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清朝乾隆、
嘉慶之際,山東、
直隸、河南一帶存在許多
白蓮教系統的民間秘密宗教團體,他們往往自成體系,互不相屬,而其中最大的民間宗教團體便是榮華會。榮華會又名龍華會,還稱白陽教、
八卦教。據史料記載,當時山東、直隸、河南“奸民結死黨,有
虎尾鞭、
義和拳、金鐘罩諸名,其最大者曰龍華會”。《靖逆記》一書也記載說:“會齊、豫奸民糾結死黨,曰虎尾鞭、義和拳、紅磚社、瓦刀社,其最大者曰八卦教”。八卦教分為乾、坤、離、坎、震、兌、艮、巽八股,每股人數不等,各自平行發展。
山東
八卦教產生於清初。順治年間,京畿紅陽教的教首魏子義(太監)“轉傳”于山東單縣人劉佐臣(時化名李樂天)。劉佐臣回到山東後,改名劉奉天,“創立
五葷道修元教”,締造《五女傳道》(又作《五聖傳道》)經書,“分八卦,收徒黨”。是為八卦教之由來。史料記載說:八卦教“本名三陽教,分青、紅、白三色”。可知八卦教來源於紅陽教。創立八卦教後,劉佐臣首先“傳於南方
郜姓(指商丘郜雲壠)”,接著“又傳於清豐
秦姓,又傳於
曹縣王姓(即王清容)”。其中,郜生文成為
離卦教開山祖師;王清容成為
震卦教開山祖師,劉佐臣死後,八卦教徒皆尊他為“先天祖師”,並於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劉佐臣生日)為他“上供燒香”。在劉佐臣及其弟子努力下,
八卦教很快在華北站穩了腳跟,勢力迅速遍及山東及全國許多地方。尤其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劉佐臣病逝後,其子劉儒漢承襲父業,充任教首,掌教30餘年,八卦教勢力更是有了較大發展。從
清世宗頒布的有關上諭中可以看出,雍正年間,八卦教已達山東、江南、
直隸等省,有些教徒還在山陝一帶開展了活動。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劉儒漢病故,其子劉恪充任教首。至乾隆二十二年,劉恪之子劉省過又承襲教首。此後,八卦教勢力又由山東擴到關外奉天等地。
天理教教首傳教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經濟利益——向教徒收取“根基錢”,在傳教過程中,以消災免難為說詞,並以交了根基錢在彌勒佛出世時可以“共享榮華”為誘餌。李文成自稱“人皇”,是“李自成轉世”,主要在河南傳教;林清自稱“天皇”,主要在河北以及北京的大興、宛平傳教,還編出“若要白面賤,除非林清坐了殿”廣為散布;而馮克善自稱“地皇”,主要在山東傳教。為了控制教徒,他們還編造出“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一番說教。
林清、
李文成與各地的其他教首都有聯繫。暴動前夕,林清、李文成更是大肆斂財,宣稱:“凡有送給錢文、糧食者,許俟李文成事成之後,給與地畝、官職,每錢百文,許地一頃。糧食數石,許給官職,填寫號簿,並開寫契約紙片,交與本人做據。”這種民變首領玩慣了的把戲,在史學界竟然被認為是“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舉措。中國的農民,對於土地和權力有著極大的渴望,林清、李文成所利用的正是他們的這一心態。由此得出“推翻”結論,無疑痴人說夢。更何況,中國的民變首領,其素質大多不高,即使他攫取了政府領導權,改元稱帝,農民們也會發現,他們給自己的領袖拋棄了。倘若林、李二人掌權,他哪裡有那么多土地、官職給予教民?最後的結果不外乎是天理教被禁,教民的收據變成了廢紙,甚至是殺頭的證據。這樣的事情,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
