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號，又稱匯兌莊或票莊，是一種金融信用機構，開始主要承攬匯兌業務，後來也進行存放款等業務。總號設於北京，分號遍於各省市，所發莊票隨處皆可匯付。因其執事者山西人居多，故稱”山西票號"，也稱山西票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山西票號
- 設立時間：晩清至解放前
- 總號：北京
- 別稱：山西票莊
內容,釋義,發展歷史,產生條件,票號的興起,票號匯通天下,票號由盛而衰,相關書籍,書籍信息,圖書簡介,目錄,作者簡介,其他,
內容
【詞語】：山西票號 【注音】：shān xī piào hào
釋義
晩清至解放前一種介於錢莊與銀行之間的舊式金融組織。總號設於北京，分號遍於各省市，所發莊票隨處皆可匯付。因其執事者山西人居多，故稱"山西票號"，也稱山西票莊。
道光以來，晉商進入第三次大發展階段。這個時期晉商的特點是：山西商人首創的山西票號，隨著票號業的發展，山西商人逐漸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同時，由於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合，山西商人成為當時國內商業和金融界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山西票號產生的社會背景與歷史條件。
發展歷史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藉當時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建國後，武氏並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可以想像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裡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其後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武則天。當然這是後話。 晉商成功的根源在於“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
山西票號史料
山西票號史料晉商的輝煌人物有喬致庸等
晉商由於種種原因在清朝後期和民國時期衰落了，山西也開始在中國經濟舞台上變的較為平淡，勉強說來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說一下孔祥熙、李彥宏和郭台銘了 。晉商文化也沒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於山西在全國範圍來說仍然處於落後狀態。
產生條件
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國內市場擴展，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說：“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闢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兌換範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於是需要匯兌專業化。
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
我們知道，從產品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要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為前提。這種轉化還以產品有一個市場價格，並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價值出售為前提。而且，沒有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轉化也是不能實現的。以上貨幣地租的出現，充分反映了社會貨幣經濟在過去的基礎上已有所發展。此外，由於商品貨幣交換日趨頻繁，民間為了交換方便，除了用銀外，還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用錢和紙幣的現象。如廣東，小民貿易“喜用錢”；（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五）福建“多用紙票，自四百以至千萬……聽人自便”。（施鴻保《閩雜記》卷九）
早期金融組織帳局、錢莊的出現
第三，早期金融組織帳局、錢莊的出現，為山西票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雍正時，我國北方已出現與商業發生借貸關係的金融組織，稱帳局，又稱帳莊。帳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張家口、太原等商埠，經營者多為晉人。雍正時，中俄恰克圖貿易開始，乾隆時成為中俄“兩國通商的咽喉”，而內地商民到恰克圖貿易，強半皆山西人，由張家口販運這些綢緞布雜貨等，易換各色皮張、氈毛等物。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周期長，每周轉一次，有時需一年，需社會信貸的融通與支持，以完成長途販運，故晉商最早設立帳局放太原、紛州、張家口、庫倫。乾隆元年（1736）張家口祥發永帳局，即汾陽商人王庭榮經營，資本四萬兩。（《山西票號史料》第1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兩郡，多以貿易為生，……富人攜資入都，開設帳局。”（李燧《晉游日記》）嘉慶（1796——1820）時，北京永泰公、亨記和大州玉分號帳局皆是晉商所設。由於貿易的擴大和交換的需要，乾隆時已出現經營兌換銀錢業的錢莊，如北京從康熙時（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後開設錢鋪 389家。據《皇朝文獻通考》卷16（錢幣四》載：“京城……兌換之柄，操之於錢鋪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圖厚利。”王安說：“今京師民間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錢票。”（王鎏《錢幣芻言》）上海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慶二年（1797）前陸續設錢莊 124家，乾隆後錢莊業務發生變化，漸從銀錢兌換向信貸轉化。同時，由民間錢莊簽發的錢票，已在一些地區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撫申啟賢說：“晉省行用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憑帖系本鋪所出之票，兌帖系此鋪兌與彼鋪，上帖有當鋪上給錢鋪者。
