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從唐朝開始設立，初時為供職具有藝能人士的機構，自唐玄宗後，翰林分為兩種，一種是翰林學士，供職於翰林學士院，一種是翰林供奉，供職於翰林院。翰林學士擔當起草詔書的職責，翰林供奉則無甚實權。晚唐以後，翰林學士院演變成了專門起草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有“天子私人”之稱。在院任職與曾經任職者，被稱為翰林官，簡稱翰林。宋朝後成為正式官職，並與科舉接軌。明以後被內閣等代替，成為養才儲望之所，負責修書撰史，起草詔書，為皇室成員侍讀，擔任科舉考官等。地位清貴，是成為閣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員的踏腳石。
無論政治地位高低，在各朝各代，翰林學士始終是社會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體，集中了當時知識分子中的精英，社會地位優越。唐朝的杜甫、張九齡、白居易，宋朝的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張居正，晚清的曾國藩、李鴻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入選翰林院被稱為“點翰林”，是非常榮耀的事情。翰林學士不僅致力於文化學術事業的傳承，更踴躍參與政治，議論朝政。由科舉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舉時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學說中“達則兼濟天下”的表現。
然而，成為翰林學士的輝煌前景也使得大量知識分子投身科舉，造成了人才浪費。社會重文士輕技工，拖緩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此外，翰林制度也使得文學界和思想界的主流處於皇帝的監管之下，對學術自由和知識分子的思想獨立起了壓抑作用，有利於皇帝進行專制統治。
基本介紹
名稱,歷史發展,唐代,宋代,元朝,明代,清代,外班翰林,洋翰林,職責,溯源流變,科舉制度,民族交融,文化專制,影響,他國翰林,越南,朝鮮,日本,被焚事件,
名稱
歷史發展
唐代
翰林即文翰之林。
唐代翰林院是中國唐代開始設立的各種藝能之士供職的機構。初唐玄宗選擅長文詞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詔制，後逐漸演變為草擬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任職者稱為待詔。起草詔制本是中書舍人的專職，但唐玄宗感到中書舍人草擬詔制的制度難以保守機密和應付急需，乃一度挑選擅長文學的親信官員充翰林院待詔 ，以備起草急詔（ 兼撰擬詩文 ） 。
翰林院
翰林院開元二十六年（738），又另建翰林學士院，專供草擬詔制者居住，供職者稱翰林學士（簡稱學士)，本身無秩品 。初置時並無員額，後來依照中書舍人之例，置學士六人，擇其中資歷深者一人為承旨。安史之亂以後，軍事頻繁，翰林學士地位愈來愈重要，不但在草擬詔制方面分割了中書舍人之權，也在參謀密計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權。
唐憲宗以後，翰林學士承旨往往晉升為宰相。學士院設定之後，與中書舍人院有了明確分工 。學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將相大臣、宣布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制，稱為內制；中書舍人所起草的則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稱為外製。學士院有兩名由宦官充任的學士院使（或稱翰林院使），在皇帝與翰林學士間起傳達聯繫的作用 ，在政治上 有很大影響 。後晉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廢除翰林學士，將草擬詔制之權歸還中書舍人，但不久又恢復。
宋代
由於唐代學士院自翰林院分出，故宋代有時亦稱學士院為翰林院。宋代另有專掌藝學供奉之事的翰林院，但與學士院的翰林院無關。
翰林院
翰林院金天德三年（1151），置翰林學士院。
元朝
元朝設翰林兼國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制與金代相同，分掌制誥文字、纂修國史及譯寫文字。
明代
明孔貞運《明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節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銘》：“賜進士、通議大夫、協理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先朝實錄記注起居管理六曹章奏、較內書文華殿展書誥勅撰文、前右春坊右諭德左庶子掌南京翰林院事、經筵講官、通家鄉眷生王鐸頓首拜書丹”。
清代
清因明制，設翰林院。置掌院學士兩人，滿、漢各一人，從二品。清掌院學士無文學撰述之責，是侍讀學士以下諸官的名義長官，與唐宋之翰林學士有所不同。但仕為翰林官者不僅升遷較他官為易，而且南書房行走及上書房行走例由翰林官為之，因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優待厚遇 。
外班翰林
外班翰林出現在清朝，指的是為保持翰林中滿蒙人的比例而經皇帝特準，從科甲出身的滿蒙官員中直接招取的翰林。由於非經正途而入，被戲稱為“斗字翰林”，表示才學不夠之意。但滿蒙翰林並非全是靠此途逕入館，憑真才實學入翰林者亦眾多，還出現了一家數代翰林的滿蒙翰林世家。外班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滿蒙兩大民族敦儒重學的風氣。
