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在政治、軍事、哲學、文學、史學、藝術，自然科學領域中，漢族都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業績。
漢族自古對各種宗教信仰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部分人信奉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新教、天主教等。尊崇孔子和儒家思想。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漢族宗教主要傳統觀念。幾千年來，提倡以仁為中心，重視倫理教育。
漢族歷來以勤勞、富於創造精神著稱。漢族歷史上的經濟是以農業為主，兼營家庭副業，是一種典型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漢族的農業生產在歷史上素來發達，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細作著稱於世，漢族的手工業也有相當高的發展水平。
漢族還是一個歷史從未中斷過的、歷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台灣，漢族占總人口的98%；在香港和澳門，漢族分別占總人口的95%和97%。除中國兩岸三地外，漢族在東南亞、北美洲和西歐也有較多分布。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中國境內漢族人口數量為1284446389人。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全國人口中，漢族人口為1286311334人。
基本介紹
名稱,歷史,漢族先民,形成發展,近代發展,人口,數量,分布,民系,遷徙,政治,軍事,經濟,農業,手工業,遊牧,商業,文化,民族圖騰,文化信仰,炎黃認同,祖先崇拜,服飾髮式,語言文字,漢族姓氏,文化心理,史學,漢文文學,類書巨著,科學,天文,曆法,風水堪輿,四大發明,教育,中醫,數學,農學,百科,地理,哲學,體育,藝術,工藝美術,建築,音樂舞蹈,茶道,習俗,傳統禮儀,婚姻習俗,稱呼習俗,喪俗習俗,飲食習慣,傳統節日,
名稱
漢族，是在中國及海外華人占多數優勢的民族。許倬雲認為，華夏部落經殷商周秦等等原位處中原邊緣的夷人他者，在諸夏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本部，於漢朝形成自稱為漢人的“文化共同體”。“諸夏”之名有西周淵源，周王室嘗自稱“夏”，“諸夏”即分享周室禮儀與榮譽之諸國。此後在《左傳》的敘事裡，“諸夏”“諸華”及“華夏”概念一再出現，同時出現華、夷之辨的觀念。可以確信，後世之華夏觀念，由此時開其端。漢族別稱“漢人”、“華人”，“唐人”、“秦人”、“桃花石”等。到了近代以後“民族”一詞傳入中國，“漢族”便取代“漢人”成為這一族群的正式名稱。“炎黃子孫”及“炎黃裔胄”皆曾被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用來做為“漢族”的代稱或另稱，現代則有龍的傳人等稱呼。民族識別之前的漢族是融合了若干少數族群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的表達是華夏之漢；民族識別以來作為中華民族眾多民族或族群之一的漢族更趨向於成為與其他少數族群並列的、單一的族群。
周人自稱為夏，與夏朝並無關係。《左傳》明確記載周人稱自己與夏不是一個族類，稱夏的後裔為“夷”。周人實行分封制，把分封出去的國家也稱作夏，《詩經·周頌》就稱分封的諸侯為“時夏”。春秋時期，文獻里對諸侯換了一種稱呼，叫諸華。這就是華夏族稱的來歷。華夏族群的自我認同和命名，始於春秋“諸夏”。主流意見認為，血緣族群解體轉向地緣族群，是春秋以後華夏共同體形成的基本路徑。華夏民族的形成，應當是在春秋戰國之際。原來黃、淮、江、漢一帶的部族，逐漸融匯在一起，形成了華夏民族。融合進這個民族的各個氏族，他們原本都有各自的祖先。單就血緣關係來看，華夏民族實際上是有很多很多來源的。黃帝被尊祀為“人文初祖”，黃帝的傳說反映了春秋戰國年間民族融合的現實訴求，為凝聚諸氏族部落為一個整合民族就需要追溯一個各民族所共同的始祖——“種族的偶像”，“黃帝”及其傳說由此而來。秦統一六國之後，華夏族因朝代得名，被稱為“秦人”。漢朝建立後，漢朝國人都稱為“漢人”。到了五胡十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稱這些漢人仍為“漢人”。至唐代，因應西域諸國在漢代以後長期將內地稱為“漢地”等背景，律令中正式稱唐民為“漢”，漢族族稱定型。
漢族的族稱，是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過程中確立的。公元前206年漢朝繼秦而興，前後歷400餘年，經濟、文化及國家的統一有了新的發展，原稱華夏的中原居民稱為漢人。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漢人成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族稱，歷代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在各方面發展中占主導地位。
漢族傳統樂器演奏-笛子
漢族歷經與各族的共處、遷徙、融合，形成了在松遼平原及黃河、淮河、長江、珠江等農業發達地區及城市集中分布，在邊疆與當地各族交錯雜居的分布特點。另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族有相當數量人口移居海外，形成當地的華裔或華僑。20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為中國的繁榮富強作出了巨大貢獻。漢族在古代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具有鮮明的特色。擁有眾多影響深遠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自然科學方面，天文學和數學成就為世人矚目。古代農學曾有農書370餘種。在古代漢文學發展中，詩歌的發展占顯著地位，如楚辭、樂府、唐詩、宋詞等都有許多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家與作品；其他如散文、小說等也著稱於世。
歷史
漢族先民
遠古傳說，還描述了漢族先民曾經歷漫長的原始公社制時代。在黃帝以前，經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階段；關於黃帝的傳說，則標誌著由母系氏族部落轉化為父系氏族部落，並已進入部落聯盟階段。傳說在黃帝之後相繼以禪讓方式為大部落聯盟首領的堯、舜、禹，雖都被認為是黃帝的子孫，然而歷史傳說又表明，漢族遠古先民，實包括來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團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東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記述；還有一些傳說中的人物，按不同記述，可解釋成亦羌、亦夷、亦苗黎。這種歷史傳說的矛盾現象，反映了不同來源的氏族部落集團逐步融合為同一個族體，創造共同祖先的歷史過程。《史記》認為除黃帝外的五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黃帝一人繁衍下來的後裔。這個說法與考古發掘所示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相衝突，顯然是不對的。
秦之前的幾個“朝代”是分別由族源不同的群體所建立，把他們看成是所謂“一脈相承”，只是後人依據“中華大一統”觀念對古代歷史的想像。但是，這些“不同源”群體所建立的“朝代”，在地域上都位於中原地區，而且在時間序列上和地域統轄方面確實是後面一個取代了前面一個，而且後續朝代在很大程度上吸收融匯了前一朝代的族源血脈和文化傳統。夏人原屬於西羌集團，商人源於東夷集團，周人屬於戎狄集團，這三者之間曾經存在長期獨立並存關係。公元前21世紀，中原地區的原始公社制時代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階級社會已經出現在黃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上。從公元前21世紀以後，相繼出現了夏、商、西周幾個王朝。夏王族為大禹之後，徐中舒認為夏朝的主要部族是羌。商王的祖先本是東夷，周王自稱其先民為夏人的一支，雜居於戎、狄之間，與羌人關係密切。周人大概是西戎的一支羌人。這些來自不同部落集團的人們，首先在黃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濟之間以及淮河支流汝、潁上游；繼而發展至淮河、泗水、長江、漢水的廣大地區。經過漫長歷史年代的接近、交往、鬥爭和融合，而形成為共同族體。西周時，已出現華、夏單稱或華夏連稱的族名，以與蠻、夷、戎、狄相區別。但是，這時華夷之辨尚不甚嚴。最初有夏表示的是西土之人，“有夏”甚至是“西邑夏”，很可能都是來自商人的稱呼。西周建立以後，“有夏”這個詞幾乎沒有再出現，此時西土之人已經是天下的主人，叫做周人，“有夏”不再適用。
大禹
