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翰林院祠
- 所屬年代：唐朝
翰林由來,文學侍從官,翰林院被焚事件,現遺留的翰林祠,久安背翰林祠,東安頭翰林祠,
翰林由來
學士，專掌內命?由皇帝直接發出的極端機密的檔案，如任免宰相、宣布討伐令等?。由於翰林學士參與機要，有較大實權，當時號稱“內相”。首席翰林學士稱承旨。北宋時，翰林學士開始設為專職。明代，翰林學士作為翰林院的最高長官，主管文翰，並備皇帝諮詢，實權已相當於丞相。清代沿用明代制度，設定翰林院，主管編修國史，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注，進講經史，以及草擬有關典禮的檔案；其長官為掌院學士，以大臣充任，屬官如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和庶吉士等，統稱為翰林。
文學侍從官
翰林院從唐朝起開始設立,始為供職具有藝能人士的機構， 但自唐玄宗後演變成了專門起草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 院裡任職的人稱為翰林學士。明、清改從進士中選拔。 翰林院 （Imperial Academy或Hanlinyuan ）中國唐代開始設立的各種藝能之士供職的機構。初唐玄宗選擅長文詞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詔制，後逐漸演變為草擬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任職者稱為待詔。起草詔制
本是中書舍人的專職，但唐玄宗感到中書舍人草擬詔制的制度難以保守機密和應付急需，乃一度挑選擅長文學的親信官員充翰林院待詔 ，以備起草急詔（ 兼撰擬詩文 ） 。開元二十六年（738），又另建翰 林學士院，專供草擬詔制者居住，供職者稱翰林學士（簡稱學士)，本身無秩品 。初置時並無員額，後來依照中書舍人之例，置學士六人，擇其中資歷深者一人為承旨。安史之亂以後，軍事頻繁，翰林學士地位愈來愈重要，不但在草擬詔制方面分割了中書舍人之權，也在參謀密計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權。唐憲宗以後，翰林學士承旨往往晉升為宰相。學士院設定之後，與中書舍人院有了明確分工 。學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將相大臣、宣布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制，稱為內制；中書舍人所起草的則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稱為外製。學士院有兩名由宦官充任的學士院使（或稱翰林院使），在皇帝與翰林學士間起傳達聯 系 的作用 ，在政治上 有很大影響 。後晉天 福五年（940）曾宣布廢除翰林學士，將草擬 詔制之權歸還中書舍人，但不久又恢復。
翰林院被焚事件
庚子國難前，坐落在外國公使館區的中國翰林院，以巨量藏書著稱於世，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圖書館，被當時西方人比做是中國的牛津、劍橋、海德堡和巴黎。翰林院內藏有卷帙浩繁的各類古版善本，舉世罕見的《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的底本就珍藏於此。以金黃色絲綢裝訂而成的萬卷冊的《永樂大典》，是明代由兩千名學者參與編修的大型綜合性類書，經明末文淵閣大火，僅存副本；到了清代，這些副本已散佚兩千餘卷，其餘都收藏於翰林院內（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另外，乾隆年間由紀昀、陸錫熊與眾多清朝學者合編的七萬九千卷的世界上最大的學術叢書《四庫全書》的各類底本，當時也珍藏於翰林院內。 1900年間的翰林院大火，不僅將輝煌建築焚毀，而且數千萬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燒毀，其中包括當時僅存副本的《永樂大典》。