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漢族，字公度，別署人境廬主人、觀日道人、東海公、法時尚任齋主人、水蒼雁紅館主人、布袋和尚、公之它、拜鵑人，出生於廣東嘉應州，清朝著名愛國詩人，外交家、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文學家、史學家、民俗學家，中國近代傑出的愛國者、維新志士、中日友好的先驅使者。
1876年中舉人，歷任駐日本公使館參贊、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參贊、新加坡兼馬六甲總領事等職，戊戌變法期間署湖南按察使，助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工詩，喜以新事物熔鑄入詩，有“詩界革新導師”之稱。黃遵憲的作品有《人境廬詩草》、《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己亥雜詩》、《己亥續懷人詩》、《朝鮮策略》、《治法》、《人境廬集外詩輯》、《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等。被譽為“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近世詩界三傑”之冠。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參加科舉,外交生涯,返鄉編纂,二次外交,參加變法,鄉居階段,個人作品,詩作思想,主題題材,藝術特點,文學作品,後人紀念,家庭成員,人物評價,影視形象,
人物生平
參加科舉
1863年－1876年之間黃遵憲在家庭的影響和塾師的指導下，黃遵憲的學習不斷有長進。
黃遵憲
黃遵憲1873年（同治十二年）黃遵憲26歲時，考取了拔貢生。
1874年（同治十三年）春，黃遵憲啟程去北京，參加順天（清朝沿用明朝舊制，以北京為 順天府）鄉試。當時他父親黃鴻藻正在北京戶部任職，於是父兒倆生活在一起。由於黃鴻藻的薪俸不多，所以他們的生活很簡樸。在北京，黃遵憲交了一些朋友，還結識了一些官場上的人物，這對他以後的政治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876年（光緒二年），他隨父親到山東煙臺做了一次漫遊，見到了洋務派官僚張蔭桓、李鴻章等人。黃遵憲在他們面前侃侃而談，引起了他們對這位年輕人的興趣和注意。李鴻章竟當著別人的面稱道黃遵憲為“霸才”。以李鴻章當時權勢和地位，能如此推重黃遵憲這樣一位初出茅廬的後輩，使黃遵憲大有“知遇”之感。這是黃遵憲和洋務派發生聯繫的開始。
1876年（光緒二年）參加順天考試，被錄取為第141名舉人，並以五品銜挑選知縣用。
外交生涯
1877年（光緒三年），黃遵憲的同鄉、翰林院侍講何如璋，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任駐日公使後邀請他一起去日本。黃遵憲考取舉人後，家人都希望他再考進士，反對他去日本。他不顧家人和親友的反對，毅然拋棄科舉仕途，選擇了到海外從事外交工作的職業。經過何如漳的推薦，黃遵憲被任命為駐日參贊官，隨行出使日本。出使前夕，黃遵憲寫詞表達了他希望在對日外交工作中施展才能，實現抱負的心情。
1880年（光緒六年），日本友人源輝聲先生在徵得黃遵憲同意後，把《日本雜事詩》的部分原稿，埋藏在東京墨江畔的家裡，由黃遵憲題寫了“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冢”九個字，刻石豎碑，作為中日兩國人民永久友誼的象徵。在日本期間，黃遵憲開始接觸從西方傳播到日本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學說。當他讀了法國啟蒙運動先驅盧梭、孟德斯鳩的著作後，“心志為之一變，以為太平世必在民主”，領悟到“所當師四夷”，“中國必變從西法”，思想有了明顯的轉變。並把此思想和想法對何如漳分享。正是這種思想的形成，使他後來成為我國維新變法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在日本期間，黃遵憲清楚地看到，日益強盛起來的日本正把侵略矛頭指向中國和朝鮮。
1880年（光緒六年），黃遵憲通過贈予朝鮮信使金弘集的《朝鮮策略》一書，闡明了他的東北亞地緣政治主張。他在和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聯合給朝廷的建議中說：“故論中國今日之勢，能於朝鮮設駐紮辦事大臣，依蒙古西藏之例，凡內國之政治，及外國之條約，皆由中國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覬覦。”
影視劇中的黃遵憲
影視劇中的黃遵憲1882年（光緒八年），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3月30日，黃遵憲剛剛踏上這塊美洲大陸，就碰上美國統治集團發動的排華事件。美國議院制訂了《限制華工條例》15條，多名舊金山僑民被當地政府以“不衛生”為藉口而被捕入獄。此前，黃遵憲就此已向清政府提出對策，但昏庸腐朽且怯懦的清政府卻根本沒有採納。因此，他只能在自己職權範圍內，憑著一顆熱愛僑胞的心盡力保護中國僑民。有一次，美國地方政府又向華工尋釁。他們派官員到華人的居住區進行“巡視”，然後以華人不講衛生，違反了政府的衛生條例，應予以拘留和罰款的處置。許多華人因此遭到逮捕，監獄被關得滿滿的。黃遵憲聞訊，視察舊金山華工聚住地，親自探望關押華工的美國監獄，並叫隨從丈量監牢面積，責問美國人：“這裡人多地窄、空氣污濁，難道監獄裡的衛生條件要比華僑的住處好嗎？”美國官員被問得啞口無言。經過黃遵憲的努力，被拘捕的華僑被全部釋放。黃遵憲的正義行動，受到了華人一致的稱讚。黃遵憲動用國際法，爭得了總領事給華工簽發執照的權利。從此，華工來往中美之間，有法可依。