此三項均系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清檔軍機處錄副，山西巡撫申啟賢復奏《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鈔票流通情況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當時，錢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隸、陝西、山東等省流行，因“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兩，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路遠之煩……甚便於民。”在東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錢而排斥錢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錢業公所，其中資力雄厚錢莊大多與南北洋的船業發生資金關係。
典當業是起源很早的行業。清嘉道以來，由於部分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使高利貸資本異常活躍，其中最典型的是典當鋪。典當鋪又稱當鋪、質庫。康熙三年（1664）全國有當鋪二萬多家，其中山西商人開辦的就有4695家。（參閱孔經緯《中國資本主義史綱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說：“典當鋪江以南皆徽人開辦，江以北皆晉人開辦。”（李健《晉游日記》）印局，是一種高利貸形式。清人祁雋藻說：“竊聞城內外，現有殷實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以及軍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錢文，或計日，或計月清算。”（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傑《津門雜記》稱：“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道，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剜肉醫瘡，亦權濟目前之急。”由上可見，在票號產生前已經出現了因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各種類型金融機構，這就是說票號的產生是在上述貨幣經濟發展、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活躍，出現了一些金融機構的基礎上而產生的。
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需要
第四，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由於商人異地採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僱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於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鏢局起運的騾馱子，人稱“標馱子”。每一馱可馱銀3000兩。山西祁縣是著名的戴氏形意拳發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幫遍布全國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運現，放開設源局者山西人居多。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載：“考創設鏢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張黑五者，請於達摩王，轉奏乾隆，領聖旨，開設興隆鏢局於北京順天府前門外大街。”（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衛聚賢還進一步推論，鏢局是明末清初顧炎武、傅山、戴廷軾為反清復明，以保護商人運送現銀而設。鑲局不論何時開創，山西人業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開辦的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有“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有“興元鏢局”。此外還有“志一堂”、“長勝”、“三義”、“無敵”等鏢局，太谷車老二，祁縣戴二閣等都是有名的鏢師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鏢局運現一般是按季起運，以歸化城鏢局來說，凡運往直隸的白銀，路線是經平型關、駱駝峪，達平山、唐縣；運往山西的白銀，由殺虎口，往雁門關，達祁縣、太谷。但是鏢局運現，隨著社會的動盪，土匪四起，已不安全。
近人銖庵說：“時各省貿易往來，皆系現銀。運轉之際，少數由商人自行攜帶，多數則由鏢局保送。蓋沿途不靖，各商轉運現銀，時被劫奪，而保鏢者遇眾寡不敵，亦束手無策，故為各商所深憂。”（銖庵《人物風俗制度叢談》）下面我們舉一個商人運現被盜匪騷擾的事例：山西祁縣史家開辦的大盛魁商號，祁縣喬家開辦的復盛公商號，其運貨駝隊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搶劫，而造成很大損失。據說領頭的劫匪綽號“流矢兒”，其人武藝高強，伸臂可舉牛犢，起腳能增傷烈馬，摔跤贏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楊。他把不少廳、旗衙役捕快收為徒弟，並充當官吏的保鏢。他的公開身份是跤王拳師，暗中卻與響馬賊寇勾結，作惡草原。史、喬兩家深受其敲詐、勒索之害，便雇來鏢師懲治其人。