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圓庵，漢族，廣東新會人，出身藥商家庭，中國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
陳垣先後創建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孤兒工讀園、北京平民中學。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49年以前，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49年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及《通鑑胡注表微》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二陳又與呂思勉、錢穆並稱為“史學四大家”。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有些被翻譯為英、日文，在美國、德國、日本出版，毛澤東主席稱他是“國寶”。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家庭背景,研究多元化,經歷事件,主要成就,學術成果,著作書目,人物評價,總體評價,學界評價,人物軼事,字畫收藏,陳垣讀書法,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的轉變,人物紀念,陳垣故居,相關傳記,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陳垣，出身藥商家庭。少年時，他受“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影響，曾參加科舉考試，未中。後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治學。1905年，在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影響下，他和幾位青年志士在廣州創辦了《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作武器進行反帝反清鬥爭。繼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犖創辦《震旦日報》，積極宣傳反清。1912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後因政局混亂，潛心於治學和任教。他曾在一段時期內信仰宗教，故從1917年開始，他發奮著述中國基督教史，於是有《元也里可溫考》之作。他認為，中國基督教初為唐代的景教，以次為元代的也里可溫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後的耶穌教。所謂“也里可溫”，是元代基督教的總稱。元亡，也里可溫就絕跡於中國。但作為宗教史來說，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他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國文學界的注意，也受到國際學者和宗教史研究專家的重視。此後，他又先後寫成專著《火祆教入中國考》（1922）、《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927）。
研究多元化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時，他還注意研究元史，從事《元典章》的校補工作，並採用了兩百種以上的有關資料，寫成《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在國內外史學界獲得高度評價。在研究《元典章》的過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對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偽誤、衍脫、顛倒者共一萬二千多條，於是分門別類，加以分析，指出致誤的原因，1931年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又名《校勘學釋例》。
經歷事件
1948年3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已經六十九歲。在掌握了豐富的歷史知識並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礎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後的十年間，先後寫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被軟禁，到1971年6月，飲恨以歿。
主要成就
學術成果
陳垣在元史、歷史文獻學、宗教史等領域皆有精深研究，給我們留下了十幾種專著、百餘篇論文的豐富遺產。特別是他的宗教史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對已消亡的外來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賜樂業教做過專門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國的興起和流傳寫過不少論著；對中國本土的道教，也撰有專書。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時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宗教史研究
人們都稱陳垣先生是宗教史專家，這是事實，他幾乎是沒有一門宗教不研究。除了《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外，他還有《回回教入中國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釋氏疑年錄》等著作。
“古教四考”使陳垣登上史壇，走向世界，也為民國學術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光彩一筆。
《元也里可溫教考》，1917年5月寫成，曾經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溫是元代基督教總稱。過去以為此教資料多在海外，而本國典籍無征。該文則專以漢文史料進行研究，除《元史》外，還利用了地方志、金石錄、書畫譜等60多種材料，論證了隱晦七八百年，無人能道的也里可溫教。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1919年11月寫成。開封一賜樂業教即猶太教。該教在明清時所立的三篇碑文，對其何時傳至中國，說法不同。陳垣用種種方法證明開封猶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漢文典籍對猶太教的記載始見於《元史》，元以前無征。文中還詳細考證了該教與回教之異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經文的內容和源流。