同樣慘重而無法彌補的損失是——據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先生考證——從全國各地搜聚的《四庫全書》的大量底本，也在那次翰林院大火中被燒成灰燼（參見台北《聯合報》副刊，馬悅然專欄第45集）。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國古籍文化方面的損失是永世無法彌補的。 國人歷來認為翰林院是八國聯軍所焚毀。但事實上，當八國聯軍破京城解救被圍攻的公使館時，翰林院已經在大火中和槍炮聲中變為廢墟將近兩個月了。翰林院毀於1900年6月23日大火，八國聯軍抵達北京的時間是1900年8月14日。翰林院遭焚的時候，北京外國公使館正陷於清兵與義和團的圍攻之中，除了獲清政府許可而先期抵京的340名外國公使館警衛人員，八國聯軍尚未進京。一百年過去了，除了翰林院大火罪魁被“張冠李戴“，國人還眾口一詞認定：“翰林院的數萬冊經史典籍，包括《永樂大典》……均被（八國聯軍——引者）洗劫一空“（《國恥事典》296頁）。 那場大火是誰放的？翰林院究竟毀於何人之手？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古籍經典又是怎么回事？與此相關的西方人在這場浩劫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反省歷史應當首先弄清真相。 中國兵匪自焚翰林書院 翰林院 翰林院內牆之大部與英國公使館北壁緊密相連。英國使館“牆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義和拳亂時期的圍攻中，英國公使館內不僅聚集了各國公使及其家眷，而且容納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館避難的中國教民。幾乎所有使館區內的洋人都認為，這裡以翰林院為屏障，是最安全的地方。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對外宣戰，義和團和清軍開始圍攻使館（及西什庫教堂）。據包括著名美國來華傳教士、記者雷德（Gilbert Reid，中文名李佳白）和當時法國駐華公使皮雄（Monsieur Pichon，中文名畢盛）在內的諸多在華傳教士、西方學者、駐華外交官記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國官兵拳匪自己點燃的。 6月22日黃昏，清軍燒毀英國領事館東南角鄰接的密集民居。次日，清軍乾脆引火翰林院，試圖一舉燒毀英國公使館：“1900年6月23號，伊斯蘭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軍“首領——引者）在翰林院點燃了火，醉翁之意不在酒，很明顯，他期待火勢蔓延到毗鄰的英國公使館。“（In Search of Old Peking， by L．C．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當時藏身使館的一位美國女教士，安德魯斯小姐（Mary E．Andrews，中文名安美瑞）記述說：“明顯地，煤油被澆到了樹上，以便助長火勢。“（轉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by Diana Preston，p139） 對翰林院被焚事件最為詳細可靠的記載，出自撲笛南姆．威爾（Putnam Weale）的日記，作者當時也是被圍困者之一，他以見證當時情況為己任，每天各處觀察情況，將親歷目擊記成日誌，編輯成書，名為《庚子使館被圍記》（Indiscreet Letters from Beking），於1906年出版。書中中卷第三章1900年6月24的日記寫道：“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貓，用其靈巧之手術，將火種拋如翰林院，只一點鐘間，眾公使居住之地英使館，頓陷於危險之域。