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1915年考入福州鶴齡中學;
1924年獲文學碩士學位;
192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後赴英、法、意等國作短期考察和研究;
1928年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抗日戰爭期間歷任
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教授、系主任、商學系主任;
1953年以後任
北京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等職。還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曾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理事長、
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顧問、《
經濟科學》雜誌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編輯委員會副主任等。
人物成就
他的主要著作有散見於各報刊中的學本論文和1981年出版的《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若干主要學說發展論略》一書。在該書中系統地論述了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和古典經濟學派的歷史聯繫,以及馬克思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說的科學成果,創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他密切關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於如何認識和把握我國經濟生活的現狀和規律,確定改革和發展的總體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見。他主張對於經濟現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個方面,批評忽視數量分析的傾向。
在經濟學說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經濟表不僅涉及簡單再生產,而且對擴大再生產也作了說明。他對於“亞當·斯密矛盾”也有縝密深入的研究。陳岱孫撰寫的《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1981)等論文,全面地論述了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問題,他著重研究了西方經濟學對於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作用問題,認為既要認識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和中國的
社會經濟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不能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但又要看到,在若干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方面,也確有值得參考、借鑑之處。此外,二十世紀50年代,陳先生自編《經濟學說史講義》,第一次用
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科學評價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建立起自己的學說史體系。1960年代初參加《經濟學說史》教科書編寫,1970年代末編寫《經濟學說史專題提綱》,後又主持編寫《政治經濟學史》教科書》(上、下冊,1981)。
雖然陳岱孫先生的名氣很大,著作卻極少。究其原因,與
陳寅恪、
金岳霖、
錢端升等那一輩學者一樣,陳岱孫在學術上特別自律,講義一遍又一遍地給學生講,邊講邊改,即使講了好多年都還不甚滿意,就是不同意拿出來出版。
陳老最著名的作品當屬《從古典學派到馬克思》,從思想上打通
馬克思主義和
新古典經濟學,而它原本也只是一份在學生手裡流傳的講義而已。1991年,他在北大學生的畢業典禮上致詞,送給畢業生兩句話——“學無止境、自強不息”,“學以致用、用在奉獻”。用這兩句話來概括他的一生,是再恰當不過了。
陳岱孫長期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工作,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陳岱孫學術上極端嚴格,上課沒有一句廢話,做事也是雷厲風行,不打半點折扣。當時北大最出名的兩個教授,一個是哲學系的
馮友蘭,不管什麼事情都能從東西方哲學出發講得頭頭是道。另一個就是陳岱孫,不管遇到什麼難題也總能不聲不響地圓滿解決。行勝於言,這在陳岱孫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陳先生從事經濟學教育七十年,為國家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學教育理論,他認為應將專才和
通才教育結合起來,主張實行
基礎理論和套用科學的恰當結合,堅持培養
經濟科學人才要加強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訓練。
