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

司馬談

司馬談(約前165-前110) ,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為漢初五大夫,建元、元封年間任太史令、太史公。有廣博的學問修養,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因為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所以完全肯定地讚揚了道家。父司馬喜,子司馬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司馬談
  • 國籍:西漢
  • 民族:漢
  • 出生地:不詳
  • 出生日期:約公元前165年(約漢文帝十五年)
  • 逝世日期: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元封元年)
  • 職業:官員、史學家
  • 籍貫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南)
  • 官職:五大夫、太史令、太史公
人物生平,思想,黃老之學,無為不為,國家藏書,去世,影視形象,

人物生平

司馬談(約前165-前110年),西漢時史學家,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市芝川鎮華池村)人,司馬遷之父。他博學多識,曾隨當時著名天文學家唐都學習天文曆法知識,從哲學家楊何學習《》,並對黃老之學進行過深入鑽研。
漢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司馬談任太史令期間,曾對先秦的思想發展史作過廣泛的涉獵和研究,認為當時流行的各派學說,即陰陽、儒、墨、名、法各家思想互有短長,唯道家思想最能綜合各派之長,“立俗施事,無所不宜”。他將研究成果整理撰成《論六家要旨》,對先秦各學派的思想特點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評價,是一篇總結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發展史的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至今仍是史學界研究先秦思想史、哲學史的珍貴文獻。在這篇論文裡他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戰國以來重要的學術流派。也反映出漢武時代以儒家思想為主,兼用陰陽家、法家和道家“黃老”的學說,即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而並不“純任德教”(《漢書·元帝紀》)的思想。從而反映了漢武時代社會和統治思想複雜化的現實情況。其六家之說,不僅為後來司馬遷給先秦諸子作傳以重要的啟示和借鑑、也為西漢末期名儒劉向劉歆父子給先秦諸子分類奠定基礎。
司馬談早年立志撰寫一部通史,他在任太史令時,接觸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廣泛地涉獵了各種資料。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他隨同漢武帝赴泰山封禪,途中身染重病,留在洛陽,不久即卒。在彌留之際,對趕來探望的兒子司馬遷諄諄囑咐:一定要繼承遺志,寫好一部史書。司馬談雖然未能動手撰寫通史,但為《史記》的撰寫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確立了部分論點。司馬遷寫成的《史記》中的《刺客列傳》、《酈生陸賈列傳》、《樊酈滕灌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諸篇之贊語,即為司馬談之原作。

思想

司馬談生長受教育於漢王朝的文、景時代,據司馬遷說,司馬談的學問有三個方面,其一是“學天官於唐都”。唐都是漢代著名的觀測星象的專家,所謂學天官,就是學觀測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學。其二是“受《易》於楊河”。楊河是漢初有名傳《易》者之一。《易》是講陰陽吉凶的,這和天文星象都有關係。其三是“習道論乾黃子”。黃子便是黃生,他擅長黃老之術,曾和轅固在景帝面前辯論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兩件事的性質。黃生的議論正是代表當時統治階級的思想。司馬談學習這些,為他以後作太史令打下基礎。太史令,通稱太史公,是武帝新設的官職,掌管天時星曆。“近乎卜祝之間”,還職掌記錄,蒐集並保存典籍文獻,這也是吏官曆來的傳統。由於責任心的驅使,在他臨死的時候,拉著司馬遷的手,邊哭邊囑咐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他希望在死後,司馬遷能繼承他的事業,更不要忘記撰寫史書。他以為一個人事親、事君的最後目的在於揚名後世,以顯父母,這乃是最大的孝道。他看到自孔子死後,至今四百多年,諸侯兼併,史記斷絕。當今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等的事跡,作為一名太史而不能盡到寫作的職責,所以內心十分惶懼不安,熱切地希望司馬遷完成這未竟的大業。司馬談流傳“下來的文章是《論六家要旨》一文。在這篇論文裡他概括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並加以論述。他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戰國以來重要的學術流派。

