劉知幾撰寫了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史學評論著作《
史通》,對唐以前的
史學作了全面總結。他在書中強調史學“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主張據實“
直書”,反對“掩惡”和“
虛美”。書中討論了各種體裁史書的得失,以及編寫史書的方法。另外,他還提出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這些卓見對後世史學有很大影響。唐代後期的宰相
杜佑則著有《
通典》200卷,記錄歷代典章制度,開創了
政書體通史的新體裁。他編此書的目的是從制度上總結歷史中的治亂經驗,以消除
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弊端。杜佑認為“治道”的根本是“足衣食”,因此將《食貨》作為《通典》首篇,這是很有見地的。在《通典》影響下,後世出現了《
通志》《
文獻通考》等政書體通史系列著作。
宗教
唐代是中國儒、佛、道“三教並立”過渡至“
三教合一”的時期。
中國的
道教奉
李耳為教主,唐朝皇室亦為李姓,故從唐初起統治者就規定道教地位居於佛教之先。唐朝大多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為突出,在他執政時道教勢力達到了最高峰,全國道觀總計1687所。當時道教有
上清派、
樓觀派、
正一派、
靈寶派等,各有不少經戒
符篆傳世。這些派別在相互融合中推進了道教教義學說和儀軌制度的建立。當時重要的道教人物有
王遠知、
潘師正、
司馬承禎、
吳筠及
張果等。有的道士重
丹鼎,善“
金丹黃白術”,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喪生,練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騙術敗露而遭貶逐。有的道士講求
符策、
辟穀、
導引之術,並以此受到統治者的寵遇。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在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到隋唐時,進入了創宗立派的新時期。唐太宗時,
玄奘去
天竺取經,帶回許多佛教經典,並譯成漢文。由於與中國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接觸,所以佛教和
佛學在中國獲得創造性的發展。十三宗派中的
禪宗被認為是中國化最為典型的佛教宗派,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相標榜,而這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禪宗特有的判教說。佛教
心性論是唐代儒學發生變化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並對唐宋儒學發展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佛教的政治地位雖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傳影響及寺院的經濟實力而言,實際上都超過了道教。在武周時期佛教倍受寵遇,甚至一度凌駕於道教之上。隨著佛教的大盛,
寺院經濟惡性膨脹,觸動唐王朝的財政利益。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崇信道教的唐武宗發動了“
會昌滅佛”運動。經過這次打擊,佛教與寺院經濟暫時有所削弱。
此外,
襖教、
伊斯蘭教、
摩尼教、
景教也在這一時期先後傳入中國。這些宗教信仰給以後中國,乃至東亞人民的精神生活以極大影響。
樂舞
唐代舞蹈承襲隋朝,繼承和融合了南朝的漢族傳統樂舞和北朝各民族樂舞,並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唐代舞蹈。社會各階層的民眾性舞蹈活動普遍,觀賞舞蹈表演成為人民藝術生活的一要,形式華麗、規模宏大的宮廷燕樂舞蹈也大量湧現。盛唐時,宮廷中設定了完善健全的
太常寺、
教坊,管理宮廷樂舞等事宜。唐玄宗時又從坐部伎及宮女中挑選出一大批技藝最高的樂工、舞伎,設立了
梨園,專事歌舞的排練和演出。
唐代舞蹈形式豐富多彩,除中原江南人民創造的舞蹈外,還流行流行西域的“
胡樂”“胡舞”。唐朝廷的“
十部樂”中,有六部為西域樂;舞蹈中的“
胡旋舞”等也來自西域。
科技
唐代生產力提高,經濟繁榮,為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因此科技領域內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些成就主要在天文學、數學、地理學、醫藥學及印刷術等方面。