“有說，“中國放火人逃走之時籍樹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邊拋棄燒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槍者。“ 當時人的這些記錄是否真實呢？公使館被裡的人們，先是被北京城裡的燒殺搶掠驚擾，接著被發生在西什庫教堂的暴行所震動，然後就被清軍、義和團圍攻了。翰林院被焚之前的三兩天，公使館區“……炮聲日夜不絕，屋瓦自騰，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李希聖《庚子國變記》）“幾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轟擊使館區的記錄，少則一日發射十數炮，多則數面夾攻，處處崩牆倒屋“（《庚子北京事變紀略》），使館區內躲藏的人們當時已成驚弓之鳥，焉有心情有時間相互串通一氣，深謀遠慮，在自己的日記或記錄中編造？他們又有什麼必要引火燒身，焚毀自己相鄰的翰林院？ 不僅洋人，當時的國人也有記載可作確鑿證據：“是晚，台基廠及交民巷東首又起火，一路延長如龍。比利時、奧大利、荷蘭及義大利四使館均被焚，翰林院及吏部等衙門亦被團匪焚毀。“這段記錄引自《庚子拳變記日要錄》卷三。同樣的記錄也見於楊典浩的《庚子大事記》。此外在中國廣為流傳的由日本人匯錄、清人刊正的《西巡迴鑾始末記》卷二“兵匪焚掠京師記“一節，及日本佐原篤介撰寫的《拳亂紀聞》也有相同的記述。 中國自焚翰林院出乎洋人意料 洋人低估了中國人對他們的仇恨，也低估了這種仇恨被利用和煽動之後所爆發的野蠻程度，絕沒料到，中國人為了攻打使館竟會焚燒他們自己的書院聖堂翰林院。後來的英國駐華記者、作家弗萊明（Peter Fleming，中文名傅勒銘）在他的《圍城北京》（The Siege at Peking）一書中說：“許多世紀以來，翰林院……它的大廳和庭院是中華學者精華的聚集地……那裡各處有華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們覺察到了這種危險（指被焚毀的危險——引者）。但是他們覺得，中國人對學養、傳統和建築美的崇尚，會阻止他們以任何手段毀滅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豐富的圖書館。“ 事實上，在整日炮火紛飛的攻擊中，洋人已經四面為營，地下挖洞，築壘堵道，八方防守，能用的傢伙（包括被義和團燒毀的火車皮殘骸）都用上了，也指望翰林院為屏障，堅持到八國聯軍救援的到來。他們覺得，在炮火中紛飛之中，位於翰林院背後的英國公使館是使館區中的最安全之地，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把英國使館當成堅守抵抗攻擊的大本營，將各國領事家眷集中安頓在英國使館的原因。 他們錯了。弗萊明接著就看到令他驚訝的事實：“次日清晨，風從北面強勁吹來。外交官們的判斷再次被證明是錯的。中國人在翰林院點燃大火，他們有條不紊地一個庭院一個庭院地燒。當董福祥率領的回教徒們（指清廷“甘軍“，其士兵大都來自甘肅青海一代——引者）從上方的窗戶里透越濃煙，猛烈開火的時候，怒吼聲淹沒了持續的槍聲。這座古老的建築在這怒吼中燃燒起火，就象一個易燃物。“（The Siege at Peking，p121～122）當時躲在英國公使館內的馬丁（Lizzer Martin）也作了同樣的記述：“翰林院是他們所珍貴的文學館，我們不認為會有什麼危險。因為中國人沒有必要摧毀它……。“不過這個傳教士接下來就記述說，“我們相當耽心敵人會把我們燒死，因為他們自己在這個地方（翰林院）點燃了大火“（轉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383）。撲笛南姆．威爾在《庚子使館被圍記》中也寫道：“如謂此地可以放火，吾歐人聞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槍聲極猛之中，以火具拋入，人尚未知，而此神聖之地，已煙焰上騰矣。“ 中國自踐神聖，西洋學者憤怒不堪 被焚後的翰林院遺址照片 面對翰林院大火，公使館內不僅瀰漫著驚異的氣氛，外國學者尤其為中國人踐踏千古文明聖地的野蠻暴行感到震驚。