春秋時，華夷貴賤尊卑的觀念已很強烈，當時區分華夏與蠻夷的標準，族類與文化都被重視，文化尤為首要因素。“夷夏之辨”或稱“夷夏之別”，是儒家“天下觀”對天下秩序的現實反映，具體表現在不同族類在禮儀、風俗、服飾、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文化層面的差異。因此，夷夏之別不是源自血緣和地域之別，而是基於文化差異或禮儀之別。中國之所以不斷地從小到大，就是因為“夷狄”不斷變為華夏，華夏不斷吸收消化“夷狄”，華夏與“夷狄”不斷同化融合的結果。最初的“夷夏之辨”來自《春秋公羊傳》“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北狄”是指“白狄”，“南夷”是指楚國。可到了戰國特別是秦漢，曾經的“華”與“夷”都變成了“編戶齊民”，天下皆行王法，沒有族群之別。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華夏族在文化上占有一定的優勢，所以“華夷互變”的思想表現為“用華變夷”，具體就是學習華夏族的文化後“由夷變華”。《孟子·滕文公上》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陳良，楚產（即土生土長的楚國人）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陳良雖然是個楚人，但是通過學習“華文化”，是可以變為“華”的。華夷因禮俗、服飾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例如楚國王族的先人，西周初受封於荊蠻之區，春秋初楚王自稱蠻夷率先稱王，諸侯稱他們為荊蠻；後來楚王爭霸中原時，以維護華夏禮制自居，又被尊為華夏；秦的祖先本是東夷，而興起於渭水上游與戎、狄雜處，習俗多與戎、狄相同，後定居渭河中下游，從事農耕，成為周朝大夫。平王東遷之後，受封為諸侯，在西周鎬京地區立國，春秋時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至戰國，秦、楚不僅與齊、燕、韓、趙、魏同稱諸夏，而且是兩個最強大的華夏諸侯。七雄合縱、連橫、兼併、爭戰，但族體相同，形成諸夏統一趨勢；進至中原的戎、狄、夷、蠻也逐漸與華夏融化，於是華夏成為穩定的族體，分布區域也已達東北遼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東南湖湘吳越等廣大地區。
形成發展
在漢族社會發展的歷史上，封建社會漫長是一個突出的特點。雖然中國古代社會分期的學術討論進行了差不多半個世紀，至今仍無完全一致的結論，但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已進入封建社會，則已基本上得到統一的認識。關於漢民族何時形成的問題，在1954～1956年間，中國學術界曾進行過一次廣泛的討論，大體有3種觀點：①漢族在秦漢時代已經具備了形成民族的條件，及至形成以後又不斷得到了發展。到近代由於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沒有占統治地位，漢民族也因之沒有形成為資本主義民族。②民族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產物，漢族形成為民族，應在1840年以後。③漢民族的形成應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相吻合，明末清初，或者早在唐、宋應是漢族形成為民族的時期。這場學術討論，涉及對民族的定義、民族形成的理論和漢民族形成的具體歷史等多方面問題的探討，至今仍在深入發展，尚無定論。根據民族的一般特徵和史籍的記載，學術界較為普遍的看法，認為漢族是以先秦的華夏族為核心，在秦漢時期形成為統一的民族，至1840年，經歷了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的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1840年以後至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得到新的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與中國各族人民一起逐步發展為社會主義民族。
漢朝開國皇帝——劉邦
首先是先秦夏、商、周、楚、越諸民族相繼崛起，然後是春秋戰國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蠻、夷、戎、狄融合成華夏民族，最後是秦漢時華夏民族在“大一統”中發展、轉化為漢民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併六國，在“大一統”中，華夏民族也從分散走向了統一。秦王朝建立後，秦始皇採取了推行郡縣制，規定“書同文字”，統一貨幣、度量衡和“車同軌”、“行同倫”，以及築長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統一和穩定華夏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統一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在國家統一的條件下，漢族形成了統一的民族。
秦統一以後，華夏的族稱仍然沿用。但原屬山東（崤山以東）六國之民，已同為秦朝“黔首”。秦雖國祚短促，然而西域（包括今新疆）諸族、匈奴至漢代仍稱中原人為秦人。而漢王朝從西漢到東漢，前後長達400多年，為漢朝之名兼華夏民族之名提供了歷史條件。公元前206年，漢朝繼秦而興，前後400餘年，溝通西域，屯田湟中，設立護烏桓校尉，降服匈奴，征服西南夷並設立郡縣，平定趙氏南越及東甌、閩越。漢武帝統一南越和閩越之後， 百越逐漸被漢族所同化，成為當地漢族的一個重要來源，還有一部分則發展演變為現在的少數民族。於是多民族中國的統一有了新的發展。從漢朝以後，華夷同居中國，特別是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五胡”在中國北部建號立國，成為統治民族。論族別，他們雖不諱為夷狄，論國別則以據有兩京（長安、洛陽）而自居中國正統。於是因為原稱為“華夏”的中原居民行漢禮儀，服漢衣冠，遂逐漸地稱之為“漢人”。西晉的遺民，被胡族蔑稱為“漢子”。族群意義上的“漢”，本是外族“依於故習”，以及南朝為了與統內居民相區別，而對中原地區的華夏族人採取的非正式稱呼。至於生長在中原的鮮卑及其他少數族被稱為“漢”，則帶有明顯的地域歧視色彩。
漢王朝國勢強盛，在對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稱漢朝的軍隊為“漢兵”，漢朝的使者為“漢使”，漢朝的人為“漢人”。於是，在漢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鮮、服西南夷、收閩粵和南粵，與周邊少數民族進行空前頻繁的各種交往活動中，漢朝之名遂被他族稱呼為華夏民族之名。西漢初期，沒有“漢人”，只有“七國之人”。自漢武帝之後，“漢人”變成了“漢王朝子民”的自稱。漢武帝時形成了“大一統漢制”，從此，認同這種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漢人”。可以說，“漢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構“國族”的最早實踐。秦漢以下，華夏化既不特別重視血緣也不重視文化，重視的是政治身份，比如在不在政府的戶籍系統裡面，是民還是夷，是附塞蠻夷還是歸義蠻夷。把編戶即“民”等同於華夏是總體情形，但有時還有一個過渡階段，即進入了編戶，但之前的非華夏身份還會被大家記住，經過幾代之後，這個記憶被慢慢磨平，最終成為正常的民。
東漢以後，中原大亂，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四分五裂，到處是封建割據，到處是紛爭戰亂。西晉後，北方再次陷入四分五裂。在大分裂、大混戰、大動盪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處流徙，北方匈奴、鮮卑、烏丸、氐、羌紛紛入主中原，史稱“五胡亂華”，在戰亂中，北方總人口1500萬，漢人占三分之一。北方漢人銳減至六七百萬，人口大量減少，土地大量荒蕪。北方五胡族群不僅軍事占優勢，人口數量也占優勢，他們卻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江漢地區的部分蠻族也湧進中原，在中原地區形成漢族與匈奴、鮮卑、烏丸、氐、羌及蠻族交錯雜居的局面；而北方人民又大批南移；史稱“衣冠南渡”，形成漢族與蠻、俚、僚等南方民族或部族交錯雜居的局面。但他們大多已被漢族同化，喪失了本民族的特點，變成了漢族的一部分了。
推翻蒙古統治，恢復漢家天下的朱元璋
少數民族在接受漢文化影響的同時，也將本民族的文化影響帶給了漢民族。在民族大融合中，匈奴、氐、羌、鮮卑等逐漸消融在漢民之中，成為漢民族成員；漢民族在接納這些被漢化了的少數民族的同時，也接受了這些民族的生活習慣和心理因素。據史料記載，隋文帝父親楊忠，唐高祖祖父李虎，為了增強自身的號召力，都曾一再重申自己是漢族人。實際上，他們所說的漢族，已經不是原本意義上的漢族了。隋唐最高統治集團的不少成員，就是一些曾經生活在關中隴上一帶的豪強勁族，屬於生活在西北地區、經歷了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後的漢族。他們入主中原以後，一方面仰慕漢族文化，並對其盡情吸納；另一方面也給漢民族帶來了粗獷豪爽的生活方式和崇尚勇武的審美心態。“漢兒”是遼金兩代華北人民的自稱，也是宋人對他們的稱呼；而宋統治區的人民北人稱之為“南家”“蠻子”，元統一之後被稱為“南人”。元初漢兒與南人隔閡很深，元代“漢人”的概念絕不包括南人。“四等人”的劃分既是元朝統治者對五代宋遼金時期族群融合成果的一種承認，同時也為明朝將“漢人”和“南人”融合為一體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朱元璋建立明朝，繼位後以恢復“華風”來凝聚主體民族，“明人”“漢人”“華人”等稱呼均見於《明實錄》，成為對明朝主體族群的稱呼。在清代人口分類語境下，“民”或“民人”明顯具有“漢”或“漢人”的內涵。
近代發展
漢族歷來是一個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對於封建地主階級和君主專制制度的殘酷壓迫剝削，自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在中國古代舉行過千百次農民起義，其中有些是以漢族或某一少數民族為主，有許多其他民族參加的起義鬥爭。明末李自成起義，曾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清代太平天國運動中制訂了《天朝田畝制度》，說明到了封建社會末期，農民已試圖用平均主義去改變封建土地不均與等級森嚴的封建壓迫。雖然這些起義都由於歷史與階級的局限而最終失敗，但它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發生了重大影響。
