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歷史

寧波歷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夏時，寧波所在地區稱為鄞。春秋戰國時，越王勾踐始建句章城。秦朝時，寧波屬會稽郡，下轄鄞、鄮、句章3縣。六朝時，佛教傳入寧波，至今仍有較大影響。唐朝，稱寧波為明州，市域範圍逐漸形成，與當代寧波城市格局相近的城市規格也在那時形成。同時，寧波依賴地理優勢成為全國最大的開埠港口，與日本、高麗均有非常頻繁的貿易往來。五代時，寧波屬吳越國。吳越王錢鏐的富民政策發展了寧波的經濟。宋代，以王安石為代表的一批大學者使得寧波開始確立“耕讀傳家、商儒並生”的傳統，本土的四明學派開始出現。人口的南遷使得寧波的農業生產和文化領域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達使得寧波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地。元代，寧波已經成為南北貨物的集散地和全國最為重要的港口之一。明代，倭寇的進犯和海禁政策使得寧波的航運開始衰敗，而寧波商幫也在此時作為重要的商業力量在中國出現。清代，寧波出現了全國聞名的著名學派浙東史學，與西方的交流也日漸頻繁。鴉片戰爭後，1844年，寧波開埠。外資的進入使得寧波本土經濟受到重創。此時，寧波商幫開始轉變為近代商人並將新興的上海作為主要活動地點，對上海的城市建設和上海的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華民國時期，寧波經歷戰亂，經濟發展起伏很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寧波歷史
• 代表性：河姆渡遺址
• 距今：7000至6500年
• 例如：耕作農具、乾欄式建築

遠古文明

寧波所轄地域擁有中國江南新石器時代代表性的河姆渡遺址(距今7000至6500年)。河姆渡出土了大量的栽培稻穀、耕作農具、乾欄式建築遺存和家養牲畜遺骨以及原始宗教用品。這些遺址證明，早在7000年前，寧波所在的寧紹平原東部已經有人類活動，並且文明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公元前5000年至4000年左右發生的卷轉蟲海侵使得河姆渡人一部分遷移到琉球和中南半島等地區，另一部分人則進入地勢較高的會稽山、四明山等地區。奉化發現的名山後遺址證明，河姆渡文化之後，在蘇南、浙北地區形成的良渚文化開始影響寧紹平原，形成“良渚文化名山後類型”。此後，寧波進入吳越文化時期。

夏商周至六朝

寧波出土的戰國“羽人競渡”銅鉞

行政區劃

寧波的行政區域在唐代以前屢次更迭，但是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地域概念。夏時，寧波所在地稱為為鄞。根據《尚書》中《夏書·禹貢》記載的古九州，寧波屬於揚州。春秋時，寧波為越國地，戰國中期以後為楚國轄地。前473年(周元王三年)，勾踐築句章城，據考證，城址位於今寧波市江北區慈城鎮城山渡村附近。這是寧波境內最早的城池。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寧波大部屬會稽郡，置鄞、鄮、句章3縣(一說鄞、鄮、句章、餘姚4縣)。西漢初年，寧波所轄地域屬於吳國。七國之亂平定後，吳王劉濞兵敗被殺，恢復會稽郡。280年(西晉太康元年)，始設寧海縣，屬臨海郡。

人口與經濟

晉代之前，寧波地區人口相當稀少。史料和考古證實，晉代時的句章縣只有幾千人生活。東晉時期，大批北方移民遷移到江南地區。這些移民將北方先進的農耕經驗帶到南方。劉宋時期，山陰縣大量農民遷移到餘姚縣、鄞縣和鄮縣，圍墾湖田，促進了寧波的農業生產。

佛教傳入

佛教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影響寧波。238-251年(吳赤烏年間)，印度僧那羅延至五磊山修行。239年(赤烏二年)，太傅闞澤舍句章私宅建立普濟寺，甬上始有佛寺。282年(西晉太康三年)，僧慧達結茅玉幾山烏賊岙，300年(永康元年)僧義興結茅今太白山東側谷地。這是寧波現存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的起源。

軍事

句章港在春秋時期曾經是越國的軍港，延續到西漢。132年(東漢陽嘉元年)，為防範曾旌起義軍，浹口(今鎮海口)首設戍駐兵。這是寧波海防的開始。401年(東晉隆安五年)，為防禦孫恩起義軍，劉牢之在三江口建築軍事防禦的土城，後因土牆上生筱竹，後人稱為筱牆。至今寧波仍然有筱牆巷的地名。