這些學者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的價值，當然也懂得這些珍貴的書籍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全世界，是人類精神寶庫中的財富，是人類悠久文明的輝煌象徵。曾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的英國漢學家，當時英國駐華記者毛里遜（George Ernesr Morrison）痛見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毀而記述道：“……灰燼中的大堆的殘骸、木本與殘枝敗葉一齊飛散，裝點著這個帝王中國的輝煌書館的廢墟。“此情此景令他極感憤怒：“為了向外國人泄憤雪恥，不惜毀滅自己最神聖的殿堂建築。而這座建築數百年來是這個國家及其學者們的驕傲與榮耀所在！對於作出這等事的民族，我們能夠作何感想？這是一次輝煌的災難聖奠。如此褻瀆神聖，駭人聽聞！“（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火勢猛烈，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搶救翰林院里已經焚燃的典籍，那些沒有被焚燃的價值連城、有些甚至從未在皇宮之外面世的古版書籍，被隨意拋到院子裡，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著當時在使館內避難的西洋學人，“公使館界內的外國學者們在檢拾灰燼中殘片時，淚水幾乎奪眶而出。“（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的那部《國恥事典》還告訴我們，“八國聯軍還用《永樂大典》代替磚塊，修築工事和鋪路，甚至做成馬槽，肆意糟蹋。“對此，我想還是西方當事人的回憶比較客觀：“多卷價值連城的百科全書實際上被攻、守的雙方用於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 洋人冒險救火翰林院
當時的英國公使館人員，中國海關北京總稅務司署官員撲笛南姆．威爾在他的日記中見證道：“……英國水手志願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線者亦皆聞信趕來，破牆而至院中，跨越許多障礙物，上面木屑紛紛下落，有時止放步槍一排，將院之內外搜查肅清。敵人所遺之銅火藥帽約有半頓之多……此時火勢愈熾，數百年之樑柱爆裂做巨響，似欲傾於相連之使館中。無價之文字亦多被焚。龍式之池及井中，均書函狼藉，為人所拋棄。無論如何犧牲，此火必須撲滅。又有數十人從英使館而來……人數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護。“（《庚子使館被圍記》中卷第三章） 當時各國正規軍尚未到達，在公使館危急之中，前期抵達公使館的警衛人員多是各國商船上的水手，客觀來說，這些水手並非自願搶救中國的翰林院，為救火，先要把自己置身於炮火槍彈射程之中，還要清理翰林院區域內可能藏匿的清兵團匪，而地上“半頓之多“的“銅火藥帽“可以見出救火的環境非同一般，需得冒著槍林彈雨的危險，這些英國水手“受有嚴令，逼其作事“，是被迫的，下此嚴令的，當然是英國公使館最高首領，英國公使竇納樂。 翰林院大火之後，英國公使先是急電清廷，要求中國政府出面搶救翰林院及書稿，這情況發生在清軍義和團和使館守衛雙方都利用殘卷書籍當作磚頭加固工事這事發生之前。翰林院大火剛剛熄滅的次日，“英國公使竇納樂（ClaudeMaxwell Macdonald）就通過專線給中國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發出急電，告知他們，他曾試圖搶救圖書館，並要求他們出面收拾翰林院殘剩書稿。“寫下這段回憶的是當時在中國任郵政官員的美國人阿靈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和他的同伴盧因森（William Lewisohn），中國政府“沒有理睬他的通知“。另據記載，這位英國公使並不就此罷休，乾脆把搶救出來的部分手稿和書籍送交到了清政府的總理衙門（參見The Boxer Rebellion）。