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2 年5月7日(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生於江蘇銅山(今徐州市)一個書香世家,原名桂森,號非宇,字一山,以字行。其父蕭文彬是一位塾師,略通經史以教讀為業,並終身奉佛。蕭一山從小即隨父在私塾讀書,得益於乃父教導甚多,他在幼年就對歷史發生濃厚的興趣,四書五經多能背誦,尤愛《資治通鑑》。
1919年蕭一山畢業於山東濟寧省立第七中學,旋入山西大學預科。此時已開始研究清史。
1921年春,蕭一山在山西大學預科畢業,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政治系,與梁任公並無正式師生名分,實受教於明清史專家
朱希祖、孟森等人。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出版。
1925年,蕭一山北大畢業後,應聘到清華大學任教授,其在清華時期,與
梁啓超同校執教,梁主講文化史,蕭主講政治史並深為梁氏器重。不久,他的《中國通史大綱》一書又行問世,日人今西龍博士特撰文推崇,博得東瀛史學界的好評。稍後又在北大、北師大等校兼課。
1929年,蕭一山在北平創辦“北平文史政治學院”。蕭一山任院長,聘請學友
黃現璠等人任教於該學院。他辦此學院 ,初衷是有志於教育制度的改革。希望有一所從國小到大學一貫制的新型學校,在較短的時間內培養具有文、史、政治素養的人材,以改變舊制學科分散,精力不易集中之弊。
1931年,應南京中央大學之聘,為清史教授,次年,教育部派赴歐美考察。在歐美期間,除考察研究外,他特別留意
太平天國史料的蒐集。
1935年,他應聘為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在河南大學發起組織“經世學社”。1936年,他邀請史學家范文瀾到河南大學文學院任教,兩人由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37年在河南大學與范文瀾、嵇文甫等進步教授一起創辦抗敵工作訓練班,出版《經世半月刊》(後改為特刊),並印行《游擊戰術》一書。
1938年,蕭一山轉任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後改任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隨後,大學內徙於四川三台,他被教育部聘為部聘史學科教授。1944年,蕭氏正任教於內遷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適獲休假之瑕,乃盡日力以從事,成清代史約二十萬言,綜敘近代三百年事變之由來。”《清史大綱》就此問世。抗戰勝利後,他出任北平行轅秘書長,當選為國民政府第一屆監察院監察委員。
1948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攜眷赴台。
自1950年始從事修訂《清代通史》工作。 在台期間,蕭一山擔任台灣近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台灣“中國史學會”監事等職,受聘於各大學講學。並與張其昀等人共同主持“清史編纂委員會”,集中一批清史學者費時一年,將《清史稿》改編《清史》共8冊,約700餘萬字。
1960年,他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訪美。1978年,在台灣“清史檔案研討會”期間,蕭一山因心臟病突發,於同年7月4日逝世,終年77歲。
主要成就
清史研究
蕭一山讀中學時,日本史學家
稻葉君山所著之《清朝全史》在中國翻譯出版。頗多感慨,認為中國史反出自外人之手,而國人不自研究,引為奇辱。他後來回憶說:“民國三、四年間,上海有譯日本稻葉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頗風行一時。余方讀中學,以國人不自著書,而假手外人,真吾國學術界之恥也!稍長,乃埋頭致力,發奮著《清代通史》。”他的同班同學張克昌教授生前回憶說:“蕭一山在山西大學讀書時,已經把他的精力集中到清史的研究上,每日伏案疾書,勤苦不輟,此時他已寫出了《清代通史》的部分初稿。繁重的研究工作,使他心力交疲,神形憔悴,常常胃口不開,吃不下飯去,只好在粗茶淡飯中多放一些辣椒以佐食。”
