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經濟一體化"這個詞語的使用是近年出現的。據專家考證,在1942年以前從來沒有被使用過。到1950年,經濟學家開始將其定義為單獨的經濟整合為範圍更廣的經濟的一種狀態或過程。也有人將一體化描述為一種多國
經濟區域 的形成,在這個多國經濟區域內,
貿易壁壘 被削弱或消除,生產要素趨於自由流動。所謂“區域”是指一個能夠進行多邊經濟合作的地理範圍,這一範圍往往大於一個
主權國家 的地理範圍。根據經濟地理的觀點,世界可以分為許多地帶,並由各個具有不同經濟特色的地區組成。但這些經濟地區同國家地區並非總是同一區域。為了調和兩種地區之間的關係,主張同一地區同其他地區不同的特殊條件,消除國境造成的經濟交往中的障礙,就出現了區域
經濟一體化 的構想。經濟的一體化是一體化組織的基礎,一體化組織則是在契約上和組織上把一體化的成就固定下來。 從20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球湧現,形成了一股強勁的新浪潮。這股新浪潮推進之迅速,合作之深入,內容之廣泛,機制之靈活,形式之多樣,都是前所未有的。此輪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不僅反映了
經濟全球化 深入發展的新特點,而且反映了世界
多極化 曲折發展的新趨勢。
發展原因 經濟一體化的迅速發展,始於
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並形成三次較大的發展高潮。
1、第一次高潮發生在20世紀50~60年代。
儘管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雛形可以追溯到1921年成立的比利時和盧森堡經濟同盟(1948年荷蘭加入,組成比荷盧同盟)。但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真正形成並迅速發展,卻是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世界經濟 領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大批
開發中國家 出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出現第一次發展高潮。
2、20世紀七八十年代初期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
3、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二次發展高潮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後,世界政治
經濟形勢 發生了深刻變化,西方
已開發國家 在抑制通貨膨脹、控制
失業率 方面取得成功,經濟的發展推動著區域
經濟聯合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明顯加強。這次高潮的出現是以1985年歐共體關於建立統一市場“
白皮書 ”的通過為契機,該“白皮書”規定了1992年統一
大市場 建設的內容與日程。歐共體的這一突破性進展,產生了強大的
示範效應 ,極大地推動了其他
地區經濟一體化 的建設。
1 、聯合一致抗衡外部強大勢力,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直接動因。
2 、
二戰 後,科學技術和社會
生產力 的高速發展,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客觀基礎。
無論是已開發國家的經濟一體化,還是
開發中國家 的經濟一體化,其根本原因都在於維護自身的經濟、貿易等利益,為本國經濟的發展和
綜合國力 的提高創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環境。
興起動因 新一輪區域
經濟一體化 浪潮波瀾壯闊,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經濟原因。其經濟原因主要有:
一是當前全球範圍內日益加深的市場化趨向改革,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奠定了體制基礎。在戰後新技術條件下,各國各地區之間的分工與依賴日益加深,
生產社會化 、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使各國的生產和流通及其
經濟活動 進一步越出國界。這就必然要求消除阻礙
經濟國際化 發展的市場和體制障礙。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實踐認識到,只有選擇
市場經濟體制 ,才能加快本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提高經濟的運轉效率和
國際競爭力 。通過改革,各國消除了商品、
生產要素 、資本以及技術在國家之間進行流動的
經濟體制 上的障礙,促成了區域
經濟一體化 的發展。
二是
世貿組織 多邊貿易體制 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近年來
多邊貿易談判 所遭遇的挫折和困難,刺激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雖然世貿組織是推動
貿易自由化 和
