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同治七年(1868年),載澤出生於北京,載澤是
晚清主要的宗室大臣之一,他的身份追溯到清聖祖康熙帝的第十五子愉恪郡王
愛新覺羅·胤禑,載澤為胤禑的五世孫。其父為輔國公奕棖,奕棖因清仁宗
嘉慶帝的第五子惠親王
綿愉的第四子
奕詢無子,所以他奉旨過繼為嗣。
光緒三年(1877年),載澤襲封為
輔國公。
光緒二十年(1894年),載澤成婚,婚後晉封為
鎮國公;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開始擔任職務,任滿洲
正藍旗副督統。
然而載澤的重要政治生涯,還是在
八國聯軍侵華之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憲政改革的重要性,任命他外出考察開始的。
出洋風波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十六日,清廷發布上諭,特派載澤和戶部侍郎
戴鴻慈、兵部侍郎
徐世昌、湖南巡撫
端方、商部右丞
紹英為出國考察政治,是為“
五大臣出洋”。
九月二日,五大臣準備從北京
正陽門車站啟行,各界人士前往送行,此時卻發生了謀殺爆炸事件,載澤輕傷。爆炸事件發生之後,國內的有識之士都很著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實際上,朝廷已經不可能改主意,因為這也是當時的國際形勢所迫。這年十月,
俄國沙皇頒布《十月宣言》,著手政治改革,召開
國家杜馬(
議會),也就是說,西方列強中最後一個專制政權也宣告結束了。
光緒帝和
慈禧得知這訊息,立刻召見載澤,催促他們要抓緊出洋考察。
“五大臣出洋”因吳樾炸彈謀殺案而推遲了兩個月,清廷原定出國的兵部侍郎
徐世昌因任巡警部尚書,商部右丞
紹英在謀殺案中受傷較重,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
尚其亨、
李盛鐸代替。五大臣出國的路線由德國駐華公使代擬和安排。
在外考察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政府設立
考察政治館,所謂
憲政籌備機構。由於各種原因,出洋五大臣最終被確定為載澤、
尚其亨、
李盛鐸、
戴鴻慈、
端方,共分兩路,其中前三人為一路,後兩人為一路。
載澤、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於同年十二月十一日離京赴滬,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一月十四日離滬抵日,後途徑
美國到達
英國,再赴
法國、
比利時,李盛鐸留任駐
比利時國大使,其他兩人於七月十二日返抵上海,其正式考察的國家是日、英、法、比四國。
這次載澤和其他四位大臣出洋考察歷時半年余,其中重點考察了美、英、法、德、俄、日,這都是當時世界上的強國,其中尤其是以採取
君主立憲制國家的日本、英國、德國為重中之重。考察的結果實際上是為選擇
君主立憲制模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策依據:美國與法國是民主共和政體,
清政府絕得不能效法;英國是虛君,亦不能效法。所以日本無疑就成為中國的清政府效法之首選。
歸國重用
載澤出洋考察結束回國後,力主實行
君主立憲政體。載澤還著有頗具史料價值的《考察政治日記》。在日本考察時,
載振感觸很深。除了
天皇接見,日本的前
首相、
明治維新的元老
伊藤博文還前來拜會了中國的考察團,他們之前有過一場長談。載澤一行回國後上《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將日本的憲政擺在列國之首,奏請仿日、德例,改行
君主立憲政體。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載澤任
度支部尚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載澤加貝子頭銜。
宣統元年(1909年),載澤任籌辦海軍事務大臣。宣統二年(1910年)任纂擬憲法大臣。
宣統三年(1911年),載澤任清政府新成立的“
皇族內閣”(
慶親王內閣)的度支部大臣兼鹽政大臣,但是載澤與慶親王
奕劻的召回袁世凱的意見不和,力持殺
袁世凱。
清亡之後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袁世凱在奕劻等人的保舉下復出後,載澤被迫去職,暗地積極參與
宗社黨維護清王朝的專制統治的活動。民國六年(1917年),載澤曾擁護
張勛復辟。
民國十七年(1928年)七月,國民政府的
孫殿英盜掘
慈禧太后陵墓之後,載澤代表清朝皇室到
