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漢第（1874--1949年）字仲恕，號伏廬，杭州人。豪子。清季翰林，辛亥革命後歷任國務院秘書長，清史館編纂，晚年寓上海。擅寫花卉及枯木竹石，尤善畫竹。筆墨謹嚴，極有法度而仍生動有致。藏印頗富，有伏廬印存。
基本介紹
- 本名：陳漢第[
- 字號：字仲恕，號伏廬
- 出生時間：1874
- 去世時間：1949年
- 主要作品：《姜丹書稿》、《美術家年鑑》
人物生平,人物事跡,家庭情況,
人物生平
陳漢第（1874年-1949年）字仲恕、仲書，號伏廬，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早年留學日本，與孫中山等關係密切，辛亥革命後歷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長、參政院參政，清史館編纂、提調、故宮博物院委員等職，晚年寓居上海，潛心書畫藝術創作和金石收藏。
人物事跡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 以新聞業著名、曾經出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的杭州人汪康年(字穰卿)在上海參加“強學會”。他主張變法圖強，遂與各界名流探討“中國之所以貧弱，西方之所以富強”的原因，並提出：“非將教育、政治，一切經國家、治人民之大經大法，改弦易轍，不足以變法。”
同年夏，汪康年回到故鄉杭州，與友人陳漢第等商議在浙江籌建崇實新式學堂之事，受到在籍養老的京官朱智（字敏士）盡力贊成。當時二十二歲的陳漢第正殷切企盼“興教育、圖自強”，於是，與汪康年、朱智等各處奔走，竭力鼓吹，力陳興辦新學的意義。但由於浙江官紳從中梗阻，久久未能遂願。
正當陳漢第等為創辦學堂之事四方奔走之時，林啟（字迪臣）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從衢州調任杭州知府。廖壽豐（字谷士）也於同年調任浙江巡撫。林啟是清同治甲子科(1864年)舉人、光緒丙子科(1876年)進士，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陝西學政、浙江道監察御史等，後外放衢州府任知府。20年來的為官生涯，使他深感儲才崇實的重要，因此非常贊同汪康年、陳漢第和朱智創辦新學的主張。他在巡撫廖壽豐的支持下，頂住多方面的壓力，趁他受命查辦杭州普慈寺僧人的不法案件籍沒寺產的機會，決定就寺興學。林啟在汪康年、陳漢第和朱智等人的大力促進和協助下，終於翌年丁酉(1897年)正月，成立了“求是書院”。所謂“求是”，意即“務求實學，存是去非”。為什麼不稱學堂而稱“書院”？陳漢第在1947年浙大校慶時撰文道：“慮官紳或又梗阻，定名為求是書院”。
書院由林啟兼任總辦、舉人陸懋勛為監院、貢生陳漢第任文牘齋務（實為副監院）。陳漢第幼承家教，辦事十分認真，又富有才幹。儘管文牘齋務的工作非常繁雜，收入不高，但他“日矢精勤，不辭勞瘁，其精神亦至足令人佩仰。”
1898年4月，陸懋勛應禮部試，陳漢第任代監院；7月，陸懋勛春闈報捷，入詞林，改任學院總理，陳漢第由文牘齋務升為監院。
隨著維新運動的不斷高漲，派生留日已成為人們的共同呼聲。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8月2日，經光緒皇帝同意，“選派生徒留日遂成一項國家重大決策”。其實，早在陳漢第任代監院時，已根據浙江省巡撫廖壽豐的要求和林啟的意見，商定求是書院派何燏時（燮侯）、陳榥（樂書）、陸世芬（仲芳）、錢承志（念慈）等四人為首批留日學生。（浙江武備學堂也同時選派蕭星垣、徐方謙、段蘭芳、譚興沛等四名湘鄂籍學生留日）浙江這一舉措，成為“各省派往留日之首倡”，“開了中國留日運動的先河”。為了減輕留學生的負擔（每人每年200元），陳漢第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予以解決。他在1900年給汪康年的信中說，求是書院“系將各局經費抽提一成，月得五百餘元，又將書院存典生息，官課獎洋撥歸求是，年可得八九千元。”後因學校擴大，他又“請將各州縣丁漕平余（指省級各項稅收）一項提撥三千餘元。”陳漢第從稅金中提取教育經費的提議，說明求是書院的經費來源已由傳統向現代過渡。
