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19九世紀60年代中葉至70年代初葉,中亞的
阿古柏、
俄羅斯帝國侵入中國新疆(參見詞條
阿古柏事件),日本構釁於台灣(參見詞條
琉球事件)。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與日本交涉失利後,外部危機日益顯著。
事件經過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內部圍繞東南“海防”和西北“塞防”問題發生爭論。
海防派的論據大致有五個方面:
邊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緊迫,因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則離京師遠;
由於財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勝算毫無把握,這就不得不重新考慮此役是否可行;
新疆土地貧瘠,不值得花高額代價收復;
新疆的周圍都是強鄰,難以長期固守;
緩期收復新疆並不是要放棄這片列祖列宗經過百戰所得的土地,只不過是保存實力以待他日大舉。
而與李鴻章持論相反的湖南巡撫
王文韶則認為,“但使俄不能逞志於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構釁於東南”,應當專意於西北塞防。
塞防論者大致提出五點論據:
新疆是西北防務的第一線,它守衛著屏障北京的蒙古;
西方列強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險,而俄國人在新疆的推進已經成為主要的威脅;
不應將邊防軍費轉用於沿海防務,因為對沿海防務已經撥給固定的軍費;
列祖列宗百戰經營的土地不應放棄;
如烏魯木齊和阿克蘇這樣的戰略要地應首先收復。
以陝甘總督
左宗棠為首的朝臣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他對海防的重要性不表異議,但他們力主不應當用犧牲邊防的辦法來辦海軍。如果中國不能將新疆叛亂平定,俄國人就會繼續蠶食西北領土,西方列強也會從沿海進攻作為呼應。俄國與日本或西方列強相比,其威脅更大,因為俄國和中國有共同的邊界線:俄國既可由陸路,亦可由海路進入中國,而日本和西方國家卻只能由海上進入中國。他們將俄國的侵擾喻為心腹之患,而西方國家的威脅只是肢體之病。左宗棠強調,西方列強通常為了商業特權而開仗,而俄國除了追求商業的讓步外,還有領土要求。因此,左宗棠堅決要求發兵西征,收復失地。
事件結果
正在清廷爭論時,新疆的危機遲遲未能終結,清廷遂於
光緒元年(1875年)三月任命
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四月命李鴻章、
沈葆禎分別督辦北、南洋海防事宜。不久後,左宗棠揮師入疆,採用“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戰術,於光緒三年(1877年)剿滅阿古柏侵略勢力,收復除俄國占據的
伊犁外的全疆土地。李鴻章則著力於
北洋水師的建設,但於抗禦外國侵略效用不著。
社會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