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一口通商
- 外文名：Canton System
- 條件：經中國政府特許
- 性質：馳禁（海禁，鎖國政策）
- 時代：乾隆二十二年
背景,歷史意義,
背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英國商人多次違反清政府禁例，並有“移市入浙”的趨勢，企圖直接打開中國絲茶產區的市場，使寧波有成為另一個澳門的可能。這種形勢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認為江浙是華夏文物禮教之鄉，而且物產富庶，如果讓外國勢力打進去，會對其統治不利。加之粵海關海防也比浙海關堅固，有利於防範外商和保證稅收。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增加浙海關稅收，以抵制外船北上，使其無利可圖而返回廣東。但雖然增稅，仍然沒有效果。於是，清政府宣布封閉閩、浙、江三海關，僅保留粵海關對外通商。從始偌大的清帝國只剩下廣州一處口岸延續對外貿易來往。
為更清晰了解原意引乾隆原旨：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所奏勘定浙海關徵收洋船貨物酌補贛船關稅及梁頭等款，並請用內府司員督理關稅一折，已批該部議奏。及觀另折所奏，所見甚是，前折竟不必交議。從前令浙省加定稅則，原非為增添稅額起見，不過以洋船意在圖利，使其無利可圖，則自歸粵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貨，價值既賤於廣東，而廣東收口之路，稽查又加嚴密，即使補征關稅、梁頭，而官辦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計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終不能強其舍浙而就廣也。粵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謀生，不獨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門、黃埔在設有官兵，較之寧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仍令赴粵貿易為正。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但此等貿易細故，無煩重以綸音。可傳諭楊應琚，令以己意曉諭番商。以該督前任廣東總督時，兼管關務，深悉爾等情形。凡番船至廣，即嚴飭行戶善為料理，並無與爾等不便之處，此該商等所素知，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若可如此辦理，該督即以此意為咨文，並將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堯。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此於粵民生計並贛、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肅清。看來番船連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於避重就輕，而寧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誘，並當留心查察。如市儈設有洋行，及圖謀設立天主堂等，皆當嚴行禁逐，則番商無所依託，為可斷其來路耳。如或有難行之處，該督亦即據實具奏。再將前折隨奏交部議覆，可一併傳諭知之。尋，覆奏：臣已遵旨曉諭番商洪任等回帆。並咨移李侍堯及札行寧波定海各官一體遵照。現在尚無設立洋行及天主堂等情弊。
歷史意義
實際上從明嘉靖二年(1523)開始，因“爭貢之役”，嚴申海禁，廢罷泉州、寧波二市舶司，止存廣東司，廣州便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惟一口岸。至1566年共43年。清初為防範台灣鄭氏反清勢力，在東南沿海“圍海遷界”，實行海禁，廣州又成為惟一的外貿口岸，時斷時續直至1842年。“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促進了廣州的繁榮。
清廷實行“一口通商”後，最初18年，到廣州貿易的歐洲各國商船平均每年21.6艘；1785年至1795年，平均每年達到57.5艘。1796年至1820年，來粵歐美商船平均每年76.2艘；1821年至1838年，平均每年增至110艘。因為實行一口對外通商，全國各地都把貨物運到廣州，品種多達80餘種。其中茶、絲、瓷器、棉布、藥材等為主要出口貨物。
清代出口商品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絲綢的首席地位被茶葉所取代。中國茶葉早在元明時期，便從廣州出口販運到歐洲國家。17世紀初，飲茶風氣首先在荷蘭興起；到明崇禎年間，傳到法國巴黎；17世紀中葉，飲茶在保守的英國倫敦成為社會風尚；又向東傳至莫斯科，征服了整個歐洲，是人們不可缺少的日常飲料。17世紀至18世紀，僅從廣州運至英國的茶葉每年就達兩萬磅，茶葉成了鴉片戰爭前廣東出口量占第一位的商品。清人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記載："道光十七年，廣東出口（英國）茶葉三十餘萬石，共值銀千有四百餘萬元……彌利堅國（美國）購茶價值三百六十九萬（銀），共茶十二萬餘石；荷蘭歲需茶三百八十萬斤不等；佛蘭西（法國）二十萬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國大約二百萬斤。"可見茶葉此時不但暢銷歐洲還遠銷美洲。從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廣州茶葉平均年出口值達1207萬銀元，約占當時出口總值的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