陳漢第任監院後，因政局動盪，工作十分辛苦。先是“康梁柄政”，朝庭連連下諭要各地開辦學堂。求是書院也因此擴充學生名額——除原有的“內院生”，又增外院生60名。這樣，每個學生除了自繳膳費外，尚須繳納修金(即學費)24元。陳漢第又不得不收買土地，增築校舍。至8月，突遇政變，詔命收縮。監院本先借墊建築與設備費六千餘元，費盡周折方得歸墊。政變以後，許多學生紛紛退學，留下來的僅十之一二，都是具有定識而經過考驗的人。
陳漢第不僅為書院事務奔波操勞，還非常愛護學生。庚子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帝後出奔西安。蔣方震（字百里）等一批進步學生為朝庭的屈辱無能感到十分氣憤，便成立“勵志社”，發表文章抨擊時政，引起當局注意。陳漢第擔心他們遭到迫害，便告誡蔣方震說：“你對政治的不平是理所當然的，但不可落痕跡，最忌開諸筆墨。”是年冬，唐才常在漢口組織“自立軍”，事泄被害。蔣百里激於義憤，賦詩悼念。書院礙於當局的壓力，擬將他除名。但不久，求是書院又將蔣方震和蔣尊簋(字伯器)、王嘉榘(字惟忱)等18人派送赴日留學。後來，蔣方震成為我國傑出的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
庚子(1900年)後，有識之士又提議在各省創辦大學。當局擬將求是書院改為大學堂，於是，辛丑(1901年)改稱“浙江求是大學堂”。壬寅(1902年)又去“求是”二字，改稱“浙江大學堂”，同時擴充學生名額至120人。當時，陸懋勛已入京，學堂由勞乃宣任總理。陳漢第也因種種原因辭去監院職務，離開了求是書院。此後，陳漢第東渡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後走上政途，歷任水災督辦處坐辦、印鑄局局長、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長和參政院參政等職。在學術方面，他擔任過清史館編纂、提調、故宮博物院委員等。陳漢第晚年寓居上海，潛心書畫藝術創作。
林啟任杭州太守四年（1896——1900年），興利除弊，政績卓著。他是杭州近代教育之開拓者,先後創辦了“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浙江蠶學館”（浙江理工大學前身）和“養正書塾”，培養出邵飄萍、許壽裳等一批傑出人才。林啟在世時對孤山情有獨鐘，不僅常與同僚、友人在那裡欣賞湖光山色，品評林和靖的“梅妻鶴子”，還在孤山北麓補植梅樹百株，使孤山梅林得以茂盛。庚子（1900年）春，林啟與友人吟詠時曾有 “為我名山留一席，看人宦海渡雲帆”之句。可見，他生前對孤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1951年春，林社才得以竣工。為樓三楹，宏於舊宇。小樓坐南朝北，占地面積206平方米，建築面積約250平方米。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張閬聲(宗祥)先生因其“曾受知於林公”，被邀為林社作記——《重建林社碑記》，選石精刻。並將每年4月20日(農曆)即林公忌辰，為社祭日。
林社的倡建及擴建，陳漢第、陳敬第（叔通）兄弟起了不小的作用。
此後，林社又經兩次大的修繕：一次是1997年3月，浙江大學百年華誕前夕，由浙大、浙江絲綢工學院（今浙江理工大學）等共同組織修葺。除了刻《林社重修記》，又新增了匾額、楹聯。林社匾額由當時的浙大校長潘雲鶴所書。三副楹聯均出自書畫名家之手。另一次是2003年4月，四校合併後的浙江大學再次整修林社。因人事變動，除了匾額不變，所有楹聯重撰重書。學校曾囑筆者撰寫楹聯兩副：“社結湖山，開兩浙新學；情同梅鶴，伴一亭春風。”“窗含塔影，樓中飲興關桃李；簾卷梅香，湖上詩情仰名賢。”其中後一聯被選入《浙江古今楹聯集成》一書。
