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瞿同祖,家世,瞿鴻禨,名字來源,人生往事,早年歲月,回國前後,晚年遺憾,居住地方,幼年時期,學生時代,學術生涯,歸國之後,經歷,晚年生活,社會地位,逝世,評價,主要著作,專著,論文,與趙利棟,家庭成員,
簡介
生卒: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
籍貫:湖南長沙人
職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專長:中國法律社會史
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出生於湖南長沙一個書香世家,因與其祖父同在庚戌年出生,故命名同祖。幼承庭訓,奠國學之始基,少年時代先後就讀北京育英中學、匯文中學。1930年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到燕京大學,主修社會學。1934年獲燕京大學文學士學位後,即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在吳文藻與楊開道的指引下,從事中國社會史研究,1936年獲碩士學位。其學位論文《中國封建社會》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旋即成為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參考書,並被譯成日文在東京出版。瞿同祖在書中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古代中國社會,引起國內學界的矚目.
瞿同祖
(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歷史學家。湖南長沙人。字天貺,後改天況,1910年7月12日生於湖南長沙,1934年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在吳文藻與楊開道的指引下,從事中國社會史研究,1936年獲碩士學位。1939年任雲南大學社會、政經、法律三系講師,後升任副教授、教授。 2008年10月3日,因病2008年10月3日,逝世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98歲。
家世
出身世家,祖父為晚清大學士
瞿鴻禨
名字來源
因生於1910年,歲在庚戌,祖父生於1850年,也是庚戌,因此名同祖。出生之日,恰好是天貺節,故字天貺。
人生往事
1965年9月初,一位儒雅的中年人,透過飛機的舷窗,眺望著東方的朝霞,他就是著名的學者瞿同祖先生。國外的研究條件雖然優越,卻不能阻隔瞿同祖那份刻骨銘心的家國情思,他毅然辭去教職,踏上歸國的路程。“近鄉情更怯”,此刻瞿同祖的內心是百感交集。然而瞿同祖沒有料到,這次回國將徹底改寫他的學術人生。
早年歲月
瞿同祖,湖南長沙人,1910年7月12日生。祖父瞿鴻禨為清末重臣,當時寫有《初得孫生適同庚戌六月》詩記此事:“六十衰翁兩鬢絲,居然老乾見孫枝。門庭頓有啼聲壯,畎畝應由舊德滋。適喜懸弧與同物,可能傳硯及成時。扶床早晚承歡笑,待看牽衣挽白髭。”父親瞿宣治曾在駐瑞士及荷蘭公使館任職,叔父瞿宣穎為知名學者。
關於瞿同祖的家世,世人多已論及,但瞿同祖妻子趙曾玖,卻無人涉及。瞿同祖的兒子瞿澤祁說:“父親是湖南人,母親是安徽人,他們之間講話,不忘家鄉音,一個湖南話,一個安徽話。”趙曾玖出生於號稱“四代翰林”的書香門第,排行第九。從輩分上講,趙朴初是趙曾玖的侄孫。趙朴初雖然比瞿同祖年長,但每次來,都是進門先鞠躬,行侄孫禮,非常恭敬。
