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號,歷史,高帝開國,休養生息,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昭宣中興,新莽篡漢,光武中興,明章之治,永元之隆,戚宦之爭,群雄逐鹿,疆域,勢力範圍,行政區劃,政治,中央官制,選官制度,經濟,人口,農業,手工業,商業,文化,思想,史學,文學,繪畫,雕刻,文字,宗教,科技,造紙術,天文,數學,醫學,軍事,兵役制度,軍隊體制,軍隊編制,民族,匈奴,西域,羌族,鮮卑、烏桓,三越,西南夷,東北,外交,東亞,中亞,西亞,東南亞,歐洲,社會,階級,語言,服飾,飲食,養老,節日,帝王世系,
國號
秦朝滅亡後,
劉邦被
項羽封為漢王,定都
南鄭,據有
巴、
蜀、
漢中之地,便以“漢”為國號,擊滅項羽並稱帝後依然沿襲。根據
五德終始的學說,西漢建國時,“漢當
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到了“太初改制”時期,“遂順黃德”。後來,
王莽篡漢時期的“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和
赤伏符,又將漢朝改為了
火德,故別稱“炎漢”或“炎劉”。
漢高帝劉邦建立
西漢,定都
長安,又稱前漢;後世史學家不承認
新莽和
玄漢合法性,所以一般將其合併到漢朝歷史裡。漢光武帝
劉秀建立
東漢,定都
洛陽,又稱後漢、中漢(相對蜀漢而言);西漢與東漢合稱兩漢,即為漢朝。三國時期,漢宗室
劉備建立的政權仍以漢為國號,史稱蜀漢、
季漢、西蜀。
歷史
高帝開國
劉邦是沛
豐邑中陽里人,平時不參加農業勞動。早年到
外黃縣跟隨張耳。喜歡劫富濟貧。到青年時代,
秦始皇已統一中國,他當上了秦朝的泗水
亭長,並與郡縣小吏關係非常密切。劉邦在生活上有失檢點,但他為人仗義,胸懷大志,待人寬厚,能孚眾望。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秦末農民起義爆發,劉邦亦於沛縣起兵回響,稱沛公。後加入
項梁、項羽叔侄的反秦義軍。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十月,
楚懷王遷都彭城,封劉邦為武安侯,任碭
郡長。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劉邦從
彭城(今江蘇徐州)率部出發攻入
鹹陽,秦王
子嬰降,秦亡。
漢元年(前206年),劉邦進入鹹陽後。廢除秦苛法,與民“
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深得民心。楚懷王曾與諸侯約定,先入鹹陽者為關中王。項羽聽說劉邦已先行入關後,率四十萬諸侯聯軍進入
函谷關,進駐
鴻門(今陝西臨潼東),準備攻打劉邦。由於力量對比懸殊,劉邦親往項羽駐地謝罪,後在
樊噲等人護衛下,從
鴻門宴上機智脫險。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主持分封了十八諸侯,其中劉邦被封為漢王,領巴、蜀、漢中。由於分封不均,引起普遍不滿。齊國貴族
田榮率先起兵反楚,天下再度出現諸侯混戰局面。
五月,劉邦領兵出漢中,奪取關中,東向攻打
楚國,楚漢戰爭爆發。戰爭初期,項羽占據軍事優勢。劉邦知人善任,積極聯合反對項羽的力量,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逐漸扭轉不利局面。漢五年(前202年)正月,劉邦大敗項羽於
垓下(今安徽靈璧東南),項羽退至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自刎。楚漢戰爭結束,劉邦重新統一天下。二月初三日,劉邦即位於
定陶氾水北岸,定國號為漢(史稱西漢、前漢),是為漢高帝。最初,劉邦暫居雒陽,後徙都長安。
(圖冊參考資料)
休養生息
漢初各種制度基本沿襲秦制,略有增損。劉邦命丞相
蕭何在《
秦律》六篇的基礎上,增訂有關行政、民政方面的法律《興》《廄》《戶》三篇,制定《
九章律》。又命
韓信申明軍法,
叔孫通製作禮儀。中央集權專制政治體制進一步完善。
漢初各種制度大體沿襲秦制,只有地方行政體制未像秦一樣採取徹底的郡縣制,而是實行郡縣與分封並行的體制,史稱“
郡國並行制”。劉邦在統一戰爭前後,相繼分封功臣韓信、
彭越、
英布等為
異姓諸侯王。異姓王占據了關東的廣大疆域,擁兵自重,對朝廷和統一造成嚴重威脅。等到政權穩固後,劉邦以種種罪名取消他們的王爵,或貶或殺,改封劉氏宗親為王,訂立了“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
白馬之盟”。至此,僅剩下國力最弱且地處邊遠的
長沙國,存續至文帝時。
自秦末以來的長期戰亂給漢初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百姓大量死亡流散,大城名都“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物資極度匱乏,連皇帝都找不到四匹同樣顏色的馬駕車,將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車。物價飛漲,小米一石達到萬錢,馬一匹百金。這種情況下,漢初統治者不得不把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發展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劉邦即位當年,就推出一系列安撫措施:解散軍隊,賞賜復員戰士爵位,優先授予田宅,減免賦役;鼓勵流亡人口重新登記戶籍;恢復戰爭期間自賣為奴婢的庶人身份;重申
重農抑商政策,對商人加倍徵收
算賦。漢九年(前198年),將六國舊貴族、豪傑十餘萬口遷到關中,以達到“
強幹弱枝”的目的。
漢初統治者認為“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是造成秦速亡的原因,因此將
黃老“無為”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實行
無為而治、
與民休息政策。劉邦約法省禁,節省用度,根據需要向百姓徵發賦役。
此時,由於歷經多年動亂,國力較弱,而劉邦在攻打匈奴時,曾被匈奴
冒頓單于圍困於白登,史稱
白登之圍。從此以後,漢朝採用
和親政策,以婚姻和財寶換取國家和平,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漢十二年(前195年)四月,劉邦去世,太子
劉盈繼位,即漢惠帝。惠帝繼續奉行劉邦休養生息的政策,將田租從“十稅一”減為“
十五稅一”,廢除
挾書律,獎勵老悌、
力田、鼓勵生育。蕭何去世後,
曹參繼任丞相,沿襲前任的做法、無所變更,史稱“
蕭規曹隨”。但在此期間,劉邦的妻子
呂后有著很大的影響力。惠帝死後,呂后
臨朝稱制。呂后雖重用呂氏,大封呂姓子弟為王、侯,誅殺劉氏宗室,但政治上仍然奉行無為方針、相繼廢除
夷三族罪、妖言令,並放寬對商人的限制。惠、呂時期社會經濟穩步發展,達到了“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的效果。
文景之治
高后八年(前180年),呂后死後,劉氏宗室與大臣
周勃等人合力消滅諸呂,眾臣迎立高帝之子代王
劉恆為帝,即漢文帝。
文帝躬行節儉,宮室、車服無所增益;重視農業生產,建立皇帝親耕
藉田、皇后親桑禮儀制度,勸課農桑;減免賦稅徭役,以減輕農民負擔。為了營造安定的發展環境,他對內、對外均採取忍讓懷柔政策,力圖避免戰爭。強調道德教化作用,相繼廢除
收孥相坐律和誹謗妖言罪。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又廢除
肉刑,代以
笞刑,並將
徒刑從無期刑改為有期刑。文帝在位二十餘年間,僅處理數百起案件,有“幾致
刑措”的美譽。他還一度取消關卡檢查“傳”(通行證)的制度,以促進商品流通。文帝臨終前,下令薄葬,喪禮一切從簡。文帝逝世後,繼立的景帝
劉啟繼續奉行輕徭薄賦政策,將“三十稅一”的田租率作為定製,並將男子服正役的年齡從十七歲提高到二十歲,減輕答刑。
此外,自漢高帝時受封的數位同姓諸侯王封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占據半壁江山。漢中央直轄地只有關中附近十五郡。諸侯王宮室、百官一如中央,在封國內權力與皇帝無異。這給漢王朝的統一和穩定埋下巨大隱患。文帝時,相繼發生濟北王
劉興居、淮南王
劉長謀反事件。當時政論家
賈誼形象地將漢朝比喻為患了“大腫”病的病人,若不及時治理,必然危及存亡,因此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重新分封
齊國和
淮南國時,用賈誼之策,將齊國一分為六,淮南國一分為三。景帝即位後,御史大夫
晁錯建議
削藩。他認為“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景帝三年(前154年),削奪楚王封地。削藩觸動諸侯王根基,於是吳王
劉濞聯絡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打著“誅晁錯”的旗號,起兵反叛,史稱“七國之亂”。景帝誅殺晁錯,想以此換取七國罷兵,遭到拒絕。這反而堅定了景帝徹底平叛的決心。他派出太尉
周亞夫,在三個月內平定叛亂。中元五年(前145年),景帝下令諸侯王不得治國,將任用王國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降低官員級別,減省吏員,進一步削弱諸侯王勢力。