洋翰林
洋翰林指清末洋務運動興起後歸國的留學生。19世紀末清廷批准派遣中國幼童到外國留學，由容閎、陳蘭彬監督。之後留洋學生漸多，清廷對留洋歸來的學生按文憑賜予進士出身或授官職，因此也被稱為“洋進士”、“洋翰林”
職責
翰林院的職責是：
（一）充經筵日講：每年秋天舉行經筵典禮，先由翰林院開列直講官滿、漢各8人（滿講官由大學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充任；漢講官以翰林出身之大學士、尚書、侍郎、內閣學士、詹事、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充任），奏請皇帝欽派四人值講。
（三）論撰文史：其所撰有祝文、冊寶文（冊立、冊封后妃）、冊誥文（冊封王公）、碑文、諭祭文等。此外，纂修實錄、聖訓、本紀、玉牒及其他書史，或由翰林院承辦，或由翰林院派編修、檢討參與纂修。而對書史的編輯校勘，則是翰林院官的主要職務。
（四）稽查史書、錄書：六科根據紅本輯錄的史書（送內閣），錄書（存科），為防止“玩忽潦草”，每年派翰林官兩人專司稽查。
（六）稽查理藩院檔案：理藩院的檔案關係重大，須隨時整理，例由翰林院派翰林官稽查，以重其事。
（八）扈從：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皇帝巡幸京城內外及王府等處，翰林院例應派員隨從。
（九）每遇直省文武鄉試、會試、殿試時充主考官、讀卷官；順天鄉試，掌院學士充正、副主考、侍讀、侍講以下擔任考官。各省鄉試，學士以下、編修、檢討以上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會試，掌院學士充任正副考官，侍讀、侍講學士以下充同考官。武科會試，侍讀、侍講學士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
（十）考選、教習庶吉士：開列教習庶吉士職名，從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中選擇學問優異者擔任小教習。
翰林院內部組織有典簿廳與待詔廳。
待詔廳：掌繕寫、校勘之事，額設滿、漢待詔各2人，筆帖式若干人。滿待詔掌校時，翻譯章奏、文史；漢待詔掌校對，繕寫所撰之史。
溯源流變
翰林，即文翰之林，唐代武德時期，高祖設立由各種藝能之士供職的翰林院，除文學之士外，醫卜、方伎、書畫、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選，以待詔於院，史稱“翰林初置，雜流並處”。玄宗時，遴選擅長文詞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詔制，翰林院因此逐漸演變為草擬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任職者稱翰林待詔。此前，起草詔制本是丞相府屬官“中書舍人”之專職，而玄宗以其草詔難以保密且難應急需，從而挑選擅長文學之親信官員充待詔，以備草擬急詔，兼有撰寫詩文、以頌太平之責。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另建翰林學士院，將文學之士從雜流中分出，供職者稱翰林學士，簡稱學士，本身無品秩，以原品入值。從此，“職清地禁，雜流不入”。著名詩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職於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初置時，並無員額，後依中書舍人之例，置學士六人。
憲宗時，擇其中資深者一人為承旨，以統領諸學士。“安史之亂”後，戰事頻繁，翰林學士地位愈發重要，不但在草詔方面分割中書舍人之權，且在得參謀議論方面分割宰相之權。憲宗以後，翰林學士承旨往往晉升為宰相。隨著時光推移，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工日趨明確。學士負責起草任免將相大臣、宣布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制，稱內制；而中書舍人負責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稱外製。二者並稱兩制，而內制重於外製。
宋沿唐制設學士院，也稱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充皇帝顧問，宰相多從翰林學士中遴選。北宋前期，翰林學士亦無品秩。元豐改制後，翰林學士承旨和翰林學士成為正式官職，正三品，不任他職，專司內制，例加知制誥銜。此外，宋因唐制，另設專掌方術伎藝供奉之事的翰林院。此做法也影響到其他少數民族政權。
翰林院
翰林院科舉制度
翰林院自出現便與科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發軔於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選舉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其核心是通過考試以選拔官員，以制度的形式保障並促進社會成員規範化地垂直流動。此制儘管有其種種欠缺與不足，而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卻不失為一項較為公正的選材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用人制度上的血緣、地緣局限，確立了以文化為本位的標準，成為與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金本位並行的另一標準。科舉制度給無數棲身社會下層的民間士子帶來了出頭的希望，為其扶搖直上提供了可靠的階梯。諸多寒士終日苦讀，以期博得金榜題名。歷代王朝統治者則藉此網羅到大批知識精英，既提高了統治效能，鞏固了統治，也消弭了民間可能孕育的躁動與不滿，在延長王朝壽命，緩解統治危機等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 在科舉制的發展過程中，翰林院逐漸成為文化層次最高的官僚機構。