天文學
唐初的天文學家兼數學家
李淳風所定的“
麟德歷”相當精密,並注釋了魏晉南北朝時的《
算經十書》。玄宗時,僧人
一行奉詔到長安主持改定曆法。他發現
恆星位置變動的現象,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
子午線的長度;還與
梁令瓚造出
黃道游儀,以觀測恆星。一行臨死前編成《
大衍曆》的草稿,逝世後經
張說等整理成書,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曆書,還曾傳至日本。
數學
數學方面,有李淳風等注釋《算經十書》及十書中最後一部由
王孝通所撰的《輯古算術》。《大衍曆》在編寫的過程中使用了不等間距的二次差內插法、具有
正弦函式性質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內插公式。以上這些成果在數學上都是傑出的貢獻。
地理學
唐初,
許敬宗編有《西域圖志》。中晚唐時,
李吉甫的《
元和郡縣圖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地方總志;
賈耽首創沿革地圖繪製體例,即“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所繪《
海內華夷圖》近10米見方,是一幅大型的全國地圖。《海內華夷圖》以一寸折百里,在
縮尺繪圖學上又發展了一步。
醫藥學
醫藥學方面,唐人完善了“分科”的醫學教育治療體系。號稱“藥王”的
孫思邈所著的《
備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集前人藥方大成;
王燾《
外台秘要》對婦人、小兒立專章論述,還引進了印度眼科技術。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頒行的《新修本草》(即《
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此外藏族醫學經典《
四部醫典》也具有很高的醫學水平。
印刷術
唐代的
雕版印刷術得到發展,大約在中晚唐逐漸套用於印製曆書、字書、術數書、佛像經咒等各方面。1953年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有唐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的《
陀羅尼經咒》一方;在甘肅敦煌曾發現鹹通九年(868年)雕版印製的《
金剛經》。二者均為已知較早的
印本書籍。
印刷術的發明對文化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貢獻。
建築
唐朝建築氣魄宏偉,嚴整開朗,使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成熟的時期。唐代皇宮
大明宮即是例證。而唐代所建最巨大而複雜的木構架建築物是垂拱四年(688年)武則天時所建的
明堂。當時日本的
平安京亦效仿唐長安、洛陽的城市布局、建築風格進行設計建造。
(以上圖冊部分參考資料)
造船
唐朝造船業發達,有很多造船基地,能造各種大小船隻。當時已能製造“輪船”,用人力踏輪車轉動,使之前進,好象掛帆席一樣便於航行。史籍記載,代宗、德宗之際巨商俞大娘,擁有“開巷為圃”、可載米萬石的大型航船——“
俞大娘航船”,操駕之工達數百人之多。而唐代的海舶(如
南海舶)體積更大,經常往返唐與南海各國之間,說明了唐代與南海各國貿易、文化往來的頻繁。唐人
李皋在隋時
宇文愷製成使用輪軸轉移的巨型戰艦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對巨型戰艦加以改造,增加行速,堅固耐用。
軍事學
孫思邈在《丹經》中談到硫磺的“伏火”方法,第一次把
火藥的配方記錄下來。唐朝後期,火藥開始套用于軍事領域,出現了最初用火藥製造的武器“火箭”。後來,火藥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對整個世界文明發生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軍事
府兵制
唐初沿襲北周至隋施行的
府兵制,並在貞觀年間進行整頓,規定中央
十二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東宮六率即太子左右衛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是管轄軍府的最高軍事機關,每衛各領40至60個軍府。軍府改稱“
折衝府”,由