隋唐五代

唐代明州城模型

隋唐時期，寧波正式建制。當代寧波市所轄範圍在當時已經基本建制。同時，寧波市內許多延續至今的建築和地名也來自於這個時期。

明州建置

589年(隋開皇九年)，並句章、鄞、鄮、餘姚4縣為句章縣，設治小溪，隸屬於吳州。605年(大業元年)，改吳州為越州。607年復改會稽郡，句章隸屬未改。 621年(唐武德四年)，原句章、鄞、鄮3縣地置鄞州。這是寧波歷史上建州之始。625年改稱鄮縣，屬越州。738年(開元二十六年)設明州，轄鄮、慈谿、奉化、翁山4縣，州治小溪(今寧波市鄞州區鄞江鎮)。據稱，“明州”名稱的來源與四明山有關。742年(天寶元年)改名餘姚郡，758年(唐乾元元年)復名明州。與此同時，705年(唐神龍元年)，置象山縣，初隸台州，764年(廣德二年)劃隸明州。809年(元和四年)置望海鎮，即今鎮海區和北侖區所在地。897年(乾寧四年)，改名靜海鎮。就此，寧波市和市域各縣市基本建制。

城市建設

821年(長慶元年)，明州刺史韓察將明州州治遷到三江口，並築內城，標誌著寧波建城之始。唐子城南城門現為寧波鼓樓。898年(乾寧五年)，建造羅城(即外城)。這是寧波歷史上第一座大型城市城牆。 在此前後，明州境內許多標誌性建築和工程建成。這其中，許多工程經過歷代修繕重建，得以保留到今日。

636年(唐貞觀十年)，明州鑿成日月兩湖，其中的月湖成為日後寧波的文化重地。695-696年(武周天冊萬歲、萬歲登封年間)首建天封塔。該塔日後成為寧波舊城的標誌。823年(長慶三年)，於奉化江築東津浮橋，因竣工時天現彩虹，定名靈見橋，又名靈橋。 這是寧波最早的跨江浮橋，民間稱為老江橋。833年(太和七年)築它山堰。 從此，明州城解決了內河水鹽化的問題。它山堰至今仍在發揮作用。851年(大中五年)，國寧寺(後改天寧寺)建成。寺門兩磚塔中右塔(稱鹹通塔)得以保留至今日。897年(乾寧四年)，鎮海地修建後海塘用於抵禦海潮。 這一海塘經過歷代修繕，直至20世紀60年代仍在使用。

遣唐使航路

港口、航運與對外貿易

唐代，明州港成為全國最大的開埠之港。伴隨著港口的日益繁榮，明州的對外交流與貿易也日益繁榮。744年(天寶三年)，鑒真第3次東渡日本受阻，休整於明州阿育王寺。752年(天寶十一年)，日本孝謙朝3艘遣唐使船舶停靠明州。這是寧波歷史上首次停泊遣唐使船舶。自該年至838年(開成三年)，共有7艘遣唐使船舶停靠明州港。842年(會昌二年)春，商人、航海家李鄰德自明州港駕商船赴日本。這是最早的赴日貿易的記載。

五代時，寧波屬吳越國。909年(後梁開平三年，吳越天寶二年)，吳越王錢鏐升明州為望海軍。吳越國實施“保境安民”和“開拓富民”的政策。蘇軾曾經寫道：“……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978年(宋太平興國二年)，吳越降宋，明州歸屬宋朝管轄。

宋代

王安石與慶曆五先生

宋代，明州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北方邊境的戰事進一步提高了明州港作為江南港口的地位。隨著以王安石為代表的一批文人官員的上任，明州的文化教育開始發展。1143年二月初三，南下金軍占領明州17天，州城內建築多被焚毀，成為寧波古代史上最大的浩劫。南宋建都臨安之後，1195年(南宋慶元元年)，宋寧宗趙擴賜明州年號慶元，升為慶元府。 明州依靠大批北方南遷人口帶來的文化和人才以及鄰近首都的地理優勢和長期的貿易傳統，發展經濟和文化，本土學派四明學派開始產生。

月湖在宋代成為寧波的學術中心

文化與學術

1047年(北宋慶曆七年)，王安石任鄞縣令。任上重新劃定東錢湖界，興修水利，降低捐稅。同時，在孔廟興辦縣學，倡導經世實用之風，與“慶曆五先生”楊適、杜醇、樓郁、王致、王說一道探討學問，推廣教育。寧波的官方文化教育事業從此開始。 一般認為，寧波民間形成的“田家有子皆習書，士儒無人不織麻”的風氣，就從那時開始。 另一位任職寧波的著名文人是曾鞏。1078年(元豐元年)，曾鞏知明州，疏浚月湖。 此後，月湖成為明州(慶元)的學術中心。靖康之亂以後，大批北方望族開始南遷，眾多名門望族的到來使得寧波擁有了大批優秀人才。據《浙江通志》記載，南宋時期，寧波共擁有進士983人，占全省的17%。南宋時期，“甬上淳熙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在月湖講授和研討陸九淵的心學，形成明州第一個本土學派——四明學派。鄞縣史氏家族誕生的眾多官員使，，得當時的朝廷“一朝紫衣貴，皆是四明人”。