翰林院
翰林院自唐代創翰林學士草詔並應奉文字之責後，靠科舉而晉身者的比例逐漸增加。宋代，科舉制度與翰林院制度接軌。至明代，翰林院成為外朝官署，並規定一甲進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制，狀元授修撰（從六品），榜眼、探花授編修（正七品）；還創立庶吉士制度。所謂庶吉士，就是在新科進士中再行選拔，以《尚書·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之簡稱名之，在院學習三年後再試，合格者留院，稱留館，余者外委為他官。但因曾就學於翰林院，世人對不能留館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視之。自此，“非進士不入翰林”。而自明太祖廢丞相之後，成祖設內閣，置大學士，與丞相相類。大學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翰林院成為培育高級文官的搖籃和涵養高層次學者的場所。
清代科舉，沿襲一甲進士直入翰林之成法，二三甲進士則通過考選庶吉士才得入翰林，稱為朝考。名義上由皇帝親自主持，合格者由皇帝親筆勾定，稱“欽點翰林”。為了防止冒濫現象，還在會試與殿試間增設複試，複試合格者方準參加殿試。另外，對已經躋身翰林者，創立大考制度加以監督和激勵。制度之嚴格、措施之細密可知一斑。為籠絡漢族知識分子，清廷仿宋朝故事，實行制科徵士，大批漢族士人被羅致入彀，直接進入翰林院，以成士林佳話，影響並吸引知識分子，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前人闡述明清科舉制度，多囿於成說，只談秀才、舉人、進士三級結構，以考中進士為科舉制度的終結；而考察教育制度者，則從府、州、縣學直至國子監，以及清代出現的八旗官學、宗學、覺羅學，就以為概括了所有的教育機構。兩者於不經意間，都把翰林院制度中的庶吉士培養制度摒棄於視野之外。其實，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由進士館選而庶常，庶常而留館，加之清朝特創的翰林大考、考差，無不是科舉制度的延伸和發展，悄然又於三級結構之上又多出一個層次——翰林。所以筆者依此提出了明清科舉制度為四級人才結構的新見解，並日益得到學界的認可與採納。了解翰林院制度和翰林群體，不僅可以加深對歷史上科舉考試制度的了解和認識，同時對全面了解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和體系也具有啟迪意義。
民族交融
自秦漢以來，中國尤其是北方地區諸多民族交匯頻繁，少數民族其興也勃，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其統治之下。北魏鮮卑拓跋、遼代契丹、金代女真等民族都曾憑藉其強大武力入主中原，在中國北部建立政權，而元代蒙古族、清代滿族則更是建立起統治中國全境的中央政權。其中，清朝統治時間最為長久，約二百七十年。清朝作為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在各項制度上不能不帶有深深的自身烙印。就翰林院制度而言，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創殿試一甲頭名即狀元例授翰林院應奉的制度，使翰林與科舉不可分割；元代創立蒙古翰林院，使將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論，除漢族出身者外，不乏滿、蒙翰林躋身其間，還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數民族的優秀士子得選，遂使翰林院成為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交匯、融合之所。翰林院為此專門制訂一系列相關制度，頗具獨創性。
《易經·益卦·彖》有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清代滿族統治者因有翰林培育，漢學功底精深，深諳損益之道。為不傷漢族士人自尊，特定“滿不點元”之策，即滿族士子例不點狀元，頗合“損上益下，民悅無疆”之理；而為提高本族總體文化水準以適應統治需要，自皇帝、皇子至普通旗人，皆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使一個文化層次原本較低、與漢文化體系差異巨大的關外民族，在數十年內便完成了知識主體的根本轉換，面貌煥然一新。尤其是上書房的建立，乃專為皇子讀書而設。因有培養未來皇帝之責，特延請翰林官為師傅。在皇室表率下，滿蒙貴族及官員乃至平民紛紛移樽就教，文風大盛，重師重教成為時尚，對提高滿蒙等少數民族的文化素質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頗合“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旨。有清一代，滿蒙文人輩出，名士如雲，正是“名師出高徒”的結果。