家庭情況
陳漢第出生在書香門第，其家人中不乏成績卓著的名人。
父親陳豪（1839-1910），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藍洲，號邁庵，晚年號止庵，是清末著名的畫家、詩人。陳豪同治九年（1870年）以優貢分發湖北，歷官房縣、應城、蘄水、漢川知縣，有惠政、有口碑。他曾倡立“輔文社”，嘗試挑選優秀學員親自教導，培養人才。後因養母年老，歸家奉侍，家居十餘年後去世。陳豪詩、書、畫皆工，書學蘇軾，遒勁飄逸；畫山水意境超逸，花卉功力尤深，繪畫精品收入故宮博物院。著有《冬暄草堂遺詩》，畫有《山水花卉冊》。陳豪有三子：即光第、漢第、敬第。
1904 年，陳叔通東渡日本，攻讀政治和法律，開始接受“興中會”的革命思想。1906年回國，擔任清政府資政院民選議員。後對清廷的統治漸感絕望，傾向於革命黨。曾參加梁啓超組織的“憲友會”和陶成章為首的“光復會”。辛亥革命後被選為第一屆國會議員。後又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鬥爭。先後任《北京日報》經理、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1927年後，任浙江興業銀行駐行董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陳叔通參加抗日救國活動。抗戰勝利後，參加籌組上海市各界人民團體聯合會。1949年參加籌備並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全國工商聯第一至三屆主任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至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66年 2月17 日在北京病逝，享壽九十歲。
陳叔通專長政治法律，著有《政治學》、《政法通論》。他愛好詩詞、書畫、金石，不僅與篆刻名家葉為銘、丁佛言、童大年等交往，藏有佳印，還為《十鐘山房印舉》作序，並著有詩集《百梅書屋詩存》。他也愛好收藏，藏品特豐，後都捐獻給國家，珍藏於故宮博物院。
陳漢第的兒子陳植（1902—2002），字直生，是我國著名的建築大師。1915年，13歲的陳植考入北京清華學校，1923年畢業後官費留學美國，入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建築學。1927年入研究院深造，一年後獲碩士學位。留學期間，他不僅建築學成績非凡，於1926年獲柯浦紀念設計競賽一等獎，還師從費城科迪斯音樂學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霍·康奈爾教授學了4年聲樂，1927年他作為賓夕法尼亞大學合唱團成員在白宮受到美國總統柯立芝的接見。1929年他毅然回國，應梁思成、林徽因之邀到東北大學建築系任教。1931年接受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大樓設計任務，並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校友趙深合作創辦建築師事務所。同年，流亡到上海的賓大同學、東大同事童寯也應邀加入，遂於1932年改稱“華蓋建築師事務所”。陳植、趙深、童寯三位血氣方剛的青年建築師聚集在一起如虎添翼，他們先後設計出不少建築精品——如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大上海大戲院、金城大戲院、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浙江興業銀行等，受到國內外同行的肯定和讚譽。
