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營丘
- 外文名：Yingqiu
- 類別：地名
- 原名：營丘
- 後名：營丘鎮
- 現在位置：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縣
基本解釋,歷史文化,姜太公祠,太公祠,引用考證資料,齊初都營丘的考證,
基本解釋
1.古邑名。在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東北十公里。周武王封呂尚於齊，建都於此。《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齊太公呂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謂之呂侯。商末，太公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亂，封於齊，都營丘。……齊，始封營丘，再徙博興，後擴建營丘，因城東緊臨“淄水”，遂改名臨淄，傳三十一世，為田氏所篡。有資料誤傳昌樂為古營丘，此乃大繆。昌樂位於壽光東南，姜太公始封營丘之時，昌樂屬紀國，紀國國君也是姜姓，國都位於今天的壽光以南的紀台鎮，其疆域可與齊國相比，東至沿海。周夷王時，紀侯因不滿齊哀公，向周夷王進讒言，致齊哀公被周王烹殺，齊國紀國結仇，公元前690年，紀國被齊國所滅。
歷史文化
歷史文化悠久，旅遊資源豐富。在齊魯境內屬
姜太公祠
古老地區之一，6000年以前，先民即在此地繁衍生息，“以石為兵，時播五穀，淳化鳥獸”。唐杜佑《通典》載：“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顓頊之所建，帝嚳之所授，創建十二州。少昊時（公元前2670年）爽鳩氏已居營丘。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伯陵；周以封太公為營丘。公元前十一世紀，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成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大封宗親勛戚。《史記·周本紀》：“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子營丘曰齊”。
營丘是齊國首城，姜太公首封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現在河西、營丘、黎家等村尚有大汶口、龍山文化遺存和原始宮殿遺蹟。現古城村外有齊國故都遺址，當年城廓至今依稀可見，碑碣尤存。
太公祠
崇山石祖林，建築古老，翠柏蒼然，是後世領略太公遺風，體味古都風采的最佳去處。牛山，古營丘地標之一。牛山現存的九曲溝、五道口、神仙炕、皇陵崗為營丘四景，是古代已開發的旅遊勝地。崇山是遠古東夷時代的祭台遺址，石祖林是巨石崇拜時期的遺物，也是遠古東夷父系氏族社會進入盛期、男性生殖崇拜時期的產物，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在世界範圍內實屬罕見。古代孝賢楷模王裒，一生忠孝之事跡，在當地周邊地區及全國各地廣泛流傳，王裒聞雷泣墓事跡被列入中國古代《二十四孝》。古老的營丘大地，人文歷史淳厚，擁有《馬宋餅的製作技藝》、《姜太公與營丘》、《孝子王裒的傳說》等5項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境內有國家大型水庫白浪河水庫和國家中型水庫馬宋水庫，濰坊市的母親河白浪河橫穿鎮境，環境優雅，水資源豐富。
姜太公治齊，又經二世丁公，三世乙公，四世癸公，五世哀公。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王朝烹哀公，立其弟，稱胡公，胡公遷都薄姑。周曆王十九年（公元前860年）齊哀公的舅父（名山）率營丘人襲薄姑，殺胡公，自立後國君，稱獻公，把國都遷至臨淄。
宋朝建隆三年（962年）始置昌樂縣，取昌盛安樂之意而得名。
引用考證資料
齊國古都山東省昌樂營丘
營丘故城舊址。
