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616年或1644年—1911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共傳十二帝，初稱後金。從努爾哈赤建國起，總計296年。從皇太極改國號為清起，國祚276年。從清兵入關，建立全國性政權算起為268年。
1616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建國，建元天命，國號金，或稱後金，群臣上尊號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自尊為天命皇帝。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1644年，明將吳三桂降清，多爾袞率領清兵入關。入關後20年時間裡，平定大順、大西、南明等政權。康熙時期統一台灣，完成全國統一。康雍乾三朝走向鼎盛，中國的傳統社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成就。土地增墾，物產盈豐，小農經濟的社會生活繁榮穩定，綜合國力強盛。鴉片戰爭之後，清朝多次遭外國列強入侵。為積極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先後進行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等近代化的探索和改革。1912年2月12日，溥儀退位，頒布了清帝退位詔書，清朝滅亡。
清朝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得到鞏固和發展，清朝統一蒙古諸部，將新疆和西藏納入版圖，積極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乾隆年間，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國的格局最終確定。全盛時期的清朝，西抵蔥嶺和巴爾喀什湖，西北包括唐努烏梁海，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亞，東到太平洋（包括庫頁島），南達南沙群島。包括50多個民族，國家空前統一。
期間中國古代的專制主義也推向最高峰。清朝前期農業和商業發達，江南出現密集的商業城市，全國出現大商幫。在此基礎上，人口突破四億，占世界總人口的近一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清朝
- 外文名：Qing Dynasty
- 別名：大清國、滿洲國 、皇清 、聖清 、中華大清國
- 時間範圍：1616年 至 1911年(一說1644年至1911年)
- 帝王：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等
- 都城：北京(1644年以前在盛京)
- 語 言：漢語、滿語、蒙語、藏語
- 貨 幣：銀子、銀元、銅板、銅錢
- 開創者：皇太極(努爾哈赤實際奠基)
- 國旗：黃龍旗（1889-1912）
- 中樞機構：軍機處、內閣、六部
- 軍事制度：八旗制度、綠營、清末新軍
- 歷史貢獻：統一多民族的國家、奠定中國版圖、奠定中國人口大國基礎
- 主要城市：盛京、承德、江寧、蘇州、西安、成都、廣州、伊犁、喇薩、烏里雅蘇台等
- 國歌：《鞏金甌》
- 人口數量：4.36 億(1851年)
- 主要民族：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等
- 疆域面積：1316萬平方公里(1820年；1790年代含羈縻地達1470萬平方公里)
- 監察機構：都察院
國號,歷史,開基立業,建立大清,統一全國,步入盛世,承前啟後,全盛極隆,嘉道中衰,外患內憂,改良中興,帝國飄搖,維新圖存,革命風潮,王朝後續,疆域,領土範圍,行政區劃,藩屬國,政治,中樞機關,執行機關,監察機關,選官制度,品級制度,刑律制度,地方制度,國旗與國歌,軍事,八旗,綠營和團練,海軍,新軍,對外戰爭,經濟,農業,手工業,商業,金融,貨幣,賦役,財政,土地,文化,小說,詩詞,戲劇,散文,繪畫,篆刻,學術,哲學,新學,史學,文字獄,科技,醫學,地理,農學,數學,水利,建築,鐵路,民族,華夷之辨,首崇滿洲,漢族政策,蒙古政策,西藏政策,西南土司,回族政策,外交,外交機構,中西交流,中俄關係,周邊關係,簽訂條約,社會,節慶,宗族,學校,服飾,人口,帝王世系,
國號
1605年努爾哈赤第一次稱“建州國”，也第一次稱“國王”；次年進號“昆都侖汗”（恭敬汗）。1616年，努爾哈赤建國稱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國號大金，或稱後金，自詡為“北朝”。清一代自認為滿洲國。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
關於“大清”的含義，有諸種猜測：其一，從文義上釋“清”為“掃清廓清”之義。其二，清，青也。青為北方信奉薩滿教諸族所崇尚，滿洲也是篤信薩滿的，故取“大清”為號。也有以“五德說”的觀點，明朝為火德，清為水德，以水克火，故名。東北少數民族研究院的鮑明認為“大清”國號實源自滿語中的蒙古語借詞“代青”（daicing）。大清國的意思是“上國”（即“至高無上之國”）或“善戰之國”。清史學者刁書仁認為，“清”與“金”字為轉音，實際上是以漢字的發音為基礎，改換一個發音相似的漢字。松村潤認為這個國號是漢文的，取自《管子·心術下篇》與《內業篇》之“鏡大清者，視乎大明”，“鑒於大清，視於大明”，大清即天，大明即日月，天蓋過日月。滿文寫法daicing只是漢字音譯。這是在跟明朝對比的思想下制定國號的。
歷史
主詞條：清朝歷史
開基立業
傳說滿洲起源於長白山之東北的布庫里山下。明初，女真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後按地域分建州、長白、東海、扈倫四大部分。清朝統治者為出身建州女真的愛新覺羅氏。建州女真首領猛哥帖木兒時為明朝建州左衛指揮使，1433年，因部族衝突被害。1440年，建州部南移。1442年，明廷增設建州右衛，合稱“建州三衛”。南移後，建州女真與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會生產力提高，經濟繁榮。
努爾哈赤
萬曆十一年（1583年），明軍襲擊古勒寨阿台駐地時，努爾哈赤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皆遭誤殺。努爾哈赤以祖、父十三副遺甲起兵。萬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爾哈赤率領部眾去攻打尼堪外蘭，攻克圖倫城。萬曆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爾哈赤向李岱駐守的兆佳城發動攻擊，取勝並生擒李岱。1585年二月，努爾哈赤在對蘇克蘇滸部、董鄂部取得勝利之後，又劍指蘇克蘇滸部左鄰之哲陳部。1586年，努爾哈赤攻克鵝爾渾，尼堪外蘭逃到明朝領地。努爾哈赤請求明邊吏押還尼堪外蘭，並將他處死。1587年，努爾哈赤建立佛阿拉城，開始成為女真人政治、軍事中心。1588年，努爾哈赤攻克完顏（王甲）城，消滅了建州女真的最後一個部落完顏部，至此統一建州女真。六月，努爾哈赤正式頒定國政，自稱“淑勒貝勒”。
因為海西女真勢力強大，難以迅速征服，努爾哈赤遂採取遠交近攻、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正當努爾哈赤率兵東向，征討長白山各部的時候，海西女真葉赫部首領布寨聯合烏拉、輝發、哈達及蒙古科爾沁等九部向建州女真發動進攻。雙方戰於古勒山。古勒山之戰中，努爾哈赤集中兵力，攻其主力，大敗九部聯軍，陣斬布寨，生擒烏拉部首領布占泰，從而為其統一戰爭奠定了基礎。從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爾哈赤連續進兵東海女真，相繼征服渥集部的瑚葉路、那木都魯、綏芬、寧古塔、尼馬察、雅蘭、烏爾古宸、木倫、西林等路，攻占渥集部東額赫庫倫城。東海庫爾喀部亦紛紛歸附。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建州攻占烏拉城，烏拉滅亡。對外擴張的同時，努爾哈赤還築城池、設大臣、定法律、理訴訟，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按軍事組織形式，把女真人編制起來，在貴族控制下進行戰爭和生產活動，是一種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八旗制度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發展，鞏固了努爾哈赤的統治地位。
後金在薩爾滸之戰後連下開原、鐵嶺。1621年，努爾哈赤攻占瀋陽、遼陽，幾年間席捲遼東七十餘城。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遷都遼陽，興建東京城。1622年，奪取遼西重鎮廣寧。緊接著後金連陷義州、錦州、大凌河等遼西四十餘城堡。熊廷弼、王化貞率明軍殘部與數十萬流民往山海關而去。1625年春，努爾哈赤遷都瀋陽。從此瀋陽成為後金的統治中心。不過，努爾哈赤在1626年的寧遠之戰中被明軍的大炮打成重傷，不久逝世。
建立大清
努爾哈赤死後，第八子皇太極繼位，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外部處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鮮的包圍。內部由於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皇太極逐步建立國家統治機構，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皇太極繼續對明朝展開攻勢，並聯合蒙古各部，勢力不斷擴大。
清太宗皇太極
對內，皇太極順應歷史發展趨勢，促進了後金政權的封建化進程。皇太極繼位後頒布《滿漢別居令》，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張，宣布“滿漢一體毋致異同”，實行“編戶為民”政策，下令將大多數漢民莊丁由莊田抽出，“分屯別居”。漢民由農奴恢復為民戶，即原有封建自由民身份，從而緩解了民族矛盾，社會逐漸得到緩和、安定。一改其父屠殺文人的政策，並於當年進行考試。天聰六年（1632年）皇太極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舊制，改為自己“南面獨坐”，突出汗位獨尊地位。繼而尋機削除異已，剷除了威脅汗位的三大貝勒勢力，使汗權得到鞏固。仿明制，設內三院、六部，“停王貝勒領部院事”，獨主政務。又設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備的國家機構。
對外，皇太極繼續實行攻打明朝的政策。天聰三年（1629年）至次年，皇太極在明朝關寧錦防線難以攻克的情況下率軍從蒙古突入內地，攻打北京，史稱“己巳之變”。施反間計除掉了明薊遼督師袁崇煥。皇太極又興兵攻朝鮮。1627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濟爾哈朗等六位貝勒，統兵三萬進攻朝鮮。金兵進展迅速，連下城池，勢如破竹，不到半個月，就占領了大半個朝鮮，入據舊都平壤，迫使朝鮮國王李倧簽訂了城下之盟。林丹汗是後金統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礙，因此，後金一方面努力爭取科爾沁等部貝勒與後金聯合，對付林丹汗的襲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屬下人員，另一方面積極準備大舉進攻。天聰八年（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次年（1635年），後金軍繼續進攻察哈爾餘部，林丹汗之子額哲奉母獻傳國玉璽歸降後金。鄂爾多斯部也為後金所並。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統一於後金。
1635年，皇太極廢除舊有族名“諸申”（女真），定族名為“滿洲”。崇德元年（1636年）5月，皇太極稱帝且改國號“金”為“大清”，改年號為崇德，尊為“寬溫仁聖皇帝”。同年，派兵攻打朝鮮，1637年，朝鮮國王李倧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並將王子送到盛京（瀋陽）為人質，朝鮮正式臣服清朝。皇太極稱帝時，黑龍江流域還有一些從事漁獵的部落，虎爾哈、瓦爾喀、索倫、達斡爾等散處在山河之間。早在1634年，精奇里江畔的達斡爾人巴爾達齊率部歸附後金。1639年，清朝派索海等出征。次年，大敗博木博果爾兵，攻克雅克薩城。1641年，又派錫特庫等出兵追擊，博木博果爾在奇洛台（赤塔附近）被擒。索倫編入八旗，稱為“新滿洲”。在此期間，清兵又先後征服烏札拉、尼滿、阿庫里等部。原來被稱為東海女真的部落均歸於清朝統治。皇太極征服漠南蒙古後，隨即派遣使臣去漠北喀爾喀蒙古的三大汗處議和。1636年十一月，車臣汗派遣衛征喇嘛等六人，從者一百五十六人到盛京，叩見皇太極。1638年，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均遣使來清朝貢，並規定此後每年進貢白馬八匹、白駝一隻，稱為“九白之貢”。漠北蒙古（外蒙古）三汗由此成為清朝的藩部。自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起，發動了松錦之戰。明廷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往援錦州祖大壽。皇太極親自坐鎮指揮。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明將洪承疇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投降。松錦之戰標誌著明朝在遼東防禦體系的完全崩潰，在關外只剩下寧遠一座孤城。1643年，皇太極病死，福臨繼位，是為順治帝，由其叔多爾袞攝政。