1884年（光緒十年），美國總統選舉，他目擊其事，作《紀事》，揭露了美國政壇的黑暗，但由此得出“共和政體不可施於今日吾國”的結論，則是思想認識上的倒退。
返鄉編纂
1884年（光緒十年），黃遵憲的母親病故。
1885年（光緒十一年）8月，他從美國請假回國，又重新對《日本國志》進行編寫，直到1887年（光緒十三年）的夏天，這部書終於完成。《日本國志》共40卷，約50萬字，編目為國統志、鄰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刑法志、學術志、禮俗志、物產志、工藝志12部分。詳細介紹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特別著重介紹了明治維新以後採取的改革措施及成效。書成之日，黃遵憲寫下了《書成志感》，表達了他的心情。《吾妻鏡》是日本一部編年體的史書，《千秋金鑒錄》是唐朝張九齡編寫的歷史書。黃遵憲希望借鑑日本的經驗，通過維新變法使中國繁榮富強起來。這部書的問世，大大加深了中國人對日本國的認識，成為當是中國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的必讀參考書。
1885年（光緒十一年），他又作長詩《馮將軍歌》，用剛勁的筆法，勾畫出在中法戰爭挫敗強敵的老將軍馮子材的英雄形象。
1885年（光緒十一年）10月，黃遵憲抵達廣州，先赴梧州探望父親，然後乘船回嘉應州。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家人和鄉親們都前來看望他，爭著向他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問題荒誕又有趣，黃遵憲巧妙地解答了這一道道“難題”。客人走後，一家人親親熱熱地圍燈團坐，只是再不能見到慈母，黃遵憲不免傷心地落下淚來。接著黃遵憲就開始為《日本國志》的最後編纂而忙碌。
1886年（光緒十二年），張蔭桓被任命為駐美使臣，他希望黃遵憲能繼續擔任駐舊金山領事，被黃遵憲辭卻。同年，洋務派官僚、兩廣總督張之洞，又意欲命黃遵憲巡察南海各島，也被黃遵憲辭卻。黃遵憲專心致力於《日本國志》的修改、編纂，直到1887年（光緒十三年）夏終於完成，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刊行。全書共40卷，50餘萬言，書中結合中國現實發表議論，明顯表現出以明治維新作為改革模式的觀念。該書對甲午戰後興起的維新熱潮有深刻的影響。
1889年（光緒十五年），駐法公使薛福成見到《日本國志》這本書，十分欣賞，連聲稱讚，為此他十分器重黃遵憲，並為《日本國志》作了序。同年，薛福成被任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經薛福成推薦，清政府任命黃遵憲為駐英二等參贊，隨同薛福成赴歐洲。這樣，黃遵憲再次開始了他的出使生活。
二次外交
1890年（光緒十六年）2月，薛福成乘船到達香港，黃遵憲自嘉應州前來與薛福成會合，登船。他們從香港啟程，經過了越南、新加坡、錫蘭（今斯里蘭卡）入紅海，經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再經過法國馬賽、巴黎，最後到達英國倫敦。一路上，黃遵憲被異國風土人情所吸引，更為亞洲弱小國家遭淪喪而感嘆。在英國期間，黃遵憲接觸了英國政界上層人物，仔細考察了英國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他非常推崇這種制度，後來維新變法期間，黃遵憲在湖南，協助陳寶箴實行地方自治制度，就是以英國為模式的。黃遵憲以分省補用道任駐英國二等參贊，不久，黃遵憲又被調任新加坡總領事。後來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中提到了調任黃遵憲一事的原委。那是因為當時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給朝廷的報告中，說他奉命巡洋時，抵達新加坡一帶，目睹當地華僑因為中國政府沒有設領事館，受了洋人的欺凌剝削，有冤無處訴。他請求中國政府速派領事到新加坡附近各島。薛福成考慮將新加坡領事改為總領事，就可以兼辦其他各埠的僑務。經過考慮，他決定委派黃遵憲。因為此人“歷練有識，持己謹嚴，接物和平，允堪勝任”。從薛福成的這幾句評價里，可以看出黃遵憲此時已是一個成熟老練的外交家了。
1891年（光緒十七年）秋，黃遵憲到新加坡任總領事，從事改善僑胞待遇、保護僑胞財產的工作，發展華僑教育，取得一定成效。經過黃遵憲的力爭，清政府頒布了一些保護華僑的規定，以後，黃遵憲又創立了給華僑頒發“護照”的制度。黃遵憲在新加坡任總領事，3年有餘，期間身體一直不好，約有一半日子是在養病中度過的。儘管如此，黃遵憲仍帶病堅持工作，處理外交事務外，對華僑事務特別關心。另經黃遵憲據理力爭，英國政府終答應中國在吉隆坡等地設副領事。
1894年（光緒二十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身在異國的黃遵憲，思念祖國，十分關注戰事的發展。致力維新變法1894年（光緒二十年）底，黃遵憲結束了十幾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國內，任江寧洋務局總辦。
