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夏曾佑（xia zeng you）
- 別名：遂卿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杭縣（今浙江杭州）
- 出生日期：1863年
- 逝世日期：1924年
- 職業：學者、詩人
- 畢業院校：清國子監
- 主要成就：“新學詩”改革者之一、中國歷史教育理論開拓者之一
- 代表作品：《最新中國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等
生平,作品與成就,史學思想,評價,
生平
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曾官禮部主事、泗州知州，充兩江總督文案。入民國，一度退居，後曾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北平圖書館館長。早年，曾與梁啓超、譚嗣同交往密切，在一起研討“新學”，參加改良派維新活動。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和汪康年、梁啓超等人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宣傳“變法圖存”。年底，又與嚴復在天津創辦《國聞報》，積極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文化和政治思想，鼓吹變法維新，對戊戌變法起了推動作用。變法失敗後，《國聞報》被迫停刊，思想消沉，在政治上靠近洋務派。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底，出任安徽祁門知縣，任期滿後寓居上海。不久，被任直隸知州。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因母喪未就任，居上海。在此期間，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赴日考察回國後，任泗州知州、兩江總督署文案，曾撰文為清政府“立憲”製造輿論。
辛亥革命後，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後調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著有《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名《中國古代史》，闡揚教育的作用，雖僅寫到隋代，但書用章節體編寫，突破傳統的編撰方法，依據歷史的進化和演變，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大時期，被人稱為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此外，他對今文經學、佛學均有較深研究，也能作詩。
民國初，曾參與發起“孔教公會”。
作品與成就
他用進化論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史，所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頗有影響。胡適讀過該書之後，“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見地”（胡適日記1930年8月14日）。魯迅評價說：“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樣地清楚”。（《談所謂“大內檔案”》，收於《而已集》）。今人評價為“20世紀新式中國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國通史編纂百年回顧》作者：王家范）。
史學思想
與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夏曾佑比較早地接受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論觀點。較早地形成了歷史進化論思想，並努力將這種理念運用到歷史研究當中去。他之所以形成這種思想，自然與嚴復的影響分不開。
