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早年經歷,進京應試,名動京師,自請出京,烏台詩案,東山再起,再任杭州,流落儋州,身逝常州,主要影響,文學,藝術,歷史評價,總體評價,歷代評價,軼事典故,應考趣聞,建築蘇堤,南北不二,寬容大度,程蘇結怨,美食大家,雷州西湖,朝雲識我,河東獅吼,佛禪因緣,人際關係,個人作品,詩文作品,書畫作品,藝術形象,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蘇軾於宋
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於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
蘇味道之後裔。蘇軾之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不可或缺之意。蘇軾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其父
蘇洵是古文名家,其母程氏曾以東漢名士
范滂的事跡勉勵其砥礪名節。
慶曆八年(1048年),蘇洵因父喪居家,閉戶讀書,把自己的學識品行教授給蘇軾與幼子
蘇轍。
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範。好交友、好美食,創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進京應試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
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農曆虛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
西蜀地區,沿江東下,於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
當年考試的策論題目是《
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策論獲得當時的主考官
歐陽修和小試官
梅堯臣的賞識。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皆不知此句出處,便將他從第一降至第二
(一說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放榜後,蘇軾謁謝,梅堯臣問蘇軾此句出處,蘇軾回答是《
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陽修等回去查,沒查到。蘇軾便說他是取孔融“
想當然”之意。歐陽修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名動京師
在
歐陽修的一再稱讚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
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喪期滿。翌年二月,三蘇重返汴京。蘇軾授
河南府福昌縣主簿,
蘇洵試秘書省校書郎。
嘉祐六年(1061年),在
歐陽修的推薦下,蘇軾兄弟參加名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
制科考試。九月,蘇軾的對策被評為第三等
(一、二等虛設,第三等為實際上第一等),之前宋朝只有一個
吳育中過這種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蘇軾中第三等被稱為“百年第一”。隨後授大理評事、簽書
鳳翔府判官。四年後還朝,任判登聞鼓院,又通過學士院的考試,任
直史館。
宋英宗
治平三年(1066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後,蘇軾還朝。此時,震動朝野的
王安石變法開始。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而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自請出京
宋神宗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
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
謝景溫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
熙寧七年(1074年)秋,蘇軾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任知州。
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
徐州任知州。黃河在曹村決口,使梁山泊泛濫,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匯聚在徐州城下,暴漲的洪水不時泄出,城牆即將被洪水沖毀,富有的百姓爭相出城躲避洪水,蘇軾說:“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會動搖,我和誰來守城?我在這裡,洪水決不能沖毀城牆。”驅使富民重新回到城裡。蘇軾到武衛營,呼喊士兵長官說:“河水即將沖毀城牆,事情危急,雖然你們是禁軍,但也請你們為我盡一點力。”士兵長官說:“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輩小人,應當效命。”帶領他的士兵們拿著畚箕鐵鍬出來,修築東南長堤,頭起戲馬台,尾連著城牆。雨日夜不停地下,城牆露出水面僅僅只有三版那么高。蘇軾搭建小草屋住在城牆上,路過自己家門也不進去,派官吏分別堵塞缺口以守護城牆,終於保全了徐州城。又請求徵調明年夫役增築徐州舊城,修建木質護岸,以防洪水再來。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
烏台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蘇軾調任
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
湖州謝上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又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
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
烏台詩案”
(烏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台)。
烏台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
王安石當時退休
金陵,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幸虧宋太祖
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他才算躲過一劫。
黃州團練副使一職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後,心情鬱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
赤壁賦》《
後赤壁賦》和《
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以此來寄託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公務之餘,他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蘇軾在這時起的。