毫無疑問，他希望這些殘卷在中國政府官員的參與和努力下得到保護和保存。 竇納樂爵士的做法連美國人都覺得驚訝，認為這是一種“被圍攻期間特殊外交智慧的表現“，雖然“不可思議但是無可置辯“（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竇納樂急電發過去的時候兩宮尚未“蒙塵在外“（慈禧攜光緒出逃是八國聯軍八月十三號即將破城之前，而不是焚燒翰林院的六月下旬——作者注），而當翰林院大火之時，慈禧正在紫禁城里觀看傾聽“滅洋“、圍攻使館的好戲。 不了解中國宮廷內斗情況的洋人，受到清廷多次下詔“剿匪“的蠱惑，以為清政府控制不了義和團暴亂的局面，需要八國聯軍前來救助。後來八國聯軍開始從天津上路了，美國公使康格還在奉命調查中國政府究竟給公使館送了多少糧食（其實到八國聯軍破城之前，公使館裡的外交使節和中國教民們早就開始斤斤計較、數著份量分吃馬肉了）。洋人危難之中尚且知道痛惜中國聖堂聖典，中國當局觀看“滅洋“之戲之餘，卻對自家珍寶之毀不理不睬，好象燒的是英國的劍橋牛津，這種情況實屬不可思議！ 當英國公使把被焚的書籍殘卷送交總理衙門時，清政府方面仍然沒有任何回音（參見The Boxer Rebellion）。《永樂大典》本已是歷代殘留珍本，《四庫全書》全部底本則從全國各地精心蒐集而來，還有歷代手抄文本，皇帝御批原件等等，卻如同垃圾一樣不能讓清政府稍微動心！清廷之冷漠，不僅匪夷所思，而且令人痛心。 燒翰林院是為了延毀英國公使館。結果翰林院被毀，大量珍貴書卷被焚，公使館卻完好無損，而且，翰林院廢墟灰燼中的一些書籍殘卷，也落到了當時在場的外國人手中。 多年之後，在中國大陸，這便成了“八國聯軍“將翰林院書籍“搶劫一空“的證據。 嚴令禁止搶劫書籍 洋人的誠實在於他們自己記錄了“搶劫“的實況。“搶“得不容易。是
在他們自己的嚴令禁止中“搶“的，確切地說，是違令偷的。偷的人，是公使館內研究中國漢學的專家學者，當然懂得這些書籍的珍貴价值，所以看見這些與“黃金等價“之物，遍地殘卷，四處飄落，“心有不忍“。 時人記載：“有稠面華麗之書，皆手訂者；又有善書人所數之字，皆被人隨意搬移。其在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見寶貴之書如此之多，皆在平時所決不能見者，心不能忍，皆欲撿選抱歸，自火光中覓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為水手所阻。奉有嚴令，不許劫掠書籍。蓋此等書籍，有與黃金等價值者。然有數人仍陰竊之。“ 這段文字引自撲笛南姆．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1900年6月24日的日記。那天，翰林院大火未熄，他是在余煙焚繞中記下這些文字的。如果不是六年之後的1906年，作者出版這些日記的時候做過修改，他顯然有先見之明—他在翰林院被焚第二天就寫道：“將來中國遺失之文字，或在歐洲出現，亦一異事也。“ 中國在那次大火中焚毀的典籍眾多，損失慘重，而落在洋人手中（英國人）的書籍極為有限。把全部損失統統算到外國人頭上，簡單方便，容易讓後世接受，因為這樣就可以跨越自我犯罪感的心理障礙。但是這並不能洗刷自焚祖典，自踐古籍的恥辱。人可以沒有記憶，可以忘記恥辱，
但歷史是有記憶的。除非利用國家力量把當年所有相關記錄文字焚毀得一乾二淨。 洋人手中殘卷保存完好 值得慶幸的是，落入洋人手中的有數的殘卷得到了很好的珍藏，就如同當今中國那些被遺棄或遭虐待的女嬰或女童，被洋人領養之後，她們的命運一舉改觀，從此享受到了兒童應有甚至更好的待遇。 關於那些落入洋人手中的書籍，有記載者，如當時英國駐華領事希萊斯（Lancelot Giles，中文名翟蘭思）保存了一捲成為珍貴的殘存樣品的《永樂大典》，以及一些其他珍品，其中包括皇帝舉辦的科舉考試的一些卷子；又如，這場著名的大火過去十三年之後，1913年，曾經在華執教的英國漢學家巴克毫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中文名巴克斯）將他精心保存的六卷《永樂大典》卷呈交給了英國牛津博德利安（Bodleian）圖書館。為了保護這些飽經災難的古籍，該圖書館為這六卷古老的著作特製了精美的木製封套，同時小心翼翼封補了書上的槍眼（參見The Boxer Rebellion）。此外，另幾卷《永樂大典》殘本，經過英國人的收集保存，最後在劍橋東方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參見參見In Search of Old Peking）。 翰林院大火後收拾殘局，檢拾碎片，清理廢墟的是各國公使人員，這期間，有的學者違反禁令，從火光中減拾書籍收為己有，自行珍藏；有的事後送交本國圖書館，小心保存收藏。這才是半個世紀過後，我們的教科書中所說的“八國聯軍搶劫中國珍古書籍“的全部真相。