另外，清代尚有皇帝特準而入翰林一途，無需科考，稱為特選館職，但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滿蒙士人漢學水準的提高，除有相當一部分滿蒙士人以館選方式進入翰林院成為正式翰林官之外，還創造了外班翰林之法，即揀選科甲出身（進士、舉人）之滿蒙官員進入翰林院，以保翰林清望。而當時朝野將舉人出身的滿蒙翰林戲稱為“斗字翰林”。“斗字”者，識字少之謂也。以翰林之人材翹楚者而被冠以“斗字”，其褒貶之意顯而易見。隨著滿蒙翰林群體的不斷壯大，總數達600人之多。其對滿族蒙古族整體文化修養的提高方面起到過強大的引領和促進作用。文官、武將行列中到處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其影響遍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宗教等諸多領域。
由於清代翰林群體居於科舉金字塔型人才排列的頂端層次，而有機會接觸最高統治者，不僅得以入值南書房而草擬詔書，參與機要；且入值上書房訓導皇子，皇子一朝繼位，翰林便成帝師。諸如康熙朝張英、李光地、熊賜履、湯斌、法海、徐元夢，雍正朝張廷玉、朱軾、嵇曾筠，乾隆朝蔡新、那彥成，嘉慶朝汪廷珍、徐頲，道光朝杜受田，鹹豐朝及同治朝李鴻藻、光緒朝翁同龢等，無一不是名重一時的博學碩彥。他們以人品與學識砥礪並哺育新一代統治者，與之相互影響，為提高其綜合素質發揮過重要作用。
文化專制
數千年來，中國歷代中央政權一向強大，必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一方面是頻繁的自然災害，遼闊的國土，惡劣的周邊環境；一方面是一盤散沙般的農牧經濟，低下的生產力和眾多的人口。為應對上述問題，早在秦代，便形成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漢代，又以“獨尊儒術”的方式完成了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二者相互依存，最高統治者與知識界建立起共生關係，正式確立了法統（政權體系）、道統（文化體系）二元格局。皇帝據法統而南面稱尊，君臨華夏；士人倚道統而安身立命，承傳文明。皇帝可操利刃而生死、榮辱士人；士人可搦禿筆而臧否、褒貶君主。皇帝授士人以官爵，士人扶君主以智力。對士人之需求與對歷史之敬畏的雙重因素使得君主不敢過於驕縱，為所欲為；而士人亦可售才學於朝廷，待價而沽。
人主或為尋求智力支持而禮賢下士，如劉備之三請諸葛；或為不留千載罵名而強壓怒火，如曹操之不斬彌衡。士人或為保持自然天性而辭官高蹈，如陶潛之採菊東籬；或因注重享受生命而放浪形骸，如杜牧之江南落拓，由漢至唐，士人之地位雖有沉浮，但基本穩定，中華文化於穩定中走向昌盛。這一時期，作為皇帝首席助手和百僚之長，丞相的選取標準一直以才學為主流，地位尊崇而相對穩定，也是士人尊嚴與權益的重要依託。 就在這一時期，科舉制度與翰林院制度應運而生。其初始目的，就是最高統治者借其獲得知識翹楚所提供的智力支持，而其發展脈絡則顯示出雙方在互動過程中一直在探索實現二者結盟的最佳途徑。但令人遺憾的是，此後二者的關係卻一直向著法統日隆而道統日損的方向發展。士人逐步將所有權力與尊嚴奉獻給最高統治者，而作為知識界的幸運兒的翰林群體和功名獲得者以犧牲自身尊嚴的方式換得剝奪其他人尊嚴的權力，如法炮製，逐層效仿，使得社會底層成員幾乎喪失了一切尊嚴和權力，掙扎於水深火熱之中。
君臣關係從漢唐之坐而論道，經宋代之立而聽命，發展為明清之跪而請旨，尊卑關係絕對而僵硬。中華文化體系中的民主精華被不斷蕩滌，迫使億萬蒼生不得不匍匐於專制強權的腳下。在此過程中，翰林院與翰林群體一直起著決定性作用。
影響
清代共有6472人得入翰林，形成了龐大的翰林群體，對清朝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到了清朝末期，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以及科舉制度日顯腐朽落後。西學東漸，翰林中也出現了主張改革教育制度，以救亡圖強的聲音。洋務運動的領導者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沈葆禎等都是翰林出身。清朝滅亡後，遺留下來的翰林群體依然活躍在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經濟的舞台上。中華民國時期，教育總長蔡元培，北洋總統徐世昌，民族實業家張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書法家譚延闓，外交總長顏惠慶，書法家潘齡皋俱是翰林中人。
清末翰林的後代子孫，由於受到父輩祖輩的學術薰陶，成為文學家、教育家的也不在少數。例子有清代首科狀元傅以漸後人、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翰林呂鳳岐之女、女子教育先驅呂碧城，翰林張佩綸的孫女、著名作家張愛玲，庶吉士周福清之孫、著名作家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以及其後的：末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國學家商承祚，學術巨擘俞曲園曾孫、紅學家俞平伯，軍機大臣瞿鴻禨之孫、社會史學家瞿同祖，嘉慶狀元趙文楷後人、佛學家趙朴初，宗室翰林毓隆之孫、國學大師兼書法大家啟功，溥儀老師陳寶琛的侄孫、經濟學家陳岱孫等等。
綜上所述，翰林院與翰林的輝煌已成往事，但卻給世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盤點、評估這筆財富，使其惠及當世並啟迪後人，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不容推卸的使命。
他國翰林
越南
據黎崱《安南志略》所載，古代越南的文職官員中，就設有翰林院官。至於它的發展，可追溯至太寧四年（1075年），李朝仁宗「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這是實行科舉制度的開始。1076年（英武昭勝元年）李仁宗在升龍（今河內）設立國子監，選文職官員識字者入內習文。
