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王樹楠,袁澍·王樹楠與近代中國西部開發,
王樹楠
是中國近代著名邊吏，一生致力於中國西部開發，銳意改革，興利除弊，積極促進社會近代化，引進推廣先進技術機器設備，改革金融貨幣，興辦教育，推動新疆近代第一次開發建設高潮；治學涉足廣博，參與編撰《清史稿》、《新疆圖志》等一系列巨著，在社會上和學術界產生深遠影響。他在西部開發建設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給後續者留下許多有益的啟示。
袁澍·王樹楠與近代中國西部開發
作者：袁澍 (中國經濟史論壇於2004-6-30 18:13:52發布)
【內容提要】王樹楠是中國近代著名邊吏，一生致力於中國西部開發，銳意改革，興利除弊，積極促進社會近代化，引進推廣先進技術機器設備，改革金融貨幣，興辦教育，推動新疆近代第一次開發建設高潮；治學涉足廣博，參與編撰《清史稿》、《新疆圖志》等一系列巨著，在社會上和學術界產生深遠影響。他在西部開發建設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給後續者留下許多有益的啟示。
【關 鍵 詞】王樹楠/中國/西部/開發/近代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K82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245(2001)01-0047-11
王樹楠是中國近代一位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生逢清明末年、民國初期。其游仕則清正廉潔，兢兢業業，官致布政使，銳意改革，興利除弊，對中國西部開發，穩定社會，抵禦外侮，繁榮經濟，引進推廣先進技術機器設備，推進西部近代化進程，多有建樹，留下一串閃光的業績。其治學涉足廣泛，文采橫溢，參與編撰《清史稿》、《新疆圖志》等巨著，成為中國史籍和邊疆史地學的經典之作，是後世治學修史必備的文獻，也以名人名家豐富了清代學界和詩壇，產生較大影響。其為人始終關心國家安危，民族命運，從其編年體自傳《陶廬老人隨年錄》及豐富的詩文中，可以觸摸到他積極追求社會進步、理想抱負的思想脈搏，感受到其獨特的人生經歷和豐富的內心世界。本文僅就王樹楠開發建設中國西部的業績，作一簡介和評述。
一
王樹楠（1851—1936年）字晉卿，祖籍熱河承德直古北口小興州，生於直隸保定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鄧家莊耕讀之家。王樹楠七歲入家塾，八歲學做詩，“齠齡穎異，出語驚人”。（註：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狀》，《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頁。）十六歲入邑庠，（註：邑庠：縣學堂。）次年補廩膳生。（註：廩膳生：明清朝由府州縣按時發錢來補助生活的生員。）1872年以讀書優異被舉薦為貢生（註：貢生：明清朝科舉制度中，由府州縣推薦到京師國子監學習的生員。），朝考以教職候選。當時直隸總督曾國藩聘請其祖父在省城保定蓮池書院講學，他在書院隨讀。曾國藩聞其名，專門召見指導讀書治學、詩古文義法，訓勉鼓勵，談話兩個多小時，他深以為榮。後來李鴻章任直隸總督，見其文章，拍案驚讚，十分賞識，稱之為“蘇長公後第一人”（註：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狀》，《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頁。），對其文采評價很高。24歲被聘為通志局修纂，26歲考中舉人。在志局先後任職十二年，同時繼續在蓮池書院攻讀治學。他素好考訂之學，以文會友，結識了勞乃宣、吳汝綸、曾紀鴻、薛福成、朱采、趙銘、崔乃huī@①、袁昶、方銓、丁紹基等一代名士，相互質疑問難，獲益良多，但在科舉考場中卻屢次失意。到1887年36歲才會試中進士。初被點任戶部廣西司主事（註：主事：明清朝各部司官中最低級，官階六品，進士分部須先補主事。），自感小京官碌碌無為，徒耗歲月，而地方官尚可直接為民造福，實現治國安邦抱負，於是報請外放，改任知縣，從此步入仕途，開始仕宦生涯。
王樹楠生逢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早年曾目睹了風起雲湧的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貴州苗疆、雲南回族、西北回民和新疆農民起義，又感受西方殖民主義發動的多次侵略戰爭和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清朝被迫割地、賠款、開口、喪權辱國，內憂外患，兵連禍結，大清帝國風雨飄搖，國民積貧積弱，百業凋敝。生逢亂世的王樹楠受到良好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國家危難，民族危機使他憂心忡忡；西方列強的侵略暴行，激起他強烈的愛國熱忱；孔孟聖賢修身、齊家、治國、安天下的教誨，激勵他建功立業，苦苦追求理想抱負，在宦海生涯中搏擊驚濤惡浪。