東山再起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
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蘇軾於是選擇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拚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再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
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饑饉瘟疫一起發生。蘇軾向朝廷請求,減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賜給剃度和尚的度牒,換成大米來救濟飢餓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減價出賣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湯藥,派人帶著醫生分街坊給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蘇軾說:“杭州,水陸交會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於是集中多餘的公款二千緡,蘇軾又拿出自己的黃金五十兩,辦起病坊,稍微積蓄一些錢糧收治有病的百姓。蘇軾看到茅山有一條河專門容納錢塘江潮水,鹽橋有一條河專門容納西湖水,於是疏浚這二條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閘門,控制西湖水的蓄積與排泄,錢塘江潮水不再進入杭州城內。又用剩餘的人力修復了六井,再把挖出來的淤泥堆積在西湖中,南北長三十里,修築成長堤以來往行人。吳地百姓種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蘇軾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種菱,水草不再生長。把種菱的收入備作以後修浚西湖的費用,取救濟荒災剩餘的一萬緡錢、萬石糧食;以及申請得到的一百張僧人度牒用來雇募民工。長堤築成,在堤上種植芙蓉、楊柳,望去好像圖畫,杭州人把長堤命名為
蘇公堤。
流落儋州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
唐代的
白居易。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擬任吏部尚書,還沒有到任。因為弟弟
蘇轍任
尚書右丞,蘇軾改任翰林承旨。不久即元祐六年八月,又因為政見不合,請求出任地方官,於是以
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
揚州知州。沒過一年,朝廷以
兵部尚書的職務召蘇軾入京,兼任侍讀。這一年,宋哲宗到南郊祭祀,蘇軾為
鹵簿使,導駕進入
太廟。有赭傘犢車並青蓋犢車十餘輛爭道,沒有避讓皇帝的儀仗。蘇軾使御營巡檢使去調查原因,原來是皇后及大長公主的車隊。當時,
御史中丞李之純是皇家儀仗使,蘇軾要他上奏皇帝,但李之純怕得罪皇后與大長公主,不敢說。蘇軾就在車中向哲宗上奏此事,哲宗把奏書派人送給太皇太后處理。第二天,朝廷下詔書整肅儀仗隊伍,從皇后而下都不許迎接謁見。不久蘇軾任禮部尚書,兼端明殿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
定州知州。是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
紹聖元年(1094年)六月,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
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
海南島儋州。據說在
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裡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下來的
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後,蘇軾相繼被調為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頒行
大赦,蘇軾復任
朝奉郎。
北歸途中,蘇軾於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屬江蘇)逝世,享年六十六歲。蘇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
鈞台鄉上瑞里。次年,其子
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
宋高宗即位後,追贈蘇軾為
太師;
宋孝宗時,追謚“文忠”。
主要影響
文學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
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局限於新政,也未局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
題西林壁》和《
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
不識廬山真面目”和“
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
泗州僧伽塔》《
飲湖上初晴後雨》《
慈湖夾阻風》等。
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蘇軾與王安石、黃庭堅、
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
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
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自
晚唐、
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柳永雖然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卻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而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由於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
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於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狹小的生活場景,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閒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像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盪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
王灼《