折衝都尉統領。府下以200人為團,50人為隊,10人為火。府兵原則上從富戶強丁中徵發,21歲服役,60歲退役。服役期間免課役,但要自備衣裝、武器、糧料。
府兵本質上屬中央禁軍。除戰時出征外,平時輪流到京城和邊防要地宿衛,而以到京城宿衛為主。到京城後,由十二衛將軍分領;出征則由朝廷另外命將統率;戰爭結束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將帥無法擁兵自重。
唐代前期,有630餘府,其中京城所在的關中有261府,20萬兵力,約占全國軍府的40%以上,形成“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的布局,
強幹弱枝、居重馭輕,有利於對全國的控制。唐初府兵地位較高,富室子弟積極從軍,唐太宗又注意府兵訓練,使府兵具有較強戰鬥力。在此基礎上,有效保障了唐國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和國家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遼闊疆域的基礎。
募兵制
唐高宗後期至武則天統治時期,土地兼併日益嚴重,普通農戶受田不足或得而復失,自備資糧成為均田農民的沉重負擔;加上府兵地位下降,富室大戶逃避徵發,或僱人代役,致使避役、逃役嚴重,軍府人員不足,甚至“無兵可交”。與此同時,邊疆形勢也發生了變化:突厥再次興起、契丹等不斷南下,吐蕃開始與唐對峙。在這種形勢下,只靠亦兵亦農、定期服役、臨時徵發出戰的府兵已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需要設定長期駐紮在邊疆的軍隊。於是徵發的府兵不得不向招募的職業兵轉化。
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採納
張說建議,招募壯士13萬人,充當中央宿衛軍。次年又補選府兵、白丁12萬人,統稱“長從宿衛”(後稱“
彍騎”)。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從各種因公遷到邊疆的人家及當地客戶中招募丁壯為“長征健兒”(後又稱“
官健”),由國家供給衣糧,充實邊疆各地軍鎮。天寶八載(749年),命折衝府停行發兵文書,府兵制廢止。
募兵制使邊防軍強大起來,對維護邊疆穩定起到一定作用,但也造成將師握兵坐大的弊病,形成了“外重內輕”的格局。
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軍隊多由“官健”組成。這些官健以從軍為職業,父子世代為兵,是藩鎮割據依靠的主要力量。中央軍隊由“長從宿衛”(
彍騎)代替輪番宿衛京城的府兵,後以
北衙禁軍為主。北衙禁軍中左右
神策軍勢力最大。神策軍鎮守京師及西北,受中央管轄,自德宗後長期為宦官掌控;地方(邊防)軍隊由“長征健兒”(官健)代替輪番鎮防的府兵。以上變化意味著由招募制的職業兵取代了徵兵制的義務兵,對後代的兵制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外,藩鎮兵中的
牙兵也給唐朝社會、政治造成很大的影響。
民族
唐朝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唐對周邊民族採用
羈縻政策,並通過
冊封、
和親等多種方式,與
突厥、
回鶻、
鐵勒、
契丹、
靺鞨、
室韋等民族建立密切的政治、經濟上的聯繫。唐太宗還被
四夷各族尊為
天可汗。
南詔、
渤海等國通過派遣使臣、子弟入唐,學習唐的制度、文化,使這一時期邊疆、內地各民族呈現大交融局面。
突厥與西北各族
隋唐更替之際,
東突厥常年南下襲擊漢地,唐初北方割據勢力紛紛聯籠突厥抗唐,使東突厥成為唐初的一大邊害。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遣
李靖、
李勣二將分路征討,次年降服東突厥,小可汗
突利投降,大可汗
頡利被俘,東突厥汗國覆亡。大量突厥人遷入唐朝,唐太宗將降眾安置在
靈武至幽州一帶,設定羈縻府加以管轄。東突厥的滅亡與歸順震動了
西突厥與
西域各國,一些西域小國紛紛改投唐朝,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西突厥西抵波斯,北並
疏勒,控制了絲綢之路。貞觀十四年(640年),唐軍攻克高昌城(新疆
吐魯番),設
安西都護府。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平
焉耆,次年(648年)平
龜茲,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統管
于闐、高昌、焉耆、龜茲四鎮。唐高宗時期,西突厥在唐軍數次打擊下覆亡。西域至此成為唐朝的勢力範圍。
唐高宗
永淳二年(682年),阿史那骨咄祿在漠北稱汗,東突厥復國(史稱