瀋陽故宮大政殿
統一全國
1644年，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攻陷北京，崇禎帝在煤山自縊，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遣使向多爾袞乞師討伐李自成。多爾袞指揮八旗兵，以吳三桂為前導，兼程入關。在山海關之戰中擊敗大順軍，李自成退出京師。五月二日，清軍進占京師。多爾袞奏請福臨遷都京師。十月初一，在多爾袞率領的諸王以及滿、漢大臣的勸進下，順治帝福臨在南郊天壇祭天，然後再次即皇帝位於皇極門（今太和門），宣布“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國的君主。此舉標誌著清王朝轉化為統治全中國的中央王朝。清朝定都北京後，南下剿滅農民軍。與此同時，南方的明朝遺臣相繼擁立朱氏皇族建立政權，史稱南明。此外還有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削平群雄、統一中國成為清朝統治者的新任務。
山海關關城
順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軍力分兩路攻入陝西，一路由英親王阿濟格率領，吳三桂為前鋒；一路由豫親王多鐸率領，孔有德為前鋒。李自成迎擊清軍於潼關，經過激烈的戰鬥，農民軍放棄西安，東下湖廣。李自成遭到當地地主武裝的襲擊，死在通山九宮山。接著清軍立刻南下江南，攻滅南明弘光政權。四月二十五日，清軍攻占揚州。五月十六日進入南京，於蕪湖擒獲弘光帝朱由崧，弘光政權滅亡。弘光政權被消滅後，順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博洛為征南大將軍，率部進攻浙、閩。朱以海逃亡海上，魯王政權亡。操縱隆武政權的鄭芝龍秘密降清。隆武帝朱聿鍵逃往江西汀州，清軍俘殺朱聿鍵，隆武政權亡，福建平定。
多爾袞
當清軍占領北京，開始向大順軍進攻時，張獻忠於當年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控制四川。順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擊敗漢中農民軍，於十一月入川。後張獻忠被殺。接著，清軍分兵出擊，連破大西軍營130餘處，殺傷數萬人，占領四川，大西政權亡。餘部由孫可望、李定國等率領，轉入雲、貴地區繼續抗清。同時，李自成死後，大順軍餘部與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湖北巡撫堵胤錫聯明抗清。1652年，李定國率軍8萬東出廣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劉文秀亦出擊四川，克復川南。東南沿海的張煌言等的抗清軍隊也發動攻勢，抗清鬥爭再次出現高潮。這時孫可望同李定國之間矛盾爆發，破壞了大好形勢。孫可望投清後，雲貴虛實盡為清軍所知。由於華南反清勢力較大，清帝冊封吳三桂、耿仲明與尚可喜為王以鎮守雲南、貴州、廣東與福建等地，史稱“三藩”。1659年，吳三桂率清軍攻入雲南昆明，1662年，永曆帝被殺，南明徹底滅亡。
清廷穩定之後，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去世，順治帝提前親政。為加強皇權，順治帝廢除了諸王貝勒管理各部事務的舊例，又採取了停止圈地，放寬逃人法等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的措施。
步入盛世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為了徹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帝命都統彭春赴愛琿，加強黑龍江一帶防務。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捲土重來，再次占領雅克薩城。清軍擊敗盤踞雅克薩的俄軍，遏制了沙俄侵略的野心。1689年，清朝與沙俄代表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部邊界線。規定以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外興安嶺為中俄兩國東段邊界，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和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均為中國的領土。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爾丹在俄國政府的慫恿支持下，興兵進攻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康熙帝為確保邊疆安定，三次親征漠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烏蘭布通之戰，清軍大破噶爾丹，噶爾丹敗歸科布多，伺機而動。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同喀爾喀與內蒙古的王公們會聚於多倫諾爾，史稱“多倫會盟”。此次會盟標誌著喀爾喀三部歸順清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再次親征，昭莫多之戰，清軍擊潰噶爾丹主力軍隊，噶爾丹兵敗流竄。康熙時期，清朝將喀爾喀蒙古併入版圖，為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奠定基礎。
康熙帝親政後，著手強化皇權。他一方面勤於政務，舉行御門聽政；另一方面，他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設立南書房，“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削弱了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以及外朝內閣的權力，強化了皇權。而且著手整頓吏治，恢復了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康熙帝還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措施。1669年，康熙下令廢除圈地令，以後永遠停止圈地，並規定所圈土地應退還給農民。從1671年起，陸續放寬墾荒起科年限，並規定墾荒有成績，據開墾多少，給予不同官職，這促進了墾荒的積極性。到康熙末年，全國荒地基本上得到開闢。1685年，康熙又規定民間新墾田畝，“自後永不許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貴族旗主的經濟擴張，有利於自耕農民。康熙還下令將明朝藩王的莊田改為“更名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決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稅額數作為定額，以後新增人丁，不收丁稅，即所謂“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樣丁稅額數便固定下來了，實現了地丁合一。
康熙南巡歸朝圖（局部）
康熙時期，康熙帝重視籠絡漢人。康熙帝明確宣布他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康熙帝曾舉辦博學鴻儒科，並去江寧祭拜明太祖孝陵，親臨曲阜拜謁孔廟。康熙帝還大興文治，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韻府》《數理精蘊》《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康熙中期以後，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了歷史高峰。至18世紀中葉，清朝人口也大大增加。
承前啟後
主詞條：清世宗改革
雍正帝繼續執行清朝的擴張政策。噶爾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於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卜藏丹津糾集二十萬人進攻西寧反清，雍正帝命年羹堯、岳鐘琪率兵討伐，取得大勝，青海完全歸入清朝版圖。為此清朝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於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中俄中段邊界。1729年，雍正帝以傅爾丹與岳鐘琪兵分兩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
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促進農業生產，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從直隸巡撫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併徵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徵收標準，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到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之後，人口急劇增長。雍正帝廢除了賤籍，於1723年四月發出第一道“開豁為良”的諭旨。雍正帝在下令開豁樂戶賤籍的同時，又令各省檢查，如發現本地也存在類似樂戶的賤民，也準許他們出賤為良。
“勤政親賢”殿
在雲、貴、粵、桂、川、湘、鄂等省少數民族地區，雍正帝全面實行“改土歸流”制度，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區分別設立府、廳、州、縣，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種管理體制，同內地大體一樣。雍正帝的改土歸流，打擊了土司的世襲特權和利益，減輕了西南少數民族的負擔和災難，促進了這一地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步。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實行的一系列政策，在“康雍乾”三代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全盛極隆
1735年八月，雍正帝去世，第四子弘曆繼位，即乾隆帝。乾隆帝執政期間，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樹，為鞏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清朝鼎盛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是在他統治期間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也逐步落後世界的浪潮。
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調動三萬大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十四年（1749年），清軍進逼莎羅奔老巢勒烏圍，莎羅奔被迫乞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起，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亂，不斷侵擾進犯鄰近土司，清政府最終平定大小金川。1757年，乾隆帝粉碎了準噶爾貴族阿睦爾撒納的割據勢力，統一天山北路。1759年，又平定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叛亂。1762年，清朝設伊犁將軍，統管包括巴爾喀什湖在內的整個新疆地區。自從1762年起，清朝陸續派遣大批軍隊進駐新疆。永久駐軍的官兵攜帶家眷，主要來自東北、河北等地的達斡爾族、滿族等。這些駐軍為鞏固中國西北邊防、開發邊陲作出了貢獻。1771年，西遷伏爾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爾扈特部，在領袖渥巴錫的率領下，為擺脫沙俄的統治，踏上了回歸祖國的征途。他們粉碎了沙俄軍隊的圍追堵截，歷經艱險，萬里跋涉，終於回到故土。土爾扈特部回歸，為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做出了貢獻。