碧雞漫志》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
蘇軾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於唐文的特徵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
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
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
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由於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
記承天寺夜遊》,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作了《
赤壁賦》和《
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並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雲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台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後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
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藝術
蘇軾擅長寫
行書、
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
王僧虔、
徐浩、
李邕、
顏真卿、
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後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說明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和《祭黃幾道文》等帖。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託,反對形似,反對程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後“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蘇軾是高踞於中國繪畫美學思想及其實踐發展史之分水嶺上的重要人物。其作品有《枯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
歷史評價
總體評價
蘇軾在文、詩、詞三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蘇軾的創造性活動不局限於文學,他在書法、繪畫等領域內的成就都很突出,對醫藥、烹飪、水利等技藝也有所貢獻。蘇軾典型地體現著宋代的文化精神。從文學史的範圍來說,蘇軾的意義主要有兩點:首先,蘇軾的人生態度成為後代文人景仰的範式: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由於蘇軾把封建社會中士人的兩種處世態度用同一種價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處變不驚,無往而不可。當然,這種範式更適用於士人遭受坎坷之時,它可以通向既堅持操守又全生養性的人生境界,這正是宋以後的歷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蘇軾的審美態度為後人提供了富有啟迪意義的審美範式,他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現美的存在。這種範式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兩方面為後人開闢了新的世界。所以,蘇軾受到後代文人的普遍熱愛,實為歷史的必然。
蘇軾在當時文壇上享有巨大的聲譽,他繼承了歐陽修的精神,十分重視發現和培養文學人才。當時就有許多青年作家眾星拱月似的圍繞在他周圍,其中成就較大的有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合稱“
蘇門四學士”。再加上
陳師道和
李廌,又合稱“
蘇門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儀、唐庚、張舜民、孔平仲、賀鑄等人,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蘇軾影響。由於蘇軾的成就包括各種文學樣式,他本人的創作又沒有固定不變的規範可循,所以蘇門的作家在創作上各具面目。黃庭堅、陳師道長於詩,秦觀長於詞,李廌以古文名世,張、晁則詩文並擅。同時,他們的藝術風貌也各具個性,例如黃詩生新,陳詩樸拙,風格都不類蘇詩,後來黃、陳還另外開宗立派。
蘇軾的作品在當時就馳名遐邇,在遼國、西夏等地都廣受歡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蘇軾作品的流傳,但是禁愈嚴而傳愈廣。到了南宋黨禁解弛,蘇軾的集子又以多種版本廣為流傳,以後歷代翻刻不絕。
在後代文人的心目中,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人們爭相從蘇軾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在金國和南宋對峙的時代,蘇軾在南北兩方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詩不但影響有宋一代的詩歌,而且對明代的公安派詩人和清初的宋詩派詩人有重要的啟迪。蘇軾的詞體解放精神直接為南宋辛派詞人所繼承,形成了與婉約詞平分秋色的
豪放詞派,其影響一直波及清代陳維崧等人。蘇軾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標舉獨抒性靈的公安派散文的藝術淵源,直到清代袁枚、鄭燮的散文中仍可時見蘇文的影響。
蘇軾還以和藹可親、幽默機智的形象留存在後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遊蹤,他在生活中的各種發明都是後人喜愛的話題。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後人廣泛喜愛的程度而言,蘇軾是無與倫比的。
歷代評價
軼事典故
應考趣聞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得到考官梅堯臣的賞識,並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歐陽修亦十分讚賞,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該文為自己的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列為第二。結果試卷拆封后才發現該文為蘇軾所作。
蘇軾考取進士後給歐陽修寫了一封感謝信,歐陽修感嘆他的才華。歐陽修在給詩人梅堯臣的一封信《
與梅聖俞書》中稱讚蘇軾:“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到了禮部複試時,蘇軾再以《春秋對義》取為第一。
關於《刑賞忠厚之至論》中的內容:“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當時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歐陽修問蘇軾出於何典。蘇軾回答在《