後突厥)。後突厥連年入侵北部邊疆。武則天試圖通過冊封、和親的手段試圖改善突厥人與契丹人的關係,但是一直未能成功。天寶三載(744年),唐與
回紇聯軍滅亡後突厥。後突厥附唐者不少於萬餘帳。
貞觀前期,唐朝為牽制東突厥,曾與北方的
薛延陀結盟。東突厥滅亡後,薛延陀
真珠可汗夷男接管了東突厥故土。薛延陀臣服於唐,卻暗中在擴大自己的力量。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試圖恢復東突厥,擁立俟力苾可汗
阿史那思摩,以抗衡
薛延陀,薛延陀與新恢復的東突厥進行多次交戰。為了避免薛延陀勢大,太宗派李勣在貞觀十五年(641年)戰勝薛延陀。貞觀十八年(644年),趁唐太宗征伐高麗時,薛延陀擊敗東突厥並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出中原。隨後,高麗尋求薛延陀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與唐朝直接戰鬥。貞觀十九年(645年),夷男死後,他的兒子
多彌可汗拔灼開始和唐朝大軍作戰。貞觀二十年(646年),唐軍反擊並打敗拔灼後,薛延陀的附庸回紇出兵將他殺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軍投降,薛延陀滅亡。
天寶三載(744年),
回紇與唐聯合攻滅
後突厥,“盡有突厥故地”,收降其大部分部眾。唐玄宗封回紇首領
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天寶四載(745年),回紇擊滅後突厥,成為雄踞漠北的強大汗國。回紇與唐朝關係一直比較良好,因參與平定安史之亂及收復長安、洛陽等地有功,唐朝待回紇禮讓三分,先後把三位公主嫁給回紇可汗。貞元五年(789年),
回紇更名
回鶻。回鶻還與唐進行大規模絹馬貿易,回鶻的經濟文化有很大發展。從太和六年(832年)起,回鶻連遭自然災害的襲擊,內部動亂,勢力大衰。9世紀中期,回鶻內亂,在
黠戛斯的攻擊下汗國崩潰,回鶻餘部分為四部分:一部分南遷,與唐朝發生衝突,戰敗後接受唐朝安置。其餘部分分別西遷,一支進入河西走廊,史稱“
河西回鶻”;第二支遷至新疆東部,史稱“
高昌回鶻”;第三支遷至新疆西部與中亞,以後建立
喀喇汗國(即黑汗王朝)。
吐蕃、南詔與西部各族
吐蕃興起於7世紀初,在贊普
松贊乾布的統治下國力漸強,統一青藏高原。貞觀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江夏王
李道宗護送
文成公主嫁入吐蕃,與松贊乾布結婚。此時唐蕃關係和睦,促進了民族交流。隨後吐蕃的興起,使唐的邊疆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自高宗朝起,吐蕃與唐時戰時和,並取代西突厥,成為影響西域形勢的重要力量。唐中宗時,
金城公主下嫁贊普
赤德祖贊,將唐朝的先進文化帶到了吐蕃。唐德宗時,唐蕃相繼舉行
清水之盟、
平涼之盟,但未能徹底解決彼此矛盾,直到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達成“
長慶會盟”,雙方劃定了疆界,互不侵犯,從此不再有大規模戰事。
唐蕃會盟碑還保存在拉薩的
大昭寺。9世紀中葉後,吐蕃發生內訌,吐蕃王朝趨於瓦解。唐蕃接觸基本結束。
時間 | 戰役地點 | 起因 | 唐朝兵力 | 吐蕃兵力 | 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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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唐軍奇襲獲勝,吐蕃遣使謝罪,並退出青海吐谷渾、党項、白蘭羌等。唐蕃和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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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數次大破吐蕃軍,殺獲甚眾,吐蕃敗兵散亂逃入山中,哭聲四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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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李禕攻占石堡城,唐朝河、隴諸軍得以游弈自如,拓地千餘里。730年,吐蕃求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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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大勝,擊破吐蕃漁海及游弈等軍。