推翻滿清帝制的孫中山戎裝圖
對於民族壓迫，漢族人民有著英勇反抗的歷史記錄，尤其是對於外國侵略者，漢族人民往往與國內其他各民族聯合起來，共同為保衛祖國而英勇鬥爭。明朝中葉以後，西方殖民者東來，荷蘭殖民主義者侵占中國台灣，鄭成功領導的抗清隊伍一舉驅逐荷蘭殖民者，這一鬥爭得到了台灣各族人民的支持。清初，沙俄殖民者侵入黑龍江流域，黑龍江各族人民共同奮起堅決反抗，後來在康熙皇帝決策進行驅逐沙俄殖民者的雅克薩戰鬥中，漢族軍民和各族軍民緊密團結、浴血奮戰，終於取得了雅克薩反擊戰的勝利。說明在古代中國各族人民當外國殖民者侵入時，已表現了同仇敵愾、團結戰鬥的英勇鬥爭精神。
對於民族壓迫，漢族人民有著英勇反抗的歷史記錄。1840年，英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從此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歷了一個世紀之久。英國對中國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法國侵華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抗日戰爭爆發等等都表明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840年以後發生的歷次反侵略戰爭與其他形式的反侵略鬥爭，都是漢族和中國其他民族人民共同參加的。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所發動的廣州起義、鎮南關起義、雲南河口起義及辛亥革命，均為以漢族為主體有少數民族成員參加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孫中山在“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主義”，與那些單純鼓吹排滿的政治派別劃清了界限。辛亥革命以後，建立中華民國，以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為政體，雖被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所篡奪，但對漢族和中國其他各民族的覺醒，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1919年“五四”運動，標誌著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與勝利，一般都是在漢族地區首先興起，逐漸發展到邊疆民族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漢族與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中聯合起來。經過長期的鬥爭，終於在1949年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再一次實現中國大陸統一的毛澤東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漢族的生活不斷改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與各民族一道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大步前進。漢族與各民族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也在迅速發展。
人口
漢族人口約為13億，占世界總人口的19%，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在世界各地皆有分布，漢族是數個現代國家或地區的主體族群。占中國大陸人口92%，占新加坡人口74%，占馬來西亞人口24.5%，占中國台灣人口98%。
截止2009年，漢族人口約為13億，約占世界總人口的19%，分布於世界各地。
截至2021年，漢族人口為128631萬人，與2010年相比，漢族人口增長4.93%；在台灣，漢族占總人口的98%；在香港和澳門，漢族分別占總人口的95%和97%。
2021年5月11日，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通報：我國漢族人口為128631萬人，與2010年相比，漢族人口增長4.93%。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中國境內漢族人口數量為1284446389人。
數量
漢族以古華夏族為主體、由歷史上多個民族融合而來，漢族的人口如果從其族源夏民族算起開始約有200餘萬人，歷經夏、商、周三代，到戰國盛時已有2000萬人左右了。在漢族形成的兩漢之時，漢族人口已達5000餘萬人，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之時，漢民族在北方吸收了匈奴、鮮卑、烏丸、羯、氐、羌及部分蠻族，在南方吸收了部分蠻、俚、僚等族，發展到唐代前期的8000～9000萬人之間，發展成隋唐漢族。宋遼夏金元之時，漢民族在北方吸收了契丹、党項、女真等少數民族族群，在南方也吸收了部分少數民族族群，突破1億，到北宋大觀年間達10441萬餘人。元代以後，在中國統一的大趨勢下，漢族人口這個雪球越滾越大。明萬曆二十八年（1601）人口達1.5億。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則達4億以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其人口約6億，到20世紀末已達10億以上。在地域上則從黃河、長江流域向南發展到珠江流域抵台灣島和海南島，向東北發展到黑龍江流域，向西北發展到天山南北，向西南發展到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漢族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單個民族，常常被人們視為民族同化的典範。根據一般流行的說法，漢族人口之所以這么多，主要是靠同化了很多別的民族實現的。有人將這一過程比喻為“滾雪球”。
分布
漢族在中國分布的特點是東密西疏，據1990年的統計，中國10.39億漢族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91.92%，其中漢族人口占當地總人口的比例，江蘇、浙江分別為99.77%、99.49%，而新疆、西藏則分別為37.58%和2.05%。
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漢族人口為1286311334人，占91.11%；各少數民族人口為125467390人，占8.89%。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漢族人口增加60378693人，增長4.93%；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11675179人，增長10.26%。
民系
漢族之內因基因、語言、文化及社會多樣性上可分出不少漢族民系。廣府民系、客家民系、潮汕民系並稱為漢族的嶺南三大民系。廣府人並非單純的嶺南原住民或南越原住民，而是中原移民與嶺南（南越）原住民經過長期的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一個民系。“山都、木客”是分布於南方山區的原始居民。木客後來與莫徭等南方民族甚至與南遷漢人融合,成為客家源流之一。1905年，廣東順德人黃節在其所編教科書《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中，將客家排除漢族之外，稱“廣東種族有曰客家、福佬二族，非粵種，亦非漢”，與福佬、疍族並列為“外來諸種”。這引起了當時客屬人士的不滿。通過對族譜的梳理，特別是對非客家系統的族譜的梳理，及與客家系統之族譜相互比勘，可以認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所謂“客家”身份及其認同,要在原來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瑤人”轉變為“編戶齊民”之後才有可能產生。客家人進入粵東北時所受阻力不大，但向西南方向發展時就與當地居民發生激烈摩擦，本地居民就蔑稱這些外來者為“客民”，其時應在16、17世紀之交。
遷徙
秦統一六國時，曾將關東強宗大量遷入關中，西漢（前206～公元8）時也有過類似移民活動，然而當時的經濟發展決定了黃河中下游各郡為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如以秦嶺與淮河為界把郡縣地區劃為南北兩部，兩漢大體都是北部約占當時戶口總數的80％，南部約占20％。從東漢（公元25～220）末年起，北部割據混戰，人民開始南遷，而西晉（265～316）末年“永嘉之亂”，黃河流域人民大規模南遷至長江中下游與長江中上游及漢水流域。經南北朝，繼續有人口南移，使長江流域人口不斷增加，但仍未改變北部人口多於南部的分布狀況。然而如果拿隋末與西晉時的南部諸郡人口總數相比較，則長江流域與嶺南各地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當時在中國南方，非漢民族是占壓倒性多數的。北緯30度以南的漢族主要來自南方的土著民族，北方移民雖然對南方漢族文化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但在人數上並不占主體地位。正如魯西奇所說：“南北朝時期，長江中游及其周圍地區的蠻民戶口數，當遠遠超越同一地區著籍的華夏戶口數。”華夏民族使用漢語，而不使用漢語的民族（比如苗瑤語諸民族）不是華夏族。可是使用漢語的人口不一定就是華夏民族，有些非華夏民族正在或剛剛放棄他們原先使用的語言，改變的方向是融入華夏社會，變成華夏民族。