南宋鄞縣王應麟撰寫的三字經由此誕生，其內容涵蓋了歷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間傳說，所謂“熟讀《三字經》，可知千古事”。基於歷史原因，《三字經》難免含有一些精神糟粕、藝術瑕疵，但其獨特的思想價值和文化魅力仍然為世人所公認，被歷代中國人奉為經典並不斷流傳。

絲綢之路，寧波為海上部分重要的起錨港

伴隨著江南的開發，明州(慶元)的對外貿易和港口進一步發展。999年(北宋鹹平二年)，起海關作用的明州市舶司成立。北宋時期，隨著契丹和西夏對北宋疆域的進犯，北方港口式微。明州港作為江南港口，地位日漸重要，與高麗、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世界都擁有貿易聯繫。 同時，為了方便官方進貢和外交，明州造船業業日漸發達，能夠修造噸位萬斛的船舶。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徽宗在招寶山下造兩艘“萬斛神舟”從明州啟航出使高麗；到達後，高麗“萬民吹呼出迎”。 返航途中，船隊遭遇巨浪。傳說當時給事中路允迪向媽祖祈禱，後順利抵達定海。宋徽宗因此賜媽祖廟額為“順濟”，即返航船舶的船名。媽祖從此從民間信仰進入官方祭祀範圍。 伴隨著貿易的還有文化交流。日本佛教臨濟宗、曹洞宗均從明州傳入日本。

海防

由於北方戰事和國內矛盾，明州也加強了海防。1133年(南宋紹興三年)，沿海制置司設立於定海(今鎮海)，主管官員為沿海制置使，轄溫、台、明、越四郡。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海軍衙門。

元代

慶元路總管府印

忽必烈定都北京後，南宋將領張世傑在慶元抵抗蒙古入侵失利，敗走。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元朝政府改慶元府為慶元宣尉司，次年改為慶元路總管府。 元代，慶元抵抗元朝統治的鬥爭不斷，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業的發展。但是，元朝政府的重視使得慶元的市舶機構有了較大擴張。由於地理位置的重要，慶元成為元朝重要的軍港。文化上，浙東歷史考據之學也從元朝開始興起。

軍事

寧波地形複雜，地理位置重要，又與高麗、日本擁有便捷的航路，因此，元朝政府加強了對慶元的軍事控制。浙東宣慰使都元帥府、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分司、沿海翼上萬戶府和蘄縣翼上萬戶府先後設立或遷往慶元。1281年(至元十八年)，元軍從慶元啟航試圖攻打日本，但在到達日本後遭遇颱風，不得不返航，船隻大部沉沒，損失慘重。對外交流與貿易

元代慶元路永豐庫遺址

元朝較少抑商，又由於所轄疆域廣大，路上貿易通路便捷，這時的對外貿易仍然有較大的發展。當時的慶元市舶司一度下轄溫州、上海、澉浦多處市舶機構並直屬於中書省。2002年發掘的永豐庫遺址證實，寧波在元代已成為南北貨物的集散地和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方國珍割據

1348年(至正八年)，黃岩人方國珍等起兵海上反元，在慶元屢屢擊敗官軍。1357年，方國珍獲得元江浙行省左丞職務，將活動的中心改為慶元，割據一方，並採用保境安民的政策，使得慶元在當時全國動亂的背景下較為安定。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12月，方國珍起義軍歸降朱元璋，慶元路重新更名明州府。

學術發展

宋末元初，浙東歷史考據之學興起，其代表是鄞縣學者王應麟。王應麟一生著成700餘卷書，其代表作為《通鑑地理通釋》。王應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為明清時期眾多學者樹立了榜樣，在中國史學研究中獲得了較高的地位。

明代

為避國號諱，1381年(明洪武14年)3月20日，明州因轄有定海縣，取“海定則波寧”之義，更名為寧波。這一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隨著東南沿海倭寇日益猖獗，明朝政府加強了海禁，同時將島嶼居民遷往內陸。這一措施極大地影響了寧波的對外貿易。但是，葡萄牙在雙嶼港的走私貿易一度繁榮，客觀上也促進了寧波的對外交流。明代萬曆、天啟年間，寧波幫開始崛起，日後逐漸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之一。由於打擊倭寇的需要，戚繼光和俞大猷等抗倭名將多次在寧波作戰，許多海防設施的遺蹟保留到今天。