在天津與嚴復相識後，夏曾佑曾發願要把《天演論》“盡通其義，然後追想成書”，但終未如願。直到晚年，他還讚揚嚴復“一旦出數卷，萬怪始大呈”，對嚴氏翻譯天演論讚不絕口。所以，在教科書開篇，他便提到達爾文的《種源論》，認為該說雖“本於考察當世之生物與地層之化石”，但“條分縷析，觀其會通，而得物與物相嬗之故。”認為這種學說可以破除古代的神造史觀。在《神農氏》一節中，他明確指出，凡文明之國，其進化歷程必由漁獵社會而遊牧、而耕稼，只是為時有遲速而已。在《三國末社會之變遷》一節中，又明確肯定優勝劣敗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體歷史問題(如遊俠絕滅的原因)時，他也總是試圖說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還進一步認為，不能依據道德準則去衡量歷史進化現象，在《禹之政教》一節明確寫道：“至禹乃確立傳位之定法。蓋專制之權漸固，亦世運進步使然，無所謂德之隆替也。”
有意思的是，夏曾佑認為歷史進化以思想學術為先導，其他歷史因素只能尾隨其後。例如《戰國之變古》一節說：“古今人群進化之大例，必學說先開，而政治乃從其後。”他又認為不是所有的歷史事物都進化，有些歷史事物不但不進化，而且還退化。
《文學源流》一節說，《說文》所載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兩千餘名，足見今不若古；“學問愈密，則所用之名愈繁”。漢代以後的中國學問是日益退化的。這個結論當然有些可笑。實際上，名詞術語也有其歷史性。新事物、新思想層出不斷，當舊的語言概念不足以表達時，就會有新的名詞術語出現，而舊語言則歸於自然淘汰，這正是學問進步的表現。《說文》出現於漢代，當然不能完全概括漢以後的語言現象，怎么可以依據它所載名物的多少來判斷它以後的學術狀況呢？
夏曾佑有時還流露出歷史循環論思想。在致宋恕的信中，他說：“天道循環，往而必返。”《文帝黃老之治》分析中國歷史中太平與革命相互交替的現象，實際上也是在說中國歷史存在著循環公例。
與上述觀念相適應的，是歷史功能與歷史因果的思想。夏曾佑說：“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矣。故史學者，人所不可無之學也。”這就是他在歷史功能上的態度。
夏曾佑並認為，現實社會的發展變化無不具有歷史原因。因此，找到歷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現實變化的依據。換言之，今天之所以開花結果，無不緣於古人播撒的種子。這說明他肯定了歷史發展連續性的不可斬斷，表達了對歷史與現實關係的看法。教科書《敘》說：“運會所遭，人事將變。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前途之險夷。”第二冊《讀本期歷史之要旨》說：“至於今日，天下之人，環而相見，各挾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為上下。其為勝為負，豈盡今人之責哉，各食其古人之報而已矣。”因此，“以秦漢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國之前途，當亦可一測識矣。”
這種見解有點像是主張因果報應，推向極端，就會成為給現實中某些不合理現象進行辯護的所謂“歷史根據”，削弱人們變革現實的信心。《刊印憲政初綱緣起》就把中國未能儘早實行立憲制的責任推給歷史，說什麼“蓋其為物也大，則感動必遲；抑其建國也古，則守舊必篤。積篤與遲，則其立憲居萬國之終，自然之理，無足怪者。”他認為對現實的改造或變革必須考慮本國的歷史文化背景，曾經專門作《論變法必以歷史為根本》一文申論，這是對的，但他依據對歷史功能的認識來為現實辯護，則很有害。
夏曾佑承認客觀歷史規律的存在。《論中日分合之關係》一文說：“天下有自然之勢，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經數千百年之久，神光離合，起伏萬端，而其終也，仍歸於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嘆於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謂“天定”，指自然規律。歷史中也存在與天定相似的規律，即“公例”。他說：“歷史，有一公例。”這種公例，由因果關係構成，故爾《中國社會之原》又說：“天下無無因之果。”這話很容易讓人覺得，萬事都是活該。
因為相信因果，所以夏曾佑在敘述或分析歷史現象時總是去尋找深層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敘列了許多“鬼神術數之事”，指出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於對人類自身知覺及某些自然現象的不理解，可謂夏氏的精彩議論。《孔子之異聞》解釋“諸說之由來”、《三家總論》解釋老孔墨三家興衰原因，均為依據因果思想解釋具體歷史現象的實例。
從教科書看，夏曾佑最讓人佩服的，還是其歷史階段性思想。我們不能不感嘆，夏氏巨觀把握歷史發展脈搏和線索的能力非常強，很富於歷史的抽象力。這突出反映在他對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上面。