營丘故城舊址。營丘故城，原分“外城”、“內城”、“皇城”三廊。原外城建有東、西、南、北四城關。《昌樂縣誌》載：“營丘故城，類今燕都制度，原有外城廣袤二十餘里。”城垣已塌無跡。據考：東門，即現馬宋鎮古城村東十五里，今坊子區范家莊東北隅里許，原有東門石碑為記；西門在古城村西五里，北申明亭村西南“女媧廟”處，原廟碑記有：“古城西關西門外，女媧娘娘廟”字樣；南門在古城村南十二里，高家辛牟村東南隅“府君廟”前，現存南門石碑右上一角為記；北門在古城北六里，濰城區張、陳官莊村附近。符合周初：“列地卦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品之制的制度（周里小於今里）
內城：舊雉堞成正方形，廣袤為一千五百米，即古營丘城址。城垣周長十一點二華里，今稱營丘古城遺址。《周禮·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今內城實際為一百五十雉。現今仍存有四千五百米、寬十五米之城垣殘跡。位於今河頭村東里許，白浪河西岸，今營丘村西二里處，金釵河北岸，距昌樂縣城東南二十四公里，北緯36°34’，東經119°02’。嘉慶版《昌樂縣誌》古蹟考云：“古營丘城，豈太公之所築。仰漢時，因太公之舊，而築之歟。”今古城村即古皇城。原有太公祠，唐朝長壽年（公元692年）建。另有八角琉璃井乃皇井遺蹟。皇城南門外，原有漢朝隱士逢萌墓道碑，今徙置古城村東南角處。皇城北門外，原有唐朝嗣聖十八年（公元702年）北海縣令竇炎鑿渠遺址和竇公渠碑。
營丘故城，在齊魯境內，屬古老地區之一，據考已有四千五百餘年的歷史。唐杜佑《通典》載：“黃帝方制天正是，立為萬國。顓頊之所建，帝嚳之所授，創建九州。少昊時（公元前2590年）爽鳩氏已居營丘。”《太平寰宇記》載：“昌樂東南五十里營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國。當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伯陵；周以封太公為營丘。”《山東通志》載：“青州，古爽鳩之虛。《禹貢》為青州，周為齊國。”據明嘉靖《青州府志》載：“少昊爽鳩氏，帝少昊之司寇也，帝以鳥名命官，司寇主擊盜賊幫名。今昌樂營丘是也。”《續山東考古錄》云：“古風質樸，以官名、人名為國名耳。”時營丘地，故曰：爽鳩國。
周朝：《竹書紀年》載：“帝辛（紂王）三十一年（公元前1123年）西伯（文王）治兵於畢，得呂尚為師。翌年，武王興師伐紂克之。繼命姜太公呂望東征。伐奄國五十，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逐萊人地入於齊。非鷹揚元勛，不足以彈壓東方，故特封之營丘。”又載“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122年），巢伯來賓，逐大封諸侯。”《昌樂縣誌》載：“周武王十有三年夏四月，封尚父於齊，都營丘。按：營丘故城，即太公始封之地，歷六世，始遷都臨淄。”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載：“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呂望做齊侯，呂尚都營丘，山東省昌樂縣。”司馬遷《史記》曰：“太公封齊，兼五侯地。”即斟、斟灌、莒、薄姑、紀地。《青州府志》載：“周齊太公呂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謂之呂侯，商末太公起魚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亂，封於齊都營丘。……齊始封昌樂、再徙博興、又遷臨淄。傳卅一世，為田氏所篡。太公傳子丁公呂 ；及傳子已公呂德；德傳子癸公呂慈母，慈母傳子哀公呂不辰；紀侯及之於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呂靜，是為故公；胡公徙都薄姑（今博興縣柳橋鎮處）。齊哀公少弟呂山怨胡公，與其黨襲殺胡公，而為獻公；獻公盡逐胡公子，徙都監淄。”嘉慶版《昌樂縣誌》載：“周曆王十有九年（公元前856年）齊哀公弟山，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為獻公，徙治臨淄。”《竹書紀年》卷九周記載：“康王六年（公元前1072年），齊太公薨；康王十六年賜齊侯命。”（及，姜太公之子，丁公呂及）。又見清朝乾隆年間，禮部侍郎閻循觀《西澗草堂詩集》“登木樑台”詩云：“層台冠西嶺，雲際獨攀登；滄海遙如帶，沂山近可憑；地崩庚戌水，銘記太公陵；欲辨臨淄誤，返周亦缺徵。”並詩後加注云：“雍正八年，大水台崩，得古碣雲，齊太公之墓，碣旋裂。”史料可見，僅姜太公一人，在昌樂縣營丘，治國修政達五十年，相沿姜姓五世六侯，都治營丘稱齊國，歷時一百八十八年。並非始封臨淄。