豈料，那些被雇來的鏢師，都被“流矢兒”打得落花流水，遁跡潛蹤，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喬兩家便想請故里祁縣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縣是戴氏心意拳故地，雖說此時始祖戴龍邦、名師戴二周已過世，但戴氏傳人戴奎仍是隱居鄉間的武林高手，若是請他出山，制服“流矢兒”當不成問題。但戴奎為人性寡孤傲，商人們對能否請得動他卻沒把握。後來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禮來到縣城戴宅，見到戴奎後，便將祁縣史、喬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說來。待戴奎聽得怒形於色時，二旦又把厚禮送上，請他出山相助。誰知戴奎一言不發，竟將二旦連人帶禮推出家門。二旦無奈，只好垂頭喪氣重返包頭。山西到包頭，殺虎口是必經之處，此地匪患也最厲害。二旦剛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圍住，要留下千兩買路銀，否則暴屍荒野。二旦正在危難之際，突地戴奎一人闖進圈裡，三拳兩腳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數里，又被一群土匪攔住，又要買路錢，領頭的自稱是“流矢兒”大弟子飛駱駝。戴奎一聽是“流矢兒”的人，怒起心頭，一挾一躍先將二旦放在臨近屋頂，隨後飄下來，對眾匪大打出手，轉眼就撂倒七、八人，飛駱駝見狀便親自上陣，照戴奎致命處就是一拳，戴奎輕輕閃過，未等敵手迴轉，已插進敵襠，大喝一聲，將飛駱駝打翻在地，爬不起來。眾匪見狀，紛紛逃竄。戴奎也不追趕，輕輕一躍，上房將二旦接下地面，對癱在地上的飛駱駝說了句：“我是祁縣戴奎，不服氣到包頭找我。”便與二旦揚長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兒”戰書傳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從包頭趕到歸化時，“流矢兒”早已帶來數百名弟子及各廳、旗官場要員助陣，誓與戴奎決一雌雄。“流矢兒”身高體壯，形如羅漢。他見戴奎骨瘦如柴，氣焰更盛，遂順手將場外一個三百斤重的圓椎石磙舉起，扔到戴奎腳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腳一踩，將石磙就地轉了兩圈，猛一抬腳，已將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個“蟄龍登天”，已將石磙送出一丈開外，物落原地。“流矢兒”所帶之人見狀大吃一驚，“流矢兒”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動手。戴奎連破對方致命攻擊，而“流矢兒”更加瘋狂。於是戴奎拿出戴家絕招，趁“流矢兒”猛撲之際，順勢發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敵人左臂，呼地一下點住了對方腋下“夾窩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兒”一下蹲在地上，起不來了，只見他腦袋耷拉，誕水流出，二目發怔，面無人色。“流矢兒”對眾徒弟艱難地說了聲：“扶我回去。”“流矢兒”回到家，沒出七天，氣血難通，一命歸天。訊息傳到包頭，輕財好義的戴奎辭掉史、喬二家謝禮，返回祁縣。（參見曹繼植《戴拳師除霸護商賈》，《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惡棍一事，雖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經商之艱，運現之難。因此，山西商人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係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兌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但是，何以票號由晉商首創呢？筆者以為：
其一，晉商資本積累比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時，山西商人資本“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
其二，晉商經營活動的需要。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和資本周轉慢，墊支資本大，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向社會借貸。例如山西商人販運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廣茶，經水陸之途運銷至北京、歸化城、張家口、蒙古草原、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恰克圖和西北蘭州、新疆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路程數千里，資本用量大，周轉慢，需要大量貨款，為了適應行銷活動需要，山西商幫首先創辦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務，後來，在賬局的基礎上而形成票號。
其三，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晉商商號遍布全國各地，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路。而各地商號的盈利，均須解回山西總號，統一結賬分紅，同時總號與分號之間，也要發生資金調撥。過去對此均採用由鏢行保鏢運現銀形式。但是由於乾嘉以來社會極不安寧，保鏢運現極不安全。為了解決運現銀問題，於是以匯兌形式出現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
票號的興起
票號即票莊、匯兌莊，主要辦理國內外匯兌和存放款業務，是為適應國內外貿易的發展而產生的。以前用起鏢運送現銀的辦法，費時誤事，開支大，不安全。自嘉慶、道光年間，民間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匯兌取代運現，遂誕生了票號。票號的起源有幾種說法，通行的說法是：山西第一家票號由雷履泰於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顏料鋪改成票號，總號在平遙城西大街路南，分號在北京崇文門外草廠十條南口。幾年後出現蔚字五聯號等，為平遙幫票號。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縣合盛元茶莊改成票號，繼有大德通等，為祁縣幫票號。同年，太谷志成信綢緞雜貨莊改成票號，又有協成乾等，為太谷幫票號。票號存在約百年，前40年（道光、鹹豐時期），是晉幫壟斷時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設阜康票號，繼有楊源豐等，為南幫票號。後60年（同治、光緒、宣統、民國初期），是山西票號為主，南幫票號為輔時期。曲殿元在《中國金融與匯兌》（1930年上海大東書局版）中說：“山西票莊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約百餘年。”