三國志·孔融傳》中。歐陽修翻查後仍找不到,蘇軾答:“曹操滅袁紹,以紹子袁熙妻甄宓賜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出於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歐陽修聽畢恍然大悟。
建築蘇堤
“東坡處處築蘇堤”,蘇軾一生築過多條長堤。北宋
熙寧十年(1077年)秋,徐州大水圍城。蘇軾通知大家“備畚鍤,蓄土石,積芻茭”,同時急調5000人加固城基、高築城牆。蘇軾在水情嚴峻的城南,組織徐州軍民修築了一條防洪長堤。《宋史·蘇軾傳》記載:蘇軾“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台,尾屬於城”,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蘇堤》:“宋蘇軾守徐時,河決為患,因築以障城,自城屬於台,長二里許,民賴以全,活著眾,今尚存。”徐人至今思焉。
北宋元祐四年(1089),蘇軾任杭州知州,由於西湖長期沒有疏浚,淤塞過半,“崶台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湖水逐漸乾涸,湖中長滿野草,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蘇軾來杭州的第二年率眾疏浚西湖,動用民工二十餘萬,開除葑田,恢復舊觀,並在湖水最深處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為標誌。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來,築成一條縱貫西湖的長堤,堤有六橋相接,以便行人,後人名之曰“蘇公堤”,簡稱“蘇堤”。
元祐六年(1091)蘇軾被貶潁州(今安徽
阜陽)時,對潁州西湖也進行了疏浚,並築堤。
紹聖元年(1094年),蘇軾被貶為遠寧軍節度副使、惠州(今屬廣東)安置。年近六旬的蘇軾,日夜賓士,千里迢迢赴貶所,受到了嶺南百姓熱情的歡迎。蘇軾把皇帝賞賜的黃金拿出來,捐助疏浚西湖,並修了一條長堤。為此,“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村西雞”,人們歡慶不已。
南北不二
晚唐五代以來,文人對《
壇經》的閱讀和接受更為普遍與深入。據《壇經》記載,惠能初見五祖
弘忍時,弘忍大師說:“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
惠能答道:“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蘇軾接受了這種“南北不二”的觀念,並在《聞潮陽吳子野出家》一詩中表達了“當為獅子吼,佛法無南北”的思想。在此詩之前,他在《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中也曾有“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的說法。
在“南北不二”觀念的影響下,蘇軾逐漸將南北融為一體,這在他的詩歌中多有表露,如“人間底處有南北,紛紛鴻雁何曾冥”“片雲會得無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既然“南北”本無分別,那么隨心適意的生活狀態便成了蘇軾的人生追求,所謂“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進一步展現了他的這種思想:“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心安之所,便是故鄉。南北融合的思想觀念以及“隨緣自娛”的生活心態,對蘇軾的詩歌創作產生重要影響。
心態的平和緣自對《壇經》南北觀念的接受和對佛禪義理的深入理解,也正是這種平和的心態,讓蘇軾與南宗禪結下了不解之緣。謫居嶺南時期,他在詩歌中多次表達了對南宗禪的嚮往:“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
寬容大度
蘇軾在杭州上任之初,
都商稅務捕到一個逃稅的人,是
南劍州(今福建南平)
鄉貢進士吳味道。他冒用蘇軾的名銜密封兩大捲軸要送到京師蘇轍的府第。蘇軾問他捲軸里裝什麼東西。吳味道惶恐地說:“我今年秋天榮幸地得到推薦成為鄉貢進士,同鄉湊集了十萬錢做為贈別的禮物送我。我買了四百丈建陽薄絲,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稅務官署都要抽稅,到京城時怕剩下不到一半數,所以私下構想:‘當今天下最有名望、且愛提攜獎掖讀書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蘇侍郎(蘇轍)而已。縱然事情敗露,也一定能得到寬恕。’於是假借先生的名銜把絲封了起來。來到此地,卻不知道先生已經先來到這裡任職。真是倒霉,我也無話可說了。”
蘇東坡看了好一會,笑著讓管文書的家僕把舊封條除去,換題上新的名銜,附上“送至東京(今河南開封)竹竿巷”字樣的箋條,又親手寫了一封給弟弟蘇轍的信交給吳味道,說:“前輩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無妨了。”
程蘇結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
司馬光去世,大臣們正舉行明堂祭拜大典,趕不及奠祭,儀式一完成,大臣們希望趕去弔喪,
程頤卻攔住大家,說
孔子“是日哭則不歌”,參加明堂典禮之後,不該又弔喪家。大家覺得這不近人情,反駁說,“哭則不歌”不代表“歌則不哭”。蘇軾嘲笑程頤說:“這是枉死市上的
叔孫通制訂的禮法。”這是蘇軾、程頤兩人結怨的開始。
有一次國家忌日,眾大臣到
相國寺禱佛,程頤要求食素,蘇軾責問說:“正叔(程頤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嗎?為什麼要吃素食?”程頤說:“禮法:守喪不可飲酒吃肉;忌日,是喪事的延續。”蘇軾唱反調:“支持劉家的人露出左臂來罷!”(用史記典故,蘇軾自比為漢朝的太尉
周勃,把程頤比為呂氏亂黨,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觀、黃庭堅等則吃肉。
美食大家
蘇軾本人是個美食家,宋人筆記小說有許多蘇軾發明美食的記載。蘇軾知杭州時,元祐五年(1090年)五、六月間,浙西大雨,太湖泛濫。蘇軾指揮疏濬西湖,築蘇堤。杭州百姓感謝他。過年時,大家就抬豬擔酒來給他拜年。蘇軾指點家人將豬肉切成方塊,燒得紅酥,然後分送給大家吃,這就是
東坡肉的由來。
《曲洧舊聞》又記:蘇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玉簾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雷州西湖
廣東
雷州西湖原名羅湖,始建於北宋,自從大文豪蘇軾兄弟在此醉游之後,羅湖更名為
西湖。
宋紹聖七年蘇軾從惠州貶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經
雷州,有幸與其貶雷的胞弟
蘇轍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擇日游羅湖泛舟,被羅湖秀麗的風光吸引,戀不思歸,游罷到湖濱
天寧禪寺憩休,蘇城游趣尚濃,“萬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時此地寫就的。
朝雲識我
蘇軾一日飯後拍著肚皮問左右侍婢內中所裝何物,一婢說是文章,一婢說是見識,蘇軾皆不以為然。獨有
王朝雲朗聲道:“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大笑曰:“知我者朝雲也!”