唐末藩鎮割據混戰，五代（907～960）相仍，北部人口又一次出現了南遷趨勢。到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現了第二次人口南遷的高潮。南方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洞庭、 鄱陽、 太湖等大湖周圍和長江、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些地方成為人口稠密之區，人口密度高於北部各州。除以上兩次大規模人口南遷之外，另外還有幾次具有相當規模的人口南遷。南部經濟自東晉以來發展迅速，至兩宋時，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南方人口不僅密度高於北方，而且漢族人口的總數，至明、清時也已超過北方。唐宋以來，隨著越人逐漸整合於南遷的漢族之中，先後形成廣府、潮州、客家等不同民系，而未被融入漢族的越人，則逐漸發展成壯、黎、瑤、畲等邊疆族群。古代中原地區的漢民族與現今當地漢族體質特徵差異較大。從先秦時期至漢代，中原地區居民均屬於古中原類型。但從宋代開始，當地漢族體質特徵開始偏離該類型，顯示出更為混合的體質性狀。
自秦漢到清朝，歷代都有不少漢族人民通過屯墾、移民、擄掠、流亡等方式移居邊疆各地，與邊疆少數民族交錯雜處，共同開發邊疆。兩千多年間，移居邊疆的漢族有不少融入當地少數民族之中，其中唐代的東北渤海人、西南南詔人、遼代契丹人、清初滿族等都以融化大量漢族人民而壯大、興旺起來。其他各少數民族在發展過程中，也都吸收了漢族的成分，而邊疆各民族內遷，與漢族雜處，往往大都融入漢族之中。漢族所以人口眾多，與不斷吸收其他少數民族成分壯大興旺起來是分不開的。
關於祖先來歷的移民傳說的產生和傳播，是地域認同形成的標誌，也是國家建構的民間基礎。南雄珠璣巷傳說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流傳很廣，很多地方都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從南雄珠璣巷遷移過來的。這與明朝初年廣東人的入籍問題有關。當地的土著、賤民為了取得合法身份，希望政府把他們納入戶籍當中，便採用了南雄珠璣巷遷來的說法，以證明他們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統性。除了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璣巷傳說外，西部地區多有祖先來自南京珠璣巷的傳說。而自稱來自南雄珠璣巷的粵人，既有較早入籍的民人，以此將自己與瑤、疍、畲人相區分，也有開發沙田的瑤、疍、畲人，以此將自己的族群身份轉化為漢。由此，具有不同歷史文化傳統的人群（或族群）逐漸共享了同一個祖先移民傳說，從而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地域認同。康熙年間遷界與復界時期，先有沿海講福佬話的人群進入客家山區，後有包括不同方言的人群遷入平原及沿海，隨後便出現宗族大量建設的現象，許多族譜中出現了祖先自中原遷至寧化石壁，再遷到現居地的故事。在晚明以前，當地是沒有“客”或“客家”這樣的族群分類的，這個後來稱作“客家”的人群是居住在南嶺山區的土著。客家的寧化石壁村傳說也具有一個中原身份的前提，以此形成了圍繞南嶺山區的各個山地開發人群的地域認同。儘管民國學者對畲族、客家人是否同源產生了一系列爭論，但近年來的語言學研究已經為這一問題提供了解決的可能性。
閩台地區的族譜普遍聲稱其先世來自河南光州固始,但自宋代著名學者鄭樵、方大琮始,學者多有質疑、考辨。固始傳說的成因除了受帝王故里的政經特權、中原正統觀念影響外,還與地緣關係建構、聖賢崇拜心理等因素密切相關。 已有學者駁斥“四姓入閩”或“八姓入閩”之說，《開元錄》說：“閩州，越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種，有五姓，謂林黃等是其裔。”《開元錄》屬於開元年間的政事彙編資料。至遲在漢末三國，閩地土著中已有張、詹、何、洪、吳、華、鄒、隨、黃、翁、唐、徐、鄭、林等姓，南朝時期又有陳、蔣姓，唐、黃、吳、林等可能來自土著音譯人名的首字。閩地華夏化進程緩慢，閩地人群大規模編戶入籍要到唐朝中後期。八姓入閩敘事實際上隱含著一個民族史話語：閩越土著族群為了提升自己部族的地位，競相改用漢姓，把族群記憶與部族文化隱藏在這一敘事裡面。這樣的地方社會都對應著一個“漢人”認同如何建立的問題。人們紛紛重構祖先的“歷史”，並展開一系列文化實踐（如祖先祭祀、神明崇拜等）。以“南來－征蠻”的“英雄祖先”為敘事核心的族源傳說，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被創造出來並廣為流傳的，比如被奉為“開漳聖王”的陳元光。陳元光其人其事不見於新舊《唐書》，其事跡始末之詳初載於明代中葉《八閩通志》，此後時間愈晚記載愈詳。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則多分布在今北京、河南、河北、山東等北方地區，在膠東登、萊一帶則多稱祖先來自“小雲南”，也有部分稱來自四川“鐵碓臼”。邊陲地區的祖先移民傳說多將自己說成來自中原，且歷史久遠；而腹心地區的祖先移民傳說只是講從甲地到乙地，這些遷出地甚至籍籍無名、難以稽考。
漢族經歷與中國境內各民族長達數千年的共處、遷徙，於是形成了在松遼平原及黃河、淮河、長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農業最發達的地區及城市集中分布，在邊疆與當地各民族交錯雜居的分布特點。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族有相當數量人口移居海外。其中有的在移居國生根發展，成為當地的華裔，有的則保持中國國籍，成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
政治
參見：中原王朝
漢族在中國建立多數王朝，長久主導中國政治，但期間也有被異族統治的歷史，譬如西晉亡於匈奴人建立的趙漢，北宋亡於女真人建立的金，南宋亡於蒙古人建立的元，南明、明鄭亡於滿洲人建立的清。最後滿洲人政權被推翻於以漢族為主體的在1911年10月10日建立的中華民國，同時漢族也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力量。
傳統政治文化，主體是以封建社會中長期形成的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包括從一個中心元點（君主）出發的單向輻射型政治意識形態，天、君、國、家合為一體的政治認知，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至上的政治評價模式，喪失主體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小康、“大同”的千年政治理想、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維核心等等。
軍事
經濟
漢族歷來以勤勞儉樸、富於創造精神著稱。經濟以農業為主，兼營家庭副業，這種“男耕女織”式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古代始終占絕對優勢。
農業
農業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主要物質基礎，農業生產在歷史上素稱發達，尤其以發達的水利灌溉與精耕細作著稱於世。歷代都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秦蜀郡守李冰領導興修的都江堰，不僅在古代使成都平原成為全國著名的糧倉，享有“天府之國”的美名。都江堰可算是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
在耕作技術方面，漢族及其祖先，自古以來一貫注重農時、改良土壤、輪休耕地，以及施肥、保墒、選種、培養新品種、改良農具，同時也不斷從國內各民族中甚至從國外吸收新的作物品種和學習耕作技術。因而不僅創造了在古代堪稱水平很高的產量，而且作物品種之豐富，也是世所罕有。
手工業
手工業也有相當高的發展水平。在高度發達的農業與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古代科學技術如天文、數學、農學、醫藥學、冶煉術、建築學等都在世界文明發達史上大放異彩，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火藥用於作戰，指南針用於航海，以及養蠶、織造絲綢、制瓷、制茶等技術，對世界文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商業在古代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遊牧
商業
商業的發達，反過來有利於農業、手工業的發展。至明代中晚期，已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尤其在江南地區一些城鎮的手工業工場與商業中，資本主義萌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從19世紀中後葉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工業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同樣主要是在沿海及交通較發達的內地大中城市漢族聚居的地區。
文化
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各諸侯國出現過百家爭鳴的生動活潑的局面，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大體同時的古希臘文明東西輝映。西周時期，就形成了完善的文化體系，即禮樂文化，周禮非常繁縟，據《周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樂在西周很重視，有專門職官管理，金文中也記有樂官。周代樂舞如《大武》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較完善教育制度，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就是周代貴族的文化教育內容，中國最早的經典如《周易》《尚書》《詩經》《周禮》《樂經》（已佚）《春秋》都產生這個時期。至漢武帝時（前141～前87在位）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於是以孔子、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統治漢族古代思想與文化近2000年，同時，程度不同地影響著其他少數民族，甚至影響到中國相鄰的國家。
