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術(儒家理論、學說的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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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術是儒家學術,儒家理論、學說的通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術
  • 包含範圍:儒家的政治、經濟、哲學、倫理、道德等學說
基本釋義,孔子之術,經術,道術,入仕的途徑,

基本釋義

儒術包括範圍甚廣,舉凡儒家的政治、經濟、哲學、倫理、道德等學說,均可稱為儒術。《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說:“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太后指竇太后,魏其武安指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紛。這裡所說黃老之言即黃老之術。竇太后好黃老之術,反映漢初朝廷崇尚道家無為而治;竇嬰、田蚡、趙綰、王臧等隆推儒術,反映朝官中崇尚儒家者不滿足於無為而治,試圖推行儒家有為而治以取代黃老無為主張。當時儒術與黃老之術之間的對立,反映在政治上亦甚尖銳,《史記·儒林列傳》載:“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轅固生指老子書為家人言,家人指僕役之人,自然是對老子書的貶意。竇太后指儒書為司空城旦,司空為法律之官,城旦指隸役之徒,自然也是對儒書的貶意。漢初在竇太后生前,黃老之術較儒術占有優勢,爭論的結果是儒術退讓。
對儒術的含意和解釋主要有下列幾種。

孔子之術

 《漢書·董仲舒傳》引董仲舒的《對策》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一主張被後世稱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初成書的《淮南子·齊俗訓》亦說:“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這裡所說的孔子之術亦指儒術。

經術

 《史記·太史公自序》:“仲尼悼禮廢樂崩,進修經術,以達王道。”漢代崇尚經學,以通經取士,因此,儒術包括於經術之中。經術最早又見於《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鄭玄注說:“順此四術以成士也。”《詩》、《書》、《禮》、《樂》被稱為四術,說明通經即是通經術。《漢書·循吏傳》說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等“以經術飾吏事”。經術即儒術。《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說:“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這也可以印證經術即是儒術。《後漢書·儒林傳》亦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還說:“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東漢光武帝及東漢王朝都推崇儒學,經學在東漢也發展到極盛時期,經學的發達即是儒學的發達。宋儒程頤說:“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這亦說明漢代經術之士即是儒者,而經術即是儒術。

道術

 《莊子·天下篇》說:“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這裡所說“道術”是指學術。《天下篇》認為古時道術是統一的,自從諸子出現,學派林立,統一的道術便被分裂了:“道術將為天下裂。”它對於儒家道術概括為:“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即儒家,《詩》、《書》、《禮》、《樂》、《易》、《春秋》即儒家之道術。這裡亦可以看到儒家的道術即經術。後世儒家稱孔、孟之道為道術,如宋儒胡安國上宋高宗《奏狀》稱程頤:“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河南程氏遺書·附錄》)這是稱讚程頤繼承孔孟之道而為宋代儒家道術的奠定者。近代章炳麟也說:“夫孟、荀道術皆踴絕孔氏。”(《訄書·訂孔》)即認為孟子和荀子繼承了孔子的道術。儒術作為儒家學說的代稱,成為鑑別儒家學者行為的準則或尺度,具有十分崇高的意義。

入仕的途徑

 《論語·衛靈公》引孔子說:“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引子夏說:“學而優則仕。”這些都說明儒學與獲致功名利祿的關係。不過在先秦,孔、孟都將入仕視為實現“道”的手段。如孔子提倡“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主張“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孟子反對“枉道而從彼”(《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又說:“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同上)這些均說明,孔子和孟子均以入仕為行道,不能行其道則絕對不仕。因此,在先秦孔孟時代,儒術絕非獵取功名利祿的手段。然而自漢代通經致士成為制度,始開儒學利祿之途。司馬遷於《史記·儒林列傳》說:“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據《史記·索隱》案:“功令”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課功對於學者通經明經考核,作為選舉(入仕)的根據。這樣,在漢代,經術便成為儒者進身的階梯。《史記·儒林列傳》載:“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黃老之術遭黜,文學儒者大量入仕,公孫弘以通《春秋》經竟由平民封侯當上宰相,經學成了做官的敲門磚,使天下學士風靡嚮往。因此,引起司馬遷的非議。清代學者方苞說:“弘(公孫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學禮義為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為藝,以多誦為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為文學者,亦與古異矣。”(《方望溪全集》卷二《書儒林傳後》)方苞認為漢代以通經取士,由公孫弘等倡儒學利祿之門,使儒學的真實精神喪失,並由此引發經學之弊,流於煩瑣章句(比於掌故),故說“由是儒之道污”。方氏此說,亦是由他對科舉取士不滿引發。方苞受程朱理學影響很深,其對儒術評判較為嚴格。清末學者皮錫瑞對方苞看法持有異議。他說:“案方氏持論雖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師,如漢武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已屬曠世一見之事。欲興經學,非導以利祿不可。古今選舉人才之法,至此一變,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經學歷史·經學昌明時代》)皮氏強調漢代崇經術,以經術致士,對於經學發展有重大意義。至於以利祿誘人,也是形勢使然,不如此,則不可能發展經學。皮錫瑞受戊戌變法影響,同情變法,他對儒術隆污之評判,自不會較方苞那樣嚴格。近代章炳麟對儒術抨擊,言辭更為激烈。他認為儒術不僅成為利祿手段,而且被奸雄假竊,亦可為“君人南面之術”提供權謀。他說:“且夫儒家之術,盜之不過為新莽,而盜道家之術者,則不失田常、漢高祖。”(《訄書·儒道》)王莽出身西漢外戚世家,為豪強貴族,而他年輕時即“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漢書·王莽傳》)。王莽以崇儒得名而行篡奪,因此受章炳麟之譏。章炳麟是站在反封建立場立論的,他雖說儒家之術作為“君人南面之術”,比不上道家高明,但在這裡他將儒術和道術均視為奸雄利器而予以貶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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