經過一段準備,約定在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1813年10月8日),八方共起,並由河南派人支援河北,進攻
北京紫禁城。不料河南滑縣起義的機密泄漏,李文成被捕下獄。滑縣教徒為營救李文成,聚集3000 人,於九月七日提前發動暴亂,天理教徒殺死知縣,救出李文成,占領縣城。亂軍進占要塞
道口鎮,又分軍攻取了山東
定陶、
曹縣。李文成在滑縣“開帥府、設羽帳”被推為天王,下設地王、人王、元帥等,建立了農民政權。清廷調
那彥成、
楊遇春、
楊芳等率軍鎮壓,道口、定陶、曹縣相繼失陷,滑縣被圍。十一月初,李文成轉戰於
輝縣,在司寨戰敗自焚而死。清軍進圍滑具,城破後起義將領大部分戰死,河南、山東的起義失敗。河北的林清等人仍然按原計畫發動暴亂,於九月十四日派200人分成兩個小隊混入北京城。九月十五日,陳爽一隊入
東華門,
陳文魁一隊入西華門,由入教的清宮太監作嚮導,攻入皇宮,有的衝到
隆宗門,有的衝到養心門,與護軍展開激戰。清廷調來火器營圍攻,亂軍人少勢孤,才不得不退出皇宮。九月十七日因叛徒告密,林清在黃村被捕遇害。
暴亂過程
暴亂準備
嘉慶十七年(1812年)八月,
林清、
李文成、
馮克善、
徐安國等人在河南道口召開會議。會上確定:(1)在反清的旗幟下,將京畿及直魯豫三省交界地區的
坎卦教、
震卦教和
離卦教三大股勢力聯合起來,組成
天理教。(2)明年(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直魯豫三省64縣同時發動武裝起義。(3)起義成功後,李文成為天王,林清、馮克善為文武聖人,輔佐李文成統治天下。
道口會議後,在林清、李文成、馮克善等人在京畿
直隸、河南加緊活動的同時,徐安國、朱成貴、崔士俊等人也在山東各地積極發動民眾,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嘉慶十八年二月,徐安國再次來到山東,在金鄉對崔士俊等人布置起義的具體辦法,“十月三個節氣以後就是白洋(陽)劫。白洋劫前七天,要把白布旗同時傳遍各地”,規定各地起義者為隱蔽行動,並不打造刀槍,起義時,而是“走到哪裡,就搶哪裡器械使用”。並規定“同教的人起事,各人束一根白帶子,脖頸上插一條白布小旗,上寫‘奉天開道’,便是記號”。不久,徐安國還專門帶崔士俊、張見木至滑縣拜見了
李文成,“由劉國明為之引進”。士俊、見木向文成下拜。文成復禮畢,向他們說:“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萬劫之苦,一劫也能修萬劫之福。
汝曹悉歸去,有事,問爾師傅(徐安國)可也。”士俊等再拜而出。徐安國則告訴他們:“今歲孟冬,一月中行三節氣,此即白洋(陽)劫。劫前七日,白旗傳遍,凡無旗者盡殺之。其留而不殺者,乃分上、下,要訣云: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他們返回山東後,加緊了起義布置,輾轉收徒50餘人,成立了亂軍的領導系統,“直隸徐安國是各路總教頭,
曹縣朱成貴是山東教頭,崔士俊是金鄉教頭”。山東金鄉、曹縣、
定陶及