1922年,在著名明清史專家
朱希祖與孟森的倡導下,北大建立了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組織力量對清代文獻進行清理。這對久有志於清史研究的蕭一山來說,真是如魚得水。他在那裡夜以繼日地工作著,接觸了大量原始資料,諸如謄黃、敕諭、誥命、實錄、會試、考卷、題本、庫表等等;其內容涉及到有清一代的地丁、漕米、旗營、軍餉、墾牧、河政、鹽行、課稅等經濟、政治、軍事方面的資料。這些珍藏多年的史料,大大開擴了蕭一山的視野,為《清代通史》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原始素材。他曾十分感慨地說:“清代內閣檔案自撥歸國立北平大學整理後,余亦躬與斯役,披閱所及,取證滋多。此雖案牘之言,實難盡信,然較之官書,勝萬萬矣。”通過勤苦鑽研,潛心攻讀,廣搜史料, 在兩年時間裡,完成了《清代通史》上卷,1923年上卷出版時,他還是一位北京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不滿22歲的青年人,憑一己之力完成中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史學界頗為之震動,受到許多史學前輩及孫中山先生的讚賞。
李大釗先生為《清代通史》初版寫了序言。
梁啓超、蔣百里 、蔣夢麟、日本史學家今西龍博士等先生亦為之作序。李大釗在序言中稱:“蕭子一山,以績學之餘,著《清代通史》一書。書成,執以示愚。愚受而讀之,知其書之性質為有清一代之中國國民史。置之史學系統中,當為普通史中之記敘的國民史。取材既極宏富,而於文明及政治諸象,統攝貫通以為敘述,且合於社會諸象悉相結附不能分離之史理。余故樂為之敘,冀著者之益精厥業,以此為重作各史之先聲也。”他對早期清史和清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和考證,為清史研究的深入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被人稱為“清史研究第一人”。蕭一山突破了以往通史編著由政府組織專人來完成的慣例,集一人之力,完成巨著,實為近代新史學的一大成就,《清代通史》既是蕭一山的成名之作,也奠定了其在近代史學上的地位。洋洋四百餘萬言的《清代通史》足以讓蕭一山名垂後世。《清代通史》至今仍成為清史入門必讀,學者常藉助檢閱之書,歷久而不衰。
太平天國史
太平天國史料在國內已經大量散失,要恢復歷史的真相,研究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衰成敗,只有藉助于海外保存的文檔與卷宗,才能夠反映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的真實面貌。對此蕭氏本人曾舉出典型的證據說:“昔曾國藩私改李秀成供狀,而又焚毀太平天國公文案卷,一代史料滅於彼一人之手,即彼幕僚所撰《賊情彙纂》一書,亦不使之宣揚於世,直至今日始能印行流傳。”在太平天國史料的蒐集與整理過程中,他充分意識到前往歐洲去搜尋這些史料十分必要。“因不僅在近百年史上為一重要事變已,也惜乎清室禁忌太嚴,遺文多被毀滅,至今不過七十餘年,詔書誥諭竟無存者。猶幸有一時同教異域之士為之摘拾零編,保存彼都,賴以弗墜。”
1932年南京政府以公費資助蕭一山赴歐美各國考察,在英法等國圖書館和收藏中心發現了許多珍貴的
太平天國史料,大多是當時國內罕見的孤本,於是廣為抄錄或影印,回國後再加以整理和編撰,於1935年出版了(太平天國叢書》首集、《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太平天國詔諭》、《太平天國書翰》、《英國政府有關中國文書總目》(英文本)等書。這些珍貴史料的整理出版,為後來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確定了他在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中極其重要的地位。時任北大史學系主任的
朱希祖在《太平天國叢書》序言中,尤其稱讚蕭一山蒐集整理太平天國史料之功勞卓著。這些海外新史料的出版為當時國內史學界