二
1888年37歲的王樹楠被清廷選任四川青神知縣。青神縣地處四川省南部、岷江中游，清代為蜀中極苦之地，任職被視為畏途。當地地狹民貧，水利年久失修，連年水旱為害，人民苦不堪言。鴻化堰引岷江水灌溉農田二萬餘畝，是全縣富饒之地，同時“害之大者，亦惟鴻化堰為甚”。（註：《陶廬老人隨年錄》卷上，《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頁。）按舊例每年修堰浚溝費用由民戶按田產分攤，但地主豪強隱田不出，全部開支全攤派給貧民小戶，農民無力交付遂流亡撂荒，即使賦稅銳減，又成流民之患，是地方首要弊端。王樹楠赴任時眉州知州毛隆恩曾指教：“此弊已積四十餘年，到任三四年後，利弊周知，然後著手治理，庶有把握。”年富氣勝的王樹楠則表示：“某到任兩月不成，則無能成之日矣”，銳意興利除弊。接任後三天，便傳上下兩堰紳民調查研究，雷厲風行地治理整頓。制定《清丈堰畝章程》，歷數現狀弊端，“水冊不足為憑，人心亦皆未允，因循含混，以至於今”，“種種弊端，不可勝數”。確定清丈田畝，分派堰溝維修費的原則，從而以官府行政行為的方式規範了管理制度。為了保證整頓措施的推行和持續實施，王樹楠認為：“此事由官辦則剔弊為難，由紳辦則成功較易”，按照先儒“功約易成，力多易舉”的古訓，實行民舉、民督、共議的管理方式，將鴻化堰灌區四十餘溝，每溝設2～5名溝長，由水戶公舉“公正可靠者”充任。先由溝長持田畝草簿分段清查，然後大水戶持簿丈量，相互核實。溝長有弊，則大水戶稟究，大水戶與溝長共同作弊，則眾水戶稟究，上下監督，周巡稽察。先清田冊，後丈量土地，一處有事，眾處會勘；一人有弊，眾人共議；如有紳衿阻撓干擾，嚴懲革名。王樹楠親赴田間，監督清丈，僅二十多天便大功告成。清查出大量隱匿錯漏的土地；確定了修堰民工的人數、口糧；上下堰分水日期。當年水利工程開支較往年減少，卻“堰水暢流，年歲大熟”。次年，又科學地調整壩高，以緩水勢，使之“永免衝決之患，江流順軌，連歲豐熟”。王樹楠清丈地畝，嚴訂章約，抑制豪強，永不得逞，為民造福，“頗為民所親愛”。（註：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狀》，《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頁。）三年政成，以卓異薦，循聲遍川東西。期間曾調省府協助主考官張百熙辦理鄉試科舉，還兼眉州州篆、彭山知縣，署理資陽縣。
1892年王樹楠調任資陽知縣。資陽地處四川中部、沱江中游，物產富饒，地少人多，清末社會矛盾激烈，盜案和民間糾紛叢生，“民風好訟，甲於他省”。王樹楠初到任三四個月內，每天問案總是三四十起，他有案必訊，有訊必結，除盜案及債賬外，無不一二堂便及時了結，自警：“我偷一日之閒，則訟者受全家之累，況羈押乎？生平自誓不敢作此孽也。”（註：《陶廬老人隨年錄》卷上，《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頁。）他問案任人觀聽，其目的一是杜絕胥吏衙役蒙蔽欺瞞；二是以案例教化勸戒民眾；三是通上下之情，獲取民眾理解信任。判案時認真考證核實，力求公正準確。以後訴訟漸稀，每日不過二三起而已，地方日益安寧穩定。
次年王樹楠調署新津。新津地處川滇交通要衝，清末袍哥、會黨等各種民間秘密結社蔓延叢生，盜匪橫行。成都附近邛州（今邛崍）、蒲江、新津、彭山、雙流、大邑六屬之間，有名巨賊十八支，每支或千餘人或數百人，肆意搶劫，而邛州、新津尤甚。新津一向為盜藪，前任知縣與駐軍營官不和，相互指責攻訐，四川總督劉仲良將知縣撤職，營官調回省府，當地遂不派兵駐紮，盜匪更加猖獗，白日橫行街市，搶劫燒殺，無人敢過問。縣官終日不敢出衙門，大堂上駕設火炮，以備非常。午後即關閉城門。衙役、士紳見狀紛紛結交盜匪以自保，官員更加孤立惶恐，只得告病開缺。王樹楠將赴任，幕友家丁恐懼畏縮都託故辭去，他接印視事三日盜匪就連搶劫十三家，以示“下馬威”、送“到任禮”。第四天又在城西張場斃傷巡邏丁勇，第六天邛州賊首又遣其族人牟某自稱調停人，要求按月送賊錢米若干，從此兩不相擾，邛州盜賊不再入境作案，並聲言各州縣官多如此辦理。王樹楠拍案怒斥，當即將其關押。以後每捕獲盜賊，都聲言系牟某供指，眾賊聞之對牟恨之入骨，謀殺之泄忿。牟某也不敢出縣衙一步，只得死心塌地為官府出謀劃策。每當獲賊，又令其當堂質證，賊無不承認，王樹楠分化瓦解，以毒攻毒大見成效。同時招募編練團勇，六屬之地稽捕盜賊聯合行動，相互支持配合。起初賊還拒捕反抗，後則聞風逃竄，八個月里共拿獲盜賊三百餘人，按律正法八十餘名。通過集中嚴打整治，五個月之後，新津已無一報盜案。
不久王樹楠以政績卓著調富順縣。“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眾人皆非之”。黑暗腐敗的官場是非顛倒，首次宦海惡浪便撲面襲來。王樹楠恪盡職守，勤勉圖治，反而受誣陷而革職，心靈留下深深創傷。年底懷著滿腔悲憤，頂著無情的風雪，遠徙投奔同鄉兩江總督張之洞。