關於昌樂營丘與臨淄營丘之爭論，原錯誤出自魏朝酈道元《水經注》，誤定營丘為臨淄。後見清朝全祖望《全校水經注》給予反駁云：“淄水出其前左營丘，誤也。臨淄城中雖然有丘，淄水逕南而北，非營繞之意。”又云：“周成王封師尚父於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丘。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丘也；作者多以丘陵號曰緣陵。又去萊差近，成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是也。”又據《山東古國考》云：“昌樂營丘屬於萊夷國都。”萊夷部族哪有不爭之理。《濰縣誌》云：“商周濰縣地屬萊國。”可見，姜太公所爭之營丘，並非臨淄城，因為萊國與臨淄相距甚遠。《爾雅·釋丘》載：“水出其前， 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此以水在丘之前、後、左、右名之也。”民國四年版《辭海》解釋：“ 丘，謂水在丘之前也（今金釵河）；沮丘，背水以為險也，沮同泄字（今官莊河）；正丘，水出其右，古人以南為正，故以西為右，則流不遠，當止也，爾雅亦稱丘。（原竇公渫上遊河）。營丘，水出其左，（今白浪河）曰：營丘”。當時昌樂營丘，地處四河中央，故有城處脈中之說。其地形地貌完全與《爾雅》記載相符合，而臨淄古今都不具備這一地理特徵，只見淄河旁其左。今古皇城（古城村）東南隅數步有丘，今稱石埠，長寬里許，因水土流失，今不甚高，標高63.1米。清朝翰林院學士、工部侍郎閻愉《營丘辯》文，肯定此石埠為營丘之丘。
今有金釵河流其古城前；東面有白浪河旁其左；北有官莊河背其後；古城西，竇公渠水出自古城西南“蛤蟆塘”，水自城西側北流，由“皇城”後東折流入後官莊河，當時營丘四水縈繞，故名營丘。而酈道元只依水出其前左，牽強應和臨淄地形，又言：“城對天齊淵，故有齊城之稱。”釋雲“天齊淵，是天之腹臍；漂瓦出木，記有‘齊’字等”雲。對臨淄營丘因事附會，遺謬誤於千載。唐朝顏師古早已考稱：“昌樂營丘是舊營丘。”若有新營丘，臨淄城不過是沿襲老營丘名而已。在清朝乾隆年間，據傳有一次營丘之爭的大辯論，最後乾隆御批昌樂縣為“尚父初封地”，做為昌樂城中“保障坊”的匾額。至今殘坊尚存。從太公封營丘至齊桓公改稱緣陵，營丘名稱歷時又三百餘年，加之周朝前一千五百年，營丘名稱歷時一千八百餘年。
春秋戰國時：營丘稱緣陵。嘉慶版《昌樂縣誌》載：“襄王六年春，諸侯城緣陵。按：緣陵齊邑，殆因營丘緣陵而得名也。”《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緣陵即營陵，古城在今山東省昌樂縣東南五十里。”《通志》云：禹“後裔，東樓公九世，成公遷緣陵。至文公又遷淳于（今安丘市杞城）”。《府志·封建表》載：“周靈王廿三年（公元前594年），杞文公名‘益’，始遷淳于。”依此計算禹後裔東樓公，在緣陵稱杞國，歷時一百二十九年。嘉慶版《昌樂縣誌》載：“敬王時（公元前519年），孔子弟子名‘後處’，字子裡者封此，唐追封為營陵伯。”
西漢時：漢高祖劉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從兄劉澤為營陵侯，都治營陵。《史記》卷十八表云：“營陵侯劉澤，漢三年為郎中，擊項羽；十年封從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侯。與高祖疏親劉氏，世為衛尉，封萬二千戶，漢高祖十一年，即營陵侯劉澤元年。”從此緣陵始稱營陵。營丘地自齊桓公元年稱緣陵，至漢高祖十一年改稱營陵，緣陵之稱歷時五百餘年。西漢時，營陵首為北海郡治所。《後漢書·地理志》載：“北海郡，景帝中元二年置（公元前148年），戶十二萬五千，口五十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九。領縣二十六：營陵或曰營丘，莽曰北海亭。劇魁，侯國。都昌。平望，侯國。平的，侯國。斟，侯國。桑犢。平城，侯國。新城，侯國。成鄉，侯國。膠陽，侯國。”以上共廿六侯國及縣，西漢時候國與縣並存。新莽（王莽）天風元年（公元14年）改營陵北海郡為北海亭。