直隸長垣、東明等地起義準備工作進入了高潮。其中,金鄉崔士俊及其徒黨尤為活躍。
發動暴亂
當時,崔士俊、劉燕、張見木等人積極趕製旗號,編造懺語,傳播歌謠,致使金鄉“六月間謠言大起”,“崔士俊等有將李邦正、胡世全(均為縣中衙役)二人開刀祭旗之語”。《靖逆紀》中所載“是年夏,(金鄉)縣南賊之夜聚晝散,反形漸露”,也就是指的崔士俊等人加緊起義準備之事。學使張鵬展獲報,即移咨
山東巡撫同興。金鄉縣署典史梁玉振亦“密請緝賊”。山東巡撫同興遂委轅弁左壽寧前往金鄉探聽亂軍虛實,結果,“壽寧盡得其實。”致使官府有所準備。七月初一日,崔士俊率眾在城西茂林“椎牛(設酒)餉士”,“誓告師期”,“享客八晝夜”,甚至“縣役營兵,(亦)絡繹赴會”,在當地造成了很大聲勢。崔士俊自號“天下都招討
兵馬大元帥”,宋大勇為副元帥,崔士俊婿李敬修為“後軍督府”,其他首領也各任其職。
金鄉天理教組織的這兩次活動,雖然影響很大,但也使官府更嚴加防備,為後來的起義與攻城造成了不良後果。新任金鄉署理知縣吳揩明察秋毫,“詭作縱賊”,密飭刑房張自修、皂頭李為率兵役“密緝南路各賊”。不久,崔士俊、孫戰標、趙清元等人先後被捕,隨後被捕的尚有宋大勇、李敬修等人,使金鄉天理教領導機關蒙受很大的損失。此後,張自修、李為又率部“密往城北十里舖”,逮捕了天理教骨幹周廷材、周體清、周緒軒、周保存、翟興貴5人。金鄉天理教再蒙損失。官府亦因此獲知
天理教領袖尚有徐安國、朱成貴等。吳遂一面稟報山東巡撫同興,將崔士俊等“解省正法”;一面移檄
曹縣,緝拿朱成貴等人。
繼金鄉天理教之後,曹縣天理教也遭到了官府的鎮壓。嘉慶十八年八月間,“朱成方自滑縣歸,與眾兄弟約期九月起事”,並傳達
李文成的指示,準備起義後“先破
汴梁,徑趨北京”。朱成文遂奉命“以旗式往金鄉”分給有關天理教頭目。當時,曹縣官府接
金鄉吳培之札,遂即出兵鎮壓。結果,朱成方弟朱成珍被捕。朱成貴、朱成來、朱成文等脫逃後,更加緊了起義準備。
嘉慶十八年(1813年)八月底,整個天理教暴動的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可是,由於暴動機密的泄露及有關領袖李文成、牛亮臣、崔士俊等人的相繼被捕,打亂了整個暴動的部署,各地
天理教組織決定提前發動暴亂。九月初六日晚,
滑縣天理教教徒裡應外合,一舉攻下縣城,救出被捕之
李文成、牛亮臣,處死了知縣強克捷。亂軍占據滑城後,李文成“開帥府,設羽賬”,樹起了“大明天順李真主”的大旗。接著,亂軍又攻占了滑縣附近的道口、桃源,與滑城成犄角之勢。此後又北攻
濬縣,圍困濬縣20餘日之久。繼河南天理教暴動後,山東金鄉、
曹縣、
定陶等地天理教組織也相繼發動暴亂,成為直魯豫交界天理教暴動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官府防範
署理
金鄉知縣吳到任後,一直“倡議捕賊”。九月初一日,他在全縣推行保甲法,“令十戶為一牌……十牌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牌、甲各有長,保有正,“其有不法者,牌長告之甲長,甲長告之保正,保正以聞於官”,妄圖用此法切斷民眾與
天理教亂軍的聯繫,以限制天理教的活動。與此同時,吳還“招募官丁,訓練義勇,開操演技,一曰拳腳,二曰長槍,三曰雜技(鳥槍、刀棍之類)”。並每日派兵役四處搜捕天理教徒。初九日,金鄉天理教組織招集徒黨,準備次日大舉攻城。天理教徒程鵬修出於友情,向西葛村舊相識高光貴透露了金鄉天理教暴動的計畫,告訴他:“明日有大亂”,“令其造其家,其家有白旗可以免禍”。不料高光貴卻偷偷密報於吳。吳當日點班役,募丁壯,組織120餘人之隊伍,又將官庫刀槍數十件分發給他們,準備抵抗亂軍。次日早,吳一再出署巡城,適左壽寧來報,直隸
