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戴震的祖先在
唐朝曾做過大官,但戴震的曾祖、祖父和父親均不曾為官。戴震的父親
戴弁是販布的行商,在江西
南豐做著小本生意,僅可餬口而已。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戴震生於安徽
徽州府休寧縣隆阜,據說因出生那天雷聲震天,故父親為他取名為震。
明清時代的
徽州,不但商業發達,文風也極興盛。戴震自幼聰敏,過目成誦,十歲的時候每日讀書數千言不休,十七歲學《
說文解字》,盡得其目。戴震也自稱,對於《
十三經註疏》,“不能盡記,經及注則無不能倍(背)誦”。說明他少年時通過自學建立了堅實的基礎。某日讀《
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私塾老師說:“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但戴震接著指出周朝離宋朝有兩千年之遙,為什麼朱子能知道這些事呢?問得老師無言以對,其師不禁讚嘆“此非常兒也。”
名師授業
乾隆五年(1740年),十八歲的戴震隨父客江西
南豐,又課學童於福建
邵武。這一時期,同里程詢對他非常器重,言道:“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後來戴震在文章中稱程詢為“先師”。
乾隆七年(1742年),二十歲那年,戴震偶遇年過六旬的音韻學家
江永,江永精通三禮,旁通天文,地理,算學及聲韻等。師從江永的日子,戴震學問大進。乾隆九年(1744年)戴震二十二歲時寫成《
籌算》二卷,乾隆十一年(1746年),戴震二十四歲寫成《考工記圖注》,三十歲到三十三歲完成《勾股割圜記》、《
周髀北極璇璣四游解》等文,都屬自然科學著作。
在戴震三十三歲以前,他還著有《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以及《
屈原賦注》、《
詩補傳》等。
避仇入都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三十三歲,是他一生的
轉折點。《
清史稿·戴震傳》稱他“避仇入都”。紀昀在其《考工記圖注》的序中說:“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令,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於歙縣會館,餷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同年夏,戴震於京城結識
紀昀,
錢大昕等,同時,他的《勾股割圜記》被秦惠田全文刊載,並由吳思孝設法刻印,《考工記圖注》則由紀昀刻印成功,戴震因此名重京城。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書
王安國寓,為其子
王念孫授讀。王念孫與其後的
段玉裁,成為戴震最著名的兩個學生。王的《讀書雜誌》、《廣雅疏證》,段的《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是清代學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王安國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揚州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署中認識
惠棟。這時,
考據學者中有吳派、皖派之分。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區而言,在學術上也有所同異。惠棟是吳派大師,戴震是皖派大師,兩人的結識也是很有學術意義的。次年惠棟去世,戴震在《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中曾提出:夫所謂義理,苟可以舍經而室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他認為學術理論見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據。這與他所說的“聖人之道在六經也。凡學始乎離詞(分析詞句之意),中乎辨言,終乎聞道”,是一致的。然而如果認為“不出於聖人之經,皆非學也”,那就顯示出片面性來。事實上戴震的社會政治思想運用了大量經典語言,但表達的是他本身的經驗與體會。
科舉不順
戴震二十九歲始入學為秀才,到四十歲才
鄉試中舉,以後六次入京會試均不第。在當時以科舉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會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對於眾望所歸、久負盛名的戴震無疑是一個實際矛盾。戴震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第三次會試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處,被聘修《
汾州府志》。曾為汾陽人王輯五做墓志銘,在墓誌中借題發揮,寫出科舉制度流弊並表達自己的感慨,“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經,掇拾巍科
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貴學,豈如是而已哉。”他指出科舉之士,掇拾科名,爭趨利祿,往往是沒有實學的人。當在此時。由於會試屢次不中,又不能放棄這一途徑,戴震從四十一歲到五十五歲,一再往來南北。四十一歲時,戴震在京,段玉裁相從講學,後致函自稱弟子。這年會試落選後,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豐縣境),曾作《鳳儀書院碑記》,又提出通經致用的理論。他說:夫士不通經則材不純,識不粹,不足以適於化理。故用經義選士者,欲其通經,通經欲純粹其材識,然後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職。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他應直隸總督