1932年,同時就讀於燕京大學的瞿同祖和趙曾玖喜結連理。其實,瞿家和趙家是世交,他們倆早在上海時就認識了,也可以說是青梅竹馬。按照燕京大學規定,女生結婚後是不可以住學校宿舍的。瞿同祖就租住在成府槐樹街,同院的還有翁獨健夫婦。無獨有偶,翁獨健兩口子也是燕京大學的,瞿家和翁家就成了世交,這在後來傳為一段學林佳話。據瞿澤祁講,兩家一直保持聯繫,翁獨健的長女和他還是大學同學。
抗戰時期,瞿同祖不甘做亡國奴,放棄唾手可得的工作,隻身南下。那時候,趙曾玖帶著長女留在北平。兒子瞿澤祁出世後,瞿同祖還回來探望過,但不久又離開了北平。1943年,趙曾玖帶著一雙兒女坐火車到西安,又改乘大卡車、人力車,終於輾轉抵達重慶與丈夫會合。在此期間,瞿同祖完成了代表著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的主體內容。
在紐約時,和瞿同祖常來往的都是日後在學界享有盛名的學者,如留在美國的楊聯升、何炳棣,還有後來回國的老舍、羅常培等人。更有同住一樓的,當年瞿同祖住52號,王毓銓住51號,鄭林莊住42號,芮沐住地下室。瞿家很快成為許多愛國華人學者的聚會之地,瞿澤祁回憶:“老舍的50歲生日就在我家過的,記得還有說相聲的節目。”有時候楊聯升、何炳棣過來,還會和瞿澤祁在附近公園裡打棒球。
回國前後
當時有個同去美國的華人家庭,沒過幾年,他家的孩子和瞿澤祁交流時,就只能說英文了。和多數華人家庭不同,瞿同祖對這種現象非常不贊成,他經常教育孩子不要忘記中文。瞿澤祁說:“到美國後,除非來了外國客人,不然的話,我父親在家從來不講英文,就擔心我和姐姐忘了中文,還經常拿著書給我們講‘三國’、‘水滸’、‘封神榜’的故事。”從這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為什麼新中國剛成立時,瞿同祖就讓妻子帶著兒女回國了。
瞿澤祁說:“那時候恨透了國民黨,因為實在是腐敗到家了,大家都覺得國民黨倒台是好事。”於是,趙曾玖帶著兒女坐“威爾遜總統號”客輪先行回國,途經日本時,吳文藻夫婦還曾到碼頭迎接她們。因為契約和債務等原因,瞿同祖當時沒有隨行,但誰又知道,這一分別就是15年。
趙曾玖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所工作。由於離開丈夫從美國回來,趙曾玖被認為有特務的嫌疑,被整得比較厲害。不久,吳文藻被打成“右派”,瞿同祖的其他師友也多數沒能逃過這一劫。形勢的變化讓瞿同祖有點措手不及,他不禁感到一絲茫然。
1965年,國內形勢漸漸好轉,瞿同祖決定回國。本來已由翁獨健聯繫好,在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工作。誰知旋即碰上了“文革”,歷史所成為重災區。眼看工作化為泡影,瞿同祖就自己掏錢住在華僑招待所。住了好幾年,工作還是安排不了,瞿同祖只好回到老家湖南。
1971年,瞿同祖最終被安排到湖南文史館工作。在那個年代,被安排在文史館,主要任務就是政治學習。因為有中央領導想看《艾登回憶錄》,瞿同祖終於找到一點有意義的工作。更值得欣慰的是,1959年趙曾玖分配到貴州後,這一年也退休回到湖南,夫妻二人再次團聚,並且一起翻譯該書。
晚年遺憾
1976年,趙曾玖病逝,給瞿同祖帶來了莫大的打擊。這時候,形勢已經悄悄地開始起變化,“文革”也已結束。女兒為照顧瞿同祖,便將其接回北京。
1978年,瞿同祖正式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家落實政策後,瞿同祖的境遇隨之改善。瞿澤祁說:“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當時,瞿同祖被定為二級研究員,醫療待遇也非常不錯,開始相當於局級,後來是副部級。要知道,瞿同祖連個科長都不是。接著,瞿同祖被評上首批博士生導師,瞿澤祁也由東北調到北京來照顧父親。
按道理講,瞿同祖在生活安穩後,應該會出一批成果。實際上,瞿同祖也迫切地想再寫本著作。令人遺憾的是,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這往後的30多年時間,瞿同祖為什麼沒有完成一本專著,也沒有帶一名研究生或學術助手?