票號匯通天下
票號是隨著中國的半殖民地化而發展的，原因是社會經濟發展、商品流通擴大、交通發達、國內外匯兌的客觀需要。票號辦理匯兌、存放款，解決了運送現銀的困難，加速了資金周轉，促進了商業繁榮。票號商人與官府勾結，代清政府籌措匯解京餉、軍餉，籌還外債，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過代理國庫和省庫作用。票商也曾資助民族資本，是中國近代企業的“助產婆”。票號不同於先有的賬局、錢莊，也不同於後有的銀號、銀行。票號主要業務是辦理商業匯兌。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莊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莊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號，總號多數在山西的祁縣、太谷、平遙），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
票號由盛而衰
後期（甲午戰爭後）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票號積極與外商競爭，促進國內外貿易，資助民族資本。祁縣的合盛元票號，看到日商在東北肆意擴張，遂把在東北的分號增加三倍，並在朝鮮的新義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關、神戶、東京、大阪、橫濱設莊，合盛元以其較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成為當時票號的佼佼者。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號，看出中印貿易即將大發展的趨勢，率先在印度的加爾各答設莊。1906年成立的平遙寶豐隆票號也在加爾各答和拉薩等地設了莊，促進了我國西藏與印度的貿易。票號匯通天下，構成了四通八達的金融匯兌網。但盛極必衰，辛亥革命後，票號進入尾聲。民國初期，票號陸續倒閉，1921年僅存五家，平遙日升昌1923年歇業，祁縣大盛川1929年歇業，三晉源1934年歇業，大德通、大德恆1932年後改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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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信息
書名 中國式股權激勵
作者 薛中行
ISBN 978-7-80215-662-3/F.844
類別 股權激勵
頁數 179
定價 35
出版社 中國工商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4年1月第一版
裝幀 精裝
開本 880*1230 1/32
圖書簡介
作者以一種與讀者共同探秘的方式，挖掘出隱藏在山西票號的獨特智慧。這是一位中國當代企業家眼裡的“身股制”，是對中國式股權激勵的深入思考和總結。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日升昌的誕生一顏料莊染出的傳奇
近看西裕成顏料莊
雷履泰其人
晉商的東伙合作文化
雷履泰創建日升昌
禍起蕭牆
第二章 “蔚字五聯號”出世
從綢布店開始
徐繼畲定“法度”
至關重要的身股
效仿者紛起，“平太祁”三足鼎立
第三章 身股中的人才培養機制
極為嚴格的學徒遴選標準
嚴格的號規管理
全面的培訓
班期考核制度
身股的取得
身股的等級次序
第四章 身股制度的激勵作用
大額分紅使票號成“造富機器”
“應支銀”與“故股”——人性關懷的體現
賦予身股權利與地位
以充分的信任鼓舞和激勵人心
以聲譽激勵鬥志
第五章 身股制度的約束作用
充分利用傳統文化的力量
來自道德倫理的約束
有升有降的“威脅激勵”
第六章 以身股為核心的票號經營模式
“元帥”負責制
總號集權制
以身股為主體的自覺經營管理
山西票號經營模式的基本內涵
身股制度推動票號經營模式基本內涵的形成
第七章 身股制度下票號的輝煌
欲揚先抑，兩次撤莊
開通匯兌京餉業務，否極泰來
與政府互相依存
承辦“四國借款”的還本付息業務
承辦庚子賠款
第八章 身股制度與現代激勵制度比較
現代股票期權制度
身股制度與股票期權制度的相同點
身股制度與股票期權制度的不同點
現代勞力股制度
身股制度與現代勞力股制度的相同點
身股制度與現代勞力股制度的不同點
作者簡介
其他
附： 清代山西票號（總號、分號）分布圖表
山西：平遙24、祁縣21、太谷21、太原12、曲沃6、介休6、忻州5、絳州（今新絳縣）5、解州（今屬運城市）5、大同4、運城4、張蘭（屬介休縣）3、汾陽3、文水1、交城1、壽陽1、宗艾（屬壽陽縣）1、安邑（今屆運城市）1、歸綏（今呼和浩特）9、包頭5、豐鎮4、涼城1（以上四地清屬山西省，今屬內蒙），22地143家（含總號43家）。
京師（今北京）30、上海31、天津30、漢口 39。
黑龍江：哈爾濱2、齊齊哈爾1、昂昂溪1、黑河1，4地5家。
吉林：吉林2、長春1、四平1，3地4家。
山東：濟南9、周村5、煙臺2、青島2、濟寧1，5地19家。
陝西：西安18、三原18、漢中1，3地37家。
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3，1地3家。
浙江：杭州7、寧波1，2地8家。
江西：南昌7、河口（今鉛山縣）3、九江1，3地11家。
湖南：長沙15、常德11、湘潭8、岳州（今岳陽）1，4地35家。
貴州：貴陽1，1地1家。
雲南：昆明2、蒙自1，2地3家。
廣西：桂林5、梧州4、南寧1，3地10家。
廣東；廣州13、汕頭2、潮州1、瓊州（今海南省海口市）1、香港2、九龍1，6地20家。
福建：福州5、廈門5，2地10家。
西藏：拉薩1，1地1家。
山西票號在國內124地，設總號、分號共647家。
日本：東京1、大阪1、神戶1、橫濱1、下關1，5地5家。
印度：加爾各答2，1地2家。
以上三國山西票號共9地10家。
國內外，山西票號共133地，657家。南幫票號源豐潤，曾在新加坡設分號。祁幫票號大德通1932年改銀號後，曾在國外設分號。榆次常家的獨慎玉（賬局兼營茶貨）曾在莫斯科設分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