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注人了新鮮血液,不僅如此,蕭一山還強調外國資料對於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性,提醒人們留意英國政府的文書、英美外交檔案、日俄法的檔案及外國人的著作。
史學思想
人文化成
蕭一山探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具有深厚的國掌根基,對又化有獨到的見解。他引用易經“見龍在田,文明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夫人也,以化成天下”,認為“凡文事的發明,稱為文明,有關人事的文明,稱為人文,而以人文理則感化天下,化成天下所累積凝結的成果,才是文化。”他解釋說“中國人講文化,日本人講武化,西方人講物化。因為日人講究武士化,西人重視物質化,而中國則數千年歷史的全貌就是‘以文化天下’。反對‘以力服人’,反對鬥爭,反對以武統治天下;中華文化的根源思想在此。”
民族主義
蕭一山幼年時代受家鄉兩位抗清義士事跡的激勵,萌發了民族主義意識。大學時代,他激憤於日本人所著的清史著作中對中國人民族感情的蔑視,乃發憤寫作《清代通史》。抗戰時期開始提倡民族革命史觀,他說:“中國近三百年來,四萬萬民眾,朝朝暮暮,都在民族解放復興運動中過日子。”在《中國近代史的中心問題》中進一步談到:“三百年來之中國近代社會,整個受中國民族革命之支配,一切皆依其為樞紐而變動,迄於今日,仍處此一大變局中而未已,吾人何為樂此革命而不疲耶?乃因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壓迫,使我不得自由與平等耳。抵抗為人類的天性,豈不可努力自救哉?至帝國主義者以其政治文化經濟之壓力,侵凌中國,方面雖多,對象雖雜,若擷其大體則可分為三個階段,而吾民族革命之目的與行動,數百年來,始終一貫。唯領導人物及口號隨時代而不同。”民族革命史觀構成其史學思想的核心。
蕭一山以民族主義作為評價歷史的重要標準。他稱天地會是近代民族主義的開山鼻祖,推崇
洪秀全領導的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把義和團運動看成一種民族自覺。蕭一山提倡民族革命史觀,目的是喚醒中華民族的自信心,為團結抗日,挽救危局而搖旗吶喊。
經世特色
九·一八事變後,蕭一山哀於國勢日蹙,大力提倡“經世”之學,呼籲抗戰救亡。關於“經世”的確切涵義,他曾著有專文《經世釋義》加以闡釋。所謂“經世”,也就是中國古書中所說的“經濟”,亦即“經國濟民”之意。這和我們今天常用的 “經濟”一詞,涵義不同。蕭先生喜談“經世”,他創辦的期刊,報紙、學社等,大都以“經世”命名。如:《經世半月刊》、《經世戰時特刊》、《經世日報》、《經世叢書》、經世學社等等 。他在南京創刊《經世》半月刊時,在發刊詞中寫道:“不應再受漢學遺毒,飯訂補苴,和宋學遺毒,高談靜坐。要負起經世之志,談經世之務,拿道德文化力量和套用科學的知識來維繫社會,照顧人生。”指出文字堆砌的紙上談兵和高談闊論的空話連篇,都是無補於時艱的。並積極號召他的學友楊兆龍、
黃現璠、范文瀾等教授相繼投稿或參與其辦報組社之中。他主張書齋之革命須與社會之革命同步進行。強烈的“經世”精神,使他敢於突破“為學問而學問”的藩籬,最終形成貫通歷史與現實的學術體系。
蕭一山對經世之學有深刻的體認,把它解釋成“古代所說的大學”,即“通貫的學問’,“大學以中庸為體,以經世為用互相配合,乃成一體。”而“歷史就是載諸空言—
明道,見諸行事—政治的經世大典,”所以,“經世學的體是歷史和哲學,用是政治和經濟,目的是治國平天下。”蕭一山極力讚揚
顧炎武,
黃宗羲、王夫之等“負經世之志”的學者,自己也身體力行,投身於濟世安民的實踐。
文化理想、民族主義、經世之志是三個不可分割的方面,統一於蕭一山治史的實踐之中。民族主義是史學的靈魂,史學是經世之學的基礎,作為一個民族主義史學家,他的史學著作“其立論均以探討中國文化源流,闡揚我國古代經世致用之學為本。”正如他在民族文化概論導言裡說:“我最初發表這些論文的時候,原來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闡發民族的潛德幽光,抉出文化的微言大義,敘述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昭示三民主義的哲學根據。”
