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暴亂過程,暴亂準備,發動暴亂,官府防範,曹縣定陶,德州天理,相關評價,
歷史背景
清朝乾隆、嘉慶之際，山東、直隸、河南一帶存在許多白蓮教系統的民間秘密宗教團體，他們往往自成體系，互不相屬，而其中最大的民間宗教團體便是榮華會。榮華會又名龍華會，還稱白陽教、八卦教。據史料記載，當時山東、直隸、河南“奸民結死黨，有虎尾鞭、義和拳、金鐘罩諸名，其最大者曰龍華會”。《靖逆記》一書也記載說：“會齊、豫奸民糾結死黨，曰虎尾鞭、義和拳、紅磚社、瓦刀社，其最大者曰八卦教”。八卦教分為乾、坤、離、坎、震、兌、艮、巽八股，每股人數不等，各自平行發展。
山東八卦教產生於清初。順治年間，京畿紅陽教的教首魏子義（太監）“轉傳”于山東單縣人劉佐臣（時化名李樂天）。劉佐臣回到山東後，改名劉奉天，“創立五葷道修元教”，締造《五女傳道》（又作《五聖傳道》）經書，“分八卦，收徒黨”。是為八卦教之由來。史料記載說：八卦教“本名三陽教，分青、紅、白三色”。可知八卦教來源於紅陽教。創立八卦教後，劉佐臣首先“傳於南方郜姓（指商丘郜雲壠）”，接著“又傳於清豐秦姓，又傳於曹縣王姓（即王清容）”。其中，郜生文成為離卦教開山祖師；王清容成為震卦教開山祖師，劉佐臣死後，八卦教徒皆尊他為“先天祖師”，並於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劉佐臣生日）為他“上供燒香”。在劉佐臣及其弟子努力下，八卦教很快在華北站穩了腳跟，勢力迅速遍及山東及全國許多地方。尤其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劉佐臣病逝後，其子劉儒漢承襲父業，充任教首，掌教30餘年，八卦教勢力更是有了較大發展。從清世宗頒布的有關上諭中可以看出，雍正年間，八卦教已達山東、江南、直隸等省，有些教徒還在山陝一帶開展了活動。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劉儒漢病故，其子劉恪充任教首。至乾隆二十二年，劉恪之子劉省過又承襲教首。此後，八卦教勢力又由山東擴到關外奉天等地。
天理教教首傳教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經濟利益——向教徒收取“根基錢”，在傳教過程中，以消災免難為說詞，並以交了根基錢在彌勒佛出世時可以“共享榮華”為誘餌。李文成自稱“人皇”，是“李自成轉世”，主要在河南傳教;林清自稱“天皇”，主要在河北以及北京的大興、宛平傳教，還編出“若要白面賤，除非林清坐了殿”廣為散布;而馮克善自稱“地皇”，主要在山東傳教。為了控制教徒，他們還編造出“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一番說教。
林清、李文成與各地的其他教首都有聯繫。暴動前夕，林清、李文成更是大肆斂財，宣稱：“凡有送給錢文、糧食者，許俟李文成事成之後，給與地畝、官職，每錢百文，許地一頃。糧食數石，許給官職，填寫號簿，並開寫契約紙片，交與本人做據。”這種民變首領玩慣了的把戲，在史學界竟然被認為是“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舉措。中國的農民，對於土地和權力有著極大的渴望，林清、李文成所利用的正是他們的這一心態。由此得出“推翻”結論，無疑痴人說夢。更何況，中國的民變首領，其素質大多不高，即使他攫取了政府領導權，改元稱帝，農民們也會發現，他們給自己的領袖拋棄了。倘若林、李二人掌權，他哪裡有那么多土地、官職給予教民？最後的結果不外乎是天理教被禁，教民的收據變成了廢紙，甚至是殺頭的證據。這樣的事情，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