黃老之學

司馬談是漢武帝初期的著名學者,在建元、元封年間曾任太史令。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記載,司馬談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這裡所說的黃子就是黃生.《集解》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也就是說,好黃老之術的黃生是司馬談的老師之一,而黃生就是我們在前面講過的那個在景帝面前與轅固生辯論湯武除桀紂是受天命還是臣弒君的著名的黃老學者。司馬談以黃生為師,對於黃老之學有深入研究。他在其著名的學術論文——《論六家之要指》中對漢初以來盛行不衰的黃老之學進行了全面的學術總結。①《應道訓》。②《泰族訓》。①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第249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劉安編成《淮南鴻烈》是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往,由於我們搞不清黃老思想的真實面目,一直以為司馬談在《要指》中所述的道家是道家老子之學。例如馮友蘭先生便說:司馬談謂道家'與時遷移,應時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實即'老學'也。①隨著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土和道家黃老思想之謎的揭破,我們已經知道,在西漢前期除了老莊學之外,還有道家黃老學,而且由於《黃帝四經》兼采儒、墨、法各家之長,主張文武並重、刑德兼用、秉公執法、強本節用,具有一套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的靈活實用的政治統治策略,所以在西漢前期的黃老思潮中,黃老學顯而功效著,老莊學隱而作用微。與此相關,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中所述道家,雖有道家老學的思想內容,但大多數卻是在議論道家黃老學,實際上是對《黃帝四經》的思想所作的學術總結。在《要指》中,司馬談首先對道家之外的陰陽、儒、墨、名、法各家作了評論,認為各家雖各有一定之長,但缺點甚多。例如,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但陰陽之術犬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但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因此用儒家治國只能是勞而少功;墨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這是人給家足之道也,但是墨家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但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因此過於嚴而少恩;至於名家,其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但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因此使人儉而善失真.與以上各家相比,在司馬談看來,只有道家之術最為高明、最為完備。道家不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而且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此用它來治國只能是事少而功多.在此基礎上,司馬談還對道家之術展開了更為詳細的論述。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綜括司馬談對道家所作的精深議論,在司馬談看來,道家黃老之學的思想有以下幾個顯著特徵: ①馮友蘭二卷本《中國哲學史》第八章。1、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司馬談認為無為是黃老之學的最重要的政治倫理主張,但是在司馬談看來,道家黃老的無為並非絕對的、無條件的無為,而是以有為為前提的無為,是君無為而臣有為,是一種君主駕馭臣下的統治之術,因此這種無為又可以被稱為無不為.首先,司馬談認為黃老的無為是在因時、因物——根據具體的歷史實際和具體的社會狀況制定了各種法令制度後的無為.即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在此基礎上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於是君主便可無為了。司馬談所說的這種無為就是對《黃帝經》欲知得失,請必審名察形,形恆自定,是我愈靜,事恆自施,是我無為的概括與總結。因為在道家黃老看來,道雖然無為,但道卻又生法,因此作為執道者的君主的無為也應象道那樣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後的無為,是一種以有為為前提的無為.司馬談在這裡便準確地指出了黃老無為的思想本質。其次,司馬談認為黃老之學的無為是君無為而臣有為。在《黃帝四經》看來,君主在根據道的要求制定了法之後,君主可以無為,但各大臣還是必須左執規、右執矩,以使法令得以實施的。對於這種君無為而臣有為的思想,《淮南鴻烈》曾作過詳細發揮,而以黃老學者黃生為師的司馬談又進一步從學術的角度作出了總結。司馬談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又說: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這就是說,君主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無為,故君主也應無為.但這種無為卻是以因循為用的,因者君之綱也.所謂因,就是憑藉、利用的意思,就是指君主不要事事皆由自己操勞,而是要善於利用與依靠臣下去處理各種政事。在臣下奮發有為的基礎上君主便可以無為——坐享其成了。這樣一來,君主神不勞,形不敝,而天下便已被治理得井井有條了。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樣,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而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神形尚不能先定,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再次,司馬談認為黃老之學的無為是一種君主駕馭臣下的統治之術。司馬談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又說:道家無為……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天下主。 司馬談的這些話,實際上是對《黃帝四經》所謂的君主駕馭臣下的王術所作的總結。因為在道家黃老看來,君主在大臣面前是不能輕易表露出自己的喜怒愛憎、說出自己的主觀願望、發表自己的政見的,如果那樣做了,將會造成守職者離正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的嚴重後果①。所以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守而無好也②。