解放後，陳植長期擔任上海規劃建築管理局副局長兼總建築師、上海民用建築設計院院長兼總建築師等職務，還兼任之江大學建築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之江大學工學院除了航空工程系外，全部併入浙江大學。可以說，陳漢第之子陳植，也是浙大校友）。此間，他除了管理、教育，還親自主持設計了金山化工總廠生活區、蘇丹民主共和國友誼廳、上海國際海員俱樂部、上海虹口公園魯迅墓等建築。
2002年3月20日，百歲建築大師陳植病逝於上海。
陳漢第自幼聰慧，又承家學，對詩詞古文、書畫金石均有很深造詣，是一位多才多藝之士。
他學法律，編著有《法學通論》（天津丙午社光緒三十年出版），編譯《商法總則》（天津丙午社光緒三十三年出版）。他雖長期從政，少有時間潑墨揮毫，但從未影響他的興趣，還在金石文字收藏方面取得成績。到了晚年，他寓居上海，將全部心血都傾注到書畫藝術創作上，出了不少佳作。
陳漢第善寫花卉，也畫山水人物。在他筆下，枯木竹石無不精神。他尤喜畫松竹，其作品《赤松》、《虬松》、《勁松》、《羅漢松》；《朱竹》、《墨竹》、《菊竹》、《鳳尾竹》等，不僅筆墨謹嚴，極有法度，畫面也生動有致，格調淡雅。1936年畫的《雲棲翠竹》，猶如綠雲壓徑，飄逸生動。其書法以行書見長，他畫的扇面，書畫合璧，亦顯功力。
1920年5月29日，留英研習律法的畫家金城集合當時北京、天津地區最負盛名的藝術家、收藏家陳師曾、陶瑢、賀履之、陳漢第等，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畫學研究會”，這是當時北方畫壇最大的美術社團。研究會以“精研古法，博採新知”為宗旨，定期觀摩(展覽)，招收研究員(學員)，聘請畫學評議(教員)，以培養中國畫人才為主要內容。陳漢第是研究會的“早期評議員”，評議員還有陳師曾、賀良朴、徐宗浩、蕭謙中、俞明等十數人。
陳漢第愛好金石，擅篆刻,有《伏廬印譜》傳世。他“尤嗜研究古璽印，藏印頗豐”，有《伏廬藏印》6冊（後於1940年據《伏廬藏印》另輯《伏廬選藏鉨印匯存》3冊），每頁有一枚印章。
陳漢第為《伏廬藏印》自序。他在序中稱：自已二十歲左右開始收藏金石文字，但收藏的“大半皆近時拓本”，直到1912年冬，與裴子逐一鑑別，才知自已的舊藏 “不足觀”。他先是收藏六朝碑誌、秦篆漢分、初唐巨碑、宋明舊拓，但因“舊拓精本殊寥寥”，即使見得精品，也多是“同好輾轉商讓而得”，因此價格極高， “動輒數千百金，竟不敢問價”，於是，漸漸失去興趣，轉而從事蒐集秦漢印章。他“博觀約取”，自1918至1919年，就得印章二百鈕，其中，他自已審定了十之五六；與裴子商榷而後定的有十之四五，因印譜成於1919年，故稱《己未集》。到1920年，又編5冊《古杭陳漢第集印》，又稱《庚申集》。
2006 年5月，《北京晨報》以“22家捐獻印章故宮展出展品共269件套”為題，報導了故宮景仁宮推出的“二十二家捐獻印章展”，文中寫道：“該展是自1945 年至1991年間22位愛國社會人士向故宮博物院捐獻的歷代珍貴印章文物”……，“這些永留史冊的捐獻者們有陳漢第、陳萬里、陳元章、馬彥祥、吳瀛、鄭珉中、黃鏡涵、張振武、孫瀛洲、鄧以蟄、楚圖南等22人。”陳漢第名列第一位，可見其貢獻之大。
陳漢第自1902年離開求是書院後，再沒有回國立浙江大學任職。但他與浙大的情緣卻始終連線著。1947年浙大五十周年校慶時，他曾撰寫過《求是書院成立之經過》一文。2006年，浙大圖書館在整理一批古籍時，發現其中許多書籍都蓋有“陳漢第印”、“伏廬”和“伏廬老人”等印章，顯然是陳漢第贈送給母校浙大的，粗略估計約有一、二千冊。這些書中有些是校圖書館所缺藏的珍貴圖書，其中還有陳漢第本人撰寫的《租借地芻議》和《顯考藍洲府君事略》（此書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彌足珍貴。這些書籍究竟是何時所贈，又有誰經手，已無從查考。但從當時加蓋的“國立浙江大學藏書”和“伏廬老人”兩枚印章來看，當是陳漢第晚年所贈。可見，陳漢第始終關心著他親自參與創辦，又為之付出過心血的學校。
陳漢第先生的贈書，極具文史價值，不僅為浙大留下了一批珍貴的古籍藏書，留下了悠悠浙大歷史的印證，還留下了這位求是書院的創辦者、老師長對母校的拳拳之心和對浙大莘莘學子的深情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