張之洞素知王樹楠的才幹，聘其為幕賓，協助辦理洋務、防務及文案摺奏。當時名士黃遵憲、柯逢時、梁鼎芬等在金陵張之洞麾下，與王樹楠朝夕過從甚樂。不久張之洞為給王樹楠復取創造機會，命其從上海解運軍火到甘肅，王樹楠游仕生涯從此從西南轉到西北，並與之結下不解之緣。陝甘總督陶模賞識王精明幹練，聘入幕府專辦摺奏，並保薦其開復原職。次年陝西巡撫魏光燾又奏請以直隸州知州補用。王赴京引見，清廷根據其在四川治水經歷，命署理中衛縣。臨行前陶模囑咐：“自古黃河富寧夏，中衛大小二十餘渠，唯七星渠為大，但受山河（洪）之害廢弛已八九十年，歷任（知縣）以工程大而且難，至今尚未修復，汝到任後親自踏勘，究竟能興復與否，據實告余，此關乎國課（計）民生最大且要者，吾之委汝署理此缺，正為此也。”王樹楠深感陶模知遇保薦之恩，更敬重其清正儒雅的人格風度，（註：王樹楠對陶模的道德、文章、人品皆欽佩敬仰，稱之為“第一知己上司”。陶模去世，王為紀念從此自稱“陶廬”名齋，以終生懷念。）當即應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但患人不為，非必不能為也。”
王樹楠到職後立傳七星渠紳民詢明水利興廢之由，又親自渡黃河赴安寧堡實地勘察，從泉眼山渠到白馬、張恩二堡一百七八十里。查明全渠受山洪損毀主要四處：渠口、小徑溝、半城溝、紅柳溝。其中渠口之南山洪最大，源出平涼固原，即《水經注》之高平川水。每逢山洪暴發，土石流直衝渠口，年年為患。紅柳溝原有暗溝，自道光年間被山洪沖毀，一直未恢復，嗚沙洲以下的三四萬畝田全都荒廢。經規劃，王與渠紳議定，渠口修進水閘、退水閘各三座，接連修築矮堰直抵渠口，山洪暴發時關閉進水閘，開放退水閘，將洪水泄入黃河，不使其入渠；山洪浩大泄之不及時，則翻矮堰溢入黃河，以矮堰調節渠道水位。經小徑溝改修飛橋（渡槽），使渠水從橋上流，洪水從橋下淌。在紅柳溝重修暗洞，用以泄洪或灌溉白馬灘。工程預算萬餘金，全部由倉糧變價支付，工程完成後由領地受益人口按畝攤還。這樣不費國家一錢，而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施工期間，王樹楠在紅柳溝建房三間，將縣衙遷來此現場就地辦公務，並實地監督工程，稍有空暇便手持一布傘，上下督工，與民同作同息。經四年艱辛努力終於竣工。他稟定渠章，立碑永遵守。從此水患消除，渠水暢遊，荒廢之田盡成沃壤。王樹楠後升任慶涇固道（今甘肅東北部、寧夏南部），曾署鞏秦階道（今甘肅東南部），又調署蘭州道。
入省後，王樹楠重點整頓財政稅收。鑒於甘肅全省稅收由道管轄，省府每年僅收入四十萬兩銀，不及東南一縣。王樹楠為增加財政收入主要辦了兩件大事。一是針對大布銷售，腳夫偷漏，員役乾沒，財稅流失嚴重，在陝西三原設統捐大局，鳳翔府城設分局，徵收人口稅。大布入甘之始照單查驗，無論運經何地，只收落地稅一項，不再重征。從而使每年大布稅收多達二三十萬兩，以後又將各種名目的百貨厘金改為統稅，各地所有分卡一律裁撤，從而杜絕行政糜費和貪官中飽私囊，“商民聞之皆大歡悅”。而省府在實施八個月中就徵收一百二十餘萬兩，較前年增長兩倍。二是創設蒙鹽管局，租阿拉善王察汗布魯克鹽池，在中衛、一條山兩處設立稅局和鹽局，以官商合辦形式經營管理，兩局相互監督，創辦僅兩個月收稅利兩萬餘兩，較往年一年收入還多一倍。可惜不久王樹楠奉調離任。人去政亡，因後繼者用人不當，兩項財稅改革遂以流產告終。
三
新疆僻處中國西北，孤懸塞外，地曠人稀，種族繁雜，雖經漢唐以來歷代屯墾戎邊，開發建設，但迭更戰亂，經濟文化仍很落後。近代新疆又成為英、俄列強爭奪的前沿和陸路侵略的門戶，吞食疆土，侵奪利權，輸出資本，傾銷商品，使新疆民貧財盡，危機四伏。儘管新疆廣袤二萬餘里，天時地利與中原無大差異，膏腴之田遍天山南北，農田、水利、桑棉、瓜果之盛，牧畜之繁，五金礦產豐甲海內，然而一年財賦收入卻不足東南一大州郡。財政全仰賴內地“協餉”、“專餉”。隨著大清帝國國勢江河日下，兵連禍結，屢次割地賠款，喪失利權，內地諸省自顧不暇，餉源銳減，新疆財政陷入空前窘境，駐軍欠餉譁變，官吏貪贓腐敗，法制廢弛，公開買官鬻爵，捐輸贖罪，地方官挪用公款、苛扣糧餉，屢見不鮮。同時賦稅不斷增加，苛捐雜稅激起各族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清朝統治風雨飄搖，岌岌可危。20世紀初，清朝發動和組織改良運動，在全國推行“新政”。陝甘總督長庚，新疆巡撫聯魁等將解決新疆財政危機，“廣開利源”，興辦實業作為“新政”的重要內容。奏調素以“善理財，革弊政”聞名的王樹楠於1907年任新疆布政使，主持全省財政、民政。
王樹楠到任後，一面創修《新疆圖志》，調查研究，博覽群書，抉隱探幽，熟悉邊情。同時大張旗鼓地開源節流，整頓財政。主要主持以下五大事務。
（一）重定《南疆糧草章程》
新疆歸復建省後，巡撫劉錦棠根據治邊輕徭薄賦，招民實邊的宗旨，清丈地畝，制定徵收糧草章程，行之數十年。隨著世風日下，積久弊生，北疆漢民聚居的州縣“尚少浮收，而弊竇層見迭出者，惟南路（疆）為甚，南路喀什噶爾道屬為尤甚”。徵收本色每石浮收六七或八九斗，徵求折色每石折收四五兩或六七兩銀，此外又不用官秤，私置升斗，另索樣糧，採用“地腳”、“並淋尖”、“踢斤”、“壓平”等手法征斂浮收。至本色糧不敷支發，則又借名採買，往往短髮價銀，而浮收則與正賦無異。其餘雜稅之紛繁，差徭之苛派，盈千累百，不可勝記。而大小頭目，又助官吏為虐，以魚肉其民。王樹楠認為：“治民之道，去弊為先；去弊之方，持平為要，未有未得其平而能使上下相安，舉積弊一掃之者也”。（註：《重定南疆糧草章程》，《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2頁。）出於維護地方政治穩定，安靖邊疆，抵禦外侮的戰略眼光，決意“非清弊之源，酌中另立新章，不足以整吏治而紓民力”。