方觀承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一十一卷,後未克竣事。此書清稿,據段玉裁記,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隸總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據戴書刪削,易名《畿輔安瀾志》,冒名繕寫進呈,由武英殿刊印。又今徽州文化館尚殘存《直隸河渠書》的抄稿若干。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會試落選,往山西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陽縣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戴震五十歲時,自汾陽入京,會試又不中,往浙東主講金華書院。《孟子字義疏證》的初稿《
緒言》即作於是年。翌年,繼續在金華講學。
著學以終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秋天,
四庫全書館正總裁
于敏中以
紀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薦戴震,特召入京為四庫館纂修官。五十三歲,戴震第六次會試又不第。由於其聲望,奉乾隆帝命,與錄取的貢士一同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為翰林院庶吉士,仍從事四庫全書的編纂。在四庫館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績,從《永樂大典》輯出宋代張淳的《儀禮識誤》三卷,把宋代李如圭的《儀禮集釋》釐訂為三十卷。張淳的書,朱熹曾說“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為最勝的《
九章算術》、《
海島算經》、《
孫子算經》、《
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等大部世無傳本而散見《
永樂大典》各韻部,經戴震輯出列入四庫全書,各加案語,寫成提要。
戴震在校勘《
水經注》時,分別經、注,並歸納出三種原則,訂正經、注之互偽。《永樂大典》本《
水經注》較勝各本,又有酈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補其缺漏者2128個字,刪其妄增者1448個字,正其進改得3715個字。該校本頗獲乾隆帝的嘉賞,當戴震把它進獻給他後,乾隆親撰御詩褒揚說: “悉心編纂誠堪獎,觸目研摩亦可親。設以《
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戴震在
四庫全書館,利用藏書條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聲韻等各方面的書,均經其考訂,精心研究、全力以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二十七日歿於北京崇文門西范氏穎園,年五十五,可說是以身殉職。他的弟子段玉裁言“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
紀昀有詩懷念:“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
洪榜為戴震寫行狀稱:“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
盧文弨為《戴氏遺書》作序,稱:“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
顧炎武)、閻百詩(
閻若璩)、萬季野(
萬斯同)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無徇矯之失。”
王昶後來為戴震作墓志銘,
錢大昕後作《戴先生震傳》詳細記錄了戴一生行誼及學術成就。
戴震卒後,其國小,則高郵
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
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
任大椿傳之;此皆其弟子也。
主要成就
訓詁學
戴震主張實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覽,務為專精。在文字、音韻、訓詁及地理、數學等方面,都以斷制精審著稱,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所校《
水經注》解決了長期以來經文、注文混淆的問題。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幾部古代算經,經其校訂,使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所撰《聲類表》、《聲韻考》等,將入聲及祭、泰、夬、廢四韻獨立,析古韻為十六部,對古音學發展作出了貢獻。為其所提出的“故訓、音聲恆相因”、“因聲而知義”等訓詁學主張,對於清代
訓詁學的發展影響深遠。針對當時對漢儒傳注株守篤信的學術傾向,提出“志乎聞道”的為學宗旨,主張寓義理於考證,在對儒家經典的訓詁中去求義理。
哲學
整個乾嘉時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學思想未被重視,或者說被他的考證學成績所掩蓋。然而也有少數例外,有些學者當時即見到戴學中哲學與社會政治思想的重要意義。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精微卓邃,於天人理氣,實發古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氏者。
在宇宙觀上,戴震提出了“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的命題,和先秦到明清之際的所有古代唯物主義者一樣,把“天”看成是自然的“天”,又繼承了張載以來的傳統,認為天是物質性的氣所形成。
他同時提出“古人言道,恆該理氣”這一非常精闢的名言,指出作為宇宙本體的“道”既包括物質性的“氣”,也包括氣的運動規律——“理”。他認為氣是“道之實體”,理是氣在運動、發展變化中的“不易之則”。這就確切、完滿地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道、理、氣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給唯心主義以可乘之機的漏洞。
