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衛(明朝官署名):機構沿革,前身,成立,成熟,末期,官職等級,機構組織,長貳正

錦衣衛，設立於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十六日，前身是儀鸞司。

以官制完備為標誌，錦衣衛的職權在明憲宗成化年間基本發展成熟，緝捕讞獄及城市管理是錦衣衛堂官的首要職掌，侍衛皇帝則居次要地位。北鎮撫司官專理詔獄，錦衣衛各司房處理的案件以京師地區一般犯罪居多。

中後期的堂官、鎮撫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選，嘉靖中葉以後，文化與司法考試是選官必經之途，從而使文臣子孫掌握衛務，錦衣衛趨於文職化。堂官、鎮撫司官職掌、排序及其人選要求顯示，明中後期錦衣衛的性質更接近於治安司法機構，是明中後期文治道路的典型個案。

錦衣衛官職還兼有寄祿官的性質，大批帶俸軍官被安置進了錦衣衛及其他親軍衛所，世襲軍職開始向世爵轉化，而大量畫師、工匠、翻譯等特殊人才受到皇帝的賞識，卻因為原有的官僚體系中沒有對應的位置，於是這些人大多被安置進了接近皇帝的錦衣衛，文官群體也被納入恩蔭世襲錦衣衛的行列。

基本介紹

中文名：錦衣衛
成立時間：1382年5月29日
結束時間：1661年

機構沿革,前身,成立,成熟,末期,官職等級,機構組織,長貳正官,千戶所,鎮撫司,其餘各司,各房,官員選任,緝捕官校與宦官弟侄交替掌事,考試政策的確立與實施,文臣子孫掌握衛務,屬員選任,軍匠,力士,將軍,校尉,主要職能,侍衛皇帝,出京作戰,監察文武,司法職能,緝捕管城,外事職能,傳宣詔命,傳遞文書,服務皇室,代祭守陵,帶管工匠,監督考試,監護倉場,參與救災,軍事編制,制服配置,高官,校尉,將軍,後世形象,

機構沿革

前身

錦衣衛，設立於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十六日，前身是儀鸞司。

關於儀鸞司，《明太祖實錄》這樣記述：

洪武三年六月乙酉，置親軍都尉府及儀鸞司。初設拱衛司，正七品，管領校尉，屬都督府。後改為拱衛指揮使司，秩正三品。尋以拱衛司似前代衛尉寺，又改為都尉司。至是，乃定為親軍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後五衛軍士。設儀鸞司隸焉。

按照這一記載，儀鸞司應該設定於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二十八日，但同樣是在《實錄》當中，儀鸞司已經在此前出現過多次。如吳元年（1367年）十二月十九日，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在呈進的即位禮儀中提到：

前期，侍儀司設表案于丹墀中…宿衛鎮撫二人位於東西陛下，護衛百戶二十四人位於宿衛鎮撫之南，稍後…其丹陛上，設殿前班指揮司官三員，侍立位於陛上之西，東向。宣徽院官三員侍立位於陛上之東，西向。儀鸞司官位於殿中門之左右，護衛千戶八人位於殿東、西門之左右，俱東西相向…

可見，儀鸞司在明朝立國之前已經存在，洪武三年（1370年）只是調整了它的隸屬關係。《實錄》洪武三年六月這條記載中提到的拱衛司同樣成立於朱元璋稱帝之前。龍鳳十年（136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置拱衛司，以統領校尉。屬大都督府，秩正七品。」拱衛司本是皇帝的保衛部門，之所以會頻繁用於禮儀活動，這要從前朝制度中尋找答案。

儀鸞司的源流

皇帝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盛大的儀仗是其至尊身份的體現。龐大的儀仗隊及其道具勢必需要設定專門的機構進行管理。

儀鸞司的稱謂最早出現在五代時期。後晉開運三年（946年），契丹大軍南下，後晉皇帝石重貴被廢黜。次年正月，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入主，石重貴等被強行遷往黃龍府安置「以宮嬪五十人、內官三十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人、御廚七人、茶酒三人、儀鸞司三人、軍健二十人從行」。

宋代，儀鸞司隸屬衛尉寺。衛尉寺「掌凡幄帟之事，大禮設帷宮，張大次、小次，陳鹵簿儀仗。長、貳晝夜巡徼，察其不如儀者，押仗官則前期稟差」。「舊制，判寺事一人，以郎官以上充。凡武庫、武器歸內庫，守宮歸儀鸞司，本寺無所掌。元豐官制行，始歸本寺」。由於皇帝儀仗中包含眾多兵器，所以宋代的衛尉寺下轄內弓箭庫等四個部門「掌藏兵杖、器械、甲冑，以備軍國之用」，儀鸞司則專「掌供幕帟供帳之事」。

衛尉寺在宋室南渡後撤銷，併入工部，而儀鸞司因為客觀需要一直存在，在蒙元時期也繼續履行禮儀職能，如皇帝即位接受朝賀時，「前期二日，儀鸞司設大次於大明門外，又設進冊案於殿內御座前之西，進寶案於其東，設受冊案於御座上之西，受寶案於其東」。

拱衛司的源流

從宋代衛尉寺的組成來看，相當一部分任務需要軍士來完成。北宋滅亡後，入主中原的金國在宋制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體制，在禮儀方面，儀鸞司得到保留，衛尉寺則沒有重建，而是新設了一個拱衛司。

拱衛司的前身是龍翔軍，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更名為神衛軍，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定名為拱衛直使司，簡稱拱衛司。拱衛司設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等官「掌總統本直，謹嚴儀衛」。拱衛司還有一支番號為威捷軍的直屬部隊，不過其上級單位是「掌朝會、燕享，凡殿廷禮儀及監知御膳」的宣徽院。

宣徽院也統轄一部分軍士「所隸弩手、傘子二百三十九人，控鶴二百人」。金國的拱衛司是一個兼具禮儀和保衛職能的機構，但參與宮廷各類禮儀應是主要職能。拱衛司及宣徽院分別統轄一部分軍隊是宮廷禮儀中包含大量軍禮或類似形態禮儀的需要。

蒙元的拱衛司設定於鹹淳二年（1266年），在忽必烈統治期間曾有多次變動，1295年最終定型為正三品武職機構，且不再隸屬於宣徽院。雖然成為獨立機構，但主要職責仍是參與禮儀活動。如崇天鹵簿中的控鶴第一隊、第二隊即分別由兩個拱衛司指揮使、指揮僉事主持。

蒙元的拱衛司雖為專設機構，但主官卻不一定是專職，如朵爾直班即曾以資政院使的身份，在提調宣文閣、知經筵的同時「兼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憐口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類似例子很多，茲不枚舉。

朱元璋早年隸屬韓宋，而韓宋建立之初，日不暇給，制度草創，多承襲元制，中央設中書省，地方設行中書省，朱元璋也沒有做大的改動，拱衛司因此和儀鸞司一樣，繼續履行和前朝類似的禮儀職能。

立國前的多頭禁衛

拱衛司在龍鳳十年（1364年）十二月初設時只是正七品衙門，但很快恢復為正三品的指揮使司，且是後來統轄五衛軍士的親軍都尉府的前身，似乎不僅僅是個禮儀機構。

在朱元璋稱帝的大典中，陛下站有兩個宿衛鎮撫和24名護衛百戶。從名稱上看，宿衛鎮撫及其後站立的護衛百戶應是皇帝禁衛部隊的重要成員。

在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成立親軍都尉府之前，當年二月，明廷決定設立留守衛指揮使司。史載「國初，嘗設都鎮撫司，總領禁衛。後隸大都督府，秩從四品，統率各門千戶所。尋改宿衛鎮撫司。至是，升為衛，專領軍馬守御各城門及巡警皇城與城垣造作之事。」留守衛的前身是宿衛鎮撫司，宿衛鎮撫司的前身則是都鎮撫司。

都鎮撫司設定於韓宋龍鳳二年（1356年）。當年七月初一，韓宋設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以朱元璋為平章政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鎮撫」。

按照元制，皇帝「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朱元璋為江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總省事」，都鎮撫司在元代是行省的下屬機構，朱元璋設定都鎮撫司符合當時人們對都鎮撫司職能的認知。

朱元璋當時還下令設定了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和各翼元帥府等軍事機構。龍鳳十年（1364年）正月初一，因朱元璋於龍鳳九年（1363年）安豐之戰救駕、鄱陽湖之戰擊敗陳友諒，韓宋進吳國公朱元璋為吳王。同日，建吳國百司官屬，其中「都鎮撫司都鎮撫，正五品」。

當年三月四日，更定大都督府等衙門官制：

都鎮撫司都鎮撫，從四品，副鎮撫，從五品，知事，從八品。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都護，從二品，經歷正六品，知事從七品，照磨從八品。統軍元帥府元帥正三品，同知元帥從三品，副使正四品，經歷正七品，知事從八品，照磨正九品。各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正三品，同知指揮，從三品，副使，正四品，經歷，正七品，知事，從八品，照磨，正九品。

從品級上看，都鎮撫司官員的級別雖然上升了一級，但仍明顯低於親軍指揮使司和元帥府官員。據此推斷，龍鳳二年（1356年）設定的都鎮撫司的級別應該也在親軍都指揮使和各翼元帥府之下。

龍鳳四年（1358年），朱元璋任命外甥李文忠為「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總制親軍的副都指揮可兼任元帥府長官，顯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才是內最高級別的軍事機構。龍鳳九年（1363年），康茂才由親軍副都指揮使升任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都護，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在朱元璋龍鳳十年（1364年）進爵吳王更定官制時被定為從二品衙門，僅次於從一品的大都督府。

在更定官制的當月，朱元璋下令「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南京以外地區原設的各翼元帥府，亦「悉罷諸翼而設衛焉」。從品級上看，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應該是這17個親軍衛的上級主管部門，而康茂才在此前一年由親軍副都指揮使調任親軍都護府都護則顯示都護府是由此前設立的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更置而來。

在創業階段，直屬親軍既是朱元璋的禁衛軍，也是一支可以隨時調動的戰略預備隊。龍鳳十年（1364年），吳王朱元璋一次性設定了17個親軍衛，實力遠高於外衛，顯示其對親軍部隊非常重視。

龍鳳十年（1364年）是朱元璋整合官制、兵制的關鍵年份。當年四月，他下令行部伍法，廢棄混亂的樞密、平章、元帥等職位，按諸將實際統轄軍數，分別出任指揮、千百戶等軍職「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眾皆悅服，以為良法」。同月，「改各門總管府為千戶所，設正副千戶各一員」。

當年十月，參議府臣僚進言：「初，設省都鎮撫以制轄行省軍馬，總禁衛之司。今行省既改為中書，而大都督府並掌戎機，若以都鎮撫屬本府，則事歸於一。上以為然，遂以都鎮撫為大都督府鎮撫，秩從四品，掌調各門守御千戶所。」

都鎮撫司在朱元璋任江南行省長官時名義上是行省的主要軍事機構，參議府說它是「總禁衛之司」，道理上說得通。不過隨若控制區域的擴大，都鎮撫司並不能管轄行省以外的區域，其地位勢必日漸萎縮。而朱元璋身份的日漸提升，低級別的都鎮撫司顯然也承擔不了繁重的保衛任務。朱元璋採納參議府的建議，將都鎮撫司降格為只管轄南京各門守御千戶所的大都督府從屬機構，也是形勢使然。

不過在同年十月，朱元璋下令「革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統軍元帥府、萬戶府，並都護府斷事官、知事於大都督府」，則是一項意義非凡的舉措。這一政令將其個人直接統率的親軍部隊在形式上轉交給了大都督府管理。雖然此時的大都督是他的侄子朱文正，無須擔心他的忠誠度，但從長遠上看，無疑是對君權的削弱。

都鎮撫司品級過低，親軍部隊又承擔著繁重的戰略任務，朱元璋當然也有獨立的保衛部隊，按《實錄》記載，早在龍鳳四年（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即曾「選寧越七縣富民子弟充宿衛，名曰御中軍」。這支番號為「御中軍」的部隊即是朱元璋的專職禁衛軍。

關於朱元璋創業階段的禁衛軍，《七修類稿》記載「太祖國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焉；晝則侍從，夜則直宿，以為心腹。登報後，總兵官家眷俱要京中居住，謂同享富貴，二者雖若寵之，實防之也。」

君子衛、舍人衛的記載在明代官方著述中難覓蹤影，但在私家筆記、野史中則頻繁出現，武官子弟以舍人身份進入禁衛隊伍的例子很多，文官子弟入選侍衛隊伍的個案確實存在。如廣西人陶梁民「以父布政司，賜籍為新會人。由錦衣衛舍人，授廣州左衛左所試百戶」。布政司官員是文職。陶梁民出身於錦衣衛舍人，錦衣衛洪武十五年才成立，說明洪武中後期仍然存在文官子弟進入禁衛隊伍的現象。類似的例子還有兵部尚書唐鐸的弟弟唐鑒，洪武二十五年十月「以唐鑒為散騎舍人，隨直宿衛」。

龍鳳四年（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將新光復的婺州路更名為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為知府，帳前總管陳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三百戍之。義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帳前總管王道同為義烏知縣，楊苟為武義知縣」。當月即從當地富民子弟中抽選御中軍，很大程度上應是展示對新附地區社會上層的信任，客觀上兼有人質的性質。武官子弟及社會上層人士子弟以禁衛軍身份入質的情況下，文官子弟想必也難以例外入選禁衛隊伍的現象，君子衛不能輕易否定。

御中軍兼具多重職能，未必真的能成為朱元璋的心腹。史載，攻取婺州不久，朱元璋親自到當地巡視。一次，微服夜行，以小先鋒張煥從行。在稱帝之前，先鋒軍是朱元璋軍隊中精銳部隊的稱號。隨朱元璋出行的張煥估計是帳前親軍先鋒之一。創業階段需要不時離開南京出巡甚至親自領兵出戰的朱元璋需要強有力的保衛力量，帳前親兵既是精銳又是直屬部隊，較之名義上的御中軍，顯然更具優勢。

吳元年（1367年）四月，朱元璋「命江西行省選精兵二千人充宿衛」。此時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已經裁撤，親軍諸衛已經劃歸大都督府統轄，朱元璋依舊從地方抽選精兵充當自己的禁衛軍，說明富有實際戰鬥力才是禁衛部隊的首選標準，展示信任和充當人質只是入選御用禁衛的附加功能。

綜上所述，在稱帝之前，朱元璋的禁衛任務呈現為多頭分擔狀態。仿效前朝先後成立的儀鸞司和拱衛司雖然負有保衛職責，但主要是儀仗隊，儀鸞司更是乾脆屬於文官系統。都鎮撫司作為江南行省初創時名義上的最高軍事機構對朱元璋的保衛工作負有領導職責，但過低的級別以及隨著疆域擴大導致的許可權萎縮，使之逐漸退化為宮邸和南京城的守衛軍，儘管曾一度享有宿衛鎮撫司的名號，但未能改變其與朱元璋距離越來越遠的現實。御中軍雖然出現較早，但附帶的籠絡與人質職能以及入選者不具備實戰經驗的先天缺陷使之只能充當名義上的禁衛軍，實際履行關鍵時刻保衛職責的則是侍衛親軍中的佼佼者。

龍鳳十年（1364年）是朱元璋實現政權統一、事權劃一的關鍵一年。當年十月，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被裁撤，原來擔負保衛和戰略預備隊職能的親軍諸衛劃歸大都督府統一管理。十二月，名義上承擔宿衛職責的武職衙門拱衛司成立。但過低的級別和不斷從地方抽取大量精兵進入禁衛隊伍的現實，使拱衛司不可能實際擔負起護衛全責。朱元璋的護衛力量仍將面臨新的調配和整合。

按照《實錄》的記載，龍鳳十年（1364年）拱衛司初設時只是正七品機構，負責「管領校尉，屬都督府。後改為拱衛指揮使司，秩正三品。尋以拱衛司似前代衛尉寺，又改為都尉司」。《實錄》中沒有明確記載拱衛司是什麼時間升格為正三品指揮使司的，從江陵人葉茂的履歷中可以大致推斷出來。「（葉茂），吳元年（1367年）以軍功除拱衛司使，尋升大使。洪武五年改儀鸞司副使，七年升大使」。

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儀鸞司被定為正五品衙門，設大使一人、副使二人。葉茂在洪武五年（1372年）晉升為儀鸞司副使，品級不會高於從五品，那么他此前曾擔任的拱衛司大使一職的級別肯定在五品以下，也就是說，至少在吳元年（1367年），拱衛司尚未升格為指揮使司，朱元璋的禁衛軍尚沒有一個與之規格、規模匹配的領導機構。從吳元年（1367年）到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短短四年多的時間裡，朱元璋的禁衛機構經歷了從拱衛司到拱衛指揮使司，再到都尉司、親軍都尉府的三次大的變動。

親軍都尉府的職能有幾點需要注意：

一是親軍都尉府仍然處於大都督府管轄之下。

二是拱衛司原本只負責統率校尉，校尉雖然也可參與護衛，但主要任務是「專職擎執鹵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與承擔禮儀職能的儀鸞司接近，而親軍都尉府下轄五個衛的士兵，顯然不是儀仗部隊，應是禁衛軍。親軍都尉府雖然統轄五個衛的軍士，但僅是三品衙門，和普通衛的指揮使平級，在體統上仍然沒有捋順。其時是否通過給都尉府高配長官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因為資料缺乏，暫時不明。

三是親軍都尉府轉化成專職禁衛機構後，原來拱衛司承擔的禮儀職能以及其下屬的校尉群體需要一個單位來接手。職能接近的儀鸞司無疑是最合適的選擇，葉茂能從拱衛司大使調任儀鸞司副使也證明了這一點。

洪武十二年（1379年）四月二十二日，《明太祖實錄》記載：

「遺儀鸞司典仗陳忠往浙江杭州諸府募民願為校尉者，免其徭役。凡得一千三百四十七人。校尉、力士之設，簽民間丁壯無疾病過犯者為之。力士隸旗手千戶所，專領金鼓旗幟，隨駕出入及守衛四門。校尉隸拱衛司，專職擎執鹵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三日一更直。立總小旗以領其眾，由總旗而升為百戶及各王府典仗，擇年深者為之。其餘有缺，則依例僉充。至是，隸儀鸞司。以數少，持詔募民為之。後罷儀鸞司，置錦衣衛；罷旗手千戶所，置旗手衛。校尉隸錦衣，力士隸旗手。」

由儀鸞司官員負責招募校尉，說明至遲到洪武十二年，明廷已經完成儀鸞司和拱衛司的職能整合。可見，明廷在親軍都尉府成立之際即把儀鸞司置於其下，早就有合併兩個機構的意圖。洪武四年（1371年）將儀鸞司升級為五品衙門，也是整合過程的一部分。

不過上面引用的這條史料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

一是陳忠的身份是儀鸞司典仗。

按照明朝的制度設計，「儀鸞司設司仗，改親王儀衛司司仗為典仗」，典杖應該是親王儀衛司屬官，不是儀鸞司屬員。明代校尉的服侍對象不僅是皇帝，也包括親王。親王之國時，「例撥校尉六百名」，設親王儀衛司統率之。這些校尉要從皇帝的校尉中劃撥。如宣德四年（1429年），明宣宗曾諭令兵部：「曩分撥錦衣衛多餘校尉於各王府，今後有告願還原衛報效者，勿聽。」又如弘治七年（1494年），兵部奏準：「比以雍王出府，奉旨於京衛撥儀衛司並群牧所隨侍臣共二十七員，校尉六百名，軍士一千一百名…先撥校尉三百名，暫令在京隨侍，待之國時再行奏請，於本府附近衛分撥軍士五百名補充群牧所之數，三百名改充儀衛司校尉之數。」

朱元璋有26個兒子，去掉太子朱標，如果每個之國的兒子都由儀鸞司足額撥給600名校尉的話，至少要15000名校尉。陳忠奉命到浙江招募校尉，正是因為「以數少，持詔募民為之」，估計是為部分親王之國做準備。如前引史料所示，校尉的晉升是從小旗、總旗直至百戶、典仗。陳忠的身份是典仗，估計前往浙江之前己經被調到某親王儀衛司，他招募來的校尉事先可能已經有了具體的配給對象。

二是校尉原屬於軍隊系統。

從設總小旗、百戶等各級職務來看，劃歸儀鸞司後，依然保持了軍事化的編制，這和儀鸞司主官大使、副使「冠文冠」，屬文官系統依舊不是很匹配。儀鸞司司仗，明初「秩比百戶」，是正六品。洪武四年（1371年）和王府儀衛司作區分後，典仗升格為從五品。