“所有浮費概行禁革，百年宿弊一舉而空”。鑒於新疆地處邊遠，小民生計艱難，參照湖北減定漕章辦法，令所屬府、廳、州、縣縣丞傳集農官、鄉約、保長等共同商議，博訪周恣，將歷來浮收數目及一切私立各色濫收和盤托出，據實開陣，再按當地情況通盤籌算。具體徵繳辦法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若一府情形相同，即定一府相同之制；若一縣情形獨異，即議以一縣獨異之規。務使無病於民，無累於官，上下相安，不必拘定通省一律之例。“因其地之肥饒，視其缺之繁簡，酌量輕重，明定章程，務期弊端厘剔，而州縣亦辦公有資，不至使藉口賠貼，別開勒索之門。此外牲畜印@④、水磨各稅、上下衙門私派各差、各城大小頭目開支皆核定酌量裁併，並嚴杜州縣賄放之弊。又推廣甘肅任期辦法，改革商業稅制，廢除厘捐，南北疆一律改行百貨統捐。原入口、落地兩稅並收一次，無論運銷何地概不重征。並撤銷各地局卡，杜絕稅員偷漏、侵蝕、截留、挪用、舞弊。使“公家可期涓滴之歸，而商民得免擾累之苦，自屬兩便”。從而增加了地方財稅收入，維護了地方穩定安寧。
（二）改革金融貨幣
欲開財源，興辦實業，必須籌措啟動資金，於是王樹楠設商務總局於省城，“整齊利導，與商民更始”；改革金融，積累經費。1908年在原新疆官錢局基礎上，設立新疆官錢總局，並在鎮迪、伊塔、阿克蘇、喀什噶爾四道各設大局，各府廳州縣（除少數地方外）均設分局。規定總局由藩司督辦，大局由各道府督辦，分局由地方聘當地紳商為董事。共發成本120萬兩，其中現金四成（包括金幣、銀元、白銀、紅錢等），官票六成。總局發行紙幣，兌換銀錢，放款取息，存款付息。宗旨是“仿銀行之制度，以謀金融之流通，而增加司度（財政）之收入”。（註：《新疆金融志》第2冊，第257頁。）制定設局章程二十條，匯款章程六條，放款章程六條（放款利息最高為三分）。鑒於以前官錢局印製的紙幣“油布貼”簡陋，偽造多，虧損大。因此特在上海印刷豎式大官票100萬張，每張兌紅錢400文，抵銀1兩，這就是著名的“老龍票”（大型），又被稱為“老票”、“喀票”。由於準備金充足，易於兌現，印製精美，不易偽造，故始終保持良好信用，直到民國以後，在喀什、和田等地維民仍只信“老龍票”，信譽極高。值幾乎與白銀相等，甚至高於現銀。謝彬民國八年來新疆，在《新疆遊記》中記載：“老龍票原為清藩司所發，其價格……惟老票最高（票銀九十兩，兌現銀百兩）。蓋是票發行之初，曾經兌現，不若其它紙幣之濫發，故在市場極有信用。”（註：謝彬：《新疆遊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54頁。）吳藹辰在《新疆紀游》中也說：老龍票“信用卓著，印刷精美……纏民多實而藏之。甚至銀票高於現銀。”（註：穆淵：《清代新疆貨幣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05頁。）維民敬重王樹楠，稱之為“老大人”，直至民國十數年後，見所出紙幣，仍稱“老大人幣”。（註：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狀》，《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422頁。）其信譽之高可見一斑。同時伊犁官錢局所發行的“伊帖”還抵制沙俄經濟侵略和道勝銀行的金融控制。當發行之初，“銀票五百文抵銀一兩，旋因用者不踴躍，改為一千文抵銀一兩，於是錢票日益流行”。一度有力地遏制了“俄帖”充斥市場的形勢。（註：穆淵：《清代新疆貨幣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06頁。）王樹楠還以近代中國機制硬幣的創始人載入史冊。1907年他看到西方列強多採用金本位制，新疆財政專恃協餉，遇有協餉不足，且不能按時匯到時，即無法應付。又因帝俄以其金幣居奇，於是採購砂金試鑄金幣，以“輔餉糈之不足”，同時照顧市場之流通，故幣名“餉金”。餉金雖然鑄額有限，但它不僅是王樹楠金本位思想的體現，而且是當時全國唯一的機鑄金幣，是中國金融貨幣史上的一首創。1907年6月王樹楠又改土法而由迪化水磨溝機器局鑄造機制“餉銀”（銀元）。截至1910年止，“三年之內鑄成合銀三十二萬兩”，廣泛流通於新疆市面。1908年又仿照內地式樣，機制銅元，新疆銅元與舊紅錢制度掛鈎，換算方便，形制精巧，大小一致，故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歡迎，並習慣地稱之為“銅普”。（註：銅普：“銅”是銅元簡稱，“普”是維語貨幣“普爾”簡稱。銅普是雙語化的銅元。）新疆僻處西北極邊，貨幣自成體系，又不與內地流通，因發行準備金充足，印製量嚴格限制，市場偽幣很少，因此清末、民國初年，內地物價飛漲，貨幣貶值，人民倍受其苦時，新疆金融貨幣市場卻成為一片平靜的綠洲。
（三）創設郵政局
