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基本信息,作者,生平,例言,必備工具書,歷世師承,
基本信息
作者:陳垣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出版年: 1962-7-1
頁數: 248
定價: 25.00
裝幀: 平裝
ISBN: 9787101008920
作者
陳垣生於1880年(清光緒六年)。1910年畢業於光華醫學院。自幼好學﹐無師承﹐靠自學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途徑。在宗教史﹑元史﹑考據學﹑校勘學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績卓著﹐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推重。他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陳垣從教70多年，任過46年大學校長，對廣大青年學者熱心傳授﹐影響深遠﹐造就了眾多的人才。他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49年以前﹐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
1949年後，還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及《通鑑胡注表微》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
生平
陳垣，出身藥商家庭。少年時，他受“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影響，曾參加科舉考試，未中。後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治學。1905年﹐在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影響下﹐他和幾位青年志士在廣州創辦了《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作武器進行反帝反清鬥爭。繼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犖創辦《震旦日報》，積極宣傳反清。1912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後因政局混亂，潛心於治學和任教。
他在校勘學﹑考古學的成果還有《舊五代史輯本發覆》(1937)﹑《二十史朔閏表》和《中西回史日曆》等書。他閱讀了大量宋人﹑清人有關避諱的述作﹐並廣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種以上的古籍材料﹐寫成《史諱舉例》一書﹐“意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而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也”。
“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平被日軍侵占。他身處危境﹐堅決與敵鬥爭。在大學講壇上﹐他講抗清不仕的顧炎武《日知錄》﹐講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鮚埼亭集》﹐以此自勵﹐亦以此勉勵學生愛國。同時﹐他還利用史學研究作為武器﹐連續發表史學論著﹐抨擊敵偽漢奸﹐顯示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在八年抗戰期間﹐他連續寫成《南宋河北新興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典籍概論》等宗教史論文及《通鑑胡注表微》﹐都含有諷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1948年3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已經六十九歲。在掌握了豐富的歷史知識並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礎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後的十年間﹐先後寫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被軟禁﹐到1971年6月﹐飲恨以歿。