《火祆教入中國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傳入中國，頗見優禮。唐時外來宗教，除火祆教外，還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種。回教在唐代未盛，記載尚少；其餘三教，因都來自波斯，唐宋學者分辨不清，記載每有錯誤。清代學者如錢大昕等也常把它們混為一談。此文除敘火祆教的起源、興衰外，還將典籍上三教混同記載的錯誤一一指出，予以辯證。
《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年寫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創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雜而成。陳垣取敦煌摩尼教經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於唐武周長壽二載（694年）傳入中國及其歷唐、宋、元、明數朝在中國流行的情況。
“古教四考”陸續出版後，好評鵲起。加上稍後問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基督教入華史略》等論著，這些以宗教史研究來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學術成果，是陳垣對民國學術的重大貢獻，也是使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推陳出新，與國際漢學界接軌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校勘學研究
陳垣在研究歷史文獻的時候，非常注重於研究目錄校勘和工具書的使用。
目錄學是搞學問的門徑，是掌握書目、書的內容、版本以及相關書目的一門學問。一個人要搞學問，必須掌握目錄學。
陳先生在年輕的時候，就熟讀了《四庫全書提要》與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四庫提要》對清朝搞學問的人來說，確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對每本書都作了介紹，對初學者幫助很大，今天也還要好好利用。張之洞《書目答問》寫於光緒元年（1875年），陳先生把這兩本書讀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學生好好去讀。
陳先生辛亥革命後到了北京，曾花很長時間研究《四庫全書》。他寫過兩本書。一是《四庫書名錄》，一是《四庫撰人錄》。他研究《四庫》與別人不同，別人只是要看什麼書到《四庫》中去找，他卻是研究《四庫全書》收編的書是如何寫成的，它有哪些版本。
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由於資料特別豐富，頭緒也特別多，單靠腦子記不行，必須依靠工具書，學會利用工具書。陳先生對這方面很重視，作出不少成績。
陳先生髮表的重要工具書是《中西回史日曆》和《二十史朔閏表》。陳先生這兩本工具書解決了中國史上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是我們學習和研究歷史所不可缺少的。
陳先生編寫這本書，花費很多精力，他後來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飯，就是因為當時一天到晚坐在那裡廢寢忘食地算曆法搞成了胃病。
陳先生還著有《史諱舉例》。
避諱，是中國歷史上的特點，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諱。陳先生精心研究，總結出幾種方法，弄清了在什麼情況下是如何避諱的。在該書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國歷代的避諱表，每一朝避什麼，如何避。這是每一個中國史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知識。因為中國古書上避諱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學，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也就弄不清。
文獻學研究
文獻學在陳垣的學術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為現代歷史文獻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他在版本、目錄、校勘等領域的著作，成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的重要參考書目。
清朝校勘學家很多，《書目答間》後面就列有校勘學家類目。但清代的校勘學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對一對，只有像王念孫、段玉裁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較高明的校勘學家。
校勘學到陳垣先生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把校勘學總結出一些經驗和規律，寫了一部《元典章校補釋例》，1959年中華書局重印，改名為《校勘學釋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歷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話寫的，很難懂，《四庫全書》沒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書，由於它錯誤很多，而且錯得離奇，陳先生就以故宮中發現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據其他書籍，來校對流行的沈刻《元典章》，發現錯誤一萬二千多條。他將其中的一千多條加以歸納、整理，找出錯誤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他使學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見哪些情況，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簡單羅列若干條，而是附有說明，最後總結出四種方法，加以綜合運用。