經過一段準備，約定在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1813年10月8日），八方共起，並由河南派人支援河北，進攻北京紫禁城。不料河南滑縣起義的機密泄漏，李文成被捕下獄。滑縣教徒為營救李文成，聚集3000 人，於九月七日提前發動暴亂，天理教徒殺死知縣，救出李文成，占領縣城。亂軍進占要塞道口鎮，又分軍攻取了山東定陶、曹縣。李文成在滑縣“開帥府、設羽帳”被推為天王，下設地王、人王、元帥等，建立了農民政權。清廷調那彥成、楊遇春、楊芳等率軍鎮壓，道口、定陶、曹縣相繼失陷，滑縣被圍。十一月初，李文成轉戰於輝縣，在司寨戰敗自焚而死。清軍進圍滑具，城破後起義將領大部分戰死，河南、山東的起義失敗。河北的林清等人仍然按原計畫發動暴亂，於九月十四日派200人分成兩個小隊混入北京城。九月十五日，陳爽一隊入東華門，陳文魁一隊入西華門，由入教的清宮太監作嚮導，攻入皇宮，有的衝到隆宗門，有的衝到養心門，與護軍展開激戰。清廷調來火器營圍攻，亂軍人少勢孤，才不得不退出皇宮。九月十七日因叛徒告密，林清在黃村被捕遇害。
暴亂過程
暴亂準備
嘉慶十七年（1812年）八月，林清、李文成、馮克善、徐安國等人在河南道口召開會議。會上確定：（1）在反清的旗幟下，將京畿及直魯豫三省交界地區的坎卦教、震卦教和離卦教三大股勢力聯合起來，組成天理教。（2）明年（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直魯豫三省64縣同時發動武裝起義。（3）起義成功後，李文成為天王，林清、馮克善為文武聖人，輔佐李文成統治天下。
道口會議後，在林清、李文成、馮克善等人在京畿直隸、河南加緊活動的同時，徐安國、朱成貴、崔士俊等人也在山東各地積極發動民眾，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嘉慶十八年二月，徐安國再次來到山東，在金鄉對崔士俊等人布置起義的具體辦法，“十月三個節氣以後就是白洋（陽）劫。白洋劫前七天，要把白布旗同時傳遍各地”，規定各地起義者為隱蔽行動，並不打造刀槍，起義時，而是“走到哪裡，就搶哪裡器械使用”。並規定“同教的人起事，各人束一根白帶子，脖頸上插一條白布小旗，上寫‘奉天開道’，便是記號”。不久，徐安國還專門帶崔士俊、張見木至滑縣拜見了李文成，“由劉國明為之引進”。士俊、見木向文成下拜。文成復禮畢，向他們說：“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萬劫之苦，一劫也能修萬劫之福。汝曹悉歸去，有事，問爾師傅（徐安國）可也。”士俊等再拜而出。徐安國則告訴他們：“今歲孟冬，一月中行三節氣，此即白洋（陽）劫。劫前七日，白旗傳遍，凡無旗者盡殺之。其留而不殺者，乃分上、下，要訣云：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他們返回山東後，加緊了起義布置，輾轉收徒50餘人，成立了亂軍的領導系統，“直隸徐安國是各路總教頭，曹縣朱成貴是山東教頭，崔士俊是金鄉教頭”。山東金鄉、曹縣、定陶及直隸長垣、東明等地起義準備工作進入了高潮。其中，金鄉崔士俊及其徒黨尤為活躍。