乾隆帝
乾隆中期，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於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乾隆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還表現在糧食產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產作物的普遍種植。由於興修了農田水利，並且採取了精耕細作，單位面積的產量有了明顯的提高。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乾隆帝十分重視文化，對社會上全部現存文獻進行整理，廣泛徵集圖書，不斷頒布求書諭旨。完成了康熙下令開始編寫的《大清一統志》，他又下令編成《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等。從1772年開始，清政府開始編纂《四庫全書》，經十年編成，系統地整理和保護了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然而乾隆帝為維護統治卻嚴厲控制思想，編書期間藉機割裂焚毀大量不符其思想的書籍。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清政府的庫銀長期保存在六千萬兩以上，文化事業也很發達。時文治武功兼備、疆域空前遼闊、社會繁榮、文化發達，“康乾盛世”進入了全盛時期。
乾隆朝晚期，安南阮氏對宗藩體制發起了挑戰，清朝與安南之間爆發戰爭，最終阮惠主動向清朝請和，乾隆帝同意講和並承認了阮惠為安南的君主。清朝還於1792年打退了廓爾喀對西藏的進犯。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頒行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對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財政、軍事、對外關係等各方面做了明確規定，並以法律形式予以確定。主要內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確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去世後認定轉世靈童和批准繼位的大權，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駐藏大臣全權處理等。該章程是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的重要歷史文獻證明。
烏什酋長獻城降圖
嘉道中衰
清朝從乾隆末年開始有衰落的現象。乾隆帝在執政中期以後，逐漸好大喜功，乾隆帝六下江南，並仿製江南園林廣修園林，勞民傷財，政治日漸腐敗。乾隆帝晚年寵信和珅，導致和珅專權，貪贓枉法，嚴重破壞了吏治。乾隆中葉以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殘酷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向絕境。與啼飢號寒、無以為生的廣大農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著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起義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台灣天地會領袖林爽文於1787年發動林爽文起義。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湘黔苗民起義爆發，至嘉慶元年（1796年）底平定。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爆發聲勢浩大的白蓮教起義，從嘉慶元年（1796年）到嘉慶九年（1804年），歷時九載，是清代中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乾隆帝禪位於第十五子顒琰，即嘉慶帝。乾隆至1799年去世，嘉慶帝方得以親政。面對乾隆末年危機四伏的政局，嘉慶帝打出“鹹與維新”的旗號，整飭內政，整肅綱紀。誅殺權臣和珅，罷黜、囚禁和珅親信死黨。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祛邪扶正，褒獎起復乾隆朝以言獲罪的官員。詔罷貢獻，黜奢崇儉。要求地方官員對民隱民情“纖悉無隱”，據實陳報，力戒欺隱、粉飾、怠惰之風。但其對內政的有限整頓，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清朝政局的頹敗。終嘉慶一朝，貪污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倒更加嚴重。嘉慶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發天理教起義，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監接應下衝進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嘉慶帝被迫下詔罪已。在對外交涉中，嘉慶帝力主嚴禁鴉片，對英國侵略者在沿海的騷擾活動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同時拒絕了英國提出的建立外交關係、開闢通商口岸、割讓浙江沿海島嶼的要求。而閉關鎖國的傳統觀念，也使其對外來事物採取盲目排斥態度。嘉慶帝在內亂頻仍、外患漸逼中，傾力企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鞏固，然而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勢，使清王朝的敗落於嘉慶末年已完全表面化，並從此日漸走向衰亡。
道光帝
道光帝即位後，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銳意進取的精神，掌政風格日趨保守和僵化。道光帝即位之初，也頗思勵精圖治，振衰除弊。對漕運鹽政實行改革。以海運代替河運，既解決了漕運的困難，又節省了開支。行票鹽制，使兩淮鹽政“弊肅風清”。解除對部分礦藏開採的封禁，主張使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下。整頓吏治，扼制奢靡之風。特別是道光七年（1827年），清朝平定新疆張格爾叛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此後新疆地區維持了較長時間的和平。同時清朝開展了嚴禁毒品鴉片的鬥爭。但列強的肆意對抗和清朝的腐敗政治，使禁令形同具文，鴉片的泛濫，仍給中國造成嚴重危害。同時，官場中，結黨營私、相互傾軋、賣官鬻爵、賄賂成風。軍隊里，裝備陳舊、操練不勤、營務廢弛、紀律敗壞。財政上，國庫日益虧空、入不敷出。階級矛盾激化，民變四起，西方的勢力已逐步深入，中國受到外國的侵略越來越迫近。
外患內憂
由於吏治的腐敗，導致海關走私嚴重，鴉片貿易猖獗，1839年，道光帝為解決鴉片的弊端，派林則徐到貿易中心廣州宣布禁菸。英國為了打開中國市場，在1840年發動了鴉片戰爭，清朝戰敗，被迫求和。1842年，被迫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啟了中國近代史。西方各國迫使清政府開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併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受到破壞。各地乘機紛紛起事，其中華北以捻亂為主，華中華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與雲南杜文秀、馬如龍的雲南回變為主。
洪秀全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去世，第四子奕詝繼位，年號鹹豐。鹹豐帝即位後，面臨內憂外患的統治危機。1851年，洪秀全於廣西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稱天王。聯和天地會、三合會北伐。兩年後攻陷並定都江寧，改稱“天京”。太平天國以反對清朝封建統治與外國侵略為革命宗旨。太平天國曾建立官制，分封王爵，頒行曆法，制定經濟制度，製造錢幣，印刷書籍等。並且發動兩次西征。1853年5月8日，林鳳祥、李開芳等奉命率師兩萬餘人北伐。北伐軍雖然一度進至天津附近，因孤軍深入，被清軍圍困。後來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紛紛組織湘軍與淮軍抵抗太平天國。
為了挽救統治危機，鹹豐帝頗思除弊求治。他任賢去邪，企圖重振綱紀。重用漢族官僚曾國藩，依靠其訓練指揮的漢族地主武裝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提拔敢於任事的肅順，支持肅順等革除弊政。肅順掌權後，協助鹹豐帝“申國法”以治積弊，銳行誅譴。以鐵腕的方式面對自乾隆末期以來的官場腐敗，嚴厲打擊貪污腐敗，嚴懲瀆職失職，整肅官場政風。其果斷處理“戊午科場案”，使得清王朝此後幾十年間官場風氣，特別是自乾隆後期越演越烈的貪腐風氣有了很大改觀。建議鑄大錢以解決財政困難，削減八旗俸餉，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同時，鹹豐帝罷斥了道光朝任軍機大臣二十餘年、貪位保榮、妨賢病國的穆彰阿，處決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員耆英。
1856年，英國藉口“亞羅號事件”、法國藉口“馬神甫事件”共同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鹹豐八年（1858年），英法艦隊攻陷大沽炮台，進迫天津。鹹豐派桂良、花沙納往天津議和，與英、美、法、俄分別簽訂《中英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列強不滿足於《天津條約》規定的權利，蓄意重新挑起戰爭。鹹豐帝命清軍加強大沽口防務。鹹豐九年（1859年），在英國蓄意挑起的大沽口衝突中，英法侵略軍被擊敗。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兩國再次組成侵華聯軍，大舉入侵。英法聯軍進攻北塘，鹹豐帝在清軍與英法聯軍激戰之時，竟令清軍統帥離營撤退，大沽再次淪陷。英法聯軍攻占天津，隨即向北京進犯。鹹豐帝派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往通州與英、法議和。英法聯軍以和談為掩護，繼續組織對北京的進攻，在通州八里橋擊敗清軍後，進攻北京，圓明園、清漪園等處被焚掠。鹹豐帝自圓明園倉皇逃往熱河（今承德市），命恭親王奕訢留京議和。奕訢代表清政府與英、法、俄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並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條約》。
圓明園遺址
改良中興
1861年，鹹豐帝在熱河病逝，六歲的幼子載淳繼位，即同治帝。鹹豐帝本任命肅順等八大臣贊襄政務，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兩宮垂簾聽政，最後由兩宮之一的慈禧太后獲得實權。洋務運動使得中國社會出現較安定的局面。1864年正月，曾國藩率領的清軍攻克鐘山，合圍天京。7月，湘軍攻破天京。東捻軍於1868年1月5日在揚州東北瓦窯鋪覆滅，西捻軍於同年8月16日在山東茌平徒駭河被李鴻章淮軍消滅。最後一支留下太平天國年號的殘餘捻軍袁大魁部，於1869年在陝北保全被左宗棠消滅。1862年到1878年間，左宗棠先後平定陝甘回變，平定新疆回亂，並收回伊犁。被稱為洋務派的奕訢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部分漢臣在消滅太平軍時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並且鑒於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為方針展開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
恭親王奕訢
