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悅然
- 外文名：Goran Malmqvist
- 國籍：瑞典
- 出生地：瑞典的雲雪平
- 出生日期：1924年6月6日
- 職業：漢學家
- 畢業院校：烏普薩拉大學
- 主要成就：歐洲漢學協會會長
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榮譽院士 - 代表作品：另一種鄉愁 ，俳句一百首
人物經歷,早年經歷,研究經歷,學術成就,出版著作,學術成果,社會評價,人物軼事,論沈從文,論高行健,評論莫言,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1924年，出生於瑞典的南部。
1948年，獲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赴華方言調查。以高本漢早治在中國北方而未得一探南音統，便至四川調查。自上海至重慶、成都，其僅以兩月便粗略學西南方言。後峨眉山下的報國寺內作了八個月的方言調查。
1949年，赴中國西北，過塔爾寺，拜見活佛班禪額爾德尼。回川後，馬悅然在川北事之兩年，就地收了重慶、成都、峨嵋、樂山等地的方言。歸瑞典後，以此資料為基成碩士論文。
1951年，獲漢學博士學位。
研究經歷
1952年，還烏普薩拉大學語言學系，授漢語和中國文學。
1953年到1955年，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後到瑞典外交部工作。
1956年至1958年，任駐華使館文化參贊，在華數年之識許多中國朋友，與著作老舍深結之交。
1958年至1964年，離華回國，受被聘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中文講師，後晉升為漢學教授和東方語言系主任。
1965年，高本漢仕，時歸於瑞典，用之於英倫與澳洲取之學治驗，創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言皇家圖書館、斯德哥爾摩大學圖書館和遠東考古博物館之文書集，立專門之東亞圖書館以促進瑞典的漢學教學研究。
1966年至1969年，先後任斯德哥爾摩大學語言系主任、瑞典文學、歷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長。著《論漢代以前和漢代文獻中詞素“嫌”的意義》一文，登載在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
1967至1977年，任亞洲學院院長。
1978年，獲瑞典國王獎，表彰其在漢學之成與傳華文之功。
1980年9月，於蘇黎世第二十七屆歐洲中國學家大會上，做《論“其”在〈左傳〉中的作用和意義》的報告。
1988年，任歐洲漢學協會會長。
1984年，當選為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榮譽院士。
1985年，獲選入瑞典學院，為院中唯一的漢學家院士，此一身職擁諾貝爾獎投票權。
20世紀90年代，先後在英國、澳大利亞、瑞典等地從事中國語言、文學教學工作。後期歷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漢學教授和系主任與歐洲漢學協會會長。
1990年6月，教授位仕，後仍有事於中國文學的譯介和中瑞文化交流工作。
1998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學術成就
出版著作
文學作品 | 文獻整理 | ||
另一種鄉愁 | 俳句一百首 | 中國文學手冊：1900——1949 | 現代中國文學及其社會背景 |
學術論文 | |||
西部官話語音研究 | 論〈左傳〉中“其”字的不同功用和意義 | 〈西遊記〉中疑問句結構的責任形式 | |
論先漢及漢代文本中“嫌”字的語義 | 四川方言造句結構的限制形式 | 中國現代派詩歌的誕生 | |
論漢代以前和漢代文獻中詞素（嫌）的意義 | |||
翻譯作品 | |||
【古典詩詞】 | |||
桃花源記 | 秋聲賦 | 春秋繁露 | |
詩經 | 離騷 | 春秋三傳 | |
樂府 | 道德經 | ||
辛棄疾詩詞 | 唐詩宋詞 | 南北朝詩詞 | |
【古典文學】 | |||
西遊記 | 水滸傳 | ||
【近代文學】 | |||
瑞典遊記（康有為） | |||
【現代文學】 | |||
普通病房（老舍） | 死水、紅燭（聞一多） | 毛澤東詩詞全集 | |
邊城、長河、從文自傳（沈從文） | 中國八十年代詩選 | ||
厚土、舊址、萬里無雲、無風之樹（李銳） | 楊牧詩選 | ||
一個人的聖經、靈山（高行健） | 海岸與被寵壞的孩子（北島和顧城詩選） | ||
城南舊事（林海音） | 尹縣長（陳若曦） | 總是巴黎（西零） | |
綠化樹（張賢亮） | 冰凍的火炬（商禽） | 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曹乃謙） | |
學術成果