第一種是對校法。陳先生說，對校法一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放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祛，然後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種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搞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此法於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吳縝《新唐書糾謬》、清代梁玉繩《史記志疑》都是用這種方法。惟此法只能發現矛盾，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第三種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第四種是理校選。“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祛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孫、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較高，用理校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後來發見的原本相同。
陳先生總結前人與自己工作的經驗，提出這四種方祛，綜合運用，基本上解決了校勘學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還寫有《四庫提要中的周亮工》、《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等書。
元史研究
清朝學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間，邵遠平著《元史類編》，要把元史重新改編。乾隆間，錢大昕編撰《元史氏族表》與《元史藝文志》，對元史很有研究。鴉片戰爭前後，魏源編了《元史新編》，以後，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編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後繼續的，到後來更發展到對西北史地的研究。
陳垣先生研究元史與前人不同，他著重蒐集有關元朝民族的歷史與元朝宗教的歷史的資料，進行研究，參考了二百多種書，寫成《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
陳先生撰《元西域人華化考》用力很大，他採用新的方法，集中問題，深入研究，作為舊史學家進行考證工作，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陳先生也肯定了《元史》，認為它保存了原來的材料，沒有擅自改動，所以把它作為史料來看還是有用的。當然，研究元史，不能僅靠它，還要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我們研究歷史，不能只用史部的書，經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應加以利用。
陳先生著作目錄年表第一部著作是《元也里可溫教考》，雖然這是研究宗教的，但實際上也是一部元史著作。
日本研究元史的學者，對陳先生很欽佩，他們承認《元西域人華化考》、《元也里可溫教考》這兩本書日本人是搞不出的。
著作書目
《勵耘書屋叢刻》（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第一集
《元西域人華化考》八卷
《元典章校補》八卷
《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第二集
《史諱舉例》八卷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
《吳漁山先生年譜》二卷
《釋氏疑年錄》十二卷
《清初僧諍記》三卷
《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收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吳漁山生平、湯若望與木陳忞等論著共79篇，包括一些專著的摘錄。）
《陳垣史源學雜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陳垣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1995年）
《陳垣來往書信集》（陳智超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單行本
《校勘學釋例》（即收入《叢刻》中的《元典章校補釋例》，中華書局1959年）
《釋氏疑年錄》（中華書局1964年）
《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2000年）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科學出版社1955年，中華書局1962年，198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史諱舉例》（科學出版社1958年，中華書局1962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科學出版社1959年，中華書局196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紀史學名著叢書”2000年）
《二十史朔閏表》（中華書局1962年，1999年）
人物評價
總體評價
走過北京師範大學東門，有一座大廈，叫勵耘學苑。“勵耘”二字取自北師大原校長陳垣先生的“勵耘書屋”。
青年陳垣
青年陳垣陳垣沒有受過正規的史學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奮，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國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歷史文獻學等領域的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成為世界聞名的史學大師。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國際地位還很低的時期，他就被中外學者公認為世界級學者之一，與王國維齊名。上世紀30年代以後，又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有些被翻譯為英、日文，在美國、德國、日本出版。毛澤東主席稱他是國寶。