19世紀60年代初期，洋務派在“自強”的旗號下，通過引進西方的機器設備和技術開始創辦軍事工業。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主要有：曾國藩創建的安慶內軍械所，是洋務派開辦的第一個兵工廠。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生產槍炮炸藥和輪船。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福州船政局，生產輪船，分撥海軍和各省巡防緝私之用。洋務派先後共辦了二十幾個軍事工廠，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890年張之洞在漢陽創辦的湖北槍炮廠。洋務派興辦的軍事工業所有權和生產管理權完全從屬於封建政府，因此具有濃厚的封建性；但軍事工業普遍採用僱傭勞動制度，因此也具有資本主義性。70年代以後，洋務派在“求富”旗號下，在繼續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創辦了一些和民用有關的工業。洋務派辦民用工業，主要是採取“官督商辦”形式，即招商投資入股，官方派人經營管理。此外還有“官辦”和“官商合辦”的工業。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李鴻章籌辦的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開平礦務局，以及張之洞興辦的漢陽鐵廠。80年代開平礦務局還修建鐵路運煤，開創了中國鐵路運輸事業。民用工業資金主要來自社會的投入，工廠採用僱傭勞動制，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所以其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由於封建官僚管理企業，他們把官場腐敗的作風也帶到企業中來，因此企業又具有一定的封建性。
洋務運動中的近代企業
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隨後的北洋通商大臣負責對外關係與自強運動的策劃與推行，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建立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政體系、鋪設鐵路、架設電報網。19世紀70年代中期，洋務派開始著手建立海軍。到1885年，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初具規模。以後洋務派把建設海軍的重點放在北洋海軍上。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編成北洋艦隊，共有軍艦20多艘，其中大部分是購買外國的。洋務派還建設旅順、威海衛軍港，作為北洋艦隊的基地。因為辦洋務事業的需要，洋務派創辦了一些新式學校，如京師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電報學堂等，從中培養了一批翻譯、軍事和技術人才。同時，分批派遣了近200名學生出國留學，學習西方國家的軍事和科學技術。
總理衙門
帝國飄搖
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死於養心殿東暖閣，年僅19歲。醇親王之子年僅四歲的載湉被慈禧太后選定繼承皇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光緒”。兩宮皇太后再次垂簾聽政。光緒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暴死。慈禧獨攬大權。中法戰爭爆發後，慈禧以越事失機之由開去恭親王奕訢一切差使，同時罷黜五軍機大臣，安排自己的親信進入軍機處及內閣。從此，清朝廷成了慈禧太后的獨家天下。
同治以後，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進中國廣大邊疆地區，使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嚴重危機。美國早有侵占中國台灣的野心。鹹豐三年（1853），美國海軍艦隊竄到台灣，高山族人民給予迎頭痛擊，打走了美國侵略軍。日本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侵略台灣。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率軍赴台，部署防務。與日本訂立《台事專條》，以賠償白銀50萬兩作為日本撤兵的條件。英國在同治年間不斷派人進入中國雲南、西藏偵察。光緒二年（1876年），清廷在英國的脅迫下，派李鴻章與英國代表威妥瑪在山東煙臺簽訂《煙臺條約》和《入藏探路專條》。光緒十六年（1890年），清廷與英國談判，劃定中國和哲孟雄（錫金）的邊界。光緒十九年（1893年），清廷與英國又訂立《藏印續約》，從此，英國勢力侵入了西藏。西北方面，同治四年（1865年），中亞浩罕汗國阿古柏乘中國新疆地區紛亂之機，率軍侵入喀什噶爾。面對同時發生在西北和東南的兩個危機，清廷發生“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強調海防的重要性，認為應大力加強海防，但他卻以“海防、西征，力難兼顧”為由，主張放棄新疆。陝甘總督左宗棠則力主收復新疆，清廷接受了收復新疆的主張，於光緒元年（1875年）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次年，清軍進入新疆，收復了北疆大部分領土。光緒四年（1878年）1月，清軍最後收復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區還在沙俄侵略者手中。
李鴻章
1883年，清朝和法國為越南（安南）主權爆發中法戰爭。從1884年1月到4月，法國先後派全副武裝的軍艦8艦次，闖到閩、台海岸，在福州、廈門和基隆港口游弋示威。1885年，面對嚴峻形勢，曾任廣西提督的老將馮子材奉命以幫辦廣西軍務的名義奔赴鎮南關，鎮南關之戰取得勝利，法軍倉皇逃走。隨後，馮子材乘勝追擊，法軍占領的諒山等地被陸續奪回，法軍被殲滅的有千餘人。失敗的訊息傳回法國，引起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的紛爭，挑起對中國侵略戰爭的茹費里內閣因此倒台。清政府決定“乘勝即收”，《中法會訂越南條約》（《中法新約》）在天津正式簽訂，中國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開放蒙自、龍州兩地與法國通商，法軍撤出基隆、澎湖，並撤銷對中國海面的封鎖。在中國軍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國侵占台灣的戰爭以失敗告終。清朝失去藩屬國越南，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台灣也宣布建省。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廷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台灣省巡撫。在台灣任職期間，劉銘傳修建鐵路，開煤礦，創辦電訊，改革郵政，發展航運事業，促進台灣貿易，發展教育事業，促進了台灣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台灣防務也日益鞏固。戰後，清朝設立了海軍衙門。1885年，英國入侵緬甸，清朝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國抗議無效，隔年被迫簽訂《中英緬甸條約》，承認緬甸為英國所有。
此時，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1872年，日本強迫清朝藩國琉球改屬日本，清朝拒不承認，中日交惡。1894年7月25日，日艦襲擊中國船艦，甲午戰爭爆發。1894年8月1日，中日兩國宣戰，甲午戰爭全面爆發。甲午戰爭歷時9個月，分為陸戰和海戰兩個戰場，日軍攻下朝鮮的平壤，在黃海海戰中大敗北洋水師，之後又攻下中國的旅順、威海。1895年1月20日，日軍在榮成龍鬚島登入，占榮成。隨即分南北兩路向威海南幫炮台進行抄襲。30日，南幫炮台陷落。2月1日，日軍占領威海衛城。此後，日軍水陸配合，攻擊劉公島和港內北洋艦隊。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等先後自殺殉國。17日，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覆滅。最後以清軍落敗而告終。
甲午戰爭
維新圖存
《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光緒帝痛定思痛，他極力支持維新派變法以圖強。
光緒帝
1898年，光緒帝與梁啓超、康有為等資產階級改良派領導發動政治改革運動——戊戌變法。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新政在政治方面：開放言路，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詔，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代傳，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通政司（主管內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紫禁城內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論制度改革的機構（未能實行）。在軍事方面：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經濟方面：設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企業，獎勵發明創造；設鐵路、礦務總局，築路採礦；全國設郵政局通郵；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文教方面：改革科舉制，設立新式學堂、譯書局、報館等。但是戊戌變法遭到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的痛恨和反對，他們準備乘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到天津閱兵時舉行政變，以廢黜光緒帝。帝黨得知後，企圖拉攏新建陸軍首領袁世凱救護光緒帝，結果卻被袁世凱出賣。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幽禁光緒帝於中南海瀛台，隨即殺害策劃維新變法的“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通緝康有為和梁啓超，罷免維新官員，戊戌變法徹底失敗。變法前後只持續了103天，因此又稱為“百日維新”。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6月下旬清廷對八國聯軍宣戰後，清軍一再潰敗。北京被聯軍占領，劫殺擄掠。慈禧太后率光緒皇帝逃往西安，慈禧認為此禍乃義和團引起，遂頒布剿滅義和團的命令。最終義和團運動在清軍與八國聯軍的聯合剿殺下失敗。1901年，清朝同十一國簽訂了《辛丑條約》。1904年，日俄兩國在東北的利益衝突爆發日俄戰爭，進一步加深中國的半殖民地化。
革命風潮
清朝於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國勢大墜，知識分子莫不提出各種方法拯救中國，主要分成立憲派與革命派兩種改革路線。1901年，立憲派康有為、梁啓超推動立憲運動，梁啓超發表《立憲法議》，希望讓光緒帝成為立憲君主。而慈禧太后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歐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憲、建立清朝新軍、廢除科舉、整頓財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對清廷的改革失望，他們主張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
梁啓超
孫文於1894年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興中會；1904年，黃興於長沙成立的華興會；同年，蔡元培於上海成立光復會。1905年，孫文在日本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成立中國同盟會，並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革命派聯合舊有反清勢力如三合會、洪門等，在華南地區發起了十次起事，並將勢力滲入華中、華南的清朝新軍。