陳岱孫教書治學皆以正直為先,始終強調對西方經濟學不能“述而不批”,認為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是危險的,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的研究中,最忌簡單化的做法。先生把自己一生的關注焦點凝聚在教書治學上,排除各種誘惑,學術思想很新,能及時了解各種動態,對經濟形勢和未來都有很正確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給社會和決策部門參考。 陳岱孫教授學識之淵博,
教學藝術之高超,素享盛譽,是一位傑出的道德、文章堪稱楷模的德高望重的經濟學界宗師。
陳岱孫曾稱:“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陳岱孫的這句話足以讓世人景仰百年。
人物生平
——史軒
2010年10月20日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陳岱孫先生誕辰110周年。從
清華園開始,陳先生執教70年,培養的學生數以千計,為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和經濟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陳岱孫先生是清華1920級的畢業生,自1927年留學回國到母校任教以來,將其人生最美好的歲月奉獻給了清華,不僅培養了眾多經濟學人才,而且為清華經濟系和法學院的創辦與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陳岱孫,原名陳總,1900年10月20日出生於福建閩侯一個書香家庭。少年時代在家鄉接受了九年半的傳統私塾教育,打下了堅實的文史功底。1915年考入福州名校英華中學三年級;以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四年的課程。1918年夏,陳岱孫參加了清華學校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試,考入高等科三年級。正是這一次上海之行,對他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是他在緊張的考試結束之後去黃埔灘散步,當要步入公園時,眼前的“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牌子使他驚呆了,“只覺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湧向頭部”。對於年輕的陳岱孫來說,“是個刺心刻骨的打擊”,強烈的
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在此萌發。
1919年爆發的
五四運動,喚醒了眾多學子的愛國熱情,也促使陳岱孫進一步思考中華民族何以積貧積弱的原因。在參加了遊行、請願、宣傳活動後,他意識到,富強是中國的當務之急,他由此產生了“經濟救國”志向。
1920年夏,陳岱孫以優異的成績從清華學校畢業。這年秋天,他帶著“學得一些有用的知識,回來為祖國效力”的理想,進入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學習經濟學。1922年取得
文學學士學位,並以出色的成績獲得金鑰匙獎,之後他進入
哈佛大學研究院經濟系學習。在這四年當中,他發奮苦讀,終日沉浸於圖書館。除了攻讀經濟學專業書籍外,還常常閱讀其他社會科學、哲學、歷史等名著,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結構。
1926年,他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27年,陳岱孫在遊學歐洲近一年後回到祖國,9月應聘回母校經濟系執教,成為學校最年輕的教授之一。此時的清華,正值改辦大學不久,於1926年成立的經濟系,無論從師資、教學還是課程設定等方面來說,都還處於起步階段。1928年他擔任經濟系主任,上任伊始,一面投身於繁重的教學工作,一面致力於經濟系的建設與發展。在他看來,“治學如築塔,基礎須廣大,然後層層堆建上去,將來總有合尖之一日,學經濟學欲求專門深造,亦應先奠廣基。”因此鼓勵學生不僅要注重“本系課程的基礎”,而且應注重諸如政治、歷史、哲學、心理、算學等知識的基礎。在他的宣導和主持下,經濟系確定了“理論、事實及技術三者兼重”的培養目標;經過幾年的發展,經濟系的規模逐漸擴大,學生人數在眾多院系中,僅次於土木工程學系。
1929年,根據當時頒布的大學組織法,清華開始形成校、院、系三級組織結構,成立文、法、理三個學院,陳岱孫又就任法學院院長,同時成為教授會、校務會議、評議會成員,開始參與校務管理。他始終以高度的責任感,與學校同呼吸共命運。在
西南聯大異常艱苦的條件下,他與師生們一道,堅守著教育、學術陣地,為國家培養了眾多優秀學子,為抗戰和國家經濟建設積極建言。
1945年11月,陳岱孫和土木系教授
王明之先期回到北平,組織並主持“清華校舍保管委員會”工作。面對戰後滿目瘡痍的校園、被日軍嚴重破壞的校舍,以及眾多等待遣返的日軍傷兵,他帶領30多名工作人員,開始了緊張而艱難的交涉與修復工作。
經過10個月的艱苦努力,完成了返校師生的安置與秋季學期開學的準備工作。
解放後,陳岱孫
任清華第二、三、四屆工會主席,在職工思想政治教育、配合學校各項行政工作的開展等方面盡職盡責。1952年
院系調整時,陳岱孫調往中央財經學院,任第一副院長;1953年10月又調入北大經濟系,任系主任至1984年。
陳岱孫執教長達70年,但他從來不是一個僅僅埋首書齋的人,而是一位熱愛祖國、堅持真理、追求進步的學者。從青年時代起,他即懷抱“經濟救國”的志向,希望運用所學的知識,培育治國經邦的人才,以改變祖國貧窮落後的面貌。面對時代的大變動,他敢於對關乎國家發展、民族獨立等大是大非的問題做出回答。1945年10月1日,他和
聯大10位教授聯名致電蔣介石、