按理，原來同級別的司仗應該也上升到從五品。這樣，司仗就和儀鸞司副使平級了。雖然在體統上並沒有超越大使，但在明初重武輕文的大背景下，儀鸞司大使要正常履行職責，勢必要面對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另外，皇帝的校尉遠多於親王，僅僅設幾個百戶、司仗，很難有效管束，客觀上需要更高層級的軍官來主持日常事務。

親軍都尉府的級別和屬下軍士數量不匹配，儀鸞司長官和屬下校尉不屬於一個系統、品級缺乏足夠權威，明朝的禁衛系統仍將迎來新的調整。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發，明廷開始大幅度調整政治體制。在先後廢除中書省，提升六部，大都督府一分為五軍都督府的同時，朱元璋宣布各衛指揮使司降半級「皆為從三品，都指揮使司正三品」，「以金吾、羽林、虎賁、府軍等十衛職掌守衛宮禁。凡有支請，逕行六部，不隸五軍」。從龍鳳十年（1364年）廢置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開始，歷經大約17年時間，明太祖終於又重新掌握了一支直屬於自己的禁衛部隊。

親軍衛脫離都督府管轄，原本隸屬大都督府的親軍都尉府自然要有所變動。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十六日，明太祖宣布「改儀鸞司為錦衣衛，秩從三品」。這裡沒提及都尉府，估計此前已經撤併。為體現錦衣衛的特殊地位，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十八日，「改錦衣衛指揮使司為正三品」。至此，居親軍衛之首，錦衣衛制度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成立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十六日，明太祖改儀鸞司為錦衣衛，其屬有御椅司、扇手司、擎蓋司、旛幢司、斧鉞司、鑾輿司、馴馬司等七司，秩皆正六品。御椅、扇手等七司執行的無疑是儀仗職能。這些司的成員依舊是校尉，校尉主要任務是「專職擎執鹵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

按照明代的制度設計，衛之下都設有鎮撫司，主管本衛司法工作，設從五品衛鎮撫二員；千戶所下設所鎮撫二人，從六品。鎮撫司之下設司獄司，主持本衛監獄的管理工作。錦衣衛作為親軍衛，雖然地位特殊，但同樣設有鎮撫司。

錦衣衛出現在一個特殊時刻。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胡惟庸案爆發，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塗節先後捲入案中伏誅，御史台隨即被撤銷，作為御史台繼承者的都察院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才成立。錦衣衛成立的時候，中央司法機構只有刑部和五軍斷事司以及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一月才設定的大理寺和審刑司。

刑部等四機構可以審理的案件範圍廣泛，但唯獨不包括官員謀反一類的大案。此時有權管官的機構只有察院，但察院所屬監察御史只是負責監察的七品官，雖有揭發舉報的職責，但沒有審判權。此時追查胡惟庸餘黨的行動尚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當中，中央機構中又沒有專職的、可信賴的部門能獨立處理此案，作為嫡系親軍衛，同時下屬擁有完整法務部門的錦衣衛就成了一個重要的選擇。可以說，錦衣衛介入衛外司法事務，是因其先天優勢而在一個特殊時刻承擔的額外工作，談不上侵奪法司職權。

鎮撫司後來在職能上有所分化，直到成化十四年後，北鎮撫司專理刑事，而南鎮撫司職掌軍匠諸事，形成了兩個職事各異的平行機構。明廷為保證其審獄的獨立性和保密性，北鎮撫司治獄所得的供狀，可以越過錦衣衛堂上官直接上達皇帝，這意味著北鎮撫司在編制上雖隸屬錦衣衛，實際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掛靠機構。

以秘密偵緝為主要手段的錦衣衛監察職能從其誕生伊始就存在，但執行者僅限於行事校尉，且有相應的制度約束。錦衣監察與科道監察具有大體一致的功能，且互相制約，共同組成明朝的監察網路，明代的監察體系因此呈現出二元化傾向。由於獨立於文官體系之外，士大夫群體始終對其懷有敵意。明中葉，錦衣衛的緝查重點逐漸轉移到打擊妖書妖言和「捕盜」方面，對文武官員的監察功能讓渡給走到前台的東廠。

錦衣衛與明朝其他衛一樣，設有千戶所。明朝一般的衛都只統領五個千戶所，即前、後、中、左、右千戶所。由於錦衣衛的特殊地位，除了這五所之外，還設有其他千戶所。洪武十八年（1385年）是入選力士大量到京，增置錦衣衛中左、中右、中前、中後、中中、後後六千戶所分領。這六個千戶所的設定，是錦衣衛第一次大規模擴編，總計11個千戶所。

專職養象的馴象千戶所成立較晚。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月，「置錦衣衛所屬馴象、屯田、馬軍左右千戶所」。當年六月，又增設「錦衣衛馬軍前、後二千戶所」。明初定都南京，地處水鄉，因而在京各衛大都設有水軍千戶所，錦衣衛也不例外。至於屯田千戶所，在現存《(南京)錦衣衛選簿》中保留了大量屯田所官員的襲替資料，可以證明其在明代始終存在。在洪武年間，錦衣衛下轄千戶所有左右中前後五所，馬軍前後左右四所，中左、中前等六所親軍所、水軍所、屯田所、馴象所，共十九個千戶所。

洪武年間的錦衣衛下轄千戶所有19個之多，不僅侍衛皇室，發生大的戰事時，錦衣衛也承擔出京作戰的職責。明平雲南之戰後，由於雲南的局勢一直沒有穩定，明廷再次調遣大軍前往鎮壓並大量增設衛所，以鞏固戰果，錦衣衛官兵也大量進入雲南。永樂年間，錦衣衛官兵也參加了明徵安南戰爭、在鄭和下西洋期間的戰事。直到明孝宗弘治年間，錦衣衛官兵不再參加團營選拔（團營是土木之變後明廷選汰京軍的產物，是京軍承擔出京作戰的主體），雖然給事中蔚春及兵部先後提出反對意見，但都沒有能讓皇帝收回成命，等於在事實上免除了出京作戰的職責。

成熟

以官制完備為標誌，錦衣衛的職權在明憲宗成化年間基本發展成熟。

緝捕讞獄及城市管理是錦衣衛堂官的首要職掌，侍衛皇帝則居次要地位。北鎮撫司官專理詔獄，錦衣衛處理的案件以京師地區一般犯罪居多。

堂官、鎮撫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選，嘉靖中葉以後，文化與司法考試是選官必經之途，從而使文臣子孫掌握衛務，錦衣衛趨於文職化。堂官、鎮撫司官職掌、排序及其人選要求顯示，明中後期錦衣衛的性質更接近於治安司法機構。錦衣衛官制與職權演化的過程，是明中後期文治道路的典型個案。

按洪武官制，錦衣衛與其他衛所並無二致：堂上官設指揮使1員，正三品，指揮同知2員，從三品，指揮僉事4員，正四品；衛設鎮撫司，衛鎮撫2員，從五品。明代實行武官世襲制度，衛所武官以功勞升遷，子孫又以「恩蔭」世襲，每代都有人立功與世襲，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武官的人數就會膨脹，出現「冗官」的現象，官員人數與官缺定額不符、官員權責與所任官職不符。嘉靖時霍韜說：「錦衣衛官，洪武初年，舊官二百一十一員，永樂初年，新官二百五十四員，自永樂以後迄嘉靖六年，新增一千二百六十三員。」

造成錦衣衛「冗官」的，除了世襲的武官，還有受到皇帝的賞識的畫師、工匠、翻譯等特殊人才，被授予錦衣衛官銜，以及皇親國戚、勛臣子孫、宦官弟侄、文官等也被安排到錦衣衛「帶俸」。

衛所的官職與權責不符漸成普遍現象，指揮使與同知、僉事等官可能不僅不是該衛長貳甚至根本就沒有職務。於是，明廷任用錦衣衛官員也就不再拘泥於官職。如永樂八年（1410年），錦衣衛指揮使紀綱因功升為都指揮僉事，本應調都指揮使司任職，然而明成祖還離不開這個「爪牙」，遂命紀綱「仍掌錦衣衛事」。之後，又有都指揮僉事劉忠「掌錦衣衛事」。這意味著洪武官制表明武官職權、上下級關係等的作用開始喪失，更多用於代表官員的待遇級別而已，變成了散官（或者說寄祿官），而「掌錦衣衛事」之類的差遣才是實際職務。

明廷為解決衛所冗員眾多、管理混亂等問題，開始實行軍政考選制度，考選武官擔任掌印、僉書，分理衛所軍政。掌印、僉書等差遣性官職，本身沒有品級；官員的官階及相關待遇的高低由「指揮使」等有品級的職銜體現，以功勞敘遷。他們的官階往往升轉極快，升至都督以後，要改注「於五府帶俸」。如崇禎時的掌衛官劉僑列銜為「錦衣衛掌衛事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劉僑銓注於左軍都督府，卻在錦衣衛掌事，職務與官階的分離一目了然。同時，普遍存在銓注於錦衣衛，卻在其他衙門任職或無職的情況。

此後，掌印、僉書才是衛所實際上的堂官。錦衣衛堂官為掌印提督東司房、提督西司房、提督街道房各1員，僉書若干員。各房負責緝捕管城。錦衣衛長官「進公署，則曰下司房」。東西司房應是辦公場所，後演化為官職機構名。猶如「省」本是禁省，是宮中禁地、禁中的場所之意，後演變為中央官署名（中書省、尚書省之類）。

末期

弘光朝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而死，滿清入關，明朝政府的有效統治範圍迅速萎縮。儘管如此，錦衣衛仍以不同的變異形態存在於南明各政權當中，並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明朝實行兩京制度，在北京淪陷的情況下，建立於南京的弘光政權是明中央政府的合法繼承者，是明政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弘光時期的很多措置對後來的南明隆武、永曆等政權有著直接的影響。

（一）重建錦衣衛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三，福王朱由崧宣布監國於南京。數日後，兵部郎中萬元吉提出保留南京名號、設定京營等建議，同時提出「大漢止用軍校三百名，錦衣衛校止用軍校五百名。其錦衣衛堂上止用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銜。南、北鎮撫官不必用，既昭緩刑，且杜告密」的建議。這一建議得到時任兵部尚書的史可法的認可，並代為奏請。福王隨即表示採納。

福王監國只是繼位前的一個過渡，錦衣衛作為皇帝親軍的核心組成部分，負有儀仗、保衛等多重職責，且在登極典禮過程中不可或缺，因而設定錦衣衛是必要準備工作之一。但兵部認可的萬元吉的建議似乎並不這么簡單。

明朝的錦衣衛初創於南京。成祖遷都北京後，南京錦衣衛一分為二，一部分隨之北上，一部分留在南京。前者後來發展成為一個職能廣泛的強力機構，後者則逐漸向普通衛所靠攏，但二者之間始終存在人員交流、業務合作等多方面的聯繫。北京淪陷後，北京錦衣衛隨之瓦解，但南京錦衣衛並未受到衝擊。

按理，如果單純為福王登極做準備，只需把南京錦衣衛進行重新編組、裝備、訓練即可，無須做大規模的調整，而萬元吉的建議則把錦衣衛的規模限制在八百人，且明確提出不設鎮撫官，顯然有更深層的目的。

按照明朝的衛所制度，每個衛所下面都設有專門的鎮撫司，主要承擔與本衛所人員有關的司法事務，錦衣衛自然也不例外。自錦衣衛設定直屬於皇帝的北鎮撫司之後，其原有的鎮撫司改稱南鎮撫司。北鎮撫司與臭名昭著的詔獄及秘密偵緝直接關聯。萬元吉提請不設鎮撫官，且明言「昭緩刑」「杜告密」，目的顯然是要借著國事混亂、皇位更迭的機會，徹底廢掉這道時刻威脅著士大夫群體的緊箍咒。只是同時廢置南鎮撫司，未免給人留下違反祖制的口實。

萬元吉所說的「大漢」指錦衣衛中的直殿軍士，本來稱作「天武將軍」，因為向來是「選軀體豐偉有勇力者為之」，後被稱之為「大漢將軍」，後者反而取代前者成為官方認可的稱謂。大漢將軍因為「專選人才長大者」，南京錦衣衛中可供選擇的軍士估計也不會很多。加之大漢將軍只「充朝儀」，在國勢傾頹、財政緊張的情況下，把數量限制在300名倒也說得過去。

在兵部提請福王審議的同日，吏部尚書張慎言提出的「中興十議」獲得批准。在其第三條建議中，張慎言提出把南遷的皇室暫時安置到東南省份，「府第、護衛、官署，暫從節省」。此時的福王理論上還是藩王，既然決定讓其他藩王暫時降低待遇，本人自應以身作則，所以萬元吉削減錦衣衛員額的提議很快獲得批准。

四天后，福王正式繼位，以明年為弘光元年。循例封賞翊戴功臣，「予司禮監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弟侄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銀幣有差」，江北諸將黃得功、左良玉、劉澤清等各恩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大學士馬士英也獲恩蔭一子為錦衣衛僉事。次月，又「予王鐸弟鏞、子無黨世襲錦衣指揮使」，「俱扈從有功者也」

不久，弘光皇帝又封賞福王府舊臣。六月，「授福府書堂官陶瀚等六人各錦衣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本衛千戶」，七月，「蔭從龍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各弟侄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

受到封賞的還有南逃期間幫助過福王的臣民，如在大雪中背負他逃亡數十里的皮匠常應俊，開始時被封為左都督，錦衣世襲，六月廿二日又晉封襄衛伯：八月，「授杜光祖等錦衣衛千戶，尋加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千戶。授千戶者凡三人，皆上寓淮時居停主也」。

弘光帝恩蔭大量藩邸舊臣、擁戴自己登基的宦官及高官子弟為世襲錦衣衛軍官，雖有濫授的嫌疑，但因為是嘉靖以來的慣例，所以並未招致群臣的反對。至於常應俊等人，因有護駕之功，雖然恩賞過高，招致一些非議，「人以為溢望」，亦未傷及大雅。

（二）司法、緝事權的恢復

從北京宮中逃出來的宦官們南下湧進南京。南京沒有藩王，江西等鄰近地區的藩王府中雖有宦官，但數量有限，且對宮廷事務缺乏了解，因而在福王登基過程中只能依靠南逃而來的宦官。

這些宦官對於迅速落實內廷各項事務有很大幫助，但也把很多壞毛病帶到了南京。其中之一就是貪財戀權。「弘光登極，從龍諸璫勢漸張，又時若窘急，日思出為漁獵計」，「韓贊周以守備首翌戴掌司禮，而從龍則有屈尚忠、田承，來自流離，甚貧，故好賄，且多妄動。而自北來者亦皆窘甚，競乞差討缺，非營催錢糧，則開缺廠」。不久，宦官群體開始謀求恢復東廠。

此時的內閣由高弘圖、姜曰廣等人主特，他們和史可法等人政治立場接近，在不久前剛剛獲準不再設定錦衣衛南北鎮撫司的情況下，說服他們同意恢復以偵緝為基本職責的東廠，無異於與虎謀皮。

於是，宦官們把目標瞄向了和馬士英等人立場接近的東閣大學士王鐸。王鐸礙於輿論壓力，不敢站出來公開表態，於是把包袱甩給了姜曰廣。就在姜日廣等人頭疼的時候，右僉都御史祁彪佳於五月份上了一道奏疏，指陳緝事、詔獄、廷杖為三大弊政，力請禁革。

祁彪佳上疏不久，戶科給事中吳適亦上疏指出「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反對恢復東廠。按規定，臣僚奏疏上呈後，需要先交內閣票擬。姜曰廣的票擬完全附和祁彪佳，不僅支持廢除三大弊政，而且試圖「著為令」，一勞永逸地廢掉文官群體頭上的這道緊箍咒，這和宦官們的立場完全相反，自然不會得到他們的支持。

姜曰廣的票擬上呈後，隨即被駁回，要求重新擬。姜曰廣拒絕修改，在宦官們的反覆催促下，才重新擬定批覆意見。與上次的票擬相比，這一次姜曰廣雖然強調緝事有必要繼續存在，但只是交付五城兵馬司、巡城御史，仍然沒有在恢復東廠和錦衣衛緝事問題上讓步。

姜日廣的票擬擬定不久，發生了大宦官孫承繡棄職逃跑，卻未受任何處分的事件，這和姜曰廣此前提出的對他的處理意見完全相左，於是姜日廣在上呈票擬的同時，上了一道奏疏，指出朝廷法度「君與天下共守之，不宜有偏私。若夫君有短垣，而君自逾之，其又何誅」，反對放過孫承繡，同時捎帶論及東廠緝事。因有孫承繡一事在前，弘光帝自覺理虧，只好表示認可姜曰廣的意見，擱置恢復緝事一事。

不甘心失敗的宦官們決定故意激起皇帝發怒，弘光帝壓力陡增，於是再次詢問內閣，姜日廣於是草擬了一份上諭，稱「禁緝事，斷自朕衷」，「君臣之道，期無相負」，同時上疏，請求皇帝採用這道諭旨。姜曰廣的奏疏循例發內閣票擬，另一位大學士高弘圖於是條旨：「緝事允屬弊政。覽卿奏，洵救時針砭，著申飭行。諭即宣部院。」

如果採納姜、高二人的意見，絲毫無助於弘光帝減輕壓力，高弘圖的票擬因此被駁回。高弘圖拒絕修改，弘光帝果然如宦官們預想的那樣大發雷霆，指責姜、高等人「黨同把持，視聖旨為故紙」，高弘圖當庭反駁，堅持「緝事亂政，必不可行」，並以辭職相抗。弘光帝這才讓步，不再堅持恢復緝事。

然而，姜曰廣等人的勝利持續了不到一個月。八月初一給事中吳希哲上疏，稱「都城假宗、冒戚、偽勛、奸弁橫行虐民，請旨嚴緝」。既然要嚴厲緝查，單靠五城御史顯然不敷，於是弘光帝順勢宣布恢復錦衣衛緝事權，「命掌錦衣衛馮可宗遣役緝事」，數日後又提升馮可宗為都督同知，以示重視。自成化年間開始，錦衣衛的偵緝就和東廠緝事糾纏在一起，.既然錦衣衛的緝事權得到恢復，代皇帝監督錦衣衛的東廠自然也應恢復，於是，東廠在六天后復設。給事中熊汝霖、袁彭年等先後上疏反對，結果都受到處分。

祁彪佳提出的三大弊政的核心是緝事，現在偵緝權重新回到錦衣衛手中，廷杖和詔獄的回歸是遲早的事。當年十月，生員何光顯上書請求召回史可法，「擬（馬）士英操、莽。廷杖殺之」，顯示廷杖已被行用。至於詔獄，弘光朝先後出現的偽太子案和童妃案均由皇帝交給錦衣衛官主持審理，可為恢復之明證。如在審理偽太子一案時，「時三御史登大理寺堂，安聖旨於中，三法司與錦衣衛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孫振，左都李沾雖堂官，無如之何」。

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太監喬尚外放，總督兩準鹽課，身邊帶有錦衣理刑千戶。理刑千戶是錦衣衛鎮撫司的屬員，證明福王監國時曾批准的不設錦衣鎮撫司的政策也已經被拋棄。理刑千戶主要承擔審案職責，是詔獄必不可少的環節，恢復鎮撫司應與恢復詔獄制度有密切關係。

錦衣衛的偵緝範圍很寬泛，東廠緝查也需要從錦衣衛抽調人手，原定的五百名限額自然不敷用。在甄別偽太子時，弘光帝曾「召晉王及舊錦衣曾侍太子者十人質之」，顯示從北京陸續逃到南京的原錦衣衛成員已經被部分重新起用。當年九月十八日，天啟年間曾主持錦衣衛事務的劉僑和曾管理西司房的於之英、管御道的徐同貞等人被任命為錦衣衛僉書，進一步證明南來錦衣衛官校已經成為弘光朝錦衣衛的重要補充。

劉僑在家居期間，曾投入張獻忠，並因此遭到御史黃澍的彈劾。計六奇《明季南略》曰其「送馬士英赤金、女樂等，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誑先帝，復職」。天啟年間，劉僑曾保護一批東林黨人免遭迫害，並因此被魏忠賢免職。此時劉僑靠行賄閹黨人物復職，卻未見以忠直自詡的士大夫反對，估計是昔日的舊情在發揮作用。只是此舉未免令人懷疑宣稱堅決不與閹黨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們的道德槓桿並未持平。