海外貿易與倭患

1370年(明洪武三年)，設明州、泉州、廣州3市舶司。此後，由於倭患，1374年、1523年、1565年三罷明州(寧波)市舶司，但不久均重新開啟。1524年(嘉靖三年)起，葡萄牙人進入雙嶼港進行走私貿易，港口一時繁榮，葡萄牙人修建住宅，教堂，一度居留上千人。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因“通番船招致海寇”被取締。 此後，寧波民間對外貿易日漸衰微，但是官方貿易仍然繁榮。寧波與日本、朝鮮的官方貿易仍然延續。中日勘合貿易制度也在那時確立，寧波是唯一接受日本進貢的港口。

從明初開始，倭寇不斷侵擾寧波，並與本地豪強裡應外合，屢有得手。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朱紈派遣盧鏜進攻雙嶼港，倭寇稍緩，但次年朱紈遭誣貶官之後，倭寇復張。王直更是在日本與倭寇合作，屢屢進攻浙東。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俞大猷部搗毀瀝港倭寇據點。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秋，戚繼光調任浙江都司，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訓練抗倭新軍，稱戚家軍。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浙江總制胡宗憲誘使王直至杭州，下獄論死。同年七月，王滶從岑港逃走，倭寇之患方獲解除。

學術發展與商幫出現

明代，寧波成為浙江各府中考取進士最多的地區。寧海人方孝孺由於反對朱棣靖難而遭“株十族”，對後世儒生產生了重要影響。明代中葉，餘姚思想家王守仁推崇濂洛的“身心之學”，創立陽明心學，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觀念，極大地影響了晚明和日本的思想。1521年(正德十六年)九月，王守仁回餘姚，講學於中天閣，影響了錢德洪等學者。王守仁之後，姚江書院派繼承了王守仁的思想，其代表為沈國模、韓孔當和邵廷采。這一學派與劉宗周創立的蕺山學派形成了浙東明末清初最主要的王學流派。

兵部右侍郎范欽告老還鄉後建成投入使用的天一閣藏書樓，目前是中國現存最悠久的私人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歷史最悠久的私人藏書樓之一。始建於公元1561年（明嘉靖四十），建成於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

明代萬曆年間，寧波商人孫春陽在蘇州開設“孫春陽南貨鋪”。萬曆、天啟年間，寧波商人在北京經營藥材、成衣逐漸增多。崇禎年間，位於今天北京市東城區薜家灣的鄞縣會館成立，這標誌著寧波商幫開始以一個同鄉商業團體出現。

清代前期

寧波清代石雕中的西洋人形象

1645年(清順治二年)，寧波明代官員降清。此後，張蒼水在寧波堅持反清長達20年。為了鎮壓反清運動，清政府頒布遷海令並實施海禁政策。這一政策使得寧波對外貿易損失慘重。直至1679年(康熙二十三年)，海禁方才解除，但乾隆年間，重開海禁。在海禁較為鬆弛的時期，由於日本也實施了鎖國政策，因此，經由寧波的中日貿易不如先前那樣繁榮，但是寧波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卻日漸繁榮，早期傳教士開始在寧波活動。黃宗羲、全祖望等聞名全國的大學者創立浙東史學，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一時期，寧波商人作為十大商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影響全國。

抗清運動

1645年(清順治二年)六月，寧波明代官員降清。同年閏六月，黃宗羲在餘姚組織世忠營。與此同時，寧波舉人張煌言(號蒼水)奉刑部員外郎錢肅樂之命迎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1646年(順治三年)六月，清軍破寧波，魯王逃往福建。1658年 設寧紹台道，駐寧波。1650年至1659年(順治七年-十六年)，張煌言與鄭成功多次試圖北伐未果。1661年(順治十八年)，清政府實施遷海令。為避免孤立無援的局面，鄭成功收復台灣，而張煌言避居南田懸岙，1664年(康熙三年)被捕，為清軍所殺。 至今寧波仍有蒼水街以示紀念。

浙東學派

1659年(順治十六年)，餘姚人朱舜水認為反清無望，於是前往日本講學，被尊為賓師。1663年(康熙二年)，黃宗羲抗清失敗，於是潛心著作，創作《明夷待訪錄》，開創清代浙東學派。 1668年(康熙七年)，黃宗羲講學白雲莊，後與陳赤衷形成甬上講五經之會，延續八年，上百人參會，影響了萬斯同、萬斯大、章學誠、全祖望等一批寧波著名學者。浙東史學作為浙東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形成。

