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成書過程
清史稿是民國初年設立的
清史館編寫的記述清代歷史的未定稿。它按照歷代封建「
正史」的體例,也分為紀、志、表、傳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館由
趙爾巽任館長,先後參加編寫的有
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開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歷時十四年。
《清史稿》雖編成於辛亥革命以後,而編者卻基本上還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場來寫清史的。由於成於眾手,彼此照應不夠,完稿後又未經仔細核改,刊行時校對也不認真,是以體例不一,繁簡失當,以至年月、事實、人名、地名的錯誤往往可見。對於編纂上的這些問題,編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發刊綴言》中指出,此書僅僅是“作為史稿披露”,「乃大輅椎輪之先導,並非視為成書也」。
儘管此書存在錯誤和缺點,它根據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實錄、清代的國史列傳、清會典和一些檔案等,今天也可以見到,但編者把大量的資料匯集起來,初步作了整理,這就使讀者能夠得到比校詳細系統的有關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傳,並非取材於常見的史料,當另有所本。因此,這部書仍有它的參考價值。
此書的刊印,是由
袁金鎧主持,金梁經辦,於一九二八年出書,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運往東北發行,這批書我們稱為「關外一次本」。後來清史館的人發現
金梁對原稿私自做了改動,他們不同意金梁的增刪,於是把北京的存書又做了一些抽換,這批書通稱「關內本」。以後東北又印過一次,內容也有所改動,我們稱為「關外二次本」。這三種版本的異同,主要表現在:一、全篇的增刪。關內本刪去關外一次本原有的張勛傳、張彪附傳,康有為傳,以及金梁所寫的校刻記。關外二次本只刪去關外一次本的張彪附傳,抽掉公主表序和時憲志中的八線對數表,增加了
陳黌舉、
朱筠、
翁方綱三傳。
二、同一篇中內容改動。關內本抽換了關外一次本的藝文志序,刪去志中易類書目六十四種,修改了
勞乃宣、
沈曾植的傳論,改訂了清史館職名。關外二次本壓縮了
趙爾豐傳。
民國三年(1914年),經民國國務院呈文,大總統
袁世凱設清史館,以
趙爾巽為館長,
繆荃孫、
柯劭忞等人為總纂,總領清史修撰工作,參與者先
後有一百餘人,沒有固定編制,人員由館長聘用。如趙爾巽曾親自拜訪
夏孫桐,請其出面任總纂。
清史館內設有“功課簿”,記載館員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時憲志》。繆荃孫撰《儒林傳》、《文苑傳》、《土司傳》。吳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紀》、《大臣年表》。吳士鑒撰《地理志》貴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藝文志》初稿。章鈺撰《忠義傳》、《藝文志》定稿。
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順治三朝列傳及《列女傳》。
秦樹聲撰《地理志》直隸卷,
王大鈞撰嘉慶朝列傳。夏孫桐撰嘉慶、道光朝列傳及《循吏傳》、《藝術傳》。
田應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
羅惇曧撰《交通志》,戴錫章撰《邦交志》。
唐邦治撰《軍機大臣年表》。
王樹楠撰鹹豐、同治朝大臣傳。葉爾愷撰《宗教志》,其中
喇嘛教、
基督教、
回教各一卷。
張采田撰《地理志》江蘇卷、《刑法志》、《樂志》、《后妃傳》。
吳懷清撰《地理志》陝西一卷、《食貨志》征榷卷。
張書雲撰《禮志》,補輯《輿服志》、《選舉志》。
俞陛雲撰《兵志》與部分列傳。
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傳,修正《文苑傳》。藍鈺撰《地理志》雲南一卷。
朱師轍有言:“列傳撰人甚多,在館諸人,幾人人皆有。以餘論,雖以鹹同列傳為主,而康乾以來各朝,皆曾補撰。蓋每朝皆出於眾手,惟每朝有主體撰人;又重修整時,歸何人為主,則其負責為多。”
撰稿期間,往往須請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覓書手繕寫,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館計算”。1920年編成初稿,1926年修訂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
版本歷史
《清史稿》在刻印過程中,出現了版本問題。
袁金鎧因忙於他事,轉託
金梁協助校刻此書。金梁遂趁時局紛擾之際,利用職權,擅改原稿,並將印成的一千一百部書中的四百部運往東北發行,這就是所謂“
關外本”(又稱關外一次本)。
當原編纂人員發現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決定將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刪去《
