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父親
錢承沛考中
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早年求學
1901年,入
私塾讀書。1904年,進果育國小就讀。1905年,父逝。1906年,入常州中學堂。
1910年,轉入
南京私立鐘英中學,逢
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開始執教
1911年,任教無錫秦家渠三兼國小,為教學生涯之始。
1918年,任教鴻模學校,即原果育國小,出版《
論語文解》。
1919年,任後宅泰伯市初小校長。
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
1927年,轉任教
蘇州中學。1928年,妻歿、兒殤、兄亡連遭三喪。
1944年,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
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創辦新亞
1953年,創立
新亞研究所任所長。孫鼎宸舉家來港,記錄錢穆講座,編為《新亞學術講座》,“是為新亞有出版之第一書”。1953年秋,
孫鼎宸入新亞研究所,遵錢穆之囑編《中國兵制史》,為該所諸生第一書。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授予
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定名港中大
1967年10月,應
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自港返台,定居
台北,住金山街。
膺選院士
1968年,膺選
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遷至外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
素書樓”。
1977年冬,胃痛甚劇,次春患
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
1980年夏,在夫人陪同下到
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
大陸的三子(錢拙、
錢行、
錢遜)一女(錢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
錢易)長侄(
錢偉長)相見。
1984年,錢穆90歲,在港門人舉行壽慶活動,先生得以與二子、二女及孫(錢松)孫女(
錢婉約)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同年獲頒
行政院文化獎章。
1986年6月9日下午,在
素書樓講最後一課,臨別贈言:“
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至此告別杏壇。
1990年,發生
素書樓事件,錢穆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於杭州南路寓所過世。
1992年1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於
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個人生活
第一位妻子是
無錫後宅鄒氏,1928年去世,嬰兒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張一貫,1929年在
蘇州與錢穆成婚。張一貫是一位知識女性,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曾做過蘇州北街第二中心國小校長。她為錢家生有三子二女(錢拙、
錢行、
錢遜、
錢易、
錢輝)。“抗戰”時錢穆流轉西南,隻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廣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點為學“棄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張一貫一手帶大。
1950年暑期,胡家遷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灣,在台中師範學校(今台中師範學院)圖書館任職。新亞書院創辦之初,為了籌集辦學經費,錢穆常常奔走在香港與台北之間。
1952年4月16日,他應舊友
朱家驊的邀請,在淡江文理學院新落成的大樓驚聲堂為台北聯合國中國同志學會作演講。講演方畢,突然屋頂塌陷,水泥塊直擊他的頭部,他頭破血流,幾乎喪命。此後數月,錢穆一直在
台中存德巷養病,得到了當時在台中師範學校圖書館工作的
胡美琦的悉心照顧,這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滿姻緣打下了伏筆。1952年秋,胡美琦進入台北師範學院教育系學習,畢業後來香港。
1956年1月30日與錢穆結為夫婦。胡氏未育,著有《中國教育史》等書。
錢穆的《
師友雜憶》中有這樣一則記錄,錢穆稱
錢基博為叔父,而錢基博則命兒子
錢鐘書也稱錢穆為叔父。
錢偉長是錢穆長兄
錢摯之長子,錢穆的親侄,錢偉長的名字即出於錢穆之口。
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
余英時、
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著名物理學家
錢偉長是他的侄子,幼年時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
國學功底。
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
晚學盲言》。
自學成才
錢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學鑄造輝煌的典範,他從20世紀初期的江南鄉村走出來,靠自學成為當時
北京大學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
與錢伯圭
錢伯圭是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
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藉此教誨道:“此等書可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
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
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此番話給當年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余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與燕大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因
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
燕京大學,開始任
國文系講師。燕大是當時中國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嚮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燕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燕大執教,自然樂於接受。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
司徒雷登主持。
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
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未悉
何義?此謂中國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園中有一湖,景色絕勝,競相提名,皆不適,乃名之曰“
未名湖”。
與胡適
錢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
顧頡剛的鼎力相薦,這與文學院長
胡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錢穆在蘇州時,曾與到
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
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適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