戴震同樣具有舊唯物主義者的缺點,用自然觀來解釋社會現象,把有階級區分的人類社會和紛紛紜紜的自然界等量齊觀。他認為自然界的“理”與社會上的“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互相比附。在《原善》的前言中,他認為這種比附是“比類合義,燦然端委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
戴震哲學思想集中表現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孟子字義疏證》則以他稍前些時寫的《原善》三卷為理論基礎。《原善》中所謂“善”,在戴震看來,既是自然的規律,也是社會的法則,又是人的道德。作為人的道德,具體來說,指仁義禮智。
在戴震理論中,仁義禮智都是人性,也都是人的道德,是和自然界的條理、秩序相對應的。這就是戴震的性善說。戴震的性善說與孟子的性善說,在表象上相同,而本質上有所不同。戴震的仁義禮智等道德觀念或善性,是從實際生活(人倫日用)中產生的,而孟子的“仁義禮智根於心”是認為人的道德與生俱生,是在出生的同時人心中就具有的。這區別是中國哲學史上樸素唯物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的區別。
在戴震的仁、智學說中,宇宙間物質(陰、陽二氣)有規律的不斷運動、變化、發展的狀態叫做仁。人類生活(人倫日用)正常進行和不斷進行的狀態也叫做仁。仁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動和發展的總規律。他說:一陰一陽,蓋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
仁,不但是一切事物運動發展(“生生不息”)的準則,也是人的道德的最高準則。他說:“至貴者仁。”又說:“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關於智,戴震認為是人的一種知覺和認識能力。雖然人與物(指其他生物)都有感覺能力,但人能從自然現象中掌握必然規律,其他物則不能。所以人有智而物只有“覺”,這是由於人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動物。《原善》卷中第四條說“人之才質大遠乎物”。
戴震和宋明以來所有進步思想家一樣,認為人慾的正確處理,就是天理,他駁斥宋儒說:“性之欲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為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為正,以人慾為邪也。”他對天理下的定義是: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慾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
這是在天理人慾問題上非常明確透徹的進步理論,反對了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慾”,主張人的正常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了“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礎”。
所以戴震的結論是:凡以為“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者也。這一封建社會的弊病,自明清以來,為害愈烈,歷來有人在文字上摘發披露,而戴震系統全面地從理論上加以分析,成為他哲學思想的中心,無疑是他在思想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考據學
清代考據學對古代文字、聲韻、群經、諸子進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獻資料上有很大成績。這一學術潮流的產生,除社會政治原因外,也繼承發展了宋明以來的學術文化傳統。焦循說:“本朝文學,一洗元明之陋”,這是清代考證學的特點與成績。至於脫離現實與近於煩瑣,那是考證學作為一個歷史事物的另一方面。戴震是清代考證學的一位中堅人物和巨擘,這是同時代以及後人公認的。戴震對於考證學的原則有以下幾點:
其一,循序漸進,取得理解。他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道,必有漸。”又說:“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又說:“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不可以躐等。”這是考證學的一般方法。
其二,實事求是對待資料。他經過深湛學習,認為“《說文》九千餘字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又說:“《說文》於字型、字訓,罅漏不免。”並舉例一再說明。這些都是在博學的基礎上卓越的見解與科學的態度。
其三,掌握原則,不輕信盲從。在與盧文弨討論《大戴禮》中屢入六朝時不合理的俗體字一信中,戴震說:“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改,何況漢魏六朝。”說明對待資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從。
由於以上原則,戴震治學要求嚴格,曾提出“學貴專精不貴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卻到地也”。
聲韻學方面,戴震把古代音的韻尾分成二十五部,並提出陽聲韻與陰聲韻共同配合於入聲韻部的理論。他稱之為“兩兩相配,以入聲為相配之樞紐”。在這基礎上,戴震又創立了陰、陽入通轉的學說。在考訂古說的細節方面,戴震也“巨細畢究”。例如朱彝尊在《重刊廣韻序》中稱“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戴震指出“周顒”是“周舍”之誤。
總而言之,戴震的考證學是清代考證學極盛時的典型代表,對於所研究的古經典已達到“深求於語言之間,以至其精微之所存”的程度。
自然科學
戴震在自然科學方面對西學的融會貫通,以及其本人的創見,是他學術中另一突出貢獻。戴震的時代,已經經過明末西方傳教士對西學的傳播,他本人少年時代已受到江永的啟發,因此在自然科學方面有不少深入研究和新見,足與他的考證學互相媲美。阮元《疇人傳》以近四千字的長篇詳記戴震的天文與算學的成就。在傳論中說:所為步算諸書,縝密簡要,準古作者……蓋自有戴氏而天下學者乃不敢輕言算數,而其道始尊。然則戴氏之功又豈在宣城(指梅文鼎)下哉!
