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背景
從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
努爾哈赤自立為汗、建立
後金的算起,到順治元年(1644年)
清軍入關占領
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這樣短的時間裡,這個水濱山野、主要以狩獵採集為生的
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統一諸部、開國奠基、攻占遼瀋、建立清朝並定都
北京這一系列的功業,所用時間之短、發展速度之快,實在令人震驚。努爾哈赤能夠
克敵制勝,靠的不僅是騎射技藝,更重要的,是
八旗這個後來成為清朝制度的組織。
當
清定都北京後,面對著一個嶄新而又極其複雜、極其險峻的局面。在
民族矛盾如此尖銳的情況下,他們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從關外帶來的八旗勁旅。他們殫精竭慮,考慮的就是如何才能使為數如此之少的精兵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如何依靠它來維持清朝在這樣一個如此遼闊、如此複雜的國土上的統治。並因此而對
八旗制度進行了重大的變革,其宗旨,當然是要加強八旗的軍事職能。
清軍入關之前,清太宗皇太極已仿照
明制,設
內三院和
六部。入關後睿親王
多爾袞在基本沿襲明制的同時,為了鞏固滿洲王公貴族的最高統治地位和對全國的統治,確立了“首崇滿洲”或稱“滿洲根本”的基本國策。
主要表現
政治
清初軍國大政,系在攝政王和後來的順治帝福臨的主持下,讓議政王召集參與議政的貝勒、貝子、宗室公及議政大臣商議,報攝政王、
順治帝審批,多系依議而行。議政王大臣會議之權力和地位,遠逾於內三院或內閣。
軍事
八旗軍是清朝的主要
軍事支柱。多爾袞雖然設立了
綠營兵,人數超過了八旗軍,但八旗軍仍是清軍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強。順治年間定製,北京八旗設
驍騎營(入關前的阿禮哈超哈營,即馬兵營)、
前鋒營(原之噶布希賢超哈營)、
護軍營(過去的
巴牙喇營)、步兵營,從八旗各佐領下正了中僉選驍騎、護軍、前鋒、親軍、步兵,分別總隸於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及步軍統領;都統等官以下又分設參領、位領等職。另設領侍衛府,由領侍衛內大臣等官統轄侍衛、親軍二千餘人。
各地重要城市,則造八旗將士駐戍,稱駐防八旗,官兵數萬,分別屯駐奉天、
畿輔、豫、江、浙、陝、甘、魯、晉等省,後增駐閩、粵等地。八旗軍隊的總的職責是“環拱宸極,綏靖疆域”。
北京八旗軍約十萬人,除奉命出征外,主要是“宿衛扈從”,即保衛皇宮,保衛京師,隨侍和保衛皇上出巡。遇有重大征戰,攝政王、順治帝派遣滿洲王公大臣統領北京八旗兵出討,如靖遠大將軍英親王
阿濟格、肅親王
豪格,定國大將軍豫親王
多鐸,定遠大將軍鄭親王
濟爾哈朗,敬謹親王
尼堪,世子
濟度,安遠大將軍信郡王
多尼,平南大將軍貝勒
勒克德渾,征南大將軍貝勒
博洛、一等公
譚泰,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子洛托、一等子
陳泰,定西大將軍內大臣固山額真
何洛會,皆曾領兵分征,為統一全國立下了功勞。故《
清史稿》在諸王列傳中贊諸王開國之功說:“國初開創,
櫛風沐雨,以百戰定天下,系諸王是庸。”清帝福臨也嘉慰滿洲將土建國之功勳和辛勞,說:“嗟爾將士等,披堅執銳,露宿風餐,汗馬血戰,出百死一生,以開拓天下。”