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
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
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
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
胡適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
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繫批評
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贊錢說,彼此爭論不斷。
有一次,贊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
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後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與傅斯年
1937年“
七七事變”後,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在
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
湯用彤、
賀麟三人結伴,自
天津海行,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
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
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之一。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
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
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評。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復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終於未能成為真正的“同道”。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於錢穆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請。他往返於各地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7年,家鄉的
江南大學正式成立,應
榮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一職。
與呂思勉
錢穆是
國學大師,晚年的時候,他曾寫了一部《師友雜憶》,書中,有一部分章節記述了自己的教育經歷,其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讀中學時的一次考試。
那是一次地理考試,只有4道題,滿分100分,每道題25分,錢穆拿到試卷後,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的時候,他興奮了,原來啊,這道題的內容是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後,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而且不是“為了答題而答題”,完全是興之所至,洋洋灑灑地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總算把這個題目答完了,便從頭到尾開始檢查,可就在此時,交卷的鈴聲響起,可他只顧著全神貫注地答第三道題,餘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已經來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錢穆的這次考試,是不能及格了,因為他只答了1/4的題,即使那道題給他滿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發下來後,錢穆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來,負責這次判卷的是史學大師
呂思勉,呂先生看到錢穆的卷子後,發現他雖然只答了一道題,但這道題答得特別出色,論證合理、充分,對於一個中學生,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呂先生素有愛才之心,他就錢穆的這道題寫了長長的批語,對錢穆的答案給予了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並給出了75分的成績,使錢穆僅憑一道題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為評卷人的呂思勉,並沒有按照僵化的規定去評卷,而是用靈活的方式,對學生的創造力進行鼓勵。
新亞歲月
1949年
國民黨政府退守
台灣,錢穆雖沒有赴台,卻也因為憂心時局,與不少知識分子經
廣州去了
香港。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雖不大,也無圖書館,但亞洲文商從此由夜校改為日校,並更名為“
新亞書院”,錢穆出任院長。
錢穆雖在港辦學,並沒有斷開與
台灣的聯繫。隨著
蔣介石在台政務與各項文化建設逐漸展開,錢穆多次受邀赴台講學,傳授
中國文化與歷史精神。
抗戰時,錢穆就數度於
四川晉見
蔣介石,談及
理學與歷史。蔣介石托錢穆編寫《
清儒學案》,邀他到
重慶中央訓練團演講,素有交情。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後,
蔣介石不但親自邀請錢穆去台一敘,而且由
宋美齡、
蔣經國招待,同時指示台灣行政當局每月撥給港幣3000元,供新亞紓解資金困境。前後達4年,直到
耶魯大學提供新亞書院補助為止。1950年之後,錢穆大約每年受邀到台灣演說或與蔣介石小敘。
蔣經國多會作陪。錢穆曾考慮在台興辦新亞書院分校,但因未獲國民黨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
孫鼎宸舉家來港,每周必出席
新亞書院的學術講座,不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錄。因其不憚絮煩記錄詳盡,積錄成書,歷次講稿竟編為《新亞學術講座》,“是為新亞有出版之第一書”。1953年秋,新亞研究所成立,孫鼎宸入所學習,遵錢穆之囑編《中國兵制史》一書,亦為新亞研究所諸生出書之第一部。
1956年錢穆為
新亞書院爭取到美國方面每年2.5萬美元的補助,解除了新亞書院的經濟危機。
與港中大
錢穆還堅持必須由
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
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余決不參一議。”當時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
富爾敦,通
粵語,讀中國書,曾說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當時,錢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輕視。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這首廣為流傳的《新亞校歌》,歌詞是錢穆親自寫的。“香港原來是
殖民地社會,錢先生辦了新亞,才有一個學校專門來研究
中國文化、
中國歷史,這個影響很大。後來新亞成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確實也有很重要的意義。”錢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國在那個年代仍然無法統一,“他說作為中國人,我們怎么能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
當年新亞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穆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名定為“中文大學”,他還與富爾敦約定,