不過錦衣衛的偵緝並非一無是處。當時「罪廢諸臣投刺白日」，弘光帝不得不接受戶科給事中吳適的建議，「命五城御史及錦衣衛緝逐罪廢諸臣潛京鑽營者」。當年十月，錦衣衛即捕獲進京向左都御史李沾行賄的江陰知縣：十二月，緝獲冒充崇禎皇帝的妖僧大悲，送至戎政衙門；代禁錮監獄的周儀、曹鑣行賄馬士英的御史陳丹衷也被「廠役緝獲，故例轉長沙知府」。

然而歷史沒人留給錦衣衛時間，李自成於去年不守北京，把北京直接丟給滿清，一片石之戰敗給滿清而喪膽，流寇習性復發，不僅捨棄了華北，甚至連自己經營多年的陝西也不守，潼關天險拱手讓人，選了失地於清，取償於明的策略，率軍南下攻明，打亂了明軍布防，自己也被滿清追上擊潰，在九宮山被農民用鋤頭殺死。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多鐸擊潰李自成後，順勢率清軍攻破揚州，開啟了揚州十日大屠殺。次月，清軍兵臨南京，趙之龍、錢謙益等獻南京投降，弘光小朝廷灰飛煙滅，作為皇帝親軍的錦衣衛隨之解體。

隆武朝

南京淪陷後，潞王朱常淓和魯王朱以海曾先後以監國身份組織抵禦清軍，唐王朱聿鍵在福建稱帝，且在當月即宣布改元，以當年七月為隆武元年之始，建立起隆武政權。隆武帝心懷大志，即位之初即宣布要御駕親征，收復南京，再次「中興」大明，軍事整肅因此成為隆武政權的首要任務，作為特殊軍事機構的錦衣衛也因此迎來改革的機遇。

（一）「完美」的重建

唐王稱帝主要依靠福建鄭氏家族的支持，因而鄭廣英被授予都督職銜，主持錦衣衛。由於福州辦公用房短缺，遂「以按察司為平夷侯府，都司為錦衣衛，鹽運司為通政司，巡撫衙門為吏部，海道衙門為戶部，提學道衙門為都察院，稅課司為南察院，余各官皆租民房受事。一時創製，耳目更新」。在六部中的四個部都要租民房充作臨時衙門的情況下，錦衣衛能擁有獨立的辦事衙門，顯示隆武帝對其非常重視。

福建沒有錦衣衛的分支機構，要重建錦衣衛，首先要組織起它的軍官架子。綜合諸家記載來看，隆武政權主要採取了三種方式。

一，從本地衛所中調用。如福州右衛指揮使胡上琛，因受到皇帝賞識，「加升錦衣衛」。

二，收攏投奔過來的原錦衣衛官校。如奉弘光皇帝差遣，前往雲南頒詔，於隆武二年（1646年）四月回到福州的錦衣衛百戶徐某。原貴州巡撫郭子章之孫、「蔭授錦衣衛千戶」的郭承昊，「隆武元年，赴閩陛見，以積資掌錦衣衛事」。崇禎年間投入太監高起潛門下，「竄入錦衣衛籍，冒授都司」，後轉任廣東都指揮使的馬吉翔，也在唐王稱帝後，「解粵餉赴行在，自陳原系錦衣世職，遂冒升錦衣衛指揮」，又擢升「錦衣衛都督僉事，與錦衣郭承昊比」。

三是提拔部分文官，改任錦衣衛軍職。如隆武二年正月，下詔「復舊輔臣張居正原蔭錦衣衛指揮、世襲」，隨即將其曾孫張同敞改授軍職，並對他說：「爾文，不當受武職，強為朕服錦衣官，毋過辭。」在晚明重文輕武之風盛行，文武官的地位已經固化的背景下，隆武帝強硬要求張同敞到錦衣衛任職，既是對錦衣衛加倍重視的體現，也是其強調整軍備戰，為北伐做準備的一個反映。

基本的架子搭起來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填充士兵。當年八月十二日，隆武帝「命錦衣衛堂上僉書陳績選大漢將軍二十人以備郊天大禮用，月給米三石。紅盔、紅甲、快靴、服色、銅金瓜錘儀仗，俱著工部製造」。按舊制，大漢將軍月餉為二石，現在增加到三石，預示隆武帝對錦衣衛將有更大的動作。

果然，兩天后，隆武帝敕諭錦衣衛：

衛有軍有尉軍，則其中先選旗尉二千五百名，為擎捧鹵簿；所謂王之爪牙，務要人人精壯。其衣帽俱察照兩京制度，並分中、前、後、左、右五所，每所五百名。每所設正、副千戶二員，每百名設管事百戶一員、候差百戶三員。其南、北鎮將撫官等，定清侯察照兩京全設定製條奏。鄭芝豹挑選四千名，督練成一勁旅，名日錦衣衛禁軍。凡朕親祭壇廟，一切出郊達遠近，分守官城等處督捕。更分作五營，每營八百，設正、亞營將指揮二員。設千戶四員，每員管軍二百；百戶八員，每員管軍一百。再另定名目日大管旗，每旗管五十名；又日小管旗，每旗管二十五名。五名中立一伍長，以次統率，總於鄭芝豹。鄭廣英督陳佐練之。官該衛捕官及十堂專管，止任旗尉之事。其禁軍四千，止令於各堂官行屬禮。惟有錦衣衛印官，則兼管錦衣軍、尉。其佐練之官，則又管軍不管尉也。其五營，名日禁（錦）衣衛天武中、前、後、左、右營，每營正將給與關防，正千戶給與條記，其文日錦衣天武中等營關防，日錦衣天武中等營一威、二威以至八威等條記。一百戶之軍名之日一威。旗尉千戶，·亦並給與關防。

這道諭令文字不多，但內涵極為豐富。第一，錦衣衛軍士被分成了兩大部分：旗尉和禁軍。旗尉共2500名，分屬五個所，其職責是「擎捧鹵簿」，相當於儀仗隊，另外承擔巡捕等職責。禁軍共4000名，分作五個營，職責是扈衛皇帝。五個營分別稱作天武中營、天武前營、天武后營、天武左營、天武右營。各營屬下八個百戶之軍稱為「威」，依次為一威、二威以至八威。

天武將軍本來是明初履行早晚朝列侍殿庭及宿衛扈駕職能的部隊，是錦衣衛的中堅力量。現在隆武帝將錦衣禁軍各營稱為天武營，雖然與祖制略有不同，但在體現系親軍核心力量這個層面上則是一致的。

第二，隆武皇帝仰賴鄭氏家族的支持，因而鄭芝豹成為這支禁軍的總管，此前被任命為錦衣衛主官的鄭廣英負責主持訓練禁軍。但諭令中明確規定「其佐練之官，則又管軍不管尉」，也就是說，鄭廣英只負責訓練禁軍，無權過問五所旗尉，只有錦衣衛掌印官「兼管錦衣軍、尉」，這等於間接剝奪了鄭廣英錦衣衛主官的職位。至於誰出任掌印官，自然由皇帝決定。錦衣衛是皇帝親軍，隆武帝如此布置，暗含有適度擺脫鄭氏家族控制的目的。

第三，禁軍的軍官系統從上到下依次是正營將——亞營將—千戶—百戶—大管旗—小管旗—伍長。這與以往的衛所官制和明朝中期興起的營兵軍官體系都不一樣，而是結合了二者的特點。比如大管旗與衛所中的總旗屬下兵數一致，小管旗則比小旗多統領了15人。因為小管旗屬下兵額增加，所以增設伍長以為輔助。千戶名目雖然與衛所官制一致，但統率兵士縮減到二百名，便於戰地指揮，營將則完全是營兵制下的產物。

隆武帝立志北伐，錦衣禁軍自然要隨之出征，軍官設定上向營兵制度靠攏顯然有適應實戰需要的目的。如果完全採用營兵軍官體系，將與其他部隊沒有什麼區別，無法體現天子親軍的地位，也與祖制完全背離，設計一套糅合二者特徵的新的軍官體系，則可兼顧二者的需要。

不過錦衣禁軍的軍官體系似乎並不局限於諭令。如錦衣衛承旨房主管張鳴鳳在奉命領兵出征時舉薦「禁旅都司僉事加三級胡上琛」，獲準令其「與偕行」。如前文所述，胡上琛已經是錦衣衛官員。這裡所說的禁旅，應該是指錦衣禁軍。那么，錦衣禁軍中應該存在「都司」這一在營兵體系中廣泛存在的職務。·

第四，明代的錦衣衛有後七所和前五所的區別。前五所主要校尉組成，承擔大量禮儀工作及皇帝臨時安排的事務，地位較其他所要高一些。隆武帝將負責儀仗事務的2500名旗尉分成五個所，且「衣帽俱察照兩京制度」執行，應是遵從了祖制。

與天武各營禁軍相比，錦衣五所的士兵強調務必身強力壯，是「王之爪牙」，且不歸鄭廣英管轄，是最親近皇帝的部隊，與原來的錦衣衛前五所的性質大體一致。後七所部隊在明初不時執行作戰任務，後來隨著京營的腐化，逐漸喪失作戰職能。隆武帝詔令設定的天武五營本質上和後七所接近，只是強化了軍事素質，恢復了原有的軍事作戰職能。

第五，諭令中要求遵照舊制設定「南、北鎮將撫官等」，其中的「將」字懷疑是衍文。去掉這個字之後，這句話應該理解為設定南、北鎮撫官。南鎮撫司是錦衣衛原有的基本配置，北鎮撫司則是掛靠於錦衣衛的特殊機構，與詔獄、偵緝等職能直接關聯。

根據有關記載來看，隆武政權中確實存在詔獄。如隆武二年三月，在浙江一帶以監國身份自立的魯王朱以海派遣行人林必達到福建爭取支持，結果被隆武帝「逮下詔獄」。同年五月，錦衣衛官王之臣迎合上意，上書彈劾此前在奏疏中影射後宮干政的僉都御史田辟「詭兵冒餉，遂下詔獄」。至於偵緝職能是否得到恢復，因史料不足，暫時難以判斷。不過，從隆武帝恢復北鎮撫司這一點來看，恢復錦衣衛的偵緝職能應在其計畫之列。

第六，諭令中提出「該衛捕官及十堂專管，止任旗尉之事」。巡捕寇盜是錦衣衛維護京城治安及周邊地區社會安全的重要職責，同時和錦衣衛的偵緝職能有業務上的交叉。諭令明確規定巡捕等事務屬於旗尉的職責範圍，一方面有利於禁軍五營專心於軍事征伐，一方面也符合舊制，同時把錦衣衛的核心職能悄無聲息地從鄭氏家族成員手中拿了回來。

（二）強化戰鬥力

在對錦衣衛的軍製做出一系列的調整後，隆武帝對錦衣衛的很多具體事務也做出了布置。晚明時期的宮禁守衛十分鬆懈，無關人員進入皇宮的事情屢屢出現，以至於發生了「梃擊案」這樣的惡性事件。此前的八月初六，隆武帝曾敕諭錦衣衛官員：

國家新創，禁門啟閉，一以更定漏盡為期。朝日，大臣許帶三人、小臣許帶一人，其直科抄疏諸臣許各帶十人。鐘鳴之時，俱於午門外伺候。如有青衣小帽雜於班聯之後，或借用僭戴冠帽者：即行拏究。各官護短爭執者並究。各官應帶牙牌，工部察究。

在敕諭更定錦衣衛軍制的當日，隆武帝又直接確定了宮禁守衛的日常部署：

派衛軍守禁城七門。西、南二門緊要處，各派七十五名；東、北二門，各派六十二名；井樓、湯水部三門，各派六十名。每門各設一百戶督之，而以中、左、右三衛指揮，輪季統轄，務令晝夜嚴防。至不時察核巡視，委之巡城御史，如國初差御史、給事中往來巡視例。

這裡所說的禁城守衛指的是皇城各門門外側的守衛，至於門內的把守，則由錦衣衛負責。這與明朝舊制基本一致，只是隆武帝的關注點更為微觀，細緻到各門具體的衛兵人數。

隆武帝銳意北伐，對軍士的素質非常重視。隆武二年五月，他曾「敕令黑夷十名隸戎臣吳春枝管下訓練，照例開糧。至鄉兵精練奮勇者，通準作御前親兵」，隨後又「命錦衣衛官招募極有勇力者十名，作御營標下用」。此時的隆武帝已經準備御駕親征，御前親兵是其直接指揮的標兵，按常理，應納入錦衣衛序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在錦衣衛中出現黑人士兵的身影。

訓練禁軍的目的是征戰，對此，隆武帝並沒有停留在口頭上。如隆武二年五月，命令「錦衣衛都督楊耿發兵捕剿沿海寇盜。時周駿、崔芝、林雲龍等或募賊人港行劫，或倚賊垂誕紳民，上以不可為訓，故發兵剿之」。錦衣衛軍官王承恩、張鳴鳳等也被陸續派往前線帶兵並獲得皇帝的大力支持。如王承恩曾「疏請三眼銃百門、弓百張、皮套百個、弩百把、腰刀百把、藤牌百面、錦百枝、火藥千斤」，隆武帝毫不猶豫，「俱照數發與之」。

為儘快恢復舊疆，隆武帝還曾「遣錦衣衛康永寧如安南」，準備從安南借兵，又提升馬吉翔為都督同知，「領敕招撫流賊李錦」。錦衣衛原本即負有出使職能，康永寧出使是這一職能在隆武時期的具體體現。馬吉翔出外雖然是為了招安李自成的餘部，不屬於外事，但有著欽差的身份，與康永寧的出使有類似之處。

隆武帝是個頗有大志的皇帝，他對錦衣衛的改革不僅使其恢復了初創時的軍事征戰職能，而且是其銳意北伐的一個標誌。只是隨著隆武帝北伐事業的迅速失敗，未能激起幾絲漣漪。

永曆朝

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福州被清軍占領，隆武政權覆滅。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錦衣衛軍官馬吉翔等於是擁立桂王朱由榔監國。十月，桂王下令「補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吳繼嗣等為錦衣衛使」，郭承吳加升左都督，掌錦衣衛印，著手重建錦衣衛。

（一）職兼講讀、票擬的錦衣官。

前三人都是錦衣衛舊人，且有擁戴之功：吳繼嗣則有護駕之功，「崇禎十六年，獻賊陷衡州，皇考、皇兄及上偕宮嬪自永州奔粵西，行李蕭然。過道州，州人不納，反羈縻行駕索賂。及賊人城，賴繼嗣夫妻以肩輿衛上及國母於難。上失金冊，繼嗣亦失所佩州印。賊踞城四十餘日，無兵衛，繼嗣密約粵西鎮楊國威引兵復城。國威過道州，覓得州印，繼嗣亦獲金冊，獻之」

十一月十八日，桂王在肇慶繼位，改元永曆。即位之初，永曆帝即昭告天下「不立東廠，不選宮人」。

永曆政權建立不久，清兵南下，很快攻占廣州等地。十一月，「詔幸南寧。駕自象州欲往南寧，忽為焦璉亂兵阻道，文武諸臣皆微服而行。馬吉翔左右御舟，力攙淺水間。上見之，揮淚，乃命閣臣王化澄、吏部尚書吳貞毓間道護三宮往南寧。馬吉翔、嚴起恆翼上，仍溯十八灘還桂林」。因為護駕有功，在桂林期間，都督馬吉翔接替郭承吳，執掌錦衣衛印。

永曆元年（1647年）三月，軍閥劉承胤領兵至全州。為把持朝政，劉承胤先是趕走了司禮太監王坤，又拉攏錦衣衛官員，於四月奏準，封「馬吉翔為文安伯，郭承昊泰和伯，嚴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登參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例」，馬吉翔等人懷疑毛壽登是受了他人的鼓動，於是說服皇帝，將其與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綁縛午門外，處以廷杖之刑。

五月，永曆帝被劉承胤挾持到了武岡州。馬吉翔「因內閣乏員夤緣掌絲綸房事，司票擬焉」。武官司票擬，這在明朝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八月，清軍大舉進攻湖南地區，占領寶慶等地。劉承胤率部投降，郭承昊隨之降清，後被殺。另一錦衣衛高官嚴雲從雖未降清，但在追趕永曆帝到廣西後，「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掌後軍都督府事」，離開了錦衣衛。

「承胤之降也，百官未知，上先知之，獨與太后倉皇出奔，惟錦衣衛馬吉翔步從。」永曆帝先是逃到靖州，後又逃往柳州、象州南寧等地。「武岡陷，上自靖州走苗峒，出柳州，兩宮泊車駕蒙塵草莽。上不能騎，吉翔奉籃筍，步行扶掖，行羊腸，夜則通夕巡警，勤敏有加。慈聖太后與上益眷倚之。」

這一路上的共患難，令永曆皇帝母子對馬吉翔青睞有加，不久，晉封他為文安侯，仍掌錦衣衛，並「管文書房敕旨」。「自乘輿播遷，班行零落，綸扉無舊詞臣，甚則閣員不備，周鼎瀚以講讀攝票擬。及上在柳、象間，馬吉翔以緹帥典絲綸。」馬吉翔雖然不再直接票擬章奏，「委票擬於內閣，不合其意，輒以朱批改票」」，基本掌控了朝政。這一局面直到永曆君臣重返肇慶才有所改觀。

（二）黨爭中的錦衣衛

永曆二年三月，李成棟等在廣州反正，宣布擁戴永曆帝，永曆帝封其為廣昌侯。李成棟上疏，請求永曆帝迴鑾肇慶，大學士瞿式耜則希望皇帝前往明軍重新得勢的湖南一帶，以振奮民心。因為此前瞿式耜曾彈劾自己擅權，馬吉翔對之頗為忌憚，遂與「貪東省之饒」的王化澄、朱天麟等人合夥，說服皇帝東下肇慶。

八月，永曆帝回到肇慶。李成棟覲見，被封為惠國公、翊明大將軍。其養子李元胤授錦衣衛指揮使，「掌絲綸房事」，不久又晉升左都督。在弘光朝曾上書反對恢復東廠因而聲名鵲起、追隨李成棟父子反正的袁彭年出任左都御史。

在永曆帝駐蹕南寧的時候，軍閥陳邦傅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為重，因以其子陳曾禹為錦衣，比吉翔；而邦傅亦以復欽、廉功，封思恩侯」。李成棟封公爵，陳邦傅大為不滿，於是「亦晉邦傅慶國公，並封其中軍胡執恭為武康伯。成棟聞之，亦為其下杜永和、閻可義、郝尚久、羅成耀、黃應傑、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得伯爵，而元胤亦錦衣侍衛，比陳曾禹焉」。這樣，永曆朝廷里就出現了三個可以參與內閣事務的錦衣衛高官，馬吉翔的權力在客觀上受到限制。這既是錦衣衛制度上的重大變化，也是永曆朝廷內部黨派紛爭、各方勢力暫時相對均衡的反映。《三藩紀事本末》載：

時朝士各樹黨，從李成棟至者，袁彭年、曹曄、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煒、毛毓祥、李琦，自誇反正；從廣西扈行者，朱天麟、嚴起恆、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楫、堵胤錫、王化澄、萬翱、程源、郭之奇，皆內倚馬吉翔、外結陳邦傅；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倚李元胤。元胤，成棟子也，彭年等附之，時號五虎。於是，互相攻詰無虛日。王知群臣水火，令盟於太廟：然黨結益固，不可解。

馬吉翔因為多次與皇帝共患難，深得信賴，尤其受慈聖太后賞識。《永曆實錄》載「吉翔外巽內慘，以曲謹奉慈聖，凡所欲為，皆令夏國祥達太后，令必行。上雖知其不可，而慈聖命嚴，上不敢違。物論起，則慈聖於簾中引群臣涕泣…上亦不能以意行也。」國勢稍振，「四方觀望歆動，求仕者滿輦下，爭持督撫札委空銜求敕印，或冀內補」，「四方勛鎮請封爵晉秩者，輦金帛香藥賂行在閣部大僚」，馬吉翔地位特殊，遂成為這些人巴結的重點，其勢力因此迅速壯大。

為安撫各派勢力，永曆帝晉封李元胤為南陽伯，統率李成棟留下的兩千標兵，負責護衛皇帝。馬吉翔改為提督戎政，「司禮太監龐天壽提督勇衛」。戎政尚書原屬文官系統，主要負責京營事務，後改由勛臣總督戎政。馬吉翔此時貴為文安侯，職任戎政，符合舊制。「勇衛營即騰驤、武驤四衛也，其先隸御馬監，專牧馬。莊烈帝銳意修武備，簡應元及黃得功、周遇吉等訓練，遂成勁旅。」弘光朝也曾設立勇衛營，「定勇衛營萬五千人」，「以總兵徐大受、鄭彩，分領水陸」，且循舊例，由太監李國輔任監軍。權臣馬士英試圖把這支勁旅控制在自己手裡，謊稱「徽、池、嚴、信之間有雲霧山，喬木蔽山，宜採為大工用，遂請敕國輔往」，後來雖被李國輔識破，但勇衛營已經成為馬士英幼子、錦衣都督馬錫的掌中物。此次永曆帝把勇衛營交給太監龐天壽，也符合舊制。