英武昭勝二年（1077年），試官員以書算刑律；廣祐二年（1086年）成立翰林院，試全國有文學之才者充翰林院官。以後的陳朝、胡朝中仍實行科舉制度，翰林的職位也一直保留。陳朝時，翰林學士更參與政界，如陳聖宗時的黎文休便任翰林院學士及兵部尚書。據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等的分析，這是說明了「儒生作為庶族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台」。
到黎朝時科舉興盛，翰林院納入正式規制，之後的阮朝亦加以承襲。明命帝改革官制時，修訂了翰林院官職的品級，如掌院學士及直學士為正三品、侍讀學士為正四品、侍講學士為從四品、翰林院侍讀為正五品、翰林院侍講及翰林院承旨為從五品、翰林院著作為正六品、翰林院修撰為從六品、翰林院編修為正七品、翰林院檢討為從七品、翰林院典籍為正八品、翰林院典簿為從八品、翰林院供奉為正九品、翰林院待詔為從九品。
翰林院直到20世紀初，才隨著科舉廢除而消亡。
朝鮮
日本
日本在8、9世紀時曾仿照唐朝的制度舉辦貢舉，但到了11世紀後已名存實亡，並不與舉官授職銜接。日本的官制為“二宮八省”，其中並無翰林院。與翰林院類似的機構是中務省，負責保衛工作以及草擬詔書，確保上命下達
被焚事件
庚子國難前，坐落在外國公使館區的中國翰林院，以巨量藏書著稱於世，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圖書館，被當時西方人比做是中國的牛津、劍橋、海德堡和巴黎。翰林院內藏有卷帙浩繁的各類古版善本，舉世罕見的《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的底本就珍藏於此。以金黃色絲綢裝訂而成的萬卷冊的《永樂大典》，是明代由兩千名學者參與編修的大型綜合性類書，經明末文淵閣大火，僅存副本；到了清代，這些副本已散佚兩千餘卷，其餘都收藏於翰林院內（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另外，乾隆年間由紀昀、陸錫熊與眾多清朝學者合編的七萬九千卷的世界上最大的學術叢書《四庫全書》的各類底本，當時也珍藏於翰林院內。
1900年間的翰林院大火，不僅將輝煌建築焚毀，而且數千萬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燒毀，其中包括當時僅存副本的《永樂大典》。同樣慘重而無法彌補的損失是——據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先生考證——從全國各地搜聚的《四庫全書》的大量底本，也在那次翰林院大火中被燒成灰燼（參見台北《聯合報》副刊，馬悅然專欄第45集）。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國古籍文化方面的損失是永世無法彌補的。
國人歷來認為翰林院是八國聯軍所焚毀。但事實上，當八國聯軍破京城解救被圍攻的公使館時，翰林院已經在大火中和槍炮聲中變為廢墟將近兩個月了。翰林院毀於1900年6月23日大火，八國聯軍抵達北京的時間是1900年8月14日。翰林院遭焚的時候，北京外國公使館正陷於清兵與義和團的圍攻之中，除了獲清政府許可而先期抵京的340名外國公使館警衛人員，八國聯軍尚未進京。一百年過去了，除了翰林院大火罪魁被“張冠李戴“，國人還眾口一詞認定：“翰林院的數萬冊經史典籍，包括《永樂大典》……均被（八國聯軍——引者）洗劫一空“（《國恥事典》296頁）。
那場大火是誰放的？翰林院究竟毀於何人之手？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古籍經典又是怎么回事？與此相關的西方人在這場浩劫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反省歷史應當首先弄清真相。
中國兵匪自焚翰林書院
翰林院
翰林院內牆之大部與英國公使館北壁緊密相連。英國使館“牆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義和拳亂時期的圍攻中，英國公使館內不僅聚集了各國公使及其家眷，而且容納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館避難的中國教民。幾乎所有使館區內的洋人都認為，這裡以翰林院為屏障，是最安全的地方。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對外宣戰，義和團和清軍開始圍攻使館（及西什庫教堂）。據包括著名美國來華傳教士、記者雷德（Gilbert Reid，中文名李佳白）和當時法國駐華公使皮雄（Monsieur Pichon，中文名畢盛）在內的諸多在華傳教士、西方學者、駐華外交官記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國官兵拳匪自己點燃的。
6月22日黃昏，清軍燒毀英國領事館東南角鄰接的密集民居。次日，清軍乾脆引火翰林院，試圖一舉燒毀英國公使館：“1900年6月23號，伊斯蘭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軍“首領——引者）在翰林院點燃了火，醉翁之意不在酒，很明顯，他期待火勢蔓延到毗鄰的英國公使館。“（In Search of Old Peking， by L．C．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當時藏身使館的一位美國女教士，安德魯斯小姐（Mary E．Andrews，中文名安美瑞）記述說：“明顯地，煤油被澆到了樹上，以便助長火勢。“（轉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by Diana Preston，p139）