他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從事教學74年，教過私塾、國小、中學、大學。他任大學校長46年，為祖國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才，桃李滿天下。他對教學極端負責，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創立了不少新課程，沿用至今。
他是一位在政治上與時俱進的人物，青年時代就投身反清鬥爭，一生與時俱進，1959年，以79歲的高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學界評價
《元西域人華化考》公開發表之後，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巨大的轟動。蔡元培稱此書為“石破天驚”之作。
1922年胡適曾斷言：“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1933年4月15日，伯希和離開北京時，對前來送行的陳垣、胡適等人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勝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口不移，必以執事（指陳垣）為首屈一指。”據梁宗岱說，他在一次聚集了舊都名流學者和歐美人士的歡迎伯希和宴會上擔任口譯，席上有人問伯希和：“當今中國的歷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
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評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說：“陳垣氏為現在支那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支那雖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許多之史學者，然能如陳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見也。”
陳寅恪在序文中評論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感世界思潮之激盪，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又說：“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
傅斯年說：“幸中國遺訓不絕，經典猶在，靜庵先生馳譽海東於前，先生（陳垣）鷹揚河朔於後。”
黃現璠回憶說：“解放前，日本學者，特別是名牌大學如東京、京都、帝大教授……對於陳垣先生推崇備至。”
《陳垣先生遺墨》（陳智超、曾慶瑛編）：陳垣先生的《通鑑胡注表微》，使我懂得了胡三省隱藏在《通鑑》注釋背後的愛國情懷，感到史學研究如開礦，深入地表後，才能有創穫；讀《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知道了禪林深處的政治風雲，那些披著袈裟的抗清志士的史跡，經陳垣先生鉤沉抉微，再現人世，令我輩感奮者再。
人物軼事
字畫收藏
陳垣的客廳、書房以及住室內，總掛些名人字畫，最多的是清代學者的字，有時也掛些古代學者字跡的拓片。客廳案頭或沙發前的小桌上，也總有些字畫卷冊或書籍。這些都是賓主談話的資料，也是陳垣對後學的教材。他用30元買了一開章學誠的手札。在20世紀30年代，清代學者手札墨跡，這是很高的價錢了。陳垣將它掛在那裡，備一家學者的手跡。而有心的後學如啟功，就知道老師又在辦“劣書”展了。陳垣收藏書畫及清代學人手稿甚富，在輔仁大學公開展覽，並印有目錄一冊。書畫中遠如明人陳白沙（獻章），近如清末陳蘭甫（澧），皆嶺南名家。抗戰勝利後，陳垣已10餘年未購入書畫，年底忽有人攜來全祖望字條，愛不忍釋，以廿萬元購之。抗戰8年，陳垣堅持不與敵偽合作，潛心著述，以全祖望等明末遺民愛國情操相砥礪，並箋注《鮚埼亭集》。所以陳垣致友人信中說：“亦所謂還心愿也。”
陳垣善行書，如啟功先生所言：“一筆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書，永遠那么勻稱，絕不潦草。”每下筆時，都提防著別人收藏裝裱似的。在名人字畫上題跋，看上去行雲流水，瀟灑自然。其實都是精打細算過的，行款位置，都安排恰當合適才肯下筆。陳垣寫信，喜用花箋，給人寫扇面，好寫自己作的小條筆記、小考證。先數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詞字數，哪行長，哪行短，寫到最後，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識、印章，天衣無縫。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將所藏陳垣手書，自1933年始，歷時40餘年，精選出30餘通論學函札，影印成冊，名《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香港於今書屋刊行。這是刊印的惟一一部陳垣的手跡集。字型飄逸瀟灑，俊秀精美，一氣呵成，疏朗有致，實為書法珍品。
陳垣讀書法
著名歷史學家陳垣讀書，有個“三分類”的方法。
少年時的陳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學者張之洞寫的《書目答問》一書。打開一看，發現這本書開列了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典籍，並作了鑑別，為讀者介紹了學習的門徑。陳垣十分高興，連忙按照書目購買了大量書籍。有人問他：“你買了這么多書能念得完嗎？”陳垣回答道：“書並不都是要仔細念的。有的是供瀏覽翻閱的，有的是供參考備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讀記誦的。有的書要必求甚解，有的則可以不求甚解嘛！”原來，陳垣根據書的內容和用途，把要讀的書分成了三類：即一般瀏覽、仔細瀏覽和熟讀記誦。有的一兩天就翻過去了，有的要讀上個把星期，有的則需翻來覆去地背誦。
這種“三分類”法，使陳垣讀書避免了“一刀切”、平均投入精力的毛病。他讀的書比一般人多，精讀的書比一般人深。直到老年，一些歷代的名篇他仍然能夠背誦出來，90歲時，還能把駱賓王的《討武后檄》從頭到尾背得一字不差。許多基本史料，他不用翻檢原文即能引用，給治學和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方便。
任輔仁大學校長