古代西域為傳遞政令文書在各交通要道設定郵驛。清初改置軍台或營塘，後改為水陸驛站，隸屬於府、廳、州、縣。建省後，驛傳以省府迪化為中心，輻射全省各地有幹線15條，郵亭200，驛卒千人。郵驛只傳遞軍政公文，而民間概不得利用。1903年巡撫潘效蘇曾仿效俄國驛車之制，試辦自省府經哈密到肅州（酒泉）的郵政，因管理不善，虧損嚴重，行之三年而告終。王樹楠來新後，見內地商賈、移民、戎卒、遣員沓至紛來，往還既眾，家書文牘受山川阻滯而不通，極不方便。而沙俄為殖民擴張，修築東方鐵路，藉機在新疆迪化、伊塔、喀什等通商大邑設郵局，收發函件，取道西伯利亞大鐵路轉運北京，以便捷、迅速、廉價的郵政業務吸引中國客戶，使新疆郵務悉付俄人，年收入郵資達十萬多盧布。沙俄進而擴充業務，企圖控制全疆郵政。俄國領事多次致函要求增設台站快車，自省府遞運信箱及一切貨物，代售郵票。王樹楠認為“非速興郵政，無以杜俄人之覬覦”。一面援約駁斥拒絕，禁止其在全疆出售郵票；一面為抵制侵略，挽回利權，於1909年與按察使榮霈酌改驛站為郵政。創設省郵務總局於迪化，聘請郵傳部委派的比利時人畢德森為郵務總辦。據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郵程簡表統計：新疆開設郵路四條：東路（迪化——奇台——嘉峪關）、東南路（迪化——吐魯番——哈密）、西北路（迪化——伊犁）、南路（迪化——喀什——和田），各地分設分局18所，總郵程6656公里。東路入關至甘肅；北路經伊塔，根據《萬國郵政公約》，與俄商訂契約，取道西伯利亞大鐵路入京。（註：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中篇，商務印館，1935年，第384頁。）為保證公文保險、保密，附設文報局，委員管理，以專責成。制定《郵務章程》，確定新疆郵務隸屬於清廷郵傳部郵政總局管轄；所有郵務人員由部委派；郵路沿用驛站，郵務經費全部由本省自籌。於是先裁撤驛站人員馬匹一半，挹其費以興郵政。經試點、修訂、完善、推廣，創辦三年而大功告成。
新疆電報業早於郵政。沙俄占領伊犁時，為軍事侵略和殖民統治，在當地設電報與其國內相連。伊犁收回後，當地電報業轉為商用，仍由俄人控制。帕米爾爭界期間，因中國信息不通，隔閡濡滯，數月不達，而貽誤軍機，陝甘總督楊昌睿、新疆巡撫陶模會奏創辦關外電報，經總理衙門及戶部複議撥款十萬兩試辦，1894年郵傳大臣盛宣懷派員架設由嘉峪關至迪化的新疆第一條線路，並設省電報總局。以後又增架了南北東三條線路，設子局16所，線路總長4000多公里，伊塔喀三處與俄國連線。在王樹楠的支持下，1909年由綏來（瑪納斯）展線至阿爾泰（當時阿爾泰設辦事大臣，1918年併入新疆）；東線由哈密入關；西北線自塔城出俄境，取道西伯利亞經恰克圖入庫倫達北京。儘管新疆電報以公文居多，商用甚少，但卻標誌新疆郵政、電報等信息傳遞業已步入近代化時代，並為以後新疆信息產業發展打下基礎。
（四）開辦實業
新疆建省後曾舉辦了一些採礦、冶煉、鑄造等工礦企業，但因管理不善，資金困難，技術落後，以及英俄經濟侵略勢力的排斥，多數成效不大。推行“新政”後，新疆又興辦近代工礦企業。在各地設立工藝局，創辦各種工藝廠、勸工所、工藝局、織造局、農業試驗廠等，組織民眾進行編織、製革、造紙、繅絲等手工業生產及農業技術改良活動。1908年王樹楠制定“新省創辦工藝局廠，酌定章程大綱十二款，子回五十五條”，報請清廷批准在全疆推行。（註：《清德宗實錄》卷477頁。）從此掀起興辦實業的高潮，其中規模較大並富有成效的如下：
1、以獨山子石油礦為主的礦業
王樹楠力圖建立新疆的近代石油工業，以開闢地方財源，抵制洋油傾銷。他從近代機器化發展趨勢的戰略經濟眼光認為：“新疆大吏懲前事之失，謀以全力專辦一、二礦，改用機器新法以為倡。”汲取以往辦廠的教訓，必須集中力量辦好一、二個廠礦，不能鋪攤子，求虛名；控棄舊土法工藝，採用機器新工藝；突出重點，把石油采煉置於諸礦之首。在他的倡導推動下，新疆石油工業拓入初創時代，並取得成效。主要如下；
(1)勘察、普查石油資源
王樹楠遣員分道勘察，普查各地石油礦苗。據《新疆圖志》記載，發現大小油帶十餘處，如青石峽大小拐（今克拉瑪依）、獨山子、旗桿溝、將軍溝、四棵樹、博羅通古、紅溝、卡子灣、頭屯河、喀林哈畢爾噶、庫車蘇巴什銅山、庫斯渾山東南、喀什噶爾之北等處，得出“遍察南北疆諸礦，唯石油之富得擅五洲”（註：《新疆圖志·實業二》）的結論。這是繼《魏書》以後，對新疆石油資源的一次較詳盡的記載，也是新疆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石油資源普查。（註：陳延祺：《近代新疆石油工業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39頁。）在當時的科技條件和社會環境，作如此廣泛全面的普查是很困難艱辛的，它為以後石油工業發展探索經驗和積累資料而打下基礎，其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是不可低估的。
(2)確定獨山子為開採的試點
1907年新疆商務總局將全疆各地採集的原油樣品送往俄國裏海巴庫工廠化驗，化驗結果獨山子油質最佳，每百斤可提淨油六十餘斤，“足與美國之產相抗衡”。（註：《新疆圖志·實業二》）其它如博羅通古之油系從磺炭礦中溢出，其色或白或黑。白者質清，黑者質稠，如用機器提煉，亦堪適用。頭屯河之油系從煤礦中流出，其色如漆，凝結成塊，油質不佳，從而確定獨山子最適設廠開採煉油。後與陝西延長、甘肅玉門並稱中國近代三大油礦，並成為新疆石油工業的搖籃。
(3)用機器新工藝採油