對翰林院被焚事件最為詳細可靠的記載，出自撲笛南姆．威爾（Putnam Weale）的日記，作者當時也是被圍困者之一，他以見證當時情況為己任，每天各處觀察情況，將親歷目擊記成日誌，編輯成書，名為《庚子使館被圍記》（Indiscreet Letters from Beking），於1906年出版。書中中卷第三章1900年6月24的日記寫道：“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貓，用其靈巧之手術，將火種拋如翰林院，只一點鐘間，眾公使居住之地英使館，頓陷於危險之域。“有說，“中國放火人逃走之時籍樹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邊拋棄燒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槍者。“
當時人的這些記錄是否真實呢？公使館被裡的人們，先是被北京城裡的燒殺搶掠驚擾，接著被發生在西什庫教堂的暴行所震動，然後就被清軍、義和團圍攻了。翰林院被焚之前的三兩天，公使館區“……炮聲日夜不絕，屋瓦自騰，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李希聖《庚子國變記》）“幾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轟擊使館區的記錄，少則一日發射十數炮，多則數面夾攻，處處崩牆倒屋“（《庚子北京事變紀略》），使館區內躲藏的人們當時已成驚弓之鳥，焉有心情有時間相互串通一氣，深謀遠慮，在自己的日記或記錄中編造？他們又有什麼必要引火燒身，焚毀自己相鄰的翰林院？
不僅洋人，當時的國人也有記載可作確鑿證據：“是晚，台基廠及交民巷東首又起火，一路延長如龍。比利時、澳大利亞、荷蘭及義大利四使館均被焚，翰林院及吏部等衙門亦被團匪焚毀。“這段記錄引自《庚子拳變記日要錄》卷三。同樣的記錄也見於楊典浩的《庚子大事記》。此外在中國廣為流傳的由日本人匯錄、清人刊正的《西巡迴鑾始末記》卷二“兵匪焚掠京師記“一節，及日本佐原篤介撰寫的《拳亂紀聞》也有相同的記述。
中國自焚翰林院出乎洋人意料
洋人低估了中國人對他們的仇恨，也低估了這種仇恨被利用和煽動之後所爆發的野蠻程度，絕沒料到，中國人為了攻打使館竟會焚燒他們自己的書院聖堂翰林院。後來的英國駐華記者、作家弗萊明（Peter Fleming，中文名傅勒銘）在他的《圍城北京》（The Siege at Peking）一書中說：“許多世紀以來，翰林院……它的大廳和庭院是中華學者精華的聚集地……那裡各處有華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們覺察到了這種危險（指被焚毀的危險——引者）。但是他們覺得，中國人對學養、傳統和建築美的崇尚，會阻止他們以任何手段毀滅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豐富的圖書館。“
事實上，在整日炮火紛飛的攻擊中，洋人已經四面為營，地下挖洞，築壘堵道，八方防守，能用的傢伙（包括被義和團燒毀的火車皮殘骸）都用上了，也指望翰林院為屏障，堅持到八國聯軍救援的到來。他們覺得，在炮火中紛飛之中，位於翰林院背後的英國公使館是使館區中的最安全之地，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把英國使館當成堅守抵抗攻擊的大本營，將各國領事家眷集中安頓在英國使館的原因。
他們錯了。弗萊明接著就看到令他驚訝的事實：“次日清晨，風從北面強勁吹來。外交官們的判斷再次被證明是錯的。中國人在翰林院點燃大火，他們有條不紊地一個庭院一個庭院地燒。當董福祥率領的回教徒們（指清廷“甘軍“，其士兵大都來自甘肅青海一帶——引者）從上方的窗戶里透越濃煙，猛烈開火的時候，怒吼聲淹沒了持續的槍聲。這座古老的建築在這怒吼中燃燒起火，就象一個易燃物。“（The Siege at Peking，p121～122）當時躲在英國公使館內的馬丁（Lizzer Martin）也作了同樣的記述：“翰林院是他們所珍貴的文學館，我們不認為會有什麼危險。因為中國人沒有必要摧毀它……。“不過這個傳教士接下來就記述說，“我們相當耽心敵人會把我們燒死，因為他們自己在這個地方（翰林院）點燃了大火“（轉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383）。撲笛南姆．威爾在《庚子使館被圍記》中也寫道：“如謂此地可以放火，吾歐人聞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槍聲極猛之中，以火具拋入，人尚未知，而此神聖之地，已煙焰上騰矣。“
中國自踐神聖，西洋學者憤怒不堪
被焚後的翰林院遺址照片
面對翰林院大火，公使館內不僅瀰漫著驚異的氣氛，外國學者尤其為中國人踐踏千古文明聖地的野蠻暴行感到震驚。這些學者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的價值，當然也懂得這些珍貴的書籍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全世界，是人類精神寶庫中的財富，是人類悠久文明的輝煌象徵。曾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的英國漢學家，當時英國駐華記者毛里遜（George Ernesr Morrison）痛見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毀而記述道：“……灰燼中的大堆的殘骸、木本與殘枝敗葉一齊飛散，裝點著這個帝王中國的輝煌書館的廢墟。“此情此景令他極感憤怒：“為了向外國人泄憤雪恥，不惜毀滅自己最神聖的殿堂建築。而這座建築數百年來是這個國家及其學者們的驕傲與榮耀所在！對於作出這等事的民族，我們能夠作何感想？這是一次輝煌的災難聖奠。如此褻瀆神聖，駭人聽聞！“（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火勢猛烈，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搶救翰林院裡已經焚燃的典籍，那些沒有被焚燃的價值連城、有些甚至從未在皇宮之外面世的古版書籍，被隨意拋到院子裡，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著當時在使館內避難的西洋學人，“公使館界內的外國學者們在檢拾灰燼中殘片時，淚水幾乎奪眶而出。“（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的那部《國恥事典》還告訴我們，“八國聯軍還用《永樂大典》代替磚塊，修築工事和鋪路，甚至做成馬槽，肆意糟蹋。“對此，我想還是西方當事人的回憶比較客觀：“多卷價值連城的百科全書實際上被攻、守的雙方用於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