張勛傳》(附
張彪傳),《
康有為傳》及金梁所寫的“校刻記”;改訂了“清史館職名”;刪去了“易類”書目六十四種;抽換了《
藝文志·序》;修改了個別傳記,這就成了所謂“關內本”。以後,金梁堅持以“關外本”為基礎,並根據當時學者對《清史稿》提出的批評和關內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刪改、增補,刪去了《張彪附傳》、《公主表·序》和數學工具書“八線對數表”,增加或壓縮了個別傳略,較前兩個版本均少了七卷,僅有五百二十九卷,這就是所謂“重印本”(又稱關外二次本)。
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亂,後來,市場上又有所謂“聯合書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鉛印本”兩種流傳。
南京國民政府曾兩次組織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種種原因,毫無結果。《清史稿》的版本比較多,主要有
關外本、
關內本、
金梁重印本、上海聯合書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關外本與關內本最早流傳,影響頗大。
關外本(或曰“關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後,總計536 卷,於1928年在北京印刷。當時資助清史館的黑龍江方面的金梁擔任“校對”,他利用負責刊印之便,私下給自己加了“總閱”的名義,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記》,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後將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運往東北。運到東北的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稱為“關外本”。後來這個版本經過修改重印,故又稱作“關外一次本”。
關內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關內的七百部,被清史館的一些人發現了金梁的篡改,又將它改回來,並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記”和《張勛傳》《張彪附傳》《康有為傳》,就是所謂的“關內本”。實際上,關內本與關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關內本在局部上作了一點抽調。關內本與關外兩次本之版本異同,大致如下:關內本刪去關外一次本原有的《張勛傳附張彪傳》中的《張彪傳》、《康有為傳附康廣仁傳》中的《
康廣仁傳》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記》。而關外二次本只刪去關外一次本的《張彪附傳》,並抽掉《公主表·序》和《時憲志》末附的《八線對數表》七卷,增加了
陳黌舉、
朱筠、
翁方綱三傳。按關內本此卷原是《勞乃宣傳》《
沈曾植傳》,無《張勛傳》《
康有為傳》。傳後有論,其文為“論曰:乃宣、曾植皆學有遠識,本其所學,使獲競其所施,其治績當更有遠到者。乃朝局遷移,掛冠
神武,雖皆僑居海濱,而平居故國之思,無時敢或忘者。卒至憔悴憂傷,齎志以沒。悲夫!”清史館對張勛、康有為原定暫不立傳,是金梁將二傳底稿私自付刻。今關外一次本於《張勛傳》後附有《張彪傳》。
又關內本抽換了關外一次本的《藝文志·序》,因增入的《序》過長,以致脫奪自《易》類《易經通注》、《日講易經解義》、《
周易折中》、《周易述義》、《易圖解》、《周易補註》、《易翼》、《讀易大旨》、《周易裨疏》、《
考異》、《周易內傳》、《發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傳》、《易學象數論》、《周易象辭》、《尋門餘論》、《圖書辨惑》、《讀易筆記》、《周易說略》、《易酌》、《易聞》、《田間易學》、《大易則通》、《閏》、《易史》、《周易疏略》、《易學闡》、《讀易緒言》、《易經衷論》、《讀易日鈔》、《周易通論》、《周易觀彖大指》、《周易觀彖》、《周易淺述》、《周易定本》、《易經識解》、《易經筮貞》、《周易明善錄》、《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周易筮述》、《
周易應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
太極圖說遺議》、《
河圖洛書原舛編》、《喬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義蘊》、《周易傳注》、《周易筮考》、《學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說》、《周易刳記》、《
易經詳說》、《易經辨疑》、《周易傳義合訂》、《易宮》、《讀易管窺》、《讀易觀象惺惺錄》、《讀易觀象圖說》、《太極圖說》、《周易原始》、《天水答問》、《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補》、《孔門易緒》、《易圖明辨》、《身易實義》、《先天易貫》、《易互》、《周易玩辭集解》、《易說》、《易說》、《