長垣、河南
滑縣俱破,遂更加緊“秣馬蓐食”,強化防備。當日,亂軍揭竿而起,分破各村落,積極準備發兵攻城。並預先派亂軍將士趙延三、蘇景海、和尚清方喬裝打扮,先期入城,以備當晚亂軍大隊人馬攻城時裡應外合,一舉破城。不料趙延三等人中午在縣署前茶肆喝茶時為縣衙役捕獲,吳審知實情,“急令四城閉門”,率眾紳士
登陴守御。傍晚時亂軍已過張家墳,遠望城中有火炬,知官府已有防備,遂暫時散去。
金鄉天理教亂軍第一次攻城宣告失敗。
亂軍退走後,吳增遂飛報
山東巡撫同興,乞求派軍來援。“並檄鄰縣戒嚴”。次日,吳知
曹縣、
定陶亂軍先後破城,更加惶恐,遂“會紳士於明倫堂,分設守正、守副、保長、垛長”,加強守御;又設台站於四路,以通訊息;同時又派奸細四出活動,以刺探亂軍情報。至九月十三日,吳培率七拼八湊的所謂軍隊,“誓告於城隍廟,起兵御賊”。並發布十項命令,嚴加防守。同時“又曉諭各鄉百姓,小村莊併入大村莊,聽鄉民各自
團練,男子60歲以下,16歲以上,皆手執兵器殺賊”。另外還勸諭城中紳民出人捐錢。據吳自敘,城中拼湊的官兵已有2000餘人,並就近向濟寧請兵。不久,濟寧守備蔣廷傑、千總張慶、河標
參將齊國珍、守備孫魁等人先後引兵到達,城內官兵實力大增,給亂軍攻城造成了極大困難。十五日早,金鄉
天理教亂軍經過休整,又在其將軍李卓立、呂華棟、呂華棠等人領導下北上,向金鄉城發動第二次進攻。李卓立、呂華棟等人“騎馬披紅”,分路進占葦子坑、興隆集、李家菜園、李家閣、史家廟諸處,前鋒也已進至城南附近。亂軍所到之處,打團練,殺惡霸,李家菜園李允魁等紳士因曾“首具公呈,請捕賊黨”,被亂軍焚毀房屋,李允魁一家也被暴徒殘忍殺死。李家閣增生李九標以曾告“李卓立謀逆”,也被叛亂亂軍“焚其室廬”。是晚,“河標游擊海陵阿,奉
撫軍(同興)令,以兵入援(金鄉城)”,進一步增強了城內防禦力量。吳培遂與清軍務將領商量,趁亂軍立足未穩,出兵進擊亂軍營壘,並連夜作了準備。次日,官兵開城出戰,海陵阿、齊國珍、張慶各選精騎出西門,孫魁率鳥槍兵亦隨後出城,直撲亂軍陣地。雙方大戰於鹽場一帶,亂軍本就是烏合之眾,猝不及防,倉皇應戰,傷亡較大,被搶走騾馬器械甚多。崔士俊之妻,為替夫報仇,也參加了這場戰鬥。激戰中她連殺數敵,以“敢戰”著稱,後因精疲力盡被清兵消滅。是役後,亂軍得知官軍力量強大,“城中守備完善,一時難以攻破,不得不放棄攻城,繼續在鄉間堅持鬥爭,
金鄉天理教亂軍第二次攻城又告失敗。吳見亂軍退走,乘勝出擊,“飭兵役嚴緝逸賊,斷其脛、折其筋,解省
執訊,以次正法”。據《金鄉紀事》記載,吳前後殺戮、緝獲天理教黨175人。亂軍餘部轉往
曹縣等地活動。
曹縣定陶
曹縣天理教組織在朱成貴兄弟率領下,以扈家集為中心,積極從事反清鬥爭。九月初八日,曹縣知縣姚國旃督率兵役,緝拿天理教。因天理教徒猝不及防,被官軍鑽了空子,教徒趙廣春等被捕,朱成貴等逃離而去。這促使朱成貴下決心儘快糾集教徒,發動起義。九月初九日,曹縣、
定陶一帶天理教徒奉命會齊,準備大舉。朱成貴決定亂軍分頭行動,攻打定陶、曹縣兩城。次日一早,朱成貴親自出馬,與趙飛義、趙淳修等領兵攻打定陶,同時又派
李克讓率部攻打曹縣。天理教亂軍一部在李克讓指揮下,一舉攻入曹縣城。他們先擁至千總署,千總楊雲漢持槍衝出抵抗,被亂軍揮刀殺死,而後,亂軍又“赴縣劫獄”,“直入官署”。知縣姚國旃當場被亂軍將領馬朝棟殺害,暴民將其割下首級示眾。亂軍遍搜官署,又殺害姚國旃弟姚國林及幕友吳星萃等人及署中僕從28人。此後,亂軍仍在曹縣城、扈家集一帶繼續活動。