王難德陣斬吐蕃贊普之子琅支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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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苦拔海之戰,連破三路吐蕃軍,所向披靡。積石軍之戰,全殲五千吐蕃騎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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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唐軍擊破吐蕃軍,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吐蕃軍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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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唐軍勝,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 |
| | | | | 唐軍大勝,吐蕃軍死亡三分之二,吐蕃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被擒 |
| | | | | 唐軍勝,史敬奉率軍繞至吐蕃軍背後攻擊,大破吐蕃軍,殺戮不可勝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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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漢人張議潮發兵取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等州,歸附於唐朝。吐蕃尚延心率部眾及河州、渭州、渾末部萬帳投降於唐朝。 |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隋末唐初,雲南的民族繁多,主要有
白蠻和
烏蠻,其中烏蠻不斷向
洱海地區遷徙,征服了當地白蠻,先後成立了六個實力較強的部落,被稱為
六詔。唐朝中期,在吐蕃威脅下,五詔常依附吐蕃。唐朝為削弱吐蕃在這一地區的勢力,則大力扶助傾向唐朝的
蒙舍詔(即
南詔,大致位於今雲南
巍山),以牽制吐蕃。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詔首領
皮邏閣在唐朝的支持下,統一六詔,建立了南詔國,被唐朝封為雲南王。
南詔是在唐朝支持下建國的,和唐朝有密切的關係。國王繼位,都受唐朝冊封。唐玄宗曾經把宗室女嫁給皮邏閣的孫子鳳迦異。其國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制度也深受唐朝影響。天寶十載(751年)與天寶十三載(754年),南詔不滿唐邊將殘暴,起兵反抗,兩次擊敗前來征討的唐軍,並且開始依附吐蕃。在安史之亂中,南詔會同吐蕃搶占土地,俘獲了唐西瀘縣令
鄭回。閣邏鳳讓鄭回教王室子弟讀書,拜他為相,後來還讓鄭回為樹立在
太和城的南詔德化碑起草碑文,說明南詔和唐的友好關係,也備述腐敗的唐朝對南詔的壓迫,表示反唐出於不得已。唐德宗時,南詔王
異牟尋因不堪忍受吐蕃壓迫,重新歸唐,於貞元十年(794年)與唐在
點蒼山會盟。此後南詔與唐朝的經濟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唐朝後期,南詔不斷選送子弟到成都學習。長期拜相的鄭回將漢族文化大量傳入南詔。太和三年(829年),南詔一度攻入成都,擄去工匠數萬人。這些工匠對南詔手工業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南詔人學會了織綾羅的技術,織工精美,與蜀地不相上下。南詔城邑建築也大多模仿唐朝,如現存的雲南大理
崇聖寺的
千尋塔,就是漢族工匠恭韜、微義設計建成的,形式和結構近似長安的
大雁塔。
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詔王
世隆稱帝,發動了大規模的對唐戰爭。但這一戰爭使唐朝虛耗,南詔也因而疲敝。戰後,兩國又恢復和好關係,直至天復二年(902年)南詔滅亡。
西北地區的
