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之辨:簡要介紹,理論依據,先秦兩漢文獻,魏晉南北,隋唐朝時期,宋朝時期,明朝時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於區辨華夏與蠻夷。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個標準：血緣衡量標準，地緣衡量標準，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於《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以文化禮義作標準。

基本介紹

中文名：華夷之辨
或稱：“夷夏之辨”、“夷夏之防”
用於：區辨華夏與蠻夷
出自：《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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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介紹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辨”，區辨華夏與蠻夷。古代華夏族群居於中原，為文明中心，而周邊則較落後，因此逐漸產生了以文明禮義為標準進行人群分辨的觀念，先秦區分人群主要以文化程度，而不以種族，合於華夏禮俗文明者為華，或稱夏、華夏、中國人，不合者為夷，或稱蠻夷、化外之民。東周末年，諸侯稱霸，孔子著春秋大義，提出尊王攘夷，發揚文化之大義。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為諸夏，如行為不合義禮，亦視為夷狄。

中華世界重衣冠禮儀，《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周易·繫辭下》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禮而治天下，被儒家尊為聖人。衣冠、禮儀往往用來代指文明。

最開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諸侯封國,稱諸夏。《國語·鄭語》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諸夏的基本團體包括夏、商、姬、姜四氏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繼承了華夏文明的國家。比如周王室和魯、晉、鄭、衛、韓、魏、燕、虞、虢等姬姓國；齊、申、呂、許等姜姓國。徐、黃、郯、江、趙、秦等嬴姓國、子姓宋國。《國語·周語下》說: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也就是說，鯀、禹與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岳與各姜姓國，「皆黃、炎之後也」。西周共王時器《牆盤》銘文雲: "上帝司夏尤保。" 可能是銅器中所見最早的一個"夏"字,但含義不指夏朝。

夏商周乃至春秋戰國時，諸夏與夷的區別主要是農耕的城邦和遊牧的山野牧民之區別。諸夏有禮，而蠻夷無。若說中國的皇帝是天子，中國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的關係，其首領只能被稱為王。至少要在秦之後。

華夏文明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周邊國家接受中華思想，又常自稱“華夏”、“中國”，這被稱為小中華思想。中國和這些周邊國家和地區合稱為中華世界。由於中華世界為儒家社會，儒家文化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因此這些地區又稱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漢字而稱為漢字文化圈。

就中國典籍上的記載來看，華夷之辨區分的主要標準是以華夏禮儀的有無，或是對諸夏的友善度為標準。漢晉以後華夷之辨區分的主要標準是以血緣遠近。

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個標準：血緣衡量標準，地緣衡量標準，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實際情況是，在先秦以後，在“華夷之辨”上的衡量標準是三個標準並行，以血緣及地域進行衡量的觀點一般在華夏面臨嚴峻威脅即遭遇嚴重入侵和災難時占據主流，而這主要也是為了保護華夏族群的存續。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論的影響，很多學者認為古代中國沒有民族主義，但實際上，古人們民族國家意識最突出的表達莫過於“華夷之辨”。也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自古的“夷夏觀”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即古中國沒有所謂“文化主義”和“天下主義”。“華夷之辨”存在著深刻的“文化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古代中國人具有史所罕見的最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精神。而先秦中國人嚴格地以文化（服飾、禮儀、思想、道德等的綜合體）嚴格區分先進的華夏族與落後的“蠻夷”，漢晉以後以血緣為主要因素區分。

理論依據

華夷之辨是根據禮儀來區分華夏和蠻夷，這裡的禮儀是指《周禮》、《儀禮》、《禮記》以及《春秋》。其中《春秋》是華夏禮儀的宗旨，三禮是具體的規則。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溫云：“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

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

朱熹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朱熹亦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自序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程頤亦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先秦兩漢文獻

春秋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論語》：“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左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孔丘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孟子》：“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漢書》：“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後漢書》：“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刖。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不以傷害中國也。今邊境幸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江統《徙戎論》：“《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全唐文》：“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韓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宋代蘇軾：“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譬如禽獸然。”明太祖朱元璋：“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污染華夏，學校廢馳，人紀蕩然。”明代劉基：“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膻之俗，天實厭之。”明代王夫之：“夷狄之於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

古人在論述“華夷之辨”時強調周邊少數民族同華夏的區別（即落後），以及深刻的防蠻夷、衛華夏的思想。然而，這種歧視只表現為文化上的優越感，除正義性的保衛華夏時的武裝外征外，整箇中國古代很少有無故征伐周邊“四夷”的歷史行為，因為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無德”。