周易函書約存》、《約注》、《別集》、《易箋》、《周易觀象補義略》、《索易肊說》、《周易孔義集說》、《陸堂易學》、《易經揆》、《易學啟蒙補》、《易經詮義》、《易經如話》、《周易本義爻征》、《周易圖說正編》、《易翼述信》、《周易原始》、《周易淺釋》、《易學大象要參》等八十八種之多。關內本有《
趙爾豐傳》的傳文長達二千四百字,而關外二次本壓縮至九百二十字,不啻減去了一半以上。關內本《趙爾豐傳》作者以趙爾豐為清史館館長趙爾巽之親弟,作此長傳,不免有迎合討好館長之嫌,故以
刪削為是。
金梁重印本(關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東北刊行,絕大部分依關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時憲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傳,總卷數為529卷。
上海聯合書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對關內、關外兩本的不同處加以選擇,多處採用了關內本。它同
二十四史、《
新元史》合為“
二十六史”,故亦稱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據說有兩個
本子,一為大本兩冊,一為小本二冊,從“關外一次本”翻印而來。
香港文學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關外一次本付梓。
中華書局本。中華書局組織
史學工作者,依關外二次本為工作本,將《清史稿》作了標點、分段, 他們審查了關內本、關外一次本、關外二次本三種本子的篇目,內容上的不同,作了附註,錄出異文,以儘量反映各種本子的優點,對
史文的脫、誤、衍、倒和
異體、古體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諱字,儘量改回,對已發現的由於行、段錯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進行了查核校正,對於
史實錯誤及同音異譯的人名、地點、官名、部落名稱等,一般不予改動,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統一工作。於1977年出版,這是此書問世50 年來最好的版本。(《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編(上冊)》)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兩大冊。系據關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計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記。
此外,
張其昀、
蕭一山、
彭國棟等人在台灣將《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補充,將其列傳分類予以調整而成,名曰《清史》,於六十年代出版,計550卷。
全書體例
《清史稿》編寫的
體例大致取法《
明史》,但又有所創新。如本紀部分不僅逐年記載了皇帝的軍國大事,而且在前代遜君還健在、無謚可稱時,創了“宣統紀”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記錄天文、地理、
禮樂、選舉、藝文、
食貨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動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軍機大臣、
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傳中創立了疇人、
藩部、屬國三傳,反映了清代社會的新發展。另外,對於反清鬥爭的重要人物如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傳。這些都是值得稱讚的。
但是,由於參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遺臣,因此書中貫穿著反對民主革命,頌揚清朝正統的思想。例如誣衊
明末農民起義軍為“
土賊”,稱
太平軍為“粵匪”,視
辛亥革命為“
倡亂”。而對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和清朝統治者的反動行徑卻多處隱瞞,傾向性錯誤顯而易見。對此,連當時的
南京國民政府人員都極為不滿。1929年12月14日,故宮博物院院長
易培基列舉了十九條理由,呈請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發行,其中有;
反革命、蔑視先烈、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清朝諱等內容。
同時,由於《清史稿》是眾人編纂而成,編寫時彼此缺少照應,更因時局動盪,倉促成書,未經主編總閱審定便“隨修隨刻,不復有整理之暇”,過於粗陋。因此,體例不一,繁簡失當,史實之中也有不少錯誤。其實,這與趙爾巽的主導思想有關。因為他把此書看做是“急就之章”,“並非視為成書”,只是想以此作為“大輅椎輪之先導”,對於書中所有疏略