文景時期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出現了人給家足、國庫充實的繁榮景象。匈奴雖然幾次入寇中原,但大多數時間裡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漢朝方面則不斷積蓄國力,透過一系列措施來積極備戰。這一時期被史家稱為“文景之治”,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第一個
治世。
漢武盛世
後元三年(前141年)景帝死後,太子
劉徹即位,是為漢武帝。武帝在位期間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銳意進取,開疆拓土,奠定了漢朝強盛的局面。
在政治上,武帝加強皇權,首創
年號,採納
主父偃的建議,施行
推恩令,削弱了諸侯王的勢力,從此,諸侯王的勢力不再能夠對中央構成威脅;後又以諸侯獻上的黃金成色不純為由,取消了百餘位
列侯的爵位,即史書上所稱的“酎金失侯”事件。經此二次事件後,中央集權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文化上,武帝廢除了漢朝以“黃老學說、無為而治”治國的思想,採納
董仲舒的建議,開始重用
儒術。儘管武帝兼用儒、法、道、陰陽、縱橫等各家人才,漢朝也一直採取集合
霸道、
王道的治國方針,但武帝對儒家的推崇,使儒家思想逐漸成為此後中國二千餘年的主流思想。
軍事上,武帝積極對付匈奴。他大幅提高軍人的待遇,在巡視北方時,一次犒賞邊防軍就達100萬匹絲綢和200萬錢。這期間漢朝先後出現了
衛青、
霍去病等優秀將領,終於擊潰匈奴,修建
外長城之
光祿塞、
居延塞,收復
河套,並將
河西納入版圖,促成“漠南無王庭”的局面;又先後吞併
南越、
閩越、
夜郎國、
滇國、
衛滿朝鮮等國,遠征
大宛降服西域諸國,使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國。武帝時期,奠定了
漢地範圍,也是漢朝走向強盛的重要時期。
外交上,武帝兩次派
張騫出使西域,並先後以公主
劉細君、
劉解憂和親
烏孫,而達到了離間西域和匈奴,進而控制西域的目的,開通了長安到中亞的
絲綢之路。此後,絲綢之路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
武帝的內外政策,在取得事業輝煌的同時,也給人民帶來沉重負擔。農民大量破產流亡,暴動不斷。武帝於是制定“
沉命法”,規定太守以下官吏若不能及時發覺並鎮壓暴動,便處以死刑。征和二年(前91年),太子
劉據因被武帝使者
江充誣陷為以
巫蠱詛咒皇帝,憤而起兵殺死江充,後兵敗自殺,震盪朝野,史稱“巫蠱之禍”。次年,外戚
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這一系列事件對年邁的武帝打擊很大,迫使他反思。他逐漸認識到自己舉措太煩,勞民傷財,是重蹈亡秦覆轍。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發表著名的“
輪台詔”,宣布不再窮兵黷武,申明今後要“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與民休息。
為挽救經濟,武帝曾採取一系列政策,將鑄幣、鹽鐵收歸中央管理,加強農業生產,實行
和糴法,開鑿
白渠,並創立
均輸、
平準政策穩定物價,加強對經濟的控制。
昭宣中興
後元二年(前87年),武帝駕崩,年僅八歲的
劉弗陵即位,是為漢昭帝。昭帝登基之初,由
上官桀、
金日磾、
田千秋、
桑弘羊和
霍光五人共同輔政。但是在元鳳元年(前80年)的
元鳳政變中,漢昭帝誅殺了上官桀等人,信任霍光。霍光獨掌大權,繼續輔佐昭帝治國。
霍光在政治上仍然奉行武帝晚年制定的與民休息政策。流民陸續回鄉,田野逐漸墾闢,社會趨於穩定。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召開朝會,來自各地的賢良、文學猛烈抨擊武帝的經濟統制政策,與
桑弘羊等大臣展開激烈辯論,史稱“
鹽鐵會議”。會後,昭帝部分採納賢良、文學的建議,廢除
榷酤官和關內鐵官。
元平元年(前74年 ),二十一歲的昭帝病逝,霍光等先立昌邑王
劉賀為帝。劉賀因行為放縱,在位僅二十七日便被霍光所廢。霍光又迎立武帝曾孫
劉詢即位,是為漢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開始親理政事。霍氏一門飛揚跋扈,意圖謀反,後被一網打盡。
宣帝是戾太子劉據之孫,在“巫蠱之禍”後流落民間,因此深知百姓疾苦,勵精圖治。他大力整頓吏治,慎重選擇地方官,“信賞必罰”,曾宣稱“與我共此(治理天下)者,其唯良
二千石乎”,使在位期間湧現了一批“上順公法,下順人情”的
循吏。宣帝還借公田來安置流民,時常派官吏巡查民生以此減免賦稅賑濟受災百姓,又聽從大司農中丞
耿壽昌建議,設定
常平倉供應邊塞軍需及平衡糧價。並多次下詔扶助鰥、寡、孤、獨、高齡老人、貧困百姓等人群;改革漕運政策,減省關東漕卒半數以上。宣帝統治時期,被譽為“
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
四夷親,單于
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史稱“中興”。漢朝再度迎來盛世。
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於西域
烏壘城置
西域都護府,漢廷政令得以頒行於西域。宣帝時期,匈奴進一步衰落和分裂,
南匈奴臣服於漢朝。
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北匈奴
郅支單于被
陳湯斬殺。自此漢匈戰爭告一段落。
新莽篡漢
黃龍元年十二月(前48年1月)宣帝死後,太子
劉奭即位,是為漢元帝。元帝勤政節儉,但個性優柔寡斷,主張純用儒教治國。元帝不善知人,以致宦官
石顯弄權,排擠、迫害士人官僚
蕭望之等。由於疏忽吏治,政治上無所作為,使得豪強勢力發展迅速,社會矛盾激化,連元帝自己也承認當時社會“極亂耳”,西漢開始走向衰落。
竟寧元年(前33年)元帝死後,其子
劉驁即位,為漢成帝。成帝軟弱無能,喜好女色,先後寵愛
許皇后、
班婕妤和趙氏姐妹(
趙飛燕、
趙合德),由於趙氏姐妹不能生育,成帝與其他妃嬪的子女均為趙飛燕姐妹殘害殺死,史稱“
燕啄皇孫”。成帝怠忽朝政,信任皇太后
王政君家族,為王氏外戚集團的興起提供了條件。帝舅
王鳳等兄弟四人相繼任
大司馬,把持朝政。綏和元年(前8年),成帝賜大司馬
金印紫綬,設定官屬,更御史大夫名為
大司空,與丞相併為三公。
綏和二年(前7年),由於“酒色侵骨”,成帝暴斃在溫柔鄉中,其侄
劉欣即位,是為漢哀帝。哀帝親任祖母傅氏和母親丁氏家族,王氏失勢,王太皇太后的侄子
王莽被免去大司馬職。當時政治黑暗,貴族官僚地主大肆兼併土地,社會分化嚴重。於是哀帝出台了限制占有田地和奴婢的議案,但因遭到權貴的反對而被擱置。哀帝率先破壞
限田制,一次就賞給嬖臣
董賢兩千餘頃土地。在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神秘主義泛濫,
讖緯學興起。當時民間盛傳漢朝歷運中衰,應接受“
再受命”。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哀帝改元“太初元將元年”,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兩個月後又宣布廢除。
元壽二年(前1年),哀帝去世,因沒有後嗣,王氏外戚立九歲的
劉衎為帝,是為漢平帝。王莽復任大司馬,重新掌握朝政。王莽工於權謀,擅長矯情偽飾,籠絡人心,由此博得朝野上下讚譽。他把持朝政後,排除異已,培植黨羽,偽造符瑞,為代漢自立做準備。元始五年十二月(6年2月),平帝暴卒,王莽選立兩歲的宗室
劉嬰為帝,號“孺子嬰”,自己效仿
周公輔成王故事,以攝政名義稱“假皇帝”“攝皇帝”,改元
居攝。居攝三年十二月(9年1月),王莽以符命為由,自立為帝,改元“
始建國”,建國號“
新”。西漢滅亡。
光武中興
王莽統治時期,試圖通過改革挽救危急,結果不但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由於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不斷引起天下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到了新莽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
赤眉軍、
綠林軍大規模的反抗。地皇四年(23年)二月,綠林軍擁立漢宗室
劉玄,恢復“漢”國號,年號更始。王莽派大軍前往鎮壓。同年六月,綠林軍在
昆陽之戰中以少勝多,大敗莽軍,給新莽政權致命一擊。十月,綠林軍攻破長安,王莽被殺,新朝滅亡。
更始三年(25年),赤眉軍立
劉盆子為帝,沿襲漢朝國號,建元
建世,劉盆子即建世帝,隨後擊敗綠林軍。同年六月,原本服從更始帝的漢宗親
劉秀在
鄗縣(今河北柏鄉)之南稱帝,沿用“漢”國號,年號建武,定都
洛陽(今河南洛陽),史稱
東漢或後漢。劉秀是為漢光武帝。九月,赤眉軍攻入長安,殺死劉玄。
建武三年(27年)春,光武帝攻滅赤眉軍。至建武十三年(37年),相繼平定
隗囂、
公孫述、
盧芳等割據政權,實現全國統一。
光武帝起於亂世,深知“天下疲耗,思樂
息肩”。建武六年(30年),他裁併四百多個縣,裁減90%的地方官吏,節省了政府開支。同時裁撤
郡都尉,歸併其職於太守。次年(31年),令郡國兵及臨時設定的軍吏復員回家。統一後“退功臣而進文吏”,希望止戈休兵,安定天下。
光武帝主張以“柔道”治理天下,兩次下令減輕刑罰,赦免罪囚。六次下詔解放奴婢,三次下詔禁止虐殺奴婢。針對豪強地主隱匿土地、蔭庇戶口的行為,他在建武十五年(39年)下令“
度田”,清查全國墾田數量、戶口、年齡。因為遭到豪強地主的武裝反抗,才被迫妥協,曲意安撫。
自成帝建三公官後,丞相制逐漸演變為