民族圖騰
對於龍的出處，聞一多先生在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龍鳳》、《端午考》中指出，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來源於黃帝時代的傳說。相傳，黃帝在統一中原之前，以“熊”為標誌性圖案。戰敗蚩尤統一中原後，它的標誌兼取並融合了被吞併的其它氏族、部落的標誌性圖案。如鳥的標誌圖案、馬的標誌圖案、鹿的標誌圖案、蛇的標誌圖案、牛的標誌圖案、魚的標誌圖案等。最後拼合成中華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龍”，一種虛擬的綜合性神靈。這一奇特的形象蘊涵著中華民族發展、各民族相互融合、團結，成為中華民族始祖的標誌性圖案。後來，“龍”的形象開始出現於各種圖案之中，並逐漸成了帝王的符瑞。相傳炎帝是一位叫登的女子感天上的“神龍”而生，黃帝是附寶感“北斗”而生，堯帝是慶都感“赤龍”而生，始祖是龍繁衍的後代，因此，中華民族的子孫便是“龍的傳人”了。
龍之精神：是萬物一體，相容並蓄的精神境界；是追求和諧、群體本位的人生態度；是中華大一統的情結。
鳳之品德：鳳凰涅盤求光明，象徵新生與中華民族的覺醒；是集民眾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於一身的憂患意識；是自強不息，捨身弘道的理想主義；是勤勞儉樸、艱苦奮鬥的謀生態度。
文化信仰
漢族古代的國家觀念，與家族觀念相聯繫，所謂一家一姓的天下，實際是父系家族觀念的無限擴大。王、皇帝被奉為“天子”、“君父”，人民被視為“子民”。在這種制度下的道德規範，認為“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對“孝”的最高要求。同時，一切人倫學說，都建立在“天命觀”的哲學基礎上，維護皇權統治及富貴尊卑一切秩序，都是天命的體現。漢代思想家董仲舒（前179～前104）根據“天人相與”的神學觀點，發揮孔、孟儒家學說，總結出體現於人倫的“三綱”、“五常”，成為古代漢族社會倫理道德和立法的重要基礎。宗教對許多民族有重大影響，在漢族中沒有產生全民族必須信仰的完全意義上的宗教。漢族自古對各種宗教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自漢代以來及至近代多種外來的宗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有一部分漢人信奉。無論是何種外來的宗教，其教義與漢族固有的天命觀與祖宗崇拜不相矛盾，或改造其某些教義與漢族固有宗教觀念相適應，才有可能得到流傳。道教雖然是漢族歷史上形成的宗教，也不是全民族每個成員都信奉。在整箇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漢族的歷史上，除少數皇帝特別崇信某種宗教因而使之獲得某些政治特權之外，從沒有出現過“國教”。至宋代，儒學發展為理學，是一種吸收了佛教哲理的人倫思想學說。
以“三教”統稱儒釋道，始於南北朝的北周，約公元6世紀中後期；而到唐朝，“三教”的說法通用於朝野上下。到了中唐，三教被形容為“鼎”之三足。從此，中國文化的結構，逐漸被認為是儒釋道三足鼎立，乃至於今天的“國學熱”，仍以儒釋道三教為其主體。儒家以“禮教”的形式對佛道兩教加以抑制或整合，提供了一套支配著中國人生活的道德倫理規範。佛道兩教，因此配合實踐儒家的倫理規範。尤其是佛教，在民間社會還承擔了許多慈善救濟的實際功能。儒釋道三家的會通融合，形成“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體系。這種現象，在世界文明史上實屬罕見。
炎黃認同
對漢族人而言，炎黃認同是民族的精神傳統的標誌物和代表物之一。“炎黃”一詞最初出自《國語》。《國語·周語下》：“有夏雖衰，杞、鄶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皆黃、炎之後也。”《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炎黃到底是什麼關係，在史書記載中比較混亂，至今學者也說不清楚。司馬遷在《史記》中沒有專寫炎帝，只把黃帝列為五帝之首。“帝”原指天帝，人間的“五帝”一詞在孟子時尚未出現，戰國後期五行說逐漸建立，出現了五種五帝說。在大一統思想的觀照下，夏、商、周三族的祖先都納入了黃帝體系之中，各族各諸侯國的統治者都變成以黃帝為共同祖先的親戚，黃帝成了天子和諸侯共同崇拜的始祖神。
《史記.五帝本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於是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代神農氏而為黃帝。”有人認為，炎黃二帝的輪替，是田齊為營造代姜輿論而虛構的神話。在隋唐以前，無論是漢族建立的政權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都不同程度都將“尊夏賤夷”作為核心價值觀，乃至於這一時期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出於統治需要，都宣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標榜自己“華夏”後裔的正統地位。
黃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是英雄時代中原地區最有影響力的三大部落，經過征戰，以黃帝族為主，相互融合，形成了後來的華夏民族。黃帝出現在中國文獻記憶中，較可靠的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時期。在成書於戰國至漢初的“先秦文獻”中，黃帝逐漸廣泛被提及，但起先他只是與伏羲、共工、神農、少皞等古帝王並舉，並未有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黃帝已成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個原始帝王，且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在清末民初，中國曾掀起一股“黃帝熱”：報章雜誌處處可見關於黃帝的論述，黃帝事跡被譜作歌樂、用為教科，供兒童諷誦……晚清知識分子在西方民族主義的衝擊之下試圖建構本國國族認同的文化符號，便從遠古傳說中選擇了神話人物——黃帝，強調其為中國民族的“始祖”。“炎黃子孫”的概念也是在這時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自我稱謂，影響直到今天。
祖先崇拜
祖宗崇拜與孝道，是漢族的共同心理。神、鬼、祖先，歷來被認為是漢人民間宗教的核心體系，其中，對於祖先的供奉與崇拜，以及由此而獲得的祖先對後人的庇佑，被認為是典範意義上人與祖先的關係。邊緣族群為了拉近與中原群體的關係、建立干預和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出現了不同內容的“攀附”現象。如春秋的吳、秦、楚自稱“黃帝子孫”，這種“黃帝攀附”一直延續到近代西南土司頭人們的“漢人祖源”。多數畲族被同化為客家，少數未被同化的畲民要么退進更深的大山中，要么被迫向別處遷移。民族識別過程中，大部分畲民因民族特徵隱而不顯，被劃入漢族。畲民的祖地游離在以河南汝南、陝西馮翊為中心的中原與以寧化石壁為中心的閩西之間。“河南說”與“中原說”是畲民“漢化”過程中聯繫華夏的一種方式，“寧化石壁說”是畲民適應社會大環境需要的結果。
一般的家譜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聖賢，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由於這些上古貴人基本都出在北方的黃河流域，要使本家族特別是不在黃河流域的家族與這些祖先聯繫起來，就只能編造出一段遷移的歷史。羅香林以及後來許多客家學者，即主要根據客家族譜來梳理客家人的歷史源流。在他們看來，客家族譜中所記載的都是“歷史事實”。實際上，這些內容帶有很大的虛構性。明清時代的族譜（包括客家人的族譜在內）是明清以來地方社會的一種文化創造，具有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在南方各地，自稱“最正宗的古代中原後裔，最正宗的古代中原語言”的言論，在各地方媒體層出不窮。台灣把外人對閩南人的稱呼“福佬”硬解作“河洛”，當成是閩人源自中原河洛地區的證據。這和南方家譜普遍造偽中原貴胄一樣，是漢字文化圈裡常見的現象。
服飾髮式
“漢服”一語，是21世紀以來由傳統文化愛好者提出的社會學概念。狹義的漢服專指漢代服飾。漢服是指以關中京畿地區為代表的服飾系統，與荊楚地區的服飾傳統有別。作為廣義的社會學範疇，漢服泛指以漢民族傳統服飾為主體，在社會演進中不斷吸收其他民族服飾特點後逐漸形成的華夏服飾體系。中國歷史服裝有兩個譜系：一個是上層貴族階級袍服體系，一個是勞動者上衣下裳的勞作服裝體系。“漢服運動”的積極分子以年輕人為主，且以“網友”、“網民”居多。
朱子深衣
唐代男子服飾在吸收胡服式樣的基礎上，一改漢魏時期寬衣博帶的風格。胡服能夠喚起他們在潛意識中深藏著的美好憧憬與回憶。以緊身、翻領、革帶、皮靴為特徵的胡服適應了盛唐時期人們對體魄之美的欣賞需要。明代曳撒，可能是受元代質孫服中的腰線襖影響。在“漢服運動”有關“漢服”的論說中，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純粹的“漢服”，只是由於滿清的民族壓迫，“漢服”才被迫“不正常”地消失了，現在自然應該予以恢復。清朝時期長袍等開始在漢人中傳播，服裝的式樣發展到清末民初，男人一般內裝為對襟衫和長褲，外穿大襟長衫，講究一點的外加一件馬褂，謂之“長袍馬褂”。褲子都鑲有八寸闊腰。後來中山裝流行，但農村仍穿長袍馬褂短衫長褲，至今偏僻的山區仍有老人穿長袍。婦女清末穿喇叭狀齊膝中長衫和長褲，民國後上穿“斧口衫”，有對襟、大襟、琵琶襟之別，下著裙子，有鳳尾裙、百褶裙等。30年代後旗袍流行，但農村婦女多穿大襟短衫和長褲。現代漢族的服裝，多興西式服裝。