這種王術,用司馬談的話來說便是,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無成勢、無常形、藏而不露、不為物先、不為物後、使大臣捉摸不透。這樣一來,君主便能究萬物之情,並能據情而進行生殺與賞罰了。其實中聲者謂之端,實不中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如此便算是掌握了君主駕馭臣下的無為之術,故能為天下主.①出自《淮南鴻烈?主術訓》。2。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馬談認為道家黃老的第二個思想特徵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努力吸收其他各家的長處以建構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的思想體系。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因陰陽之大順.陰陽學說是春秋戰國以來非常盛行的一種學說,根據司馬談的解釋,陰陽家的長處在於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根據這個解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黃老的確吸收了陰陽學說的精華。《黃帝四經》認為,天地間有陰陽二氣,這陰陽二氣又可離為四時,四時有度,天地之理也。①對於這種四時有度的天地之理,黃老之學要求統治者必須因順,因為順則生,理則成,逆則死。②如果不按自然規律辦事,必將給農業生產造成嚴重破壞,如此舉事將不行③。所以,司馬談說道家因陰陽之大順.其次,讓我們看一下 采儒墨之善.司馬談認為,儒家的長處是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這些思想,在《老子》書中是批判的對象。如《老子》說: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④。而《黃帝四經》卻在總結春秋戰國以來統治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新的歷史條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認為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兄陽弟陰。長陽少陰。貴陽賤陰。……制人者陽,制於人者陰①。不僅把儒家的君臣、父子之義變成了自己的思想精髓,而且還從形而上的陰陽角度將這種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為主要內容的封建等級制度絕對化、凝固化了。因此,司馬談說道家采儒家之善是完全正確的。除了儒家之外,道家還兼采墨家之善.司馬談說,墨家的長處在於強調強本節用,這是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墨家的這些主張也被《黃帝四經》吸收到了其思想體系中,並在漢初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四經》說: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又說:不循天道,不節民力、周遷而無功,還說:兼愛無私,則民親上。②《黃帝四經》的這些說法與墨子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司馬談認為道家采墨家之善是有道理的。②《淮南鴻烈?主術訓》。①《黃帝四經?十六經》。②《十六經?論約》。③《十六經?觀》。④《老子》第三十八章。①《黃帝四經?稱》。②以上引文見《黃帝四經?經法》。再次,讓我們看一下撮名法之要.名家的長處,在司馬談看來主要是其控名責實,參伍不失,不可不察也.《老子》書中便已有名學的內容,如《老子》在第一章中便說:名可名,非常名.但《老子》的名學是與其道論聯繫在一起的,並沒有政治的含義。而《黃帝四經》卻將名家的循名責實的理論貫徹到了政治領域,尤其是與君主駕馭臣下的王術結合了起來。《四經》認為,君主雖然可以在制定了各種法令制度的基礎上無為,而讓各大臣依法處理各種具體的政事,但君主並不能因此就一勞永逸、高枕無憂、無所事事了,還必須虛靜謹聽、在暗中對各大臣的執法情況進行審察,看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否名實相符,並據此決定生殺賞罰。也就是說: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形名,形名已定,逆順有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後參之於天地之恆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美惡有名,逆順有形,情偽有實,王公執□以為天下正。①《黃帝四經》的這些說法實際上就是對名家的控名責實、參伍不失的理論的發揮。除了名家外,道家也撮法家之要.在司馬談看來,法家之精要是: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法家的這些思想也是道家黃老的重要思想內容。《黃帝四經》開篇就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又說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亂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還說: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②由此可見,法家的一斷於法的思想精髓已被道家黃老全面吸收到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中。而《四經?經法》中的所謂為人主,南面而立。臣肅敬,不敢蔽其主。下比順,不敢蔽其上。主主臣臣,上下不真者,其國強。主執度,臣循理者,其國霸昌。也足以闡發法家的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的主旨。因此,司馬談說道家黃老撮法家之要是非常正確的。這樣,道家黃老根據歷史發展的實際,總結春秋戰國以來的統治經驗,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兼收各家之長,並將各家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將其消融在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使各家之善成為自己思想體系的不可缺少的血肉。例如黃老之學力主無為,但在黃老的無為中已經吸收進了法家的一斷於法的思想精要和墨家的恭儉樸素、強本節用的思想大義;黃老之學大講陰陽尊卑,但在這種思想中已經包含了儒家之善;黃老之學主張根據四時之度頒布相應的政治、經濟政策,而這實際上就是因陰陽之大順.如此一來,黃老之學便建構起了一個開放性的、有著多種思想內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靈活而又實用的思想體系。用這種思想體系來指導實踐,當然便可以如司馬談所說無所不宜了。也正是因為這樣,道家黃老之學才在漢初以來長盛不衰。雖然到西漢中期,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確立,道家黃老開始走向衰落,但黃老之學思想卻又被儒家全面吸收到了其思想體系中而繼續發揮作用。①《黃帝四經·經法》。②《黃帝四經·經法》。

