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來源,發展演變,
歷史來源
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對宰相房玄齡談到近代士族賣婚弊病時，提出了“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的建議，接著就下令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負責修訂，以便“刊正姓氏”，撰為《氏族志》一書，打破了以往純以郡姓作為門第等差的傳統，具有進步因素，也是符合當時新舊士族階級變化狀況的。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個地域集團，並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婭，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關隴集團入隋後開始解體。李唐起自關中，唐初關隴集團消失。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經沒落；以崔、盧、鄭、李、王為首的山東士族，雖經農民戰爭打擊，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時，仍有一定勢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齡、魏徵都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山東士族依然保持著他們的社會地位。士族勢力的強大，對皇權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東士族凌駕於皇族之上。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貞觀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東士族崔民乾為第一等。唐太宗看後，很是不滿，他指出：山東士族“世代衰微，全無冠蓋”，而靠以婚姻得財，“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並指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新修訂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貫徹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民乾被降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傳統，實際並不如此。在魏晉南北朝時，譜籍是選官的根據，劃分門第是看歷代做官的情況而定，列為門閥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純以郡姓作為門第等差的傳統，至於劃分門第等級的標準，更不考慮過去做官的情況，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這些變化首次觸動了以往的門第等級，具有進步因素，也符合當時新舊士族階級的變化狀況。但必須指出，唐太宗的“尚官”原則，只是代替魏晉以來“尚姓”的修譜標準，不等於否定了門閥觀念，而是更多側重扶持統治集團，調和門閥間鴻溝以期保持大體平衡。唐太宗的“尚官”原則在當時雖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由於他想搞新門閥與世封制，結果必然趨向保守。據此，既不能把他的新門閥觀與舊門閥觀混為一談，也不能把兩者截然對立起來。
通過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沒落門閥士族受到進一步打擊，只有關隴士族大致保持了舊日地位。唐太宗達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壓抑門閥士族，加強皇權、鞏固統治的目的，並為30年後頒布《姓氏錄》，徹底否定傳統的門閥制度打下基礎。
發展演變
根據武則天心腹許敬宗、李義府等人的建議，唐高宗在顯慶初命令禮部侍郎孔志、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元道、太常卿呂才等十二人重修譜牒彙編。顯慶四年（659年）新譜修成，名為《姓氏錄》，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從《新唐書》）。高宗親自撰寫書序，說明類例。《姓氏錄》仍以現任官職高低為劃分等級的標準。“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余屬不入。”不僅當時五品以上職事官得以錄入，就是兵卒中以軍功獲五品以上勛官者也譜中有名，而舊士族未在當朝任五品以上官的均被摒棄於外。因此，它收錄的姓氏大少於《氏族志》。
中國古代顯赫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