戴震在算學方面的貢獻除輯佚古算書如前文所述,其本人少年時即著有《勾股割圜記》三篇,《疇人傳·戴震傳》中記: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舉要》、《塹堵測量》、《環中黍尺》三書之法,易以新名,飾以古義,作《勾股割圜記》三篇。
戴震的天文學則有不少創見,使古代天文記載的某些實際內容得以明晰。戴震參加了《續通志》中《天文略》的撰著,其中包括《星見伏昏旦中》、《列宿十二次》、《星象》、《黃道宿度》、《七衡六間》、《晷影短長》、《北極高下》、《日月五步規法》、《儀象》、《漏刻》等十目。
戴震以其豐富的知識與對古籍的理解,綜合西方傳入的天文學知識,對這一概念作了簡明清楚的闡釋。他說: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即《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即《周髀》之北極璇璣也,《虞夏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璇璣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紛紜殊說,私臆罔據矣。
藏書成就
乾隆二十七年(1762)舉人,宦遊於京師,三十八年入四庫館任纂修官,越二年進士,授庶吉士,學問淵博,在天文、數學、歷史、地理、音韻、文字、訓詁等方面均有成就,是“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任四庫纂修官一職中,恪盡職守,《四庫全書總目》中的經史、輿地、天算、楚辭等設類及提要,多出自其手,論次獨到,校核精審。富於藏書,有藏書樓名“瞻仰堂”,收藏和陳列有乾隆帝的諭旨和賜書等,“瞻仰堂”兩廂是藏書室。藏印有“葺荷散人”、“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等。藏書和遺稿在晚年贈與孔繼涵後裔,孔氏為之刻有《戴氏遺書》。其藏書堂於20世紀50年代經過兩次修葺,1982年改名“戴震紀念館”,館中陳列戴震著作手稿、收藏他參與編纂的《四庫全書》和多種版本著作,還有上萬冊經、史、子、集等類書籍。著有《毛鄭詩考證》、《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戴氏水經注》、《考工圖記》、《勾股割圓記》等。後人將其著作編輯成《戴氏遺書》。
藝術成就
戴震在文字、詩詞、音韻等領域,皆有深入研究,尤其精於考據學、文獻學、校勘學,堪稱一代通儒。在音律學方面,戴震創立了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另外,戴震是徽州
樸學的集大成者,他創造性地構建闡發了
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體系,並融會貫通於聲韻
訓詁、名物制度、經籍考證、天算地理研究等諸多方面都成就斐然卓越。
戴震書法行書扇面《江南春賦》,現為金陵
天渡樓收藏。
個人作品
戴震為與吳派並稱的皖派(見乾嘉學派)主要代表。一生先後撰成《籌算》、《勾股割圓記》、《六書論》、《爾雅文字考》及《考工記圖注》、《
原善》、《尚書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詩經補註》、《聲類表》、《
方言疏證》、《聲韻考》及《孟子字義疏證》等,並應河北、山西等地官員聘請,纂修《直隸河渠書》、《汾州府志》、《汾陽縣誌》,主講浙江金華書院。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以舉人受特召任纂修官。在館五年,疑文奇義,累有辨析。先後經手校訂《水經注》、《儀禮集釋》、《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海島算經》及《五曹算經》諸書。逝世前夕,寫有著名的《答彭進士允初書》。