無為不為

司馬談認為黃老之學是“無為是君無為,而臣有為”。在《黃帝四經》看來,君主在根據道的要求制定了法之後,君主可以無為,但各大臣還是必須左執規、右執矩,以使法令得以實施的。對於這種君無為而臣有為的思想,《淮南鴻烈》曾作過詳細發揮,而以黃老學者黃生為師的司馬談又進一步從學術的角度作出了總結。司馬談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又說: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這就是說,君主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無為,故君主也應無為.但這種無為卻是以因循為用的,因者君之綱也.所謂因,就是憑藉、利用的意思,就是指君主不要事事皆由自己操勞,而是要善於利用與依靠臣下去處理各種政事。在臣下奮發有為的基礎上君主便可以無為——坐享其成了。這樣一來,君主神不勞,形不敝,而天下便已被治理得井井有條了。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樣,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而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神形尚不能先定,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總之,只有以道家黃老的無為之術——君無為而臣有為治國,才能養精保神、事少功多.再次,司馬談
認為黃老之學的無為是一種君主駕馭臣下的統治之術。司馬談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又說:道家無為……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天下主。司馬談的這些話,實際上是對《黃帝四經》所謂的君主駕馭臣下的王術所作的總結。

國家藏書

西漢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官員。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他曾對自己的祖先做過“太史”官,十分敬慕,立志與典籍為伴,專心治史。漢武帝建元年間(前140~前135),他任太史令。太史令通稱太史公,為掌管國家圖書典籍、天文歷算併兼管文書和記載大事的官員。他居此得以觀西漢國家藏書。臨逝前,希望其子司馬遷繼其遺職,繼續進行史學研究。他總結先秦各家學說,認為陰陽、儒、墨、法各家學說均有長短,唯有道家兼各家所長。著有《論六家之要指》。又根據《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等書,收集資料,撰寫史籍,未成而卒。由司馬遷繼其事,遂成《史記》一書。

去世

前110年,司馬談因病去世,死前遺言給子司馬遷:“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替我做太史令……能寫出一部通史是我畢生的心愿,你一定要替我完成這個願望!”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依父親遺願,著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影視形象

1997年電視劇《司馬遷》:李唐飾演司馬談
2001年電視劇《大漢天子》:周正飾演司馬談(該劇初版改為司馬遷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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