吐谷渾曾在隋大業五年(609年)被隋軍占領,隋末復國。吐谷渾因夾處於吐蕃和唐之間,又與吐蕃同處青藏高原這一特殊地緣上,早年
慕容伏允採取親蕃疏唐的外交政策。唐太宗幾進召見未能成功,於貞觀八年(634年),派兵西征,次年李靖擊敗吐谷渾,親唐的
慕容順繼位並對唐稱臣。死後,
慕容諾曷缽繼位,唐遣送
弘化公主和親。龍朔三年(663年),吐蕃滅吐谷渾,諾曷缽率眾遷至唐
安樂州(今寧夏
中寧)。
唐初,唐朝還招降了西南的
甘南、川西等地的
党項部落,設數十處羈縻州縣,西面達今四川
阿壩與青海的
阿尼瑪卿山。以後党項人俯仰於唐朝、吐蕃之間,叛服不常。
高麗與東北各族
南北朝以來,
高麗(即高句麗,南北朝後被稱為高麗)勢力逐漸強大,地跨今中國
東北地區與
朝鮮半島北部。高麗在擊敗隋朝進攻(
參見詞條三征高句麗)後,對於繼起的中原王朝唐朝持恭順態度。高麗榮留王
高建武於唐朝建立的第二年,即武德二年(619年)便遣使來朝。武德五年(622年),唐麗互相遣返流亡人口。武德七年(624年),唐冊封高建武為遼東郡王、高麗王。武德九年(626年),朝鮮半島南部的
新羅、
百濟兩國向唐朝控訴高麗阻攔他們入朝,高祖派員外散騎侍郎
朱子奢前往調解。總之,國力尚未強大的高祖時代,唐麗保持著和平局面。
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遣使去高麗,收葬隋時戰死者的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高麗擔憂唐朝進攻,開始在遼東建千里長城。貞觀十六年(642年),高麗西部酋長
淵蓋蘇文殺高建武,立
高藏為王,自立為莫離支,聯合百濟攻新羅。太宗遣使勸高麗罷兵,淵蓋蘇文不聽。太宗認為淵蓋蘇文弒君虐民,侵略鄰國,而高麗據有的“遼東”(即今東北地區
遼河以東至朝鮮半島北部)為“舊中國之有”,而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決心將對高麗的征伐作為中國統一戰爭的最後部分。貞觀十四年(644年),唐軍水陸並進,夾攻高麗。次年,太宗親率六軍赴前線督戰,雖取得較大戰果,但因一時不能滅其國,故撤回。以後太宗雖屢擬再次派兵進攻高麗,終未成功。乾封元年(666年),淵蓋蘇文死,其子弟發生內訌。唐高宗以援救淵蓋蘇文子
泉男生的名義大舉攻伐高麗,於總章元年(668年)攻克平壤,滅高麗。以其地設定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餘縣,隸置
安東都護府。這一建置後來時存時廢,到上元二年(761年)終於廢除。
唐太宗時代開始,唐朝在對外關係方面出現了積極進取的趨向,表現其將積極調停藩國間爭端的態度。因此,東北的奚、霄、契丹等東胡各族紛紛於貞觀二年(628年)遣使歸附。這大大加強了唐朝在東亞的地位。安史之亂後,活動在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流域的契丹擺脫唐朝的控制。唐末以後實力逐漸強大,成為了後來的
遼朝。
聖曆元年(698年),東北靺鞨首領
大祚榮在忽汗河(今
牡丹江)上游建“震國”。唐玄宗後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乃改稱“
渤海國”。在唐朝與高麗爭鬥時,渤海國乘機向四周拓展,極盛時在南面與新羅分界,西面與契丹相接,西南面在遼東與唐朝相鄰。渤海按唐制建立政治、經濟制度,全盛時轄境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文化深受唐朝文化影響,享有“海東盛國”的美譽。
外交
唐代經濟發達,社會、科技、文化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其開放的勢態,有力地加強了內地與邊疆的聯繫,“四夷與中國通者甚眾”。
賈耽《四夷道》記載,從長安“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為營州(今遼寧錦州)入安東道,二為登州(今山東)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為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為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為安西入西域道,六為安南通天竺道,七為廣州通海夷道。“四夷與中國通者甚眾”,於是“置羈縻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於夷落”。
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的《
唐六典》記載,向唐帝國朝貢過的國家,在當時已經滅亡的大概有三百餘國,唐玄宗時期仍存在的有七十餘藩。
日本