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為改革方式發生爭執，一開始立憲派占上風，清廷也承諾實行立憲。1907年，清廷籌設資政院，預備立憲，並籌備在各省開辦咨議局。1908年7月，頒布《各省咨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內成立咨議局。同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以確立君主立憲制政體，成立代議會。在立憲派成員的請願下，清廷宣布預定在1913年召開國會。1908年11月，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繼位，即宣統帝，其父載灃擔任監國攝政王。
三歲的宣統帝溥儀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發保路運動，清廷急派新軍入川鎮壓。10月，革命派於湖北發起武昌起義，南方各省隨後紛紛宣布獨立。清廷任命北洋新軍統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成立內閣並統領清兵。袁世凱一方面於陽夏戰爭中向革命軍施壓，另一方面卻暗中與革命黨人談判，形成南北議和的形勢。
王朝後續
疆域
領土範圍
1760年，平定準噶爾的清朝疆域達到極盛，東北與俄羅斯帝國分界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與外興安嶺，這條疆線直到鄂霍次克海與庫頁島；正北與沙俄分界薩彥嶺、沙畢納依嶺、恰克圖與額爾古納河；西北與哈薩克汗國等西北藩屬國分界薩彥嶺、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爾喀什湖至帕米爾高原；西南與印度莫臥兒帝國、尼泊爾、不丹等國分界喜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與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分界相近，包含南坎、江心坡及緬甸北部等地；東與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與東海，與朝鮮王朝沿圖們江、鴨綠江分界；清朝還領有台灣、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諸島（時稱千里石塘、萬里長沙、曾母暗沙）。
清朝全盛時期地圖。
行政區劃
- 內地
清朝內地行政區劃 |
- 土司
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肅等省設有土司，分為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和長官司（長官為武職），與土府、土州、土縣（長官為文職）。土司的長官以當地各族頭人充任，可以世襲，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頒給印信，歸所在地方之督撫、駐紮大臣管轄。宣慰等司的長官隸屬於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隸屬於吏部。雍正年間，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的土司開始改行流官制，史稱改土歸流。光緒、宣統之際，趙爾豐出任川滇邊務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東部的宗也開始改土歸流。
- 東北
東北為清朝龍興之地。入關後，以駐防八旗留守盛京瀋陽，並嚴禁內地漢人出關耕種。康熙至乾隆年間，逐漸形成三個相當於行省的將軍轄區：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之下設專城副都統分駐各城，並管理各城的臨近地區。副都統下有總管統領各旗。在漢民聚居之處，置府、州、縣、廳，如同內地。居於黑龍江、嫩江中上游的巴爾虎、達斡爾、索倫（鄂溫克）、鄂倫春、錫伯等族，編入八旗，由布特哈總管、呼倫貝爾總管管轄。黑龍江、里江下游及庫頁島的赫哲、費雅喀、庫頁、奇楞等漁獵部落則分設姓長、鄉長，由三姓副都統管轄。1907年改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將軍轄區為省。
藩屬國
清朝藩屬國最多時有19個。早在皇太極、康熙時期就有朝鮮與琉球國。到乾隆時期擴充到東南亞地區的安南（越南）、南掌（今寮國）、緬甸、暹羅（今泰國）、高棉、蘭芳共和國（今加里曼丹島西部）以及呂宋、蘇祿（於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群島後相繼消失）；南亞地區有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與拉達克（歸駐藏大臣管轄）等國；中亞地區有哈薩克汗國、布魯特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愛烏罕（今阿富汗）、巴達克山與乾竺特等國。
18世紀中葉，中亞西部的政局在激烈的動盪中重構，動盪的局勢波及帕米爾高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在統一新疆後，再次將中原王朝的疆域拓展到帕米爾高原。當清朝介入帕米爾地區後，在處理中亞事務時的政策取向，直接影響到中亞各國未來的命運以及該地區的政局。當時，中亞諸國的實力顯然無法與清朝對抗，而清朝在西北邊疆既要面對強鄰俄國，又要強化蒙古的藩部地位。如何處理和卓後裔問題，消除內部的隱患，隔絕哈薩克、布魯特各部，構建安全螢幕障成為清朝中亞政策的首要目標。在平準戰爭過程中及戰後，哈薩克、布魯特、浩罕汗國、塔什乾、巴達克山等政權、部族均向清朝臣服，期望清朝的中亞政策能夠惠及自身。在帕米爾以西構建郡縣制、分封制等統治構想破滅後，清朝最終決定將中亞納入藩部系統，與中亞各部族互不干涉，“永守邊界”，保持睦鄰友好。
政治
中樞機關
- 議政王大臣會議
議政王大臣會議，是“議政王”與“議政大臣”集議諸事的一種議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當長的時間裡，為皇帝指揮下議處軍國大政的最高權力機構。是與八旗制度及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密切相聯的。在清初權力很大，一旦決定事務連皇帝也不能改變，故而隨著皇權的集中被逐步削弱。1791年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諭將其撤銷。
- 內閣
1631年，皇太極仿明制始設內三院。1644年五月初三，多爾袞進入北京後，諭“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與滿官一體辦事”。這樣，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襲了明內閣等中央機構，原明官員也留任，與滿官一體辦事，中央政權機構迅速運轉起來。軍機處設立後，內閣的地位開始下降。
- 南書房
1677年，康熙帝設立南書房，起初是為了與翰林院詞臣們研討學問，吟詩作畫而設。由於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機要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這使南書房“權勢日崇”。南書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將外朝內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內廷，實施高度集權的重要步驟。
- 軍機處
1729年，雍正帝為及時處理西北軍報始設軍機房，1732年改稱軍機處。乾隆帝即位後安排數位“總理事務王大臣”進入軍機處，故改名總理事務處。1737年，乾隆服滿親政，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自請罷職，恢復軍機處名稱，自此遂成定製，軍機處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核心權力機構，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幾乎可忽略不計，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制度的頂峰。直至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責任內閣”，軍機處廢止。
軍機處內景
- 清朝責任內閣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廢除軍機處，實行內閣制，任命內閣總理大臣和諸大臣組成內閣。由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組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內閣。然而，由於內閣成員中過半數為皇族或滿人，又被稱為“皇族內閣”。該內閣在辛亥革命後倒台，由袁世凱組成的新內閣所取代。
執行機關
監察機關
清朝全國最高監察機關名為都察院。都察院負責糾劾各級衙門、官吏之奸貪劣跡，條陳政治民生之得失利弊，參加九卿議奏事議，會同刑部、大理寺審辦欽交大案及朝審、秋審，檢查註銷文書案卷和封駁事宜，以及稽察京師地方治安等事。其所屬監察機構有：十五道、六科、宗室御史處、稽查內務府御史處、五城察院。其中的六科是清初仿明制，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掌勘察官府公事。初為獨立機構，至1723年始隸都察院。
選官制度
品級制度
清朝官員等級分“九品十八級”，每等有正從之別，不在十八級以內的叫做未入流，在級別上附於從九品。
刑律制度
1647年，《大清律例》編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襲《明律》的內容。後經康熙、雍正兩朝屢次增刪，並於1727年公布。但清朝最經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清廷對各少數民族地區還有各種特訂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例”，維吾爾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強對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統治。
1907年修訂法律館“專以模範列強”為宗旨，制定大清新刑律草案。草案分總則、分則兩編，刑種有主刑、從刑兩類；並制定了有關國交、選舉、交通、通訊等方面的犯罪條款，確立了緩刑、假釋的制度。在新刑律頒行前，修訂法律館刪修大清律例，以《大清現行刑律》作為過渡，於1910年頒行。
地方制度
國旗與國歌
起初，清朝沒有法定的國旗與國歌。近代以後，隨著與西方國家的交往，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國旗與國歌。1888年，清政府認定“黃底藍龍戲紅珠圖”（即俗稱的清朝“黃龍旗”）為大清國旗。
三角黃龍旗 | 黃龍旗 |
|---|---|
 三角黃龍旗 |  黃龍旗 |
軍事
八旗
清前期清軍主要分為八旗和綠營二種。八旗制是努爾哈赤在女真牛錄製的基礎上創立的一種兵民合一的制度。八旗又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旗設都統（固山額真），由中央八旗都統衙門掌握，地方督撫無權徵調。1650年，順治帝對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由自己親自掌握正黃、鑲黃、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變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時加強上三旗的實力，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有所削弱。
從正黃、正白、鑲黃上三旗的滿、蒙族人中挑選組成親軍營，負責侍衛皇帝和宮廷，歸領侍衛內大臣統轄。兵衛負責拱衛京師，主力有驍騎、前鋒、護軍、步軍等營，還有選自各營、裝備精良的士兵組成的健銳營、火器營、虎槍營、神機營等。
綠營和團練
海軍
1651年，順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設水師，此為清朝水師之始。內河防務以長江為主體，沿岸各設水師。洋務運動時期清朝才有新建海軍的動作。為建立船艦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馬尾成立總理船政事務衙門，以沈葆禎為船政大臣。同年，李鴻章要求其江南製造局建造炮艦。1868年8月，第一艘中國製造的蒸汽軍艦，“恬吉”號下水。隨後的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分別摧毀南洋艦隊與北洋艦隊，這也標誌自強運動的失敗。
新軍
清末新政時，袁世凱在華北組建新建陸軍（即北洋軍），張之洞在南方組建自強軍。到清朝滅亡前夕，其陸軍可以號稱100萬，但大概只有60萬戰鬥人員，其中只有17.5萬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並非所有新軍均效忠清廷，部分暗中支持革命軍。
對外戰爭