永曆逃離武岡時，「天壽與馬吉翔皆有勞勛，由是益為上所親信」。龐天壽和馬吉翔曾共患難，有一定的情誼，永曆帝把三支禁旅中的兩支交給他們，不排除有牽制李元胤的目的。但馬吉翔所部「步兵二千人，皆市井烏合，不堪見敵」，龐天壽的勇衛營雖然號稱有三千人，但實際僅千餘人，「亦尪疲市民，無能為有無」。與李元胤手中久經戰陣的兩千勁旅相比，龐天壽和馬吉翔的部隊根本不在同一檔次。

因為實力占優，李成棟一系在處事上難免有些跋扈。袁彭年「素負時望，掌台綱，於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授為事，遠近望而畏之」。其中的金堡更是直接上疏，提出「吉翔有扈衛之功，酬以侯封足矣，不當使與國政」，又和袁彭年等一起彈劾馬吉翔的舊部、御史呂爾璵，公開與馬吉翔一系決裂。

李成棟原是李自成部下，本人亦心胸狹隘。原隆武朝錦衣衛指揮使、宣忠伯王承恩從建陽山中招來弋陽王標下彭鳴京所部，原隆武朝都御史田辟等也率本部數千兵士追隨王承恩到了廣東。李成棟不僅沒有與之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反而於永曆三年正月將其殺害。同月，李成棟又指使錦衣衛，將東閣大學士、宗室朱由藝逮捕下獄，並將其害死。不出意外，受其指揮的錦衣衛，應該出自李元胤麾下。當時的形勢是「一年來，文官之命制於武臣之手，身登兩榜，時為武弁揮拳屈膝，五虎一狗，笑破人口」。

三月，李成棟死在贛南，久被壓制的反對派終於迎來反擊的機會。隨著李成棟的敗亡，永曆政權在戰場上迅速陷入被動。次年正月，永曆帝召集內閣和錦衣衛官員商討移蹕，瞿式耜、金堡等力爭不應放棄廣東，未能如願。永曆帝登上龍舟，駐泊於城南江上，隨時準備出逃，後在安定侯馬寶的保護下遷往梧州。此時已兼任吏部尚書的李元胤決定留守肇慶，馬吉翔「念詔獄且興，而己欲避其名，乃自請留肇慶督援東軍，以錦衣衛印授其黨康口口，使得逞」，遂兼任兵部尚書，督守肇慶。永曆帝到了梧州以後，「欲以舟為家有旨命陳邦傅統兵護駕，馬吉翔護三宮舟先行」，同時任命新安伯康永寧接掌錦衣衛。

（三）伴君流亡

永曆四年十月，廣東、湖南相繼淪陷，清軍多路殺奔梧州。永曆帝「奔竄無路，故不及催調在外諸軍，惟令勇衛、戎政二營及遺亡之卒扈從移蹕」。此前倚重的陳邦傅不但沒有護駕，反而試圖劫駕，「不得，邀鹵簿舟之在後者，並殺從官董英」。至此，曾三足鼎立的錦衣衛因陳邦傅叛變、李元胤失勢，又回到馬吉翔一家獨大的局面

此後的永曆朝一直處於顛沛流離狀態，直到永曆六年二月抵達貴州安龍才暫時安穩了下來。

在安龍期間，為鞏固自己的權力，馬吉翔沒有秉公辦事，反而矯詔殺害了募兵頗有收穫的勇衛營總統林時望，兼併了他的部隊。在安龍期間，馬吉翔迎合原大西軍將領孫可望，反對孫可望專權的吳貞毓等「十八先生」試圖召同為大西軍舊將的李定國引兵來救主，被馬吉翔一夥發覺，吳貞毓等隨即被孫可望處死。李定國趕走孫可望後，「工彌縫」的馬吉翔不但沒有失勢，反而「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永曆十一年正月，更是直接被授予大學士頭銜。

儘管馬吉翔本人一再弄權亂政，但錦衣衛的禁衛軍性質並沒有改變。永曆十一年九月，黔國公沐天波在奏疏中還曾建議「再傳密旨與錦衣衛等官，叫他們用心防守」，可見，在其眼中錦衣衛還是可以信任的。只是永曆帝對錦衣衛的信心並不足，沒有派錦衣衛回復，而是派宦官楊德澤上城傳密旨，稱「朕內有機密之事，自有近侍楊德澤到卿帳下可也」。

永曆十三年，清軍大兵壓境。迫於無奈，永曆小朝廷派出錦衣衛軍官丁調鼎和考功司楊生芳出使緬甸，這是錦衣衛最後一次履行其外交職能。就在當年的五月初九日，行人司行人任國璽突然提出「請設廠衛」，試圖通過恢復東廠來加強皇帝的權力，抵消權臣的影響。

永曆十五年（1661年）六月十九日，避難緬甸的永曆臣僚三十餘人遇害，其中包括錦衣衛堂上官任子信、張拱極、劉相來等。同日，大批宗室、官員自殺殉國，留下名姓的26個人中，錦衣衛官兵占了12個。據此可知，在永曆帝逃亡境外之際，仍有大批錦衣衛官兵扈從左右。不論其德行如何，他們在捍衛主上這一點上，終歸是盡了職的。其中的趙明鑑等還曾試圖「奉世子逸出」，並處死擅權誤國的馬吉翔和大太監李國泰。只是因為泄露了訊息，未及實施。

與弘光、隆武政權相比，永曆君臣顯然要悽慘得多。雖然存續時間最長，且與清廷在長江中游地區進行過較長時間的拉鋸，但永曆帝本人不僅長時間居無定所，顛沛流離，而且沒有可以依靠的武裝力量，不得不委身於軍閥，成為對方行私的工具。在這樣的境遇中，多次身處險境卻忠貞不貳的臣僚就顯得分外珍貴，馬吉翔恰恰就是永曆母子眼中這樣的股肱之臣、中流砥柱。因此，儘管他慾壑難填，弄權、受賄、殘害異己一類劣跡不斷，卻始終能得到皇帝的選擇性忽略，長期屹立不倒。

如果說在弘光、隆武兩朝錦衣衛還是一個完整的制度的話，在永曆朝，錦衣衛幾乎可以與馬吉翔畫等號，錦衣衛的每一步變化都與之密切相關。恢復詔獄，打擊「五虎」如此；高級軍官獲得參與內閣事務乃至步入昔日文官群體專屬的大學士行列如此：就連李元胤、陳曾禹進入錦衣衛，參與絲綸房事務也是如此。

如果沒有馬吉翔的存在，李元胤或者陳曾禹及其身後的軍閥勢力要么會一支獨大，要么發生火併。正是因為有了馬吉翔，才有了恐怖的三角平衡，直到其中的某一方因為背後的支持不復存在，主動退出。可以說是馬吉翔在無意中幫助了永曆帝，使之沒有徹底淪為軍閥爭奪的籌碼。

永曆政權是凌亂、雜湊出來的政權，錦衣衛出現的種種有悖祖制的「革命性」變化，與其說是其制度本身的變革，不如說是馬吉翔個人經歷的寫照。馬吉翔的形象無疑是矛盾的，一方面貪戀權勢財富，即便身處異國，也忘不了把緬甸政府提供的稻穀「據為己物，私其所愛者」，甚至對反對者當庭大打出手，「鄧凱不平，於朝上大罵之。時有吳承爵者，乃吉翔之旗鼓，猝仆凱於地，損一足」；另一方面對皇上無比忠貞，始終追隨左右。

永曆朝的錦衣衛近乎於馬吉翔一個人，不過很多舊制度依舊頑強地延續了下來，最典型的就是高級文官恩蔭。如永曆二年三月，恩蔭陳子壯「一子中書舍人，錦衣衛世襲」，蔭張家玉的弟弟張家珍為錦衣衛僉事。十三年，蔭遇害的貴州巡撫冷孟銋之子冷子旭世襲錦衣衛僉事，「追贈吳貞毓少師…蔭子錦衣衛千戶」，等等。其他如詔獄、廷杖、出使外邦等，無一不是舊制。這些制度的延續既是慣性使然，同時也說明即使到了最落魄的時刻，錦衣衛制度仍然在發揮著些許凝聚流亡政權向心力的作用。

官職等級

按洪武官制，錦衣衛與其他衛所並無二致：堂上官設指揮使1員，正三品，指揮同知2員，從三品，指揮僉事4員，正四品；衛設鎮撫司，鎮撫2員，從五品。衛設千戶所，千戶1員，正五品；副千戶2員，從五品；千戶所下設百戶所，百戶10員，正六品。所也有鎮撫2員，正六品。其餘的總旗、小旗這些基層軍官，以及軍匠、力士、將軍、校尉都是沒品級的。

明代實行武官世襲制度，衛所武官以功勞升遷，子孫又以「恩蔭」世襲，每代都有人立功與世襲，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武官的人數就會膨脹，出現「冗官」的現象，百戶多如狗，千戶遍地走，官員人數與官缺定額不符、官員權責與所任官職不符。嘉靖時霍韜說：「錦衣衛官，洪武初年，舊官二百一十一員，永樂初年，新官二百五十四員，自永樂以後迄嘉靖六年，新增一千二百六十三員。」

明廷為解決衛所冗員眾多、管理混亂等問題，開始實行軍政考選制度，考選武官擔任掌印、僉書，分理衛所軍政。掌印、僉書等差遣性官職，本身沒有品級；官員的官階及相關待遇的高低由「指揮使」等有品級的職銜體現，以功勞敘遷。他們的官階往往升轉極快，升至都督以後，要改注「於五府（五軍都督府）帶俸」。如崇禎時的掌衛官劉僑列銜為「錦衣衛掌衛事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就是掌管錦衣衛的事務、享受左軍都督府右都督（正一品）的待遇，職務與官階的分離一目了然。同時，普遍存在銓注於錦衣衛，卻在其他衙門任職或無職的情況。擁有錦衣衛官職等級的這些特殊人員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畫師工匠

一是才能出眾的工匠或藝術人才。按照明朝的制度，工匠本屬工部管轄，另有部分軍匠隸屬於相關衛所，但從明初開始，即不斷有工匠被授予錦衣衛軍職。

歷代王朝出於政治教育、宮廷裝飾、帝王愛好以及禮制的需要，都會招納畫師進入宮廷供職，明代亦如此，但由於種種原因畫院並未正式確立。宮延畫家的任職情況及畫院制度也一直未能完善，其任職、晉級情況亦無規律可循，隸屬關係比較複雜。

明成祖便有意恢復書院和畫院，登基之後，下旨選能文能書之士供職於文淵閣，「又欲仿近代畫院於內廷，命臣淮選端厚而善畫者，充其任。」黃淮首先選中的便是自己的同鄉郭文通。文通因家境貧寒而改學畫，學畫十餘載，後又參軍興武衛，因其敦厚的性格和高超的畫藝而有名公卿間，於永樂十二年（1414年）被御賜名純，同時被封為營繕所丞（正九品），隸屬工部，後改任錦衣鎮撫（從四品），並且皇帝旨意可以「食祿不蒞政」。郭純入宮是軍籍人士供奉內庭作畫的縮影，之後畫家進入京衛任職成為明宮常態。畫院後續發展以永樂皇帝「會車駕親征朔庭院不果」，朱棣令黃準招來的畫家「立命武樓下作畫」，將郭文通等人歸於武英殿。文淵閣與武英殿在永樂初某種意義上充當了書院和畫院的職能。

永樂時期入宮的畫家大多如郭純一樣，被受官營繕所丞，陸釴題范暹哀辭「一時丹青坐頹靡，獨有先生不營繕」，並且特意在此句下面注釋「一時授營繕所官，獨啟東不授」，《明畫錄》載范暹於永樂中進入畫院，可推測哀辭中的「一時」約為永樂十二年被郭純被封官前後。營繕所丞為九品，品階不高，但是以「諸匠之精藝者為之」，因此陸釴覺得范暹畫藝精湛卻未能擔任營繕所丞頗為不公，永樂時期之後仍有畫家任職營繕所丞，如林良在進入錦衣衛系統前曾任此職。宮廷畫家擔任工部的營繕所丞之外，即為錦衣衛一職。

《水東日記》載，「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監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百戶是衛所的軍職，正六品官階，永樂十五年（1417年）便有宮延畫家開始擔當軍職。而據《明宣宗實錄》記載，洪熙元年（1425年）閏七月，「升行在錦衣衛千戶徐英為本衛指揮僉事，仍隸御用司」。洪熙元年九月，「升行在錦衣衛正千戶韓秀實為本衛指揮僉事，仍隸御用司」。徐英、韓秀實都是明代有名的宮廷畫家，徐英由百戶到千戶，再到指揮僉事，升到了正四品。

他們所隸屬的御用司，是宦官機構御用監的前身。宣德元年（1426年）六月，「改御用司為隨駕御用監，命行在禮部鑄銀印給之」。《明史》記載：

御用監，掌印太監一員，里外監把總二員，典簿、掌司、寫字、監工無定員。凡御前所用圍屏、床榻諸木器及紫檀、象牙、鳥木、螺甸諸玩器，皆造辦之。又有仁智殿監工一員，掌武英殿中書承旨所寫書籍、畫冊等，奏進御前。

御用監初設於吳元年（1367年）。當年九月，「置內使監，秩正四品。設監令，正四品。丞，正五品。奉御，從五品。內使，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後改置內使監、御用監，秩皆正三品。各設令一人，正三品。丞二人，從三品。奉御，正六品。典簿，正七品」。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內使監、御用監級別都被降為從三品。洪武六年，又改御用監為供奉司，「秩從七品，設官五人」。在朱元璋稱帝過程中，按照禮部制定的冊立皇后、皇太子等重大禮儀，御用監的任務大多是「奏請皇帝服袞冕」，即管理皇帝的禮服等用具。據此推斷，御用監從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個為皇帝個人服務的宦官機構，且品級一直在降低。

據個案資料顯示，供奉司至遲在永樂年間已經改稱御用司。如江西建昌南城縣人高旺的哥哥補役於長沙某衛所，「永樂中，有事至京，以藝供奉御用司。天順戊寅，官□□百戶，直仁智殿。成化壬辰，百戶□公之仲子明精世業，被選，尋官工部文思院副使，亦直仁智殿。未幾，循武資改錦衣中所鎮撫，升百戶，進千戶」。

由於是宦官機構，徐英等人作為正常人，不適合擔任御用監的職位，這應是其帶俸於錦衣衛的重要原因，但其個人在御用監供職則不受影響。

宣德時期出現了宮廷畫家中職位最高的劉俊，歷任錦衣衛都指揮，是錦衣衛的最高指揮，屬正二品官員，品階仍高於宮廷畫家之前的文官官階，遠遠高於宮廷畫家常任的待詔（從九品）職位。宋代的畫院畫家品階都在八、九階之間，雖有完備的進階體系，但是若想達到明代畫家如此高的地位實則不易。

宮廷畫家占籍錦衣既是特殊的榮譽，又帶有寄祿性質。根據畫家進入宮廷擔任職務來看，洪武至永樂年間，畫家進入宮廷大多擔任各個殿的待詔，或者是在翰林院擔當文職。待詔在明代屬於從九品官員，從洪武二十年九月更定的文武百官奉祿是來看時期定的俸祿來看，正二品月米61石，從二品48石，正三品35石，從三品26石，而翰林院待詔俸祿僅為月米5石，歲米60石。一年的俸祿僅僅抵上二品大員一月的俸祿，相較於畫家常任的翰林院待詔，營繕所丞（正九品，月米5.5石），文思院副使（從九品，月米5石），中書舍人（從七品，歲米7.5石），可見升入錦衣衛對宮廷畫家有著實質性的意義。畫家官錦衣衛者多在六品以上，月米均可拿到10石以上，加上當時畫家升階較快且高，入職錦衣衛成為宮廷畫家的理想。

除了這樣的藝術人才，還有一些擁有特殊技能的人員在永樂年間進入錦衣衛。如浙江錢塘縣人易卜剌銀，「洪武二十五年選充天文生，永樂四年升本監刻漏博士，八年升五□監侯，十年升所鎮撫。十四年升副千戶，十八年調南京錦衣衛中後所帶俸」。北直隸遵化縣人石玉，「父石友文，洪武二十三年充錦衣衛中所力士，三十五年故。玉補役。永樂三年選習梳篦，八年隨征。二十二年欽除錦衣衛中所百戶，支俸不管事。正統七年欽與流官」。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升錦衣衛千戶劉復為本衛指揮僉事，仍官其二子濟為本衛千戶、浩為百戶。復以工藝事太宗皇帝及上四十餘年，小心恭慎，夙夜不懈。二子皆習父藝，效用有年。至是，復以老疾辭職。上憐之，故有是命」。劉復父子授職發生在明仁宗即位後，但劉複本人的錦衣千戶職務肯定是在明成祖在位期間取得的。易卜剌銀、劉復等人雖然職務較高，但都屬於「支俸不管事」類型，實際職事應該都沒有變化。

宣德四年（1429年）七月六日，「行在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戶黃勝因匠役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職」。宣宗予以否決，「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從軍效勞，今尚有為旗軍者。此等工藝，一時蒙特恩，果何勞而欲世官？」可見，徐英等人授錦衣衛軍職都屬於「特恩」，不能享受世襲的待遇。

宣宗否決黃勝世襲請求，是對武官世襲制度的尊重，但此前仁宗對劉復兩個兒子的加恩已經在客觀上允許這些特恩軍職變相世襲，難免不會有人援以為例。宣德十年（1435年）十一月十六日，「升錦衣衛指揮僉事商喜、徐英、韓秀實為指揮同知」。

此前，徐英已經退休在家，由其子徐麟襲職為指揮僉事。「至是，上復召用英，且進秩為指揮同知。英乞復原職，而以所進秩授其子」，剛即位不久的英宗表示同意，於是升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徐麟為指揮同知。可見，徐英在宣宗在位時已經獲得世襲權利。徐英父子都是畫師，且受皇帝賞識，享受指揮同知（從三品）待遇。

據此推測，黃英不被允許職務世襲，或許是因為其子的工匠技藝不精所致。另外，英宗即位時不過九歲，未必對畫畫感興趣。當時「三楊」受命輔政，掌權伊始就借草擬即位詔書的機會對宣宗追求享樂的行為予以事實上否定，因此，「三楊」不可能同意為徐英等畫師升職。估計升職的命令實際來自後宮，太皇太后張氏或孫太后的可能性較大。

授畫師錦衣軍職的現象在後世依然存在。如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二十九日，「升錦衣衛千戶謝庭循、府軍衛千戶殷善俱為指揮僉事，仍舊帶俸，以其善繪事也」。景泰五年（1454年）十月一日，「命錦衣衛善畫軍匠甯禎為所鎮撫」。天順三年（1459年）七月六日，「命指揮僉事千百戶殷善等九人俱升一級，印鈔局大使等官俞友文等十人為所鎮撫，軍匠劉晉等二十一人為試百戶，革職百戶屠芝仍與舊職，俱仍在御用監專理繪事」。

可見，在憲宗即位之前，授畫師軍職的現象有增無減，而且從錦衣衛延伸到了府軍衛等親軍衛所，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憲宗即位後，曾試圖遏制這一現象。如成化二年（1466年），畫師、錦衣衛千戶陳珏去世，其侄陳錫請求襲職。兵部尚書王復上言：「珏以畫藝進，雖先帝有旨，令世襲百戶，然非軍功，難以襲授。」可見，英宗時已經正式破例，允許這些憑技藝獲得軍職的人員世襲。類似恩典也曾施與工匠。如正統十一年（1446年）十一月十五日，「命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李效良子榮代職。效良初以銀匠供役御用監，累升是官」。

對於王復的建議，憲宗表示支持，「珏畫藝非軍功比，況又無子，一時暫假之恩，豈後世常行之典？勿令襲是」。但很快，憲宗就回到了前輩的老路上。成化十七年（1481年），商英之子商祚請求襲父職錦衣衛指揮同知，「祚祖喜初以善畫，供事內府，累升至指揮同知，仍命世襲。至是，兵部以其無軍功為請。詔特準襲」。成化二十年（1484年）十月十六日，「命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僉事李昺子應祺代為指揮使。昺世為銀工，於御用監供事。祖效良歷升指揮同知，有寵於宣廟，父榮升指揮使，昺升副千戶，皆出自內批。及榮老，昺應代指揮使。兵部格以例。未幾，特許之。既而又以內批特升都指揮僉事。至是，乞老。遂有是命」，銀匠李效良一家由此實現了連續四代世襲錦衣軍職。