洋人冒險救火翰林院當時的英國公使館人員，中國海關北京總稅務司署官員撲笛南姆．威爾在他的日記中見證道：“……英國水手志願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線者亦皆聞信趕來，破牆而至院中，跨越許多障礙物，上面木屑紛紛下落，有時止放步槍一排，將院之內外搜查肅清。敵人所遺之銅火藥帽約有半頓之多……此時火勢愈熾，數百年之樑柱爆裂做巨響，似欲傾於相連之使館中。無價之文字亦多被焚。龍式之池及井中，均書函狼藉，為人所拋棄。無論如何犧牲，此火必須撲滅。又有數十人從英使館而來……人數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護。“（《庚子使館被圍記》中卷第三章）
翰林院
翰林院當時各國正規軍尚未到達，在公使館危急之中，前期抵達公使館的警衛人員多是各國商船上的水手，客觀來說，這些水手並非自願搶救中國的翰林院，為救火，先要把自己置身於炮火槍彈射程之中，還要清理翰林院區域內可能藏匿的清兵團匪，而地上“半頓之多“的“銅火藥帽“可以見出救火的環境非同一般，需得冒著槍林彈雨的危險，這些英國水手“受有嚴令，逼其作事“，是被迫的，下此嚴令的，當然是英國公使館最高首領，英國公使竇納樂。
翰林院大火之後，英國公使先是急電清廷，要求中國政府出面搶救翰林院及書稿，這情況發生在清軍義和團和使館守衛雙方都利用殘卷書籍當作磚頭加固工事這事發生之前。翰林院大火剛剛熄滅的次日，“英國公使竇納樂（ClaudeMaxwell Macdonald）就通過專線給中國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發出急電，告知他們，他曾試圖搶救圖書館，並要求他們出面收拾翰林院殘剩書稿。“寫下這段回憶的是當時在中國任郵政官員的美國人阿靈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和他的同伴盧因森（William Lewisohn），中國政府“沒有理睬他的通知“。另據記載，這位英國公使並不就此罷休，乾脆把搶救出來的部分手稿和書籍送交到了清政府的總理衙門（參見The Boxer Rebellion）。毫無疑問，他希望這些殘卷在中國政府官員的參與和努力下得到保護和保存。
竇納樂爵士的做法連美國人都覺得驚訝，認為這是一種“被圍攻期間特殊外交智慧的表現“，雖然“不可思議但是無可置辯“（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竇納樂急電發過去的時候兩宮尚未“蒙塵在外“（慈禧攜光緒出逃是八國聯軍八月十三號即將破城之前，而不是焚燒翰林院的六月下旬——作者注），而當翰林院大火之時，慈禧正在紫禁城里觀看傾聽“滅洋“、圍攻使館的好戲。
不了解中國宮廷內斗情況的洋人，受到清廷多次下詔“剿匪“的蠱惑，以為清政府控制不了義和團暴亂的局面，需要八國聯軍前來救助。後來八國聯軍開始從天津上路了，美國公使康格還在奉命調查中國政府究竟給公使館送了多少糧食（其實到八國聯軍破城之前，公使館裡的外交使節和中國教民們早就開始斤斤計較、數著份量分吃馬肉了）。洋人危難之中尚且知道痛惜中國聖堂聖典，中國當局觀看“滅洋“之戲之餘，卻對自家珍寶之毀不理不睬，好象燒的是英國的劍橋牛津，這種情況實屬不可思議！
當英國公使把被焚的書籍殘卷送交總理衙門時，清政府方面仍然沒有任何回音（參見The Boxer Rebellion）。《永樂大典》本已是歷代殘留珍本，《四庫全書》全部底本則從全國各地精心蒐集而來，還有歷代手抄文本，皇帝御批原件等等，卻如同垃圾一樣不能讓清政府稍微動心！清廷之冷漠，不僅匪夷所思，而且令人痛心。
燒翰林院是為了延毀英國公使館。結果翰林院被毀，大量珍貴書卷被焚，公使館卻完好無損，而且，翰林院廢墟灰燼中的一些書籍殘卷，也落到了當時在場的外國人手中。
多年之後，在中國大陸，這便成了“八國聯軍“將翰林院書籍“搶劫一空“的證據。
嚴令禁止搶劫書籍
洋人的誠實在於他們自己記錄了“搶劫“的實況。“搶“得不容易。是在他們自己的嚴令禁止中“搶“的，確切地說，是違令偷的。偷的人，是公使館內研究中國漢學的專家學者，當然懂得這些書籍的珍貴价值，所以看見這些與“黃金等價“之物，遍地殘卷，四處飄落，“心有不忍“。
翰林院
翰林院時人記載：“有稠面華麗之書，皆手訂者；又有善書人所數之字，皆被人隨意搬移。其在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見寶貴之書如此之多，皆在平時所決不能見者，心不能忍，皆欲撿選抱歸，自火光中覓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為水手所阻。奉有嚴令，不許劫掠書籍。蓋此等書籍，有與黃金等價值者。然有數人仍陰竊之。“
這段文字引自撲笛南姆．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1900年6月24日的日記。那天，翰林院大火未熄，他是在余煙焚繞中記下這些文字的。如果不是六年之後的1906年，作者出版這些日記的時候做過修改，他顯然有先見之明—他在翰林院被焚第二天就寫道：“將來中國遺失之文字，或在歐洲出現，亦一異事也。“