參加變法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春天，黃遵憲懷著滿腔憂國之情去江寧（今南京）拜見張之洞，但黃遵憲並沒有受到重視。黃遵憲在湖北辦理教案期間，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聽說台灣被割讓，黃遵憲心情十分悲痛，然而黃遵憲並沒有“被發入空山”，而是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康有為掀起的維新變法的運動中。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9月，急於變法維新的光緒皇帝在北京召見了黃遵憲。光緒問：“泰西之政何以勝中國？”黃遵憲回答：“泰西之強，悉須由變法。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言語之中學西方而又保持中國自信的意義不言自明。光緒帝“驚喜天顏微一笑”，乃決定要重用黃遵憲。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夏，黃遵憲被任命湖南長寶鹽法道，負責管理一省食鹽的生產和運銷，同時兼管一路的錢穀和刑名。黃遵憲到達湖南後，原湖南按察使李經義因事進京，由黃遵憲代理湖南按察使，掌管一省刑獄和官吏的考核。當時湖南巡撫陳寶箴是支持變法的新派人物，黃遵憲上任後，積極協助陳寶箴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論及種種改革措施。在黃遵憲的建議下，陳寶箴同意創辦一所時務學堂，以培植變法人才。黃遵憲還提出邀請梁啓超來湖南擔任時務學堂的總教習，造就一批新人才，如蔡鍔、林圭、秦力山等。梁啓超到湖南後，倡議創辦南學會，以推動地方自治。南學會雖名為學會，但實際上卻具有地方議會的規模。南學會總會每7天講演一次。由梁啓超、黃遵憲、譚嗣同等人主講，闡述國際形勢和國內大事，宣傳維新變法思想，主張發展地方民族工業。南學會成立後，黃遵憲共作了9次講演，其中南學會舉行的第一次講演會就是由黃遵憲講的。由於黃遵憲多年海外生活的經歷和生動的語言，使聽者大開眼界，黃遵憲也因此名聲大震。並參與創辦《湘學新報》、《湘報》等，介紹西方新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宣傳維新變法主張，首倡民治“由一鄉推之一縣、一府、一省、以迄全國，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軌”。這些措施使湖南成為在維新變法中最活躍的省。他提倡“分官權於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議會制度；並仿效日本和西方國家的警察局建立湖南保衛局，以保證改革措施的推行。在當時湖南的維新派中，黃遵憲是唯一對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制度有切身體驗的人。因此，湖南新政中凡一切改革章程條例，都是由其參酌東西各國制度一手制定，對湖南維新運動的興起和發展都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皇帝。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百日維新”正式開始。由於維新派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改革，觸犯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利益，遭到他們極力反對。8月，黃遵憲被任命為出使日本大臣。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並宣布“親政”，下令逮捕維新派，百日維新失敗了。10月9日，上海道蔡鈞奉命將黃遵憲扣留于洋務局，派200餘人圍守，候命押解北上。然而黃遵憲並沒有遭到殺害，成為維新派領導人中少數倖存者之一，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平日交遊廣闊，朝中有人幫他說情，更主要的則是英國、日本等國出面，對清政府施加壓力。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向清政府聲言：“如中國政府欲將黃遵憲不問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則我國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測之禍。”日本駐華公使也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聲言查辦黃遵憲，“有傷兩國交誼”。這就使頑固派不得不有所顧忌，只好釋放了黃遵憲。10月15日，黃遵憲乘舟南歸。
鄉居階段
1899年－1905年之間黃遵憲回鄉後仍熱心推進立憲、革命等工作，並潛心新體詩創作，被譽為“詩界革命巨子”。同時，他熱心家鄉教育事業，創立嘉應興學會議所，自任會長，積極興辦新學堂。晚年黃遵憲在牆上懸掛興中會會員謝纘泰畫的《時局全圖》。1904年（光緒三十年）冬，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最後一首詩《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中寫道：“……君頭倚我壁，滿壁紅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圖……”
黃遵憲像
黃遵憲像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3月28日，黃遵憲病逝於家鄉梅州，終年五十八歲。六年後，辛亥革命爆發，封建制度在中國終結。