其中，上衣右衽（大襟）的特點始終保留。從河南安陽出土的玉雕、石雕和陶塑的商代人像上，就可以看到右衽高領衣的樣子。後雖有胡服傳入，出現短衣短褲，但不管是西漢的“深衣”，還是唐宋的“交領袍”，甚至包括清朝“長袍”，上衣總是以右衽為特點。近代男裝長袍或現代女裝旗袍都繼承了上衣右衽的特色。
千層底的布鞋，圓口低幫，輕便、透氣、舒適，也是漢族富有民族特色的穿著之一。
髮式，古代漢族男子不剃髮，結髮於頂加冠；清代滿族統治者強迫漢族人民剃髮結辮；民國後剪辮留短髮，多西洋式、平頂式或光頭。漢族女子髮式較多，古代多高髻，近代少女有流海、單辮，或雙丫髻，中年婦女多梳長髻，老年腦後梳纂兒。民國後不少女子改剪短髮，留髮齊耳。現代漢族男子髮式已無特色，女子仍以梳長辮為具有民族特色的髮式。
修飾，古代漢族男子到一定的年齡均留胡蓄鬚，女子15歲行笄禮，俗稱“開面”。婦女纏足普及始於宋代，是普遍的共識。陶宗儀《輟耕錄》主張元代說，婦女纏足是為了與蒙人區別。清朝官方對纏足始終報以否定的態度。纏足被明人視作“中國法”，成為區別夷夏的文化標誌。相較於男子的剃髮易服，漢人女子保持了舊有的纏足習俗。民間因此出現“男禁女不禁”，“男降女不降”的讚譽之聲。
佩戴方面，古代漢族盛行佩玉，不論男女均戴肚兜，意為落地平安，一至五歲要戴“天官鎖”，又稱“長命鎖”。
語言文字
漢族的語言通稱漢語，屬漢藏語系，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豐富的語言之一。主要方言分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閩方言、粵方言。現代漢族共同語以北方方言為基礎，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漢文起源於遠古，通行的方塊文字，是從殷商的甲骨文字和商周金文演變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實行“書同文”，於是秦所作小篆通行全國。秦統一文字在短期內取得了成功，說明原來六國文字僅僅是各具地方特色的同一種語言的書面表現。秦代除小篆外，還有隸書，漢末又出現了隸變的通用漢字即楷書，至魏晉南北朝盛行，一直流行至現在。雖然漢族分布地域極廣，各地方言差別較大，漢文字的統一，在秦漢已經形成。這種書面語言的統一，對漢族文化的發展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對國家的統一都起了重大的作用。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計畫地進行文字改革，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推廣國語，簡化漢字，漢字將逐步向拼音方向發展。
漢字——“龍”的繁體字
漢族姓氏
最初，漢族的姓、氏是有區別的。原始的姓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族號。“姓”字就是由“女”和“生”字合成。許多古姓都有“女”旁，如姜、姚、姬等。氏是姓的分支。由於子孫繁衍，一族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地，每一支都有一個特殊的記號作為標誌，這就是氏。後來，姓和氏就沒有多少差別了。
姓氏的來源，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以官職為姓，以職業和技藝為姓，以祖先的名字、爵位為姓，以封國、封地為姓，以原始崇拜物為姓，以居住地方的特徵為姓，以數字為姓，此外還有些複姓如長孫、賀蘭、呼延，則是由少數民族語音譯而成。 在漢族社會中，宗族觀念根深蒂固，直到1949年前，同姓同宗在漢人觀念中，仍是一種很強的聯繫紐帶。據清代有名學者錢大昕考證：夏、商、周三代，“男子未有系姓於名者”，“蓋三代以前，姓與氏分，漢魏以後，姓與氏合。”實際上漢魏以來，漢族數以千計的諸多姓氏中，有些發源於遠古氏族，有些發源於先秦封國，或祖先的居地、官職與名字，也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少數民族融入而增加的姓氏。即使同姓，也有因賜姓或其他少數民族融入而採用漢姓等情況，並不意味著血統上系同一來源。在宗法制度下，漢族的親屬是以父係為中心論親疏。父系家族的延續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事。
宋朝人編寫的《百家姓》內收入單姓共408個，複姓共76個。近代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已收入單複姓共4129個。常用姓氏不過200個左右，最常見的單姓只有100個。
中國古人的姓名比現代人要複雜些，大體有姓、名、字、號四項。現代人命名沒有古代人那么講究，除少數人有字、號外，普通人一般只有一個名字，並且多為一字或兩字。名反映了漢族文化特徵和心理特徵。
文化心理
漢民族的文化心理是經過幾千年的積澱，逐漸形成的。雖然近百年來各種現代文化思潮的輸入，使這種傳統文化心理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可是它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這就在人們言語交際的過程中形成了漢語所特有的語用特點。
曲裾
首先，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統治了中國幾千年，這種封建的宗法社會，在民族心理上造就了兩個特點：一是對血緣關係的高度重視，二是對等級差異的強調。因此在言語交際上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講究親屬稱謂的使用，長幼輩分的嚴格區別。
在西方可以看到晚輩對長輩直呼其名的情況，這在中國人的交際中是不允許的，對親屬中的長輩，交談時都必須使用稱謂，這是有禮貌、有教養的表現。而且親屬稱謂還作為一種尊稱，大量用於非親屬的交談者身上，如稱叔叔、伯伯、奶奶、阿姨，被認為是對對方的尊敬，表示關係的親密。
重視長幼的宗法觀念被移用到社會的人際關係，就變為等級觀念。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提倡長幼有序、尊卑有序。所以人們對有官職的談話對象歷來有以職務相稱的習慣，在古代這就被認為是敬稱。在交際中為了抬高對方的地位，往往就壓低自己，於是有了一批與敬稱相對的謙稱，如貴姓—敝姓、府上—寒舍、賢弟—愚弟、大作—拙作、高見—愚見、淺見。
其次，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強調人的社會性，強調社會、群體對個人的約束，不突出個人與個性，而強調群體。這也是與封建社會的宗法關係相連的，它與西方以自我為中心，強調獨立的人格、個性，推崇個人的成就和榮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漢民族對性和性別問題上的保守傳統也造成了男女性別在言語交際中的用語差異。一般說來，男性用語比較直率、隨便，女性用語比較含蓄、莊重。用與性有關的字眼罵人，在男性中的出現率遠遠超過女性。因為傳統觀念雖然也認為男性使用這些字眼並不文明，但似乎能得到普遍的諒解，而女性使用了就非常不成體統，似乎理所當然應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
史學
注重史學也是漢族文化史的一個突出的特點。自司馬遷撰《史記》，歷代都有紀傳體史書，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編年體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鑑》為代表；其他各種紀事本末體史書及古史、 雜史、地方史志、 史學理論等官私撰述，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古代歷史文獻最豐富的國家，其中絕大多數出於漢族學者的手筆。
漢文文學
在古代漢文文學發展中，詩歌的發展占顯著地位，如楚辭、樂府、唐詩、宋詞等都有許多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家與作品，而屈原（約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生卒年不詳）、 蘇軾（1037～1101）、 陸游（1125～1210）、辛棄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與作品，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異彩，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公認的名家。散文有著名的秦漢古文，至唐中晚葉，由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導恢復秦漢古文運動，到歐陽修（1007～1072）、蘇洵（1009～1066）、 曾鞏（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蘇軾、蘇轍（1039～1112）時，古文運動大獲全勝，號為“唐宋八大家”。小說創作，到明清時獲得很大發展，長篇巨著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齋志異》均素負盛名。還有不少少數民族作家也運用漢語進行創作，產生了許多名家與名著，而《紅樓夢》，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作。
類書巨著