馬悅然學術研究上，馬悅然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語言、文學、哲學、歷史、宗教、思想史、社會問題等各個方面。馬悅然發表和出版了兩百多種有關中國文學、哲學、語言學方面的論著，其中《中國西部語音研究》是他獲得廣泛聲譽的漢學專著。馬悅然廣泛涉獵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對古典文學的研究總是把文學鑑賞與歷史背景的分析結合起來，以此加深對作品的理解。他對古代典籍《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研究，並從事實和義理兩方面來理解和研究《春秋》，還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譯為英文。
馬悅然精心譯註《公羊傳》與《穀梁傳》這兩種典籍，並作出了基本的學術判斷。他發現雖然在用詞、語言結構和寫作風格上有所不同，但基本造句結構顯示出這兩種典籍大體上是屬於漢語在同一發展階段的產物。它們顯示了一種在新舊造句法之間搖擺的特點，是漢帝國建立初期知識分子中間普遍使用的寫作手法，對漢以後學者的寫作風格很有影響。雖然這兩種典籍的語法結構能反映漢語在同一過渡時期的風格特徵，但可以確定《公羊傳》問世在前，《穀梁傳》產生在後。循著這條線索分析下去，馬悅然得到一個重要的發現即董仲舒為研究“公羊”學而寫的《春秋繁露》，八十五章中極大部分章節不是他本人寫於西漢初期，而是經東漢以後的人、甚至是魏晉南北朝人刪改或託名偽作的。
翻譯領域上，他一開始就按照他的導師高本漢教授的治學方法，在古漢語和中國古代文化知識方面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把中國古典小說《水滸》、《西遊記》譯成瑞典文，譯註了辛棄疾所填的十三闋《沁園春》。為西方讀者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學，馬悅然大量翻譯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優秀作品，有《毛澤東詩詞全集》、沈從文的《邊城》、《從文自傳》，以及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李銳的短篇小說集《厚土》和長篇小說《舊址》、台灣詩人商禽的《冰凍的火炬》以及高行健的小說戲劇集以及長篇小說《靈山》，另外他還翻譯了聞一多、卞之琳、郭沫若和艾青的許多詩歌。
文學領域上，馬悅然寫了不少賞析中國古典詩詞的文章，不僅顯示了他高度的藝術鑑賞力，也顯示出他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他的《一張牡丹畫上的六首詩》只是一篇賞析性文章，卻傳遞出大量的近代歷史人物的訊息。他的這篇文章雖然不是一篇專門領域內的學術性論著，但就其對清代社會君臣之間關係的描述，特別是對滿、漢官員微妙複雜的內心世界的剖析，顯示了他對清代社會歷史的深刻了解，以及對滿漢文化在一個官僚體制內部相互滲透情形的深刻了解。
馬悅然和詩人北島、翻譯家李之義合作出版了一冊中文版的《北歐現代詩歌選粹》，他編寫了多種漢語教材，供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的青年學者使用，他不僅兩度擔任歐洲漢學協會主席，領導了歐洲的漢學研究活動，同時，他也是其它一些人文科學機構的成員。近些年來他承擔了歐洲漢學協會3項主要國際學術研究計畫項目之一，即對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馬悅然參與組織領導了《中國文學手冊1900—1949》的編寫工作。
社會評價
作為當代西方漢學界的領袖人物之一，馬悅然不僅在文學作品2翻譯和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中瑞文化交流的社會活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馬悅然教授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正是他真正把歐洲的漢學研究領域從考古學、語言學擴展到文學，並把中國古代和現當代文學作品大量介紹到歐洲。
馬悅然教授在漢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從古漢語語法和音韻分析到四川方言調查，從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到當代朦朧詩的譯介，他的學術研究涉獵了中國語言學與中國文學的眾多領域，他不僅繼承了西方漢學前輩審慎嚴謹的治學方法，並且改變了瑞典乃至歐洲漢學研究獨尊先秦的學術傳統，帶頭將歐洲的漢學研究重點拓展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和社會文化領域，把學術研究與促進國際間，特別是中瑞兩國之間學術文化交流的具體活動結合起來，使當代漢學研究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光大和發展。
人物軼事
論沈從文
馬悅然不止一次說過：“如果沈從文1988年沒有去世，他肯定獲諾獎。”