例言
始吾欲為中西二千年日曆，曾先將中史二千年朔閏考定。迨中西回史日曆告成，凡二十卷，卷帙較繁，一時不能付印。而朋輩索觀及借鈔者眾，故特將中史朔閏表先付影印，而西曆、回曆亦附見焉。
秦以前曆法無考，汪曰楨為《歷代長術輯要》，起周共和，然魯隱以後與《春秋》不合，非史實也。顧棟高仿杜氏《長曆》為《春秋朔閏表》，與《春秋》合矣，然與推算不符，亦不足徵信。惟《通鑑目錄》載宋劉義叟《長曆》，斷自漢高元年，今從之。
漢末改歷前用殷歷，或雲仍秦制用顓頊曆，故劉氏、汪氏兩存之。今考紀志多與殷合，故從殷歷。
劉氏《長曆》止於五代，續之者有耶律儼《遼宋閏朔考》，載於《遼史·曆象志》。南宋、金、元有錢侗《四史朔閏考》，明以來有汪氏《長術》，清有《萬年書》，今表即根據諸書，參以各史紀志，正其訛誤，終於清宣統三年，為舊曆作一總結。
清《萬年書》每朝例預推二百年，然預推之朔日，後來每有改定。今悉以當年頒行之《時憲書》為主，不以《萬年書》預推之月朔為主。幸故宮圖書館歷年《時憲書》尚存，可供參校。
漢未改歷前，仍秦制建亥，以十月為歲首，然不改十月為正月，不改正月為四月也。莽用醜正，則改寅正之十二月為正月，改正月為二月。魏景初之用醜正亦然。今表於月份之排列，既取整齊，而對於不用寅正之年，則悉以粗線志之，以明月之地位不移，而月之名稱有已改易者。
易號改元應從下令之日為始，未必追改以前之月日。今表於年中改元者，悉仍其舊號，而系新號於二年，並於表下著其改元之月日。蓋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若削去末年而冠以新元，則何以知漢之始元有七年、晉之鹹寧有六年？甚非史實。且凡未改元前，條教號令及民間契約必仍用前元，史家豈能一一代為追改？
至於兩朝遞嬗之際，亦用此例。凡前朝未盡覆亡，必著其年號於上，而將新朝年號著於下，如陳之禎明、宋之祥興、明之永曆是也。汪氏《長術》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即冠以清元，甚所不取，今特矯之。
又正統閏位之說，今日實無辯論之價值。惟當列國分立之際，本表限於篇幅，不能將諸國年號並列，故只得取史家通例，任擇一國列之，而將同時與國之年號分列於下，固無正閏之見存也。
三國、南北朝朔閏異同，亦以一國為主，其殊異少者記於本年之下，其殊異較多者另為一表，附於卷末。
泰西之用陽曆，始於羅馬帝儒略，以羅馬七○九年一月一日實行，即耶穌紀元前四十五年，漢元帝初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
儒略曆原定每間三年一閏，即逢我子、辰、申歲。平年三百六十五日，閏年三百六十六日。儒略曆每月日數，原定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九日，閏年三十日。
然儒略曆實行以後，誤為每三年一閏，積三十六年應閏九日者，已閏十二日。奧古斯督帝覺其誤，乃下令連十二年不置閏，並改定每月日數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九、十、十一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八日，閏年二十九日，是為奧古斯督修正之儒略曆，亦稱舊曆。
至一五八二年，教王格勒哥里又覺曆法不合，乃議改歷。以是年十月五日為十五日，中間消去十日，並定逢百之年不閏，逢四百年仍閏，是為格勒哥里歷，又稱新曆。
儒略改歷以前，曆法紛亂不可記。儒略改歷以後，因誤置閏者三十餘年，不置閏者又十餘年，每月日數又與今歷不同，故此編斷自耶穌元年始，一五八二年以前用舊曆，一五八二年以後用新曆。新曆雖較舊曆精密，然一五八二年以前，舊曆卻為史實也。
泰西各國採用新曆，先後不同。大抵天主教各國採用最先，至一千七百年耶穌教各國始用之，一七五二年英國始用之，一九一八年俄國始用之。今我國所用者即格勒哥里歷，日本則一八七三年已採用之也。
以耶穌降生之歲紀元，本起於五二七年羅馬教士之推定。今表於羅馬未亡以前，並記羅馬紀年。又耶穌之生，實在今紀元之前數年，第各國沿用已久，不便更正，故仍之耳。
回曆以摩訶末由墨克遷至默地那之明日為元，即西曆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也。洪武甲子為回曆七八六年，《明史·歷志》由洪武甲子上推七八六年，誤以中歷計算，遂謂回曆起於隋開皇己未。不知以回曆計算，實起於唐武德五年壬午六月三日也。
回曆系純太陰曆，不置閏月，又無三十一日，故四時寒暑無定，積三十二三年，即比中西曆多一年，積七百八十六年，遂比中西曆多二十三年，至今一千三百四十四年，遂比中西曆多四十年也。