嘉慶版《昌樂縣誌》載：“建武四年（公元28年），伏恭字叔齊，為營陵侯。光和六年（公元189年）應劭為營陵縣令。”《後漢·郡國志》載：“北海國（治劇縣），領十八城：劇、營陵、平壽、都昌、安丘、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高密、昌安、夷安、膠東、即墨、狀武、下密、挺、觀陽”。建十一年（公元206年）北海國改為郡。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北海郡改為國。三國青龍元年（公元233年）北海國改為郡，又營陵縣地。三國青龍元年後，營陵又為北海郡治所。《補三國疆域志》載：“北海郡領平壽、下密、膠東、即墨、都昌、觀陽七縣。”晉朝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廢魏立晉。此時營陵、劇縣劃歸徐州部，琅琊國東莞郡。《晉太康地理志》載：“晉因漢制，營陵先屬北海郡，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分琅琊置東莞郡，營陵屬之郡下。”《山東通志》云：“東莞郡統縣人：營陵、朱虛、安丘、益、臨朐、劇、廣。劇、營陵屬焉。”元康十年（公元300年），城陽之營陵等十一縣為高密國。晉明帝太寧元年（公元232年），秋八月，石虎陷青州、營陵、劇地入後趙，歷時卅三年。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慕容德陷青州、營陵、劇屬南燕十年。南北朝劉宋明帝泰始五年（公元469年），營陵屬膠州平昌郡。北齊承光元年春（公元577年），後周興師滅齊，營陵、都昌兩縣屬後周，歷時廿七年。
古老的營丘，東方大邑，歷經滄桑，幾經沿革，逐漸演變為農村。今見營丘故城遺址附近，僅存古城村、營丘村、營丘河南村、城南村、古城店、城角前沿等象徵性村莊而已。華都麗邑，昔日輝煌，已陷湮隱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但是，營丘古蹟，歷史之文明，卻給齊魯文明之邦，留下了光輝的史碑。
註：營丘之“丘”，明初倡儒學，為避孔丘之“丘”字，官令“丘”旁加阝，明後丘字為邱。故屬同一字義.
齊初都營丘的考證
昌樂自夏朝始稱營丘。西周初封姜太公於齊，建都營丘，就是今之昌樂。齊國在昌樂營丘經歷一世太公、二世丁公、三世乙公、四世癸公、五世哀公、六世胡公，胡公徙都蒲姑(今山東博興縣)，公元前860年(周厲王十九年)，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盡逐胡公子，因徙蒲姑都，治臨淄，齊國自此都臨淄。這本是歷史事實，但由於多種原因，卻陰差陽錯，有人將後遷之臨淄訛傳為初都之昌樂古營丘。
我原是高中語文教師，對這段歷史沒特別關注，1982年，受命參與編修《昌樂縣誌》，才覺得昌樂就是古齊國初都之營丘這一歷史細節必須弄清，就到昌樂營丘故城、臨淄齊都故地進行實地考察，翻閱有關歷史典籍，搜尋昌樂營丘即古齊初都的有關證據，先後寫出拙文《整理舊志要注重考證》，發表於《中國地方志通訊》1984年第三期，《齊都古營丘試探》發表於《東嶽論叢》1986年第二期，明確闡述了古齊初都之營丘在昌樂的觀點和所持論據。很快就有學者對我的觀點提出反駁，我最早看到的是原載於《管子學刊》後又被新編《臨淄區志》在“附錄”中轉載的《營丘考》、《齊都古營丘續考》兩篇文章，指名與我“商榷”反駁，我只好進一步考察閱典，獲取新證，據理力爭，針對其所提問題一一進行反駁。如：《齊都營丘續考》一文說：“《昌樂縣誌》主昌樂營陵說，而《臨淄縣誌》則主臨淄說，兩者同屬地方志，究意哪種說法更正確呢?”為說明這個問題我放下《昌樂縣誌》不說，單說《青州府志》，以明嘉靖版府志為據，因為明代昌樂、臨淄同屬山東布政使司管轄，《府志》對於轄區內各縣的記述，應該是客觀、公正、無可指責的。我並擺出《府志》中有關昌樂、臨淄的記載：
卷十一：昌樂縣城：古營丘地。
臨淄縣城：在古齊城西南。
卷十二：周，齊太公呂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謂之呂侯。商末，太公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亂，封於齊，都營丘。……齊，始封昌樂，再徙博興，又遷臨淄，傳三十一世，為田氏所篡。
這裡明明寫著：“齊始封昌樂，再徙博興，又遷臨淄”，沒有一句含糊、模糊之辭啊!