分期 | 時間 | 戰爭 | 交戰國 | 結果 |
|---|---|---|---|---|
清朝前期 | 1627年 | 朝鮮（李朝） | 朝鮮敗，求和，約為兄弟之國 | |
1636年 | 朝鮮（李朝） | 朝鮮敗，成為清朝附屬國 | ||
1685年－1686年 | 沙俄敗，《尼布楚條約》 | |||
1765年－1770年 | 緬甸（貢榜王朝） | 簽訂和約 | ||
1788年－1789年 | 安南（西山朝） | 安南求和 | ||
1788年－1792年 | 中國勝，保衛了西藏領土 | |||
清朝後期 | 1840年－1842年 | 英國 | 英國勝，《南京條約》 | |
1856年－1860年 | 英國、法國 | 英法勝，俄國漁利，《天津條約》、《北京條約》 | ||
1875年－1878年 | 中國勝，收復新疆 | |||
1883年－1885年 | 法國 | 中國不敗而敗，《中法新約》等 | ||
1894年－1895年 | 日本 | 日本勝，《馬關條約》 | ||
1900年 | 英、法、德、俄、美、日、意、奧 | 八國勝，《辛丑條約》 | ||
1900年 | 沙俄勝，但未能實現其“黃俄羅斯計畫”，《中俄收交東三省條約》 |
經濟
主詞條：清朝經濟
清前期“康乾盛世”的國力強盛，主要體現在農業、手工業、商業均取得較大幅度發展，特別是耕地面積擴大，人口增加和國庫錢糧充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峰。
農業
清朝採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產量。由於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較發達。清初為緩和階級矛盾，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雍正帝時期實行“攤丁入畝”的政策，清朝前期還多次豁免天下錢糧。內地和邊疆的社會經濟都有所發展。至18世紀中葉，清朝的封建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於是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更加嚴密，國力強大，秩序穩定。
手工業
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產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瑯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
商業
清朝商業發達，集市貿易是最普遍的交易形式。城鎮是商品的集散地、轉運貿易的起落點和各地集市的聯結點。城鎮與商品經濟密切相關，與商業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清代的城鎮市場有兩種：一種是市鎮集市，就是設定於市鎮的集市；另一種就是城鎮裡的商業店鋪，這是城鎮裡的經常性的和主要的商品市場。這一時期城鎮市場的繁榮，首先表現在市鎮集市有顯著發展。市鎮集市與農村集市的不同點在於，在市鎮集市進行交易的，除了市鎮四周的農民，主要是小商販，其商品的購買者主要是城鎮居民。這一時期市鎮集市和農村集市同樣有較快的發展。其次，這一時期城鎮市場的繁榮還表現為商鋪的行業和鋪面數量的增多。各城鎮所擁有的店鋪行業並不相同，有的多達六七十種行業，有的只有十幾種，一般多為二十幾種。但總的來說，行業的數量和店鋪數量日益增多是其發展趨勢。如，明代山東臨清城內擁有大小店鋪五六百家，清朝時期到達千餘家。這一時期，在某些較大的商業繁榮的城鎮，還出現了一些專業街巷，甚至一街一行、一巷一行。新的商業城鎮不斷湧現，原有城鎮的商業區不斷擴大，是城鎮市場繁榮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時期的城鎮市場，一般都是縣級的商品市場中心，是本縣各地集市的聯結點和貿易中心，具有調劑本縣產品餘缺的功能。有些城鎮市場，由於其規模較大或商品生產比較發達，或地處交通要衝，因此不僅是本縣的商品市場中心，而且是一個地區的商品市場中心。有的則成為區域性市場，即一省或一個經濟區的商品市場中心。隨著商業的發展，城市更加繁榮，在幾大城市形成了區域性的商業中心。
此時，區域性市場逐漸形成。如北方的齊魯市場中原（豫章）市場、燕北（京津）市場、潞澤市場、關中市場、遼東市場南方的嶺南市場、江南市場、湖廣市場、漳泉市場、江西市場，等。各個區域性市場都形成了一個或幾個區域市場中心。如齊魯市場的中心城市有濟南、臨清、青島；關中市場的中心城市有西安、鹹陽、南鄭；中原市場的中心城市有開封洛陽、南陽等。齊魯市場的中心城市之一臨清，其商品市場既為本地居民手工業者和附近州縣農民服務，也為魯西和直隸東部部分州縣服務，它是個以中轉為主的商品市場。臨清的糧食，每年銷量達500-1000萬石，是北方最大的糧食交易中心。臨清又是南方棉織品、絲織品北銷的中轉站，西、陝西、遼東的布商從這裡購貨北銷，山東、河南各州縣布商也從這裡購貨，回到本地發賣，是北方最大的紡織品市場。
全國市場在清朝也已經形成。全國統一，社會基本安定，為全國市場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環境條件。並為統一商業政策、統一稅制、統一幣制、統一度量衡制度的實行提供了可靠條件。全國市場已經形成，其標誌還表現在清代某些產品不僅形成了中心產地，而且這些中心產地的產品其市場已遍及全國，或者說某些商品已經有了全國市場。如明代蘇州、杭州已成為絲及絲織品的生產中心，至清代，又出現了兩個新的絲織業中心，即南京、廣州，它們的產品遍布全國各個市場。時人稱“江綢貢緞之名甲天下”，其產品“北溯淮泗，達汝洛，趨京師；西北走晉絳，逾大河，上秦隴；西南道巴蜀，抵滇黔；南泛湖湘，越五嶺，舟車四達，悉貿遷之所及耳”。而廣州的絲織品，“金陵、蘇杭皆不及”，人稱“廣絲甲於天下”。其他，如蘇州、松江的布，佛山的鐵器，景德鎮的瓷器，台灣的糖，安徽、福建的茶等，都有了全國性的市場。三是由於區域性市場的發展，各區域性市場進一步聯結起來，已形成了幾個全國中心市場，即時人所謂的“四大聚”：“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除“四大聚”外，還有“天下商賈聚”的廣州、南京、杭州、揚州、天津等城市。康、雍、乾三朝時期，商品生產發展，商業繁榮，商路廣闊，已形成了由農村集市、城鎮市場、區域性市場與全國性市場組成的商業網。
金融
高利貸典當業的發展：康、雍、乾三朝時期，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高利貸業十分活躍。其計息方法，有以年計的，有月計的有以日計的而以月計者為名數。利息多為月息三分、五分，即借一兩銀子，月息三分或五分。雖有低於三分者，但很少，有的高達九分，還有加一（10%）加二（20%）加三（30%）者。據不完全統計，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國共有7355家當鋪乾隆十八年（1753年）猛增至18308家，增加了將近一倍半。其增長速度是很快的，反映了這一時期高利貸典當業的發展相當迅速。還有一種特殊的高利貸，即清廷的生息銀兩，由國庫撥出一定數量的銀兩交內務府或各鎮、各省營運，以獲得的利息解決低層官員的經濟困難等。這種生息銀兩始於康熙朝，至乾隆朝則逐步收縮，嘉慶年間再度活躍，直至鴉片戰爭後仍然存在。康熙四十二年，聖祖親自批准借給兩淮鹽商100萬銀兩年息為10%。雍正元年（1723年）撥出90萬銀兩生息，月息“按一分生息”。這種生息銀兩與民間的高利貸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只不過利息稍低一些而已。其月息為一分至三分不等，以一分、二分為多數。清廷將生息銀兩投放市場，擴大了高利貸資金和高利貸市場，推動了高利貸業的發展。
印局、錢莊和賬局的出現：隨著高利貸業的發展，一種專門經營高利貸的信用組織——印局出現了。約在明天啟年間，北京已有關於印局的記載。康熙二十年（1681年）兩江地區已出現專放高利貸的組織印局。清代中期以後，各主要商業城市都出現了印局。其利息較一般高利貸要高，多在月息三分至六分。明代晚期，白銀與銅錢並用，因而出現了經營兌換業務的信用組織，開始是擺攤，稱錢桌或錢攤，後來出現以門面經營，稱錢莊、錢鋪兌店。到清代，錢莊的職能逐漸擴大，除兌換業務外，還經營放債與存款錢莊盛行於江南，以漢口、上海為中心，紹興幫的勢力最強。與錢莊職能似的信用組織北方稱之為“賬局”。第一個賬局是山西商人王廷榮出資金千萬兩在張家口開設的“祥發永”。山西商人在北京、張家口經營的賬局最多，僅北京城鴉片戰爭前就有百餘家賬局，本銀在一千數百萬兩。賬局的借款對象，一為工商店鋪，二為印局、典鋪、錢鋪，三為官吏和蒙古貴族。它為工商業融通資本，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日升昌票號發行的憑票
票號的出現：雖然明代民間已有“會票”即匯票一類流通，但經營匯兌業務的信用組織票號的出現是在清代。由於票號多掌握在山西商人手裡，因此又稱“山西票號”。山西票號的分號，分布在全國90多個城鎮，有400多莊，當時號稱“匯通天下”。在銀行出現以前，“全恃此以為匯兌”。票號的利息，存款一般為月息三至四厘，放款為月息七至八厘，較低的為五厘，較高的為一分。其服務對象為錢莊、當鋪和一般的工商業者，並對清廷提供信用，緩解了國家財政危機。從票號資金來源、服務對象及其職能來看，基本上仍屬於封建主義的生息資本，但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長途販運和大區域之間的經濟交流，推動了全國性市場的出現，也為近代銀行的出現，從人才、管理制度和經驗的積累方面，提供了條件。
貨幣
清朝貨幣大體上采銀兩與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但銀的地位更見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國銀元除西班牙銀元外，還有葡萄牙銀元、威尼斯銀元、荷蘭銀元、法國銀元等。鴉片戰爭前後，需要固定形式的銀幣出現，正式使用機器鑄造銀幣則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鴉片戰爭前，由於英國將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由於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幣，這帶動了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使得曾經於1651年順治帝發行紙幣，到1853年鹹豐帝又發行大清寶鈔與戶部官票等紙幣，以穩定清朝經濟。
賦役
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賦役制度，儘管屢經調整，但由於積弊已久，仍十分繁雜而混亂。康熙五十一年（1712），決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國人丁數2462萬餘丁，丁銀335萬餘兩為定額，以後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銀。雍正元年（1723）直隸總督李維鈞請求將丁銀攤入田糧中徵收，得到朝廷的允許。以雍正元年逐步實行“攤丁入畝”政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長期以來的賦稅不均的情況，有利於調動勞動人民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乾隆帝更是多次大規模地蠲免田賦和漕糧，以及各省的積欠，並於乾隆十年、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嘉慶元年（1777）五次下令，分三年輪免各省的額賦和錢糧一年。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蠲免賦稅的政策，儘管是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所採取的緩和矛盾的措施，但相對於橫徵暴斂，巧取豪奪來說，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一些負擔，使他們得以安心於生產而免遭顛沛流離之苦。
財政
平定三藩後，地丁銀年收入二千六百萬至二千八百餘萬兩，留存地方支用約八百三十餘萬兩外，再加其他收入，一年財政收入近三千萬兩。由於財政收入稅制的確立和各項稅法的日趨完善，清朝的財政收入大於支出，戶部庫存也日益充裕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及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增至七千八百萬兩，清朝的財政收入以進入最佳的鼎盛時期。（也有說法認為1777年接近8200萬兩，是為有清一代的最高紀錄）嘉慶初年爆發的白蓮教起義，成為清朝財政的轉折點。1804年平定白蓮教之後，清朝又迎來了和平時期。在接下來的16年間，內地和邊疆均未發生大規模戰事。令人訝異的是，戶部盈餘量並沒有因此發生反彈，在本周期的大部分年份，盈餘量一直維持在2000—3000萬兩之間。
但是，一旦朝廷用兵邊陲或平定內亂，軍費急劇增加，其現金儲備會大幅下降。但歷次邊陲用兵並未導致清政府提高田賦稅率或新設捐稅以增加國庫收入。