個人作品
詩作思想
黃遵憲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詩界革命的最早倡導者。由客家商民而上升到官宦的家庭帶有的平民氣息和現實精神影響著黃遵憲，他從中年以後又親身經歷了戊戌前後一系列的政治風浪，這在他心中掀起了軒然巨波。所有這些，為他提供了創作新意境、新風格、表現新事物的“新派詩”的很好的生活基礎和思想感情基礎。他忠實地表現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愛國熱忱、痛苦矛盾、理想追求，忠實記錄了中國在那個歷史新階段的許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構成他的詩作的新內容的兩個重要因素是題材新穎、主題新穎。表現了新時代的生活，新時代的要求，新時代的文化風貌、政治風雲，反映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滲透著現實主義精神，貫穿著反帝愛國圖新的精神。
黃遵憲的詩歌基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同時也帶有浪漫主義的瑰麗色彩，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詩界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礎。他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為追求目標，努力要使我國古典詩歌的舊傳統、舊風格與新時代、新內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風格能夠和諧地統一起來。運用現實主義方法，反映近代史上的重大事變，特別是反映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有“詩史”之稱。他的詩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對封建專制主義、封建學術文化和舊禮教的批判精神。還利用詩歌直接為改良主義運動服務，宣傳改良主義思想，宣傳外國的科學文明。他的創作基本上實踐了他的理論，取得了成功，以其富有獨創性的藝術在近代詩壇大放異彩。
主題題材
黃遵憲早年即經歷動亂，關心現實，主張通今達交以“救時弊”（《感懷》其一）。從1877年（光緒三年）到1894年（光緒二十年），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後到過日本、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地。經過親自接觸資產階級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他明確樹立起“中國必變從西法”（《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並在新的文化思想激盪下，開始詩歌創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詩歌“自古至今，而其變極盡矣”，再繼為難。但他深信“詩固無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筆之於詩，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詩者在矣”（《與朗山論詩書》）。他沿著這條道路進行創造性的實踐，突破古詩的傳統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獨具特色的“新派詩”，成為“詩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幟。
黃遵憲傳
黃遵憲傳黃遵憲的詩“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人境廬詩草自序》），廣泛反映了詩人經歷的時代，具有深厚的歷史內容，是一塊標誌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到最後階段轉向革新時期的里程碑。反帝衛國、變法圖強是他詩歌的兩大重要主題。在反帝方面，從抵抗英法聯軍到庚子事變，他的詩都有鮮明反映。特別是關於中日戰爭，他寫下的《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台灣行》、《渡遼將軍歌》等系列詩作，反帝衛國思想尤為突出。詩人在這類主題的作品裡頌揚抗戰，抨擊投降，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和深摯的憂國焦思。其中不少篇章，規模宏偉，形象生動，表現出詩歌大家的氣魄和功力。如《馮將軍歌》中寫道：“將軍一叱人馬驚，從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馬排牆進，綿綿延延相擊應。轟雷巨炮欲發聲，既戟交胸刀在頸。敵軍披靡鼓聲死，萬頭竄竄紛如蟻。十盪十決無當前，一日橫馳三百里。”將中法戰爭中愛國將領馮子材鷙猛無前的英雄形象和馮軍排山倒海的氣勢，活現於紙上。
黃遵憲早在《感懷》、《雜感》、《日本雜事詩》等作品中即批判陳腐事物，讚賞派遣留學生和日本明治維新等新事物。後來他更以飽滿的熱情謳歌變法維新，期望能通過變革使中華民族重新崛起：“黃人捧日撐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贈梁任父同年》）戊戌政變發生，他作《感事》、《仰天》等詩痛惜新政夭折，憂虞國家前途，百感交集，情思深摯：“忍言赤縣神州禍，更覺黃人捧日難”（《感事》其八）。但他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說：