1923年起，陳垣開始在燕京大學任教，初為講師，1927年升為教授。他同時在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任教。1929年，因王國維、梁啓超相繼逝世，陳寅恪向清華大學推薦陳垣為國學研究院導師，陳垣以“不足繼梁、王二先生之後”為詞懇辭。其時陳垣已在輔仁大學任職。輔仁大學是由天主教創辦的著名高校。滿清皇族後裔英斂之與復旦大學創辦者馬相伯均為中國天主教領袖人物，1912年，英、馬二人同撰寫《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提倡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學。英斂之隨後於香山靜宜園建立“輔仁社”，受到馬相伯大力支持。經過英、馬二人不懈努力，1926年，“北京公教大學”得以順利開辦。1927年，北洋政府準予試辦，是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9年呈請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稱“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早在1917年，陳垣在北京讀到英斂之所著《萬松野人言善錄》，知其收藏甚多天主教史文獻，便冒昧地給英斂之寫信，英斂隨即約見，兩人一見如故，他又因此再遇馬相伯。當時馬相伯即有意延聘陳去他主持的震旦大學任教，但因故未果。1925年9月，公教大學成立，馬相伯、英斂之共同推薦陳垣任該校副校長兼主講教師。次年1月，英斂之辭世，臨終前以輔仁社及公教大學事務交託於陳垣。1926年9月，陳垣受聘為公教大學副校長；1929年6月，輔仁大學立案完成，陳垣正式出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輔仁大學二十多年，在他苦心經營下，輔仁從白手起家而成京師著名學府，聚集了朱希祖、鄧之誠、馬衡、羅常培等一批大師級學人。抗戰期間，其他高校紛紛南遷，輔仁在淪陷區孑然屹立，陳垣仍諄諄教導學生修煉品行，刻苦讀書。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陳垣與學生上街歡迎解放軍入城，從興化寺街5號步行到西直門，逾十多華里，此時陳垣已近古稀之年。3月14日，陳垣在寫給兒子的信中稱：“近日思想劇變，頗覺從前枉用心力。”5月11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致胡適公開信，信中稱：“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1950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辦輔仁大學，改稱“國立輔仁大學”，陳垣被任命為校長。1951年11月，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他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1952年6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輔仁大學併入北京師範大學，輔仁校園也被劃為北京師範大學北校區。陳垣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直至去世。
陳垣的轉變
陳寅恪、胡適和陳垣私誼很好。《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收有胡適的信17通，陳寅恪的信19通，可見交往的頻繁（陳智超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陳垣的兩本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陳寅恪作的序。1949年，胡適和陳寅恪同機離開北平。由於二陳一胡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在南京政府搶運計畫的名單上。這3個史學大師，從這一年開始分手，各自走了3條不同的道路。胡適先飛美後赴台，陳寅恪客居廣州，辭不赴京。只有陳垣能順應潮流，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一直做到院系調整以後的北師大。
1948年12月13日，胡適還在給陳垣的信中談論與《水經注》有關的問題。從信中可以看出兩位學者的交情。胡適在信的末尾寫下這樣的話：“今夜寫此簡訊，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陳垣來往書信集》191頁）3個月後，1949年4月29日，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標誌他一生重大轉變的《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雖然信的語氣尚不激烈，但卻意味著這兩個朋友之間的友誼結束了，同時也意味著他和陳寅恪的友誼也畫上了句號。他在信中說：“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的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當時的陳垣“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學習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關於陳垣給胡適的這封信，我們至今未見手跡。胡適見到這封信後，寫有《跋陳垣給胡適一封公開信》，心平氣和地談了他的感想，他認為這封信不是出自陳垣手筆（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2122～2133頁，台灣聯經版）。不管怎么說，陳垣從此轉變了，以後他每做文章，幾乎都要否定自己的過去，說自己以前“所講所學皆井蛙夏蟲之見”（陳智超《陳垣傳略》見《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一輯20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激動地說：“一方面感到聞道太晚，在先進的人們，先進的知識分子早已為人民革命事業不屈不撓英勇奮鬥的時候，而我過去卻一直對這樣偉大事業毫無認識，未能參加到革命的行列，實覺愧對人民。另一方面，我也慶幸和感謝黨多年以來的關懷與培養，黨用共產主義世界觀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獲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榮。”（同上）對陳垣的轉變，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有這樣的評價：“陳垣思想的巨大轉變是一個典型，它映照出時代鋪天蓋地的潮流。北京的人們相信，在這股洪流面前沒有人能置身於外。”（該書118頁，三聯版）