教科書《凡例》、《古今世變之大概》是其高度概括中國歷史之作。經過他的劃分和概括，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過程眉目清晰、便於把握了。他所運用的上古、中古、近古的模式，也突破了傳統中國史學完全依照王朝體系來劃分歷史的匡格。夏曾佑能夠把歷史看作一個整體，試圖整體地把握歷史走向，這在當時，確實是第一流的史識。
在對某一階段的歷史進行具體論述時，夏曾佑也常常對其進行更加細微的劃分，將歷史編織成一個網路。例如，《禹之政教》認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關係》將周人歷史分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戰國為古今大界，《致宋恕函》視先秦為一大關鍵，《秦之自出》以秦區別古今世界，《涼州諸將之亂》把三國視為時代轉變的樞紐，等等。《晉南北朝隋之行政機關》則提出，古今行政的變化與宗教、政治、學術、民風的發展並不協調，應給予單獨劃分。《三國末社會之變遷》又根據“士”這一特殊社會群體的特點，給予另一種劃定。這些全是夏氏著作的精粹所在。
在講論進化史觀時，今人多強調其與公羊三世說的相異。其實，這是外行的做法。在康有為、夏曾佑們看來，這兩個東西的基本面是一致的，不然他們又如何能把二者捏合到一塊呢？可見，研究歷史還得從既有的事實出發。進化論與公羊三世說，當然不是一個東西。但是，這是無須說的。須深析的，倒是他們形式上的相同以及經今文學派是如何拉大旗做虎皮的。在夏曾佑的著作中，今文經學思想非常明顯。《孔子之六經》明確說“以今文學為是”，《儒家與方士之分離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好學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學，本編亦尊今文焉。”這在夏曾佑那裡，是與進化論觀念相一致的。
夏曾佑的史學思想，首先表現在關於歷史對象的選擇上。他並非對所有的歷史對象都不分輕重緩急地予以敘錄，而是按照個人的理解，有選擇、有側重。教科書《凡例》說：“每時代中於其特別之事加詳，而於普通之事從略。如言古代則詳於神話，周則詳於學派，秦則詳於政術是也。余類推。”在這個層次下面，又各有輕重緩急，例如講周人“皆先詳其興替治亂，而後討論其宗教、典禮、政治、文藝諸事。”那么，什麼是“特別之事”呢？既要看它在歷史上的實際作用，更要看它對“今日社會”的影響。例如，黃帝蚩尤之役，是我國民族競爭的發端，亦即“吾今日社會之所以建立”，所以給予特別詳細的敘述。
《論變法必以歷史為根本》提出，地理、生計、風俗、宗教是國家政治的基礎，宗教尤其重要。《戰國之變古》說：“宗教之改革，此為社會進化之起源，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宗教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和種的關係，二是宗教與外族逼處的關係。教和種的關係，他認為二者相輔相成，甲定則乙定，反之亦然。而宗教與外族逼處的關係，他認為是構成國家成立的根本。夏氏著書，即力求闡明外族逼處與宗教薰染的關係，進而上探國家成立之本。
他所謂“宗教”或“教”，涵義寬泛。不僅基督教、佛教是“教”，而且儒、墨、道諸子以及某些原始信仰等“關乎社會者”，都是“教”，中間夾雜著一部分學術、風俗、教育而又與種族相關的內容，他統統“每於有大變化時詳述之，不隨朝而舉也。”可見，“教”既是“宗教”，也指“教化”。
“政治”作為地理、生計、風俗、宗教結出的果實，也被夏曾佑視為一項重要的歷史內容。所謂政治，主要指“關乎皇室者，如宮廷之變、群雄之戰”，也包括“賊”即農民的起義。他把兩漢的歷史歸結為宦官、外戚、方士、經生四類人的相起仆；對兩晉南北朝，則大寫賈后之亂、八王之亂、王敦之亂。對統治者的荒淫殘暴，也時予揭露和抨擊。例如《戰國之變古》說：“戰國之刑，不得謂之國律，皆獨夫民賊逞臆為之者也。”《秦於中國之關係》則說：“夫專制者，所以為富貴，而其極，必並貧賤而不可得。嬴氏可為列朝皇室之鑑戒矣。”相對來說，夏曾佑對經濟、文化、科技等則很少著墨或根本不提。如兩漢，既不講司馬遷、班固的史學，也不講漢賦文學，更不必說張衡的科技成就了。
《刊印憲政初綱緣起》說，中國歷史所書，只是一家之興替，而無民族全體之史。這當然與梁啓超《新史學》一致。《武帝儒術之治》說，漢高祖只是漢朝一家之皇帝，秦皇、漢武則是中國二十四朝的皇帝；教科書第三冊開篇則把中國歷史歸結為孔子、秦始皇、漢武帝三人的歷史；《景帝名法之治》更是對秦皇漢武的“歷史決定作用”大書特書。這些，與梁啓超、陳黻宸等人提倡的“寫民史”主張，又顯得很不協調。那個時候，努力把“民史”主張付諸實踐的，是陳黻宸。