三公制。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改大司馬為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為司徒、司空。削弱三公權力,提高
尚書台地位,將尚書四曹增至
六曹,協助皇帝決策。自此形成“雖置三公,事歸
台閣”的局面,加強了君主專制。
有鑒於西漢外戚專權的教訓,光武帝雖在經濟上優寵外戚,但不讓他們擔任要職,干預政事。對宗室王侯也嚴加控制。建武二十八年(52年),沛獻王
劉輔犯法,光武帝命郡縣收捕諸王侯賓客,牽連處死者數千人。
光武帝進一步加強儒學的統治地位。在建武五年(29年)統一戰爭還未結束,就著手建立太學。中元二年(57)修建
明堂、
靈台、
辟雍。他大力表彰名節,矯正王莽以來士人官僚諂諛媚上的風氣,對東漢重名節觀念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但光武帝迷信讖緯,甚至一些軍國大事都用
圖讖來決斷,這是其不足之處。
總的來說,光武帝統治時期社會安定,出現“光武中興”的局面。
明章之治
光武帝去世後,繼立的明帝
劉莊、章帝
劉炟均勤於政事,富於才幹,文治武功都取得相當成就。對內,明帝致力完善國家禮儀制度,舉行
大射禮、養老禮,並親自在辟雍講經。永平十二年(69年),命
王景、
王吳治理
黃河,實現河、汴分流、解決了王莽以來黃河泛濫為害的問題,黃河從此安流八百餘年。章帝為政寬簡,減省刑罰,輕徭薄賦,倡行孝道。他曾在白虎觀廣召名儒,討論群經異同,促進了今古文經學的融合。在邊疆問題上,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遣
竇固率軍攻伐
北匈奴,大破
呼衍王於天山並占據
伊吾,因此西域各國皆遣子入侍,第二年復置西域都護府。然而不久
焉耆、
龜茲復叛攻陷西域都護府。章帝即位後,罷遣都護。西南的
哀牢國於永平十二年(69年)內附中國,明帝於其地設
永昌郡,初步奠定了對
雲南的統治。
明、章兩帝共統治東漢三十一年(57年-88年),秉承光武帝遺規,史載“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號稱“明章之治”。但章帝後期,外戚竇氏日益跋扈,揭開東漢後期
戚宦之爭的序幕。
永元之隆
章和二年(88年)二月,章帝駕崩,年僅十歲的漢和帝
劉肇繼位,由
竇太后臨朝稱制。永元四年(92年)竇氏戚族的跋扈引起漢和帝的不滿,漢和帝聯合宦官
鄭眾掃滅竇氏戚族,並重用鄭眾、
蔡倫等人,故《後漢書》稱“中官用權,自(鄭)眾始焉“。
漢和帝親政後勵精圖治,每日早起臨朝,深夜批閱奏章,從不荒怠政事,故有“勞謙有終”之稱。任內多次下詔賑濟災民、寬刑減賦、安置流民、招納賢士。元興元年(105年),墾田面積達732萬多頃,在籍人口多達5325萬多人。
自外戚
竇憲在
稽落山之戰、
金微山之戰擊潰北匈奴,西域都護
班超平定西域之後,西域都護府的疆域與西漢宣帝時期一致,而北方勢力已被掃平,鮮卑 、南匈奴皆臣服於漢朝。東漢國力達到極盛進入全盛時期。
戚宦之爭
元興元年(105年)冬,年僅二十七歲的和帝病逝。出生僅百日的少子
劉隆即位,是為殤帝。殤帝在位八個月後離世,又迎立章帝之孫
劉祜為帝,是為漢安帝,由太后
鄧綏臨朝聽政。鄧太后勤儉節約、任用賢良,帶領東漢度過“水旱十年”的艱難局面,最終使得天下太平,豐年如故。同時對外戚有所限制,但對宦官勢力有所縱容。
建光元年(121年),鄧太后逝世,安帝親政,族滅鄧氏戚族。安帝依賴外戚宋氏和閻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寵信奸臣,肆意妄為,朝政日益腐敗。延光四年(125年),安帝在南巡途中死於
葉城。外戚閻氏秘不發喪,擁立漢章帝之孫濟北王劉壽之子
劉懿,史稱漢前少帝,但在位僅二百餘日就病死了。
少帝死後,閻氏家族密謀再立傀儡,但被中常侍
孫程擊破,閻氏家族被誅殺。孫程迎立濟陰王
劉保,是為漢順帝。在順帝執政早期,宦官勢力膨脹,卻引發社會各界的反彈。陽嘉元年(132年),貴人
梁妠立為皇后,從此梁氏外戚勢力開始崛起,梁妠的兄弟
梁冀被任命為大將軍。漢安二年(143年)八月,順帝病逝,太子
劉炳即位,年僅兩歲,由梁太后執政。永嘉元年(145年)正月,沖帝駕崩,年僅三歲。隨後,梁冀擁立章帝玄孫
劉纘即位,是為漢質帝。質帝非常聰穎,稱梁冀為“跋扈將軍”,不久就被殺害,年僅八歲。漢章帝曾孫
劉志即位,是為漢桓帝。桓帝年少,因此繼續由梁太后臨朝執政。
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勢力龐大,其殘害忠良,公飽私囊,無惡不作。桓帝對他暗中也頗為不滿,
延熹二年(159年)八月,桓帝與宦官謀劃,派兵士包圍梁宅,梁冀與妻子雙雙自殺,梁氏外戚勢力土崩瓦解。後宦官成為新的權力中心,單超被封為新豐侯,後又封為車騎將軍;
左悺、
唐衡遷中常侍,分別封上蔡侯、汝陽侯,
徐璜封武原侯,具瑗封東武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
群雄逐鹿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漢桓帝駕崩,無子嗣,由河間王
劉開曾孫
劉宏繼位,是為漢靈帝,引發了以竇太后、
竇武為首的外戚勢力和以
曹節、
王甫為首的宦官勢力的激烈權力鬥爭。
建寧元年(168年)九月,宦官發動政變,殺竇武及太傅
陳蕃等,外戚勢力被削弱。宦官則在同年製造第二次黨錮之禍。而靈帝本人驕奢淫逸,為填補財政公開
賣官鬻爵,朝政腐敗到了極點。光和七年(184年),黃巾起義爆發,雖然不久後叛亂便被平定,但漢廷經此一役,國力已經大減。且中央政府為順利平叛,又將軍權下放給各地州官。各地豪強大族從此開始慢慢擁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最終演變成漢末眾豪強軍閥割據一方、
群雄逐鹿的局面。
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後,其子
劉辯繼位,史稱少帝,靈帝皇后何氏為太后,一切政事取決於臨朝稱制的母后和握有兵權的大將軍
何進手中。不久後,何進在和宦官的火併中相繼覆滅,戚宦之爭至此結束。
涼州軍閥
董卓因為立下了救駕大功而迅速掌權,此後擅行廢立,廢劉辯為弘農王,改立陳留王
劉協,是為漢獻帝。此舉激化了漢朝官僚內部矛盾。初平元年(190年),各地州郡官僚開始討伐董卓。從此,漢廷的中央集權崩潰,軍閥四起,天下大亂。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部將
呂布誅殺,軍閥割據完全表面化,逐漸形成了把持中央的
曹操;位於河北的
袁紹;位於淮南的
袁術;位於江東的
孫權;位於荊州的
劉表;位於益州的
劉璋等勢力。其中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以後迎獻帝到
許都(今河南許昌),“
挾天子以令諸侯”,以漢朝丞相的名義討伐各路軍閥,在
官渡之戰中消滅了袁紹軍的主力,同時架空漢室權力,漢獻帝此時已是有名無實的統治者。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
赤壁之戰中被
孫劉聯軍擊敗。天下三分之勢逐漸形成。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死後,其子
曹丕襲位魏王,十月逼迫獻帝讓位,改國號為魏,東漢滅亡。章武元年(221年),
劉備在蜀地宣布繼承漢朝法統,建立了沿用漢國號的政權,史稱
蜀漢。
疆域
勢力範圍
秦末以來中原戰亂不休,致使
河套為匈奴所據,匈奴以今寧夏固原、陝西榆林、山西左雲至大同一線與漢朝分界;
趙佗建立割據嶺南的
南越國,
閩越、
黔中等地也相繼獨立,西南地區隨著秦朝的解體,已經在雲貴高原設定的行政機構也撤到四川盆地。到漢武帝時期,經過近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恢復秦朝疆域,進一步對外開拓的條件已經成熟。漢武帝即位後,向北先後派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收復河套,占領
河西走廊,並設定
河西四郡。後又修建
外長城之
光祿塞、
居延塞,將北疆推進至
戈壁沙漠一帶;向南平定南越,控制
海南島(漢元帝時失去控制),又開拓
西南夷之地;向東北滅亡
衛滿朝鮮,設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西北則置西域都護府,轄地包括今新疆及
巴爾喀什湖以南的部分地區,將
西域納入版圖。
漢和帝永元年間,東漢疆域達到極盛。當時漢軍徹底擊敗北匈奴,北方勢力被掃空,而鮮卑 、南匈奴皆臣服於漢朝。永元六年(94年),西域平定,西境抵海濱。其版圖南至交州日南
象林縣(今越南中部),北括護烏桓校尉府,西含蔥嶺以西烏孫、大宛,東及樂浪郡的遼闊疆域。有學者根據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推算東漢時期漢朝的疆域面積約為492萬km。
和帝死後,西域發生動亂,直至漢順帝永建二年(127年)時才得到平定,但烏孫及蔥嶺以西諸國已脫離漢廷的控制,自此“三絕三通”而終。象林縣於永和二年(137年)被
林邑割據獨立。東漢末年,漢廷放棄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並將盤踞於河東的南匈奴分為五部,各設漢官司馬兼領之。
行政區劃
西漢建都於
長安(今陝西西安),東漢建都
雒陽(今河南洛陽)。
漢初,在地方施行
郡國並行制。最初,劉邦封異姓王七人,後他逐步翦除大部分異姓王,僅留長沙王
吳芮。同時大封同姓諸侯,這些王國“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譖於天子”。地方王國勢力的強大導致中央政府所實際控制的區域萎縮。呂后時期,增加外戚諸侯王。到文帝時期又紛紛剷除,增加劉氏諸侯王。但是地方王國勢力的膨脹已經對中央政府構成嚴重威脅。文帝接受