如果不是這樣的“搶劫“，可能還有另外兩種結局：一，各國公使人員面對被焚毀的書院興災樂禍，以至於轉嫁憤怒，助火於廢墟之上，將各處殘稿乾淨徹底焚成灰燼；二，對廢墟殘稿強做視而不見，以珍惜自己名譽清白為理由，任散亂各處的殘稿隨風隨雨隨戰亂化為烏有。果真如是，前者未免殘忍，後者未免虛偽。而事實是，他們既沒有那么殘忍，也沒有那么虛偽，他們即撲滅了翰林院大火——因而翰林院輝煌建築沒有被全部焚燒乾淨；在通知中國政府沒有回音的情況下，他們也搶救了大量殘卷並送交了總理衙門——這是《永樂大典》絕大部份殘卷至今在中國留存的唯一真實原因；此外，他們也違令竊取了少數殘本——不過這並非英國的政府行為而是個別學者的個人行為。 洋人取殘卷於灰燼的行為，其中除了水兵們用殘卷墊防禦工事之外，都圍繞著一個理由：他們懂得並珍惜文物古籍的價值，即便身陷重圍之中，即便是敵對一方的文物古籍，即便是敵人用來消滅自己的武器，即便需要冒生命危險，也要珍視它而不棄置它，搶救它而不遷怒於它，精心保存它而不毀滅它。這是一個文明民族本來應有的教養。 我寧可認為，這些洋人應當得到中國後人、尤其是後學的尊敬，欽佩和感謝。尊敬他們珍視異國文化的精神；欽佩他們冒險滅火和搶救殘卷的勇氣；感謝他們從大火之後的灰燼中為中國送交保留了《永樂大典》殘卷，同時感謝他們對手中殘卷多年來的精心收藏和保存。 各國就焚燒翰林院的指責要求更正事實 1949年以後中國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上的有關不實之詞，並非第一次把翰林院之毀歸罪於八國聯軍。翰林院的故事的尾聲發人深思：大概焚毀翰林院這個過錯實在丟人，難以認可，於是八國聯軍陸續撤離中國之後，中國就把翰林院之毀推到八國聯軍頭上了。不過時間距離太近，當事人都在，這次“栽贓“沒能成功。 此舉系清廷掌院學士昆中堂所為。在翰林院大部份成廢墟一年之久的1901年6月，他上奏朝廷，報告翰林院被毀情況並請求朝廷撥款興修，順便也把翰林院焚毀之罪責歸於八國聯軍。事情剛剛過去，誰都知道此乃無稽之談。 可是這奏摺內容不知怎么就讓各國公使知道了。在拳亂期間，北京各國駐華公使處於漩渦中心，雖然環繞在他們周圍的是喧囂的仇外情緒和殊死戰鬥，不過他們自己能做的不過就是動動手發電報寫公文，要么動動嘴開會傳訊息，即便在“四面為營““人以為必死“的緊急的時刻，他們也不過幫著挖挖地道抱抱孩子，數數還有多少糧食可以分食。一年過去，卻忽然聽聞前來拚死救助自己的洋兵成了焚毀翰林院的罪魁，而且是清廷官員正式上奏的摺子中這樣指證的。於是他們召開緊急會議，詳細了解情況，磋商對應辦法。辦法其實很簡單，就和過去一樣，給朝廷在京全權大臣發出正式照會，要求立即澄清事實，更正錯誤。其實清廷對內對外滿腦門子官司剛有眉目，未必會認真對待奏摺上對洋兵焚毀翰林院的指證。只是外國人自己一出來正式照會，中國官員就不便再假裝糊塗。當即傳遞訊息，疏通情況。而掌院“肇事“的中國官員“昆中堂“聞訊而動，即刻做了更正和聲明。（參見1901年6月9日《申報》） 外國公使這次如此鄭重其事的外交正誤行動，除了辯誣，與國際媒體的監督作用有間接關係。八國聯軍進兵中國，是當時的全球關注的重大國際事件，一舉一動不能逃脫西方新聞媒體的注意。這些西方媒體不受官方控制，各國隨軍記者樂於秉筆直書所見所聞，當時俄國侵占東三省屠殺中國百姓的殘暴、德軍在華擴大打擊拳匪範圍，不分青紅皂白仇殺中國百姓的野蠻復仇行徑、以及其他聯軍僭越進兵中國之初衷的行為，都在西方媒體上有大量報導，並且引起了國際間的普遍譴責。當時沒有聯合國，除了美國一貫堅持的“門戶開放政策“及其種種外交努力，國際輿論是唯一監督八國聯軍在華行為的力量，各列強亦不敢置若罔聞，若有重要報導與事實不符，必定認真要求澄清事實。 翰林院被焚真相不過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一個枝節問題。不過這個枝節在我們被給定的中國近代史知識結構中，相當“出格“，它所代表的邏輯與那個結構所呈現的邏輯嚴重衝突，無法吻合。顯然，嚴格依據歷史資料本身而不是意識形態化的觀念，關於那段歷史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現遺留的翰林祠