定陶位於
曹縣北,當地
天理教組織歸曹縣扈家集朱成貴領導,亦積極從事反清活動。九月初十日黎明,朱成貴等統率曹縣天理教亂軍前來攻打定陶城,在當地教徒配合下,一舉攻破定陶城。官署外委張廷力率部阻攔,亂軍與官軍展開巷戰,擊潰張廷力之部。署理定陶知縣賀德翰見大勢已去,“以縣印付家丁李廷來,令赴府齎送”,隨即率兵役出戰。亂軍時“已大放獄囚,蜂擁而出”,圍殲官兵,殺死賀德翰及其幕友朱樹棠等。在此以前,定陶
廩生孔毓仲、學錄孔毓俊、增生孔毓伯、孔毓淳、孔毓良、生員孔傳罏,孔傳璽等地主鄉紳深明大義。聞天理教暴動,遂“誓於家廟”,網羅身邊正義之士,欲保衛家園抵禦亂軍。定陶既陷,孔毓中、孔毓俊等被捕,亂軍以其不識時務,辱罵亂軍為由將其殺害。孔氏莊紳士所組團練因與亂軍對抗,連同家屬500餘人被亂軍殘忍殺害。同日,亂軍還占據
定陶至馬家集一線,擾亂了當地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殺害無辜百姓與地主鄉紳。十二日,曹縣營參將劉風喈聞定陶失陷,立帶清軍200名北上鎮壓。是日,亂軍也在朱成貴率領下,進駐孔連坑一帶活動。雙方在孔連坑遭遇,展開了一場激烈搏鬥。亂軍在朱成貴帶領下,英勇“與官兵相拒”,個個英勇善戰,打得官兵丟盔卸甲,四處奔逃,“風喈僅以身免”。
在孔連坑僥倖勝利後,亂軍乘勝進入曹州府首縣菏澤境內活動,擴大戰果,並在畢家寨一帶建立了造反基地。他們煽動當地民眾參加造反,挑選新入伍之民眾80人,組建打糧隊搶劫百姓糧食,以畢臭為大頭目,畢夏禮、畢明、畢玉桂、畢大觀、畢大鹿、畢夏義、畢春景、畢道器8人為小頭目,“分路劫糧”。此後,因清軍攻滑縣甚急,朱成貴遂應
李文成函召,率隊赴援。行前,留駐部分亂軍,“以扈家集屬成良守之”。不久,官軍開赴扈家集鎮壓,朱成良率眾反擊,終因寡不敵眾而敗,“成良死於亂軍”。朱成貴率部行至
安陵集,亦被官兵從後面追及,被迫回頭應戰,結果,隊伍被衝垮,“畢臭等潰散,成貴(被俘)伏誅”(《靖逆記》卷五)。餘部繼續流竄。
德州天理
馮克善、宋躍漋父子在德州建立
離卦教基地後,積極發展力量,籌備武裝起義。嘉慶十八年八月,林清、
李文成、馮克善最後一次會晤之後,林清返回北京,馮克善亦前來德州一帶,向宋躍漋等人傳達其三人會晤後所共同作出的決定。馮克善、宋躍漋商定於九月十五日起事,“俟李文成兵至,隨同回響”。後以李文成、牛亮臣被捕,馮克善才由德州返回道口,並於九月初六日晚與宋元成等人商定提前起義,一舉攻克
滑縣。後又與李文成圍困
濬縣,清政府派重兵趕來鎮壓,將亂軍分別包圍在滑城、道口、桃園三個據點。十月二十三日,因京畿、山東亂軍先後失敗,為爭取外援,分散清軍兵力,馮克善率500名亂軍,出道口西門往山東方面逃竄。由於清軍層層圍剿,亂軍傷亡很大,最後僅
馮克善“單身闖出重圍”。他“獨騎白馬,持大刀,棄滑奔山東而去”。鑒於德州戰略地位異常重要,“以南北扼要之區,漕艘經行之地”,如果亂軍占據德州,就會立即切斷清朝南北經濟溝通的命脈——大運河,使北京得不到南方漕糧;加上德州地處直魯交界,距
滑縣不遠,軍事地位也很重要,可以直接策應與支援直魯豫三省亂軍,使清兵腹背受敵。十一月初十日,馮克善因赴德州尋找宋氏父子不遇,又奔往景州馬莊,才找到宋躍漋,說明來意,擬再發動起義聲援滑縣,並將十二月十六日“起事救應”的初步打算和盤托出,徵求宋躍漋的意見。可是,由於九月初,宋躍漋的弟子中不少人向官府自首,使德州一帶