賈誼的建議,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諸侯的勢力。景帝即位後採納
晁錯的建議,直接縮減王國的封地,引發諸侯王的強烈反彈,導致
七國之亂爆發,但未幾就宣告失敗。景帝藉此縮小各王國的轄地。武帝時期則採納主父偃的建議,推行
推恩令,規定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餘子皆分一縣或一鄉的土地,又進行“
酎金奪爵”。因此王國不斷縮小,漢郡不斷擴大,加上邊郡的開擴,漢朝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強。同時,政府將大量面積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有103郡,1314縣,32個道,241個
侯國。
州作為行政區,在漢武帝時萌芽,到東漢末年正式成型。自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設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個行部管轄若干郡(國)。但此時的行部是監察區,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區。東漢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188年),漢靈帝選重臣出任
刺史,稱
州牧,掌一州軍民。州從
監察區變為行政區。至此,中國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縣兩級制度變為州郡縣三級制。十三個州為:
司隸(治
洛陽)、
徐州(治邳縣)、
青州(治臨淄)、
豫州(治譙縣)、
冀州(治高邑)、
并州(治晉陽)、
幽州(治薊縣)、
兗州(治昌邑)、
涼州(治
隴縣)、
益州(治
雒縣)、
荊州(治
漢壽)、
揚州(治
歷陽)和
交州(治
龍編)。興平元年(194年),又分
雍州。則至漢亡,全國有十四州。
政治
中央官制
“
漢承秦制”,在官制上實行
三公九卿制,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稱
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長;太尉管軍事,是武官首長;御史大夫掌監察,輔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漢朝,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必須做御史大夫後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還設有
御史中丞,掌管宮內事務。太尉雖與丞相尊位相等,實際除卻軍事外,不預聞任何政事。九卿則是
太常(掌祭祀鬼神)、
光祿勛(掌門房)、
衛尉(掌衛兵)、
太僕(掌車馬)、
廷尉(掌法律)、
大鴻臚(掌禮賓)、
宗正(掌皇家族譜)、
大司農(掌全國經濟)、
少府(掌皇室財政)。漢武帝時期,為了鞏固皇權,皇權開始大幅膨脹,
尚書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漢武帝將身邊重臣如
嚴安、主父偃、
朱買臣等為郎加以
侍中,與尚書令共議軍國大事,組成
中朝(又稱內朝)。原以丞相為首的三公九卿組成外朝。東漢時,以
大司馬、
大司徒、
大司空為三公。後省大司馬,又置太尉,與
司徒、
司空為三公。漢獻帝時,又設大司馬,位在三公之上。
選官制度
漢朝的選官制度是
察舉制,以地方推薦為主,考試為輔,考試與推薦相輔而行。推薦過後是還要經過考試覆核;覆核合格後才能量才錄用。無論是特舉賢良方正,還是歲舉
孝廉、
茂才(西漢時稱
秀才,東漢避光武帝名諱改為茂才),均須經過中央複試。武帝時期設定太學,是中國古代第一所公辦學校,專門培養才學之士。
東漢時期,為糾正察舉薦人之濫,開始注重考試,形成察舉與考試相結合的選士制度,而且考試成份日益增加。
經濟
人口
秦末漢初,由於長期戰亂導致人口銳減,西漢建立時人口僅剩1300萬,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至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國人口約有3600萬,漢武帝後期因繁重徭役導致戶口銳減,至於史書中的”戶口減半“是因民眾不堪重負逃稅導致人口登記不實以致,漢昭帝、漢宣帝相繼息兵養民,到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達5000萬左右。元始二年(2年)西漢在籍人口達59594978人,墾田8270536頃,為兩漢之最。學者考慮到未納入統計的隱戶及外族,因此認為西漢末人口應有6300萬。
由於中國歷史早期農業發展集中在黃河流域,故西漢人口密度分布極不均勻。以
淮河、
秦嶺為界,北方人口約八成,南方人口不足兩成。人口數超過500萬的司、豫、冀、兗、青、徐五州均位於黃河中下游地帶,這五州的人口總數占全國的55%。首都長安周圍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數量在200萬以下的有交、涼、並、朔方四州。揚、荊、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
成都平原、
南陽盆地、
太湖平原和
寧紹平原。
新莽末年爆發綠林起義導致人口銳減,東漢建立後人口開始恢復。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國有戶4279634,口21007820;漢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全國有戶5860573,口34125021;漢章帝章和二年(88年)全國有戶7456784,口43356367;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全國有戶9237112,口53256229,墾田面積達7320170,為東漢之最。至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全國有戶10677960,口56476856,為官方統計的人口峰值。不過古今學者考慮到當時被豪強地主霸占或蔭庇的大批徒附、宗族、賓客、部曲、奴僕等人群以及遷居漢地的匈奴、
羌族、
氐族等大多未納入戶口統計,故認為東漢人口峰值達6500萬。
東漢的人口分布又有變化。中原人口為躲避戰火向長江流域遷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國四成。口數超過500萬的有豫、荊、揚、益四州。荊益兩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揚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長的同時,北方大部分郡國人口減少。之後經過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到三國初僅餘2224萬至2361萬人左右,僅有東漢人口峰值的40%。
此外,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簡牘中還出現“滇國”“滇相”“滇丞”“滇廷”等記述,表明漢朝設立了滇相等官員治理滇國。簡牘中有多塊戶版,表明漢朝已在益州郡推行
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
農業
漢代農業技術大幅度提高,東漢早期出現了
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漢朝的土地所有制與秦朝相同,土地私有,並可自由買賣。土地所有者須向國家耕地稅,耕地稅率為畝產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稅分為
算賦和
口賦。算賦是丁稅,十五至五十六歲的男女每年每人納一百二十錢(一算)。口賦是兒童稅,七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每人納二十錢。文景時期,在晁錯的建議下,改行
貴粟政策,國家存糧進一步大漲,經濟發展。
漢元帝時期,土地集中日益嚴重,
自耕農大量破產,淪為
佃農,豪強莊園勢力日益強大。東漢後期,這一現象更甚。漢朝時期,鐵農具的
牛耕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
二牛抬槓。一些新式耕田法,如
代田法、
區田法相繼誕生。國家注重興修水利,尤以關中地區為最。著名的水渠有
成國渠、
六輔渠、
白渠等。東漢時期,出現了
翻車和
渴烏等水利工具,增加了農業生產效率。
西漢成帝時有《
氾勝之書》,此書對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經驗和操作技術進行了總結,它記載了
區田法、
溲種法、耕田法,對選擇播種日期、種子處理、操作技術都有全面記載。雖然此書早佚,但北魏
賈思勰的《
齊民要術》中保存了不少有關史料。《氾勝之書》對漢代及後來的農業生產起了積極作用。
手工業
兩漢時期,中國的冶煉技術也有長足的發展和進步。西漢早期,冶鐵業分國營(中央政府)、官營(地方經營)和民營三種類型。當時著名冶鐵家有
卓王孫、南陽孔氏等。漢武大帝於元狩三年收冶鐵為國營,對國家財政較有利,但民間卻鮮有私人冶鐵業了。之後一直沒有改變此政策。到了東漢,冶鐵業由社會自營,加上水排的發明,冶鐵業更加發達。鑄錢技術成熟,如