其實原因就出在瞿同祖治學的嚴謹上面。走進瞿同祖在崇文門東大街的書房兼臥室,你會為這份簡潔和明淨感到震撼,甚而有幾分疑惑。這樣一位學界泰斗,並沒有想像中的成排累架的藏書。寫書的關鍵在於依據大量的參考資料,有時候不知要翻多少本書,才能找出一些有用的材料。看瞿同祖的著作,就知道這種寫法比一般人想像的要累得多。此時瞿同祖的生活待遇雖然提高了,但看書寫作的環境並不很好。
為了寫書,瞿同祖每天坐公車去近代史所附近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這裡使用資料並不方便,每次只能借閱兩本書,還要受開閉館時間的限制。不要說比不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圖書館方便,在某些方面就連當年的雲南大學、西南聯大圖書館的便利也沒有。瞿澤祁說:“當年我父親的辦公室就在哥倫比亞大學low library內,放假的時候,我還曾在那裡幫忙整理圖書賺取零花錢,有一次還見到時任校長的艾森豪。在哈佛大學的時候,圖書館更給我父親一把鑰匙,自由出入,不受限制。”
按照瞿同祖嚴謹的寫作習慣,年事已高的他明顯精力不夠。隨著時間的逝去,瞿同祖心裡越發著急。有一次因胃潰瘍住進協和醫院,著名的內科大夫張孝騫就忠告他,為健康考慮,最好放棄寫書的想法。限於諸多條件,瞿同祖最終放棄寫書,安享晚年。
瞿同祖因一心想寫書,開始就沒帶研究生,等放棄寫書的時候,也沒精力指導研究生了。瞿同祖曾對兒子說:“學生看一本書,自己也要看,不然就沒資格指導。”瞿澤祁說:“我父親有一個好榜樣,那就是吳文藻先生,對學生負責到底,不僅在讀書時期要指導,就是工作後,也是一樣。我父親就是吳先生幫助聯繫到美國做研究的。”鑒於瞿同祖事必躬親的研究習慣,學術助手也就沒辦法帶。瞿澤祁說:“我父親沒帶研究生不遺憾,遺憾的是沒給社科院寫本書。”
居住地方
有一天早上,瞿同祖和瞿澤祁喝咖啡時聊到學風問題。瞿澤祁在美國時,聽過這么一個故事,南卡州大學一個院的開學典禮上,院長給新生講話,其中有段話是引用別人的,但沒有說明,結果被迫辭職,可見學風嚴謹。瞿同祖聽後非常贊成:“太對了,就該這么乾。”
瞿同祖那是有感而發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學者為了評副研究員成章地抄他的著作。當時,相關單位找到瞿同祖,說:“瞿老,您看怎么處理?得允許人犯錯誤,得給人出路。”瞿同祖為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倒不是因為抄他的書,而是學風太腐敗。瞿澤祁說:“抄襲在英文中叫做plagiarize,好比法律上的fraud,是no cure,意思為犯這個,是沒治的。”
在瞿同祖的書桌上,左邊是沒來得及看的報紙,右邊是還沒拆封的信件,而日曆定格在2008年8月30日,當天瞿同祖被救護車送去醫院急診。
10月3日,瞿同祖停止了呼吸。根據瞿同祖遺願,喪事從簡。然而巧合的是,火化那天是重陽節,第二天安葬又恰逢白露。在八大處,瞿同祖與趙曾玖合葬在一起。瞿澤祁在墓前沏上一杯綠茶,放上一包香菸,擺上兩盆鮮花。那是瞿同祖喜歡喝的九華山茶,趙曾玖喜歡抽的紙菸。
幼年時期
祖父瞿鴻禨是晚清重臣,曾任光緒時期的軍機大臣。他曾經三次向慈禧保薦康有為,參與籌劃預備立憲,並與另一位權臣岑春煊配合,試圖扳倒袁世凱而未果。事情雖敗,而其影響所及,卻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變。瞿同祖是其嫡孫,瞿鴻禨親自教授,為其開蒙。除了讓瞿同祖為《論語》斷句,還以朱筆寫正楷,讓年幼的孫子在上面描摹。
幼承庭訓,瞿同祖的文史知識遠遠超過了同齡人,他還在中學時便自學了《尚書》,而《尚書》之難,居五經之首,連韓愈都認為它十分難懂,稱其為“佶屈聱牙”。
學生時代
1936年,瞿同祖碩士畢業,又因成績優異而獲得金鑰匙獎,其碩士論文《中國封建社會》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清華大學圖書館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親筆贈書,上書“西南聯合大學惠存,著者敬贈。”該書由陶希聖和楊開道為之做推薦序,很快成為了國內若干大學的指定參考書。羅隆基後來告訴瞿同祖,他在西南聯大兼課時即以此書為主要參考書,並說若無此書,他便無法開課了。但瞿同祖本人並不苟同,他認為20多歲寫不出好書。他在燕京大學的最大收穫是趙曾玖,1932年,趙曾玖從培華女中考入燕京大學國文系,同年8月,兩人共結連理。
學術生涯
期間,他撰寫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當時的寫作條件極其艱苦,為了躲避空襲,瞿同祖和費孝通等一起住在了雲南呈貢縣的農民家裡,每個禮拜都騎馬到火車站,然後坐火車到城裡去上課,上完課又坐火車,再騎馬回來。
1945年後,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研究員,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1965回國。歷任湖南文史館館員、湖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國封建社會》、《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清代地方政府》、《漢代社會》等。
1947年,《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61年以《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贏得國際聲譽,後者被認為是關於中國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而當此書還在征訂單上時,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就提前預訂了。這位20世紀偉大的思想者,不斷追問自己的中國學生林毓生,這本書有無到貨,以及他對於該書的意見。