中國在那次大火中焚毀的典籍眾多，損失慘重，而落在洋人手中（英國人）的書籍極為有限。把全部損失統統算到外國人頭上，簡單方便，容易讓後世接受，因為這樣就可以跨越自我犯罪感的心理障礙。但是這並不能洗刷自焚祖典，自踐古籍的恥辱。人可以沒有記憶，可以忘記恥辱，但歷史是有記憶的。除非利用國家力量把當年所有相關記錄文字焚毀得一乾二淨。
翰林院
翰林院洋人手中殘卷保存完好
值得慶幸的是，落入洋人手中的有數的殘卷得到了很好的珍藏，就如同當今中國那些被遺棄或遭虐待的女嬰或女童，被洋人領養之後，她們的命運一舉改觀，從此享受到了兒童應有甚至更好的待遇。
關於那些落入洋人手中的書籍，有記載者，如當時英國駐華領事希萊斯（Lancelot Giles，中文名翟蘭思）保存了一捲成為珍貴的殘存樣品的《永樂大典》，以及一些其他珍品，其中包括皇帝舉辦的科舉考試的一些卷子；又如，這場著名的大火過去十三年之後，1913年，曾經在華執教的英國漢學家巴克毫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中文名巴克斯）將他精心保存的六卷《永樂大典》卷呈交給了英國牛津博德利安（Bodleian）圖書館。為了保護這些飽經災難的古籍，該圖書館為這六卷古老的著作特製了精美的木製封套，同時小心翼翼封補了書上的槍眼（參見The Boxer Rebellion）。此外，另幾卷《永樂大典》殘本，經過英國人的收集保存，最後在劍橋東方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參見參見In Search of Old Peking）。
翰林院大火後收拾殘局，檢拾碎片，清理廢墟的是各國公使人員，這期間，有的學者違反禁令，從火光中減拾書籍收為己有，自行珍藏；有的事後送交本國圖書館，小心保存收藏。這才是半個世紀過後，我們的教科書中所說的“八國聯軍搶劫中國珍古書籍“的全部真相。如果不是這樣的“搶劫“，可能還有另外兩種結局：一，各國公使人員面對被焚毀的書院興災樂禍，以至於轉嫁憤怒，助火於廢墟之上，將各處殘稿乾淨徹底焚成灰燼；二，對廢墟殘稿強做視而不見，以珍惜自己名譽清白為理由，任散亂各處的殘稿隨風隨雨隨戰亂化為烏有。果真如是，前者未免殘忍，後者未免虛偽。而事實是，他們既沒有那么殘忍，也沒有那么虛偽，他們即撲滅了翰林院大火——因而翰林院輝煌建築沒有被全部焚燒乾淨；在通知中國政府沒有回音的情況下，他們也搶救了大量殘卷並送交了總理衙門——這是《永樂大典》絕大部份殘卷至今在中國留存的唯一真實原因；此外，他們也違令竊取了少數殘本——不過這並非英國的政府行為而是個別學者的個人行為。
翰林院
翰林院洋人取殘卷於灰燼的行為，其中除了水兵們用殘卷墊防禦工事之外，都圍繞著一個理由：他們懂得並珍惜文物古籍的價值，即便身陷重圍之中，即便是敵對一方的文物古籍，即便是敵人用來消滅自己的武器，即便需要冒生命危險，也要珍視它而不棄置它，搶救它而不遷怒於它，精心保存它而不毀滅它。這是一個文明民族本來應有的教養。
我寧可認為，這些洋人應當得到中國後人、尤其是後學的尊敬，欽佩和感謝。尊敬他們珍視異國文化的精神；欽佩他們冒險滅火和搶救殘卷的勇氣；感謝他們從大火之後的灰燼中為中國送交保留了《永樂大典》殘卷，同時感謝他們對手中殘卷多年來的精心收藏和保存。
各國就焚燒翰林院的指責要求更正事實
1949年以後中國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上的有關不實之詞，並非第一次把翰林院之毀歸罪於八國聯軍。翰林院的故事的尾聲發人深思：大概焚毀翰林院這個過錯實在丟人，難以認可，於是八國聯軍陸續撤離中國之後，中國就把翰林院之毀推到八國聯軍頭上了。不過時間距離太近，當事人都在，這次“栽贓“沒能成功。
此舉系清廷掌院學士昆中堂所為。在翰林院大部份成廢墟一年之久的1901年6月，他上奏朝廷，報告翰林院被毀情況並請求朝廷撥款興修，順便也把翰林院焚毀之罪責歸於八國聯軍。事情剛剛過去，誰都知道此乃無稽之談。
可是這奏摺內容不知怎么就讓各國公使知道了。在拳亂期間，北京各國駐華公使處於漩渦中心，雖然環繞在他們周圍的是喧囂的仇外情緒和殊死戰鬥，不過他們自己能做的不過就是動動手發電報寫公文，要么動動嘴開會傳訊息，即便在“四面為營““人以為必死“的緊急的時刻，他們也不過幫著挖挖地道抱抱孩子，數數還有多少糧食可以分食。一年過去，卻忽然聽聞前來拚死救助自己的洋兵成了焚毀翰林院的罪魁，而且是清廷官員正式上奏的摺子中這樣指證的。於是他們召開緊急會議，詳細了解情況，磋商對應辦法。辦法其實很簡單，就和過去一樣，給朝廷在京全權大臣發出正式照會，要求立即澄清事實，更正錯誤。其實清廷對內對外滿腦門子官司剛有眉目，未必會認真對待奏摺上對洋兵焚毀翰林院的指證。只是外國人自己一出來正式照會，中國官員就不便再假裝糊塗。當即傳遞訊息，疏通情況。而掌院“肇事“的中國官員“昆中堂“聞訊而動，即刻做了更正和聲明。（參見1901年6月9日《申報》）
外國公使這次如此鄭重其事的外交正誤行動，除了辯誣，與國際媒體的監督作用有間接關係。八國聯軍進兵中國，是當時的全球關注的重大國際事件，一舉一動不能逃脫西方新聞媒體的注意。這些西方媒體不受官方控制，各國隨軍記者樂於秉筆直書所見所聞，當時俄國侵占東三省屠殺中國百姓的殘暴、德軍在華擴大打擊拳匪範圍，不分青紅皂白仇殺中國百姓的野蠻復仇行徑、以及其他聯軍僭越進兵中國之初衷的行為，都在西方媒體上有大量報導，並且引起了國際間的普遍譴責。當時沒有聯合國，除了美國一貫堅持的“門戶開放政策“及其種種外交努力，國際輿論是唯一監督八國聯軍在華行為的力量，各列強亦不敢置若罔聞，若有重要報導與事實不符，必定認真要求澄清事實。
翰林院被焚真相不過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一個枝節問題。不過這個枝節在我們被給定的中國近代史知識結構中，相當“出格“，它所代表的邏輯與那個結構所呈現的邏輯嚴重衝突，無法吻合。顯然，嚴格依據歷史資料本身而不是意識形態化的觀念，關於那段歷史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