陳垣是轉變了，從他前半生經歷中，我們推不出他要轉變的必然結果，但他的轉變又是一個既存的現實。我們對他的轉變不必過分苛求，但也須保留一點懷疑的態度。當時陳垣69歲，儘管許多資料說他轉變之後，如何學習毛澤東的書和馬列主義，但有一個基本的事實不容迴避，就是一個年過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種新的思想？如果說能接受，那么這與一個人的生理和心理狀況均不相符，陳垣的學術研究，走的是樸學一路，與政治無關，但誰選中了這個本與政治無關的人，讓他成為舊學者在新時代里轉變的典型呢？在日後的幾乎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陳垣都有積極的表現。他曾寫過一篇《思想改造在輔仁大學》的文章，將自己終身服務的大學說得一無是處，說自己：“長期為帝國主義服務，思想模糊，敵我不分……”（見《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上冊，人間書屋1952年）
如果按照當時的邏輯，經過思想改造運動之後，作為舊學者的典型，陳垣迎來了他自己的新時代，從治學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東西，從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馬列主義，他是學者，應該從此在學術上達到一個超越過去的新水平，雖然他已是一個老人，但他還沒有失去學術能力，他應該多為人們留下一些學術成果，但遺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學術生涯中，我們見到的多是這樣的文章：《斥奧斯汀侮辱中國人民》、《加強政治課程和時事學習》、《我在三反運動中的思想體會和檢討》、《遵循著史達林同志的遺志繼續前進》等等，陳智超說：“解放以來，他還寫作了二十多篇學術論文。”（同上）陳垣過去的學術特點是以寫專著見長的，但後來卻沒寫一部專書，而應景的文章，要幾倍於這“二十多篇學術論文。”（劉乃和《陳垣同志已刊論著目錄系年》，《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版1992年）是陳垣年齡太大了嗎？從他的健康狀況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40年代末就幾乎雙目失明的陳寅恪，始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不僅沒轉變，還完成了《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和3大卷的《柳如是別傳》，“至文化大革命之難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幾篇文章，兩本專著，以及《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績，殊可驚嘆。”（汪榮祖《陳寅恪評傳》第166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陳寅恪雖然小陳垣10歲，但當時的身體狀況也不好。陳垣似乎適應了時代，但再沒留下了什麼傳世之作，而堅持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卻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陳垣的遺憾是時代造成的，但個人應當承擔多少責任，後人又該從這遺憾中得到些什麼啟示呢？我所見陳垣的資料不是很多，但從一本《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我能略窺他的個性，該書緊排著收有1935年戴傳賢和汪兆銘給陳垣的兩封信。從信中得知，戴傳賢覆信是陳垣將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寄給他後的感謝信，當時戴傳賢是考試院院長。汪兆銘的信也是陳垣寄贈《史諱舉例》、《元西域人華化考》後的覆信，當時汪兆銘是行政院院長（見該書624、625頁）。從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陳垣是喜歡和政界要人來往的，這種個性，在他最終的轉變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學界對二陳的評價是：陳寅恪重志節而陳垣識時務，因此二人的命運也就截然不同。
人物紀念
陳垣故居
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晚清建築。位於廣東省江門市蓬江區棠下鎮石頭村坑塘里，為單層平房，陳垣先生在此誕生和成長。
陳垣故居
陳垣故居清末，陳垣祖父始建陳寧遠堂，多次擴建，有12間民居（12宅）、書館、太和堂、游泳池、自來水塔、花園、涼亭等建築。寧遠堂為廣東江門清代私家莊園，具有較高歷史價值。陳垣故居是陳寧遠堂的三宅，為清代磚石木結構民居，單層平房，一廳四房兩廊，廳前天井，建築面積141.8平方米。2002年，陳垣故居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為第四批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相關傳記
北京師範大學編《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編《陳垣同志論著目錄》，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1982年。
暨南大學編《陳垣教授誕生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
劉夢溪主編《陳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劉乃和等編著《陳垣圖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孫邦《身等國寶志存輔仁：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
張榮芳《近代之世界學者——陳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陳智超、曾慶瑛《陳垣先生遺墨》，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9月。
陳智超《勵耘書屋問學記》（增訂本史學家陳垣的治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