1945年春天,經費孝通聯絡,應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的邀請,瞿同祖攜趙曾玖及子女抵達美國紐約,先後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研究員、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瞿同祖的研究日臻化境,美國《亞洲研究學報》讚揚他的新作《清代地方政府》,認為其“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關於中國地方行政運作的圖解。”
1944年應德裔美籍社會史學家魏特夫邀請,入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任研究員。194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1955年,應費正清之邀前往哈佛大學任研究員,在東亞研究中心繼續從事中國史的研究,並與中心成員楊聯升教授和哈佛法學院梅倫(Arthur von Mehren)教授共同開設“中國法律”一課。1961年英文版《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瞿同祖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用業餘時間將此書譯成英文,並利用哥大圖書館豐富的館藏,彌補了最初在昆明寫作此書時由於缺少《宋刑統》這份材料而造成的遺憾,寫成了英文版的《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由巴黎和海牙穆東書店出版。1962年英文著作《清代地方政府》,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62年瞿先生應朋友威廉·荷蘭的邀請,到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擔任亞洲系副教授,講授中國通史。
歸國之後
經歷
瞿同祖先生1965年辭職回國。因文革,先在北京後回湖南,等候安排。1972年,英文著作《漢代社會》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76年,被借調(1978年正式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76年與夫人趙曾玖應約合譯的《艾登回憶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編譯的《史迪威資料》一書,197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晚年生活
此後,瞿同祖再無著述。瞿同祖是中國第一批獲得博士生導師資格的學者,但是他從來沒有招過學生。瞿同祖的兒子瞿澤祁向記者表示,父親的年紀大了,精力不濟,如果他要收學生,倘若不能夠親自教授指點,他是寧肯不做這件事的。瞿同祖淡出了人們的視線,過著隱士般的生活,仍然聽古典音樂,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社會地位
1981年,中華書局重印了《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瞿同祖及其著作,開始逐漸引起了中國大陸研究者的注意。但他成為一個無法被界定學術領域的人物,他以社會學出身,在法學界聞名,研究漢代與清代社會,最終又在近代史所落足。其跨越不同領域的博學,反而成了分工日細的學術界的“邊際人”,這妨礙了他成為單個學科的“大師”。
逝世
2008年10月3日,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瞿同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評價
美國社會經濟史學家魏特夫,以研究中國水利工程的文化意義著稱,同時兼任“中國史研究計畫”的總監,他認為,瞿同祖的工作已經將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魏特夫表示:“瞿教授在與他早些時候返回中國大陸的妻兒會合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書有一本書的命運,在這個計畫裡面,世界大戰和中國的發展都留下了印記。”
“瞿同祖不能夠算是同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決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遠不會因為受到一點挫折而走向偏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者趙利棟向記者描述。
瞿同祖與費孝通竟然都是1910年出生,費出生一個家道中衰的地主家庭,而瞿則是晚清軍機大臣瞿鴻禨之孫,家學更為淵源。兩人都是早年成名,中年遭遇變故,不同的是費孝通晚年苦盡甘來,名利雙收;而瞿同祖則是逐漸沉寂。今天,費孝通與瞿同祖兩位老人的《江村經濟》、《生育制度》和《中國封建社會》、《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依然位列書架,被無數學人參考瞻仰,可能這是對老人們最好的告慰吧。兩人的開始如此相同,而結局如此不同,是性格決定命運,還是造化作弄人?