歷史認識的特點取決於歷史對象的特點。《本館附印說部緣起》說：“古人死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俱死矣。色不接於目，聲不接於耳，衣裳杖履不接於吾手足。”這是說，歷史對象的特點與性質，在於它的一去不復返和不可實驗，認識者無法面對認識對象。
那么，通過什麼去認識歷史？歷史又依靠什麼流傳下來呢？他說：“然則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則未有文字之前賴語言，既有文字之後賴文字矣。舉古人之事，載之文字，謂之書。”就是說，古人依靠由語言文字構成的“書”流傳下來，所以只能以“書”作中介去認識古人。《中國社會之原》進一步說：“崑崙之東……此神皋奧區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動植物之跡，其種人之興替，地學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書存耳。”就是說，作為歷史認識中介，除“書”之外，還有“地學”、“金石”等手段。
但是，第一，“書”有不同種類：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此二者，並紀事之書。”第二，“書”的真實性常常不可靠，因為“古人之書，以筆點漆，則移寫難；簡策繁重，則護藏難；篆隸變更，則傳信難；焚坑迭起，則求備難。”從記載方面看，“自秦以前，其記載也多歧；自秦以後，其記載也多仍。歧者無以折中，仍者不可擇別。況史本王官，載筆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談巷語之所造，屬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難，於此見矣。”總之，“古人多構想之詞，未可據以為實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難矣。”他認為，這種困難會隨著社會發展而增加，感嘆道：“然此猶為往日之言也。洎乎今日，學科日侈，日不暇給。既無日力以讀全史，而運會所遭，人事將變，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前途之夷險。又不能不亟讀史。若是者將奈之何哉！”
這是很精彩的歷史認識觀點。對象不能直接接觸，認識中介不完全可靠，認識主體原有局限，歷史認識真是難上加難。那么，是否無法達到對歷史的真實認識呢？
夏曾佑認為不是。他說：“雖然，此猶用差器以測天，仍可得不差之數。事在人為而已。”“人為”的具體途徑有兩條：其一、讀史之人應力求進入歷史情境中去。《歷史之益》說：“夫讀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陳，引歸身受，而後讀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在與歷史情境的視野融化過程中，認識主體的介入是積極的，所謂“有令人悲喜無端、俯仰自失者。”如此，才能與歷史建立起真正的對話關係，達到“讀上古之史，則見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純粹之倫理”的效果。其二、要有存疑態度。《夏傳疑之事》說：“既不得明證，存疑可也。”
對那些不能明確判定的歷史對象，夏曾佑一律採取既不信其有、亦不信其無的存疑態度。他稱“開闢至周初”的歷史為“傳疑之期”，因為“此期之事，並無信史，均從群經與諸子中見之。往往寓言實事，兩不可分。”《上古神話》則採取將各家記載客觀羅列予以評說的作法，指出讀者只須姑妄聽之。但由於荒誕記載中包含真實成分，故須運用有效方法予以鑑別，將信史與神話區分開來。對此，他在《神話之原因》中以炎黃為例說明之。後世所謂“疑古”，在他已有明確意識。特別是指出“群經”中無“信史”，值得關注。
評價
夏曾佑是“詩界革命”的倡導者之一。光緒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896～1897）間，他寫過一些“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飲冰室詩話》）的“新詩”，雜用佛、孔、耶三教經典語和科學名詞，嘗試以舊體詩的形式表現“新學”的內容，雖然幼稚，卻是一種探索的努力。其詩今存200餘首。早年作品表現了對時局艱危的哀傷與憂慮，如《浩吾襄孫餞別海上酒樓》其十四、《哭譚復生》和《出都和青來》其二等，後者說：“八百餘年王會地，垂楊無語為誰春？”此後所作大都滲透著往事如夢、前途茫然的消極情緒，反映了一個時代落伍者的心境，如《己亥除夕》其二、《箱根重晤任公》、《上海贈麥孺博》等。曾佑寫詩不規唐模宋，能真實地抒寫自己的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