在一些類書巨著的編纂方面，漢族也是由來已久。唐、宋時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特別是明清的《永樂大典》、《圖書集成》可稱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書，不僅顯示了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光輝成就，也顯示了古代漢族學者與少數民族學者合作與互相學習的精神。
科學
漢族在自然科學方面，天文學與數學的成就，一向為世人所矚目， 其中如張衡（78～139）、祖沖之（429～500）、一行（俗名張遂，683～727）、郭守敬（1231～1316）等已被舉世公認為世界文化名人。
天文
漢族有悠久的天文學觀測的傳統。遠在傳說時代，就有世襲執掌天文的官吏，專門負責觀測天象。以後歷代沿續，設觀星台、觀象台、司天台、司天監、欽天監等機構，負責觀測天象、推算曆法。因此，漢文獻中以日食、月食、恆星、彗星、太陽黑子等天象的觀測與記錄，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漢族古代天文學家製造的天文觀測儀器有許多優點，其關鍵部件和原理至今仍被套用於現代大型天文觀測儀器中。並以顯示天體運行為契機，最先發明了報時的機械鐘。此外漢族獨立發明了自己的曆法。
恆星的觀測記錄，也見於商代甲骨文中。《周禮》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戰國時甘德著《星占》八卷，石申著《天文》八卷，後人合稱為《甘石星經》，其中記載120顆恆星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恆星表。古代天文學家把周天分三垣和二十八宿，用這種區域劃分來確定天體和天象發生的位置。先秦時期漢族先民繪製星圖，留存至今最早的實物有五代時期出土的二塊28宿星圖刻石，其它著名的有宋代蘇州石刻天文圖及敦煌唐代星圖。
渾天儀
對於哈雷彗星的觀測記錄，從公元前613年到20世紀初，漢文載籍中共有31次記錄，最早的一次在公元前1057年。對於太陽黑子的觀測，最早見於約公元前4世紀甘德的《星占》。正史中關於太陽黑子的記錄，始於公元前28年。至1638年，見於正史中的太陽黑子記錄約百餘例，散見於其它漢文載籍的記載可能更多。這些珍貴的資料，至今仍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
曆法
漢族先民很早就發明了曆法。相傳先秦有黃帝歷、瑞頊歷、夏曆、殷歷、周曆、魯歷。合稱“古六歷”。夏曆又稱“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殷歷又稱“殷正”，以12月為首。周曆又稱“周正”，以11月為歲首。秦用瑞頊歷，以10月為歲首。漢以來，有太初曆、三統曆、四分曆、乾象曆、太明歷、戍寅元歷、大衍曆、十二氣歷、統天曆、授時曆、時憲歷、天曆等。這些曆法當中，除北宋沈括創製的“十二氣歷”和太平天國頒行的“天曆”是陽曆外，其它曆法都是陰陽合曆。直到今天，漢族仍然習慣使用傳統的陰陽合曆，同時使用世界大多數國家通用的公曆。
風水堪輿
風水在中國歷史悠久，古稱堪輿，是人們對居住或者埋葬環境進行選擇和處理，以達到趨吉避凶的目的，它的核心思想是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主要關乎宮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選址、座向、建設、布置等。主辦方表示，很多人將風水與迷信聯繫起來，其實，風水是一門發現自然、利用自然的科目。
在古代，漢族對於風水學是十分重視的。像婚喪嫁娶、易居開業都要迎請易學風水大師來進行卜卦預測，提前破災消難。用現代人的話去理解，就是風水好的地方，人們居於此處，能助人事興旺、發財，可令後代富貴、顯達。在古代符合風水寶地標準：後有靠山、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前有案山、中有明堂、水流曲折。風水告訴人們要能順應自然規律，要最佳化自然環境。
住在風水好的居所，人的身體健康和心情舒暢，工作起來就有勁；居住在常年見不到陽光的房間，生活質量不高、心情不舒暢，工作也會受影響。
四大發明
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是中國的四大發明。
義大利數學家傑羅姆·卡丹於1550年最早提出磁羅盤、印刷術和火藥是中國的三大發明，並認為它們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在此之後，簡·博定重申了同樣的論斷。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我們應該注意各種發明的威力、效能和後果。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種發明曾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第一種在學術上，第二種在軍事上，第三種在航海上，由此又產生了無數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機械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在中國至遲在20世紀20年代即有在“三大發明”中加上紙擴充為“四大發明”的提法，及至四五十年代，這一提法已被廣為認可。
教育
中醫
數學
漢族的數學的發展源遠流長。在從事社會勞動生產活動的過程，人民逐漸有了數量的概念和認識了各種簡單的幾何圖形。特別是農業的逐漸發達，需要與之相應的天文曆法，需要知道適於農業、的季節安排，而最簡單的天文學也是脫離不開數學的。土地面積、糧倉的大小、建築材料的長短和方位的測定等等也都需要數學。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刻劃著名一些陶文，有一些顯然是表示數字的符號。
傳說夏禹治水時就用了準繩、規矩，並且用到了勾股測量。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表明，商代人們所使用的記數法已很完備。記數的原則是遵循十進制。從一開始就套用完備的十進制，這一點和巴比侖和古埃及所用的記數方法相比，有著顯著的優越性。西周時期金文中的記數方法和商代完全一致，以後一直沿用下來，直到今天。之後漢族數學開始形成以《九章算術》為中心的體系。《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數學書籍還只有兩種，《隋書·經籍志》已增至十九種，《新唐書·藝文志》更增加到35種。其中以唐代數學家李淳風奉命注釋的“十部算書”最為有名。1606年Matteo Ricci和徐光啟合作共同翻譯了古希臘著名的數學著作《幾何原本》前六卷。
除了整數之外，漢族對分數的認識也比較早。同時還掌握了整數和分數的四則運算。春秋時代的齊桓公就曾把會背誦“九九”乘法歌的人當作貴客請進“招賢館”，雖然這在當時已經不算是什麼了不起的學問。在《管子》《荀子》等一些古書中也都有“九九”中的個別句子。
漢族早期實際的計算是用算籌來進行的。唐代中葉開始，特別是由於宋代以來經濟的迅速發展，需要對計算工具進行改進。經過長時期的演進，到了元明之際，便完成了由籌算到珠算的轉變。到了明代中葉，珠算已經在全國普遍使用。珠算攜帶方便，和口訣相配合可以作到計算迅速。在世界同類計算工具中，可以說珠算是最好的。由於珠算的流行，籌算幾乎絕跡，建立在籌算基礎上的古代數學傳統也逐漸失傳。尤其是明代八股取土的科舉考試制度和主觀唯心論哲學思想的長期泛濫，認為一切專門學問都是“奇技淫巧”。到明清之際西方數學開始傳入中國的時候，國家的司天台已經很少有人可以掌握曆法的編制工作了。
農學
古代農學往往包括古代科學技術的多方面成就，據不完全統計，2000多年間，包括已經散佚與流傳至今的農書達370餘種，其中如《汜勝之書》、《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是古代農學著作的代表作。
百科
《天工開物》是中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同時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被歐洲學者稱為“技術的百科全書”。它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進行了系統地總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技術體系。對農業方面的豐富經驗進行了總結，全面反映了工藝技術的成就。書中記述的許多生產技術，一直沿用到近代。
《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類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全書共22937卷，約3.7億字，共裝成11095冊。收錄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種之多，上至先秦，下達明初，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藉以保存流傳。《永樂大典》“經史子集，與凡道釋、醫卜、雜家之書，靡不收采。”所輯錄書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提高了保存資料的文獻價值。
地理
傳說約在公元前21世紀的夏禹時代，中國各地洪水滔天，到處一片汪洋。這時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帶領大家疏導河流、平治水土，他在外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使河流歸道，天下太平。中國古代著作《尚書》中的一篇《禹貢》，就被認為是記述當時大禹平治水土業績的古老文獻。
漢朝時候中國的地理視野已相當廣闊，《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從廣東到印尼、緬甸、印度、斯里蘭卡的航線。
東漢時開闢了從雲南經緬甸去印度的陸上交通“永昌道”。《後漢書·東夷傳》中記述了日本“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的情形。