外貿興廢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取消遷海令，允許被遷居民返回。同年解除海禁，次年在寧波設立浙海關，收繳關稅。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日本實行鎖國政策，中日貿易銳減，寧波也受到了影響。 但與此同時，寧波與西洋的貿易卻開始發展。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定海建立紅毛館，用於安頓西洋商人。在這一時期前後，西洋人在寧波的貿易和傳教活動日漸頻繁。但是，清政府對海上貿易的限制頗多，常常有拒絕貿易的情形出現。1756年，乾隆帝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只準在廣東收泊，次年廢定海紅毛館。1793年 (乾隆五十八年)，英國專使馬戛爾尼要求開放天津、寧波為通商口岸，被拒絕。1816年，清廷再次拒絕新任專使阿美士德的請求。1832年(道光十二年)四月，阿美士德號(Lord Amherst)闖入甬江口。 依照英國方面的解釋，這次航行只是研究是否有除了鴉片以外的貨物售往中國。 但是，中國學者多認為，這次航行的目的是為了刺探情報。

商幫發展

寧波商幫在清代前期也獲得了發展。1667年，寧波人在北京創立錢莊業行會組織正乙祠。1669年(康熙八年)，祖籍寧波的樂顯揚在北京創辦同仁堂。 自乾隆以來，寧波人口迅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促使寧波許多人選擇了外出經商的道路。 乾嘉年間，寧波到上海謀生者日漸增多，滬甬間的沙船業日漸繁榮，以李也亭為代表的寧波商人開始在上海立足。1797年(嘉慶二年)，上海四明公所成立。這一機構對日後的上海產生了很大影響。

晚清時期

鎮海學宮(今鎮海中學)泮池，裕謙殉難處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一般認為，鴉片戰爭的戰事開始於1840年6月，但是，一批寧波本地學者則認為，鴉片戰爭的戰事開始於1840年7月5日英軍進攻定海(時屬寧波)。鴉片戰爭中，定海、鎮海和寧波其他地區相繼失守，從1840年至1842年，寧波居民利用各種方式進行抵抗。《南京條約》簽訂後，寧波被開闢為通商口岸。外資的迅速進入、官吏的腐敗和太平天國的戰亂使得寧波本土經濟凋敝。此時，寧波商人大批前往上海，並逐漸在金融和眾多實業領域占據領導地位。寧波本地也在西方和洋務運動的影響下逐漸近代化。寧波加強了海防，並在中法戰爭中取得了鎮海之戰的勝利。

鴉片戰爭與寧波開埠

1840年(道光二十年)2月20日，英國政府命令喬治·懿律率東方遠征軍侵華，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6月28日，英國艦隊離開廣州北上，7月2日到達定海，7月6日定海陷落。欽差大臣伊里布求和，英軍撤走。 次年，裕謙接替伊里布任兩江總督，督辦海防。林則徐也在6月10日受朝廷命令，“戴罪立功”，前往鎮海協辦防務，7月14日革職調往新疆伊犁。9月5日，璞鼎查率英軍再犯定海，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三總兵殉國，定海再陷。10月10日英軍進攻鎮海，提督餘步雲逃走，裕謙自殺殉國。英軍攻破招寶山和金雞山，鎮海陷落。3天后，寧波府城陷落。三個月後，寧波全境陷落。在寧波陷落到南京條約簽訂期間，寧波本地反抗不斷。其中，以徐保、張小火、錢大才等人組成的黑水黨最為有名。1842年3月，奕經率領清軍和來自四川嘉絨(今四川省阿壩州金川縣和汶川縣)的藏族士兵試圖收復鎮海和寧波府城，但由於軍機外泄戰敗，損失慘重。清軍將領朱貴和藏族土軍首領阿木穰、哈克里戰死。慈城建有高節祠(今朱貴祠)紀念，保存至今。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簽訂。1844年1月1日，寧波正式開埠。

寧波開埠後，寧波的中外交流以迥異於先前的另一種方式展開。西方殖民者在寧波建立領事館、醫院、印刷廠和教堂。江北設立中國最早的外灘。1862年(同治元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在寧波建造碼頭，開通滬甬輪船航線。這些設施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寧波的近代化，但是，西方商品的傾銷和官員的腐敗使得寧波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1844年至1861年，寧波爆發了多次官民衝突和本地民眾與西方傳教士的衝突。

慶安會館

航運與錢莊業

寧波的航運業在當時藉助漕糧海運的機會獲得了較快發展。1853年(鹹豐三年)，浙江漕糧實行海運。以此為契機，寧波的“南北號”船幫開始成為南糧北運的主力。 同年，“北號”航運業者在寧波江東建立慶安會館，祭祀媽祖並商議行業對策。次年，為防備漕運時沙船遇上海盜，李也亭和慈谿人費綸志、盛植琯集資銀元7萬兩購外國輪船一艘，起名寶順輪，為沙船護航。這是中國自辦的第一艘輪船。 寧波的民間近代工商業從那時起步。寧波本地錢莊開始出現過賬制度，資金收支不必使用現金，而通過錢莊匯轉，各錢莊在錢業會館實行統一清算。從此，寧波傳統的錢莊業開始向現代銀行業轉變。 近代工業和郵政、電報、電影也開始在寧波出現。