毛澤東提出對國事的主張,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1948年清華園解放前夕,他挺身而出,和進步師生一道堅決抵制國民黨政府將學校南遷的計畫,堅持留在北京迎接清華的解放和新生。
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陳岱孫離開了清華,但他對清華的熱愛之情從未改變。1980年
校慶時,這位已80高齡的老人欣喜地表示,願為新恢復的經濟管理工程系“盡我們的力量,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1984年,他被聘為經管學院首批名譽教授,為學院的發展建設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同時,自1981年
清華校友總會恢復活動以來,陳岱孫先後擔任副會長、名譽會長,為聯絡海內外清華學子加強彼此間的聯繫與交流、關心母校發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是為母校工作服務年限最長、奉獻最大的校友之一。
回顧自己的一生,陳岱孫先生曾謙虛地說: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1997年7月27日,他平靜地走完了他那97年平凡而傑出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對護士說:“這裡是清華大學”。
人物軼事
任繼愈:《我欽敬的陳岱孫先生》
抗日戰爭前,北平市有五所大學(其他高等學校,如
工學院、醫學院、女子
文理學院、法商學院等等都屬於專科學院,不稱大學),即北大、清華、
燕京、輔仁、北京師大。其中,北大、清華兩校地位相當,性質相近,都是國立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清華比北大多了一個工學院,歷史較短;北大歷史較長,文科師生人數較多,兩校師資多為國內一流學者。這兩校的關係較親密。我在北大哲學系讀書,
清華大學金岳霖、
聞一多、張申府先生都在北大兼課。哲學系與經濟系少交往,陳岱孫先生沒有在北大兼過課。
抗戰開始,北平淪陷,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半年後,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昆明,成立
西南聯合大學。臨時大學的第一年,昆明的校舍未建成,文法學院在雲南
蒙自縣,借用
蒙自海關舊址上課。租用歇業的一家法國洋行作為單身教師及學生的宿舍。我們有較多的機會看到久已聞名、未得謀面的老師們的生活斷面。
在學校網球場上,有四位教授的身影經常出現。這四位是
金岳霖、陳岱孫、趙乃博、
浦薛鳳。陳先生風度翩翩,趙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褲褂。他們的球藝很嫻熟,特別是陳先生打網球,頻頻上網攔擊制勝,引人注目。在蒙自半年,昆明新校舍建成,文法學院同在
新校區域上課。
我未讀經濟系,聽到經濟系老同學傳來的一些陳先生的軼聞,引起人們的興趣。
一、講課條理清晰,時間掌握準確,為全校第一。上課前一兩分鐘陳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聯大新校舍沒有講台),上課鈴響,他開始講課。這一點,別的老師認真去做不難辦到,難得的是陳先生講完最後一句話,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課鈴也響起來。同學們對他的講課藝術既驚嘆又欣賞。這一點是任何老師無法比得上的。陳先生講課並不念講稿,聽課者只要手頭勤快,記下筆記,這一節課就是完整的一章一節教科書的一部分。這種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聯大教授中只有兩位,一位是陳先生,另一位是
馮友蘭先生。
陳先生講課認真,以身作則,給同學作出榜樣,同學們聽課從未敢遲到。個別同學去遲了,不好意思進教室門,就站在教室窗外聽講。好在西南聯大的新建校舍有門窗而無玻璃。昆明氣候溫和,無狂風暴雨,有似
熱帶雨林氣候,陣雨過後,雨過天晴。也無需玻璃擋風遮雨。站在靠近講台的一端聽講,比坐在後排還聽得清楚,只是沒有扶手椅,記筆記不方便。
二、陳先生還兼任經濟系主任,經濟系是大系,每個年級有一百多人。學年開始,選課同學擁擠在他辦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處理每位同學所選的課,有重修的,有復學的,有需補修課的。陳先生都毫無差錯地處理得妥妥噹噹,幾乎不到一分鐘就在一張選課單上籤了名,從未發現差錯。(選課單系主任當面看過,簽字後,才能交教務處正式登記。)在規定時限內,可以加選,也可以退選某門課程。陳先生執行起來十分認真。有一位同學,過了學校規定選課時限,來要求加選課程,抱著僥倖心理,企圖碰碰運氣,寫了一個申請,說了一些延誤的理由。陳先生看過他的申請,一言未發,把信推在旁邊,接過下面另一同學的選課單。這位同學看到碰運氣沒有指望,也一言未發,悄然退出。陳先生辦事一絲不苟的精神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三、陳先生在經濟系開過《財政學》課程,有一次學年考試,考題是"假如我是財政部長"。這個題目等於對《財政學》的全面測試,不光考記誦,還要考聯繫實際的措施。可以想見陳先生教學的學風,很注意理論聯繫實際。(聞自西南聯大經濟系)
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全國進行院系調整,原清華的文法學院大部分師生併入北大。陳先生調到北大經濟系。全國上下一面倒地學習蘇聯,全盤接受蘇聯的大學教材。認為西方
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一無是處,對西方學者的經濟學,避之唯恐不及,對西方的學說故意置之不理。中國自我封閉了近二十年,形成人才斷層。“四人幫”清除後,撥亂反正,西方資本主義各種流派大量湧來。學術界有一批趨時者颳起不講