發動暴亂
當時，崔士俊、劉燕、張見木等人積極趕製旗號，編造懺語，傳播歌謠，致使金鄉“六月間謠言大起”，“崔士俊等有將李邦正、胡世全（均為縣中衙役）二人開刀祭旗之語”。《靖逆紀》中所載“是年夏，（金鄉）縣南賊之夜聚晝散，反形漸露”，也就是指的崔士俊等人加緊起義準備之事。學使張鵬展獲報，即移咨山東巡撫同興。金鄉縣署典史梁玉振亦“密請緝賊”。山東巡撫同興遂委轅弁左壽寧前往金鄉探聽亂軍虛實，結果，“壽寧盡得其實。”致使官府有所準備。七月初一日，崔士俊率眾在城西茂林“椎牛（設酒）餉士”，“誓告師期”，“享客八晝夜”，甚至“縣役營兵，（亦）絡繹赴會”，在當地造成了很大聲勢。崔士俊自號“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宋大勇為副元帥，崔士俊婿李敬修為“後軍督府”，其他首領也各任其職。金鄉天理教組織的這兩次活動，雖然影響很大，但也使官府更嚴加防備，為後來的起義與攻城造成了不良後果。新任金鄉署理知縣吳揩明察秋毫，“詭作縱賊”，密飭刑房張自修、皂頭李為率兵役“密緝南路各賊”。不久，崔士俊、孫戰標、趙清元等人先後被捕，隨後被捕的尚有宋大勇、李敬修等人，使金鄉天理教領導機關蒙受很大的損失。此後，張自修、李為又率部“密往城北十里舖”，逮捕了天理教骨幹周廷材、周體清、周緒軒、周保存、翟興貴5人。金鄉天理教再蒙損失。官府亦因此獲知天理教領袖尚有徐安國、朱成貴等。吳遂一面稟報山東巡撫同興，將崔士俊等“解省正法”；一面移檄曹縣，緝拿朱成貴等人。
繼金鄉天理教之後，曹縣天理教也遭到了官府的鎮壓。嘉慶十八年八月間，“朱成方自滑縣歸，與眾兄弟約期九月起事”，並傳達李文成的指示，準備起義後“先破汴梁，徑趨北京”。朱成文遂奉命“以旗式往金鄉”分給有關天理教頭目。當時，曹縣官府接金鄉吳培之札，遂即出兵鎮壓。結果，朱成方弟朱成珍被捕。朱成貴、朱成來、朱成文等脫逃後，更加緊了起義準備。
嘉慶十八年（1813年）八月底，整個天理教暴動的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可是，由於暴動機密的泄露及有關領袖李文成、牛亮臣、崔士俊等人的相繼被捕，打亂了整個暴動的部署，各地天理教組織決定提前發動暴亂。九月初六日晚，滑縣天理教教徒裡應外合，一舉攻下縣城，救出被捕之李文成、牛亮臣，處死了知縣強克捷。亂軍占據滑城後，李文成“開帥府，設羽賬”，樹起了“大明天順李真主”的大旗。接著，亂軍又攻占了滑縣附近的道口、桃源，與滑城成犄角之勢。此後又北攻濬縣，圍困濬縣20餘日之久。繼河南天理教暴動後，山東金鄉、曹縣、定陶等地天理教組織也相繼發動暴亂，成為直魯豫交界天理教暴動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官府防範
署理金鄉知縣吳到任後，一直“倡議捕賊”。九月初一日，他在全縣推行保甲法，“令十戶為一牌……十牌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牌、甲各有長，保有正，“其有不法者，牌長告之甲長，甲長告之保正，保正以聞於官”，妄圖用此法切斷民眾與天理教亂軍的聯繫，以限制天理教的活動。與此同時，吳還“招募官丁，訓練義勇，開操演技，一曰拳腳，二曰長槍，三曰雜技（鳥槍、刀棍之類）”。並每日派兵役四處搜捕天理教徒。初九日，金鄉天理教組織招集徒黨，準備次日大舉攻城。