寧波商幫登入上海

葉澄衷像

儘管寧波在西方和本土人士的努力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批寧波人事業的中心卻開始轉向杭州灣對岸的上海。大批寧波人初到上海時，僅僅是社會的底層。 但是，獨特的商業嗅覺讓他們迅速成為上海灘的主角之一。一部分人開始擔當洋商的買辦，但更多的人獲得資金後開始投身民族工商業。1854年，鎮海人葉澄衷前往上海，先後做過學徒，搖過舢舨謀生。1862年，建立“老順記”雜貨店，到清朝末年，成為上海“五金大王”，涉足商業、地產、工業、金融業等多個領域。 另一位著名的商人是虞洽卿。1881年，虞洽卿在上海做學徒。11年後擔任買辦。1906年開始，虞洽卿決心投資實業，先後創辦四明銀行和三家輪船公司，在滬甬航線上打破了外國輪船公司的壟斷。 清末，奉化和鄞縣的紅幫裁縫也開始進入上海。 據統計，清末進入上海的寧波人已達四十萬。19世紀末，寧波同鄉會與上海法租界發生兩次四明公所事件。特別是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在嚴信厚、葉澄衷等四明公所董事的提議下，全體旅滬寧波人一度停工罷市抗議，並發生流血衝突，迫使法租界當局保留四明公所地產。 這一事件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寧波幫在上海的實力。

太平天國

1861年12月9日，太平天國起義軍占領寧波，建立太平天國政權，並將原被英國人把持的浙海關收歸國有，在慈城擊斃洋槍隊領導者華爾。 在攻打寧波的過程中，太平軍殺死無辜百姓的行為被駐寧波英國領事披露。1862年5月10日，因遭清軍和英法聯軍圍攻，太平天國從寧波府城撤退，次年3月12日完全撤出寧波。

中法戰爭鎮海之役

鎮海之戰

中法戰爭時期，中國在寧波取得了鎮海之役的勝利。1877年至1883年，鎮海口兩岸建成多座炮台。1884年，浙江巡撫劉秉璋巡視定海、鎮海，完成鎮海和甬江口布防，依照國際慣例告示各國商船。1885年，寧波府至鎮海前線的電報開通。1885年(光緒十一年)2月12日，法軍將領孤拔率法艦7艘侵入大戢洋面。3月1日至3月20日，屢次進攻鎮海口，均被擊退。6月26日，法艦撤退，8月20日，寧波口岸啟關通航，鎮海之役取得勝利。

教育事業

寧波商幫反哺家鄉，創辦教育事業也從這一時期開始。1871年(同治十年)，葉澄衷籌資創辦葉氏義莊，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更名為葉氏中興學堂，向外族孩童免費開放，培養出邵逸夫、包玉剛、趙安中等一批傑出校友。1909年(宣統元年)，慈谿旅日華僑吳錦堂出資創辦的錦堂學校建成開學，後改為錦堂師範，至今保存。

寧波光復

1911年(宣統三年)8月，同盟會寧波支部成立。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史稱辛亥革命。11月5日，寧波光復。11月11日，象山縣光復。自此，寧波全境光復，進入中華民國時期。

中華民國時期

寧波各界舉行提燈會，慶祝中華民國成立

中華民國時期，寧波經歷了巨大的動盪。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使得寧波政局一度不穩。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在寧波實施細菌戰，造成寧波市中心死亡百餘人。面對侵略，寧波人也進行了反抗。國貨運動在彰顯寧波人愛國熱情的同時，也幫助寧波本土商人獲得發展機遇。在上海的寧波商幫也經歷了較大的波折。抗戰前寧波商人曾擁有發展的黃金時期，但是，隨著日本對上海的滲透，寧波商人的經濟地位開始走下坡路。抗日戰爭結束後，一部分寧波商人開始遷往香港、台灣和美國，繼續發展。