回曆月法，以見新月為月首，不以實朔為月首。故其月首日期，恆在中歷初二三日之後。回曆月法有一定，單月大盡，各三十日；雙月小盡，各二十九日。惟隔二三年置一閏日於十二月之末，故平年三百五十四日，閏年三百五十五日。
回曆以三十年為一周，每周平年十九，閏年十一，其閏年居每周之第二、五、七、十、十三、十六、十八、廿一、廿四、廿六、廿九等年。
必備工具書
1925年底，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了一本查年代曆法的書，全書儘是乾支和數字的表格。出版後，轟動了當時學術界，尤其引起研究文史的學者們極大重視。出版不久，搶購一空，半年後，即再版。這本書，就是當時正在北大研究所任教的陳垣撰著的《二十史朔閏表》。當時所以受到如此重視和歡迎，就因為它是一本讀史不能離開的極好工具書，內容確切嚴密，使用方便。這書出版前，我國還從來沒有一部貫串二千年，中歷、西曆、回曆可以互換的精確年表。
清朝李兆洛曾編過一本《紀元編》，是一部較好的講紀元的工具書，陳老對這書也很稱讚，他自己就備有多本，因經常翻閱，多少本《紀元編》被他用得碎爛。清代學者自有此書後，讀史比前已方便很多。但這書只有帝號和乾支紀年排比，沒有西曆，更不會有回曆，遠遠不能適應後來考史的需要。但過去除此書外，再沒有其他查年代曆法的書可以參閱。陳老因自己在考史時深感歷表的重要。他在研究外來古教時，為了對比西曆、回曆，常需翻閱很多資料，而中外資料，往往記載參差，對不上口，使人無所適從。各種曆法的年月日不能確切推算，造成很大困難，研究工作不易進行。且每遇這類問題就推算一次，非常麻煩，也浪費時間。因此他感到必須有一部包括中、西、回三歷的精確歷表，才能利於讀史和研究。於是在他撰著幾部外來古教及其他有關著作的同時，開始注意積累年表、日曆的資料，等這幾部書完稿後，馬上進行這部包括中、西、回三歷年月日年表的整理。
他為什麼要對照中、西、回三種曆法呢？就是因為這三種曆法各不相同：
中西曆紀年，一年相差十多天至五十多天，西曆歲首，一般都在中歷歲末，如不按年月日計算，而以中歷某年作為西曆某年，則在歲首歲尾之間，會有一年的差誤。阿拉伯史書所用的赫吉拉歷（Hejira），即所謂回曆，與中西曆都不相同。回曆每月的天數固定，單月大盡，各三十天；雙月小盡，各二十九天。每隔二、三年有一次閏年，逢閏年十二月末加一天，成為三十天。所以回曆平年354天，閏年355天。因回曆不設閏月，故每年歲首不定，與季節無關。
回曆和中歷對算，每經三十二、三年就差一年，即回曆每過三十二、三年就比中歷多一年，每一百年多三年多，一千年多三十幾年。如不了解這三種曆法的差異，則在歷史記載的運用上，必然會出現很多錯誤。更因為在《明史·歷志》里談到回曆時，說回曆“起西域阿喇必年（原注：隋開皇己未），下至洪武甲子，七百八十六年”。洪武甲子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由這一年按回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是回曆紀開始，本來不錯。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應為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但《明史》在下面注“隋開皇己未”，這就大錯了。隋開皇己未是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公元599年），這是因為《明史》作者錯誤地按中歷上推了七百八十六年，則把回曆紀元的開始提早了二十三年。從此，很多人就按著這個錯誤的推算來計算回曆紀元，因此在歷史文獻典籍上，凡涉及中回曆比較時，很少有不錯的。
西曆和回曆每月的大小都是固定的，閏年都增加一天，西曆在二月，回曆在十二月，也是固定的。但中歷的閏月不定，每月大小盡不定，即朔日不定，如不了解中歷的朔閏，則只能求得三歷的歲首日期，無法求得三歷歲首以外的年月日。這也就是此書編著最困難之點，也是這書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他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在前兩表的基礎上又制定《中回曆月表》、《中西曆月表》，印寄各地師友，徵求意見。不久，寫成《擬編〈中西回三歷歲首表〉意見書》一文，刊載在1924年《晨報》六周年紀念增刊上，文中說明自己幾年的構想，以更廣泛地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資料準備得差不多了，但又遇到編排上的困難。他想把二千年錯綜複雜、變化多樣的三種曆法，用一種固定的格式統率起來，用儘可能少的篇幅、最簡單的圖表，使之具備多種用途，並能準確地反映出各種不同的變化情況。既不能因中歷有閏與不閏而搞得每年形式各異，又不願因中歷閏月不在固定月份而變換表格；既不能因歷朝多以正月為歲首，就對以其他月為歲首的朝代無所反映，又不願因為歲首有變化而使格式不一。如果每換一種情況就變換一種格式，則全書不能劃一，又不便於查檢。一年一表，一表一頁，固然便當，但只能用於近代史，如用於二千年的歷史，則篇幅太多。其他如幾個政權同時並列時怎樣編排？兩個朝代首尾交替時怎樣排列？一年改變幾個年號時怎樣表現？回曆與中西曆有較大的差異又怎樣排比？這種種複雜情況，都是他在編寫時頗費斟酌的難題。