不僅兵部的反對意見被連續否決，憲宗還繞開六部，直接以傳奉的方式為他喜愛的畫師授職。例如：成化十三年（1477年）九月二十七日，「太監覃昌傳奉聖旨：…御用監畫士祝瑁、朱偉、劉節、謝昂、張靜，人匠王剛等五人俱為文思院副使」；成化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太監覃昌傳奉聖旨：畫工楊鑒等二十八人於錦衣五所食糧，月一石，送御用監供事」；等等。祝瑁、楊鑒等人雖然沒有被授職為帶俸軍官，但較之普通工匠、畫工已經大大前進了一步。

皇親國戚

第二是皇親。皇親又主要包括兩類人：一是后妃親屬，即外戚；二是公主的子孫。

對於外戚，明太祖《皇明祖訓》曰：「凡外戚，不許掌國政，止許以禮待之，不可失親親之道…其官品不可太高，雖高亦止授以優閒之職。」對這一防止外戚干政的制度安排，後世子孫一直嚴格遵守。例如：永樂九年（1411年）三月，升「府軍衛千戶郭琮為旗手衛指揮僉事，舍人郭玹為錦衣衛指揮僉事。琮、玹皆故武定侯郭英孫。時英二女孫，長為皇太子庶妃，次為漢王庶妃，琮、玹以親，俱食祿不任事」：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命（皇后之兄）杭聚為錦衣衛帶俸正千戶」⑥；等等。

類似恩典也惠及一般女官親屬。如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九月二十日，建文帝下詔，「以張鳳等為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正統二年（1437年）八月十八日，宣宗弟、襄王朱瞻墡奏準：「第四女母王氏及宮人徐氏家屬王雄、徐亮俱以女戶隸錦衣衛，乞就本府居住。」可見，親王的嬪妃親屬也享受帶俸於錦衣衛的女戶的待遇。

在明代的官制體系中，除了帶俸官，只有一個地方的實職可以由皇親擔任。這個地方就是中都（今鳳陽縣）。如成化六年（1470年），中都正留守缺員，兵部因中都「例應皇親協守」，於是推薦了徐達的後裔、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徐顯隆，憲宗批准，任命他「署中都留守司正留守事」。

對於公主的子嗣，明廷採取同樣的方式。如宣德十年（1435年）六月二十八日，「命故駙馬都尉宋琥子鉉為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食祿不任事。從安成公主奏請也」。

皇親不能授實職的祖訓在天順朝一度遭到挑戰。天順元年（1457年）初，定襄伯郭登提出八項建議，除了建議放棄景泰年號，馬上改元、立太子外，還建議將會昌伯孫繼宗升職，與安遠侯柳溥、右都督張軏一起統率團營，同時「將本衛百戶袁彬升授指揮、管事。又會昌伯弟、指揮使孫顯宗系朝廷至親，乞暫令與彬同管衛事，以關防機密」。

郭登在土木之變期間駐守大同，英宗被瓦刺裹挾北返經過大同時曾呼叫郭登開城迎接，被郭登拒絕。英宗復辟後，郭登心中難免不安。袁彬在草原和英宗幾乎是相依為命，孫氏兄弟則是英宗生母孫太后的家人。郭登推薦他們並建議改年號，「以尊臨卑」，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討好皇帝。好在英宗以「孫繼宗、顯宗系勛戚，不許干預軍政」為由拒絕了郭登的建議，只是晉升袁彬做了指揮僉事。

英宗雖然沒有接受郭登的建議，但數日後即封孫繼宗為會昌侯，以示安慰。當年四月，先是敕令「忠國公石亨、會昌侯孫繼宗總管五軍營」，數日後又「命會昌侯孫繼宗理後軍都督府事」。孫繼宗由此成為外戚中第一個掌握軍政大權的人。也許是看到英宗已無意遵守祖訓，兵部在當年五月建議選拔總兵官領京軍駐紮宣、大時，把孫繼宗和太平侯張軏、安遠侯柳溥一起列為候選人。如果被選中，孫繼宗將成為外戚中第一個掌握軍事指揮權的人。好在英宗頭腦還算清醒，選擇了柳溥。

英宗不遵守祖訓，憲宗自然不會在意。成化五年（1469年）九月七日，憲宗下詔，「命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孫瓚理本衛事」。這一任命遭到科道官的反對。給事中秦崇、御史丁川等奏：

會昌侯孫繼宗叨居戚里，掌握重兵。皇上廣親親之愛，又命其子瓚理錦衣衛事，是雖出自寵恩，而繼宗父子即當省躬加畏，累牘連章，以求辭避可也。今乃處之泰然，若所固有。臣竊以繼宗既握五軍大權，而瓚又司親軍禁旅，內外之權，歸於一門，謂之寵愛則可矣，然非所以保全之也。

秦崇等人雖然沒有直接批評皇帝違反祖訓，但批評孫氏父子掌握了過多的軍權，實際指向已經表露無遺。憲宗估計也感覺到了壓力，於是以「朕念皇祖妣遺德，故特用瓚。今爾等陳保全之道，深得治理」為由，罷免了孫瓚。

成化十五年（1479年）八月十三日，孫繼宗上疏自陳年逾八十，請辭軍職，「且欲及今得見其子瓚授官為幸」。憲宗或許是吸取了此前的教訓，只是勉勵他「力疾蒞事，不許退休。瓚姑置之」。

成化十八年（1482年），孫繼宗的弟弟孫純宗上疏陳乞管事。孫繼宗已經於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去世，孫氏家族不再掌握兵權，憲宗於是在十月二十四日「陞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孫純宗為指揮同知管鎮撫司事。」孫氏家族中終於出了一個掌握錦衣衛權力的人。

有了孫氏家族的先例，其他外戚難免攀比。成化二十三年五月，徽王朱見沛上奏：「母魏氏蚤喪，幸母有弟昂，蒙授錦衣衛百戶：冕，所鎮撫。乞令實授管事。」兵部以「皇親管事，乃出特恩」為由，推給皇帝裁決。或許是受了祖先嚴格限制藩王勢力的影響，憲宗沒有同意，「詔昂、冕仍舊帶俸」。

在外戚逐漸獲得實際權力的同時，憲宗對皇親的軍職襲替也開始鬆口。例如：成化五年（1469年）九月二十一日，「錦衣衛副千戶杭昱子錦告襲父職。兵部以昱系王親，非軍功，例無承襲，請令原衛聽繼戎伍。上特命為所鎮撫」。成化六年（1470年）正月二十七日，「命錦衣衛帶俸指揮使栢珍子杞代父職。珍，賢妃父也，初為指揮僉事，緣戚屬，進升指揮使，以老乞代。兵部言後二級系恩升，無襲代例。上特允之，不為例」。

勛臣子孫

第三個特殊人群是勛臣子孫。在明朝建立之前，明太祖對武將子弟就非常重視，大量召到身邊充作宿衛。稱帝後，這一做法被延續下來。錦衣衛成立後，武官子弟進入錦衣衛的途徑主要有兩個。

一是被封為公侯伯的武官，其嫡子可以「勛衛」的身份進入錦衣衛。

例如：洪熙元年（1425年），郭登「以勛戚子弟召見，授勳衛」；天順元年（1457年）十一月，「命安遠侯柳溥子承慶為勛衛」；弘治五年（1492年）四月，「授保國公朱永子暉為錦衣衛勛衛」；等等。勛衛在明中前期一般以帶俸身份參與宿衛，需承襲時可及時離開。明後期因為錦衣衛職能的局部變化，勛衛開始授實職，權力近似於勛臣，如隆慶二年（1568年）六月十五日，「命勛衛李言恭、王學詩管理紅盔將軍」等。

二是沒有襲爵資格的子孫及伯爵以下武官子弟，則可以以「散騎舍人」的身份進入錦衣衛。

散騎舍人因為出身高貴，往往越級升職。如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七日，「升散騎舍人朱禿兒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金帶，食祿不視事」。永樂十四年（1416年）七月四日，「擢錦衣衛散騎舍人張軏為旗手衛指揮使」。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十六日，「擢散騎舍人蕭讓為中都留守司正留守」，等等。

無論是勛臣還是散騎舍人，總量都是可控的，但有一類軍官的數量卻是隨機的，這就是爭奪爵位繼承權的勛臣子嗣。最典型的爭襲就是武定侯郭英的後人。成化十五年（1479年），郭英的後人郭良在奏疏中這樣介紹本家親屬爭襲的過程：

曾祖英洪武間起軍功，累封武定侯爵。永樂間，以事停襲。英庶長子振尚永嘉公主。庶次子銘生子玹，玹之姊為仁廟貴妃，特命玹襲爵。宣德間，永嘉公主奏其子珍為英嫡孫，宜令襲爵。宣廟以先朝所定，不敢更易，授珍錦衣衛指揮僉事。正統間，弦故，永嘉公主又以珍為請。玹之子聰亦請襲。乃以爭襲，不許，止授聰錦衣衛指揮僉事。天順初，詔武定侯子孫仍襲侯爵。珍之子昌當襲，弟昭爭之，不得。昌襲未久而故。臣為昌之長子，當襲。詔令俟年長以聞。及長，又為聰所爭，止得錦衣衛指揮僉事。

從郭良的奏疏中可以發現，明廷在遇到爭襲，又難以做出判斷時，往往採取活稀泥的方式，授予爭襲者錦衣衛軍職。郭良是郭昌之子，因為爭襲，在成化四年（1468年）二月七日被授予錦衣衛指揮僉事職，「時良欲襲爵，其家有與之爭襲者，事未得白故也」。與他爭襲的郭聰仍為指揮僉事。此後，郭良連續上疏陳請，結果激怒皇帝，一度被投入監獄。尚書尹旻等人認為「聰與良皆授指揮，報功之典已為過厚。而乃興詞互爭不已，宜治如律」，於是憲宗下詔警告郭良：「若復來奏擾，當奪其職。」

爭端無法解決的時候抹稀泥，爭襲有結論時，明廷也會給失敗者授職，以示安慰。如成化十二年六月，命廣寧侯劉安的侄子劉瓘襲廣寧伯爵。

榮三子，長湍，次淮，次安。湍襲爵，早卒，無嗣。淮亦卒，其子瓘方幼，安乃借襲。正統己巳守大同，以功進封廣寧侯，卒。至是，其子璇與瓘爭襲，屢上疏各自陳。下所司議。謂瓘為榮嫡次子之子，當為祖後。而安之功，亦在所論。故命以爵歸瓘，而授璇為錦衣衛正千戶。

又如定襄伯郭登沒有兒子，侄子郭嵩過繼，先為散騎舍人，後襲爵。郭嵩死後，其子郭參因為不是郭登後裔，「止命襲為錦衣衛指揮使，帶俸」。像這類因為爭襲進入錦衣衛的人員數量雖然有限，但影響並不小。加之一般授予高級武職，所以直接影響到有關實職崗位的選拔。

宦官弟侄

宦官弟侄是第四類進入錦衣衛的特殊人群，這完全是明英宗的責任。正統時，太監王振得勢，明太祖立下的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訓被拋到九霄雲外。御用司（監）供職的畫師、巧匠不斷有人被授以錦衣軍職，主管太監的品級卻很低，難免會產生比附之念，因而在以王振為首的太監掌權後很快就出現宦官弟侄被賜錦衣軍職的現象。

正統十一年（1446年）正月十二日，因麓川宣慰使思任發被函首京師，征伐麓川的戰事暫時平息，「賜司禮監太監王振並各監太監錢僧保、高讓、曹吉祥、蔡忠白金、寶楮、彩幣諸物。仍命振侄林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僧保侄亮、讓侄玉、吉祥弟整、忠侄英俱為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太監的親屬不僅入衛為官，而且直接獲得了世襲資格。

口子打開後，被授官者源源不斷。如正統十三年（1448年）八月十三日，鎮守宣府少監趙琮的侄子趙禮「授錦衣衛帶俸所鎮撫」。同年十月二日，「命司設監太監吳亮侄江為錦衣衛百戶，因亮敘年勞以請故也」。明代宗即位後，也有樣學樣，如景泰六年（1455年）五月二十九日，「命太監王誠侄敏，舒良弟玉，張永兄琮，郝義侄安，王勤侄賢俱為錦衣衛帶俸世襲百戶」。

英宗復辟之後，因為太監曹吉祥等於奪門之變有功，宦官弟侄授官人衛現象迅速泛濫。如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以迎駕功，升太監曹吉祥嗣子、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欽為都督同知，吉祥侄鉉及太監劉永誠侄孫聚、蔣冕弟成、葉達兄成俱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同年四月十二日「賜錦衣衛百戶牛綬誥，封贈其祖父母。以綬所後父玉乃太監，無給誥例故也」；十七日，「命內官李雍等十人弟侄為副千戶，王定等五人弟侄為百戶，俱世襲，錦衣衛帶俸」；十一月，賜「太監王受侄真為騰驤左衛百戶」。

陳僖《客窗偶談》總結宦官弟侄授職錦衣衛一事時說：

中官弟侄升指揮等官，不得在衛見任管事，惟帶俸而已。惟有禮儀房一衙門中官秉筆者，為提督中官，家子弟有官都指揮者，亦呼為堂上官，管禮儀房事，是亦錦衣之雜職也。

這一結論如果是針對英宗朝，基本成立，因為英宗一朝宦官弟侄雖然受封人數眾多，但基本處在「帶俸」狀態，其官職都是只是寄祿官，有待遇而無實權。不過，如果往下推延到成化朝，就有問題了。

成化朝的宦官弟侄獲得錦衣衛軍職的現象依然故我，且有進一步發展。如成化三年（146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馬監太監葉達請求放棄自己「征江西長河峒」的功勞，「乞升臣兄、錦衣衛千戶葉成官」。兵部反對，認為「前無此例，宜勿許」，憲宗卻成全了葉達，升葉成為指揮僉事。王世貞稱此舉為宦官「辭賞乞升之始也」。

葉達開了先例後，不斷有宦官效仿，憲宗無一拒絕。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九月二十六日，「錦衣衛副千戶張慶自陳為故太監裴當之侄。當累效軍功，嘗蔭授臣弟榮為百戶。今榮死，乞以榮職並升與臣。遂命升慶二級」。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六月二十八日，御馬監太監劉回壽的侄孫劉文（寧夏副總兵、錦衣衛署都指揮僉事）請求將父親劉玉的軍功和自己的軍功合併，兵部認為「武職父尊子卑，制許棄子職而襲父職，不與重職。如文所陳，非例」，憲宗「以其父子相繼在邊年久」，特許劉文升職為錦衣衛署都指揮同知。

英宗朝的恩賜，除曹吉祥等個別人外，大體是一個宦官一次只能恩賜一個親屬為錦衣軍職，憲宗則突破了這一限制。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十月二十五日，「升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黃琳為指揮同知，與世襲：百戶黃灝副千戶；所鎮撫黃淥、校尉黃潤百戶；黃澤、黃淇所鎮撫：黃澧、黃溶，冠帶總旗；黃瑛襲為百戶，俱管事。黃玉等六人充御馬監勇士。琳等以故太監黃賜家屬乞恩也」。一次恩賞達十五人之多。

值得留意的是，黃賜的親屬授職後都「管事」，是實職而不再是單純的帶俸。成化十一年十一月，黃賜曾通過傳奉的方式，授其弟黃賓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但很快黃賓就捲入了項忠一案中。由於曾號召聯名奏革西廠，兵部尚書項忠得罪了汪直。汪直於是「嗾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使劉江與指揮黃賓奸私事，渭賓為求於其兄太監黃賜，使鎮撫尤鑒屬忠並武選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選江西都司事」。很快此案形成定論，項忠於成化十三年六月被革職為民，連帶黃賓也被撤職，黃賜降為長隨。

不久，監察御史戴縉上言請求「禁內官弟侄、家人恃勢害人」憲宗批覆：「內官並文武大臣子侄及凡功升、欽升任事者，兵部與錦衣衛嚴加揀選。間有廉能者，任事如故，余惟養之以祿。是後不許濫補員缺。」都指揮牛循有所顧忌，不願得罪內官，於是以「到任日淺，各官賢否，未能周知」為由，請求兵部派員和他一起考察。最後牛循和兵部侍郎滕昭一起揀選，「以千戶趙承文等三十三員廉能，令如舊任事。罷千戶朱升等十三員見任」。

可見，在項忠一案爆發之前，至少有46名宦官弟侄或朝臣子弟出身的軍官實際管事，在錦衣衛內已經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牛循不敢獨立揀選，確屬無奈，同時亦說明在很大程度上形同恩蔭的勢要親屬在衛內只帶俸不管事的不成文規定在成化朝已經被徹底拋棄，只要「廉能」即可。

雖然有部分宦官弟侄被剝奪管事的權利，但授官即管事的現象並沒有得到遏制。如司禮監太監李榮之從子李珍，成化時「管鎮撫司事」，到弘治朝已經「進掌衛事，升（都指揮）同知」。太監弟侄掌握錦衣衛最高權力，對於中央政局以及錦衣衛未來的發展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直到明世宗即位，一批宦官黨羽被罷黜，內廷傳旨任命的現象則逐漸絕跡。

納粟富民

造成錦衣衛嚴重冗官的，還有納粟軍職。

土木之變後，為籌措軍費，明廷不得不開放捐納，允許納粟補官。因為事出倉促，沒有充分籌劃，景泰初的納粟者都授實職，可謂一本萬利。景泰三年（1452年）十二月七日，留守左衛小旗徐靖建言：「近年中外富豪之家納粟補官者俱實授錦衣衛，此輩累無汗馬之勞，惟恃錢穀之富，擢隸近侍，豈服人心，乞調衛為宜。」經部院大臣會議，認為此言有理。景泰帝於是下詔：「錦衣，宿衛之職，惟皇親及原任官可留，其餘兵部查勘以聞。」十二月十八日兵部回奏：

得欽調並納粟補官報效升職注錦衣衛者二百三十六員。詔：都指揮李文、所鎮撫招賽系土人，不調：都指揮僉事馬顯、王喜，指揮使王琦，令還武成後等原衛；百戶尚敳等十一人調府軍前衛；所鎮撫胡豅等五人調武功中衛：百戶郭慶等二人調武驤右衛；其餘俱調留守五衛。

雖然經過調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損失，但此例一開，總會有人尋找制度漏洞。如成化末年，明廷再開捐納。

大學士萬安議令山西、陝西所在軍民舍餘人等納粟補武官者，聽巡撫官定擬衛所。既而巡撫大同都御史左鈺奏：今在京、河南、山東、北直隸人俱許納粟補官，以實大同邊儲。戶部議在京除錦衣衛外，余如鈺奏行之。時工部尚書劉昭鎮守陝西，內官歐督、都督同知白玘下舍人劉綺、歐山、歐全、白珍俱於陝西納粟補錦衣衛千百戶等官。至是，（錦衣衛舍人沈）震乃援綺等例自陳，願納粟補官錦衣衛。上命所司看詳以聞。戶部言：劉綺等官由兵部定擬，乞自聖裁。上謂錦衣衛乃近侍，遂不許震。戶科參稱戶部所奏納粟補官事例最為著明，劉綺、歐山、歐全不應補官錦衣，白珍隸籍錦衣，不應納粟，今皆越例補官，事屬蒙蔽，使震得以藉口，宜從糾正。於是兵部左侍郎阮勤等言：萬安所奏山西、陝西納粟事例日月在前，左鈺所奏不許錦衣衛納粟事例在後，且止是大同一處。況綺等納粟，實在陝西，初非越例蒙蔽。且依違其說，欲調綺等於別衛。上謂綺等銓注已定，不必調。其餘不許。

這一事例反映出三個問題。一是開放捐納已經成為明廷彌補財政不足的常態化手段。二是明廷已經注意到錦衣衛軍職不應在捐納範圍內，但制定相關政策時，由於事涉戶、兵兩部，時常存在不協調的現象，以致出現制度漏洞。三是由於納粟者大多是勢要子弟，即便發現漏洞，相關部門也不願承擔責任，故意依違其間。憲宗最後的態度事實上也是在縱容這種行為。

各方的縱容並沒有換來納粟者的正面回應。劉昭在陝西主持的納粟允許「民輸粟授武職，然例不得管事及支全俸」，但其子劉綺鑽空子，納粟授錦衣千戶，且蒙皇帝恩準，不必調衛後仍貪得無厭，又「夤緣得全俸，且典鑾輿事」。成化二十二年底，劉綺事發下獄，連帶已升任戶部尚書的劉昭被革去太子少保銜，勒令致仕。劉昭父子雖然受到懲處，但作為高級文官的兒子，通過納粟爭取進人為文人士大夫所不齒的錦衣武夫行列，折射出當時人們的價值取向已經出現明顯變化。