紕繆處,“敬乞海內諸君子切實糾正,以匡不逮,用為後來修正之根據。”顯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類似現代的一部徵求意見稿。這樣,
易培基所指責的“體例不合,人名先後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表
傳志互不相合,有日無月,人名錯誤,泥古不化,簡陋,忽略”等謬誤也就成了先天性的問題。至於遺漏、顛倒、文理不通等現象更屬意料中事。
編纂隊伍
編撰人員
後來添聘者
受聘未到或到館未久者
收掌校對科長: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
金善、劉景福、趙佰屏、史錫華、曾恕傳、諸以仁、惠澄、胡慶松、
劉濟、伍元芝、錫蔭、張玉藻、金梁
以上受聘者131人,實際到館工作者前後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調等30餘人。
○2名譽總纂、纂修顧問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後三期實際撰稿者
第一期:1914—1916年體例初定,開館經費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館,其中總纂8人,纂修15人,協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時局影響,經費支絀,薪水疊減,停薪自去者眾多,撰稿人僅剩24人,新增聘協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總纂8人,纂修7人,協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時館中僅剩14人堅守撰稿,其中總纂4人,纂修3人,協修7人。
人員信息
參加清史稿編纂的人員,按當時標準,這些人“當有學術文章,能通史例為上選,而以有文采兼能潛心撰述者為次”。但這僅是對撰稿者的起碼要求,從所聘撰稿者的實際情況看,還顯示出下列幾個特點:
1.遺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數旗人因祖輩、父輩居功位顯蔭及
子孫為官者。
王樹楠 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知縣、
蘭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統庚戌(1910)罷任還京,民國時遂不復出。
吳廷燮 光緒甲午(1894)順天鄉試舉人,歷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國時任國務院統計局局長。
夏孫桐光緒壬辰(1892)科進士,選
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修《國史會典》,文淵閣校理。歷官知府、護
寧紹台道。辛亥革命後,辭官歸里。
繆荃孫 光緒丙子(1876)恩科進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館一等,授職編修。庚子之變後,
張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繆積極贊襄,並赴日本考察學務,回國後創辦
江南圖書館。
秦樹聲 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歷官雲南府知府、調護迤東(西)道,特旨以道員補用,擢迤南道、遷雲南
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廣東提學使,
革命軍起,嘆時事不可為,避居滬上,自是不談世事。
吳士鑒 壬辰(1892)科進士,授職編修,充會典館漢文總校,並
武英殿總纂,提督江西學政,署理湖南提學使。武昌起義後奏請開缺允準,至滬侍奉父母起居。
奭良(1851-1930)貴州按察使
承齡之孫,光緒年間,因旗人故,蔭
奉天縣令後擢東迤道,山西河東道,湖北荊宜道、江蘇
徐州道等職。
撰稿者在清朝為官的經歷和背景,首先使他們對前朝存一種特殊的感情,歌頌清朝、宣揚忠君是他們的共同目標,“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其次,他們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體運行過程,又多為文職官員,有的還直接任國史館編史修志之職。
當事者修當朝史,成了修中國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實的可靠性。為官的背景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在世事多變,兵荒馬亂的條件下,協調關係,想盡辦法,使《清史稿》得以成書。
2.文人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學多聞,國學底蘊較深,有的是當世公認的專家學者,他們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
柯劭忞元史專家,集30餘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採佚存舊聞,撰成《新元史》257卷。1920年
