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字號票號

蔚泰厚、蔚豐厚、蔚盛長、新泰厚、天成亨、蔚長厚六個票號，當時習慣叫“侯氏六票號”、“蔚字六票號”、“晉邑六票號”。六票號為同東連號，東家侯蔭昌除經營票號外，還有錢莊、賬局、染房、茶葉、雜貨等五六十處字號，光緒年資產達白銀七八百萬兩，在山西富商中排名第一（見徐珂《清稗類鈔》十七冊）。

重信譽

清代道光三年（1823）之後的百餘年間，由山西商人創辦的票號開國內銀行之先導，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在外患常迫、內舉屢起的動亂年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在山西商人前後創辦的43家票號中，介休北賈村侯氏辦的蔚字號票號為眾票號中的佼佼者。

蔚字號票號為山西票號的元老之一，山西創辦票號最早有6家，蔚字號占其中5家；43家票號有10家經營時間在60年以上，其中蔚字號有5家達90年以上；從眾票號在全國各城鎮所設的分支機構看，蔚字號所設的分莊在前期約占一半，中期約占四分之一，晚期約占三分之一。

蔚字號財富之多、人才之眾、經營時間之長、規模和效益之大，其地位和作用是其它票號遠不能替代的。蔚字號長興不衰有眾多因素，但其從不失信於人，信譽度高，則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取信於人

蔚字號足以取信於人，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東家急公好義。侯蔭昌父子皆書香門第出身，處事和衷相濟，不分彼此，用人也最講信義。侯蔭昌用毛鴻翽擔任蔚泰厚票號總經理，給毛頂了兩俸人力股，讓其以兩個滿額參加分利，藉以提高毛在眾票號中的身價。侯蔭昌當東家數十年，要求各字號公平交易，不失信用，對於官款的存放，可不圖厚利，甚至可以通融。遇到國家急餉，各省遭災，各商號可慨捐巨款。蔚字號各地分莊經理中，由於對當地能鼎力相濟而受到軍政界獎勵，甚至受到大總統獎勵者大有人在。侯蔭昌本人在光緒三年遭災中由於樂善好施，先後得到山西巡撫曾國荃賜的“頌冠河汾”、“澤在縹緗”、“為善必昌”三塊金字匾。

二是遇事考慮整體利益，不損人利己。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京師曾出現訛言，不少人聞風到爐房提兌現銀，各票號都有銀存放爐房，別的票號擔心爐房倒閉，紛紛到爐房提現。在危急關頭，蔚字號京師分莊出面聯絡同業，曉以利害，並拿出自己巨款接濟爐房，不僅避免了一損全損，而且穩定了京師的銀市，京師工商各界莫不稱頌。

三是寧可別人失信自己，自己從不失信別人。蔚字號經營90多年，正是國內動亂不止時期，每一次戰亂發生，票號都要蒙受不同程度的損失，但無論損失多少，東家總是先考慮對存戶還款。蔚字號實行聯號制，各號又實行分支連保，“一地受損，別處接濟”、“平時積存預防，戰亂時補虧還欠”。這樣既避免了全軍覆沒，又培養了團結整肅的經商隊伍。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是蔚字號各號損失最慘的一次，但由於東家平時居安思危，備有預防巨款，所以當時無論京津、山西，還是漢口、上海等地，對紛紛持卷兌現者全部滿足，這一來反而更加贏得了聲譽。李宏齡在其《山西票商成敗記》中記述到：“幸賴各埠同心，應付如裕，憑票取款，分毫不短，由是信用益彰”，“……獨我號二十七年（1901）回京後聲價大增，不獨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場大員無不敬服。甚至深宮之中亦知西號之誠信相符，不欺不昧。此誠商務之大局，最為同鄉極得手之時也。”

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封建君主的統治，山西票號經受了革命的打擊也步入了朝不保夕的歲月，1912年，山西天成亨等十二家票號向北洋政府呈報戰亂損失，十二家票號總計損失白銀164萬兩之多。經過這場動亂，山西協同慶、大德川、志成信等票號相繼歇業，著名的日升昌票號因內受債主逼迫，外有檢察廳追索，東家和總號經理都潛逃不敢露面。蔚字號東家平時注重積存備防之款，雖然這次損失慘重，但東家仍以誠信待人，經各處調濟，外該陸續還清。此後雖維持艱難，但由於其信譽最隆，蔚豐厚票號還通過袁世凱五弟袁世輔、寧夏護軍使馬福洋、江南提督張勛等人支持，很快改組為蔚豐商業銀行。 (侯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