各色雜流

嚴格來說，像畫師、工匠等人員在士大夫眼中都屬於雜流，可這些人畢竟擁有獨到的本領。另有一些人進入錦衣衛的方式更顯異類。如景泰朝靠進獻寶石獲錦衣副千戶、百戶職的屠宗順、屠芝，靠獻性藥獲百戶職的太醫院醫士艾崇高，因姐姐「惜兒自教坊司入侍得幸」，授百戶職的伶人李安，天順元年以所謂迎駕功超升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同知、世襲指揮使的廚役杜清，等等。這一類雜流進入錦衣衛，令實際履行錦衣衛各項職能的官兵的地位更加尷尬。

機構組織

長貳正官

按洪武官制，錦衣衛與其他衛所並無二致：堂上官設指揮使1員，正三品，指揮同知2員，從三品，指揮僉事4員，正四品；衛設鎮撫司，衛鎮撫2員，從五品。

原則上，指揮使是長官，同知、僉事是佐貳官，但實際情況並非皆如此。《逆臣錄》載，「先前欽依著（錦衣衛指揮僉事陶一引者注）幹掌印之時…請本衛指揮王文邦、邵通、楊松、趙輅、何清、賈彥、彭安、彭煥在家飲吃」。這裡提到包括陶幹在內共9位指揮，已超過官缺員額。這9人中理應有指揮使、指揮同知，但實際掌印的陶幹只是指揮僉事。可見從洪武時起，錦衣衛官的員額、職權就取決於皇帝意願或實際需要，未必嚴格執行官制規定。

明代全國官吏的編制僅有二萬八千餘人，卻又存在「冗官」的現象，這裡主要是武官。明代實行武官世襲制度，衛所武官以功勞升遷，子孫又以「恩蔭」世襲，每代都有人立功與世襲，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武官的人數就會膨脹，百戶多如狗，千戶遍地走，官員人數與官缺定額不符、官員權責與所任官職不符。嘉靖時霍韜說：「錦衣衛官，洪武初年，舊官二百一十一員，永樂初年，新官二百五十四員，自永樂以後迄嘉靖六年，新增一千二百六十三員。」

衛所的官職與權責不符漸成普遍現象，指揮使與同知、僉事等官可能不僅不是該衛長貳甚至根本就沒有職務。於是，明廷任用錦衣衛官員也就不再拘泥於官職。如永樂八年（1410年），錦衣衛指揮使紀綱因功升為都指揮僉事，本應調都指揮使司任職，然而明成祖還離不開這個「爪牙」，遂命紀綱「仍掌錦衣衛事」。之後，又有都指揮僉事劉忠「掌錦衣衛事」。這意味著洪武官制表明武官職權、上下級關係等的作用開始喪失，更多用於代表官員的待遇級別而已，變成了散官，而「掌錦衣衛事」之類的差遣才是實際職務。

宣德八年（1433年），明廷為解決衛所冗員眾多、管理混亂等問題，開始實行軍政考選制度，考選武官擔任掌印、僉書，分理衛所軍政。此後，掌印、僉書才是衛所實際上的堂官；其他「帶俸差操」的指揮使、同知、僉事並不在衙門升堂辦公，被排除出堂官之列。

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廷令兩京衛所一體考選。成化以後，普通衛所堂官例設掌印1員、僉書2員，鎮撫司設衛鎮撫1員。錦衣衛是何情況，史志缺乏明確記載，而一件崇禎九年（1636年）的兵部題行稿披露了明中後期錦衣衛官制沿革：

錦衣衛堂上舊設掌印提督東司房一員，提督西司房一員，提督街道房一員，僉書四員。世廟南幸承天，額設僉書十員扈從，嗣後或五六員，或七八員…（天啟）元年，無官直宿，本衛具題，覆添一員…查見在錦衣衛堂上掌印提督東司房一員，（提督西司）房一員，提督街道房一員，堂上僉書八員，南鎮撫司見在掌印一員，僉書十（後缺）。

可見，錦衣衛堂官為「掌印提督東司房」、「提督西司房」、「提督街道房」各1員，「僉書」若干員。

錦衣衛長官「進公署，則曰下司房」。東西司房應是辦公場所，後演化為官職機構名。猶如「省」本是禁省，是宮中禁地、禁中的場所之意，後演變為中央官署名（中書省、尚書省之類）。作為古代衙署中常見的建築，東西司房可能在錦衣衛衙門建成時即已存在，但兩個官職設於何時，尚未發現明確記載。

成書於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正德《大明會典》載：「凡緝訪京城內外奸宄，本衛掌印官奉敕專管，領屬官二員、旗校八十名。」可見弘治以前已存在「掌印提督東司房」一官。衙門開設伊始即有掌印官，「奸宄」也是錦衣衛成立之初即被賦予的使命，但掌印官「專管」此事應始於明宣宗宣德、明英宗正統之際。明英宗甫即位便允準大學士楊士奇所奏，「今錦衣衛提督行事者非一員，行事校尉亦數百人，合無止令一員公正指揮提督行事」。

明代人將錦衣衛緝訪謂之「行事」，當時有多名官員提督行事，此後由一人專管。這「一員公正指揮」，自然非掌印官莫屬。

據目前所見史料，「東司房」作為一個機構名最早出現在明孝宗弘治年間，因此，不排除掌印官加「提督東司房」職銜是在明憲宗成化朝相繼設提督西司房、街道房官，錦衣衛堂官職權分工明確之後，其全稱為「欽差提督東司房官旗辦事錦衣衛掌衛事」。

提督西司房全稱為「欽差提督西司房官旗巡捕管事錦衣衛管衛事」，即正德《大明會典》所載：「凡緝捕京城內外盜賊，本衛指揮一員，奉敕專管，領屬官五員、旗校一百名。」錦衣衛設立之初，其堂官會被臨時委派捕盜。宣德以後，錦衣衛官校開始常態化參與京城治安事務。進人明中葉，京師治安逐漸惡化，為加強錦衣衛的捕盜職能，朝廷始命堂官專管。

萬曆《大明會典》載成化四年，「以京城內外多盜，令錦衣衛指揮一員，同巡城御史專一提督五城兵馬並巡捕官校挨拏」；《實錄》載同年四月，明廷「命錦衣衛指揮僉事朱驥提督五城兵馬緝捕盜賊」，而此前朱驥已受命「協理衛事」，是堂官之一，兩書所載為同一事。朱驥墓志銘載成化「戊子，畿內盜不時發，敕公提督官校捕緝」，正是「奉敕專管」。此次任命被載入國家行政法典，足見其絕非一般性質的委派，而是具有典制意義，說明「提督西司房」一官即設立於成化四年（1468年），朱驥是首任提督。

正德《大明會典》載：「凡京城內外修理街道、疏通溝渠，本衛指揮一員，奉旨專管，領屬官三員、旗校五十名。」此即「提督街道房」，該官始設於成化二年（1466年），「令京城街道溝渠，錦衣衛官校並五城兵馬時常巡視」。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廷「命錦衣衛指揮同知劉綱提督疏浚京師溝渠」，而劉綱在成化十六年受命與朱驥「同理衛事」，也是堂官。該官全稱「提督街道房官旗辦事錦衣衛管衛事」，與提督西司房一樣，職銜中的「管」字表明了堂官的顯赫身份，又與掌印官略有差別。

此外，東西司房兩提督有皇帝專門頒給的敕書、關防，故號「欽差」；提督街道房無之，規格稍低。

三位提督以外的佐貳官因在公文上連署簽名，故稱「僉書」。或是為了與南北鎮撫司僉書有所區別，錦衣衛佐貳官稱「堂上僉書」，異於其他衛所。

鎮撫司作為錦衣衛的下屬機構，與該衛同設於洪武十五年，而其分置南北兩司的時間，正德《大明會典》曰「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與諸衛同，而兼管軍匠。後添設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成化以前只添設了2名衛鎮撫，成化十四年（1478年）始分置二司。弘治以後，「南鎮撫司」、「北鎮撫司」在史料中逐漸常見。

南北鎮撫司官的設定也不同於洪武官制。南司掌印按例由「堂上僉書」兼任，故其亦是堂官。官階方面，南司掌印、僉書常是都指揮、指揮，且僉書的員額較多。北司「掌刑例推千戶」，由千戶、衛鎮撫一級的武官除授，級別較低。如萬曆十三年（1585年）,明廷「以錦衣衛署都指揮同知張書紳掌本衛南鎮撫司印，指揮僉事余茂發僉書南鎮撫司管事，署正千戶郭寶、東廠李登雲北鎮撫司各理刑」，官階高低有別。崇禎三年（1630年）北鎮撫司題本中，為首的是「掌刑管事正千戶王崇德、理刑管事副千戶張如椿」，前者亦稱「掌印」，後者謂之「僉書」且通常只設1員。只不過北鎮撫司使命特殊，他人不敢輕視，其官「見掌衛，行半屬禮」，自稱「錦衣北堂」，威儀「與堂上官等」。

「掌印」、「提督」、「僉書」等都是因事而設的差遣性官職，本身沒有品級；官員的官階及相關待遇的高低由「指揮使」等有品級的職銜體現，以功勞敘遷。他們的官階往往升轉極快，升至都督以後，要改注「於五府帶俸」。如崇禎時的掌衛官劉僑列銜為「錦衣衛掌衛事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劉僑銓注於左軍都督府，卻在錦衣衛掌事，職務與官階的分離一目了然。同時，普遍存在銓注於錦衣衛，卻在其他衙門任職或無職的情況。

千戶所

錦衣衛與明朝其他衛一樣，設有千戶所，其下有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鎮撫，百戶。一千戶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分為十個百戶所，「凡千戶，一人掌印，一人僉書，曰官軍。千戶、百戶，有試，有實授。其掌印，恆以一人兼數印」。

明朝，一般的衛都只統領五個千戶所，即前、後、中、左、右千戶所。由於錦衣衛的特殊地位，除了這五所之外，還設有其他千戶所。

洪武十八年（1385年）是入選力士大量到京的年份。當年六月「天下府州縣簽民丁充力士者萬四千二百餘人至京。命增置錦衣衛中左、中右、中前、中後、中中、後後六千戶所分領之。余以隸旗手衛」。這六個千戶所的設定，是錦衣衛第一次大規模擴編，除了下轄的左、右、中、前、後五個千戶所，又增加了中左、中右、中前、中後、中中、後後六千戶所，總計11個千戶所。

在洪武年間，錦衣衛下轄千戶所有左右中前後五所，馬軍前後左右四所，中左、中前等六所親軍所、水軍所、屯田所、馴象所，共十九個千戶所。

明成祖遷都北京時曾對親軍衛及京軍做過較大幅度的調整，水軍所和屯田所有相對固定的活動區域，沒有隨著遷都北上。馬軍四所的建制在現存《錦衣衛選簿》和《(南京)錦衣衛選簿》中都沒有出現，應該是隨著錦衣衛在遷都後職能有所調整而被裁撤掉了。

剩下的問題是：第一，萬曆《大明會典》所說的十四所，缺的是哪一個所？第二，王圻所說十八所，另外五個所是哪些？第三，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新設的中左、中右、中前、中後、中中、後後六所，只有中後所出現在北京，而《（南京）錦衣衛選簿》中僅出現了中左所，那中右、中前、中中、後後四個所哪去了？

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記述明憲宗朝的錦衣衛後，加了如下一段按語：

按：是時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二百人。五城巡城五百人，東西廠共二百人，巡店三十人。其上直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為達官是也

這段文字選自齊魯書社的標點本《罪惟錄》，但文義頗有些不通，張金奎以為「其上直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為達官是也」一句的標點應該改為「其上直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為達官是也」。

類似的記載另出現在明代人陸釴所著《病逸漫記》中：

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二百，五城巡城五百。東西廠共二百，朱指揮一百，袁指揮一百。巡店三十名。上直每番連官共五百二十。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達官。

二者的文字大體一致，從這兩處記載來看，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個將軍所，一個清軍所。明代安置到錦衣衛的韃官，大多由鎮撫司帶管，如正統元年（1436年）「汰錦衣衛帶管官校。先是，有小技者及各王公主守莊墓者、四夷降附老弱者，皆於錦衣衛帶俸。至是，行在戶部奏：近制，事從撙節，此輩坐食，亦宜汰之。上令有技者自食其技，守莊墓者自食其力，四夷老弱就食於南京」。天順元年（1457年）「迤北韃靼奄克不花、塔歹乃、來忽來歸，俱命為頭目，隸錦衣衛鎮撫司帶管，給房屋、器物」。在現存《錦衣衛選簿》中「鎮撫司」項下的上百名韃官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可見，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統轄韃官的清軍所。

至於將軍所，錦衣衛的侍衛將軍確實是集中管理和使用的，但從未單獨成立千戶所，在《大明會典》中也沒有相關記載。不過萬曆年間成書的《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中也提到了將軍所，該書是因襲《會典》、《一統志》及現行事宜采輯成編，末署「新喻縣丞陶承慶校正，廬陵縣末學葉時用增補」，是江西書賈刊行之本。所列官制，大抵以萬曆初年為斷。在萬曆時代的明人眼中，將軍所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或者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萬曆《大明會典》所記十四所，估計也是加進了將軍所，但因其並未出現在官制體系中，《會典》編者才採用了這樣含糊的處理方式。

上文中提到錦衣衛五所各有十司，每個司的長官「秩皆正六品」，與百戶相同，因而「十司者，即十百戶所司」。按照明代的衛所編制，十個百戶所已經等同於一個千戶所。由於這十個司承接的是原儀鸞司的職能，統轄的也是不同於一般軍士的校尉，將其附在錦衣左右等五個千戶所之下，在管理上有很多不便。上引《罪惟錄》《病逸漫記》等史籍中都提到「校尉五所」，似乎在明中葉這些原本處於掛靠狀態的十個司已經分別單獨立所。為表述方便，以下是《錦衣衛選簿》的個案資料：

①梁暄，靜海縣人…（永樂）二十□年，調錦衣衛錦衣中所（正千戶）。。

②倪旻，仁和縣人。父倪璋，成化六年充錦衣衛左所鑾輿司校尉，七年故。

③（河南遂平人）王信，洪武十八年本縣以力士保送赴京，撥錦衣衛左所…充總旗。三十五年，以年深，除錦衣衛衣中所扇手司百戶。

④吳二，合肥縣人，系御用監太監王瑾下家人，正統十三年福建征剿賊寇…景泰元年升總旗，錦衣衛衣中所旌節司帶管食糧。

⑤正德十三年四月，陸錦，年三十二歲，大興縣人，系錦衣衛錦衣中所擎蓋司冠帶舍人，山東、河南軍前衛執旗牌，升冠帶總旗。

例②顯示至少在成化年間，錦衣衛初建時的五所中仍有校尉存在，例③④⑤中提到的扇手司、旌節司等都隸屬於「衣中所」這個洪武年間未曾出現過的千戶所，例①和例⑤在言及梁暄或陸錦身份時，都明確說是「錦衣衛錦衣中所，梁喧還是正千戶，如果兩人隸屬於錦衣衛中所，有必要用「錦衣衛錦衣中所」這么複雜、囉唆的稱謂嗎？

張金奎認為，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個「錦衣中所」是一個有著正千戶主官的新的千戶所。而該所存在扇手司、擎蓋司等十司則說明該所脫胎於原來掛靠的十司，即錦衣衛錦衣中所是由原「錦衣衛中所」所屬十司合併組建的。校尉們主要承擔禮儀性工作，服飾自然與普通士兵有別，因而稱為「錦衣×所」，「衣×所」則是其簡稱。這從明代檔案中也可以得到證明。

崇禎三年（1630年）三月初四，北鎮撫司呈報了一份立功應升級人員的名單，其中包括「傅作揆，系衣右所旌節司總旗。徐文耀，系衣右所旛幢司力士。顧發德，系衣後所戈戟司力士。黃印，繫上右所力士」。衣右所、衣後所和上右所並列，說明它們是獨立的千戶所。

在《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中，錦衣衛的下屬機構，作者先後羅列了「經歷司、鎮撫司、左右中前後千戶所、親軍千戶所、中後千戶所、錦衣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可見錦衣左右等五所確實和左右等五所已經脫鉤，而前面羅列的例子①、③則顯示至遲到永樂年間錦衣五所已經是客觀存在。其實萬曆《大明會典》中也羅列了這五個所，但為什麼沒有計算到十四所內，原因尚不明了。

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論」的規定，錦衣五所在洪武年間並不存在，或許是這一祖訓限制了官方《會典》編者的手腳。相比之下，王圻的《續文獻通考》是私家著述，並不受體制限制，反而自由得多。加上這五個所，正好是十八個。

如前文所述，錦衣五所統率的是校尉，中左所等七所統率的是力士，但明後期的檔案顯示，錦衣五所中也出現了力士。比如崇禎三年（1630年）三月十一日成文的《錦衣衛經歷司為有功官旗遵例三年升敘事手本》中提到如下人員：

李培寅，系衣中所正千戶；

曹邦濟，系衣中所鑾輿司實授百戶；

宋尊陛，系衣左所正千戶。

.....

吳朝卿，系衣中所鑾輿司衛尉；

馮鎮，系衣中所擎蓋司衛尉；

王汝第，系衣右所馴馬司衛尉；

王應舉，系衣右所扇手司力士；

殷仲魁，系衣中所鑾輿司力士。

因為天啟皇帝的名字是朱由校，為避諱，崇禎年間的「校尉」改稱「衛尉」，不便改稱時則將「校」書寫為「較」。這一檔案中的王汝第、王應舉一個是校尉，一個是力士，但同時服役於衣右所，吳朝卿、馮鎮、殷仲魁則同時出現在衣中所，證明錦衣五所中已經是校尉和力士並存。李培寅、宋尊陛等正千戶的存在則進一步證明錦衣五所已經獨立。

校尉和力士雖然承擔的職責類似，但存在等級上的差異。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明廷規定「選退將軍兒男，查系應役十年以上者，許充校尉。不及年分者，止與力士。著為定規」。萬曆二年（1574年）修改制度，規定「錦衣衛將軍千百戶，侍衛三十年以上者，兒男許替冠帶總旗。將軍侍衛二十年以上者，許替校尉。二十年以下者，止與力士。俱止準一輩。其應役三年五年，照舊查革。永行遵守」。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力士的地位低於校尉。

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差異，明後期才會出現把調所作為一種獎勵的現象。如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上徽號禮成」，明廷下詔，宣布「東宮直宿巡緝旗校量照舍人例，給以冠帶。如原系後七所者，量改前五所」。天啟三年（1623年），為慶祝皇子誕生，明廷也曾獎勵東宮直宿、巡緝旗尉「量炤舍人例，給以冠帶，如原系後七所者，量改前五所」。後七所指的是上中、上左、中後、親軍等主要由力士組成的所，前五所無疑指的是錦衣五所。

鎮撫司

鎮撫司，作為錦衣衛的下屬機構，與該衛同設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然其分置南北兩司的時間，清修《明史·刑法志》競記作「洪武十五年添設北司」，《明史·職官志》則記作「成祖時復置。尋增北鎮撫司」，自相矛盾。事實上，正德《大明會典》記載非常明白，「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與諸衛同，而兼管軍匠。後添設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成化以前只添設了2名衛鎮撫，成化十四年（1478年）始分置二司。弘治以後，「南鎮撫司」、「北鎮撫司」在史料中逐漸常見。

鎮撫司作為機構名稱，首先出現於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蒙元滅宋以後，1285年四月，初設「行樞密院都鎮撫司」設有都鎮撫一員、副都鎮撫一員，各行樞密院又有鎮撫所，鎮撫二員，秩比萬戶。在各路萬戶府下，則設鎮撫司，有「鎮撫二員，蒙古、漢人參用」。鎮撫作為一個武官名稱，在軍事系統中更為常見，都元帥府、招討司、宣慰司等軍事機構階有鎮撫官。蒙元軍制中的鎮撫官及鎮撫司、所機構成為明代軍衛系統中都鎮撫司、衛鎮撫、所鎮撫等名稱的直接來源。

韓宋於龍鳳二年（1356年）七月初一，設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以朱元璋為平章政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鎮撫」。所設的都鎮撫司雖系循元之舊，但與元代主管各省軍事的都鎮撫司已不盡相同，不僅負責皇城各門守衛，而且「總領禁衛」。而後陸續設立的諸行省也沿元制稱都鎮撫司，隨著龍鳳十年（1364年）衛所體制的創立，各衛所也承襲蒙元萬戶府制度，皆立衛、所鎮撫司。

