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經濟因素
清朝收復台灣後,
台灣一直屬於一個大量移民湧入的邊疆移民社會。大陸地區的官僚、富豪等紛紛在台灣投資,進行開發,這樣一來,也間接刺激了
福建、
廣東兩個地區的遊民遷往台灣,尋找謀生的機會。史載:"台灣佃丁皆系漳、泉、惠、潮之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來。"清初,順治六年(1639年)開始在全國實行墾政,規定"地方官招巧流民,不論原籍別籍,編入保甲,開晝無主荒田,給以印信執照,永準為業。"至乾隆時期,這一政策仍舊延續,規定"至有開墾無主荒地,地方官確勘,應給印照執業。"在開墾荒地的過程中,按照全國通行的《戶部則例》規定,上報開墾。"凡報墾者,必開具界址王名,聽官査截。出示曉諭後五個月,如無原主呈報,地方官即取結給照,限年起科。"所謂"報墾",就是需要辦理的一系列手續,從而得到開晝土地的權力,由地方官審批之後,頒發"墾照"。得到墾照之後,便可開墾土地。由於獲得墾照並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對於一般的平民來說,報墾的成功機率並不高。因此,只有富豪、官僚這樣有一定實力的人才能夠得到土地開墾的權為,而處於底層的平民只能受僱於土地的主人,成為
佃農。那些取得
土地所有權的富豪與官僚稱為"墾首"或"墾戶",而受僱於他們的佃農則碌為"
佃戶"或者"佃丁",而這樣的制度,被稱為"墾佃制"。在這樣的制度下,佃戶租種墾首的土地,並定期向墾首繳納租谷。一般來說,租佃的前兩年採取按比例分成的方式,待產量穩定後,改為收定額租。
由於地理位置關係,
台灣地區的
租佃關係受到福建和廣東的影響,主要採用"
永佃制"。即佃戶由於參加過土地的開墾,因此獲得了對於土地的
永佃權,業主不得將土地再轉租他人。並且,佃戶在不欠業主租金的條件下,對於自己耕種的土地,享有繼承、轉讓、抵押和買賣的權利。如果不願意繼續耕種,也可以選擇
退租。由於早期的台灣
地廣人稀,土地肥沃,對於飽受山海交錯,人多地少的閩粵人民來說,絕對是理想的去處。隨著耕地的不斷開墾,移民人數的不斷増加,使得當時台灣地區
商品經濟持續發展,尤其農業產品商品化的程度隨之不斷提高,使小生產者內部產生了階級分化。在競爭中,一部分人成為了富裕農民,另一部分人愈加貧窮了。在這些不斷轉貧的農民中,一部分破產,失去了對土地的永佃權。而就在此時,仍有大批的閩粵移民湧入台灣,並持續增加。由於大部分荒地早已經開發,這些新到台灣的移民已經沒有機會再獲得主地的永佃權了,只能臨時租種土地或者受僱傭,再者就是進入到城鎮中,成為手工業者或是小商販。由於長期處於社會底層,使得這些人具有發動叛亂的原動力。林爽文起義中大多數首領與骨幹成員多是如此。
社會因素
台灣存在大量的遊民,送些遊民沒有田產,沒有生計,長期處於顛沛流離的生活中,被稱為"
羅漢腳"。當這些遊民聚集在一起時,為了互助抗暴而歃血盟誓、結拜異姓兄弟,"江湖義氣"便是他們普遍通行的道德觀念。由於
天地會,重視兄弟義氣,因此吸引了大量的遊民、小生產者和佃農加入。於是,天地會在台灣開始吸收成員,不斷壯大。林爽文義軍中,有許多人是天地會成員。台灣地區的械鬥不僅僅加速了林爽文的起義進程,同時也對林爽文起義過程頗有影響。
移民之間的矛盾是造成林爽文事件的社會因素。閩粵地區宗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矛盾,已經達到武裝械鬥的地步,這也成為了福建、廣東兩省天地會活動頻繁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樣,台灣地區的移民中,大部分來自閩粵地區,為爭奪社會資源而好勇鬥狠的習氣一直存在,並且台灣地區隨著移民的不斷増多,"漳、泉、惠、潮之民日眾,寄籍分黨,葉牙其間……及其樹幟械鬥,動以萬計,將士不能彈治"。由於在移民中,原有的宗族界限被打亂,送時只能按照地緣關係形成分類。為了爭奪社會資源,能在社會競爭中取勝,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按照地緣結成了不同的團體。在爭奪田產、爭奪經營權、爭奪地盤的過程中,往往發生百人或者千人的大規模械鬥。
起因
林爽文原籍福建平和縣,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隨父遷居台灣彰化大里杙莊,募眾墾田致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天地會頭目嚴煙自福建渡海至彰化傳道。次年(1783年),林爽文入會,後成北路頭目。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諸羅有楊光勵者,富民楊文麟養子也;既入會與弟媽世不睦。媽世亦結黨援,乃創為雷公會與敵焉。"由於雙方糾斗聲勢過大,引來官台灣鎮總兵柴大紀親自率兵抓捕。許多人逃至大里巧林爽文處,林爽文將他們藏匿起來。清軍抵達後,林爽文等人拒交出人。起義隨之開始。
過程
起義開始
起義爆發之後,林爽文與
王芬、