三銖錢、
五銖錢等貨幣。
漢朝的紡織業亦有國營與民營之分,民間著名紡織業者有陳寶光等。到東漢時期,蠶桑養殖在長江和嶺南等地開始推廣。
這個時期還發明了
蒸餾法、
水力磨坊、現代
馬軛和
肚帶的原型、漆器、用於冶金的往復式活塞風箱、出現於漢末的
獨輪車、
水車和吊橋。造船已經採用了防水隔艙、多重桅和船尾柱舵,並且開始使用
羅盤。
彩繪工藝獨特,如
馬王堆所出土的帛書彩繪,各種生活用品齊全,如有“漢代魔鏡”之稱的
銅鏡,煮鹽技術也不斷提高,兩漢出現了
蒸餾酒,釀酒水平大幅提高。
商業
中國古代
商品經濟的發展至西漢時進入一個高峰。西漢早期奉行
重農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時期,在
貴粟政策下,商人競買爵位,擴大貿易領域,促進了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其地位得以提高。全國以商業發達的大都市為中心,形成若干個經濟區域。這些大都市均分布在交通幹線上。首都長安人口達二十四萬人,有東、西
九市,繁榮富庶。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被稱作“
五都”。北方的薊(今北京)、長江三角洲的吳(今江蘇蘇州)、珠江三角洲的
番禺(今廣東廣州)也是重要的商業中心。東漢時洛陽取代長安成為最大的商業都會。交通幹線上驛傳羅布,車馬轉輸,往來不絕。南方地區主要依靠水路運輸。當時的造船技術十分先進,已可建造裝載數十輛車的大船和設有多層的樓船。
當時商業門類繁多,
高利貸也成為重要行業,稱作“
子錢家”。市場上商品豐富,從食品、布帛到牲畜、木材、銅鐵器等無所不有。奴隸也被當作商品在市場上出賣。除了固定的市場外,集市貿易是鄉村交易的重要形式。
西漢中期以後,對外貿易逐漸發達,建立了自河西走廊通往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
絲綢之路”,主要出口絲織品,進口貂皮等毛織物以及香料、珠寶等。番禺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海上絲綢之路”開始形成。桓帝延熹九年(166年),
大秦商人到達
日南郡(治今越南廣治)邊境,以大秦王
安敦的名義進貢特產。東漢時期貨幣的流通少於西漢,特別是黃金大量減少,人們常用
縑帛和穀物進行貿易,
自然經濟的色彩較西漢時濃厚。
文化
兩漢時期文化科學異常活躍,對外交流意義重大。漢朝進一步奠定了
漢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漢所尊崇的
儒家文化成為當時和日後的
中原王朝以及東亞地區的社會主流文化。到現今,“漢人”仍為多數中國人的自稱,而
華夏族逐漸被稱為“漢族”,華夏文字亦被定名為“漢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中國幾千年的統治思想,並且最早開始在京師長安設太學,並且開始儒學中的經學,東漢光武帝時期太學生一度多達三萬。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科技與文化非常輝煌的一個時期。國家也非常重視教育和學識。東漢桓帝時,僅
太學生就號稱有3萬人。
思想
漢朝最早使用年號,建元為第一個年號。漢初根據
五德終始說,定正朔為
水德,漢武帝時,又改正朔為
土德,直到
王莽篡漢建立
新朝,方才採用
劉向、
劉歆父子的說法,認為漢屬於
火德。光武中興後,這一說法得到正式承認,從此確立東漢正朔為火德,東漢及以後的史書如《漢書》《三國志》等皆採用這種說法,因此漢代亦被稱為“炎漢”。又因漢朝皇帝姓劉而稱“劉漢”。
漢代在立國時用無為而治之法,文景時期,又用
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儒家和
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不僅強調無為,還注重禮與德的作用,既承認法律的重要性,又堅持約法省簡,務在安民。而從漢武帝之後,統治者又確立儒家思想成為了正統思想,並輔之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中心是“
德主刑輔”,即先用德禮教化,教化無效再施之以刑罰。這種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成為漢武大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
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漢宣帝曾有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便是這種思想的精闢闡述。由於秦始皇
焚書坑儒所毀壞的很多文獻書籍,通過漢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和發掘記錄得以重現,包括
五經當中的《
古文尚書》,也是這時候發掘整理出來的。漢武大帝採納
董仲舒、
公孫弘等的意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經學成為學術主流。
宣帝時期,在太學中立學官的,《易》有三家,《書》有三家,《詩》有三家,《禮》有一家,《春秋》有兩家,共十二博士。東漢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東漢晚期,
古文經學走向發達,
今文經學日益衰微。
獨尊儒術加強和鞏固了漢王朝的封建中央集權政治,有利於社會穩定、國家的團結和統一,增強了民眾的凝聚力,對促進西漢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科技的發展和繁榮亦起了很在大的作用。由於尊儒,使得儒士得到重用和培養,儒士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對於封建的文化教育事業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董氏的大一統德政、重民、任賢等思想主張,適應了當時封建社會發展,有其積極意義。
史學
司馬遷繼其父
司馬談任
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開始撰修《史記》。天漢二年(前99年),
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為其辯護,被處以
腐刑。他發憤著書,立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最終撰成中國第一部
紀傳體通史《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史記》包括十二
本紀、十表、八書、三十
世家、七十
列傳,共130卷、52萬餘字。上起
黃帝,下至漢武帝,內容涉及社會各方面、不虛美、不隱惡,不受正統思想的束縛,真實、生動地再現了兩千五六百年的歷史,被譽為“實錄”。它集編年、記事之長,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新體例,為以後歷代
正史所遵循。
東漢的班固在其父
班彪所作《後傳》65篇基礎上,花二十餘年時間編撰《漢書》。班固因事下獄而死後,由其妹
班昭續寫八表,
馬續補寫《
天文志》,合計100篇。《漢書》體例基本因襲《史記》而略有更改,不列世家,書改為志,並創《
百官公卿表》《
刑法志》《地理志》《
藝文志》,文贍而事詳,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
斷代史。但其歷史觀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故論斷是非與司馬遷多有不同。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漢代的作家所開創的史學標準,直到18世紀都一直領先於世界。
文學
賦從戰國時期的
騷體演變而來,介於
韻文和散文之間,漢代開始流行。西漢早期賦以
賈誼《
吊屈原賦》、《
鵩鳥賦》為代表,多借物抒懷,文詞樸實。漢武帝時出現了許多著名賦家,形成氣勢恢宏、意象迷離、辭藻華麗的
大賦,如
司馬相如的《
子虛賦》《
上林賦》。大賦一直盛行至東漢,王莽時期的
揚雄,東漢的班固、
張衡等均創作有著名的大賦作品。大賦過於追求文字雕琢、辭藻堆砌,內容多描寫帝王、都市、宮殿、苑囿,思想內容貧乏,揚雄慨嘆作賦是“童子
雕蟲篆刻”。東漢後期出現了抒情寫物的
小賦,擺脫了大賦的鋪張刻板,格調清新,但仍缺乏旺盛的生命力。
漢代散文以
書策最為知名。西漢前期賈誼的《
過秦論》《
治安策》和
晁錯的《
論貴粟疏》等
政論文,文辭慷慨,剖析深刻,文采動人,對後代散文產生了深遠影響。司馬遷的《史記》以敘事生動、感情真摯、論理精闢,成為漢代散文的典範。
漢廷掌管音樂的機構稱
樂府,其職責之一是從民間採集民歌,進行加工配樂,稱作樂府詩。漢武帝時樂府詩開始繁榮。樂府詩大多出自民間,內容豐富,情感真實動人,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建安年間的《
孔雀東南飛》是漢代樂府詩的代表作。在樂府詩的影響下,東漢時出現了
五言詩,如《
古詩十九首》詩句平易動人,意境雋永,可與樂府詩相媲美。後世的《
樂府詩集》《
玉台新詠》也蒐集了不少漢代樂府詩。
繪畫
漢代繪畫藝術趨於成熟。1972年長沙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代表了漢代繪畫的最高水平。帛畫長205厘米,分上、中、下三欄,分別表現天上、人間、地下情景,將想像與現實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筆法細膩,色彩絢爛。