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宣布革去各省都鎮撫司，鎮撫司作為獨立官署僅於在外衛所下設定，成為專司軍事司法的機構。鎮撫司專司法，這是明代在制度上有別於蒙元的創設。洪武十七年，「改錦衣衛指揮使司為正三品」，升為上直衛。從衛所建制的角度而言，明代都司以下各衛皆設鎮撫司，專掌「刑獄巡緝」等事，錦衣衛鎮撫司是伴隨著親軍都尉府與儀鸞司改置錦衣衛的制度調整而出現的，並非是獨立於錦衣衛的專門創製。親衛體制確立和政治情勢的演變也給錦衣衛鎮撫司專任中央司法提供了契機。

據（萬曆）《大明會典》，「洪武十五年，設鎮撫司」，並「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所言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只是制度規範，並不符合實際情況。首先，親軍諸衛相繼設立後，各衛職責區分愈加細密，錦衣衛的主要職能逐漸轉向緝事訪查、城市治安等專門事務，其上直宿衛及備儀仗鹵簿等職責大部分已轉由其他衛分擔。惟其有組訪之權而無科案問刑之權，故以鎮撫司專掌京中刑獄訟理。

其次，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發，牽連極廣，故而設定鎮撫司獄，「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錦衣衛，審其情辭用事」其權責已經不限於處理衛內刑事，而兼及全國重大案獄。王世貞即認為「上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經法曹」，鎮撫司對維護皇權有重要意義。自此錦衣衛身兼糾查、組捕、拘役、審問之權，衛鎮撫司「掌本衛刑名」的限制也逐漸被突破。

洪武二十年，明太祖以錦衣衛非法凌虐，「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由於關涉鎮撫司獄是否具有祖制依據的問題，明代史料在這個問題上多有矛盾之詞。（萬曆）《明會典》載：「洪武十五年，設鎮撫司。二十年革，燒毀本衛刑具，獄囚盡送刑部審理。」但《明大祖實錄》中並未提及革去鎮撫司。（正德）《大明會典》亦載：「二十年，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所編《諸司職掌》中仍載鎮撫司為錦衣衛下屬，可見鎮撫司作為衛設機構沒有被裁革。

洪武二十六年六月，明太祖再命錦衣衛將「所逮者俱屬法司理之」，是時藍玉案發，此令間接說明錦衣衛理刑之禁申而不止，《逆臣錄》中也可見錦衣衛鎮撫司獄收監衛外藍黨案犯的記錄。至於二十六年禁令的其他執行情況限於史料闕如不得而知。靖難之役後，明成祖開始大量使用錦衣衛審理衛外刑事。《立齋閒錄》引當時所能看到的《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中的材料，顯示永樂初事關建文遺臣的大案多由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審理。據《皇明條法事類纂》援引永樂初詔旨載：「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六日，著刑部、都察院、錦衣衛鎮撫司，都著知道，今後再有人指攀教坊司，休準他，見監得都放了。」可知靖難之後鎮撫司收監衛外人犯已經成為常態。

(正德)《大明會典》載：「鎮撫司，掌理本衛刑名，與諸衛同，而兼管軍匠。後添設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而增鑄印信，各為一司。凡問刑，悉照洪武舊例，逕自奏請，不經本衛。或本衛有事送問，問畢仍自具奏，俱不呈堂。凡鞫問奸惡重情得實，具奏請旨發落。內外官員有犯送問，亦如之。舊制俱不用參語。」這段文字提供了兩條信息：

第一，在成化十四年（1578年）以前，鎮撫司已經在職能上有所分化，直到成化十四年後，北鎮撫司專理刑事，而南鎮撫司職掌軍匠諸事，形成了兩個職事各異的平行機構。

第二，北鎮撫司治獄所得的供狀，可以越過錦衣衛堂上官直接上達皇帝，即《明史》所言：「獄成得專達，不關白錦衣，錦衣官亦不得干預。」據《明神宗實錄》：「洪武舊制，鎮撫司問刑，逕自奏請，不經本衛。或本衛有事送問者，成祖文皇帝有旨，令問畢仍具奏，不必呈堂。」可知此「舊例」後文，當指永樂舊例。

天順時，門達以鎮撫司理刑官起家，兼錦衣衛指揮使，同時「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得專治獄，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賊曹釣發者，俱以委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大僚」。所謂賊曹，即東、西司房，尹直載其時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所謂「總督官校緝事」即其以掌衛事之職負責的東、西司房。門達得寵於明英宗，強化了鎮撫司的理刑功能，成化時鎮撫司的分司理事，不過是對鎮撫司理刑職事專門化的事實承認。

（正德）《大明會典》記述北京錦衣衛吏目時始見「北鎮撫司」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南鎮撫司」的名目不見於（正德）《大明會典》，而徑以「鎮撫司」名之。晚明官私文獻多強調北鎮撫司「非舊制」「本添設」，主要依據就是這一點。

《諸司職掌》載洪武年間鎮撫司的吏員設定，「錦衣衛一鎮撫司一司吏、典吏」。明制，司吏為統領各房典吏的辦事人員，凡有司皆設。（正德）《大明會典》中被標註為「已後俱添設」的北京錦衣衛鎮撫司，直接「複製」了南京鎮撫司的機構設定，而「北鎮撫司」則只設典吏而並無主管一司公務的司吏，表明至遲在弘治時期北鎮撫司的吏員尚未獨立於鎮撫司。

正是基於強調南鎮撫司對原鎮撫司的繼承性，（正德）《大明會典》只列「北鎮撫司」，而不列與之相應的「南鎮撫司」，表明在此時的官方意識中，北鎮撫司也不具備與（南）鎮撫司並立的身份，也非與其平分事權的平行機構。迨至萬曆時，（萬曆）《大明會典》「錦衣衛條」載：

經歷司，掌本衛文移出入等事，諸衛並同。凡錦衣衛，令史六名，典吏十七名，倉攢典一名。鎮撫司，司吏四名，典吏九名。馴象所，司吏共二十四名，倉攢典一名。百戶所，司吏共八十七名。北鎮撫司，典吏十名。

同書「吏員」條則載：

錦衣衛（以下吏，俱後添設），令史六名，典吏十四名（舊十七名、革三名），倉贊典一名。南鎮撫司，有司吏二名（舊四名、革二名），典吏六名（舊十名、革四名）。北鎮撫司，司吏一名，典吏六名（舊九名、革三名）。

對檢（正德）《大明會典》，後一條記錄為（正德）《大明會典》所無，可知其注釋所稱的「舊」，即指（正德）《大明會典》中所載吏員設定，而「吏員」條為萬曆修《大明會典》時依據當時實際情況增入，只是其中誤將北鎮撫司與南鎮撫司「舊時」的人員數目倒置了。

這兩條史料的重要意義在於，（萬曆）《大明會典》中，「鎮撫司」之名為「南鎮撫司」取代，二者不再顯示出高下之別。同時，「北鎮撫司」的吏員之下則添加了司吏，兩司不再共用同一套吏目班子。這表明北鎮撫司開始具備獨立專治詔獄的特殊職能，理刑職能逐漸專業化，得以在晚明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時。

北鎮撫司

北鎮撫司官兵不事緝捕，專司審訊。明廷為保證其審獄的獨立性和保密性，北鎮撫司治獄所得的供狀，可以越過錦衣衛堂上官直接上達皇帝，這意味著北鎮撫司在編制上雖隸屬錦衣衛，實際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機構。如崇禎三年北鎮撫司類奏獻獄功績，就是掌司官王崇德直接向皇帝題奏的。

張金奎推測北鎮撫司專治詔獄的時間至遲在嘉靖時，正德、萬曆《大明會典》的敘述參差為此提供了旁證。（正德）《大明會典》云：「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與諸衛同，而兼管軍匠。後添設鎮撫二員，專理刑名。」（萬曆）《大明會典》則稱：「（鎮撫司）永樂間復設，掌問理本衛刑名，兼理軍匠，是為南鎮撫司。其北鎮撫司，本添設，專理詔獄。」如排除（正德）《大明會典》記述不全的可能性，北鎮撫司專理詔獄的時間當在正德至萬曆朝之間，這從北鎮撫司之名開始大量湧現於嘉靖以後的歷朝《實錄》中可見一斑。

北鎮撫司專理詔獄現象的出現，與鎮撫司司法權的演變密切相關。明代人崔銑曾言：「凡衛必有鎮撫司，理其衛之刑而已。錦衣鎮撫司為上所親信，故凡廷臣將有重譴者、民之妖言者、盜者，皆命治之。獄具，雖法司大臣，無敢出入。故朝之大獄，鎮撫治之；朝之裔獄，法司治之。」這經常見諸明中後期士大夫的言論中，如嘉靖時林俊強調：「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鞫訊大盜妖言。」這是試圖以「祖制」為名，明確規定法司、錦衣衛與鎮撫司各自的職權範圍與受理刑事類型，進而在制度框架下防範皇權對國家常規司法事務的過度干預。正是基於此，北鎮撫司專理「詔獄」的權責才在制度上得以明確，成為國家常法被寫入《大明會典》之中。

關於詔獄，萬曆時，沈一貫論及北鎮撫司的職能時曾說：「北鎮撫司系詔獄之所，職掌只是打問，問過即送法司，暫將犯人寄監。」方從哲亦言：「北鎮撫司之設，名曰詔獄，凡欽送人犯，隨到隨問，問過請送法司擬罪，是乃訊鞫之司，而非監候之所。」二人皆將「詔獄」視為鎮撫司奉旨「打問」者，其實即凡奉到旨意由鎮撫司訊問案情，則皆稱「詔獄」。

正德以來，奸惡重情由錦衣衛推鞫者「取供詞奏行法司擬罪」的制度「變亂極也」，對鎮撫司與法司刑事許可權的區分，當是在正德以後。士大夫既已無法否認錦衣衛司法常規化的既成事實，索性基於明初鎮撫司參與重案，並據「凡所逮者俱屬法司理之」的「祖制」，承認錦衣衛逮系、鎮撫司訊理罪犯的合法性，但量刑擬罪仍需由「法司理之」，只有審訊權，沒有判決權，（萬曆）《大明會典》則進一步在制度上確認了北鎮撫司「專理詔獄」的職權。

鎮撫司監獄在明代文獻中淆稱為（南、北）鎮撫司獄、錦衣衛獄、錦衣獄，或俗稱「詔獄」，這些名稱是各自具有含義的特指，還是統稱、俗稱？學界對此尚無定論。張金奎認為錦衣衛獄並非「詔獄」，而「詔獄」專指北鎮撫司獄，這是錦衣衛獄內部管理上的區分。魏天輝等也認為：「作為監獄的詔獄就是錦衣衛獄，又可稱之為錦衣衛獄或北鎮撫司獄。」二者皆認為錦衣衛只有監獄一所，即鎮撫司所管的鎮撫司獄，後者更具體到北鎮撫司獄。而曹循則認為，錦衣衛有兩所監獄，「詔獄」指北鎮撫司獄，「錦衣衛獄」則專指東西司房所管的南鎮撫司獄，與鎮撫司獄有區別。

那么錦衣衛除去公認的鎮撫司監獄，是否更有其他監獄？據（萬曆）《明會典》，正統時定在京各衙皂吏，其中「看監專為看護監牢所設，刑部、都察院及鎮撫司皆有「看監。錦衣衛則「直堂二十名。鎮撫司直廳五名，看監三十三名。經歷司直廳四名。另「鎮撫司」條下載：「凡本司直廳百戶一員…看監百戶五員，總旗五名，校尉一百名，皂隸三十名。」除「通政司有奏訴冤枉人等，戶部山西清吏司、兵部職方武庫二清吏司，俱有軍囚人等，各用看監四名以外，並未提及更有其他「看監」，間接說明錦衣衛中只有鎮撫司設有監獄。

天順八年（1464年），詔「毀錦衣衛城西獄舍。錦衣衛舊有獄，附衛治，門達掌問刑，又於城西置獄舍以張威。御史呂洪建言，此非朝廷明刑慎罰之意，故命毀之。」即指天順六年（1462年），門達時任掌衛事兼鎮撫司理刑，捕緝過濫，因言：「天下囚犯皆聚本司而獄房甚少，臣見城西武邑庫隙地有餘，乞救工部蓋造獄房。」門達所增置的鎮撫司獄不久即因朝臣的彈劾而被毀壞，此後歷代不見更有其他獄址。因此，作為收監錦衣衛人犯的監獄，似只有鎮撫司才有設定。

史料中的錦衣衛獄、鎮撫司獄又應如何理解？據《明武宗實錄》裁：

下大理寺寺正等官周敘等十人於錦衣衛獄。敘等自以大理寺屬官，職在平獄，因具疏寬留駕諸臣之罪，且欲停止南巡，以保聖躬、壽國脈。上怒益甚，令系鎮撫司，嚴加掠治。

該條材料後文為補敘「下大理寺寺正等官周敘等十人於錦衣衛獄」一事，暗示明代人習稱的「錦衣衛獄」可能和鎮撫司獄並無區別。嘉靖二十年（1541）楊爵上疏觸怒明世宗，明世宗「命錦衣衛逮送鎮撫司拷訊，已鎮撫司上其狀，請送法司擬罪，詔禁系衛獄。」五年之後，「詔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於錦衣衛獄，赦其罪，放回原籍…復遣官校逮爵，錮之詔獄。」從這兩條材料看來，《實錄》似是將錦衣衛獄與詔獄區分而言。

然而其所稱「錦衣衛獄」，在楊爵於嘉請二十一年所撰《獄中詩集序》中則稱：「去年春，予以罪下北司獄。」後來周怡、劉魁、錢子洪並因疏救楊爵被「依楊爵例」同系北鎮撫司獄數年之久，周怡追述此事則稱：「嘉靖二十二年…下錦衣衛獄，梏系五年，再逮再釋。」可見明代人所稱的「錦衣衛獄」，是一個含義相當混淆的名目。

在語義區分較為嚴格的語境下，「錦衣衛獄」「南司獄」與「北鎮撫司獄」「鎮撫司獄」是兩組對應的概念。萬曆三十二年(1604)，蕭如松上疏請釋放因礦稅而被速系獄中諸人：「馮應京、蔡如川、何棟如、華鈺等系之鎮撫司，沈聽之、陸道通等系之刑部，卞孔時等系之錦衣衛，各數年於茲也。」此處錦衣衛、鎮撫司顯系刻意區分的監獄，一些史料中並將禁系卞孔時的「錦衣衛獄」稱為「詔獄」。依據曹循所言，所謂南司獄與蕭如松所言的「錦衣衛」，應即錦衣衛堂上捉督的東、西司房監舍。

由東、西司房主管的監獄是否有別於鎮撫司獄？據萬曆時人張同德為富平縣知縣王定五所撰墓志銘裁：

既至都下，榜之數十，系北司獄…居二年，競以疾卒…卒之兩月前，公夢遊一神祠，攝其魂，覺而精爽迷散，復就寢，往索之，乃蘇中備王某亦以事系南司獄，與公素未通姓名，忽公以手札通問，王持之大痛，五日後，與公相繼卒。

張同德為萬曆礦稅之禍的親歷者，據其所言，王定五在北司獄中競可「以手札通問」系在南司獄的中官王某，以鎮撫司獄情「嚴密關防」的規定來看，所謂的「南司獄」與北司獄址只可能是並在一處，亦即錦衣衛只有一所「鎮撫司獄」。

史料中常見「北鎮撫司理刑」「北鎮撫司問刑」等官名，而南司僅見「僉書」「掌印」之稱而無理刑官，暗示南鎮撫司可能並不具備專業的刑事審判職能。東、西司房捕拿人犯之後，「南司獄」更像是東、西司房羈押和初訊的場所，實際負責這一環節的多系「掌衛事」，如需深入訊理案情仍多轉由深諳刑名的北鎮撫司負責。明代檔案中多處可見東、西司房緝獲人犯初訊後，再根據案情提請「拿送本衛北鎮撫司究問」或類送刑部擬罪，最後由皇帝明旨決定由鎮撫司或刑部鞫刑，這就是所謂「奉詔打問」。

正德時，韓邦奇得罪下獄，據其自述云：「余既自浙系至南司，聞詔下送北司，天威赫怒。」此處的「北司」，已然成為「詔獄」的代稱。正如沈德符所說：「本衛則東、西兩司房訪緝之，北鎮撫司拷問之，鍛鍊完密，始入司寇之目。即東廠所獲大小不法，亦拿送北司，再鞫情由。」所謂「南鎮撫司獄」「錦衣衛獄」與「北鎮撫司獄」，多為區分案件是否由北鎮撫司訊理的稱謂。

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言：「臣寄住本部朝房，與錦衣衛朝房相近。嘉靖二年四月十四日晚，臣退部回還，見錦衣衛朝房觀者如堵，意必考訊強盜。今早入朝，始聞有戶部主事羅洪載，為因放糧責打錦衣衛百戶校尉，被奏送鎮撫司究問。」可知錦衣衛鎮撫司同在一地。錦衣衛署即位於清代都察院南刑部所在地。清人趙舒翹所編《提牢備考》載：「今之刑部，並非前朝刑部舊址，乃錦衣衛所屬北鎮撫司也，只有北監一所。本朝雍正初年始添建南監。」由此可見，清代將明代鎮撫司獄直接改造成為刑部監牢，其據以改建的正是明北鎮撫司獄。其雲「只有北監一所」，當知附近的南鎮撫司並無監牢，是以雍正時才「添建南監」。這段史料也說明嗣後添設的北鎮撫司與錦衣衛衙署同在一地。

而南鎮撫司的位置，據《日下舊聞考》：「明大理寺署，其地距舊刑部街當不遠，其跡已湮廢無考。今署（大理寺）國朝移建，傳為明南鎮撫司故址。」南鎮撫司與北司僅一牆之隔，且居於北鎮撫司之南，南、北鎮撫司應即由此得名。明人提及鎮撫司監獄，多稱「鎮撫司獄」「鎮撫司監」或徑言「詔獄」，一般皆默認為北鎮撫司獄，應與鎮撫司獄附設在北司有關。

南鎮撫司

南鎮撫司不僅「專理軍匠」，掌印官地位也頗重，「稱南堂，與掌衛官平處」。這首先是因為南鎮撫司只是負責軍匠的日常管理，掌印、僉書並不直接參與匠作營造，軍匠「在各監局上工」，由宦官督率。南鎮撫司官會負責巡視督察重大營造，如嘉靖時重修三大殿，南鎮撫司僉書孫鈺受「巡督之敕」。

其次，明朝授予許多歸附「夷人」頭目錦衣衛世職，稱為「達官」，「達」通「韃」，「達官」就是「韃官」，由鎮撫司帶管，成化十四年後歸南司。現存南鎮撫司武職選簿檔案中，多數都是達官。這些達官不能參與本衛軍政事務，故其職銜皆有「帶俸」字。一些達官被選為使臣或翻譯人員，從事出使外「夷」、接待「夷」使等活動，不少論著因此認為錦衣衛也承擔外事職能。

事實上，明廷所設外事人員——「大通事」、「小通事」，皆隸屬鴻臚寺司賓署，由禮部主事一員提調。大小通事本身都是無品級的職役，大通事常從錦衣衛達官中挑選，故有錦衣衛官銜。如正統至成化年間的大通事詹昇，官至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僉事。同時，也有通過其他渠道選拔、帶其他衙門官銜的通事，如正德時有「鴻臚寺帶俸大通事光祿寺署正舍誠…詔升誠鴻臚寺少卿，仍舊帶俸辦事」。

大小通事所帶的「都指揮」、「指揮」、「少卿」、「署正」等官銜，都是寄祿官。南鎮撫司只是這些達官通事寄祿支俸之所，他們履行涉外使命時隸屬禮部「並兵部」。

總之，錦衣衛除偶有官員受命擔任使節或護送使臣外，通常不直接參與外事活動，或者說外事並非錦衣衛的主要職能。至於史料偶見的錦衣衛緝獲「夷人」奸細，應屬東西司房緝捕「奸宄」、「盜賊」的職權範圍。

最後，勛衛也隸屬南鎮撫司，由勛臣子弟擔任，「侍衛直宿外，或令署各衛所事及聽差遣」。天順二年（1458），定襄伯郭登坐罪削爵，其弟勛衛郭璟「不宜帶刀侍衛，合令錦衣衛鎮撫司帶俸」。可知當時勛衛已經在鎮撫司帶俸，成化十四年後屬南司。如萬曆中，明廷授李成梁嫡長孫李世忠「錦衣衛勛衛，加指揮使職俸，駐南鎮撫司」。