倭國(
武周時期改稱日本)與唐朝往來密切。貞觀十九年(645年),
孝德天皇推行“
大化改新”,效法唐制,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引入
均田制和
租庸調製,創設
班田制;落實戶籍和記賬制度,參考《唐令》寫成《
大寶令》法典;遵照洛陽布局規劃
平安、
平城二京。奈良
正倉院現仍保存著很多唐朝的文物。除龍朔三年(663年)的
白村江之戰外,兩國關係長期處於和平之中。日本先後派遣了
遣唐使19次,實際成行15次,使團規模達數百人,團中除使臣、水手外,還有留學生、學問僧、醫師、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等。代表的來唐日本人有留學生
吉備真備、
阿倍仲麻呂與僧人
空海和
圓仁。空海著有《
文鏡秘府論》與日本第一部漢字字典《
篆隸萬象名義》。圓仁尋覓佛法而走遍唐朝多個道郡,帶回日本大量佛學經文器具。百濟藝僧味摩之將在唐學到的荊楚儺舞傳至日本,時稱吳伎樂。日本人還利用草體漢字表示聲音,創造了
平假名;利用楷體漢字偏旁,創造了
片假名。
唐玄宗開元中期,
鑒真和尚應日本僧人之邀,五次東渡日本,均告失敗,至天寶十二載(753年)第六次航行方才抵日。日本天皇授“傳燈大法師”,後又造
唐招提寺命鑒真主持,教法大行,號“過海大師”“唐大和尚”,為日本國傳戒律之始祖。其隨行弟子恩托、如寶、法力等又精於塑造佛像與建造寺塔,故於日本醫學、雕塑、建築等頗有影響。
鑒真東渡,促進了中國文化向日本的傳播以及佛教在日本的興盛。
到9世紀末以後,遣唐使雖然停止,但又出現了中國商人浮海赴日的浪潮,經濟交往保持繁榮。
百濟與新羅
位於朝鮮半島西南部的
百濟武王
扶餘璋在武德四年(621年)就遣使獻馬,後被唐朝冊封為帶方郡王、百濟王。當時百濟與高麗和親通好,共同對付
新羅,阻礙新羅和唐朝交通與進貢事宜。唐太宗即位後,致書百濟武王,明確指出新羅是唐朝的藩臣,要求百濟和高麗立即停止對之侵伐。太宗的堅定態度制止了百濟大規模討伐新羅的行動。但高宗時期,百濟對新羅仍侵擾不停。在屢次下詔威嚇無果及新羅的一再請求下,高宗於顯慶五年(660年)派左武衛大將軍
蘇定方率水陸大軍十萬討伐百濟,新羅亦出兵相助。同年,蘇定方進圍
泗沘城,百濟王
扶餘義慈等投降,百濟滅亡。隨後,唐朝分其地為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個都督府,立當地首領為都督、刺史、縣令。命右衛郎將
王文度為熊津都督,統兵防守。但在唐軍主力撤退後,
百濟復國運動興起,龍朔三年(663年)唐軍於白村江之戰大破倭國與其支持的百濟復興勢力,百濟全境成為唐朝的羈縻地區。
新羅
真平王金白淨在武德四年(621年)就向唐朝遣使朝貢。唐高祖派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回訪,自此朝貢不絕。武德七年(624年),高祖遣使封金白淨為樂浪郡王、新羅王。金白淨死後,唐太宗派使者參加其葬禮。此後的新羅王世代受唐冊封,如貞觀九年(635年)太宗遣使封金白淨之女
金德曼為王。唐太宗伐高麗時,命新羅接應,新羅派兵五萬攻高麗南界。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新羅
真德女王金勝曼派其弟、國相
金春秋等入唐,太宗賜以新撰的《
晉書》等,特加優待。顯慶五年(660年),成為新羅王的金春秋率軍與唐軍聯合,攻滅百濟。龍朔三年(663年),唐以新羅國為
雞林州都督府,任命文武王
金法敏為都督。
高麗滅亡後,朝鮮半島上三國鼎立的局面結束。隨著唐軍和親唐百濟貴族的撤退,新羅逐步從唐朝控制下奪取百濟、高麗故地。唐高宗派兵擊敗新羅,迫使其認罪,但默認新羅控制百濟故地,並為之遷移安東都護府治所至遼東。唐與新羅恢復友好關係。垂拱二年(686年),新羅神文王
金政明遣使來唐,求得唐禮一部,以及雜文章。新羅參用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禮儀典制。7世紀末,留學生
薛聰利用漢字創製“
吏讀”,用以表示
朝鮮語的助詞和助動詞,對朝鮮的文化發展起了促進作用。開元二十一年(733年),
渤海國渡海攻擊登州,唐玄宗派留在長安的新羅王族金思蘭回國發兵攻渤海以助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明確將
浿水(今朝鮮大同江)以南之地移交給新羅治理,使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的大部分。新羅與唐往來最密,即使是安史之亂時唐玄宗逃往蜀地,新羅仍派使者前去朝見。雙方一直保持來往,直到會昌(841年-846年)年間新羅自身社會動盪不安以後,才斷絕了來往。唐末,新羅人在80年內在中國科舉登第者有58人。在唐的新羅人為數很多,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