天理教徒程鵬修出於友情，向西葛村舊相識高光貴透露了金鄉天理教暴動的計畫，告訴他：“明日有大亂”，“令其造其家，其家有白旗可以免禍”。不料高光貴卻偷偷密報於吳。吳當日點班役，募丁壯，組織120餘人之隊伍，又將官庫刀槍數十件分發給他們，準備抵抗亂軍。次日早，吳一再出署巡城，適左壽寧來報，直隸長垣、河南滑縣俱破，遂更加緊“秣馬蓐食”，強化防備。當日，亂軍揭竿而起，分破各村落，積極準備發兵攻城。並預先派亂軍將士趙延三、蘇景海、和尚清方喬裝打扮，先期入城，以備當晚亂軍大隊人馬攻城時裡應外合，一舉破城。不料趙延三等人中午在縣署前茶肆喝茶時為縣衙役捕獲，吳審知實情，“急令四城閉門”，率眾紳士登陴守御。傍晚時亂軍已過張家墳，遠望城中有火炬，知官府已有防備，遂暫時散去。金鄉天理教亂軍第一次攻城宣告失敗。
亂軍退走後，吳增遂飛報山東巡撫同興，乞求派軍來援。“並檄鄰縣戒嚴”。次日，吳知曹縣、定陶亂軍先後破城，更加惶恐，遂“會紳士於明倫堂，分設守正、守副、保長、垛長”，加強守御；又設台站於四路，以通訊息；同時又派奸細四出活動，以刺探亂軍情報。至九月十三日，吳培率七拼八湊的所謂軍隊，“誓告於城隍廟，起兵御賊”。並發布十項命令，嚴加防守。同時“又曉諭各鄉百姓，小村莊併入大村莊，聽鄉民各自團練，男子60歲以下，16歲以上，皆手執兵器殺賊”。另外還勸諭城中紳民出人捐錢。據吳自敘，城中拼湊的官兵已有2000餘人，並就近向濟寧請兵。不久，濟寧守備蔣廷傑、千總張慶、河標參將齊國珍、守備孫魁等人先後引兵到達，城內官兵實力大增，給亂軍攻城造成了極大困難。十五日早，金鄉天理教亂軍經過休整，又在其將軍李卓立、呂華棟、呂華棠等人領導下北上，向金鄉城發動第二次進攻。李卓立、呂華棟等人“騎馬披紅”，分路進占葦子坑、興隆集、李家菜園、李家閣、史家廟諸處，前鋒也已進至城南附近。亂軍所到之處，打團練，殺惡霸，李家菜園李允魁等紳士因曾“首具公呈，請捕賊黨”，被亂軍焚毀房屋，李允魁一家也被暴徒殘忍殺死。李家閣增生李九標以曾告“李卓立謀逆”，也被叛亂亂軍“焚其室廬”。是晚，“河標游擊海陵阿，奉撫軍（同興）令，以兵入援（金鄉城）”，進一步增強了城內防禦力量。吳培遂與清軍務將領商量，趁亂軍立足未穩，出兵進擊亂軍營壘，並連夜作了準備。次日，官兵開城出戰，海陵阿、齊國珍、張慶各選精騎出西門，孫魁率鳥槍兵亦隨後出城，直撲亂軍陣地。雙方大戰於鹽場一帶，亂軍本就是烏合之眾，猝不及防，倉皇應戰，傷亡較大，被搶走騾馬器械甚多。崔士俊之妻，為替夫報仇，也參加了這場戰鬥。激戰中她連殺數敵，以“敢戰”著稱，後因精疲力盡被清兵消滅。是役後，亂軍得知官軍力量強大，“城中守備完善，一時難以攻破，不得不放棄攻城，繼續在鄉間堅持鬥爭，金鄉天理教亂軍第二次攻城又告失敗。吳見亂軍退走，乘勝出擊，“飭兵役嚴緝逸賊，斷其脛、折其筋，解省執訊，以次正法”。據《金鄉紀事》記載，吳前後殺戮、緝獲天理教黨175人。亂軍餘部轉往曹縣等地活動。
曹縣定陶
曹縣天理教組織在朱成貴兄弟率領下，以扈家集為中心，積極從事反清鬥爭。九月初八日，曹縣知縣姚國旃督率兵役，緝拿天理教。因天理教徒猝不及防，被官軍鑽了空子，教徒趙廣春等被捕，朱成貴等逃離而去。這促使朱成貴下決心儘快糾集教徒，發動起義。九月初九日，曹縣、定陶一帶天理教徒奉命會齊，準備大舉。朱成貴決定亂軍分頭行動，攻打定陶、曹縣兩城。次日一早，朱成貴親自出馬，與趙飛義、趙淳修等領兵攻打定陶，同時又派李克讓率部攻打曹縣。天理教亂軍一部在李克讓指揮下，一舉攻入曹縣城。他們先擁至千總署，千總楊雲漢持槍衝出抵抗，被亂軍揮刀殺死，而後，亂軍又“赴縣劫獄”，“直入官署”。知縣姚國旃當場被亂軍將領馬朝棟殺害，暴民將其割下首級示眾。亂軍遍搜官署，又殺害姚國旃弟姚國林及幕友吳星萃等人及署中僕從28人。此後，亂軍仍在曹縣城、扈家集一帶繼續活動。