土地
文化
主詞條：清朝文化
小說
吳敬梓（1701—1754）是清代小說家和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儒林外史》是我國著名古典長篇小說。全書以整個封建社會為批判對象，以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為中心，通過對他們生活和心靈的描繪與剖析，勾畫了形形色色的“儒林”眾生相。
清代小說中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形象，展示了社會生活的萬千氣象。例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匡超人、馬二先生等。和明代小說比較起來，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更接近於生活，縮短了和讀者的距離。
詩詞
清詞號稱“中興”，僅順康兩朝，詞人就達到2500多人、詞作60000餘首，遠超前面任何一個朝代，尤其是相較於詞學衰微的元、明兩代。到了康熙時期，清詞第一次展示了其驕人的創作成績，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徵，在唐五代、兩宋詞外別立一壇。出現王士禛、陳維崧、朱彝尊、顧貞觀、厲鶚、納蘭性德等重要詞人。朱彝尊、陳維崧和納蘭性德，他們在整個詞史上的地位雖評價各異，褒貶不一，但其康熙詞壇大家”的地位，幾無人撼動，尤其是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其“學南宋，尚醇雅”的理論，引領有清一代詞壇創作風氣之先。清詞進入鼎盛時期。清末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並稱“晚清四詞人”。綜觀清詞的顯著成就，可概括為三點：第一，作者多；第二，立論高；第三，功夫細。
戲劇
京劇之名始見於1876年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系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崑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而成。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
散文
主詞條：桐城派
繪畫
清代的畫壇由文人畫占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在藝術形式上翻新出奇，並湧現出諸多不同風格的流派。清初朱耷、石濤的山水花鳥畫，中期的“揚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吳昌碩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均對後人有很大影響。
郎世寧《百駿圖》（局部）
篆刻
主詞條：明清篆刻
清代金石學盛行，以及歷代金石文物的大量出土，不少學者致力於這些文物和古代文字的蒐集、研究、著述和流播，因而擴大了篆刻家的視野。清代篆刻流派之多也為前所未有，代表人物有：趙之謙、吳昌碩、厲良玉、齊白石等。
學術
哲學
新學
史學
在考據學風的影響下，對古史的考訂、補撰以及金石史料的蒐集蔚成風氣，出現各種史學著作。惠棟有《後漢書補註》24卷；錢大昕有《兩漢書辨疑》40卷、《三國志辨疑》3卷、《後漢書補表》8卷、《補續漢書藝文志》2卷、《嘉定金石文字記》4卷；梁玉繩有《史記志疑》36卷；崔述有《考信錄》一書；杭世駿有《史記考證》《三國志補註》《補晉書傳贊》《北齊書疏證》《經史質疑》等；謝啟昆有《西魏書》24卷；沈欽韓有《左傳補註》12卷、《左氏地理補註》12卷、《兩漢書疏證》74卷等；雷學淇有《考定竹書紀年》14卷；洪亮吉有《四史發伏》12卷、《三國疆域志》2卷、《東晉疆域志》4卷、《十六國疆域志》16卷、《西夏國志》16卷等；畢沅組織編撰《續資治通鑑》等。史學考訂、補輯工作，是對中國歷代史書的一次全面清理和總結，為後人治史開拓了道路，最有成就者當推王鳴盛、錢大昕、趙翼三人。王鳴盛除《十七史商榷》外另有《蛾術編》，屬以考證為主的學術著作，以論經義、史地、國小為主，旁及制度、名物、人物、文字、詩文、碑刻等，內容十分豐富，其中《說地》《說制》《說人》《說物》四類38卷尤為精闢；錢大昕除《廿二史考異》外還參與過《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等官書的纂修。對於史學之又一貢獻是在元史學，有《元史氏族表》3卷、《元史藝文志》4卷，他有志於重修一部元史，已成《元史稿》100卷，不幸散佚；趙翼除《廿二史劄記》外尚有《皇朝武功紀盛》4卷、《陔余叢考》43卷、《詹曝雜記》6卷。
在官修本朝史和邊疆底定的形勢影響下，出現了一批研究撰寫本朝史和邊疆史的學者，他們的學術成就對晚清學術風氣有重要影響。趙翼的《皇朝武功紀盛》，即以紀事本末的體裁，記述了聖祖、高宗兩朝平定三藩平定朔漠，平定準噶爾及平定緬甸、兩金川台灣、廓爾喀等重大史事，頗有史料價值；蔣良騏以供奉史館之便，編寫《東華錄》32卷，記清代前期五帝六朝史事，取材以實錄、題本為主，因其成書在清廷修改實錄之前，故保存了許多重要的原始資料；陸耀輯撰有《皇朝藩部要略》18卷《西域釋地》1卷《西陲要略》4卷及《新疆識略》等；徐松博極群書，因事戍伊犁，“自出關以來，於南北兩路，壯遊殆遍。每有所適，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針，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寫成《西域水道記》5卷。以上既為清朝的當代史，又與邊疆的鞏固與開發有關，由此形成史學研究注重當代史和邊疆史的特點。
在史學理論方面，章學誠的史學理論貢獻。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岩。其學說要點：一是將史籍分為“著述”和“比類”兩部分。他說：“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所謂著述，即指自成一家的獨斷之學；所謂比類，即指資料的記錄、整理和纂輯。基於這種見解，他贊成著述成家，提倡撰寫通史二是標舉“史意”，提倡“史德”。所謂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圖和宗旨，所謂史德，即在劉知幾史學“三長’（才、學、識）理論基礎上，再倡“史德”之說。三是史學總體觀念。他說：“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這是將不同的史籍視為相互聯繫的總體來看待，統稱為“史”。正是在這種總體觀的指導下，他特別重視州縣方誌的編纂，因而導在州縣建立志科，為修國史積累資料。其次是修志實踐。章學誠未入過國史館，其一生的修史實踐主要是在地方志的纂修上，經他纂修的有《天門縣誌》《和州志》《永清縣誌》《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在修志活動中章學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如志乃史體，應國史所取材，重視史表的作用，史書應該有圖，方誌應該立“三書”之體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書）以解決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等等。這是他在修志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此外，還高揚“六經皆史”之說，不趨從於考據學風，敢於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
章學誠
文字獄
主詞條：清代文字獄
清初和中期，統治者屢興文字獄。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清朝諸例文字獄中，有名的有康熙時期的南山案、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等。
科技
醫學
地理
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劃、測繪工作，製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製成了《乾隆內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裡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中國的新疆地區。
農學
清代的農書約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兩朝為繁盛。有《欽定授時通考》《廣群芳譜》《補農書》等著作。其中大型綜合性農書《欽定授時通考》，是1737年由乾隆帝弘曆召集一班文人編纂的。全書規模比《農政全書》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書，各省大都有復刻，流傳很廣。
數學
水利
建築
清朝皇帝熱愛修建園林，數三山五園最為著名。北京西郊的圓明園也是十分奢華，圓明園擁有150多座精美的宮殿、台閣、寶塔等建築。前後經歷一百五十餘年，耗費白銀約二億兩。改建之外，除在緊東鄰新建了長春園，在東南鄰併入了萬春園。圓明三園的格局基本形成。嘉慶對綺春園進行修繕和拓建，使之成為主要園居場所之一。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文物被劫掠。
頤和園
鐵路
清朝末年的交通事業有所發展。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工程之艱巨是當時世界鐵路史上罕見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難關，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減緩了坡度，降低了造價，比原計畫提前兩年完工。京張鐵路是中國人利用自己的技術力量修成的。
民族
華夷之辨
通過《大義覺迷錄》和《清帝遜位詔書》可以看出清朝為實現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這一過程，既讓滿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轉變，同時以“華夷一家”為核心的“中華大義”還進一步演變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諸民族等“非漢世界”認同“大中華”價值的共同依據，為實現文化和疆域意義上的“中華”最大化，做出了貢獻。中國在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理念衝擊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發出“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回應等事實，既彰顯了清朝內部凝聚之功。這兩份首尾呼應的歷史性文獻，構成了嗣後中國政府表達國家主權和領土訴求的主要法理依據。
首崇滿洲
作為統治族群和八旗軍隊中的主要組成部分，滿人尤其被視為國家根本、朝廷柱石。滿洲將士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後平三藩、滅回部等戰役中立下汗馬功勞。故終清一代，“首崇滿洲”（又稱“滿洲根本”）是清朝的既定國策。清朝時期，滿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領域主要享有一下幾類特權：
方面 | 內容 |
|---|---|
教育 | 清廷為宗室子弟特設宗學；覺羅子弟有覺羅學；普通八旗子弟有鹹安宮官學等八旗官學；內務府子弟有景山官學等； |
律法 | 清代滿漢（旗民）不同刑。例如正身旗人犯充軍、流刑罪者有免發遣以枷號代替的特權。此外，旗人司法權也獨立於民人之外。如駐防旗人觸法不歸當地督撫管制，而由該地區駐防將軍、都統負責。京旗子弟由步軍都統衙門處理、宗室則由宗人府全權裁決。 |
待遇 | 清廷分撥滿洲子弟以旗地，免賦稅。旗地受國家保護，不得私自買賣。除了旗地之外，清廷還負責分配房屋以供居住。此外，滿洲子弟未成年者有養育兵政策，按月可得一定薪資。 |
居住 | 清廷在全國各處八旗駐防地均設定“滿城”供兵丁居住，漢人不得隨意出入滿城。 |
首崇滿洲政策和給旗人寄養的特權，使滿人的風俗從騎射民族的勤儉樸實變為奢華糜廢。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遜位，民國建立，“首崇滿洲”之國策也隨之壽終正寢。
漢族政策
科舉優待
清政府尊崇儒學，按歷代漢族王朝傳統開設科舉，從中選拔士人以贏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另外科舉考試中還制定了滿不點元、旗人不列鼎甲等防止旗人參加科舉考試與漢人競爭的優待政策，在此政策下，終清一朝，除開朝滿漢分榜時期有兩位滿人狀元外，狀元這一最高殊榮全部給了漢人。