管理
諸王管理
部院,滿官權大。皇太極於天聰五年(1631年)設
六部時,即讓諸貝勒分管各部。
崇德八年(1643年)十二月攝政王多爾表曾罷工公管理部院之制,後又命端重親王
博洛、巽親王港達海、敬謹親王尼堪同理六部事務。
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福臨親政後又恢復諸王管部舊制,一年以後才廢除。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開始只有滿尚書。
順治五年(1648年)七月始設漢尚書,且都印俱由滿尚書掌握。管理蒙古等民族事務的理藩院,尚書、侍郎皆是滿洲、蒙古人員,漢官不能擔任。八旗王公大臣掌握了治政統軍之權,是清朝的核心統治集團。
文化
滿洲貴族在入關後就積極效法中原的先進制度,汲取千百年的傳統儒家文化的精華,尋求治國平天下的良策。入關後,清廷廣設學校,
國子監、
八旗官學、八旗宗室學、
覺羅學、
鹹安宮官學、
景山官學、八旗義學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學,培養人才。除了教授“國語騎射”外,仍講授儒家經典。滿洲官員子弟“有願讀清書,或願讀漢書”,漢官子孫“有願讀清漢書者”,俱送入國子監。又令滿洲文官三品以上各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滿漢書。
順治十八年(1661年),規定八旗官學,滿洲、漢軍,每佐領各增官學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習清書,一習漢書”。雍正時期,八旗官學進一步擴展,每翼各立一滿學、一漢學。王大臣子弟年18歲以下,或在家,或在官學,教授清書,或漢書。雍正七年(1729年)閏七月,設立覺羅學,“讀書騎射,滿漢兼習”。
社會
清朝時期,滿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領域主要享有一下幾類特權:
弊端與改制
政策弊端
過份安逸的生活終使滿洲人的風俗從
騎射民族的勤儉樸實變為奢華糜廢,以至於可用於國事之人越來越少。隨著國力日衰,清政府對滿洲人的生計問題已然鞭長莫及。
一方面是
八旗生計日益艱難,特別是康熙八年(1669年)最終停止圈地後,旗地已無新的來源,加上
旗人生齒日繁,而官兵數額都有定限,新增旗丁已無法按原來的規定計口授田。八旗內部的
貧富分化也日趨激烈,旗人又不善經營,因而生計艱難;另一方面,由於旗人長期脫離生產,出征作戰也日益減少,原有的淳樸勇武風氣逐漸喪失,而生活上追求奢華、安於游惰的風氣卻蔓延開來。八旗生計問題的嚴重化,不僅影響
八旗軍隊的戰鬥力,也成為社會動盪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從康熙中期以後,如何扭轉八旗頹廢之風,妥善解決八旗生計問題,便成為每一位在位皇帝面臨的相當頭痛的問題。
風氣墮落,生計艱難,違法亂紀案件層出不窮。由於長期享受
養尊處優的生活,旗人好逸惡勞的惡習根深蒂固,他們日就華靡毫無節制,甚至終日居家飲酒唱戲,遊蕩賭博,每月餉銀到手後首先沽買酒肉以供醉飽,不旋踵而資用告匱,只好靠預借餉銀、典賣旗地直至靠借貸度日,因而生計異常艱難。由於生計異常艱難,風氣墮落,旗人中違法亂紀的事件不斷發生,就連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跡其中。這種狀況,不僅動搖著八旗這一清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擾著整個社會的穩定。