新亞研究所將成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並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
但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稱需要時間進行學術研究,露出倦勤跡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學呈現集中發展的趨勢,成員背景複雜,辦校理念與錢穆主張應聯合書院成立大學組織的想法相左,一時引發議論。錢穆多次請辭不成,只好向新亞書院請長假表態。1965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結束在香港辦學16年的生涯。
個人作品
中國學術界尊其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
士大夫、
國學宗師。他一生寫了1700多萬字的
史學和
文化學著作,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著很大的影響。
胡美琦及二三門人蒐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學術思想,乙編:史學,丙編:文化人生及其他雜著)五十四冊,1998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全部出版。
《
清儒學案》全稿成後,被國立編譯館遺失,幸留有序目。錢穆論著主要有:
出版日期 | 書名 | 作者 | 出版社 |
1918年11月 | 論語文解 | 錢穆 | |
1919年8月 | 朱懷天先生紀念集 | 錢穆 | 上海自刊本 |
1925年3月 | 論語要略(國學小叢書)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26年 | 孟子要略 | 錢穆 | |
1930年3月 |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30年3月 |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30年 | | 錢穆 | |
1931年5月 |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31年8月 |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31年 | 周公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32年 | | 錢穆 | 上海大華書局 |
1935年12月 |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37年5月 |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40年6月 | | 錢穆 | 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42年6月 | | 錢穆 | 重慶國民出版社 |
1943年(待查) | | 錢穆 | |
1945年11月 | | 錢穆 | 重慶商務印書館 |
1948年 | 孟子研究 | 錢穆 | |
1949年5月 | 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 | 錢穆 | 台北自由中國出版社 |
1950年10月 | 中國社會演變 | 錢穆 | |
1951年 | 中國知識分子 | 錢穆 | 香港中國問題研究所 |
1951年11月 | | 錢穆 | 台北國民出版社 |
1951年12月 | | 錢穆 | 香港東南出版社 |
1952年1月 | | 錢穆 | 台北正中書局 |
1952年11月 |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1952年11月 | | 錢穆 |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1953年5月 |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1953年6月 | | 錢穆 |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1953年6月 | | 錢穆 |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1955年3月 | | 錢穆 | 台北正中書局 |
1955年3月 |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1955年5月 |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1957年4月 |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1957年6月 |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1957年10月 | | 錢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
1958年6月 | | 錢穆 | 香港自刊本 |
1958年8月 | 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 | 錢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
1960年5月 |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1960年6月 | | 錢穆 | 台北聯合出版中心 |
1961年12月 | | 錢穆 | 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 |
1962年10月 | 史記地名考 | 錢穆 | 香港太平書局 |
1963年 | 孔子論語新編 | 錢穆 | 台北商務印書館 |
1963年3月 | | 錢穆 | 香港人生出版社 |
1963年12月 | | 錢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
1968年7月 | | 錢穆 | |
1968年 | 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力 | 錢穆 |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出版社 |
1969年11月 |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1970年5月 | 史學導言 | 錢穆 | 台北中央日報社 |
1971年7月 |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1971年9月 |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1971年11月 | | 錢穆 | 台北自刊本 |
1973年5月 | | 錢穆 | 台北三民書局 |
1974年1月 | | 錢穆 | |
1974年8月 | 孔子傳 | 錢穆 | 台北孔孟學會 |
1974年9月 |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975年10月 | 孔子略傳<論語>新編 | 錢穆 | 台北廣學社印書館 |
1975年 | 八十憶雙親 | 錢穆 | 香港新亞書院校友會 |
1975年9月 | | 錢穆 |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1976年2月 |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 |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77年5月 |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79年 | | 錢穆 | |
1979年8月 |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79年10月 | 人生三步驟 | 錢穆 | 香港大學 |
1981年1月 | | 錢穆 |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1981年12月 |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 | 錢穆 | 台北東升出版公司 |
1982年7月 |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82年7月 | | 錢穆 | 台北東人圖書公司 |