重用漢官
清朝為奪取和鞏固對全中國的統治，除起用范文程等人外，在入關過程中先後招降了前明漢族重臣還有洪承疇，將領吳三桂、李成棟、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統領的漢族軍隊。後因其叛亂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個主要的藩王，被稱為平三藩。帶兵收復台灣的施琅也是漢族前明軍官。
晚清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漢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國及洋務運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甲午戰爭後清廷實行新式練軍，亦以漢族官兵為主。其中如袁世凱、留學普魯士學習軍事的段祺瑞、馮國璋、留學日本的王士珍，和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關鍵作用，並成為後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剃髮易服
清兵入關時曾頒發“剃髮令”，因引起漢人的不滿和反抗，於是公開廢除此令。1645年，清兵進軍江南後攝政王多爾袞提出重新頒發“剃髮令”。漢族大部分生者都剃髮結辮，改穿滿族衣冠；堅持不願改換衣冠者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門，帶髮修行。一直到1912年清朝滅亡後才剪辮。
蒙古政策
清朝對內蒙古實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聯姻來籠絡蒙古各部首領，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領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實行分而治之的“扎薩克制”，亦即盟旗制度。
按照這種制度，原蒙古各部稱為盟，是內蒙古地區最基本的行政單位，旗設旗長，即“札薩克”，為世襲之職位。旗下設佐、什，受旗長管制。若干相鄰的旗為一盟，盟有盟長，由清廷中央直接任命。盟為監察區，不屬行政單位。當時主要有哲里木、昭烏達、錫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對清廷中央負責，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內蒙古地區設熱河都統、察哈爾都統和綏遠副將軍，率軍駐防要地，以加強軍事控制。
清朝統一了蒙古各部後，對蒙古的統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為朔方邊患的勢力，又要籠絡其奴隸主們統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為清廷統治全國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和帝國北部疆域不設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廣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維護了蒙古地區安定局面。
西藏政策
清朝對西藏管轄的舉措是冊封制度、駐藏大臣和金瓶掣籤制度。
1727年，雍正帝在西藏設駐藏大臣，辦理西藏事務；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與達賴和班禪共同管理西藏；駐藏大臣的設定，標誌著中央政府對西藏管轄的加強。乾隆年間。清廷陸續頒布《西藏善後章程》和《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確定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處理政務的平等地位，鞏固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清廷在西藏改革烏拉、租賦、錢法、貿易制度；活躍民族貿易；創報、興學、發展農牧工礦業和加強交通、郵電事業的開發等。
清朝還設定了金瓶掣籤制度。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達賴、班禪轉世的監督和任授權力。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體制，確立系統治藏法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一制度一直延續至今。
金奔巴瓶
西南土司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時期羈縻州縣制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其實質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數民族的世襲首領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並承擔賦役以進行間接統治，朝廷中央的敕詔實際上並沒有能夠得到真正的貫徹。但有些土官以世襲故，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
康雍乾時期，國力強盛，中央政府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爾泰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選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務，“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制苗之法，固應恩威並用”。
回族政策
清代是歷史上回族反抗統治者最頻繁的一個朝代，回民起義“從清朝初年繼續到它的覆滅的那一天，方告停止”。回族人反抗清朝，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清朝推行歧視回族的法律法規，是引發回族起而反抗的一個重要原因，“清政府對穆斯林，由歧視而壓迫，清律上有若干條文，對穆斯林之犯罪者，特別加重處罪。”“從1762年起，清帝頒發了歧視他們（回族）的嚴厲的法律，使得回族人在一些情況下所受處罰比同類案件中的漢族人要重得多”。
清廷一方面“回人久隸編，即與百姓元異”，“回豈非民乎”針對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適用於回族，另一方面又誣稱“回民獷悍成習，結黨為匪，僅照常辦理不足示懲”。實際生活中，官府欺壓回民的事屢見不鮮，一些漢族士大夫也頗有感慨，向來地方官偏袒漢民，只要是爭訟鬥毆，無論曲直，都是抑壓回民。
外交
外交機構
中西交流
中俄關係
周邊關係
簽訂條約
條約名稱 | 中方簽約人 | 失地 | 賠款 | 時間 |
|---|---|---|---|---|
— | 六百七十萬兩 | 1841年5月27日 | ||
中英南京條約（舊稱江寧條約） | 二千一百萬圓 | 1842年8月29日 | ||
耆英 | — | 六百七十萬兩 | 1843年7月22日 | |
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 耆英 | — | — | 1844年7月3日 |
中英虎門條約 | 耆英 | — | — | 1844年10月24日 |
耆英 | — | — | 1844年10月24日 | |
麟桂 | — | 1854年7月5日 | ||
60萬平方公里 （黑龍江以北） | — | 1858年5月28日 | ||
— | — | 1858年6月13日 | ||
桂良，花沙納 | — | — | 1858年6月18日 | |
桂良，花沙納 | — | 四百萬兩 | 1858年6月26日 | |
桂良，花沙納 | — | 二百萬兩 | 1858年6月27日 | |
桂良 | — | — | 1858年11月8日 | |
奕訢 | 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 | 一千叄百萬兩 | 1860年10月24日 | |
奕訢 | — | 八百萬兩 | 1860年10月25日 | |
奕訢 | 40萬平方公里 （烏蘇里江以東，含庫頁島） | — | 1860年11月4日 | |
明誼 | 44萬平方公里 （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 | — | 1864年10月7日 | |
— | — | 1868年7月28日 | ||
— | — | 1871年8月13日 | ||
奕訢 | — | 五十萬兩 | 1874年10月31日 | |
李鴻章 | — | 二十萬兩 | 1876年9月13日 | |
7萬平方公里 | 九百萬盧布 | 1881年2月24日 | ||
李鴻章 | — | — | 1884年11月5日 | |
李鴻章 | — | — | 1885年4月18日 | |
李鴻章 | — | — | 1885年6月9日 | |
中英煙臺條約續增條約 | 桂良 | — | — | 1885年6月9日 |
奕劻 | — | — | 1887年12月1日 | |
— | — | 1890年3月17日 | ||
— | — | 1894年3月7日 | ||
李鴻章 | 3.6萬平方公里 （台灣及澎湖列島） | 二億兩 | 1895年4月7日 | |
李鴻章 | 贖回遼東半島 | 叄千萬兩 | 1895年11月8日 | |
李鴻章 | — | — | 1896年6月3日 | |
中德膠澳租借條約 | 李鴻章 | — | — | 1896年6月3日 |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 李鴻章 | （租借九十九年） | — | 1898年6月9日 |
李鴻章 | — | 十億兩，實際賠付約60% | 1901年9月7日 | |
唐紹儀 | — | — | 1904年7月9日 | |
中日滿州善後條約 又稱《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及附約》 | — | — | 1905年12月22日 | |
中俄滿洲里界約 | 1400平方公里 （額爾古納河北部） | — | 1911年12月20日 |
社會
節慶
清代的歲時節日風俗很多，它反映了清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首先是元旦的風俗。農曆正月初一是元旦，又稱元日、新年。新年元旦的慶祝活動一般要持續數日，清人的記載多為“交賀三日”、“三五日乃止”、“自元日至上元無虛日”之類的語言。大致來說，初一至初五是新年元旦的高潮。元旦風俗豐富多采，是大型的綜合性節日。上元節往往要持續數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從十四日到十六日，歡慶三天，南方的時間要長些，一般是四五天，甚至更長的時間。當然也有些貧瘠地區，只是一兩天。清明與端午清代的清明節是一個較大的節日，全國普遍舉行。此外，清代還有填倉、龍頭、春社、文昌會、花朝、三月“上巳”、浴佛、天貺、重陽等重要歲時節日。
宗族
宗族法規維護社會秩序，受到朝廷歡迎。宗族為更好地行使權力，管好族人，往往請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則批准祠規，承認祠堂族長的審判權、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過清朝並不是予以宗族法規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長依據家法處死族人問題上，乾隆帝認為是“鄉曲之累”，採取反對態度。清代的宗族，多修有族譜，族譜又稱家譜、家乘、宗譜等。雍正朝以後，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廣東、江西等省曾大規模地推行族正制。
學校
服飾
清代時期，服飾皆以滿族的旗裝為主，旗裝外輪廓成長方形，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馬褂，其造型完整嚴謹，形象莊嚴肅穆。
人口
清朝的人口數也是歷代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紀末，已達到三億以上，道光時突破四億。
帝王世系
主詞條：清朝君主
清朝君主畫像 | ||
|---|---|---|
 清太祖天命汗努爾哈赤 |  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極 |  清世祖順治帝福臨 |
 清聖祖康熙帝玄燁 |  清世宗雍正帝胤禛 |  清高宗乾隆帝弘曆 |
 清仁宗嘉慶帝顒琰 |  清宣宗道光帝旻寧 |  清文宗鹹豐帝奕詝 |
 清穆宗同治帝載淳 |  清德宗光緒帝載湉 |  宣統帝溥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