人物評價
總評
作為學術大師,蕭一山先生傾一生精力於清史研究,不僅先後在國內多所高校主講清史,而且寫成了國內第一部《清代通史》。其對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也貢獻卓著,先後著成《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太平天國起義記》等書。
蕭一山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著有《關於中國的大英政府文書總目》、《清代學者生卒及著述表》、《中國近代史概要》、《清史大綱》、《曾國藩傳》等幾十部專著,論文幾百篇。其一生秉承“經世致用”之宗旨,致力於借古鑒今。在史學方面,他非常注重對史料的蒐集、整理、鑑別和考證,但反對停留在考據階段,學無所用。
蕭一山從教50餘年,為海峽兩岸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如在清華執教期間被譽為文學院四才子的錢鐘書、吳晗、夏鼐、張蔭麟等均是他的學生。又如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時,後來成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教育家的黃現璠也曾是他的高足。
名人評價
軼事典故
交往宗仁
抗日戰爭開始後,蕭一山在西北聯大任文學院長,並取得國民參政員頭銜。1943年,
李宗仁任漢中行營主任時,蕭一山正執教西大,經過同鄉、青年軍二0六師師長
方先覺的介紹,認識了李宗仁。李宗仁待人頗為誠懇,沒有什麼官僚架子,一般地方人士,對李都有好感。李因蕭表示鄙視
蔣介石,就引為知己。李氏蒞臨北平伊始,蕭一山便將故都的知名教授學者介紹給了這位軍政大員,並在
中南海建立了“教授雙周座談會”。李宗仁是一位頗具心胸的人物,對學者們無不竭誠接待,揖讓相見。如北大胡適之、清華甘介侯等,都是李宗仁的座上常客。隨後,
李宗仁敦請蕭一山任秘書長,蕭感戴知遇,欣然拜命。1946年初,在李宗仁的授意下,蕭一山在北平創辦了一份對開大報《經世日報》。由李宗仁擔任報社董事長,蕭一山任報社社長。1960年,蕭一山到美講學。時李宗仁居美有年,外傳李宗仁有回大陸定居之意,美、台方面便對李氏加強監視,一時間李氏住宅親友卻步,門可羅雀。而先生不顧環境險惡與外界阻撓,毅然走訪了李宗仁,使李氏大有“人生一死渾閒事,裂眥穿胸不汝忘”之感。後李終於衝破艱險回到大陸,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和一山是終身的朋友。”足見兩人的深厚友誼。唐代詩人王昌齡“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的詩句,似可一狀此情了。
特殊學生
蕭一山對青年人的提攜愛護與激勵自不待言,他的學生和學友數不勝數。其中,他與學生
黃現璠的關係頗為有趣。黃現璠比蕭一山大三歲,由於黃現璠家貧,上學較晚。黃氏於192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蕭一山已在北京師範大學兼課,成了黃現璠的老師。黃現璠四年本科期間,因生活困難,需課餘時間去謀職助學,恰好蕭一山創辦“北平文史政治學院”,聘用黃現璠為老師。黃氏即在該學院幹了三年,與蕭一山交往日深。其後,蕭一山創辦《經世半月刊》、《經世叢書》時,都有邀請黃現璠投稿。兩人雖不在同地,但始終有書信來往直到蕭一山去台。他們的關係也可是亦師亦友的關係。蕭一山被學人譽為清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黃現璠有”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和壯史研究第一人等稱。兩人都在學術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們這種少見的師友關係也算傳奇。
親屬成員
父親:蕭文彬,塾師,略通經史以教讀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