整理旗務
八旗風氣墮落,組織渙散,旗人違法亂紀事件不斷發生,歸根到底,根源仍在八旗生計艱難問題上,因而,整頓旗風勢必要回歸到解決八旗生計問題上。為此,
清仁宗嘉慶帝(1796年—1820年在位)在禁止賭博,以政令扭轉八旗風氣的同時,也千方百計地籌劃八旗生計。
嘉慶對於各地的賑濟工作本來就十分重視,對旗人遇災自然倍加關注。嘉慶十年(1805年),他原打算將五營馬兵以若干缺歸入滿洲、蒙古八旗閒散人等分別批充,只是考慮到挑充五營馬兵,與綠營一體當差,恐不免沾染習氣,致生流弊而暫時擱置。後來根據祿康等人的建議,將差馬撥出二千,轉張家口收放,但嘉慶為了儘可能地多增加一些養育兵額,認為不必存部,仍於滿洲、
蒙古閒散人員內酌添數額,以資旗人生計。
與此同時,嘉慶也注意解決宗室子弟的生計問題,即增加其職位,以便他們自食其力。如嘉慶十六年(1811年)三月六日曾諭:“我朝家法,宗室人員以學習清語,勤肄騎射為重,即文學科名尚非所亟,是以宗室考試之例,從前乾隆年間即曾欽奉高宗純皇帝聖諭停止,所以定其趨向,壹其心志,不致荒棄本業也。近年以來,宗室生齒日繁,朕慮其無進身之階,屢經加恩於六部、理藩院添設司員十六缺,並準令鄉會試,又添增宗學學生六十名。現在宗室登進之途不為不廣……”云云。
如整頓東北
旗地的做法:一是令旗人私墾地畝自首入官。
嘉慶四年(1799年)十二月,嘉慶“加恩每畝酌中納租三分,折交錢文,自於旗民生計為便。”同年,嘉慶還令盛京將軍清查距各城較遠不能放牧的閒荒地,讓旗人耕種升科,次年五月,
盛京將軍清查出馬場地近39萬畝,令各城旗兵開墾升科,畝征銀四分。
嘉慶六年(1801年)九月,嘉慶又通諭各旗查丈土地,預備牛具種子,來年試種,按年起科。對於普遍存在於奉天、吉林、黑龍江各地的民典旗地問題,嘉慶於嘉慶九年(1804年)秋天下令清查。
如嘉慶十五年(1810年)二月八日的上諭稱:山東民人在八旗各衙門左近托開店鋪,潛身放債,名曰典錢糧,以一月之期取倍蓰之利,每月屆兵丁等支領錢糧,該民人即在該衙門首攔去扣算,該兵丁於本月養贍不敷,因而下令嚴禁。同年二月十一日的一道上諭指出:“閱今數十年後,法令益覺懈弛,習俗更加敝壞,八旗兵丁不知勤苦上進,錢糧恩賞隨得隨盡,逞一時之揮霍,而不顧終歲之拮据;快一己之花銷,而不顧全家之養贍,致房產交易,生計蕩然,風氣改移。”他同時申述世宗諭說:“八旗為本朝根本,凡系生計禁令習俗等事,屢經申降諭旨,從前皇考之時恩賞稠疊,歷經多年,而滿洲等生計並不見滋植,轉益減損者,皆法令懈弛之故也。今八旗兵丁貧乏,即將倉糧國帑盡行頒賜,朕固不惜,但使隨得隨盡,曾不浹旬遽即蕩然,亦何濟之有?並有將願置房產變易無遺者,若於此輩加以顧惜,不但惡者無所懲,即善者亦無由勸矣。”要求嚴校閱,教以典禮倫常及照顧其生計。
發展生產。由於八旗人口不斷繁衍,而八旗兵額有限,嘉慶雖千方百計增添一些養育兵,但其數量畢竟有限,畢竟解決不了問題,最根本和最可靠的辦法莫過於鼓勵旗人發展生產,自食其力,逐步改變過去那種遊手好閒、不事勞動的寄生生活方式。而嘉慶囿於成規,對此拒絕考慮。四年春間,國子監祭酒法式善條奏事件折就稱,口外西北,地廣田腴,建議八旗閒散戶丁情願耕種者許報官自往耕種,卻遭到嘉慶的斷然拒絕,嘉慶在一道上諭中指責說:其奏摺“首即有親政維新之語。試思朕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率由舊章,恆恐不及,有何維新之處?至口外西北,地廣田腴,八旗閒散戶丁情願耕種者許報官自往耕種等語,若如所奏,豈非令京城一空,尤為荒謬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