人物評價
章太炎是推重戴震的第一人,“銓次諸儒學術所原,不過惠、戴二宗”。又說戴學源於
荀子。從章太炎開始,戴震的哲學才進一步為人所注意。
胡適著《戴東原的哲學》,認為戴震建立起“清朝學術全盛時代的哲學”,“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說是新理學的建設——哲學的中興。”
戴震“反宋儒”、“反朱熹”,故不為
錢穆所喜。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認為:“然東原斥程朱即所以發揮程朱,實齋(
章學誠)宗陸王即所以叛離陸王,取徑雖異,旨則歸一,則兩家之貌異緩和疼不能掩其心同。”戴震撰有《汾州府志》和《汾陽縣誌》,其間與章學誠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余英時謂:“東原謂方誌當重地理沿革,這裡顯然表現出了一種狹義的考證觀點。蓋東原治《
水經注》有年,即移《水經注》之法於方誌之纂修也。”
史書記載
《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後世紀念
戴震紀念館
戴震紀念館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隆阜中街,原為一清代民居建築。1924年,適逢戴震誕生200周年,戴氏後裔獻出此屋,建為“隆阜私立戴氏東原圖書館”。1957年,該館交給國家管理。1983年修葺一新,正式命名為“戴震紀念館”。修葺後館舍占地面積108平方米,為磚木結構,頂面蓋小青瓦,潔白牆身,龍捲山牆,樨頭鵲尾,朱漆欞門。大門門楣上嵌有“戴震紀念館”五個大字,由張愷帆書。館內設有休息室、瞻仰廳、藏書樓、閱覽室等。瞻仰廳臨河無檐牆,雙步架雛形迴廊,柱之間裝飛來椅。明間金柱裝隔扇,次問廂房坎牆上裝窗扇,整個裝飾典雅簡樸。瞻仰堂兩廂是藏書室,收藏戴震參與編纂的《四庫全書》和多種版本的戴震著作及上萬冊的經史子集等書籍。廳堂正面壁上額枋,懸掛端木蕻良撰書的“蓋代大師”漆匾,左右有戴逸撰寫的“治經先考文博學冠群倫;乾古不朽作原善共疏證”楹聯。迎面案桌上,安放一尊古銅色戴震塑像。廳中間展覽櫃中,存放有戴震手稿、乾隆手諭(影印件)等珍貴文物。瞻仰廳樓層為藏書樓,有戴震伏案用的紅木桌、手稿及多種版本著作。紀念館現為屯溪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戴震公園
戴震公園位於安徽省
黃山市屯溪區中心地段 ,毗鄰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
屯溪老街。公園建於1982年。原名華山公園,1988年因紀念戴震而更名。公園位於屯溪延安路北的華山嶺上。園內有徽派建築、徽派盆景。動物園和戴震塑像等景。整個公園占地29公頃,綠化面積27.84公頃,珠塘水域面積2.6公頃,公園植被以山林為主。
戴震墓
戴震墓位於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商山鄉東北幾山頭。墓地面積40平方米,土冢。墓向朝北,地面封土堆高1.5米,墓前有其子嗣所立的青石碑一塊,上有“隆阜戴氏,皇清特賜進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東原府君,先姚朱氏孺人合墓”等字樣。墓前有紅砂岩長條石砌成的約20平方米的享堂,堂口寬1.2米。墓地周圍山清水秀,阡陌連綿。墓後層巒疊蟑,蒼松滴翠。1961年7月,列為安徽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縣人民委員會曾予修繕並立有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