馬悅然：要是說中國作家得獎，沈從文頭一個就是，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作家就是他，頭一個可以獲獎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嗎？雖然沈從文到1950年代就不寫作了，他1949年放棄寫作之後，埋頭於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歷史博物館當講解員，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覺得他寫的那部《中國歷代服飾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長篇小說，最精彩的一部長篇小說。沈從文沒有文學家的自負清高，因為他是一個土包子，一個鄉巴佬，他懂得下層人民的疾苦，懂得歷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會寫《邊城》、《長河》那樣偉大的小說。他即使不寫小說，寫服飾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沒讀過他的《中國歷代服飾研究》，非常漂亮，很多專門做服飾考古的學者沒有人能寫出他那樣出色的書。在中國，要得諾貝爾文學獎，除了沈從文，有誰能得呢？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去世，馬悅然回憶道：“當時是龍應台先問我，你知道沈從文去世了嗎？我說沒聽說，就給在瑞典的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打了個電話，說你能不能告訴我沈從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說，誰？我說沈從文。他又說，誰？我馬上就掛了！他是文化參贊，卻沒聽說過沈從文這個名字，我非常生氣！當時我在（瑞典）學院開會，那時是主席，會議結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個議事錘），敲得很大聲，報告給大家說，沈從文去世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審中，只有馬悅然懂漢語，他也對中國作家情有獨鐘。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就要頒給沈從文了，卻聽到了沈從文的死訊。視沈從文為偶像的馬悅然試圖說服其他評審破例把獎授予死去的人，在多次勸說無效後，64歲的馬悅然哭著走出了會議室。
論高行健
馬悅然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瑞典文翻譯者，正是因為馬悅然既是翻譯者又是評審，所以當高行健獲獎時，馬悅然一度受到強烈質疑和批評。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的十天前，高行健將他作品瑞典版的出版商，從Forum換成了Atlantis。Atlantis出版社恰恰是馬悅然一位朋友的，有媒體猜測他這樣做會不會是馬悅然事先走漏了得獎的結果。但高行健否認他知道結果，他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被列入考慮名單，太意外了。”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可疑的幕後操縱令諾獎蒙羞》抨擊馬悅然，德國文化部長諾曼也公開指責馬悅然給瑞典文學院的名譽帶來了沉重打擊。馬悅然說：“我86年就開始翻譯高行健的作品，差不多他所有的短篇小說，兩個長篇小說，18個戲劇中的14部，我都翻成瑞典文。我不管別人對高行健的評價，我有我自己的評價。”
評論莫言
關於莫言，馬悅然說：“我頭一次跟莫言見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我在那兒當了一學期客座教授。有天莫言來了，我們花了幾個小時談話，第二天他又回去了，因為要分房子，我覺得非常奇怪。後來聽說沒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個作家（陳文芬補充：有蘇童、余華、叢維熙、張煒、陳丹燕、池莉等），在台北住了幾天。有天他們晚上出去看熱鬧，莫言不想去，跟我在飯店裡喝威士忌。第三次是2005年他參加（北京）斯特林堡戲劇節，那天來的中國作家有李銳、余華和莫言等，我們沒多少機會見面，但常常通信。”
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結果，絕對讓大多數國人既驚喜又意外。諾貝爾文學獎長期被歐美作家“霸占”，中國作家獲獎幾乎被認為是奢望。但是，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審馬悅然通過電子郵件向成都商報記者表示，“對你們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譯本已經這么多了。”馬悅然表示，中國作家應該更自信，挖掘更多自己的內在力量，而不應太看重國外的標準。此外，好的作品遇到好的翻譯也很重要。包括阿來、余華、楊紅櫻等中國作家的作品不斷在歐美推出多語種版本，此次莫言獲獎，顯示出中國文化對外的影響逐漸增大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