經濟全球化 的主要力量,但由於自身龐大,運作程式複雜,根據世貿組織“一攬子接受”方式,其成員對各項議題的談判只有在一致同意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從而注定了短時間內所有成員達成共識和消除矛盾並非易事。比如,2001年11月在
多哈 發起的首輪多邊回合談判一直舉步維艱。多邊貿易談判前景的
不可預測性 ,為雙邊和區域性
貿易協定 提供了發展空間與機遇,也為參與全球競爭多了一種選擇。而且,區域
經濟一體化 組織因其成員常常是
地理位置 相鄰、社會
政治制度 相似、生產力
發展水平 相近、有類似的文化歷史背景,因而具有開展經濟合作的諸多優勢。
服務於本地區的和平、發展與穩定,是此輪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的政治原因,其主要包括:
一是謀求政治修好,緩解矛盾衝突,穩定地區局勢。
世界銀行 研究表明:區域貿易協定除了促進貿易流動,也對消除
政治衝突 起著顯著的作用。歐洲合作的初始動機和最終目標就是政治。經過兩次
世界大戰 的磨難,歐洲人意識到不能再發生戰爭,必須通過合作、一體化與聯合,才能實現歐洲的長久穩定、安全和發展。歐洲各國終於通過經濟合作,為實現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實現大歐洲聯合的夢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
亞洲 ,1999年
東亞 領導人關於東亞合作的
聯合聲明 ,明確提出了開展政治、安全對話與合作的議題。此外,印度和
巴基斯坦 之間政治緊張局勢的緩解,與正在進行中的
南亞 自由貿易區協定談判密不可分。
非洲 一些國家政局長期不穩,大多數
國家經濟 又
不發達 ,這些因素促使
非洲聯盟 於2002年問世,其目的是試圖以政治和經濟合作來推動地區穩定與經濟發展。
二是推動國內的體制改革。一些
開發中國家 和
轉軌國家 把區域貿易協定作為鎖定
貿易自由化 或國內體制改革進程的機制,即通過外部的條約責任和有形具體的承諾來促進國內的體制改革。20世紀90年代,
東歐 轉型國家 與歐盟簽署區域貿易協定的目的之一,就在於以此推動向
市場經濟 的轉化過程。
四是傳播主體
政治價值 理念。“9·11”之後,美國把反恐作為其
國際戰略 的一項核心內容。2003年5月
伊拉克戰爭 結束後,美國主動提出與
中東 地區國家在2013年之前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倡議。輿論普遍認為,美國此舉的真正目的是要通過
自由貿易區 方式在該地區推行美國式
民主制度 。
發展特點 全球範圍內區域
經濟一體化 迅速發展主要依靠三條途徑:一是不斷深化、升級現有形式;二是擴展現有集團成員;三是締結新的區域
貿易協定 或重新啟動沉寂多年的
區域經濟合作 談判。
東亞 合作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在
亞洲 的亮點。從1992年東協簽署建立自由貿易區協定(即在2008年通過實施有效
優惠關稅 建成
東協自由貿易區 )開始,1997年底又舉行首屆東協與中日韓三國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即建立“10+3”合作機制),將合作從東協擴展至東亞地區,從而正式啟動東亞
合作進程 。2002年,中國與東協達成將在20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的
框架協定 ,“10+1”模式業已形成。
其他大洲的區域
經濟一體化 趨勢也日益明顯。
南部非洲 發展協調會議成員國首腦會議於1992年簽署關於建立
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的條約、宣言和
議定書 三個檔案,正式將該組織更名為“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東部和南部非洲優惠貿易區”首腦會議於1994年批准把優惠貿易區轉變為共同市場的條約,宣布
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 (簡稱“東南非共同市場”)正式成立。“歐盟”的誕生、
歐元 的啟動以及歐盟實現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大,使得歐洲區域
經濟一體化 格外引人注目。“
北美自由貿易區 ”於1994年正式成立以來,美國構想把其範圍擴展到拉美,以形成一個覆蓋整個南北美地區的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不過,前不久
阿根廷 第四屆
美洲國家首腦會議 關於此項
動議 的談判無果而終。
澳大利亞 、
紐西蘭 及東協的貿易部長也於2001年簽署促進貿易、投資和經濟一體化的政府間框架協定,並於2002年正式簽約。
區域經濟一體化覆蓋大多數
國家和地區 。據
世界銀行 統計,全球只有12個島國和公國沒有參與任何區域貿易協定(
RTA )。174個國家和地區至少參加了一個(最多達29個)區域貿易協定,平均每個國家或地區參加了5個。當然,各地區之間的差別很大,發展程度也不相同。
世貿組織 全體成員同時又是各區域
經濟組織 成員,有的具有多重區域
經濟一體化 組織成員的身份。全世界近150個國家和地區擁有
多邊貿易體制 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雙重成員資格”。北方國家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最多,平均每個國家為13個。相當數量的
開發中國家 已與北方國家簽署了雙邊優惠貿易協定。多數協定發生在
東歐 、
北非 和