徐世昌出資為之刊刻,並以大總統身份頒令,以《新元史》增入
廿四史,而為廿五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因此特贈柯劭忞名譽
文學博士。有自刻詩集《蓼園集》,著有《文選補註》等書。
王樹楠 年青時隨讀蓮池書院,深得
曾國藩、
李鴻章賞識。殫心著述,至老不少輟,尤以國小特精,常以《爾雅》、《廣雅》、《夏小政》諸書訂證經文,在晚清學界獨樹一幟。其著書共53種,685卷,內容涉及
訓詁、算數、地輿等方面。
王式通 法學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參稽律例,充
修訂法律館纂修,更定新律。後擢刑部
員外郎,提調法律學堂。學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學務,奏請調查法典,總辦法律館。民國時任司法次長代理部務,因反對袁稱帝,遂謝病去官。預修《四庫書目》,合撰輯《
清儒學案》《清詩鈔》等,自著《志盦詩文集》。
朱孔彰 曾國藩督師皖南,延攬人才,詣
安慶上書,被曾國藩所器重。後欲入曾國藩幕,委襄校江南官書局。著有《說文粹》,輯有《十三經漢注》等。
朱希祖經史學家,晚清藏書家。學治史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師從
章炳麟,創製漢語注音字母。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史學系系主任、教授。倡導語體文,主張治史當兼治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學。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題跋》、《
汲冢書考》等11種,58卷。
劉師培 主持《
警鐘日報》,創辦《
天義報》、《衡報》,曾在四川國學院講學,後任北京大學教授。著述凡群經國小、學述及文辭、群書校釋、詩文集、讀書記等60餘種。
勞乃萱 宣統元年任
憲政編查館參議官,兼
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後擢大學堂總監督,署學部副大臣。其著作多散佚,現存《遺安錄》、《古籌算考釋》等14種,43卷。
吳士鑒 古文字學家,翰林院編修,會典館漢文總校,武英殿總纂,曾往日本考察學務。對鐘鼎文字頗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釋例》,有著述11種152卷。
吳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參議,兼憲政編查館編輯,法制局參議。民國時任國務院統計局局長。對近代
掌故研究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萬曆百官表》等9種100餘卷。
姚永朴 經史學家,專治經於
註疏,旁及子史、國小、音韻自成一家,歷主廣東
起鳳書院、山東大學、安徽高等學堂、北京大學法政學校、東南大學、
安徽大學講席。所著書有《
尚書誼略》、《蛻私軒易說》等18種約數百餘卷。
袁嘉穀翰林院編修,先後任學部編譯圖書局局長,國史館協修。通音韻之學,尤重《廣韻》。著有《滇繹》、《臥雪堂詩集》等7種49卷。
繆荃孫 翰林院一等編修,晚清藏書大家,
目錄學家。是江南圖書館和
京師圖書館的主創人之一。歷主南菁、鐘山、濼源、經心等書院講席,畢生研究文史,考錄金石,校訂舊籍,撰《
書目答問》,編纂《順天府志》等共25種,約315卷。
金兆豐 文史學家、書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學日本。充大學堂教務提調,先後兼充國史館協修,編書處協修,實錄館纂修,武英殿校對各職。著有《校補三國疆域志》、《爾雅郭注補》等。○16
馬其昶 學部主事,經學家,師從
桐城古文派吳摯甫。《易》、《書》、《詩》、《禮》,皆有成書,共17種300餘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為主,他們熟讀經史,遠崇孔孟,近效萬(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職,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雖然《清史稿》的纂修為他們提供了展示自身才華的機會,但陳腐的觀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學術水平受到嚴重影響。
3.關係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趙爾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為主,也有一些
旗籍文人。實際撰稿中
桐城派多主文,主寫漢傳、
列傳;旗籍文人多主義,主寫滿傳、本紀。昔日雖然滿漢官宦間政治上的防範根深蒂固,學術上的門戶之見又由來已久,但兩派的學術旨趣在編纂清史時漸趨一致。總之,兩派的成員關係較為密切,諸如同出一門,父子相隨,兄弟相從,鄉鄰同呼,師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學相應,可謂人才濟濟。