魏晉南北

一般說來，大一統思想中的華夷之辨和正統之爭是中國分裂時期的民族觀的一大特點。魏晉時期以政治上的分裂為基本特點，民族遷徙、衝突尤為劇烈。相應地，華夷之辨的聲浪日高，諸政權均以華夏正統自居，內諸夏而外夷狄，主張以夏變夷，從而使華夷觀日益彰顯，成為民族觀的主流。
早在先秦以前，我國古代的民族觀就已產生。西周的春秋戰國時期，諸位儒家代表人物提出的華夷觀，孕育並構建了之後中國兩千多年民族觀的基本內容。夏商之時，華夷之說就已出現，但華夷之別清晰呈現則始於西周。西周統治者強調“分服”，《國語?周語上》對此有詳細記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全國從邦畿到蠻夷戎狄，據其與周王的親疏關係分為“五服”。雖有劃分，卻是在整體之中劃分，在整體之中區分內外。日祭、月祀的甸服、侯服是邦內之屬，時享、歲貢、終王的賓服、要服、荒服是邦外之屬。內外之分是相對於邦內邦外而言，即與周王的親疏遠近。除此之外，這段記載還提出處理中原與其他民族關係的思想——先教化後征伐的策略。這個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中國古代社會處理民族關係的總的原則。
春秋時期，孔子作《春秋》，明確主張大一統，且在大一統之下明“華夷之辨”。“華夷之辨”把文化標準放在區分華夷的首位。它強調華夷有別，夷不亂華。這個文化標準包含了語言、風俗、經濟形式等要素，更重要的是包含了周禮這種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奉行周文化的族群是華，不奉行中國傳統文化的族群是夷。也就是韓愈在其著作《原道》中所說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華夷的界限並非絕對，夷狄可進而變華夏，華夏可退而變夷狄。二者的區分可以通過後天培養獲得的文化。隨著歷史的演進，到了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言人孟子依舊主張天下一統，但其強調“用夏變夷”，反對夏“變於夷”，強調以華夏文明教化落後的夷狄。當時各國林立，但仍認為中國的統一隻能在於華夏而不能在於夷狄。雖然內涵有所出入，但天下一統，“華夷之辨”的主張始終如一。明辨華夷有別，把文化落後的四夷邊民統一在以禮樂文明為核心的華夏文化中，是實現天下一統的手段。誠然，當中原政權不穩，邊地四夷內遷之時，“華夷之辨”的呼聲就會高漲，“華夷之辨”成為漢族政權用來抵禦異族政權的強大思想武器。然而亂世之中的“華夷之辨”正如同春秋時期的“尊王攘夷”，並非是大民族主義作祟，亦非歧視異族。從更深層次來看，“華夷之辨”的觀念促成的是一種凝重執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凝聚成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頑強地抵抗異族的征服。表面的一味拒絕和言辭語氣上的歧視表現出維護華夏尊嚴，捍衛華夏文化，維繫華夏生存的深厚情感。每每這種時候就會湧現出許多民族英雄。如東晉亂世，五胡內遷，祖逖率領家人、部族渡江北伐，中流擊揖發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東周末葉至春秋時期，遊牧的戎狄大量內遷，在中原與諸夏交錯雜居，而南方與華夏同源的楚國實力日益壯大，進逼周王及華夏系各諸侯國，出現了“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的局面。在這種嚴峻的形勢面前，華夏系各諸侯國在處理華夷關係時更加強調文化“華夷之辨”。
東漢末年戰亂紛起，天下三分的同時，北方、西北方的民族也趁著戰亂內遷。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掌握了漢朝的大權。曹魏在三國中勢力最強，轄區最廣，據有淮河以北的中國北半部，並曾於西域設長史府。境內的少數民族有匈奴、鮮卑、羯、氐、羌、烏桓、盧水胡、丁零等，他們中有不少與漢族交錯雜居。蜀漢地處西南，境內主要有青羌、叟、巂、僚、濮、昆明等族。孫吳據有我國東南部，境內少數民族大致可分為蠻族和百越後裔兩大集團。雖然天下三分已定，但是壯大自己的實力以圖一統全國一直是各位統治者的心愿。
西晉結束了三國的分裂，實現了短暫的統一。可三國境內原有的少數民族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進一步增加，以至出現了“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大量少數民族的內遷，使“嚴華夷之辨”的心理再度空前強化。對“四夷”民族抱歧視態度，在這一時期統治者的民族觀里再次顯現出來。曹操認為“夷狄貪而無親”，“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鄧艾認為，“戎狄獸親，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江統則認為，“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
分析“華夷之辨”的內涵，不難發現，之所以強調“華夷之辨”為的是貫徹“華夷大防”。華夷之辨的標準是文化，強調的是保衛先進的華夏文化以求發展，反對的是屈從於夷狄習俗而倒退苟安，重點所在是“以夏變夷”，並以此確保以華夏文明教化夷狄文化，中國一統於華夏民族，傳承華夏文明。這也是“華夷之辨”能夠成為我國漫長的封建時代人們心目中一個重要的行為準則的原因所在。為了防止以夷“亂華”和夏“變於夷”，就必須在“大一統”的格局中存在“華夷大防”。

最先在夏商朝期稱為“夷”，不帶有外族觀念，只是作為部落聯盟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儒教、道教與佛教為了爭奪宗教正統地位和宗教地盤，雙方圍繞夷夏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論。其中以道教《夷夏論》最為著名。當時儒家學者依然堅持華夷之辯"及正統的原則，排斥佛道二教，但由於佛道二教的許多義理已深入人心，故儒家學者的排斥雖然有力，但效果並不理想，相反卻是三教合流、三教兼宗的趨勢更明顯。劉宋年間，顧欣站在道教的立場上發表著名的《夷夏論》，憑藉儒家夷夏之辯的思想武器，論證道教才是華夏的根本宗教，佛教乃為夷狄之法，以期為尊王攘夷、王政一統教化張目，結果招致佛教徒的強烈反對，引發佛道二教的一場激烈論戰。