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後二十年言定驗，手書心史井函中。這種堅信變舊趨新的歷史潮流不可遏抑的精神，貫穿在他的詩作中。
值得注意的是，處於新舊交替時代的黃遵憲的詩歌，較早地描寫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隨近代科學而湧現的新事物，拓寬了題材和反映生活的領域，寫出了古典詩歌所沒有的新內容。他的《今別離》四首分別吟詠在出現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已知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的條件下，離別的新況味，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詩人將新學理融入詩意內涵以表現同種一家等人生理想和事物變化轉換之理，一新詩境，別饒興味。詩人在這首詩里說“足遍五洲多異想”，他從一個封建國家踏進資本主義世界，事事物物都觸動他的詩心歌緒，把古人不曾接觸的海外世界反映到中國詩歌中來。《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流美豪宕的筆墨，勾勒出太平洋上夜航獨有的情境。至如各國奇異的風光，如日本的櫻花（《櫻花歌》），倫敦的大霧（《倫敦大霧行》），巴黎的鐵塔（《登巴黎鐵塔》），錫蘭島的臥佛（《錫蘭島臥佛》）等，無不收攝在詩人的筆下。海外詩篇也涉及外國民俗與時事政治。《日本雜事詩》從多方面反映了日本的歷史和社會生活。《紀事》詩富有風趣地描寫了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民主兩黨千方百計宣傳自己、激烈爭奪選民的情景。
藝術特點
黃遵憲說“風雅不亡由善作，光豐之後益矜奇”（《酬曾重伯編修》其二），他深知詩歌的生命在於變化與創造。他的詩就是在廣泛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本著“善作”的精神，沿著“矜奇”的趨勢，推陳出新，加以創造，形成自己的獨特面目。首先，他的詩雖然常有一種前瞻追求的浪漫豪情，但更主要的方面是真切的寫實。他有不少鴻篇巨製，篇幅都超越古人，往往自成某一方面小史，如《番客篇》近於華僑南洋開發史，《逐客篇》堪稱赴美華工血淚史，《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不啻作者的家族史與童年生活史。他善於以細緻的筆墨敘事、狀物、寫景，鋪排場面，勾畫人物，既內容豐富，又形象生動。如《渡遼將軍歌》形象鮮明地刻畫出吳大這個人物。吳本是湖南巡撫，喜好金石，中日戰爭爆發，恰好購得一枚漢印，印文為“渡遼將軍”，自以為是封侯之兆，遂請纓出師。開篇寫其出征的盛氣：“聞雞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余畀！”豪氣沖天
文學作品
《日本雜事錄》二卷。
《日本國志》四十卷，1898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出版、浙江書局重刊。
《人境廬詩草》十一卷（1902年定稿），1911年刊印於日本。
《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人境廬集外詩輯》
《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
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後人紀念
1884年（光緒十年）開始籌建藏書樓。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編撰《嘉應黃氏人境廬藏書目錄》，著錄有：經部100種，1291冊；史部253種，5122冊；子部221種，1425冊；集部212種，1523冊；叢書21種，2468冊、自著書4種，21冊，合計811種、11850冊。珍本有《修慧寺塔銘》，其餘多為普通實用之本。先後積藏有10餘萬捲圖書，供當地學生閱覽。
今人編有《黃遵憲文集》、《黃遵憲集》、《黃遵憲全集》等。除多部傳記外，祖國大陸與台港還出版了《黃遵憲傳記資料》、《黃遵憲研究資料選編》、《黃遵憲與近代中國》、《黃遵憲的史學研究》、《黃遵憲詩歌研究》、《從黃遵憲到白馬湖》、《黃遵憲師友記》、《黃遵憲新論》、《黃遵憲與文學轉型》等研究著作多種。其中《黃遵憲評傳》是“黃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藏書室內有黃遵憲的各種著作和讀過的書共八千多冊。廬中保留著黃遵憲親自撰寫的對聯，如會客廳對聯：“萬丈函歸方丈室，四圍環列自家山”，另有一聯：“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從五步樓、十步閣、望百步長江”，都十分形象地描繪了這故居的環境。
人境廬於1982年3月修復竣工並下式對外開放，1989年公布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1990年評定為全國近現代優秀建築物，1994年3月成立了“梅州市人境廬文物管理所”進行專門保護管理，1995年3月列為梅州市第一批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5年，梅州市委、市政府決定以“人境廬”為中心，由黃遵憲書齋“人境廬”以及故居“榮祿第”和民居“恩元第”三處相連興建黃遵憲紀念館。2013年，黃遵憲書齋“人境廬”和故居“榮祿第”被國家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家庭成員