總之,清史館人中的組成結構和人員的情況雖“遠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別是第三期編纂人員中,清朝遺臣居多,前朝文人為主,且相互間關係密切,顯示其獨有的特點,為《清史稿》在其軍閥混戰,經費枯竭的條件下成書創造了條件,“在館之員,等於半盡義務,皆為贊成清史必成之人”。
《 清史稿》有關外本和關內本的區別。
全書目錄
· 本紀六 聖祖(玄燁)本紀一
· 本紀七 聖祖(玄燁)本紀二
· 本紀八 聖祖(玄燁)本紀三
· 志一 天文一
· 志二 天文二
· 志三 天文三
· 志四 天文四
· 志五 天文五
· 志六 天文六
· 志七 天文七
· 志八 天文八
· 志九 天文九
· 志十 天文十
· 志十一 天文十一
· 志十二 天文十二
· 志十三 天文十三
· 志十四 天文十四
· 志十六 災異二
· 志十七 災異三
· 志十八 災異四
· 志十九 災異五
· 志二十一 時憲二
· 志二十二 時憲三
· 志二十三 時憲四
· 志二十四 時憲五
· 志二十五 時憲六
· 志二十六 時憲七
· 志二十七 時憲八
· 志二十八 時憲九
· 志二十九 地理一
· 志三十 地理二
· 志三十一 地理三
· 志三十二 地理四
· 志三十三 地理五
· 志三十四 地理六
· 志三十五 地理七
· 志三十六 地理八
· 志三十七 地理九
· 志三十八 地理十
· 志三十九 地理十一
· 志四十 地理十二
· 志四十一 地理十三
· 志四十二 地理十四
· 志四十三 地理十五
· 志四十四 地理十六
· 志四十五 地理十七
· 列傳三百土司二
· 列傳三百一土司三
· 列傳三百二土司四
· 列傳三百三土司五
· 列傳三百四土司六
· 列傳三百五籓部一
· 列傳三百六籓部二
· 列傳三百七籓部三
· 列傳三百八籓部四
· 列傳三百九籓部五
· 列傳三百十籓部六
· 列傳三百十一籓部七
· 列傳三百十二籓部八
· 列傳三百十三屬國一
· 列傳三百十四屬國二
· 列傳三百十五屬國三
· 列傳三百十六屬國四
· 清史館職名
· 清史稿校刻記
相關評價
價值
《清史稿》匯集了比較豐富的清史資料。由於清朝滅亡時,清廷檔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較完整,這就為編寫《清史稿》提供了充實的
原始資料。當時的主要史料有:
《清實錄》,從太祖到宣統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
《清國史》,紀、傳、志、表俱全,清
亡前,清朝
國史館已編成七百五十四卷;
清詔書,又稱《聖訓》,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
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傳記、名人年譜等二千多卷;
清紀事史書《
東華錄》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紀略,私人記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數不勝數。
總之,《清史稿》取材“以
實錄為主,兼采
國史舊志及本傳,而參以各種記載,與夫征訪所得,務求傳信。”《清史稿》集中並系統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為後人研究清代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素材,這是應該肯定的。
局限
自1914年設立清史館起,歷時十四年修成。先後參加縮寫的有
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書體例一如歷代的正史,分為本紀、志、表、列傳四個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時,纂修者多為清室遺老,眷戀清朝的心態甚重,故書中很多反對革命、誣衊先烈、諛揚清朝之詞,政治立場有很大問題。其次,當時清朝的檔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據原國史館中的稿件和有關
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檔案,故價值較遜。再次,《清史稿》成書時,國民黨的北伐軍即將入北京,倉猝付印,未能對全書統一修改和認真校勘,故史實、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錯誤遺漏比比皆是。趙爾巽在《發刊綴言》中指出,本書是“作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並非視為成書”。《清史稿》出版後之翌年,即1929年,故宮博物院院長
易培基呈文國民黨行政院,建議禁止《清史稿》的發行,《清史稿》遂成禁書。易培基在呈文中說:此書“系用亡清遺老主持其事,……彼輩自詡忠於前朝,乃以誹謗民國為能事,並不顧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謬百出,開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體例文字之錯謬百出,尤屬指不勝屈。此書若任其發行,實為民國之奇恥大辱”。
《清史稿》的編纂者明確站在清朝一邊,反對辛亥革命,故而對清末革命活動少寫或不寫,如
興中會、同盟會的成立、