設計表格時，他終日苦思冥想，食寢不安。換了很多的樣式，畫了繁複的草圖，研究了無數的辦法，參考了不少的中外資料，請教過的師友同行更不計其數。最後終於想出了現在用的這樣一種表格。這種表格，兩千年只用一種版式，複雜變化的情況都能一一表達，前後一致，整齊劃一，容易查找，甚為便利。
本書內容：起於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自漢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以中歷朔閏可求西曆年月日；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曆，以回曆歲首可求中西曆年月日。西曆476年（劉宋後廢帝元徽四年）前，並註明羅馬曆。表以中歷為基礎，每頁十年，分十行，每行一年（以頂上一個乾支紀年作為一行）。
表格欄外：
書眉每行的乾支，是這年的甲子紀年（即乾支紀年）；書眉上阿拉伯數碼是說明自這年起的四年使用第幾個日曜表。日曜表共七個，附於全書最後。書眉上注“2”字，則指有“2”字起的四年用日曜表2。如圖90頁，書眉的“1”，即指西曆685一688年用日曜表1。
自公元元年至公元2000年間，大都是每四年用一個日曜表，而所用的日曜表都是按1至7順序排列，只有五處因改變曆法，排列和順序都有變動，即公元4年（漢平帝元始四年）羅馬失閏，公元1582年（明神宗萬曆十年）格勒哥里十三（GregoriusXIII）改歷，以及改歷後逢百年不閏之年，即1700、1800、1900年這五處，不按此規律。
表格欄內：
最上一格是朝代、帝號及年號紀年。每頁右下角是回曆和西曆紀年，其數字都是本頁十年的第一年，知第一年則可知這頁其他九年的回曆和西曆。
最右一行的十二個格，是中歷正月至十二月。第十三格是閏月，自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後增加一格，即第十四格，是回曆。
表格內紀年的十行，其乾支是這月朔日（初一日）的乾支；乾支左側是中歷朔日相當於西曆的月日，中文數字表示西曆月數，阿拉伯數字表示西曆日數。
如圖90頁，第七行，西曆為687年（唐武后垂拱三年），正月欄即說明這年正月初一日乾支紀日為丙申，這天是西曆687年1月19日。知初一日是丙申，則可知初二日為丁酉，初三日為戊戌……，可推出全月每天的乾支；知初一日是西曆1月19日，則可知初二日為1月20日，初三日為1月21日……，可推出全月每天西曆的日期。每個月就有這樣簡單幾個字，則二千年中歷每天的乾支和相當於西曆的年月日都可查出來。
中歷每月大小盡不定，只要看相鄰兩月的天干即可知每月大小，天干相同則上月為大，不同則上月為小。如圖90頁，永隆二年正月辛未朔，二月辛丑朔，則正月大；二月辛丑，三月庚午，則二月小。以下類推，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小，六月大……。
閏月欄：仍以圖中第七行為例。這行閏月欄即說明唐武后垂拱三年是閏正月，閏正月初一日是丙寅，是西曆687年2月18日。
凡這年有閏幾月，即應把閏月看做是排列在幾月之下，如閏正月，則應看做是在正月之下，按正月、閏正月、二月……排列看。
回曆欄：所列數字是回曆歲首相當中歷的月日，中文數字是中歷月，阿拉伯數字是中曆日，旁有黑點者，是回曆閏年。圖中90頁第一行即說明永隆二年中歷八月初三日是回曆歲首，回曆這年是閏年。因回曆每月天數固定，從表上又已知中歷朔日，則可推知回曆全年的月日和中歷、西曆月日的對比。
凡新帝即位或兩朝遞嬗時，一般都改換年號，稱改元。有時一年有二號、三號。本書每頁固定十年，年中改元不另起行，只在這年下面註明，表上不列元年。因凡有二年知必有元年。如圖90頁，永隆二年下注“九月乙丑改元”，即這年九月乙丑日改元為開耀元年。九月丙申初一，可推知乙丑為三十日。
圖91頁，武后天授三年，“四月朔改元如意，九月庚子改元長壽”，即一年改元二次。四月初一改為如意，九月初九又改為長壽，一年有天授、如意、長壽三個年號。
兩千年來，中歷基本上是以正月為歲首的，但中間有幾次改歷，分別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改歷後，有時月份標號改動，即將新歲首月改名為正月，也有不改的。凡改歷時，表上即以粗墨線為標誌，粗墨線下之月，為改歷後的歲首月，改歷辦法在下面註明。