林泮等人率軍攻克大墩,斃知縣俞峻等人。並在半月之內,接連攻克
彰化、鳳山、諸羅、竹塹等城,而清軍只能據守於府城與鹿仔港等地。可以說,此時起義軍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這其中具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駐守在台灣地區的清軍統帥無能,官吏腐敗,導致士兵士氣低落,無也應戰。駐守在台灣的清軍雖然人數眾多,號稱有上萬人,但各級將領層層剋扣軍餉,士兵日常衣食無法得到保障,多數都從事一些小生意,因此軍缺乏操練,軍心渙散。第二,統兵將領遇事相互推諉,並不能及時相互調兵支援,導致各部隊各自為戰,沒有後援。第三,義軍首領與骨幹多為小生產者,平時受盡官府的欺壓與勒索,因此對清軍充滿仇恨,戰鬥士氣非常高。第四,天地會崇尚江湖義氣,經過會盟結拜的異姓兄弟需遵守誓言,互濟互助,能夠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在義軍內部"每得勝歸,必立搞牛酒,死亡者屍比抱歸。"
初期勝利
義軍旋克彰化,殺孫景燧等人;釋放獄囚,開倉取械;林爽文進駐
彰化縣衙門,自稱“盟主大元帥”,林爽文建號“順天”。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初一(1787年1月20日)北路的王作、李同也率眾回響,殺淡水同知
程峻。又向北占領新竹
竹塹城。往南攻打
諸羅等地,受到了福建陸路提督署台灣兵備道
柴大紀力守,諸羅縣知縣
董啟埏與已卸任的
唐鎰皆被殺。
鳳山天地會領袖
莊大田亦集眾起兵造反,占領鳳山(今高雄)。嗣後,南北兩路義軍會攻台灣府城(今台南),久攻未克。至十二月(1787年2月)全台除南部
台灣府、諸羅,中部海港
鹿港外均陷落。
叛亂的暴行始終不得民心,其後,
桃竹苗等地的客家百姓紛紛以
鄉勇形式組織
義民團練,配合
清軍圍攻、抵抗林爽文軍隊。在新竹地區,則有陳紫雲領導下,轉戰
新竹苗栗等地。事件平定後,鄉民撿集新竹死難客家鄉勇骨骸共二百多具,合葬於枋寮(即今
新竹縣新埔褒忠亭
義民廟)。
此時,雖然義軍控制了許多重要城市、交通要道與戰略要地,但是始終無法攻占府城。除府城清軍強烈的抵抗之外,另一支由地主強迫百姓組成的部隊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支部隊成員被稱為"義民",和清軍一起抵抗叛軍,使義軍腹背受敵。
清兵靖台
林爽文起義規模不斷擴大,引起福建總督常青的重視。他令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率三千兵,從廈門出發渡船至鹿耳口;又令閩安協副將徐鼎士率兵一千,從閩安口出發,到鹿耳口與黃仕簡匯合。此時,陸路提督任承恩率兵由蚶江渡海至鹿港。形成了三路大軍合圍的局勢。乾隆皇帝認為叛軍不過是烏合之眾,大軍抵台之後,必定望風而逃。然而,義軍不僅沒有潰不成軍,反而同清兵周旋,雙方相持竟能一年之久。這三路大軍到達台灣之後,並未像乾隆預想的那樣順利,對義軍的進攻收效甚微,同時又陷入到義軍的包圍中。同時,受到牽制的清軍,彼此之間不敢相互援助,無法形成合圍的局面。乾隆此時對於任承恩與黃仕簡頗為不滿,認為"乃任承恩尚駐紮彰化,而黃仕簡又駐紮郡城,一南一北,互相觀望,以致道路不通,此明系退縮畏怯,安得藉詞持重乎。"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清軍不斷調動之際,南北路義軍合圍府城。莊大田率義軍攻克桶盤棧,殺把總王澤高等人。府城之戰中,莊錫舍向清軍投降,"帶領所屬二千餘人,隨官兵殺退賊匪,截殺莊大田等"。莊大田退兵,將部隊撤回南潭。清廷命常青為督師調並浙江、廣東清軍一萬多人親自渡台,隨後又增加七千人;雙方對峙在
台灣府城,此時
林爽文率軍反攻諸羅縣城,雙方僵持五個月。
平定起義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派福康安統帥湖廣、四川、廣西、貴州等省份的滿漢兵丁渡海到達台灣,號稱十萬大軍。在戰略上,福康安一方面宣傳十萬大軍不曰抵台,給叛軍造成心理壓為。另一方面,結交台灣逃至大陸的知識分子,化他們出謀劃策,提供支持。再者,"剔撫兼施","赦其從逆之罪,廣示招撫。如能擒縛賊首、賊目來獻者,優加獎賞,擢授官恥使其黨羽內離,渠魁更易就獲。"對叛軍進行瓦解、招安。
在戰術上,福康安聲東擊西,通過詳攻大里杙,主要兵力去解諸羅之圍。這一戰術非常成功,使義軍不得不放棄諸羅,撤至斗六口。清軍隨後調集重兵對斗六口發起猛攻,叛軍退回大里杙。又遭清軍大炮轟擊,且人數眾多。義軍放棄大里杙,撤至"內山"集集蛹、水裡化等高山族聚居地區,繼續抵抗。當地百姓,配合官兵搜捕叛軍。
結果
清軍多路出擊,於侖仔頂和牛稠山連敗義軍,乘勝占領大里杙莊和集集埔,在老衢崎俘獲林爽文,解至北京伏法。莊大田率餘部退入台灣最南端的琅嶠,不久也被俘殺。起義終被平定。
影響分裂勢力始終不得人心,在台灣百姓的抵制下,乾隆將平台叛亂,列入十全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