馬克思主義,唯西是從的風。
陳先生不愧為一代宗師。他通曉西方,對蘇聯的經濟學也有長期深入的理解。在極左思潮時期,陳先生沒有公開發表評論蘇聯經濟學的機會,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刻的了解。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也有過系統研究。以他畢生的精力,輔以深邃的學識,加上他多年學術積累,雖然年事已高,在十年內,發表了著作《從古典學派到馬克思》,主編了《政治經濟學史》,還參加了許多政治活動、學術活動。《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他的學術活動、學術著作,絕非十年之內從頭起步可以完成的,這是他多年蘊藏的能量一旦爆發出來的碩果。
在極左思潮時期,學術問題不能講透,政治棍子動輒到處飛舞。一些學者仗義執言,如馬寅初、
孫冶方,遭到意外橫禍;有些“識時務者”,隨風篷轉,不顧事實,昧著科學良心;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謀個人的富貴。陳先生屹立不搖,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陳先生寫文章、發表著作和他不寫文章、不發表著作,都顯出愛國知識份子的人格風範。
陳先生一絲不苟的認真精神,表現在治學方面,也表現在為人處世方面。他的門生弟子遍及海內外,有聲名顯赫的,有學術卓越的,有在職的,有退休的,也有出於各種機遇默默無聞的。凡是來請教、送文章請提意見的,都受到春風般平等的接待,虛而往,實而歸。學識淵博如陳先生,比一般專家更懂得科學的嚴肅性和治學的艱難。他常對來訪者說:“這個問題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我不懂”。其實,即使是他自稱“不懂”的某些領域,也比自以為“懂了”的人懂得還多。真正實事求是的學者都能從中受益。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經濟活躍,市場上出現一些假冒偽劣產品,文化教育界也出現了某些偽劣的專家教授。再加上“文革”之後,文化教育這個重災區元氣大傷。
大學裡能正確無誤地傳授知識的教師已經算上乘。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中外的大師已十分難得;品重士林,行不言之教,影響深遠,為同行欽仰,陳先生是我所認識的少數前輩學者之一。
從陳先生一生言行中,可以看到多災多難的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
愛國主義精神和中華民族雍容寬厚、博大深沉的民族性格。
人物婚姻
——柳已青
北大陳岱孫先生80多歲還給本科生上課,90多歲還帶博士生。他回顧自己的一生說:“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有人感嘆,只這一件事,足以讓人景仰百年。陳岱孫有一代宗師風範,他的學生親切地稱他為“岱老”。
自1927年
哈佛歸來,岱老先後在清華、西南聯大、北大執教70載,可謂桃李滿天下。岱老學識淵深,才華蓋世,卻又淡泊名利,潔身自愛,操守堅貞,堪稱師表。
許淵沖在《山陰道上》一書中,有一篇文章題為《這一代人的愛情》。文中提到西南聯大有四個出名的單身教授:外文系的
吳宓,經濟系的陳岱孫,哲學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
李繼侗。雖然是單身,但他們的逸聞趣事和戀愛故事在學校內廣為流傳。
楊振聲還就此現象寫過一篇文章《釋鰥》,在
聯大教授圈子中流傳。教授之間,互相開玩笑,或自嘲,或作詩,玩一些文字遊戲,這也是抗戰時期緊張生活的一種調濟。
這裡講一講陳岱孫先生終生未娶的逸事。
唐師曾在《一諾千金》一文中說:“岱老一生符合世俗關於偉人的所有定義。既為偉人,世俗的毀譽褒貶便接踵而至,追隨一生。學問之外,同學舌尖上的岱老是一諾千金的夕陽武士,在這個千金之諾隨意打破,愛情像政治逢場作戲的世界裡,簡直是個亘古神話。”學生議論老師的人生經歷和婚姻戀愛,是自然事,多半在宿舍的
臥談會上進行,有捕風捉影的成分。
據高年級同學講,70多年前,風華正茂的岱老和同學
周培源同時愛上一位“有文化的家庭婦女”。雙方擊掌盟約,將來誰先得博士誰娶其為妻。於是兩位翩翩少年同時留學歐美。岱老在哈佛苦讀四年終於獲博士學位,他歸心似箭,當即買船票輾轉回國,可功虧一簣,人到北京才發現,“有文化的家庭婦女”已被人略施小計捷足先登。據那些篤信愛情至上的學兄講,岱老因此終身未娶,獨善其身,從27歲活到97歲。
唐師曾的這段文章中有不少傳言,有傳奇色彩。事情真相只有一個,那就是“終身未娶,獨善其身”。陳岱孫終生未娶在許淵沖的文章中是另一種版本:陳岱孫和
周培源在美國留學期間同時愛上一個女同學,回國後這個女同學成了周培源的夫人,陳岱孫就終身不結婚,但成了周培源家的常客。陳岱孫沒有子女,於是他的好友周培源、
馮友蘭等的孩子都叫他“陳爸”。
據許淵沖的回憶,在
西南聯合大學教學時,陳岱孫一表人才,身材高大,西服筆挺,講起課來頭頭是道,娓娓動聽,要言不煩,掌握時間分秒不差,下課鐘聲一響,他也剛好講完。有一次他講完了課還沒敲鐘,後來一查,原來是鐘敲晚了。
陳岱孫40多歲在
聯大上課,是一個鑽石級的王老五,讓很多女生怦然心動。可見他的魅力。不少聯大女生談戀愛,衝著陳岱孫這樣的標準,希望能找到像陳先生這樣的男同學。
王曙光這樣評價陳岱孫:“他一生淡泊,孤獨,終身未娶,將全部的精力貫注到教書育人之中,對他而言,教書不僅是安身立命的職業,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詮解方式,這種詮解幾近一種宗教式的虔誠和投入。”讓我們記憶這位孤獨而神秘,高貴又超脫的學者,他的一生,不同凡響,使人忘卻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