瞿同祖仍然保有海外聲名。老朋友們仍然記得他。1999年,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譯本出版,即贈送給瞿同祖。孔飛力是美國及西方中國史研究中人們公認的一位大家,1977年費正清從哈佛大學榮退後,孔飛力接任了他的職務。而上個世紀80年代,瞿同祖曾經到香港大學講學,用英語為該校師生作了一次關於“清代司法”的演講,引發了轟動,香港媒體連續追蹤報導。
1999年林端初訪大陸,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訊息,立即登門拜訪。2005年,他曾經在台灣東海大學舉辦講座,以《瞿同祖與戴炎輝的法史學:知識社會學的考察》為題,而這恰恰曾經是瞿同祖當年拒絕的教職。林端“揣測”了瞿同祖後半生輟筆的心境,“所有的學者學術生命到一個高峰以後,都會有一個自我內在的壓力,比較普通的東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滿意。”
生命的光亮階段已然走過,瞿同祖與世無爭,緘默到底。林端認為,瞿同祖回到大陸,其後半生清淡無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環境左右,沒有辦法隨心所欲,便做一個隱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裡去。林端欽佩這樣的“狷者”,因為無論入世還是退隱,進出之際,都需要強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他認為,這種自信,源於真正的學貫中西,是傳統中國與西方現代性的天作之合。
主要著作
專著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吳文藻主編《社會學叢刊》甲集第五種,商務印書館,1947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1996年重印;《民國叢書》第一編,29,上海書店根據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影印,1989年;中華書局,2003年9月)
《艾登回憶錄》(與趙曾玖合譯,商務印書館,1976年)
《史迪威資料》(編譯,中華書局,1978年)
《瞿同祖法學論著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
論文
周代封建社會(燕京大學文學士畢業論文,《社會學界》1934年第8卷)
《中國階級結構與其意識形態》(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ldeology,載費正清主編《中國思想與制度》,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7年)
清代法律的延續性和演變(Qing Law: an Analysi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1980年第1卷,第3期)
《清律的繼承和變化》(《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中文收入《中國法學文集》,法律出版社,1984年)
清代司法(英文,香港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講學演講稿,1983年)
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法律之發展(Confucianism and th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w,華盛頓大學學術報告英文講稿,1984年)
中國的服制(The Mourning System in China,哈佛大學學術報告英文講稿,1984年)
與趙利棟
2007年3月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學者趙利棟對瞿同祖進行了數次訪談,而在多次交流中,趙利棟從未主動涉及瞿同祖歸國後的話題。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愛國而報國無門,不問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願觸及這份時代造成的隱痛與焦慮。而瞿同祖亦從未向外人公開過自己的想法。當他預感到趙利棟將是最後一個採訪他的人,以後可能再也沒有機會講話,一次,凌晨5點,他撥通了趙利棟家的電話,詳盡解釋了自己當年寫《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的經歷;還有一次,瞿同祖委託兒子瞿澤祁,告訴趙利棟自己半生蟄伏的緣由,瞿同祖表示:“過去說回國後沒能寫出書,是自己的疏懶,那是謙虛,實際上,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允許。”
家庭成員
祖父為晚清大學士瞿鴻禨。
父瞿宣治先後任職於中國駐瑞士及荷蘭公使館,1923年病逝於馬賽。
叔父瞿兌之
妻子趙曾玖
瞿同祖九十壽辰時全家合影,立者左起:兒子瞿澤祁、女兒瞿澤仁、大外孫媳郝玉玲、小外孫媳姚暉、小外孫余啟新、孫女瞿浩東、兒媳蔡夢、大外孫余啟晴。前排小女孩為大外孫的女兒余咪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