寄託了蘇軾人生之感的《
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是傳誦一時的名篇,朝雲亦常為其吟唱。但每每唱至“枝上柳綿吹又少”時,朝雲便會感於句中所寓的悲情而慟哭不能自已,她說:“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芳草’句也。”正因為朝雲是這樣一個有著敏銳感受力和洞察力的知音,所以,她死後蘇軾竟“終生不復聽此詞”。
元豐六年(1083年),朝云為蘇軾生下一子,取名遯兒。“遯”即“遁”也,表達了其時蘇軾已無意官場的決心。蘇軾被貶惠陽時已年近花甲,雖然他有“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樂觀放達,但人們都明白他在政治上已很難東山再起。隨著家勢的每況愈下,曾經簇擁在他身邊的侍兒姬妾都陸續散去,陪他的只有朝雲。
蘇軾到惠陽的第三年,朝雲染瘟疫不幸亡故,年僅34歲。“不合時宜,唯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更思卿”,這是在朝雲死後,蘇軾無奈而深情的低語。
河東獅吼
蘇軾有一位好友叫陳季常。元豐三年(1080年),蘇東坡因“烏台詩案”被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不期遇上陳季常,兩人系成為好友。陳季常在龍丘的房子叫濯錦池,寬敞華麗,家裡養著一群歌妓,客人來了,就以歌舞宴客,就有點象我們現在招待客人進歌廳的意思差不多。而陳季常的妻子柳氏,性情暴躁凶妒,每當陳歡歌宴舞之時,就醋性大發。拿著木杖大喊大叫,用力椎打牆壁弄得陳季常很是尷尬。
蘇東坡就寫了一首詩取笑陳季常:“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是柳氏的郡望,暗指柳氏。“獅子吼”一語來源於佛教,意指“如來正聲”,比喻威嚴。後來這個故事被宋代的洪邁寫進《容齋三筆》中,廣為流傳。河東獅吼的典故從此確立。
佛禪因緣
蘇軾自號東坡居士,在不少詩文用此號署名,創作佛禪詩幾乎貫穿了蘇軾一生。彼時,禪宗思想盛行,恰逢蘇軾政治失意、遠離朝廷。由此,蘇軾自覺地接受佛禪思想並融會貫通,將佛禪融入自己的詩作創作。不僅如此,
禪宗也對蘇詩的思想內容產生巨大影響,使蘇詩具有更為深邃的精神境界和更為灑脫的人生情懷。蘇軾在學佛過程中主要吸取了
華嚴宗“圓融無礙”的宇宙觀和禪宗心性本淨、見性成佛的頓悟學說,形成空靜圓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在黃州時蘇軾常與金山寺住持
佛印禪師來往,一日,蘇軾做一首詩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呈給佛印。禪師即批“放屁”二字,囑書童攜回。東坡見後大怒,立即過江責問禪師,禪師大笑:“學士,學士,您不是‘八風吹不動’了嗎,怎又一‘屁’就打過了江?”“八風吹不動”可見於《佛地經論》卷五,詩僧
寒山詩歌亦有此句,八風是佛教用語,指八種境界的風:稱、譏、毀、譽、利、衰、苦、樂。
蘇軾生命的最後時刻,還有僧友維林陪伴,可見禪宗義理對他生命的慰藉。在絕筆詩《答徑山琳長老》中,他寫道:“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這裡不僅有對生命“無身則無疾”這種《金剛經》式的禪辯,還有對於生老病死之苦的超脫,也是蘇軾思想臻於至境的表達。
人際關係
輩分 | 稱謂/姓名 | 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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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作《 名二子說》說明替兒子命名的來由,史書記載其與程氏共有三子三女,然長子蘇景先與長女、次女早夭 |
| 眉山富豪程文應之女,十八歲時嫁時年十九歲的蘇洵。婚後相夫教子、操持家務。蘇軾一生的思想深受母親影響 |
| | 長蘇軾一歲,成年後嫁表兄 程之才,常受夫家人指責,染病抑鬱而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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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弗 堂妹,王弗逝去三年後嫁給蘇軾。蘇軾五十八歲時逝世,得年四十六 |
| 原為歌妓。三十八歲時的蘇軾贖十二歲的朝雲,後收為 侍妾。她陪伴蘇軾度過仕途不順的歲月,卒於 紹聖三年,得年三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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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作品
詩文作品
書畫作品
藝術形象
年份 | 遊戲名 | 出現場景 | 形象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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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主線任務第二十六回“竹溪花浦曾同醉”、支線任務“雪泥鴻爪”中出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