晉代高僧法顯，65歲時從長安出發經玉門至印度又南下錫蘭、蘇門答臘繞行南海回國，歷經12年之久。回國後撰寫《佛國記》一書，記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諸國的自然、社會經濟情況。
唐代名僧玄奘於公元627年西行求法，用了18年的時間，經歷了110多個國家，行程5萬餘里。回國後按其口述編成《大唐西域記》，全面介紹了所經諸邦的面積、都城、氣候、地形、水利、物產、交通以及風俗習慣等，可謂“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不但在中國地理學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廣州通海夷圖”詳述了從中國到波斯灣的海上航程。對北部的情況，《新唐書·回鶻傳》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的述說，所記之海即指貝加爾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晝長夜短的程度，已是遠離貝加爾湖的北極圈附近了。
哲學
漢族哲學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最早的古代哲學萌芽於殷周，西周初年的《尚書.洪範》就提出五行學說，以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作為構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殷周時期的《周易》，就有了原始的“陰陽”觀念，《易經》從人們生活經常接觸的自然界中選取了天（乾）、地（坤）、雷（震）、山（艮）、火（離）、水（坎）、澤（兌）、風（巽）八種東西作為說明世界上其他更多東西的根源，體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同時，它又以上述八卦來說明自然現象和社會關係，體現了樸素辯證法思想。到春秋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成為中國哲學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在此基礎上，中國哲學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出現了許多的哲學家和哲學流派，他們各自體現了時代的精神面貌，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至今仍然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哲學作為完整的哲學斷代史，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先秦諸子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中國化佛學、宋明理學、清初樸學幾種形態的更迭。
體育
漢族歷史悠久，體育運動自古就有，早在黃帝之時，就以角牴、擊劍、射御、蹴踘、捶丸等體育活動來訓練青年，而唐堯、虞舜、夏、商、周此五代亦以拳術、投壺、劍術、弓矢、擊壤等體育活動來強健國人體魄。至隋唐之時，古代體育進入空前之狀，亦有出新之事，諸如摔跤、拔河、鞦韆，而最為興盛是馬球與足球，且女子亦有參加，此兩者於唐時傳入日本。這些體育活動到明清之際仍有所發展。然而，部分活動經過清末至民初一連串的戰爭與西化運動，至今多已失傳。至於如拔河、鞦韆等活動則歷久不衰，而如角牴則為日本傳於今。武術是燦爛文化中的瑰寶，是傳統的健身項目，幾千年來源遠流長，騎馬、射箭、摔跤、釣魚、龍舟、棋類等體育活動也是流傳廣泛。但同整箇中國一樣，漢族的近代體育的發展較晚，19世紀末才傳入。新中國成立以後，漢族的體育運動基本與全國的體育保持一致的發展態勢。
藝術
漢族在其他例如繪畫、書法、工藝美術、音樂、 舞蹈、戲劇、曲藝等方面，都有不少蜚聲中外的名家，他們獲得了令人讚嘆的藝術成就。在這些藝術的發展中，尤其表現了漢族人民善於學習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長，以發展其藝術，形成了特有的風格。
工藝美術
漢族最早的藝術創造，在中國，縱使不把更早的飾品包羅在內，也大約能上溯到8000年前。由此開始的4000年是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它的基本特徵除石質工具的磨製外，還包括制陶和紡織的出現。織物易腐難存，但玉石器和陶器則展現了漢族先民卓越的藝術才華。鑒於年代往往不明的岩畫的存在，如今已很難認定工藝美術孕育了美術，但仍然可以確信，在中國的原始社會，工藝美術比美術更成熟、更輝煌，而原始的繪畫和雕塑，也常常附麗於工藝美術。對此，業外人士還常有誤會。依照不會引出異說的理解，可以根據材質，把工藝美術粗分為絲綢等織物、陶瓷、玉石、金屬、漆木及竹牙角玻璃等六類。
建築
音樂舞蹈
漢族是有音樂傳統的民族，漢族音樂有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創造。秦以前，漢族先民已創造了樂器和樂曲，發明了樂律。漢唐盛世，漢族音樂以歌舞音樂見長；宋元以後，則以戲曲音樂為主。當今世界公認的音樂律制，如五度相生律（漢族稱三分損益律）、純律及平均律，漢族皆獨立發明，其成果如車條之輻輳，匯入世界音樂理論之軸心。
茶道
漢族人飲茶，據說始於神農時代，少說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現在，中國漢族同胞還有以茶代禮的風俗。漢族對茶的配製是多種多樣的。中國是茶的故鄉，制茶、飲茶已有幾千年歷史。中國茶藝在世界享有盛譽，在唐代就傳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習俗
傳統禮儀
坐禮：正坐是從古代漢族流傳的坐姿，動作是臀部放於腳踝，上身挺直，雙手規矩的放於膝上，身體氣質端莊，目不斜視。而現代坐在凳子上，雙腳縱向下來的坐法，實際上在南北朝以前不視為正式場合的坐法，是從當時西域國家傳來的，當時稱為胡坐。
傳統漢族成人禮
送禮：漢族的社會關係是一種典型的互惠型社會關係。通常社會關係的不同是通過類似家庭稱呼來表達的。個人與社會的聯繫被稱作“關係”，聯繫感情。華人的社會關係通常是通過互相送禮來進行。自古有“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的說法，表示禮物的價值在於送禮者的善意和心意，而非禮物本身的價值。尤其是定情信物。
喪葬：中國傳統葬禮的主色調為白色，故亦有白事之稱，與紅事（喜事）相對。隨死者的信仰和經濟情況，整個過程中經常混雜有關的佛教、道教或風水儀式。
婚姻習俗
漢族傳統婚禮是華夏文化的重要部份。古人認為黃昏是吉時，所以會在黃昏行娶妻之禮；基於此原因，夫妻結合的禮儀稱為“昏禮”。昏禮在五禮之中屬嘉禮，是繼男子的冠禮或女子的笄禮之後的人生第二個里程碑。傳統中式婚服中國的婚禮可分為三個階段。禮，即“訂婚”。正婚禮，即“結婚”或“成婚”的禮儀，就是夫妻結合的意思。婚後禮，是“成妻”、“成婦”或“成婿”之禮，這表示了男女結婚後的扮演的角色在中國傳統的結婚習俗里，婚前禮和正婚禮是主要程式，這些程式都是源自周公的六禮。
周制、唐制、明制婚禮服飾
稱呼習俗
在中國，漢族傳統的輩分觀念長期存在，以本身為中心，上有四代長輩，下有四代晚輩，形成了“高祖、曾祖、祖、父、本人、子、孫、曾孫、玄孫”的“九族”血親關係，這就是九個層次。如果把旁系的血親關係和姻親關係聯繫起來，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親屬系統。
親屬稱謂是以輩分劃分的，不受年齡限制。親屬稱呼也用於社會上鄰里之間或素不相識的人之間，以表示親切和尊敬。一般地說，注意層次，掌握角度，在稱謂的運用中十分重要，年齡層次不同，稱謂也不同，特別是信封上的稱謂。
生活中，為了表示對人的尊敬，也有不注意層次的特殊現象。如：某家有一位受尊敬的長者，家裡晚輩稱之為爺爺、奶奶、老爺、姥姥等，街坊鄰里不分男女老幼，可能都稱其為爺爺、奶奶、老爺、姥姥，不過稱謂前常常冠以姓名。如《紅樓夢》里的劉姥姥，“駱駝祥子”中的劉四爺。有時在稱謂前加上“他（她）”字，如：他大伯、她二嬸、他姥姥、她李二哥等。類似的稱呼，在今天還廣泛使用。
喪葬過去行土葬，現大部分通行火葬。漢族喪葬舊的傳統是講究重殮厚葬，並且夾雜著許多迷信的習俗。漢族自古盛行棺木土葬，葬禮隆重，分殮、殯、葬三個階段進行。古有以人殉葬的習俗，後逐漸以陶俑代之，到近代則以紙紮人像伴葬。
漢族傳統禮服
喪事期間，死者親屬要穿孝服，在靈堂守靈。中國古代禮制，把孝服按與死者血緣關係的親疏分為五等，在現代漢語裡還有“五服”這個詞，表示血緣關係的遠近。孝服用白布做成，這與西方民族穿白衣做禮服的習俗大不相同。清朝時有一英國人第一次到中國來，遇到出殯的隊伍人人穿白色衣服，而神情卻痛苦悲哀，覺得十分奇怪。在古代，出殯時有人唱輓歌。後世的輓聯、挽幛就是從古代的輓歌演變而來的。
喪葬儀式規模大小與死者的地位身份密切相關，在封建社會對不同地位身份的人喪儀都有嚴格的規定。王公貴族、富豪之家常以規模宏大的喪儀來炫耀自己的權勢。
尊長死後，子孫要在家守二十七個月，其間停止交際和娛樂，做官的也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以表示對尊親的哀悼，稱“守制”。
漢族主要從事農業，主食以小麥、玉米、稻米等為主，輔以蔬菜、豆製品和雞、魚、豬、牛、羊肉等副食，茶和酒是傳統飲料。以大米為主食的，習慣將大米做成米飯、粥或米粉、米糕、湯圓、粽子、年糕等各種不同的食品；以小麥為主食的，習慣將麥面做成饅頭、麵條、花捲、包子、餃子、餛飩、油條、春卷、炸糕、煎餅等。講究並善於烹飪，是漢族的一大飲食特點。不同地區的漢族人民以炒、燒、煎煮、蒸、烤和涼拌等烹飪方式，經過長期的實踐，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風味。漢族的粵、閩、徽、魯、川、湘、浙、蘇等八大菜系，聞名于海內外。
漢族的節日很多，主要是春節、清明節、端午節、元宵節、中秋節等等。過“春節”又稱為過年，是漢族人千百年來的傳統節日，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過年時，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