清東陵將慈禧太后的遺體重新安葬。
民國十八年(1929年)六月,載澤在北平窮困落魄,鬱鬱而終。
主要成就
外交方面
載澤等考察大臣出洋前後到了14個國家。每到一國遊歷結束時,都及時向清政府奏報考察經過和心得,並介紹該國的政治體制和統治得失、經驗教訓。他們考察雖以政治特別是憲政為中心,但實際調查範圍很廣,包括議會、政府機關、
工廠、
銀行、
學校、警察、
圖書館、
博物館、動植物園,以至監獄、浴池等,並請外國政治家、學者講解憲政原理和各種制度,還大量收集、購買、翻譯各類圖書、資料。
載澤等五大臣出洋收穫豐碩,效果顯著,推動了
預備立憲的決策。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回國後,載澤等編輯了書籍67種146冊,並將其中30種分別撰寫了提要,進呈光緒和慈禧御覽。另將購回的400餘種外交書籍送交考察政治館備考。
政治方面
載澤向慈禧太后提交的報告《奏請宣布立憲密折》中,提出了立憲的三個好處,載澤提的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皇位永固”。對慈禧這個當權者而言,立憲讓她放棄的只是行政權,而她家的君位卻可以“萬世不改”,這正是她和平讓出行政權所可以換來的對價。
載澤的第二個理由是“外患漸輕”。這一點是從融入國際社會的角度出發的,世界列強多是立憲的民主國家。清朝如果也能立憲,就不會再被當作國際社會中的另類和威脅因素,也不會再拿什麼專制、人權出來說事了。
載澤認為立憲的第三個好處是“內亂可弭”。應該說,載澤的這一觀點非常犀利,確實打中了革命黨人的要害。
人物評價
當清廷開始政治改革時,載澤正當盛年,是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之一,態度積極,貢獻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憲密折,對後來的仿行立憲、預備立憲影響甚大。
從載澤的政治立場看,他在晚清屬於傾向於改革的開明皇族,但在武昌起義發生後,載澤的態度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堅定反對向南方革命黨讓步,力主殺袁世凱以謝天下。所以到了民國,載澤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對派,而是暗中參與宗社黨的復辟派。
主要作品
著作
《考察政治日記》
奏摺
《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等奏請以五年為期改行立憲政體折》(1905年)
《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折》(1906年)
親屬成員
父祖
父親:奕棖,因清仁宗
嘉慶帝第五子惠親王
綿愉第四子
奕詢無子,奉旨過繼為嗣,更名載澤,襲輔國公,進鎮國公,加
貝子銜。
妻子
子孫
子:愛新覺羅·溥偀。
孫:金承、金良。
人物故居
載澤故居號稱“澤公府”,在北京
地安門東大街89號,現臨街部分開設巴國布衣酒樓。
軼事典故
在日本考察時,載澤與日本
明治維新的元老
伊藤博文有過這樣一場談話:
載澤問:“我國考察各國政治,銳意圖強,應該以什麼為綱領呢?”伊藤博文答:“貴國欲變法自強,必以立憲為先務。”
載澤又問:“我國立憲,應該師法哪一國家為最好?”伊藤博文答:“各國憲政有兩種,有君主立憲國,有民主立憲國。貴國數千年來為君主之國,主權在君而不在民,實與日本相同,似宜參用日本政體。”
載澤還問:“君主立憲與專制有何區別?”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區別就是立憲國的法律必須經過議會議決,呈君主裁定,然後公布。不像專制國的法律,君主一個人說了算。法律公布之後,全國人民都得遵行,沒有一個人不受到法律的約束。”
他們還談到人民的言論自由、立憲國君主與政府的權力等。這場談話,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語作答,由中國考察團中的隨員柏銳口譯。
當然,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同時,還帶回來很多關於西方憲政制度與思想的資料,這些促進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為清政府的
預備立憲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思想資源。
史籍記載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傳八》
藝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