民報的出版、辛亥前的起義活動,幾乎全都沒有記載,看不出清朝是怎樣被推翻的。即使有一點記載,也語含貶抑,如寫
武昌起義,“八月甲寅,革命黨謀亂於武昌,事覺,捕三十二人,誅劉汝夔等三人……丙辰,張彪以
兵匪構變,棄營潛逃……嗣是行省各擁兵據地,號獨立,舉為魁者,皆稱都督”,寥寥數十字,修史者反對革命的立場十分鮮明。對革命中犧牲的烈士,目為“匪黨”。對於孫中山當選臨時
大總統這一重要史事,該書稱:“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開選舉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於上海,舉臨時大總統,立政府於南京,定號曰中華民國”,故意不寫孫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臨時大總統是誰。孫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領袖,《清史稿》中“
孫文”的名字僅一見。光緒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黨籍,除康有為、
梁啓超、孫文外,褫職者復原銜,通緝監禁編管者釋免之”(《德宗本紀二》)。這是
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黨人時,特別指名康、梁、孫三人大逆不赦,這才提到孫文的名字。
相反,該書編纂者對對抗革命者則大加歌頌表揚。《清史稿》卷469,為恩銘、
端方、
松壽、趙爾豐、
陸鐘琦等一批被革命者擊斃的督撫寫傳記,或稱“不屈遇害”,或稱“罵不絕口”,或稱“忠孝節義萃於一門”,篇末論曰“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綱常。庶幾恃以復振焉”。這些吹捧之詞,反映了修史者擁護清朝、反對革命的遺老心態。
《清史稿》記述
李自成、
張獻忠、
南明、
白蓮教、
太平天國等史事時一概稱“匪”、“逆”、“寇”、“賊”,立場亦極為鮮明。《清史稿》記載民國以後的事,不用民國
紀年,而用乾支紀年。如民國元年稱“壬子年”,民國二年稱“癸丑年”,民國三年稱“
甲寅年”,表示不承認中華民國,不奉民國正朔。《清史稿》是民國政府出錢聘請撰修的,他們竟然誣衊辛亥革命,反對民國。所以
易培基在請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說: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書當然焚毀。現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屬寬仁之至,至其書則決不宜再施行海內,
貽笑後人,為吾民國之玷,宜將背叛之《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
眾所周知,在晚清時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清朝喪權辱國。《清史稿》卻為清朝諱,往往輕描淡寫,語焉不詳。如
鴉片戰爭後簽訂
南京條約,《宣宗本紀》中僅書(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各海口,與英國定議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
五口通商,而對於關係重大的割讓香港、協定關稅、賠償軍費煙費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編纂者由於知識結構的限制,對外國情況不了解,故而對域外的記述錯誤也很多。如說“俄國界近大西洋者,崇
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實俄國近
波羅的海,距大西洋甚遠,信仰
東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
洋務運動中,設工廠,開礦山,建鐵路,造輪船,開始啟動
中國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僅立《交通志》以概括當時的工礦交通建設,而對當時規模巨大的上海製造局、
福州船政局、漢冶萍企業、
開灤煤礦、
基隆煤礦、
大生紗廠、華盛紗廠等均視而不見。這些企業標誌著中國近代化的艱難起步,《清史稿》全無記載,實為重大的遺漏。
新疆於
光緒九年建
行省,台灣於光緒十一年建行省,這幾乎是眾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卻說“穆宗(同治)中興以後,台灣、新疆改列行省”,把台灣、新疆建省的時間,提前到了同治時。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於鹹豐末年,而《清史稿·職官志》稱“延及德宗(光緒),外患躡跡,譯署始立”。按“
譯署”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簡稱,這裡又把它成立的時間,推遲到了光緒時。
《河渠志》記載全國河流的情況,卻只記了黃河、淮河、運河、
永定河四條。我國最長的河流長江遺漏失載,其他像珠江、黑龍江、
松花江、
雅魯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見蹤影,豈不笑話!
