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大思想家顧炎武的代表作品，對後世影響巨大。該書是一經年累月、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札記，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以明道、救世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學術、政治思想，遍布經世、警世內涵。

顧氏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于山”。其對此書的價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該書影響深遠，確如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評價，“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

基本介紹

• 書名：日知錄
• 作者：顧炎武
• 類別：古籍
• 撰寫刊行：明末清初
• 評價：顧炎武代表作，經典著作

內容簡介

《日知錄》內容宏富，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日知錄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其中不少名言警句，傳誦千古，如“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慷慨激昂，更是激勵著一代代中國士庶。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繫。

顧炎武石刻像

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雜家類三》則將全書分作十五類，謂：“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為雜考證。”

這兩種劃分都有其價值。前者重視了《日知錄》的經世意義，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並說這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採用其說，會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的精闢，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後者則偏重其學術意義，劃分雖更為細緻卻不免得其體而遺其神，評價也與前者相左，盛稱顧氏考據之學而貶低其經世思想，認為“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日知錄》是寄託作者經世思想的一部書，內容大體分為三類：經術、治道、博聞，而核心則是“治道”。

作品目錄

三十二卷本《日知錄》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創作背景

《日知錄》，是十七世紀中葉中國知識界一部足以反映時代風貌的學術巨著，作者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和思想家顧炎武，《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是作者積三十餘年心力編次而成的，旨在資治，“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顧炎武畫像

《日知錄》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日知錄》內容宏富，內容大體可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日知錄》以“明道”、“救世”為成書宗旨，涵括了作者一生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提出“盈天地者，氣也”等思想，不少論述，切中時弊。

顧炎武曾把創作《日知錄》比作“采銅于山”。他自言，這時代的人寫書，就像這時代的人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作廢銅鑄錢。這樣鑄出的錢，既粗惡，又把古人的傳世之寶毀壞，兩邊都沒好處。顧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紮實，堪稱楷模。這在《日知錄》中表現得尤其突出。

關於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撰寫《日知錄》，“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言：“書前有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

版本情況

《日知錄》的主要版本有：1670年（康熙九年）自刻本（孤本），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經義齋刻本、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遂初堂重刊本（附《日知錄之餘》）、乾隆時巾箱本、皇清經解本等。歷代注家甚多，據清人黃汝成統計，多達九十餘家。一時大家如惠棟、江永、戴震、全祖望、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紛紛為之作注。成就最高、最為人矚目者卻是名不見經傳的黃汝成。其以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為底本，以閻若琚、沈彤、楊寧、錢大昕四家校本為主要依據，博採諸家疏解，成《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刊行。

日知錄集釋封面

綜上所述，《日知錄》的刻本有三個系統：

一為1670年（清康熙九年）顧炎武自刻本，八卷。此為顧炎武手定的《日知錄》的最早刊本，保留了顧炎武早期思想的痕跡，且因其刊刻時間早，流傳稀少，常人難以得見。上海圖書館館藏有《日知錄》1670年（康熙九年）刊本，彌足珍貴。北京大學圖書館亦館藏有八卷清稿本，取校康熙初刻八卷本，文字互存異同，頗有研究價值。

一為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這個系統是顧炎武手定八卷版付印後，仍對日知錄地不斷地擴充修改而來。顧氏去世後，其門人潘耒據其手稿，在福建建陽整理付刻，是為三十二卷本，包括經義齋刻本和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重刊本。一般認為，此本潘耒有就顧炎武《日知錄》遺稿作刪削整理。潘耒是顧炎武的入室弟子，其整理的《日知錄》，學界認為最能保存和反映顧炎武的學術思想。

一為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本。黃汝成以1695（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為底本，集道光以前清人注釋之大成，博採諸家之長，成《日知錄集釋》，為《日知錄》研究提供了一個較為完善、便利的本子。

評價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於《日知錄》的評價是：“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

北大圖書館八卷清稿本日知錄

其實，《日知錄》中的經世思想是豐富的。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並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

《日知錄》中，顧炎武強調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於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係，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並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家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為老百姓工作，取之於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於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於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顧炎武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正統意識和狹隘的民族觀念；他提出的“寓封建於郡縣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帶有不少宗法色彩。這些在《日知錄》都有所反映。

《日知錄》體現了顧炎武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啓超認為：“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後人仍常用顧炎武“采銅于山”的比喻，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作者簡介

顧炎武（1613—1682）明清之際思想家、學者，初名絳，字寧人，曾自署蔣山（字“亻庸”），學者稱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時南直隸蘇州府崑山人）。少年時參加“復社”反權貴鬥爭。清兵南下，又參加崑山、嘉定一帶的人民抗清起義。失敗後，曾十謁明陵，遍游華北，所至尋訪風俗，尤治力邊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墾荒種田，糾契約道，不忘興復。顧炎武學問廣博，於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側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對後來考據學的吳派、皖派都有影響。在哲學上，贊成張載關於太虛、氣、萬物三者統一的學說，反對空談“心、理、性、命”，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等。政治上提出“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要求君主分權而治。在音韻學方面，考訂古音，離析《唐韻》，分古韻為十部，有承前啟後之功。在文學上，要求作品為“經技政理”服務。其著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韻補正》、《亭林詩文集》等。

顧炎武圖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