沿革表中說得更清楚：
昌樂縣：夏代始稱營丘，周代為太公封國，稱營丘。
臨淄縣：周代，以營丘封太公為齊國，後獻公徙都臨淄，亦營丘地。
《青州府志》記載齊初都昌樂，後遷臨淄，實在是明確而肯定的。
《齊都古營丘續考》一文中還說：“如果營陵即太公始封之營丘，理應建有太公廟。……事實上太公廟在臨淄而不在昌樂。”這一意在否定營丘在昌樂說的假設，恰恰為營丘在昌樂說提供了證據：因為昌樂確有太公廟。昌樂太公廟始建於唐，《齊乘》有載。後經歷代重修增建，至清末已成占地六畝規模。廟宇建於高出地面兩米的台基之上，有五間，座北朝南，磚木結構，兩山起脊，脊臥雙龍，斗拱飛檐覆琉璃瓦，門額掛金色正楷“賜履靈堂”橫匾，門左右兩邊明柱有篆書對聯：“天子尊之曰父，聖人奉以為師”。殿內神台正中塑有太公坐像，兩側分別塑有散宜生、南宮适像，雕樑畫棟，壁畫滿牆，所畫多為《封神演義》故事。整座祠廟氣勢恢宏，蘊含豐富。每年農曆三月十八，也就是傳說姜太公生日這天，四方百姓前來朝拜，文人墨客也來助興，使太公廟前形成熱鬧非凡的香火盛會，香菸繚繞，遊人如織。清代詩人田書獻因睹廟會盛況，追憶太公偉業，曾作《太公祠》，詩記云：“一自溪畔罷釣鉤，滿懷韜略在九州，當年不入飛熊夢，安得鷹揚顯白頭。”臨淄建有太公廟，是因齊獻公遷都臨淄後，共在臨淄經營638載，昌樂建有太公廟除因齊太公最初建都於此以外，還能有什麼理由呢?針對以上兩文所提問題，我又寫成一短文《齊都古營丘續探》寄往原發《考》、《續考》兩文的《管子學刊》，僥倖得發於1992年第一期。
1997年，一天在大集上，一位老同志忽然拉住我說：“《聯合日報》又發表了一篇文章，明確說營丘不在昌樂，你快再寫篇文章駁駁他。”當時我已退休，並沒看到這篇文章。我去政協請朱彬占秘書長幫我找來那篇文章一看，那文章是《齊國“營丘”考證》，(以下簡稱《齊》文)，文中明確道出“營丘不在昌樂”，而主在壽光咼宋台。其否定昌樂的理由提出四條。
“……提到昌樂營丘說的，一般是推測性的，有些地方志書很難駁倒歷史名著和考古專家”。對此，我以地方志的史學價值和《山東通志》、《青州府志》的具體記載進行了反駁，不是方誌“很難駁倒歷史名著和考古專家”，而是歷史名著和考古專家很難駁倒地方志的實地記載。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齊紀結為仇敵，史書有一日三戰之說……故營丘不可能在昌樂。”其實齊紀結仇雖為史實，但與營丘位置毫無關聯，根本扯不到一起，因為姜太公受封於齊，建都營丘在前，而周烹哀公、齊紀結怨是在齊歷五世之後，怎么能用五世之後的齊紀結仇去證明百多年前的太公建都之事呢?豈不是本末倒置嗎?就如今人建房選址，哪有慮及五世後孫的恩仇呢?自然，“一日三戰”與太公建都也毫無關聯，即使硬要說有關聯，也不能說明營丘位置，因為兩國交戰，多在接壤交界處，而不在兩都城，兩國都城相距甚遠，而疆土毗連，若結仇交戰，一日三戰五戰不足奇。就像兩縣，縣城相距很遠，而邊界居民卻可種地相挨，雞犬之聲相聞，一日交往數次。
《齊》文引《史記》說：“太公至國，都營丘，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認為昌樂營丘“相隔窮山惡嶺，四條大河，距海太遠，何其‘便漁鹽之利’?”這顯然是忽視了“都城”與“疆域”兩個概念，齊為“泱泱大國”，疆域遼闊，直達海邊，建都營丘怎么就不能“便漁鹽之利”呢?如今我們山東省，省會在濟南，不是照樣“便漁鹽之利”嗎?