天理教力量受到嚴重削弱。宋躍漋遂告以此地力量單薄,很難立即起事。這樣“因(德州)人少,舉義之事,沒有說定”。
馮克善又決定經獲鹿至山西蒲州、解梁縣一帶發動教徒,宋躍漋又給他湊了一些銀子送他上路。十一月十九日,馮克善在
直隸獻縣被捕,不久,宋躍漋也被捕,兩人先後押京審訊,致使德州起義宣告覆滅。
直魯豫三省天理教暴動的訊息傳到北京,
嘉慶皇帝震驚之餘,在軍事上立即採取了緊急措施,派
直隸總督溫承惠為欽差大臣,帶兵由北面包抄;
山東巡撫同興在東面堵截,令
河南巡撫高杞緊防西、南兩路,“勿使(亂軍)渡河南竄,亦勿令竄入(太行)山谷”。不久,又令大同鎮總兵
張績“前往山外扼要處所駐紮”,令徐州鎮總兵沈洪帶兵“迅速由東南迎頭北上”,對亂軍“併力兜圍”,命兩江總督百令帶兵駐紮徐州,防止亂軍向江南逃跑。九月十七日,以溫承惠等鎮壓不力,嘉慶皇帝又調
陝甘總督那彥成任欽差大臣、直隸總督,“節制山東、河南各路兵剿賊,同
陝西提督楊遇春速赴軍營”,並調精兵2萬分別增援
溫承惠等處。不久,嘉慶皇帝又派托津為
監軍,駐守
直隸開州督戰。這樣,溫承惠在北,同興在東,楊遇春在西,
高杞在南,逐漸形成了對亂軍的嚴密軍事包圍。與此同時,清政府還命令各地官府組織
鄉勇,堅壁清野,從而大大削弱了亂軍的力量。九月中旬,清軍開始向直隸、山東兩省亂軍發動進攻。
九月二十三日,山東巡撫同興督兵進駐曹州城,指揮魯西南圍剿亂軍事宜。二十七日,山東運司劉清在定陶髣山一帶與亂軍遭遇,雙方
連戰三次,亂軍均以失敗告終。同時,守備劉大用也與亂軍戰於定陶賈家樓,亂軍又被擊潰。二十八日,劉清、馬建紀又率部打敗亂軍,乘勝收復定陶。十月初三日,劉清率官兵與亂軍戰於韓家大廟,亂軍又吃敗仗。初四日,劉清、馬建紀攻打亂軍基地扈家集,亂軍以眾寡不敵而失敗。與此同時,各地官吏編查保甲,募選鄉勇,辦理團練,堅壁清野,配合官軍鎮壓分散在山東各地的許多小股亂軍。如李卓立攻金鄉失敗後,率小股亂軍竄入
曹縣活動,在孫家老屋一帶遭到李九標率領的團練隊伍的襲擊,李卓立以下四五十人被捕處決。差不多同時,張見木率領的小股亂軍也被
巨野縣令王朝恩部擊破,張見木被捕遇害。就這樣,在清軍及地主團練反撲、圍剿之下,至十月上旬,山東各地亂軍先後失敗。河南天理教暴動失敗後,殘部仍苟延殘喘,直至次年正月,才最後被鎮壓下去。
相關評價
天理教暴動失敗的原因一是各地亂軍本就不能配合行動,多是各自為戰,便於讓清軍各個擊破;二是亂軍倉促起事,目光短淺,死守城池不能機動作戰;三是各地武裝很強大,在天理教反動暴亂以後,他們為了保衛家國不受亂民侵擾,積極組織團練武裝抵禦流民暴徒,並配合清軍進行鎮壓。再加上亂軍缺乏作戰經驗,很難與裝備精良的清軍相抗衡。
天理教最初既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也沒有造反思想。教首們主要著眼於傳徒斂財。教首們為了斂錢,規定入教時必須交納“根基錢”——“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天理教給他們的承諾不過是“其家將來能與人富貴”,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除了其首領之外,天理教並沒有給教民們種福,也沒有給他們帶來長久幸運的根基,更沒有富貴。教民們被自己的“宗教”領袖給欺騙了。
天理教不是進步的,而是落後的。不但沒有促進社會發展,反而阻礙了直豫魯三省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