1909年新疆籌資30萬兩銀從俄國購回鑽井和煉油設備。挖油機（今稱鑽井機）“運置獨山子開掘油井，深至七八丈，井內聲如波濤，油氣蒸騰，直涌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數尺。”（註：《新疆圖志·實業二》）這是新疆歷史上用機器打出的第一口氣井。以後提油機（今稱煉油設備）也運到迪化工藝廠，聘請俄國技師安裝，不久清朝覆滅，王樹楠開發新疆石油工業，“先採獨山子一處，俟有成效，當添綏來（今瑪納斯）等處，以資推廣”的實業發展藍圖夭折。但其推動新疆石油工業近代化的首創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此外，還經營改造塔城喀圖山金礦、于闐蘇拉瓦克、宰列克金礦、拜城銅礦、焉耆庫爾岱銅礦、阜遠（今吉木薩爾）水西溝鐵礦，都取得不同程度成效，推動了近代工礦業發展。
2、桑蠶絲紡業
桑蠶是新疆的傳統經濟物產，和田產絲織最負盛名。但至清末，新疆經濟凋敝，當地桑樹雖多，但卻蠶絲業不興，貧民僅以桑葚充飢。新疆建省後，左宗棠曾招募江浙人來新疆傳授推廣栽桑養蠶紡織技術，改良桑樹，在其倡導下，傳統的桑蠶業漸有起色。王樹楠認為振興地方經濟，桑蠶業是經濟成長點，於是委派遣員趙貴華遍歷南疆八城，每逢巴扎集日，陳列先進的桑蠶生產器具，召集民眾聚觀，並為之講解，指圖傳授使用方法，當地民眾聽取勸教，遂使桑蠶生產蔚然成風。趙又教授插秧、試種、接條、修剪、捕蟲、焙葉等園藝技術，一如江浙之法。趙還報請：1、設（桑蠶）局；2、選址，莎車地居適中，便於設局管理；3、考工，召募浙江籍及維族熟悉桑蠶技術者，以資任使；4、栽桑；5、擇種，派員赴浙江西湖蠶學館購良種蠶子；6、制機，購置內地和西方先進桑蠶機具，以資仿造；7、選絲，教民精選優質絲，優價出售；8、程功，將桑蠶資源優勢轉化為商品優勢。改良繭絲，以求出口適銷對路。任民自創品牌，設莊銷售，以擴大經濟效益。繼之改良紡織印染工藝，創造新花色品種，提高技術和名牌附加值。王樹楠認為所陳頗中事理，遂通令各地實施，“自此蠶業，日有進益”。（註：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中篇，商務印館，1935年，第386頁。）新疆蠶絲、紡織業迅速發展，開始大宗出口。據統計，和田地區有桑樹200萬株，年外銷英、俄兩國繭27萬斤，值銀7萬兩，絲約8萬斤，值銀1.25萬兩。和田、洛浦、于闐、皮山四縣有織戶1200家，年紡織3萬餘匹供本地所用。莎車年產繭3萬斤，葉城年產繭10餘萬斤，絲1.3萬斤。皮山尤富，1906年產繭不足7萬斤，次年則猛增三倍，再次年則增五倍。桑蠶經濟效益好，民眾自發地爭相從事經營。溫宿、庫車、沙雅、輪台、焉耆等地也紛紛推廣。吐魯番、哈密等地亦有栽種，轉相傳習者。據統計，南疆繭絲從舊額30萬斤，增至百餘萬斤，成為南疆一大財政收入利源。（註：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中篇，商務印館，1935年，第397頁。）
3、籌劃修築新疆鐵路
王樹楠積開發建設西部數十年之經驗，深感“天下大利所在，非殫心壹志以圖之，或作或輟，終無利之言。新疆一隅五行百產，宜傾全國財力以專注之”，遙遠邊陲，開發建設“其要則在築鐵路以便輸，立公司以厚資本，運機器以省人力”。並以國家存亡興衰和政治統一的戰略高度認為：“新省西北兩方為俄人鐵路包圍，一旦用兵，朝發夕至，腹地之兵非數月不能至新，而軍火糧餉又無一不賴腹地轉輸，其勝敗存亡之數，不待智者決也。英人謂新疆有鐵路則西域為中國所有，無則在俄人掌握可預券也。”從經濟發展規劃，“余特遣員至俄購置煤油，洋蠟，機器已到廠矣，余欲先試行銷本省，俟鐵路告成，再運內地，可以享五洲大利。”他翹首期盼“近日國家鐵路之議漸及西北矣，天地富蘊之藏或者將盡獲於天山南北間”。早在半個多世紀前，便呼喚和預言興建新疆鐵路，還籌劃繪製新疆經蒙古草原達京師的築路藍圖，呈報清廷批准。這條沿古代草原絲綢之路新疆達內地最便捷的路線，可惜由於歷史的原因，終成難圓之夢。
（五）興辦教育
1905年清朝在全國廢除科舉制度，興辦學堂，標誌著中國教育步入近代化。新疆巡撫吳引孫奏請把原有舊式書院改設學堂，並制定辦學章程。次年新疆首任提學使杜彤倡言：“國家之命脈在多數之國小堂。”鑒於“辦學於新疆視內地艱苦倍蓰”，故辦學宗旨為：“一、求普不求高；二、學務用人，厚薪不兼差；三、循次漸進，不惑於各族人民難於見功之說”。（註：馬文華：《新疆教育史稿》，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6頁。）一時間新疆遍地開花，各類學堂如雨後春筍。王樹楠主持新疆民政、財政，對興辦教育採取積極而又穩妥，負責而重實效的方針，“應酌量緩急，擇要施行”。主要有：
1.創辦將弁學堂
軍隊是國家統治的柱石，也是清朝維護新疆政局、防禦外侮的保障。清末八旗、綠營兵制已不適應近代國防和內衛的需要。為減輕地方財政壓力和削弱湘軍的實力地位，建省後清廷大幅度精簡新疆軍隊。為維護統治，加強國防，編練新軍便成為惟一途徑；以“洋操”練軍，用洋槍裝備，視作提高戰鬥力的不二法門；培訓具有近代軍事知識和作戰技能的軍事指揮人才，更是練軍的核心。儘管百業待興，財政拮据，1909年王樹楠仍創辦新疆將弁學堂。學堂設在迪化，招收有一定文化知識和軍事技術的100名學員，專門培養新軍中的骨幹。將弁學堂與“新政”期間舉辦的“陸軍武備學堂”、“陸軍國小堂”共同構成多層次銜接配套的新疆軍校體系。教學開設國文、物理、數學、地理、歷史、操法、英語、衛生和軍事科目課程。1911年新疆將弁學堂畢業生加授警察功課，查照陸軍警察隊章程，參酌本省情況，編成警察一隊，駐紮省城，專司稽查陸軍各營，兼為地方行政司法警察之輔助。（註：《宣統政紀》卷56。）軍警校聯辦，不僅減少重複設定，節約辦學經費，而且適應新疆地廣人稀，地方軍警憲職責交插，合署辦公的特殊邊情，培養專業寬口徑，知識容量大的實用型、複合型軍事人才。