《齊》文還提到“從地理環境考證，壽光咼宋台占著特定的優勢，壽光是山東東部通往京津和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海運陸運四通八達。”這更是根本站不住腳的理由，因為太公受封建都在公元前11世紀，而絲綢之路是公元2世紀後才逐漸形成的，那時的京津地區也毫無繁華可言，怎么會影響太公建都呢?
由於科學的發展和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認可古營丘在昌樂者越來越多。為獲教意，我曾寫信向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請教，獲得明確答覆：“營丘在昌樂說是正確的。”近年省有關部門要出版古代地圖，銳意將歷史上有爭議的地區求出定論，曾分赴昌樂、臨淄考察古營丘地論據，來昌樂考察時，縣裡叫我去率先發言講述論據，後上級來通知，明確認定西周初都之古營丘是在昌樂。
上級有關部門雖已認定營丘在昌樂，但我們昌樂人是否人人能講出這事的子醜寅卯?如果有人仍執意否定，是否能據理而爭?是否還會有人生髮一些否定營丘在昌樂的意見和理由?我們將如何因時因地因人制宜而對?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廣泛學習、宣傳姜太公與齊文化，大力弘揚古營丘光輝歷史，為我們昌樂縣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1]
附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覆信
趙守誠同志：
來信已悉，關於齊國建都問題，我所陳可畏同志給您做了解答。僅供參考。
致
禮
歷史研究所
1983年10月1日
附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陳可畏同志的解答文
趙守誠同志：
來信早就收到了。因為工作忙，今天才回信，實在抱歉!
關於西周齊國最早的都邑營丘故址在何處?自來有兩說：一說在今淄博市臨淄北臨淄故城內，一說在今昌樂縣城東南五十里。《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縣下注云：“師尚父所封。……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呂瓚曰：‘臨淄，即營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鴆氏居之，逄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今齊之城中有丘’。師古曰：‘瓚說是也。築營之丘，言於丘地築城邑’。”同書在北海郡營陵縣下又注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呂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淄、營陵，皆舊營丘地’。”有於營丘在臨淄故城外城中之說始於《晏子春秋》，而漢至唐的許多名家和地理名著均從其說，遂成為傳統正說。但是歷代兩說爭論不已。[1]究竟哪一說正確呢?這要從早期的歷史記載來考查：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殊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六傳至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由上可以看出：一、營丘距位於膠東地區的東夷大國萊國很近。二、臨淄和營丘決不在同一地點。因為同一地點不可能同時兩個名稱。此外，在臨淄故城內，考古工作者沒有發現齊獻公以前的文物，可見，營丘故址在臨淄故城內之說是錯誤的。
營丘故址應在今昌樂縣城東南五十里。春秋時名緣陵。‘緣’實為‘營’音之轉，‘陵’即丘。至漢改置為營陵縣，‘營陵’實即營丘。其地接近膠東故萊國，故胡公避免威脅而遷都薄姑;獻公奪取政權之後，以薄姑為胡公的根據地，遂復東遷，不敢復都營丘，遂選擇位於淄水西岸的臨淄作為都城，以防禦萊人的突然襲擊。不僅許多地理名家和名著提到營丘在昌樂東南五十里，而且營丘故城內還有姜太公墓等遺蹟、文物，足見其說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