定陶位於曹縣北，當地天理教組織歸曹縣扈家集朱成貴領導，亦積極從事反清活動。九月初十日黎明，朱成貴等統率曹縣天理教亂軍前來攻打定陶城，在當地教徒配合下，一舉攻破定陶城。官署外委張廷力率部阻攔，亂軍與官軍展開巷戰，擊潰張廷力之部。署理定陶知縣賀德翰見大勢已去，“以縣印付家丁李廷來，令赴府齎送”，隨即率兵役出戰。亂軍時“已大放獄囚，蜂擁而出”，圍殲官兵，殺死賀德翰及其幕友朱樹棠等。在此以前，定陶廩生孔毓仲、學錄孔毓俊、增生孔毓伯、孔毓淳、孔毓良、生員孔傳罏，孔傳璽等地主鄉紳深明大義。聞天理教暴動，遂“誓於家廟”，網羅身邊正義之士，欲保衛家園抵禦亂軍。定陶既陷，孔毓中、孔毓俊等被捕，亂軍以其不識時務，辱罵亂軍為由將其殺害。孔氏莊紳士所組團練因與亂軍對抗，連同家屬500餘人被亂軍殘忍殺害。同日，亂軍還占據定陶至馬家集一線，擾亂了當地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殺害無辜百姓與地主鄉紳。十二日，曹縣營參將劉風喈聞定陶失陷，立帶清軍200名北上鎮壓。是日，亂軍也在朱成貴率領下，進駐孔連坑一帶活動。雙方在孔連坑遭遇，展開了一場激烈搏鬥。亂軍在朱成貴帶領下，英勇“與官兵相拒”，個個英勇善戰，打得官兵丟盔卸甲，四處奔逃，“風喈僅以身免”。
在孔連坑僥倖勝利後，亂軍乘勝進入曹州府首縣菏澤境內活動，擴大戰果，並在畢家寨一帶建立了造反基地。他們煽動當地民眾參加造反，挑選新入伍之民眾80人，組建打糧隊搶劫百姓糧食，以畢臭為大頭目，畢夏禮、畢明、畢玉桂、畢大觀、畢大鹿、畢夏義、畢春景、畢道器8人為小頭目，“分路劫糧”。此後，因清軍攻滑縣甚急，朱成貴遂應李文成函召，率隊赴援。行前，留駐部分亂軍，“以扈家集屬成良守之”。不久，官軍開赴扈家集鎮壓，朱成良率眾反擊，終因寡不敵眾而敗，“成良死於亂軍”。朱成貴率部行至安陵集，亦被官兵從後面追及，被迫回頭應戰，結果，隊伍被衝垮，“畢臭等潰散，成貴（被俘）伏誅”（《靖逆記》卷五）。餘部繼續流竄。
德州天理
馮克善、宋躍漋父子在德州建立離卦教基地後，積極發展力量，籌備武裝起義。嘉慶十八年八月，林清、李文成、馮克善最後一次會晤之後，林清返回北京，馮克善亦前來德州一帶，向宋躍漋等人傳達其三人會晤後所共同作出的決定。馮克善、宋躍漋商定於九月十五日起事，“俟李文成兵至，隨同回響”。後以李文成、牛亮臣被捕，馮克善才由德州返回道口，並於九月初六日晚與宋元成等人商定提前起義，一舉攻克滑縣。後又與李文成圍困濬縣，清政府派重兵趕來鎮壓，將亂軍分別包圍在滑城、道口、桃園三個據點。十月二十三日，因京畿、山東亂軍先後失敗，為爭取外援，分散清軍兵力，馮克善率500名亂軍，出道口西門往山東方面逃竄。由於清軍層層圍剿，亂軍傷亡很大，最後僅馮克善“單身闖出重圍”。他“獨騎白馬，持大刀，棄滑奔山東而去”。鑒於德州戰略地位異常重要，“以南北扼要之區，漕艘經行之地”，如果亂軍占據德州，就會立即切斷清朝南北經濟溝通的命脈——大運河，使北京得不到南方漕糧；加上德州地處直魯交界，距滑縣不遠，軍事地位也很重要，可以直接策應與支援直魯豫三省亂軍，使清兵腹背受敵。十一月初十日，馮克善因赴德州尋找宋氏父子不遇，又奔往景州馬莊，才找到宋躍漋，說明來意，擬再發動起義聲援滑縣，並將十二月十六日“起事救應”的初步打算和盤托出，徵求宋躍漋的意見。可是，由於九月初，宋躍漋的弟子中不少人向官府自首，使德州一帶天理教力量受到嚴重削弱。宋躍漋遂告以此地力量單薄，很難立即起事。這樣“因（德州）人少，舉義之事，沒有說定”。馮克善又決定經獲鹿至山西蒲州、解梁縣一帶發動教徒，宋躍漋又給他湊了一些銀子送他上路。十一月十九日，馮克善在直隸獻縣被捕，不久，宋躍漋也被捕，兩人先後押京審訊，致使德州起義宣告覆滅。