漢代還流行在宮殿、邸舍、祠堂、墓室等建築上繪製壁畫,題材以人物故事為主,此外還“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包羅萬象。
朝廷
少府屬官
黃門令下設有專門的畫工,西漢著名的畫工有
毛延壽、陳敞等。東漢畫工種類更多,和帝
鄧皇后詔令中曾提到畫工39種。
(圖冊參考資料)
雕刻
石刻、磚刻畫像是漢代典型的雕刻藝術形式。漢代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石刻、磚刻壁畫。稱為
畫像石或
畫像磚,在北方和四川等地均有出土,以山東嘉祥
武梁祠、肥城孝堂山祠的畫像石最為知名。其題材主要有狩獵、宴飲、樂舞、戰爭等現實生活內容和歷史故事。構圖複雜精美,線條剛勁有力。
漢代的立體雕刻藝術也很可觀。陝西興平
霍去病墓前的石獸群,利用石材的天然形態加工而成,古樸豪放。其中的
馬踏飛燕像,形態逼真。東漢的雕刻技術更為成熟,山東濟南
無影山漢墓出土加彩樂舞雜伎俑群、四川雅安高頤墓前的石獸,姿態靈動。
文字
漢代時期,
隸書亦漸漸取代
小篆成為主要書寫字型,而隸書的出現則奠定了現代漢字字形結構的基礎,成為古今文字的分水嶺。這一時期,還出現了
標點符號的雛形。
宗教
佛教最早傳入中國大約是西漢時期。歷史上有“伊存授經”、“永平求法”等說法。“伊存授經”是西域來的外交官應邀向西漢末年的上層社會傳授佛經。“永平求法”是東漢初年,漢明帝派員西行求法。
白馬寺是中國第一間佛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教經典是在白馬寺譯出的《
四十二章經》。
張道陵創立
道教也是這一時期影響中國的大事,
張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淵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
鬼道。東漢末年,道教分為兩大流派,一支為
太平道;另外一支為天師道,亦稱為五斗米道(
張道陵創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內部還有一個大支派,以
于吉為教主,在長江下游地區傳播。
科技
造紙術
紙發明以前,中國古代的書寫材料主要為
竹簡、
木牘和
縑帛。簡牘笨重,縑帛價貴,都不適宜大規模製造和使用。西漢時已經出現植物纖維紙,但因技術不成熟,未能廣泛套用於書寫。東漢和帝時,宦官
蔡倫改進
造紙術,利用樹皮、麻頭、破布等廉價材料,製造出高質量的紙,適於書寫,宜於推廣,被稱為“
蔡侯紙”。中國的造紙術後來逐步傳入朝鮮、日本和中亞各國,又經阿拉伯傳入歐洲,為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天文
漢代天文學較為發達。《史記·天官書》詳細記載了
二十八星宿的名字和位置。當時人已能通過星辰運行準確推算出二十四節氣,並保留下來對日食和太陽黑子的觀測記錄。東漢的
張衡在天文學方面成就最大。他改進
渾天儀,將
齒輪與
漏壺相連,觀測星宿出沒;發明
候風地動儀,測定地震方位,被譽為“製作侔
造化”。他著有《
靈憲》一書,闡釋
天體演化原理。當時對天體的認識主要有“
蓋天說”和“
渾天說”。張衡力主渾天說。
天文學的發展推動了
曆法的改進。秦和漢初沿用“
顓頊曆”,以十月為
歲首。由於年代久遠,漢時已與時令不合。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武帝命司馬遷與
鄧平、
唐都、
落下閎等人,作“
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太初曆是中國第一部記載完整的曆法。東漢章帝元和二年(85年),又改用更為精密的“
四分曆”。
數學
漢代的
算學在《
周髀算經》的基礎上又有很大發展(一說《周髀算經》是前1世紀漢代的作品)。張家山漢墓出土的呂后時期的《
算數書》,奠定了《
九章算術》的基礎。《九章算術》是對戰國、秦、漢古代社會創立並鞏固時期數學發展的總結,列有分數四則運算、
今有術(西方稱三率法)、
開平方與
開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數值解法)、盈不足術(西方稱
雙設法)、各種面積和
體積公式、線性方程組解法、正負數運算的加減法則、勾股形解法等籌算方法,形成了一個以
籌算為中心、與
古希臘數學完全不同的獨立體系。它的成書標誌著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形成。在世界數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醫學
漢代是
中醫學的奠基時期,出現了數種中醫學著作,成為後世中醫學的基本文獻。《
黃帝內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醫書,包括《
素問》《
靈樞》兩部分。《素問》闡述生理病理現象和治療原則,《靈樞》記述針刺法。東漢成書的《
神農本草經》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藥物學專著,收錄了365種藥物。
西漢名醫
淳于意善於診病,《史記》記載了他診治二十餘例病人的情況,是中國最早的病案。
軍事
兵役制度
漢朝早期實行郡縣
徵兵制,以
募兵制作為補充。按漢代的兵役制度,男子二十三歲起至五十六歲之間,服役兩年。一年保衛京師,名為
正卒;另一年戍守邊郡,叫做
戍卒。正卒分為兩支,一支為
南軍,守衛宮城;另一支為
北軍,保衛首都其他地區。
軍隊體制
西漢分為
京師兵(
禁軍)、
郡國兵(地方軍)以及伐卒、屯田卒等(邊防軍)。其中京師兵由
衛尉、
中尉、
郎中令等統領,負責護衛皇帝、守衛京城,一部分戰時出征;郡國兵由郡
太守、
都尉統領,負責維持治安並接受中央調遣;邊防軍則由邊郡太守、
都護、
校尉統領,負責伐邊、報警、屯田、修城塞等。
軍隊編制
民族
匈奴
漢朝建立之初,漠北的匈奴由
冒頓單于統治,國力強盛,多次侵犯邊境。漢七年(前200年)冬,劉邦親率大軍北上,匈奴軍隊佯裝後退,漢軍則迅速北進到平城
白登山。卻在白登被冒頓單于的四十萬精銳騎兵包圍。劉邦與漢軍被包圍七天七夜。最後劉邦賄賂匈奴
閼氏才得以逃出重圍。由於長年戰亂,國家初定,經濟殘破,漢朝採取和親政策力求與匈奴暫時維持和平。
到了景帝時期,漢朝一方面繼續和親,另外也在邊境進行
屯田移民,在國內則實行復馬令來增加馬匹,加強士卒訓練並大量製造兵器,這些都是預備反抗的準備。漢武帝統治時期,以衛青、霍去病為首的將領對匈奴進行三次大規模戰爭,漢朝得以收復河套並占據河西走廊,切斷了匈奴與
西羌的關係,為漢與西域之間開闢通道,而匈奴則北徙
漠北,匈奴帝國從此逐漸走向衰亡,匈奴威脅基本解除。後來,在漢匈大戰中戰敗的匈奴分裂,其中一部首領
呼韓邪單于主動要求與漢稱臣,漢元帝以
王昭君嫁與呼韓邪單于,是為
昭君出塞,北匈奴單于被
陳湯於
康居斬殺,陳湯上疏稱“敢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兩漢之際,匈奴趁中原內亂,擴張勢力,控制了東自烏桓、鮮卑,西至西域的廣大地區。東漢初年,匈奴常南下侵邊,光武帝被迫將幽州、并州邊民遷至常山關、居庸關以東。光武帝末年,由於天災和內亂,匈奴被分為南、北兩部。其中
南匈奴立呼韓邪之孫比為單于,與漢朝關係友好。漢將其置於北邊八郡,設“
使匈奴中郎將”監領。北方邊境得以安寧。南匈奴後來進一步向東向南遷徙,逐步轉向定居和農耕生活。
北匈奴立蒲奴為單于,在
漢明帝時期屢侵漢朝邊境,誘走南匈奴人。永平八年(65年),漢在五原郡的
曼柏縣(今內蒙古
達拉特旗)設度遼營,置
度遼將軍,隔絕南北匈奴。永平十六年(73年),漢軍分兵四路北,征匈奴,竇固、耿忠部在天山擊敗呼衍王,留將士在伊吾盧(今新疆哈密西)屯田,設宜禾都尉。章和元年(87年),北匈奴為
鮮卑所破,單于被殺,其中五十八部降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車騎將軍
竇憲率軍出塞三千餘里,大破
北匈奴,降二十餘萬人,至
燕然山(今蒙古杭愛山)刻石紀功而還。隨後,漢軍再次出兵,大破匈奴。北匈奴從此退出漠北,被迫西遷。
(圖冊參考資料)
西域
西域早期指東起
玉門關、西抵蔥嶺的地區,後泛指包括今新疆與
蔥嶺以西地區。西漢前期,西域諸國皆臣屬於匈奴,到了漢武帝時期,於建元三年(前138年)派
張騫出使
大月氏以聯合夾擊匈奴。張騫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並在匈奴娶妻,十餘年後逃出,經
大宛等國到
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夾擊匈奴的答覆。後來張騫東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
元朔三年(前126年)才返回長安,回來時只剩他和隨從
堂邑父兩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併來到長安。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第二次派張騫出使西域,約
烏孫共擊匈奴。雖然張騫未能說服烏孫國王夾擊匈奴,但是張騫卻與其使節先後遊歷大宛等國,後來亦由各國使節陪同,返回長安,從此以後,漢朝與匈奴反覆在西域地區爭奪。元封六年(前105年),漢武帝以
細君公主與烏孫和親。細君公主死後,漢又在太初四年(前101年)以
解憂公主續嫁。同年,漢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國都轉投漢朝。漢武帝在
烏壘設