2.財政支持各類學堂
據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統計，“新政”期間，新疆共設定學堂622所，在校生1.5963萬人，辦學經費63.4773萬兩。其中省立學堂經費17.25萬兩，鎮迪、伊塔、阿克蘇、喀什噶爾四道屬公私學堂經費66.47萬兩，合計83.72萬兩。包括常年辦學經費、學堂產業及儲蓄之款。（註：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中篇，商務印館，1935年，第407頁。）雖然教育經費數額較內地尚差距較大，但在新疆卻是一項空前浩費。加之新疆為吸引和留住教師，保證教學質量和先進水平，對教師和教育管理人員實行“厚薪”制。如學務公所科長年薪960兩，中學堂教師年薪1460兩，一年制簡師畢業任教也年薪360兩。而七品知縣按例正常年俸67.5兩，加“養廉銀”也不過800兩左右。中國自古標榜“尊師重教”，教師作為知識含量和道德品質要求較高的職業，薪金從優本應該，但清末新疆教師隊伍急劇膨脹，也給地方經濟帶來沉重負擔。王樹楠在財政捉襟見肘、應接不暇的情況下，殫精竭慮，維持和推動邊疆教育事業發展。新疆新建法政學堂、實業教員講習所、省立中學、初級師範學堂、巡警學堂、中俄學堂、將弁學堂、陸軍國小堂、藝徒學堂、初等工業學堂，以及各府、廳、州、縣設普通中、國小堂。學堂除聘請內地一些具有近代科學知識的人才任教外，還聘請外教（主要是俄國人）。教學質量不斷提高，為新疆培養了一大批具有近代思想和科技的人才，其中有的成為新疆各界的知名人物。
此外，在興學潮流的推動下，新疆民族教育事業也得到發展，在省府和塔城興辦蒙古學堂兩所，招收蒙、漢、回、哈族學員。哈密、吐魯番、庫車回王開設漢語學堂。實業教員講習所則根據各地特色而設專業，如吐魯番產棉，設藝徒學堂、初等實業學堂教紡織；葉城產絲，設初等農業學堂教蠶桑；和田產玉，設藝徒學堂教采玉。至1910年新疆至少有初等職業學堂33所，還開設了一些特殊中等職業學堂。（註：馬文華：《新疆教育史稿》，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0頁。）1907年王樹楠又倡建省農林試驗場，至1910年5月建成並增設實業講習所（即“說園”，在今烏魯木齊八一中學）。
3.糾正教育弊端
清末“廢科舉，興教育”，全國哄然興起辦學熱，新疆亦然。地方官為求政績，不顧新疆地廣人稀，民族語言風俗習慣差異，不顧原有教育基礎和辦學條件，不顧財政之盈綴，地方之宜與不宜，嚴飭各地方建學堂，規模數量悉仿內地，一些貪官酷吏假借興教之名，趁機謀官斂財，甚至不惜斷送教育前途，搞政治投機和官場傾軋。把關係國計民生，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興教大業，變成一哄而起的官場鬧劇；又迭起黨同伐異的宦海風波；盲目追求數量，不講實效，下級稍有異議或抗辯，即予參撤，結果造成：一、浮誇，為追求數量達標，逐級虛報加碼，欺飾瞞哄，甚至篡改偽造表冊一份，索取地方納銀三百至千兩，官民皆受其害。二、不講實效，只圖虛名，辦學本為解決民眾生計，新疆貧窮民眾專事耕牧為生，強令其子弟入學，則一家少一勞動力，即有凍餒之患，民眾視上學如徭役，富戶僱人以代稱為服“學差”，故一聞上學令下，多有被逼逃往俄境避禍者，甚至有怨憤赴署自戕者。三、學堂爆炸式的發展，給地方財政帶來沉重負擔，不堪其負。教育作為社會發展實現效益的長期投資，必須適應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水平。教育經濟效益回報還依賴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只重規模數量，不講質量實效，必然受到社會規律的懲罰。王樹楠對此深感憂慮。出於對朝廷的忠誠，對社會的責任，一貫認真的王樹楠不計個人得失，上書朝廷學部，痛陳新疆“新設行省，本屬特別之區，而事事強與腹地諸省一律設施，其最不適宜者莫如學堂……”如此興教，“學步效顰，只慕虛名，不求實效，恐法愈變而國愈敝也！”（註：《陶廬老年隨年錄》，《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397頁。）在清末腐敗的官場，學部對王的奏摺“置之不聞”。（註：《陶廬老年隨年錄》，《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397頁。）後袁大化任新疆巡撫，王不惜得罪同僚提學使，而繼續痛切陳詞，大聲疾呼，引起省撫重視，針對辦學弊端，“始大加裁併，另改章程。”（註：《陶廬老年隨年錄》，《近代裨海》第1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397頁。）對新疆教育做了相應調整和最佳化。