1983年1月 |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83年10月 | 宋明理學三書隨札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84年12月 |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87年8月 |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89年3月 |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89年9月 | | 錢穆 |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1998年5月 | 錢賓四先生全集 | 錢穆 |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2014年1月 | |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社會評價
顧頡剛:錢賓四先生,在北大任歷史講席已越10年,學識淵博,議論宏通,極得學生歡迎。其著作亦均縝密謹嚴,蜚聲學圃,實為今日國史界之第一人,剛敬之重之。
林語堂:錢先生學問精純,思想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為平正篤實的文章。
唐君毅:錢先生自幼以中國讀書人之本色,獨立苦學,外絕聲華,內無假借,30年來,學問局面一步開展一步,而一直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之時代憂患共終始。
牟宗三: 錢先生在北大,課講得很精彩,學生們都很歡迎他。講秦漢史以錢賓四先生為最好,研究秦漢史莫不以錢先生為宗師。
楊聯升: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
嚴耕望: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
余英時: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蒙文通: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前輩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評《先秦諸子系年》初稿)
許倬雲:中國近百年來,國運與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幾千年的文化精神,終究孕育了幾位為中國文化作後衛戰的學術巨人,賓四先生是最後走的一位。
孫國棟:錢先生從18歲起已開始致力於學術,以後研究、講學、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嘗中斷,這番毅力精神曠古所無。而學問成就規模之宏大,實朱子以後一人。
黃仁宇: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
葉海煙: 當代中國史學大家錢穆一生以學術為志業,為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勞心盡瘁超過一甲子,其歷時之久與影響之深,當代幾無人能出其右。
劉夢溪: 文化史學的集大成者是錢賓四先生。治國史而以學術流變為基底,直承儒統,獨立開闢,不倚傍前賢時俊,是錢學的特點。……“
國學大師”之名,
章太炎之後,唯錢穆當之無愧。
霍韜晦: 在迷惘的時代,能夠終生不渝地捍衛中國文化,並顯示讀書人的風骨,錢穆先生堪稱楷模。
張自銘:先生治學,戛戛獨造,一無依傍,遂成極詣,而融貫中外,直湊單微,又迥非抱殘守缺者可比。辛亥以還,時局屢有起伏,先生未嘗一日廢學輟教,以嘩世取寵,
畢秋帆所謂“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正”,唯先生足以當之。
史華慈:錢穆是中國極其優秀的學者,是我們時代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的學術興趣主要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
狄百瑞:錢穆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家,他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的方法為觀察這個蜩螗的時代提供了廣泛的視野。錢先生是極少數能與當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傑出學人,過去許多年來,錢先生透過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師,雖然其他學者也在這種方式下教導我,但錢先生在引導我研究中國思想上則是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
馬悅然:錢穆在本世紀(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只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
李敖:他為人謙和,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給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質疑他書中錯誤的信,他回信給我,送書給我,對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人如此
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
教育家的風度……在
胡適有生之年,在錢穆七十四歲以前,他未能成為
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
樸學成就,卻比
姚從吾等學人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汪榮祖: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脫傳統的
義理,尤重宋儒
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
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
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美國耶魯大學授予錢穆名譽博士學位時的頌詞: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後世紀念
1990年8月30日上午9點15分,在“亞伯”颱風的漫天風雨中,錢穆在
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無疾而終,平靜、安詳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刻。一代大師謝世,隱入歷史,享年96歲。
錢穆逝世的訊息傳來,士林震悼。台北《
中央日報》、《
聯合報》在次日以“中華歷史文化的守護者——敬悼史學家錢賓四先生”、“承傳中華傳統、創新中國文化——敬悼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為題對這位學人的學術貢獻做了極高的評價。
錢穆的長兄
錢摯一生在家鄉從教。他有一位了不起的兒子,即著名科學家
錢偉長。錢摯英年早逝,錢偉長由叔父錢穆教養成人。錢穆在台北去世後,台灣當局禁止錢偉長入境,為表達對叔父的懷念和感恩之情,錢偉長送了一副長長的輓聯: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賢叔,舊事數從頭,感念深恩寧有盡;
於公為老師,在家為尊長,今朝俱往矣,緬懷遺範不勝悲。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上聯寫錢穆平生治學宗旨及入台後的書齋歲月,下聯寫錢穆前半生之選擇及心懷故土鄉魂的深情。作為錢穆嫡傳弟子的
余英時,與錢穆保持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的關係,這樣一副輓聯,大概是對於錢穆一生最深情也有分量的概括。
9月26日,在台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殯葬之日,儀式隆重,表達了人們對一代國學大師的敬意。9月30日,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新亞教育文化會、新亞書院校友會等在馬料水中文大學校園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