《
天文志》只記到
乾隆末年,乾隆以後一百多年無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國
傳教士任職
欽天監期間,有天文記錄,而傳教士離開後,天文失載,資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時憲志》內編入了三卷八線表,這是中學生數學教科書中的對數表,和清史
風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學知識,把它塞進了《清史稿》實屬
不倫不類。
《清史稿》一書記載之史事,有很多失實之處,至於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訛誤,更數不勝數。如《皇子表》載
延信“雍正元年襲貝勒,尋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誤。延信之最高封爵為
貝勒,未封
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載宣宗(
道光)第六女
壽恩固倫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
鹹豐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誤。按其生卒年計算,虛歲僅三十歲而非三十八歲。《世祖本紀一》稱:順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竄
九宮山,自縊死”,誤。按:李自成為地主武裝所擊殺,非自縊。順治二年十月“故明
唐王朱聿釗據福建”,誤。按:唐王名
朱聿鍵,非聿釗。《聖祖本紀》康熙五年三月“以
胡拜為直隸總督”,誤。按:是年直隸總督為
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
吳三桂僭號於
衡州”,誤。按:吳三桂僭號稱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吳丹復重慶、達州、奉鄉,諸州縣悉定”,誤。按:四川無奉
鄉縣,應為
東鄉。康熙二十九年“
榮親王常寧為安遠大將軍,簡親王
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誤,常寧應為
安北大將軍,非安遠大將軍,喇布已死於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襲封簡親王,此處應為雅布,非喇布。又《
阮元傳》稱:“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以彰絕學”,誤。按:阮元所作《疇人傳》,為記載我國歷代科學家之傳記,非僅記有清一代。《邦交志》載“英有里國太者,
嘉應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誤。按:里太國亦譯
李泰國,曾在中國任第一任
總稅務司,英國人,並非華裔,與廣東嘉應州沒有關係。像這類史實、人名、地名、時間的錯誤,比比皆是,難以縷述。汪宗衍先生詳細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條錯誤,集成一書,名《讀清史稿札記》。他評論說“翻閱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書名,誤倒衍奪之處,不勝條舉。史實
牴牾,體例乖謬,亦多有之。”
《清史稿》記事上起
努爾哈赤稱汗,下至宣統三年清朝滅亡時為止。其中一些列傳還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後的張勛復辟、
溥儀離宮後出走天津、
王國維投北京
昆明湖自殺等事件。本書大部分依據《清實錄》《
宣統政紀》《
清會典》《國史列傳》和一些檔案資料寫成,編者對這些史料匯集起來,初步作了整理,使讀者能夠得到比較詳細系統的有關清代歷史的素材。而且有些
志和清末人物的列傳,並非取材於常見的史料,當另有所本。因此,本書仍有它的參考價值。
儘管《
清史稿》存在許多缺陷,可是,在今天還沒有別的清史能替代它時,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們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
1914年3月,趙爾巽被
袁世凱召為清史館館長。他上任以後,聘清朝遺老、著名學者
柯劭忞、
繆荃蓀等100多人,工作人員200多人,名譽職位300多人,組成纂修班子,開始編修清史。適值軍閥混戰,國力衰微,經費極為緊張,特別是1917年後,費用幾乎到毫無著落的地步。趙爾巽對清王朝心懷眷戀之情,認為事關一代國史,“失今不修,後業益難著手”,再困難也“不敢諉卸”。一方面節約開支,敦促同仁加快進度、多盡義務,一方面以其資望向各軍閥募捐,並言:“不能刊《清史》,獨不能刊《清史稿》乎!”終於1927年編成《清史稿》,為研究清朝歷史提供了權威史料。當年9月3日趙爾巽在北京病逝,時年83歲。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名人評價
金梁: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內通人不吝指教。當別撰校勘記,為將來修正之資,幸甚幸甚。
孟森:《清史稿》為大宗之史料,故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即將領有糾正重作《清史》,於此不滿人意之舊稿,仍為史學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討論。
中華書局:本書雖編成於辛亥革命以後,而編者卻基本上還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場來寫清史的。由於成於眾手,彼此照應不夠,完稿後又未經仔細核改,刊行時校對也不認真,是以體例不一,繁簡失當,以至年月、事實、人名、地名的錯誤往往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