寧波華美醫院(今第二醫院)舊址，建築下半部分為寧波舊城牆城磚

民國初年

1912年1月，寧波舉行集會，慶祝中華民國成立。民國初年，寧波有過短暫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寧波各種基礎設施有了較大改觀。寧波地方政府“墮城垣，興市政”，拆除了舊城牆，同時，政府和民間興建了大批市政設施。 寧波(四明)電話公司、曹甬鐵路、永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等現代化城市服務設施相繼建立。1916年8月底，孫文考察寧波，在當時的浙江省立第四中學(今寧波中學)發表講話，鼓勵商人積極經營並敦促寧波改善市政。 但是，在同一時期，軍閥混戰也給寧波帶來了動盪。1913年7月20日，寧波宣布獨立以回響二次革命，不久取消。1917年，軍閥蔣尊籃、周鳳岐等人宣布寧波“自主”，與浙江省督軍楊善德軍隊交火，周鳳岐潰軍進城搶掠。1927年1月至2月，國民革命軍擊敗孫傳芳部軍閥，進入寧波。 同年3至7月，由於國民黨清黨，寧波也發生了一系列國共之間的衝突，其中的一些衝突直接由蔣中正領導。 這些動盪直到20世紀30年代方才有所緩解。

中國近代工業先驅方液仙

國貨運動

由於日本等國對中國的經濟掠奪進一步加深以及五四運動等青年運動的影響，寧波和旅滬寧波人發動了大量抵制日貨的活動。 由於抵制洋貨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共同影響，寧波商人的經濟勢力得到了較大的擴張。項松茂、方液仙等在自身積極參加抵制洋貨運動的同時，更通過自身努力提高國貨的市場競爭力。 這些努力，相當程度上為中國的民族工業奠定了基礎，也為民族企業家自身積累了財富。 寧波商人在上海的實業運動也影響了寧波本土。大批愛國人士開始從事抵制洋貨、宣揚國貨的運動。

蔣經國手書“以血洗血”，攝於溪口小洋房

抗日戰爭時期

寧波的短暫的繁榮並沒有繼續。1932年1月18日，上海發生了一·二八事變。 由於拒不與日軍合作，項松茂被日軍處死，旅滬寧波人開始在寧波旅滬同鄉會組織下返回寧波。 對日軍的進攻，儘管國民政府採取了應對措施，蔣中正親自視察鎮海招寶山要塞，櫟社軍用機場、鎮海南洪軍用機場建立，但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日本開始全面侵華，8月16日即開始轟炸寧波。當年建成的滬杭甬鐵路寧波段不得不全線拆除。1938年，在杭州已告淪陷的情況下，寧波開始布防。次年6月23日，定海被攻占，寧波港封港，貨物改走鎮海。在日軍轟炸下，12月12日，居住在奉化溪口的蔣經國生母毛福梅遇難。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時20分，日本榮字第1644部隊在寧波東后街、開明街一帶播撒攜帶鼠疫病原體的麵粉、麥子、跳蚤，致使上百人喪生。11月30日，為防止疫病傳播，鄞縣政府將這一帶137間房屋燒毀，稱為“鼠疫場”。

1941年寧波鼠疫罹難者分布

1941年4月15日起，日軍開始大規模侵入寧波，4月19日，鎮海被攻占。4月20日，寧波城區被攻占。4月23日，寧波全境除象山外均被攻占。 為了繼續抵抗日軍占領，國軍成立了四明山游擊司令部，後改名為寧奉游擊指揮部。1942年8月13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共武裝浙東遊擊司令部在慈谿成立，後其下轄的三支隊、四支隊進入四明山區，五支隊留在慈谿進行抗戰，這支隊伍也被稱為“三五支隊”。這兩支部隊都對日軍採取了抵抗措施。抗戰期間，寧波本地居民也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貢獻。1942年4月18日，參加杜立德空襲返航的2架美軍轟炸機墜落在象山附近海面，部分飛行員被民眾救起。

國共內戰時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17日，國軍接收寧波。然而，戰後的寧波並不太平，國共之間的摩擦時有發生。1948年年中，與全國的情形一樣，寧波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法幣貶值。金圓券改革失敗之後，通貨膨脹更加嚴重。嚴重的金融危機衝擊了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 北方的戰事使得大批海上寧波人遷回寧波。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江亞輪爆炸沉沒的慘劇，超過3000人遇難，成為中國近代死亡人數最多的海難。 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是，戰後，世界經濟開始恢復和發展。以董浩雲、應昌期為代表的一批寧波幫人士開始前往香港、台灣和美國，繼續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

1949年1月，蔣中正下野，居住於溪口。4月25日，蔣中正在拜別母親王采玉陵墓後，與蔣經國從象山乘坐太康艦離開寧波前往上海，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故鄉。5月25日，寧波城區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6月5日，寧波專署成立，寧波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寧波行政區劃發生了較大變化。同時，原有的許多制度被廢除。文化大革命時期，餘姚發生了長時間的武鬥。改革開放後，寧波經濟開始依託港口迅速發展，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各城市前列。進入21世紀，寧波已經成為長江三角洲經濟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在海外取得成就的寧波幫人士此時也在包玉剛等人的帶動下開始支持家鄉建設。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變，寧波創造了集體經濟與民營經濟混合發展的“寧波模式”。