新羅坊”。在兩國交往過程中,不少物產、藥材、手工業品和書籍也得到交流。而唐末在唐淮南節度使高駢幕府供職、後以“國信使”身份東歸新羅的新羅王京人
崔致遠被認為是朝鮮半島漢文學的開山鼻祖。其詩文別集《
桂苑筆耕集》既是古代朝鮮半島最早的漢文典籍,也是唐代文學寶庫中珍貴的文學別集,代表了唐代朝鮮半島文人漢詩文創作的最高水平。
阿拉伯帝國
唐玄宗時,由於唐朝國力的強盛,吐蕃在西域的擴張受到連續挫敗,甚至與
阿拉伯帝國(中國稱“大食”)聯合也不能占得絲毫的便宜。首先在開元三年(715年),吐蕃與阿拉伯共同扶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打唐朝屬國
拔汗那國。監察御史
張孝嵩、安西都護呂休璟率軍長途奔襲,擊敗吐蕃、阿拉伯聯軍,奪得拔漢那,威震西域。開元五年(717年),
突騎施聯合吐蕃和阿拉伯帝國攻打四鎮,唐玄宗調發三姓
葛邏祿兵與突厥十姓可汗
阿史那獻出兵反擊。由於地理上的巨大優勢,更因為唐軍這個時期在青海和吐蕃進行大規模的戰爭而無暇顧及西域,阿拉伯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原本臣服於唐朝的栗特諸國紛紛倒向阿拉伯。為了對抗阿拉伯在西域的擴張,唐朝拉攏突騎施打擊阿拉伯。開元十一年(723年),阿拉伯呼羅珊的將軍穆斯棱·本·賽義德·艾爾-吉拉比興兵攻東拔汗那,蘇祿率軍馳援,大敗其軍。次年,阿拉伯哈里發葉齊德二世逝世,繼任的哈里發希沙姆再次派兵攻東拔汗那,圍其都渴塞城,爆發“
渴水日戰爭”,阿拉伯軍大敗,康、石諸國重新歸順於唐。開元二十二年(734年)以後,因邊將矛盾,突騎施和唐朝斷交,日漸衰落,阿拉伯勢力得以東擴。天寶十年(751年),唐將
高仙芝挾滅石國之威,與阿拉伯軍展開
怛羅斯之戰。唐軍戰敗。但此時呼羅珊陷入混亂,阿拉伯忙於平亂,對於進一步擴張有心無力。而此後唐朝方面由於安史之亂,國力大損,也只能放棄中亞。
唐代由阿拉伯至中國的海上交通較之以往大為擴展,其直接航行的路線是自
巴格達起,經波斯灣東出
荷姆茲海峽,穿過印度洋,經斯里蘭卡、尼科巴群島繞馬來半島,由南海而至廣東的廣州,或嶺南的交州,福建的福州、泉州,或北上江蘇的揚州。這些貿易活動使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傳入西亞,
綠寶石、
胡椒、
伊斯蘭教等器物、宗教傳入中國。
社會
階級
唐朝社會
階級結構的顯著特點是舊
士族的衰落,以及法定的“
賤民”制度的逐漸衰退,還有新興“
衣冠戶”的出現。
經過隋末農民戰爭打擊,山東、江南士族勢力下降,只有關隴士族還有一定實力。唐朝建立後,唐太宗敕編《
氏族志》,明確表示要以現任官爵的高下定士族等級,壓抑舊士族勢力;唐高宗與武則天時,重修士族譜,改《氏族志》為《
姓氏錄》,完全以現行官品高下為據,五品以上官員都能入譜,舊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迅速改觀;唐玄宗時,原則上不再官修士族譜,舊士族已不再享有法定特權,門閥士族制度基本衰亡。而當時主要的選官制度科舉制不以門第為依據,使舊士族晉升途經縮減,這也加速其衰落。但同時,舊士族在社會上還擁有較高聲望,不少新貴、富室還熱衷與舊士族特別是其中的高門崔、盧、李、鄭聯姻。唐朝後期,士族子弟憑藉其文化方面的優勢,也容易在科舉中勝出,曾出現數代為進士的現象。唐末的社會動亂,使舊士族受到沉重打擊,在宋以後不再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了。
唐代法律上規定有良民和賤民。
良民又稱“百姓”“常人”“白丁”,是一般平民。賤民指
官戶、
雜戶、
部曲、奴婢等,又分官賤民和私賤民。官賤民包括官戶、雜戶、官奴婢。他們隸屬官府,從事各種生產和雜役,以官奴婢地位最低,其次為官戶,最高是雜戶。私賤民包括部曲和私奴婢,隸屬主人,部曲地位高於奴婢。賤民社會地位低賤,只能在本階層內通婚。法律規定:若官戶、雜戶毆打良民。要罪加一等懲處。至於奴婢更是“律比
畜產”,主人可以自由買賣或贈予他人,生活十分悲慘。由於官戶、雜戶、部曲的來源逐漸減少,原有賤民不斷“
放良”。唐朝法令又嚴禁壓良為賤,唐末以後,賤民階層逐漸消失,除奴婢外,法律上不再明確區分良民和賤民。舊士族及法定“賤民”制度衰落,以及,都是這一時期階級結構變化的重要現象。
唐後期,出現了由進士及第家庭形成的“衣冠戶”。這是一個因科舉制而興起的特權階層。此外,雖然政府限制商人做官,但商人中的富商因買官而入仕,在唐代特別是唐後期的社會地位並不低。
語言
唐朝建立後,口語和書面語逐漸分化,差別愈來愈大。唐人使用的口音就是唐朝都城長安城(今陝西西安)的口音,屬於
雅言的一種。日語中的一些詞語也受到唐朝時漢語的影響,其發音具有明顯的北方口音。
帝王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