勛衛侍衛時歸勛戚統管。軍匠供役內廷，勛衛侍衛皇帝，達官常充皇帝親軍馬隊，明廷將他們編入錦衣衛鎮撫司，符合其「近侍衙門」的性質，也便於與內廷監局等機構交接。但這種做法也導致該司人員龐雜，不利其履行讞獄本職。因此，成化十四年分置南北二司具有合理性。軍匠、達官數量龐大，勛衛皆貴胄子弟，故南鎮撫司掌印要位列錦衣衛堂官，設僉書多員以分管這些人員，此外還要兼管「本衛官役俸糧」，有時要代替堂上僉書參與侍衛，因而地位頗重。

其餘各司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十六日，明太祖改儀鸞司為錦衣衛，其屬有御椅司、扇手司、擎蓋司、旛幢司、斧鉞司、鑾輿司、馴馬司等七司，秩皆正六品，執行的是儀仗職能。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二十九日，明太祖下令「置錦衣衛前千戶所十司。曰鑾輿、曰擎蓋、曰扇手、曰旌節、曰幡幢、曰班劍、曰斧鉞、曰戈戟、曰弓矢、曰馴馬」。對比可知，鑾輿、扇手、擎蓋、斧鉞、馴馬五個司沒有變動，增設了旌節、班劍、戈戟、弓矢四司，「幡幢」與「旛幢」相比，音同字不同，從《明會典》等史籍均寫作「旛幢」來看，應是傳抄過程中的訛誤，御椅司則完全不見了蹤影。

從正德《大明會典》的具體記載來看，錦衣衛下屬五所「各所官分領軍士與諸衛同，而各所又分十司，統領校尉，掌鹵簿儀仗及值駕、拿人、直宿等事」，可見，在錦衣衛設立之初，明廷已經決定在衛下五個千戶所內單設若干專職履行儀仗職能的司，以承接儀鸞司的職能，這些司的成員依舊是校尉，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專職擎執鹵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洪武三十年的變化，只是這幾個司職能的細化和調整。

錦衣衛五所各有十司，每個司的長官「秩皆正六品」，與百戶相同，因而「十司者，即十百戶所司」。按照明代的衛所編制，十個百戶所已經等同於一個千戶所。這十個司承接的是原儀鸞司的職能，所統轄的也是不同於一般軍士的校尉，將其附在錦衣左右等五個千戶所之下。

各房

宣德八年（1433年），明廷為解決衛所冗員眾多、管理混亂等問題，開始實行軍政考選制度，考選武官擔任掌印、僉書，分理衛所軍政。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廷令兩京衛所一體考選。成化以後，普通衛所堂官例設掌印1員、僉書2員，鎮撫司設衛鎮撫1員。此後，掌印、僉書才是衛所實際上的堂官。錦衣衛堂官為掌印提督東司房、提督西司房、提督街道房各1員，僉書若干員。各房負責緝捕管城。

東司房

東司房，其職能按成書於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正德《大明會典》載：「凡緝訪京城內外奸宄，本衛掌印官奉敕專管，領屬官二員、旗校八十名。」可見弘治以前已存在掌印提督東司房一官。衙門開設伊始即有掌印官，負責緝訪「京城內外奸宄」，但掌印官「專管」此事應始於明宣宗宣德、明英宗正統之際。

明英宗甫即位便允準大學士楊士奇所奏，「今錦衣衛提督行事者非一員，行事校尉亦數百人，合無止令一員公正指揮提督行事」。明代人將錦衣衛緝訪謂之「行事」，當時有多名官員提督行事，此後由一人專管。這「一員公正指揮」，自然非掌印官莫屬。

西司房

西司房，其職能按正德《大明會典》所載：「凡緝捕京城內外盜賊，本衛指揮一員，奉敕專管，領屬官五員、旗校一百名。」錦衣衛設立之初，其堂官會被臨時委派捕盜。宣德以後，錦衣衛官校開始常態化參與京城治安事務。進人明中葉，京師治安逐漸惡化，為加強錦衣衛的捕盜職能，朝廷始命堂官專管，主要由西司房負責。

萬曆《大明會典》載成化四年（1468年），「以京城內外多盜，令錦衣衛指揮一員，同巡城御史專一提督五城兵馬並巡捕官校挨拏」；《實錄》載同年四月，明廷「命錦衣衛指揮僉事朱驥提督五城兵馬緝捕盜賊」，而此前朱驥已受命「協理衛事」，是堂官之一，兩書所載為同一事。朱驥墓志銘載成化「戊子，畿內盜不時發，敕公提督官校捕緝」，正是「奉敕專管」。此次任命被載入國家行政法典，足見其絕非一般性質的委派，而是具有典制意義，說明提督西司房一官即設立於成化四年，朱驥是首任提督。提督西司房堂官全稱為「欽差提督西司房官旗巡捕管事錦衣衛管衛事」。

街道房

街道房，其職能按正德《大明會典》載：「凡京城內外修理街道、疏通溝渠，本衛指揮一員，奉旨專管，領屬官三員、旗校五十名。」「提督街道房」之官始設於成化二年（1466年），「令京城街道溝渠，錦衣衛官校並五城兵馬時常巡視」。成化二十一年，明廷「命錦衣衛指揮同知劉綱提督疏浚京師溝渠」，而劉綱在成化十六年受命與朱驥「同理衛事」，也是堂官。該官全稱「提督街道房官旗辦事錦衣衛管衛事」，與提督西司房一樣，職銜中的「管」字表明了堂官的顯赫身份，又與掌印官略有差別。此外，東西司房兩提督有皇帝專門頒給的敕書、關防，故號「欽差」；提督街道房無之，規格稍低。

官員選任

官職的權責要由官員來履行。堂官、鎮撫司官的人選對錦衣衛職權的行使有重要影響，其選任方式、人選來源及資格要求，在明代也發生了較大變化。

緝捕官校與宦官弟侄交替掌事

錦衣衛指揮、千百戶等官均可世襲，而掌印等職務須從中選拔委任。洪武、永樂時，錦衣衛作為近侍親軍，其長官大抵都是皇帝親自簡選的。明宣宗宣德年間，開始出現廷臣推舉的方法。明英宗正統初，「以錦衣衛缺官，命行在兵部選舉，至是以（徐）恭等聞，故命之」，此後經常施行，從而制度化。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兵部議準：

錦衣衛堂上掌印官……遇有員缺，本衛即時具奏，奉有敕旨，本部照依推補五府堂上管事例，各照員缺，從公於指揮同知、僉事等官內，每缺推舉二員，具名上請簡用。——《兵部武選司條例·推舉錦衣衛官類》

錦衣衛鎮撫有缺，從本部照依《諸司職掌》，推舉相應衛鎮撫銓補，如無，於各所千戶內推選，具奏改授，以後永照此例而行。——《大明會典》卷 119《兵部二·銓選二·推舉》

堂官的選任照「五府堂上管事例」即會推文武大臣的辦法，先由廷臣推舉一正一陪2名候選人（有時推舉3人或以上），再由皇帝點用1人。鎮撫司官由兵部自行推選，不必會同其他衙門，此即「部推」。部推由兵部全權負責，會推也是兵部主導，兩者差別不大。

兵部推舉的人選必須得到內廷的認可才能任命，雙方的意見有時並不一致。對此，內廷的對策是正陪皆不點用，直至兵部重新推出滿意人選為止。明憲宗成化時，工匠章瑾得幸升錦衣衛鎮撫，後北鎮撫司缺官理刑，兵部先推 2 人，憲宗「不允，命別推」，尚書張鵬「知上意在章瑾，乃推瑾及千戶金安，遂以命瑾」。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錦衣衛缺堂上僉書，兵部前後推舉兩次共 10 位候選人，方得旨點用。

另一種常見的辦法是直接傳旨任命。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憲宗「命錦衣衛副千戶葉廣、韓璟同指揮楊綱於鎮撫司理刑，廣用兵部會薦，璟出內批也」，就是兵部推選與內廷傳旨同時實施的例子。

推選制度的實質是輔佐皇帝用人，當其不符合皇帝需求時就往往會被擱置一邊。明中葉，錦衣衛官不點重推和直接傳旨任命的現象頗多，顯示該衛既是「近侍衙門」又職司法紀，君臣對其官員應選用近信還是能臣存在分歧。

兵部推舉的人選通常是「歷練老成、頗諳刑名」的武官。如正統時掌衛的徐恭及其僚佐劉勉「鹹文無害」；正德時的北鎮撫司掌印牟斌「博學曉文義，為儒衣冠」。成化至正德初年的葉廣，由總旗歷掌北鎮撫司、提督西司房至掌衛事，先後「緝獲妖書妖言並交通夷人等項」，「擒拿靠山王等賊」，「敏而能斷……讞獄以公平，見稱於時」。若本衛沒有合適人選，還可從「別衛相兼舉用」。

內廷傳旨任命的大都是在錦衣衛任官的宦官弟侄或黨羽。正統以後，宦官弟侄家人恩蔭錦衣衛世襲武職者甚多，他們進而升任堂官、鎮撫司官，以染指偵緝、刑獄之權。正統末年，太監王振「使其侄王山專錦衣之柄」。天順初，內官馮讓侄馮珤「乞恩升錦衣衛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升指揮僉事，管衛事」。成化時掌衛的牛循，乃「中貴人玉猶子」。司禮監太監李榮侄李珍，「成化中管鎮撫司事，弘治中進掌衛事」。

正統至正德初年，錦衣衛出現緝捕官校與宦官弟侄交替掌衛、同時管事的現象。考諸《實錄》及《登科錄》之「巡綽官」，此期間的掌衛官有 14 任：徐恭、王山、畢旺、劉敬、王喜、門達、袁彬、牛循、朱驥、季成、陳雲、李珍、趙鑒、葉廣。除王山、牛循、李珍以外，季成為憲宗保母子，陳雲「夤緣求入錦衣」，兩人應與內廷關係密近；其餘大抵是緝捕官校、世職，總體上以兵部推選的居多。

正德元年（1506年），司禮監太監高鳳侄高得林以中旨管錦衣衛事，言官諫曰「內外偏重，恐非國家之福」，「今旨從中下，則宦官弟侄更相效尤，而選法壞矣」，明武宗卻不予理會。正德五年（1510年），一次就傳旨命太監錢能侄錢寧（朱寧）堂上管事，太監馬永成家人馬鉞及「宦官廝養」朱安、朱福俱南鎮撫司管事。據《實錄》所載，正德朝 16 年間有葉廣、高得林、楊玉、張容、劉璋、朱寧 6 任掌衛官，除葉廣外，皆為宦官弟侄或黨羽。宦官勢力一度掌握了錦衣衛的權力。

考試政策的確立與實施

明武宗駕崩，明世宗即位不久，言官嚴厲抨擊錦衣衛濫用「近倖之人」，一批宦官黨羽被罷黜。同時，許多興王府邸時的舊人被安排到錦衣衛任職。嘉靖二年（1523年）初，朱宸短暫掌衛後被罷，興邸舊人駱安掌衛事。駱安之後的 4 任掌衛官王佐、陸松、陳寅、陸炳，除王佐外皆興邸舊人。興邸舊人迅速成為錦衣衛新貴，雖是兵部迎合上意，卻有利於肅清衛中舊勢力、開啟衛官選任的新局面。

嘉靖以後，不點重推偶有發生，內廷傳旨任命的現象則逐漸絕跡，兵部推選成為朝廷上下都認可的國家典制，這得益於君臣對衛官素質的要求漸趨一致。嘉靖二年缺掌印等官，世宗令兵部推選「通曉文義，練達事體，立心操行，素有譽望」的人選，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認為錦衣衛「掌司法令」，應選廉潔、簡靜、謹愿仁厚之人，得到世宗認可。此後，有較高文化素養和司法才能的官員更易受到重用。

王佐曾中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舉會試第一名，「以刀筆吏能稱」，因讞獄持正，被譽為「王青天」。陸松原是世宗「藩邸書辦」，本非武人。王佐曾教授其子陸炳「爰書公移」，曰「錦衣帥不可以不精刀筆」。陸炳「通書、數」，曾中武舉會試。陸炳死後，明廷以成國公朱希忠之弟朱希孝掌衛，應有勛貴子弟文化水平相對較高的緣故。

在這種形勢下，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出台了錦衣衛官選任的重要政策：

本司系詔獄理刑之官，有缺，行該衛掌印官，先於本衛各千戶內，從公推選考試，送兵部，再加詢訪考試，於內簡拔二員，疏名上請定奪。——萬曆《大明會典》卷 119《兵部二·銓選二·推舉》

北鎮撫司缺官，須經錦衣衛、兵部兩級考試合格方能推舉正陪人選。考試制度得到長期實行，且南鎮撫司補官也要考試。崇禎三年（1630年），張如椿自述其「歷中三科武舉，隸西司房，緝獲功升副千戶，送兵部考中，題奉欽補北鎮撫司理刑管事」。崇禎十一年（1638年），南鎮撫司僉書有缺，候選人赴兵部「過堂考試」，兵部尚書「鎖署命題」並閱卷，成績分為三等，一二等依次推用，三等「仍須造就」，下次再考，可見要求不低。

按照升遷資序，南北鎮撫司僉書是堂官的必經之階，故嘉靖後期以降的掌衛、提督、堂上僉書等官也是經歷過這場考試的。如劉僑襲職後於天啟二年「考選北鎮撫司掌刑」；吳孟明於「天啟四年考選北鎮撫司理刑」，任至掌衛事。考試內容大抵是考察候選人對臨民理政的認識和審案讞獄的能力。崇禎帝曾「自考試，一論一判，稱者升用」，兵部考試應與之相同。這種考試對多數緝捕官校、宦官弟侄而言有相當大的難度，而錦衣衛中的文臣子孫卻藉此崛起。

明中葉以降，但凡重大戰事奏捷，前敵指揮的督撫和有「廟算」之功的閣臣、兵部尚書多可蔭子為錦衣衛指揮、千百戶等世職；此外，文官殉節於王事者，也常有此恩遇，於是錦衣衛中形成了一個文臣子孫群體。家風濡染，他們的文化水平普遍較武人為高。如巡撫孫燧子孫堪中嘉靖五年武舉會試頭名，孫堪子孫鈺中嘉靖三十二年武舉會試第五名，孫鈺之子孫如津也中隆慶二年（1568）武舉會試，兵部尚書楊博子楊俊卿中隆慶二年武舉會試頭名。

武舉名次主要由文場策論決定，孫堪等的優勢顯而易見。崇禎十一年兵部考試取中一等的 2 人皆文臣子孫：兵部尚書崔景榮子崔胤茂、于謙六世孫於之英。于謙族孫於允忠在弘治時恩蔭世職，傳至於之英已歷 140 年，士大夫家風影響之久遠，可見一斑。因此，文臣子孫在應對考試上有很大的優勢。

考試政策實行後，其他世職也要讀書習儒，才有可能在衛中取得一席之地。如畢旺四世孫畢清，自幼「習舉子業」，號晴湖先生，襲祖職，嘉靖三十九年選為北鎮撫司僉書，認為「武非文弗耀」，督子孫讀書，一人中進士。畢清長子畢光祖襲祖職，「登武科上第」，隆慶時為南鎮撫司僉書。畢光祖長子畢德「授經為弟子員」，「亟期以詩書發家」，儼然書香門第。可見，錦衣衛的武人中也出現「文士化」現象。

文臣子孫掌握衛務

「故事，蔭敘軍職不得管事」，前述宦官弟侄任職皆由特旨，文臣子孫也頗有例外。弘治時，提督遼東軍務王翱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竚「本衛理事」，兵部尚書餘子俊子、指揮僉事余寘提督街道房，這是目前史料所見最早管事的文臣子孫。嘉靖時，孫堪、許瑒因父親在宸濠之亂中殉難而恩蔭錦衣衛世職，「俱見任管事」，「特從兵部之請雲」。

隆慶五年底，錦衣衛堂上缺官，兵部尚書楊博題稱，堂官原則上須從世職和武舉出身者中遴選，而當時「南北二司見任官內，止有錄蔭，全無世襲。其錄蔭一項，節年雖有上堂僉書管事，俱系特恩，原無本部推舉事例」，兵部只得將恩蔭出身的「傅霖等逐項分別」，全部開列以供聖裁。可見，舊制導致兵部無法正常行使職能，取消勢在必行。萬曆時人沈德符已不清楚此項規定，其取消應該就在隆慶、萬曆之際。

萬曆以後，兵部可以名正言順地推舉文臣子孫，錦衣衛堂官、鎮撫司官的出身背景於是大變，其中掌衛官的情況詳見下表：

萬曆至崇禎錦衣衛掌印官情況表

萬曆至崇禎錦衣衛掌印官情況續表

朱希孝死後，傅霖短暫掌衛，不久餘蔭取而代之，成為首位掌衛的文臣子孫。萬曆以降 20 任掌衛官中至少有 13 人系文臣之後，其中劉天和後人兩任掌衛。從任職時間來看，萬曆初以迄崇禎末約 70 年間，文臣子孫掌衛約 50 年，其中王之禎署衛、掌衛共 17 年，是明代掌權時間最長的錦衣大帥。

文臣子孫任其他重要官職的也比比皆是。如萬曆十一年前後的掌印、提督西司房、街道房分別是劉守有、楊俊卿、孫如津，三長官皆被文臣子孫包攬。萬曆中，總督周詠子周嘉慶、李汶子李楨國同在北鎮撫司理刑管事；餘子俊玄孫余茂發、張佳胤子張叔琦先後掌南鎮撫司。泰昌、天啟初，總督梁夢龍子梁慈掌北鎮撫司。天啟時，總督楊時寧子楊汝敏提督西司房，兵部尚書李化龍子李不矜、御史張銓子張道濬先後掌南鎮撫司。崇禎時，首輔徐階孫徐本高、巡撫張學顏孫張懋忠先後提督街道房。其他堂上僉書、南北鎮撫司僉書為數更多，不勝枚舉。文臣子孫掌握衛務，顯然得益於考試政策的長期施行和兵部等文官的支持，也符合錦衣衛主要職權對管事官素質的內在要求。

萬曆以後，馮保、張鯨、魏忠賢等權閹弟侄也有任錦衣衛堂官、鎮撫司官的，他們都隨大璫的倒台而被革職。武將蔭敘子孫，如李成梁子李如楨「嘗掌南、北鎮撫司，提督西司房，列環衛者四十年」，距掌印僅一步之遙而不得，則是兵部官員有意抑制。宦官、武將子弟得不到文官的支持，在與文臣子孫的競爭中勢必落於下風。文臣子孫的優勢在萬曆後期進一步制度化。

當時錦衣衛選官「近例」，緝捕官校被視為「賤隸」，有功「官至千戶而止」，「不得濫廁司、堂」，宦官弟侄則「禁不使大用」。這種出身主導的選任規制在魏忠賢專權時遭破壞，崇禎以後恢復，兵部「循此推用，一定不移」。明末錦衣衛出身「有文蔭、世職、科目、功升四行」前「二者最優」。文臣恩蔭成為最佳資格，而世職數以百計，他們往往要考中「科目」即武舉或會舉（六年一次選拔兩京武學官生的考試，考試內容與武舉一致）才能脫穎而出（如前述駱思恭、張如椿、王世盛）。相形之下，宦官弟侄「不得在衛見任管事」，「旗役功升……列（例）不推舉」。

以上規制配合考試制度，保證了衛中坐堂管事的必定是文臣子孫及少許文士化的世職，普通武人只能充當邏卒爪牙，涇渭分明。

選任方式從皇帝親自簡選發展為主要由兵部等文官推選，人選來源從以緝捕官校為主轉變為文臣子孫最優，考試制度確立並長期實行，這些變化反映了宣德、正統以後文官政治對錦衣衛的深入影響。其近侍軍事機構的性質在潛移默化中逐漸蛻變，呈現文職化的趨勢。

錦衣衛(明朝官署名)

基本介紹

機構沿革

前身

成立

成熟

末期

官職等級

機構組織

長貳正官

千戶所

鎮撫司

其餘各司

各房

官員選任

緝捕官校與宦官弟侄交替掌事

考試政策的確立與實施

文臣子孫掌握衛務

屬員選任

軍匠

力士

將軍

校尉

主要職能

侍衛皇帝

出京作戰

監察文武

司法職能

緝捕管城

外事職能

傳宣詔命

傳遞文書

服務皇室

代祭守陵

帶管工匠

監督考試

監護倉場

參與救災

軍事編制

制服配置

高官

校尉

將軍

後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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