武后永昌元年改歷，至久視元年十月又改回。如圖90、91頁，在西曆689—699年中歷十月、十一月之間墨線加粗，則可知武后改歷以十一月為歲首。
今舉二例說明：
用此書查史書上的日期，如：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永隆二年閏七月丙寅，雍州大風害稼，米價騰踴。
八月丁卯朔，河南、河北大水。
從表上可知：
中歷永隆二年閏七月三十日雍州大風，八月初一日河南、河北大水。
西曆是681年9月17日和9月18日。
回曆是61年12月27日和28日。
查日曜表，可知這兩天是星期二和星期三。
又，用此書可校史書上日期的錯誤，如：
《北史》七《齊本紀》中：“天保元年夏五月乙丑，降魏朝封爵各有差。”“乙丑”，《北史》的各種版本都作“乙酉”，唯《北齊書》卷四《文宣紀》作 “乙丑”。
兩個乾支紀日，誰是誰非？查此書得知這年五月已酉朔，則此月不能有“乙酉”，故知“乙酉”誤。乙丑是五月十七日，與前後文的日期順序亦合。點校本已據《北齊書》改正。
只要掌握了這書的基本規律，檢用非常方便。寫這書的同時，陳老還撰寫了《中西回史日曆》，兩書“繁簡不同”，可以“互相為用”。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二號墓出土“漢元光元年曆譜”，據此譜知漢太初前用《顓頊曆》，陳老此書是按《殷歷》推算。惜他已於此譜出土前一年逝世，未及見。
這書原寫至1940年，我曾問他為什麼不多寫若干年，他說：“我已寫到民國二十九年。民國是不會很長的，下面不好寫。”果然在他所寫斷限的九年後，全國解放，比他原書多寫一頁都是不合適的，他的識見，令人敬佩。
1956年3月，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時，尚未及增訂，1962年7月中華書局再版時，重加修訂，改正錯誤四十餘處，並增加了六十年，至2000年。
這部書是我國曆表的創舉，六十多年來，學人稱便。內容有其自己的特點，為目前其他歷表所不能代替，所以說這是一部讀史不可一日離的極好工具書。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寫於北京師大
歷世師承
是書之評論（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今天我們都把這本書看作陳垣先生最為澤被學林的著作之一，而多數人都遺忘了另外一個名字——汪曰楨。汪氏的《歷代長術輯要》是這本朔閏表最主要的參考書。陳垣雖然在例言中號稱“根據諸書，參以各史紀志，證其偽誤”。而實際上，根據黃一農的比對，陳氏的“唐代朔閏表”與劉義叟的長曆多有出入，而與汪書幾乎無一不合；而在遼代朔閏的問題上，我們只要讀一讀點校本《遼史校勘記》就知道，陳垣絲毫沒有採用遼史保存的閏考和朔考，而再一次完全地沿襲了汪氏的成果。
汪曰楨，字仲雍，一字剛木，號謝城，又號薪甫。生於嘉慶十八年，浙江烏程人。二十三歲那年發願用二十年時間（最後實際上用了三十年有餘）將二十四史的月日問題給予一個全面的解決，他的基本思路是“遍考當時行用之本術，如法推步，得其朔閏”，對於曆法失傳的情況，就在同時代曆法中選擇與其相近者作為替代，另外又博採諸史所載朔閏，與其推步結果一一相校，注出異同。可以說，他所要完成的，不僅是一部兩千年的長曆，而且還要加上一部二十四史朔閏考和一部中國曆法史。實際上，中國近代最早的一些曆法史著作如朱文鑫《曆法通志》正是以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為藍本，甚至原封不動地承襲了其中個別的疏誤之處。
汪曰楨的母親趙氏，是他幼年的啟蒙者，也是這項浩大工程最直接的見證人。“持籌握管，挑燈揮汗，不勝其勞，吾母所親見也。”鹹豐五年，汪曰楨已年過而立，趙氏自感時日無多，急切盼望愛子大功告成，又眼看推算才進行到唐代，書稿已逾百卷，“萬萬不能速成”。於是按照母子先前的約定，趙氏為還未完成的巨著預先寫下了序言。憾恨之情，溢於紙外。
汪氏之書，初擬名為“二十四史月日考”，後改為《歷代長術》。因其卷帙浩繁，又刪繁就簡，別成《歷代長術輯要》。雖雲“專載朔閏”，實際上《輯要》有相當篇幅在對曆法行用改易情況、推算之法及各年史文或石刻文獻不合者作說明；甚至分節二至可考者，亦加以驗證；並附以《古今推步諸術考》。汪曰楨的姿態是完整地呈現其計算的依據和結果，並儘可能地提供相關信息以資來者判斷和修正。而到了陳垣朔閏表，全然不言推求之法；而其整齊、清晰的列表更呈現出一種“完成時”的面貌。後學遂只知奉為圭臬，絕少有討論其所從來及正誤與否者。不要說後學，早在1926年陳表印行之初，胡適就已經認為這是“給杜預、劉義叟、錢侗、汪曰楨諸人的‘長術’研究作一個總結果”，仿佛這方面的研究再也不需要繼續了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