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到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驅逐匈奴駐在西域的
僮僕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設立
西域都護,總管西域事務,還在烏孫國都赤谷一帶屯田。元帝時,又增
戊己校尉,在車師前
王庭屯田。西漢末年,西域分為五十五國。
新莽時期,
王莽貶去西域各國國王的王號,降為侯,西域與中原王朝關係趨緊。東漢永平十六年(73年),漢北伐匈奴,攻占伊吾盧後,派假司馬
班超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先後降伏
鄯善、
于闐(今新疆和田)。次年,竇固、耿忠擊降車師,重新設立西域都護和戊已校尉,恢復對西域統治。但好景不長,永平十八年(75年)六月,
西域都護府被北道的
焉耆、
龜茲攻陷。章帝建初元年(76年),撤銷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並詔令吏士回國。班超在西域各國的挽留下,安定南道大多數國家。永元三年(91年),漢和帝在大敗北匈奴後,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並置戊己校尉。至永元六年(94年)七月,班超大破焉耆、
尉犁,徹底收復西域。班超的出使及都護西域,不僅對漢王朝有效統治西域地區,而且對東西方文明的交往作出了巨大貢獻。
隨著西域局勢的逐步趨於穩定,商旅往來日益頻繁,
絲綢之路在西漢後期形成。這也是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漢朝遣使者至
安息(帕提亞)、
奄蔡、
條支(西亞地區)和
身毒(北印度)等國,一年多則十餘批,少則五六批,攜帶金幣帛等物品,需要至少兩三年,甚至八九年才能返回長安。中國運往西方的物產以絲綢、鐵器和漆器為主;而良馬(
大宛馬)、
駱駝、香料、
葡萄、
石榴、
苜蓿、
胡麻、
胡瓜、
胡豆和
胡桃等也源源不斷進入中國。
班超之後,繼任都護
任尚因政策失當,受到諸國攻擊。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漢廷再次撤銷西域都護,與西域關係再次中斷。北匈奴殘部乘機控制西域,河西地區再次受到威脅。延光二年(123年),漢任命班超之子
班勇為西域長史,率兵屯駐
柳中(今新疆部善西南)。班勇陸續擊退匈奴勢力,西域大部分國家歸附漢朝。桓帝之後,東漢在西域的統治逐漸衰落,但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一直維持到靈帝末年。
羌族
羌族分布在今甘肅、青海一帶,部落眾多,不相統屬。漢初,羌被匈奴征服。景帝時,
研種羌歸附,漢將他們遷往
隴西。武帝在河西大敗匈奴後,將羌人驅趕至黃河、
湟水以西,築
令居塞(今甘肅永登西北),隔絕匈奴與羌的聯繫。
先零諸羌與匈奴連兵十餘萬攻打漢邊塞,被漢軍擊敗,漢置
護羌校尉進行統領。羌人於是遷往
西海(今青海湖)、
鹽澤(今新疆羅布泊)一帶。宣帝時,先零諸羌強行渡湟水東遷,宣帝派
趙充國等率6萬軍隊在湟中
屯田,相機擊破,設定
金城屬國(今甘肅蘭州西北),管理歸附的羌人。王莽時,在羌人地區設
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向該地移民。新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內,與漢人雜處。由於受到官吏和豪強的侵壓,常起而反抗。光武帝建武九年(33年),漢重設護羌校尉進行管理。但羌人反叛不斷,特別是在安帝、順帝、桓帝時出現了三次大叛亂,均歷時十餘年。東漢政府為鎮壓羌人暴亂,耗費巨大,動搖了統治基礎。
鮮卑、烏桓
秦漢之際,
東胡為匈奴冒頓單于所破,餘眾部分逃往
烏桓山(在今內蒙古赤峰阿魯科爾沁旗),稱作
烏桓;部分逃往更北的
鮮卑山(在今內蒙古興安盟科爾沁右翼中旗西),稱作
鮮卑。漢初,均臣服於匈奴,繳納貢賦。漢武帝令霍去病擊破匈奴左賢王后,遷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的塞外,即今
老哈河流域、
灤河上游地區,設
護烏桓校尉進行管理,並令其為漢朝打探匈奴的動靜。昭帝以後,烏桓勢力漸強,常騷擾漢幽州邊郡,也發兵攻擊匈奴。鮮卑與西漢相隔,尚未發生聯繫。
東漢初年,東部鮮卑經常聯合烏桓、匈奴侵擾邊郡。建武二十五年(49年),光武帝招撫烏桓,令其入居幽州、并州緣邊的十郡之地;並在上谷郡的寧城(今河北
萬全)重置護烏桓校尉,兼領鮮卑以及互市事務。東漢前期,烏桓安心為漢保塞,安帝以後叛服無常。靈帝時,烏桓首領紛紛稱王,曾入侵今河北、山東一帶。烏桓遷入長城後,鮮卑逐漸南遷,占有烏桓故地。東漢擊走北匈奴後,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鮮卑大人率部來朝。東漢中期,北匈奴衰弱,東部鮮卑聯合
丁零、南匈奴與西域諸國攻之。北匈奴遷往中亞後,東部鮮卑據有其地。拓跋鮮卑也遷至呼倫貝爾草原,以後又遷到蒙古高原西部。2世紀中期,鮮卑諸部被東部鮮卑的首領
檀石槐統一,勢力範圍擴展到整個蒙古草原。光和四年(181年)檀石槐死後鮮卑走向分裂,力量漸衰。
三越
西漢立國之始,它的南邊有三個由中原人與當地人所建立的國家,即
東甌(今浙江南部)、
閩越(今福建)、
南越(今
嶺南及
越南北部),統稱“三越”。這三國雖受漢高帝冊封,實際上為獨立政權。到了漢武帝時,三越因互相攻伐而衰弱,先後被滅。為了防止東甌、閩越再發生叛亂,漢廷將兩國人民遷徒至長江與淮水地區,另以南越之地分置九郡,自此之後,該地並未發生大亂。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
交趾地區發生叛亂,劉秀派遣
馬援平亂,大破叛軍於浪泊,後又在漢順帝永和二年(137年)爆發
象林蠻叛亂,自此
林邑建國割據
日南郡象林縣。
西南夷
西漢初,今雲貴與四川西南部這一片廣大的區域尚不屬中國,盤踞當地的少數民族被漢人統稱為
西南夷,它們有的進入農業社會,有的則維持遊牧生活,並且建立許多國家。漢武帝時期,令
唐蒙由筰關入
夜郎國,見其君多同,給予豐厚的賞賜,並告知其漢朝的聲威,說服夜郎臣屬於漢朝。元光五年(前130年),漢於夜郎及其附近之地置
犍為郡;並於夜郎置
夜郎縣,以夜郎統治者
多同之子為縣令。同年,邛、筰、冉、駹等族,請求成為漢朝的臣屬,於是漢在其地置十餘縣,由都尉統之,隸屬於
蜀郡。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叛,漢朝下令西南夷發兵幫忙徵討,西南夷不從。隔年,漢朝派
郭昌、
衛廣擊敗西南夷,在這些地方設立
益州等郡。新設諸郡轄區中的各部族,皆因其舊俗而治理,不征賦稅。地方政府的開支,則由內地各郡分攤供給。西南夷至此納入漢朝版圖,西南夷內屬後,仍有小規模的叛亂,終西漢之世,未發生大型動亂,到東漢時期,漢朝與這些地方聯繫更加緊密。
光武帝時,今雲南保山一帶的部分
哀牢人歸附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人內附者達5萬餘戶,55萬餘口,東漢以其地設永昌郡(治今雲南保山),東漢疆域進一步拓展。
東北
在東北,
夫余(又作“扶餘”)人居住在
松花江流域,從事農業。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年),夫余開始遣使奉貢,臣屬於漢。順帝永和元年(136年),夫余王進京朝見。
位於夫余南面、今鴨綠江兩岸方圓兩千里為以國內城(今吉林
集安)為都城的
高句麗所屬地。漢武帝滅朝鮮後,以高句麗為縣,屬
玄菟郡。王莽時,徵發高句麗伐匈奴,又將高句麗王改為下句麗侯,致其反叛。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高句麗遣使朝貢,歸附漢,但叛服無常。和、安帝時期,高句麗王
宮統治時期擾邊最甚。
高句麗南面為濊(
濊貊的一支),漢武帝時降漢,漢在其地設郡管理。昭帝時改置
樂浪東部都尉統領。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罷省都尉官,封其首領為
縣侯,歲時朝貢。
外交
東亞
漢高帝時,
衛滿朝鮮滅亡
箕子朝鮮後,定都於王險。漢惠帝及呂后時,為漢藩臣,雙方平安無事數十。漢武帝時,是
衛滿孫右渠在位,對漢朝的態度傲慢,於是武帝派
楊仆、
荀彘率軍討伐,費時一年將其平定,漢在其地設
漢四郡。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漢朝將臨屯、真番二郡併入樂浪、玄菟。
朝鮮半島民族多雜,半島北部除了漢人外,尚有濊貉、沃沮等族,半島南部則有辰韓、馬韓、弁韓並立,通稱“
三韓”。
西漢末年,朝鮮半島的形勢,大致是北部是漢四郡轄區;
新羅據東南部地,
百濟據西南部地。百濟、新羅因居半島南部,與漢朝沒有往來。
漢代
日本列島上的國家共有一百多個,漢朝統稱為
倭國。自漢武帝於朝鮮半島設漢四郡後,中國文化開始影響諸倭,倭有三十多個國家與漢通使往來。
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當時正是日本史上的
垂仁天皇時代,倭王經
樂浪郡進京朝貢,光武帝賜有
漢委奴國王金印(漢倭奴國王金印),金印證明倭國是漢朝屬國。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以國王
帥升為代表的幾個國家向漢貢獻160名奴婢,請求朝見。獻帝建安六年(201年),倭人再度來朝。
中亞
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首次開闢絲綢之路,使中國和中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張騫曾經到達大宛、大月氏、