1970年建成的寧波新江橋，原名反帝橋，橋欄桿上的火炬體現當時的時代特點

制度與行政區劃變遷

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入浙東，鄞縣城區建置寧波市。6月，寧波專署成立。國軍在1949年到1950年間多次轟炸寧波，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江廈一帶建築損毀嚴重，曾經一度興盛的寧波天妃宮在戰火中被炸毀。 與此同時，在中國共產黨主導下，具有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特點的共青團、農會、工商業聯合會、居民委員會等組織相繼建立。1950年，土地改革試點開始。1953年，公私合營開始推行。自此，國家計畫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政策在民眾中造成了不滿。由於當時寧波周邊部分島嶼仍未被解放軍占領，解放軍以寧波為基地，進行了占領定海、漁山列島和一江山島的戰役。20世紀70年代，東海艦隊司令部由於林彪的一號命令也從上海遷往寧波。

寧波的行政區劃在當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9年11月1日，調整原鄞縣、鎮海、慈谿所轄區域，鎮明、海曙、江東、江北4區公所成立，後形成寧波中心城區。1952年，原屬台州的寧海縣改隸寧波專署，後幾經調整，於1983年隸屬寧波市至今。1953年6月3日，定海縣劃歸舟山專區，1987年成立舟山市。1954年10月15日，調整餘姚和慈谿所轄區域，劃原鎮海、慈谿、餘姚北部地區建立新慈谿縣，治滸山鎮。慈谿原縣治慈城鎮歸屬餘姚縣，後改為歸屬江北區。1984年，析鎮海縣成立鎮海區和濱海區。1987年7月4日，濱海區更名為北侖區。 自此，寧波市域諸縣市所轄範圍基本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前30年，寧波與中國大陸其他地方一樣，經歷了各種政治運動。從三反五反到大躍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56年5612號颱風登入之時，由於強調“抗台保豐收”，政府並沒有採取有效的疏散措施，導致象山縣近3500人死亡。文革期間，1967年7月19日開始，餘姚發生兩派“造反派”武鬥，導致8月24日開始，蕭甬鐵路餘姚段中斷近一月，雙方互有死傷，直到1969年4月方告結束。 然而，十年“文革”給寧波帶來的不單單是破壞。1974年1月，鎮海港開始建設，寧波港開始轉變為河口港。7月，鎮海煉化開始建設。

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曾多次會見包玉剛等寧波幫人士。1984年8月1日，鄧小平在北戴河提出，“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建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寧波被列為14個城市之一。1985年11月，國務院寧波經濟開發協調小組成立。1986年寧波被列為中國第二批歷史文化名城。1987年2月，寧波被列入計畫單列市。1988年3月批准為有制訂地方性法規許可權的較大的市。1994年寧波發展為中國副省級城市。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大陸對私人經營政策的放開，寧波本土的商人和政府官員創造了介於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之間的“寧波模式”。鄉鎮企業在獲得一定的發展後紛紛轉製成為私營企業。同時，在原有鄉鎮企業的帶動下，寧波的私營經濟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1999年，寧波民營經濟占經濟總量的80%，而在1996年，這一數字僅僅是20%。

與此同時，寧波的港口也出現了較快的發展。北侖港的修建使得寧波港從河口港成為海港，並躋身世界一流港口的行列。2006年1月1日，寧波港與舟山港聯合，成立寧波舟山港。2009年，寧波舟山港海上貨物吞吐量已經超過上海港，成為全國第一。 與此同時，臨港工業成為寧波經濟的一大支柱，其產值達到全市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

201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布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將寧波定位為“先進制造業基地、現代物流基地和國際港口城市”。

行政區調整

行政區劃調整，是順應發展大勢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以來，寧波先後實施了四輪大的行政區劃調整。這四輪行政區劃調整的過程，正是寧波從資源小市向經濟大市、從內河小港向國際大港、從商埠小城向國際港城跨越的過程，正是寧波城市能級、城市地位、城市品質大幅提升的過程，正是寧波人民獲得感不斷增加的過程。但我們要看到，隨著新型城市化的深入推進，寧波中心城區“小馬拉大車”“大腳穿小鞋”的弊端日趨顯現，分散化、碎片化的問題日益突出。寧波要做大城市的蛋糕、做強城市的能級、做優城市的品質，早日躋身全國大城市第一方隊，最有效的途徑是調整行政區劃、最佳化城市空間布局，使行政區劃更好地適應城市創新發展、轉型發展、開放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