隋唐朝時期

《全唐文》中程晏的《內夷檄》：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向，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這裡明確地用文化和心理認同來決定華夷歸屬了。也即凡是願意接受中華文化禮儀道德，“能馳心於華”，雖然“身出異域”，“吾不謂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國之民，“反竄心於夷”，那么就算“身出於華”，“吾不謂之華矣”，表明決定民族歸屬的關鍵作用是文化和心理認同。

宋朝時期

宋亡後“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由血緣、禮制宗法文化衡量標準階段向單純的文化衡量標準或地緣衡量標準階段演變，更強調“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實際情況是，在先秦以後，在“華夷之辨”上占據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緣及地域進行衡量的觀點一般在華夏面臨嚴峻威脅即遭遇嚴重入侵和災難時才稍占主流，而這主要也是為了保護華夏文明與尊嚴。

出生在女真族統治之下的郝經為論述蒙元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卷三七《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郝經卷一九《傳國璽論》:"二漢之亡，天地無正氣，天下無全才，及於晉氏，……致夷狄兵爭，而漢之遺澤盡矣，中國遂亡也"."中國而既亡矣，豈必中國之人而後善治哉？聖人有云：‘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苟有善者，與之可也，從之可也，何有於中國於夷？”郝經打破了作為“中國之主”的種族界限，這就從理論上為夷狄統治中國提供了依據.

1260年，忽必烈即位後，郝經被任命為大蒙古國國信使出使南宋, 竭力敦促南宋統治者承認大蒙古國“中國之主”的合法地位並與之“講信修睦”，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他提出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的主張。

明朝時期

認識世界

明代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開闊的胸襟。王廷相說：“天，一也；天下之國，何啻千百，天象之變，皆為中國之君譴告之，偏矣。以為千百國皆應之，而國君行政之善惡，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齊也。”王廷相明確說“天下之國，何啻千百”，中國只不過是這千百個國家中的平等一個，認為如果天象之變都“為中國之君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說是上天偏心，何以單獨照顧中國呢？明末著名反清志士朱舜水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這說明當時明朝的知識分子對天下的認識已經相當開闊，眼界已經相當的宏大。不再把目光僅僅局限在中國本土，而是確切認識到中國不過是世界許多國家中的普通一個而已。

如孫瑴說：“近世有利瑪竇，自歐巴羅國越八萬里泛海而來。其言海外大國猥多，而西視神州，目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則瀛海之外，豈遂無方輿哉！”瞿式谷說：“嘗試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福州而外，如赤縣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戔戔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為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誚乎！”“曷微之儒先，曰東海西海，心同理同。誰謂心理同而精神之結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顧斷斷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瞿式榖的開放眼界和包容心胸是值得稱讚的。而這種心態在明代的主流知識分子中是相當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東林黨人馮應京說：“即如中國聖人之教，西士固未前聞，而其所傳乾方先聖之書，吾亦未之前聞，乃茲交相發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東漸西被不爽耳。”這些人的言論，以及明政府對“四夷”的接納和賞賜遠大於進貢的事實，很好地反駁了所謂“孤立於其他偉大的文明中心，並揚揚自得於自己的文化優勢”的“朝貢體系”，至少在明代是不正確的。

西班牙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記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禮拜天，該城（泉州——引者注）的許多貴人去對西班牙人進行拜訪，根據他們的習慣有許多禮儀合贊助的話，……這種訪問花去他們一整天。”“他們驚奇地看見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覆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傳教士曾德昭記載：“中國人爽快地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比林則徐、魏源早兩個世紀，徐光啟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殖民強盜。徐光啟說：“今之建賊，果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

明末，王夫之繼承了以文化來劃分夷夏的觀點。他提出了在當時相當大膽驚人的思想：“大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麋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則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亦即，中國人曾經是麋聚鳥集的野蠻人，當中國處於混沌野蠻的時候，遙遠的別處卻在文明狀態。

對華夷之辨，王夫之說：“夷狄非我族類者也，蟊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殘之而規為利也，漢縱兵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意思是：夷狄和我們不同族，如果他們侵略殘害我們，而我們捕殺他們，那么多殺他們並不損害我們的仁義。但若他們因困窮而依附我們，我們在疏遠和防備他們的同時也必須憐憫和保全他們的生命，不能乘機為謀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殘害他們。漢朝放縱兵吏踐踏蹂躪西羌而羌人為禍不斷就是教訓。

王夫之的夷夏觀：①夷夏之別是相對的，夷與夏因文化而劃分，非血緣而劃分，民族差異本質在文化差異；②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之間既互相衝突，又互相契合，或曰互相融合，民族文化的衝突與契合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途徑；③社會文明是進化的，在此總趨勢中，文明中心會發生轉移，因而發展文化是民族進步的必由之路。

華夷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