康居(
錫爾河下游)等國。張騫的副使還到達過
大夏(今
阿富汗)、安息等國。
西亞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重新打通西域,將絲綢之路首次延伸到了
大秦(羅馬帝國)。之後的漢使還到達奄蔡、條支。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
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經條支、安息等國,到大秦西界望海而還。
東南亞
漢和帝永元九年(97年)、安帝永寧元年(120年),
撣國(在今
緬甸北部一帶)兩次通過哀牢遣使朝貢,獻上樂工、幻人(即
魔術師)等,與漢建立了聯繫。
歐洲
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國王”
安敦遣使自“日南
徼外獻象牙、犀角、
玳瑁”,朝見漢桓帝。
社會
階級
西漢自文帝時解除了對土地占有數量的限制,土地兼併開始加劇。此後愈演愈烈。至西漢中後期,逐漸形成以宗族為基礎擁有眾多賓客徒附、雄踞一方的
豪族。東漢時豪族進一步發展形成
田莊式經營。東漢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劉秀就出身南陽豪族豪族以宗族為根基,聚族而居。
宗族內部各家庭社會地位經濟實力懸殊。豪族收恤宗族中的貧困者,蓄養賓客,收留破產流亡的農民,這些人大多淪為
依附農。豪族對依附農榨取高額地租,多為收成的50%。但災荒、戰亂以及依附農貧困無著時豪族也向他們提供賑貸、救濟和保護。依附農蔭庇在豪族門下,逃避國家的賦稅和力役,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損失,東漢朝的貧弱和政治不穩與此密切相關。豪族田莊大多從事多種經營,相當程度上實現了自給自足。光武帝外祖父南陽
樊重的田莊,面積達三百餘頃,
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兼營養魚業、畜牧業、制漆等手工業,“有求必給”。東漢後期豪族勢力更加壯大,“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
徒附萬計”的景象隨處可見。地主田莊還從事放貸、賤買貴賣等商業活動,以獲取高額利潤。田莊多建立私人武裝,平時“繕
五兵,習
戰射”,災荒和戰亂時“警設守備”。田莊修建有圍牆、角樓、望樓、飛橋,可進行瞭望和防禦。田莊的私兵對維護當地治安、維持王朝統治秩序可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但當皇權衰落時,它就可能轉化為割據勢力,成為瓦解王朝統治的力量。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學成為仕進的重要途徑,因此,豪族多修習儒學,逐漸出現世代通經入仕、位至公卿的世家。如世傳歐陽《尚書》學的
弘農楊氏,四世居三公之位;傳授孟氏《易》學的
汝南袁氏,四世五人為三公。他們既擁有宗族和經濟勢力,又有政治、文化背景,周圍聚集了眾多的門生、故吏,結成廣泛的權勢關係網,逐漸形成盤根錯節的高門勢族,對地方甚至朝廷政治進行干預和影響,這成為東漢政治的一大特點。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爆發後,分布各地的豪族勢力與軍閥勢力合流,成為分裂割據局面出現的重要社會基礎。
語言
漢朝是古
漢語研究發展的一個高峰。西漢時期的都城也在關中地區一代,因此,其“國語”也基本沿襲了周、秦時期的
雅音。西漢
楊雄所著的專門研究口音和地理因素相關性的寫實文學作品《
方言》,是中國對口音問題第一次以專著的形式開展研究,其中真實記錄了漢代的標準口音情況。西漢時期,中央政權對西域的開闢,引進了中國西北和中亞地區的很多文化、藝術成果,豐富了漢代的語言系統,有很多外來辭彙和發音風格也融入到了當時的“國語”中。東漢時期遷都洛陽,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語”的發展。
服飾
漢朝的衣服,主要的以
漢服,有袍、襜褕(直身的單衣)、襦(短衣)、裙。漢代因為織繡工業很發達,所以有錢人家就可以穿綾羅綢緞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長褲,貧窮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漢朝的婦女穿著有衣裙兩件式,也有長袍,裙子的樣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
留仙裙”。
男服
女服
飲食
漢朝皇帝擁有當時全國最為完備的食物管理系統。負責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屬
職官中,與飲食活動有關的有
太官,湯官和
導官,它們分別“主膳食”“主餅餌”和“主擇米”。這是一個人員龐大的官吏系統。
太官令下設有七丞,包括負責各地進獻食物的太官獻丞、管理日常飲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湯官各擁有
奴婢3000人,為皇帝和後宮膳食開支一年達二萬萬錢。這筆開支相等於漢代中等水平百姓二萬戶的家產。每天開支達54.8萬錢,相當於2700多石上好的粱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漢朝禮制規定:天子“飲食之餚,必有八珍之味。”他們“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
在此時期中國飲食文化的對外傳播也加劇了。據《史記》《漢書》等記載,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就通過絲綢之路同中亞各國開展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活動。張騫等人除了從西域引進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蘿蔔、石榴等物產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葉等物產以及飲食文化傳到了西域。如今在原西域地區的漢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來自中原的木製筷子。中國傳統燒烤技術中有一種啖炙法,也很早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中亞和西亞,最終在當地形成了人們喜歡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絲綢之路還要早一些的西南絲綢之路,北起西南重鎮成都,途經雲南到達中南半島緬甸和印度。這條絲綢之路在漢代同樣發揮著對外傳播飲食文化的作用。例如,東漢建武年間,漢光武帝劉秀派伏波將軍馬援南征,到達交趾(今越南)一帶。當時,大批的漢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築城居住,將中國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吃粽子等食俗帶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東南亞各國仍然保留著吃粽子的習俗。
同一時期,中國人
衛滿曾一度在朝鮮稱王,此時中國的飲食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最深。朝鮮習慣使用筷子吃飯,朝鮮人使用的烹飪原料、朝鮮人在飯菜的搭配上,都明顯地帶有中國的特色。甚至在烹飪理論上,朝鮮也講究中國的“五味”“五色”等說法。
養老
西漢初期,統治者就頒布了養老詔令,如《漢書·刑法志》記載漢景帝於景帝後三年(前141年)就發布詔書寬宥老人。漢景帝對涉及刑獄的老年人及其他弱者免予刑具的捆縛。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曾下詔書赦免老人的司法責任。除在誣告、殺人、傷人三種情形上承擔刑事責任外,老人其他的刑事責任都被免除。漢代老人的“政治”待遇還體現在可以“行
馳道(帝王專屬道路)旁道”。
節日
重陽節俗始於漢朝,成於魏晉。據說東漢時,汝南縣有一個叫
桓景的人,他所住的地方突然發生大瘟疫,他的父母都病死了,所以他到一座古老的山中拜師學藝。學成以後,山中仙人
費長房送給他一把降妖佩青龍劍。一天,費長房讓他回鄉等待九月九,消滅瘟魔。桓景帶著青龍劍和一包茱萸葉、一瓶菊花酒,回到家鄉。九月九那天,他領著父老鄉親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躲避。他把茱萸葉分給大家,告訴大家要隨身帶著,這樣瘟疫就不敢近身。每人又喝了一口菊花酒,避免染上瘟疫。他自己和瘟魔搏鬥,最後殺死了瘟魔。此後每到九月九日,人們就登高、飲菊花酒、佩茱萸,成為節俗。
帝王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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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諡號/稱謂一欄()內為稱謂。2.“—”一般表不詳、無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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