直魯豫三省天理教暴動的訊息傳到北京，嘉慶皇帝震驚之餘，在軍事上立即採取了緊急措施，派直隸總督溫承惠為欽差大臣，帶兵由北面包抄；山東巡撫同興在東面堵截，令河南巡撫高杞緊防西、南兩路，“勿使（亂軍）渡河南竄，亦勿令竄入（太行）山谷”。不久，又令大同鎮總兵張績“前往山外扼要處所駐紮”，令徐州鎮總兵沈洪帶兵“迅速由東南迎頭北上”，對亂軍“併力兜圍”，命兩江總督百令帶兵駐紮徐州，防止亂軍向江南逃跑。九月十七日，以溫承惠等鎮壓不力，嘉慶皇帝又調陝甘總督那彥成任欽差大臣、直隸總督，“節制山東、河南各路兵剿賊，同陝西提督楊遇春速赴軍營”，並調精兵2萬分別增援溫承惠等處。不久，嘉慶皇帝又派托津為監軍，駐守直隸開州督戰。這樣，溫承惠在北，同興在東，楊遇春在西，高杞在南，逐漸形成了對亂軍的嚴密軍事包圍。與此同時，清政府還命令各地官府組織鄉勇，堅壁清野，從而大大削弱了亂軍的力量。九月中旬，清軍開始向直隸、山東兩省亂軍發動進攻。
九月二十三日，山東巡撫同興督兵進駐曹州城，指揮魯西南圍剿亂軍事宜。二十七日，山東運司劉清在定陶髣山一帶與亂軍遭遇，雙方連戰三次，亂軍均以失敗告終。同時，守備劉大用也與亂軍戰於定陶賈家樓，亂軍又被擊潰。二十八日，劉清、馬建紀又率部打敗亂軍，乘勝收復定陶。十月初三日，劉清率官兵與亂軍戰於韓家大廟，亂軍又吃敗仗。初四日，劉清、馬建紀攻打亂軍基地扈家集，亂軍以眾寡不敵而失敗。與此同時，各地官吏編查保甲，募選鄉勇，辦理團練，堅壁清野，配合官軍鎮壓分散在山東各地的許多小股亂軍。如李卓立攻金鄉失敗後，率小股亂軍竄入曹縣活動，在孫家老屋一帶遭到李九標率領的團練隊伍的襲擊，李卓立以下四五十人被捕處決。差不多同時，張見木率領的小股亂軍也被巨野縣令王朝恩部擊破，張見木被捕遇害。就這樣，在清軍及地主團練反撲、圍剿之下，至十月上旬，山東各地亂軍先後失敗。河南天理教暴動失敗後，殘部仍苟延殘喘，直至次年正月，才最後被鎮壓下去。
相關評價
天理教暴動失敗的原因一是各地亂軍本就不能配合行動，多是各自為戰，便於讓清軍各個擊破；二是亂軍倉促起事，目光短淺，死守城池不能機動作戰；三是各地武裝很強大，在天理教反動暴亂以後，他們為了保衛家國不受亂民侵擾，積極組織團練武裝抵禦流民暴徒，並配合清軍進行鎮壓。再加上亂軍缺乏作戰經驗，很難與裝備精良的清軍相抗衡。
天理教最初既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也沒有造反思想。教首們主要著眼於傳徒斂財。教首們為了斂錢，規定入教時必須交納“根基錢”——“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天理教給他們的承諾不過是“其家將來能與人富貴”，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除了其首領之外，天理教並沒有給教民們種福，也沒有給他們帶來長久幸運的根基，更沒有富貴。教民們被自己的“宗教”領袖給欺騙了。
天理教不是進步的，而是落後的。不但沒有促進社會發展，反而阻礙了直豫魯三省的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