黃遵憲的高祖父：黃潤，開設當鋪，從事典當行業，“典肆凡四五所，子孫屢業富饒。”典當業從此成為黃遵憲家族數代經營的商業模式。
黃遵憲的曾祖父：黃學詩，繼承祖業經商。
黃遵憲的祖父：黃際升，繼承祖業經商。
黃遵憲的父親：黃鴻藻，字硯賓，號逸農，在北京戶部任職。
黃遵憲的母親：吳氏， 為葉璧華婚姻介紹人。
黃遵憲的妻子：葉氏，是葉璧華堂妹。
黃遵憲的兒子：黃季偉
黃遵憲的嫡孫：黃超聲
黃遵憲的孫子：黃延豫
黃遵憲的孫子：黃延緒（黃季偉之長子）
黃遵憲的從侄：黃之駿，祖父為清代進士黃基
黃遵憲的堂弟：黃遵庚，為舉人黃鸞藻之子
黃遵憲的曾孫女：黃友倫、黃妙倫
黃遵憲名下有4子、2女，嗣後又有10孫、8孫女。
人物評價
黃遵憲一生大部分時間活動於中國的政治舞台，可以說是一位出色的外交活動家和一位推動變法維新的幹將，然而黃遵憲一生最大的成就，則在於他的詩歌在中國近代詩歌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評曰：“要之公度（黃遵憲字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公論不容誣也。”梁啓超所作《嘉應黃先生墓志銘》：高度評價其“明於識，練於事，忠於國……先生之詩，陰開陽闔，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於古詩人中，獨具境界”，並斷言：“古有以一人之用舍系一國之興亡者，觀於先生，其信之也”。
高旭讚譽說："黃公度詩獨辟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洵無第二人。"
陳三立在戊戌變法時期評其詩卷稱“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才思橫逸，風格渾轉，出其餘枝，乃近大家，此之謂天下健者”，又評黃詩有“千年治亂余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之語，對黃遵憲的詩歌作了較為準確的評價。
夏衍先生稱譽說：“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評價歷史人物，黃遵憲是一個值得我們外交工作者尊敬和學習的榜樣。”
美洲僑領司徒美堂：“黃遵憲是中國歷來駐美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護華僑工作之人”。
香港“黃學”專家怡然先生說：“縱觀中國近代歷史，就開放意識而言，如果說林則徐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話，那么黃遵憲是真正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了！多年來黃遵憲的歷史地位被不少人局限性地理解了，後人往往從文學或詩界革命的領域去理解他，而忽視其作為愛國者、思想家、變法維新者、政治家的本來面目，對黃遵憲歷史地位全面深刻認識，是直到近年來才開始出現的。”
黃遵憲廣泛研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歷程，為中國的富強和發展尋找良方。所著《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率先在中國介紹西方國家的先進思想和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隨後創辦的《時務報》，宣揚變法維新，主張君主立憲。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傳播民權思想。
黃遵憲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愛國者、維新志士、中日友好的先驅使者，黃遵憲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他突破當時統治文壇的古奧風與八股氣，主張“我手寫吾口”，留下了一千多首直白曉暢、敘事抒情的新體詩，被譽為“近世詩界三傑”之冠（梁啓超語）。他又是一位才、學、識兼具的史學家，他撰寫的《日本國志》不僅是一部體例詳備的史書，還成為影響時代、指導當時社會改革的維新模本。他更是一位走在時代前列的維新志士，為清末的變法維新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還是一位富有才幹的外交官，先後出使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足跡遍及東、西、南三洋，促進中外交往，學習先進文明，維護祖國利益，保護華僑權益。日本歷史學家稱他為“最有風度、最有教養的外交家”。
廣東省社科聯李鴻生指出，黃遵憲既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又是一位外交家。長期駐外生涯使其對外國有較深刻的了解，從而順應了近代學習西方的進步思潮，形成了開放進取的思想。其具體主張有四：一是“打開門戶，容納西學”；二是辦新學以造就變法人才；三是以發展經濟為根本國策，促使技術進步；四是“奉主權以開民智，分官權以保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