1910年全國各地人民反清運動風起雲湧，社會動盪，人心浮動。八月十五深夜迪化發生王高升縱火案，延燒大十字肆商數十家，悉成灰燼，受災者因多是富裕津幫商鋪，稱為“火燒八大家”。次日軍民數千人持商票紛紛兌銀，案件引發搶兌金融風潮，群情洶洶將再亂，商民惶恐，紛紛關門停業，尤其是災毀嚴重的津商，更是驚恐萬狀，準備變賣產業速逃東歸。王樹楠認為：一、津幫商賈隨左宗棠“趕大營”定居新疆，經數十年經營而為商界執牛耳。津商率先抽資東歸，必須在新疆商界引起連鎖反應，形成搶拋倒閉風潮，省府市場大亂，人心動盪必引發全疆政局動盪，外患必然趁機而至。二、往年內地協餉不及時匯至，省府常向津商借支應急。新疆財政商稅居重，商民出走，不啻財稅嚴重損失，且開發建設也將中斷。三、縱火案針對津幫八大家商人，實則是對清朝當局的示威。清朝一向把“有恆產、有文化”的新疆商民作為社會基礎和政治支撐。商民不保則地方糜亂，維繫商民則維持統治。王樹楠當即公示：所有商票概由藩庫兌還，“人見之，亂立已。”又召各商各鋪，開明出票若干，損失若干，由藩庫領取現銀，連環保給，並令趕緊修築房舍，亦由藩庫補助限期歸還。“未半年，huán@②huì@③復興，庫款皆入，地方安寧，商民相安。”災後新疆商業在官府的支持資助下，迅速恢復，反而更加繁榮活躍。王樹楠成功處置渡過政治、經濟、社會危機，是其從政生涯晚年精彩濃重的一筆，但卻引起昏庸疲懦的巡撫聯魁的疑忌不滿，特別是王樹楠帶頭勸捐賑災，觸犯了其自身私利，聯魁迫於動形勢雖也認捐，事後卻翻悔賴賬不出，其他官僚皆效尤，災捐化為烏有。王樹楠對此憤慨，為不失信於民，獨自捐資，並公開指責遂激化了矛盾。聯魁便支持跑官不遂的陳璋“廣造匿名揭貼”（小字報）誣告誹謗，新任新疆巡撫袁大化聽信謠言，深恐王樹楠“作事專橫，難以為上”，為固權御下，假公濟私，與陝甘總督聯手參劾，王遂蒙冤被革職。在黑暗腐敗的清末官場，王樹楠的悲憤結局，不僅是人們嘆息的宦海浮沉變幻莫測，更是封建專制主義集權統治負面效益造成的是非顛倒、劣勝優汰、私利至上、訴冤無門的犧牲品。封建官場的普遍不公和腐敗陋習既吞食摧殘王樹楠這些關心國計民生有所作為的人物，同時催化加速了封建專制的覆滅。王樹楠去職次年，清朝統治也壽終正寢。
四
王樹楠是中國近代為國家振興，民族崛起而奮鬥的志士仁人，縱觀其開發建設西部的活動，留下有益的啟示：1、經濟建設必須放在首位。王樹楠從政24年，游仕西南、西北各地，興利除弊，為民造福，始終立足於發展地方經濟，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經濟繁榮是社會進步的基礎。2、改革與發展是密切相連，相輔而行的。由傳統經濟向近代經濟體制機制轉軌時期，革除弊端，杜絕漏卮是必不可缺的，它必將觸犯有權勢的既得利益者和傳統勢力，宦海行舟危機四伏，隨處有激流暗礁險灘，破浪前進不僅要有巨大的膽識氣魄，而且要有駕馭局勢的權謀和策略，“酌量緩急，擇要施行”，稍有不慎便會前功盡棄。3、政局穩定是經濟繁榮、社會發展的保障。王樹楠在資陽斷案，新津緝盜，處理王高升案，無不以維護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為大局，這是開發建設的前提和基礎。4、實施改革必須有廣泛的民眾基礎。王樹楠在興修水利，緝盜判案，整頓財稅，開辦實業，興教助學等一系列活動中，都很重視徵詢紳民調查研究，制定章程也多倡導民治民辦，民眾的參與、理解、支持、接受教化是施政成功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5、適應時代發展趨勢。王樹楠舉辦郵政、電報、制幣、築路、購機器設備、開工廠礦山，以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作為推動經濟建設發展的動力。改革不僅是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和權力的調整，更為重要的是倡導促進新興科學技術推廣使用，從而激發生產力的增長和社會進步。6、推進社會改革和發展，必須愛護珍惜勵精圖治，奮發有為的人才，倘官吏選用、任免、升遷、獎懲等管理機制不良，“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註：房玄齡《晉書·袁宏偉》。）突破舊的平衡，革除積習弊端，往往遭到忌刻非議，成為眾矢之的。官場中“君子得位則反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註：歐陽修《新唐書·朋黨論》。）大千世界，萬事紛繁，評價是非功過，唯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王樹楠的悲劇結局告誡人們，必須謹防操權弄柄，陷害傾軋行為，尤其是警惕那些買官、跑官、鬧官、不幹事專謀官者的極嚴重的危險性和欺騙性，他們得逞便意味賢能者的失敗，也必然以損害斷送事業前途為代價。
〔資料收集日期〕2007-06-07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羽下加軍
@②原字門加繯去糹
@③原字門加貴
@④原字王加刀下加犬
【作者簡介】袁澍(1950-)男，漢族，新疆師範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副教授，從事歷史學、民族、宗教、民俗學研究。新疆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學院，烏魯木齊 830054
出處：《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