久安背翰林祠
久安背翰林祠位於湖南省永州市寧遠縣境內,坐落於國家森林公園九嶷山東北十里,九峰之一—石樓峰下久安背村。建築設計獨特、結構精巧玲瓏、雕刻工藝精細、包羅深邃含義的超強的智慧結晶。集歷史文化、人文景觀於一體,實為湖湘農村不可多見的古建築群之一,因而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物古蹟。2005年被列為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宋代建下座三廳，明建祠前牌坊，後經同治三年修葺，清光緒乙酉年(1885年)修上座二廳，始成現存的一坊、一門樓、一戲樓、五廳堂、五天井、兩廂房的格局。固該村村人李世南於宋真宗祥符元年(1017年)乙卯科登蔡齊進士榜，授大理寺評事兼太常博士，寶元元年受詔升理寺丞正。後世為紀念李世南而命名為“翰林祠”。久安背翰林祠占地1856.32平方米，建築面積1500平方米。2006年被列為湖南省第八批文物保護單位。
“炎宋恩榮進士後,有明旌表善人祠”這是乾隆年間永州府寧遠縣儒學教諭彭仕周題贈久安背村翰林祠的一副楹聯。上聯指李伯輝於南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鄉貢進士,二年戊戌科周坦榜登進士,三年(1239)由翰林院編修升文華殿大學士。其後世子孫為緬懷先祖登科甲游翰宮,特為公立翰林祠建恩榮坊。下聯指明成化年間伯輝學士九世孫李元廣以優良世德相繼,一生崇尚禮義,罄囊濟貧,樂善不倦,因而德名昭著。荷蒙隆恩,賜以“旌表善人”匾額,恩準入祀縣忠義兩節祠。
久安背翰林祠,又稱林祠牌坊、恩榮坊、廣公祠。始建於宋代,於明成化年間擴建成上下六座,規模宏大並代有修葺。
翰林祠為古宮殿式建築,呈階梯式縱深七進96米,寬20米,占地1856㎡,建築面積1500㎡。立地支柱72根(九嶷黃家大屋36天井與之形成風水格局),大者兩抱高9米,其餘粗均一抱。祠內保留前清歷次重修碑文6方,見證了翰林祠幾毀幾興的歷史,始成現在的一牌坊、一戲樓、一門樓、兩廂房、五廳堂、五天井格局。
東安頭翰林祠
東安頭翰林祠是一處集崇祀先祖、紀念名人和公益活動於一身的民居建築，全盛時期，門匾、堂匾、楹聯遍布祠內外。它們與祠前的月台、池塘、文塔形成一個蔚為壯觀的人文建築景觀，是江南地方民居的一大特色。東安頭翰林祠占地1200平方米，建築面積782.2平方米。 東安頭村與久安背村直線距離很近，估計不會超過一公里。都是從久安背到東安頭需要走鄉村公路返回灣井鎮，再進入泠九公路轉鄉村公路，實際路程約六七公里。 在久安背村讀書人李世南榮登翰林之後四百多年，明景泰三年（1452），同屬灣井李氏家族的東安頭村讀書人李敷也進士及第，榮登翰林。 這是家族的榮耀，當然東安頭村也要建座翰林祠紀念一下。 清乾隆元年（1736），村里為紀念本村出來的進士李敷，建了這座具有湘南地方特色的公益性建築。清嘉慶十六年（1811）增建木牌坊，道光七年（1827）移牌坊於祠門外，光緒五年（1879）重建牌樓。民國九年（1920），當時擔任國民軍桂林某部司令的村人李子清返鄉省親時，見翰林祠房屋矮小，就倡導修建，將祠房屋建築升高，形成現在的格局。 東安頭翰林祠由月台、牌坊、門廳、戲樓、廂房、天井、下廳、上廳、道廳組成，依次遞進。祠後有後龍山，祠前有半月塘，水面寬約8畝。 東安頭翰林祠是一處集崇祀先祖、紀念名人和公益活動於一身的民居建築，全盛時期，門匾、堂匾、楹聯遍布祠內外。它們與祠前的月台、池塘、文塔形成一個獨具韻味的人文建築景觀，是江南地方民居的一大特色。 祠內現存清代、民國碑刻五方。祠東南200米處有石塔一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