拉美 ,東亞各國簽署的協定少一些,而
南亞 各國尚無與北方國家簽署協定的先例。
形式與機制靈活多樣。一是大多數
區域經濟 集團對成員資格採取開放式態度,以加速擴大。除一些明確由雙方構成的區域經濟,如美加
自由貿易 協定、澳新緊密經濟合作關係協定等之外,一般區域經濟大都經歷了成員由少到多的過程。比如,歐盟歷經5次大規模擴大,現已發展至25個成員國。“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14年來也經歷了4次擴大,達到21個成員。二是合作形式和層次由低級向高級發展。許多國家放棄或基於原有貿易優惠安排而成立自由貿易區或
關稅同盟 ,有的從關稅同盟發展成為共同市場。比如,1995年1月,
南錐體 四國(阿根廷、
巴西 、
烏拉圭 、
巴拉圭 )根據1994年簽署的“
黑金城 議定書”的規定,將自由貿易區提升為關稅同盟,並正式開始運轉,從而成為世界上僅次於歐盟的第二大關稅同盟。
跨洲、跨區域經濟合作的興起和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
區域經濟合作 的構成基礎發生了較大變化,打破了狹義的地域相鄰概念,出現了跨洲、跨洋的
區域合作 組織。比如,日本相繼與
墨西哥 、
新加坡 簽署了
自由貿易 協定。不同區域經濟集團之間也展開了連橫合作。
南錐體共同市場 與其第二大貿易夥伴歐盟之間開始探討建立自由貿易區,而東協與歐盟
外長會議 之間就政治、經濟領域內廣泛的問題進行探討業已制度化。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有意與南錐體共同市場合作,建立從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整個
美洲 範圍內的自由貿易區。
突尼西亞 、
摩洛哥 等成員先後與歐盟談判建立“歐盟與
地中海 自由貿易區”,並成為歐盟的夥伴國和
聯繫國 。
南非 則在與印度、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 等國積極籌建“
印度洋 經濟圈 ”。
理論 對關稅同盟理論研究最有影響的是以美國經濟學范納( Jacok Viner )和李普西( K·G·Lipsey )。按照范納的關稅同盟理論,完全形態的關稅同盟應具備以下三個特徵:
( 1 )完全取消各成員國間的關稅;
( 2 )對來自成員國以外的
國家和地區 的進口設定統一的關稅;
(一)關稅同盟的靜態效應
1 、貿易創造效應( Trade Creating Effect )
貿易創造效應是指由於關稅同盟內實行
自由貿易 後,產品從成本較高的國內生產轉往成本較低的成員國生產,從成員國的進口量增加,新的貿易得以“創造”。此外,一國由原先從同盟外國家的高價購買轉而從結盟成員國的低價購買也屬於
貿易創造
2 、貿易轉移效應( Trade Diversion Effect )
假定締結關稅同盟前關稅同盟國不生產某種商品而採取自由貿易的立場,無稅(或關稅很低)地從世界上
生產效率 最高、成本最低的國家進口產品;關稅同盟建立後,同盟成員國高產品轉由同盟內生產效率最高的國家進口。如果同盟內生產效率最高的國家不是世界上生產效率最高的國家,則
進口成本 較同盟成立增加,消費開支擴大,使同盟國的
社會福利 水平下降,這就是
貿易轉移效應 。
1 、次優理論
范納認為關稅同盟的建立既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成員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福利,而這取決於產生關稅同盟的環境,這就是次優理論(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 )。這個理論認為,如果福利最大化或者
帕累托最優 所需要的條件不能全部滿足,那么儘量滿足儘可能多的條件是沒有必要的,並且這樣做通常會導致次優情況的發生。因此,建立關稅同盟並不僅僅在成員國之間消除
貿易壁壘 ,並不必然產生次優的福利狀態。所以,要使關稅同盟更可能產生
貿易創造效應 ,增加福利,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第一,關稅同盟使得各成員國的海關人員、邊境巡邏人員等減少而引起的行政費用的減少;
第二,
貿易轉移 型關稅同盟通過減少對同盟成員國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進口需求和出口供給,有可能使同盟成員國共同的
貿易條件 得到改善。
第三,任何一個關稅同盟,在國際貿易投票中以一個整體來行動,較之任何一個獨立行動的國家來說,可能具有更強大的討價還價的能力;
第四,關稅同盟建立後,可減少走私。由於關稅同盟的建立,商品可在同盟成員國之間自由移動,在同盟內消除了走私產生的根源,這樣,不僅可以減少查禁走私的
費用支出 ,還有助於提高全社會的
道德水平 。
所謂關稅同盟的動態效應,是指關稅同盟對成員國貿易以及經濟成長的推動作用。關稅同盟的動態效應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關稅同盟的建立使成員國間的
市場競爭 加劇,專業化分工向廣度和深度拓展,使
生產要素 和資源配置更加最佳化;
3 、關稅同盟的建立、市場的擴大、
投資環境 的大大改善 ,會吸引成員國廠商擴大投資,也能吸引非成員國的資本向同盟成員國轉移。
4 、關稅同盟建立以後,由於生產要素可在成員國間自由移動,市場趨於統一併且競爭加劇,
投資規模 擴大,促進了
研究與開發 的擴大,
技術進步 提高,加速了各成員國經濟的發展。
大市場理論的提出者認為:以前各國之間推行狹隘的只顧本國利益的貿易保護政策,把
市場分割 得狹小而又缺乏適度的彈性,這樣只能為本國生產廠商提供狹窄的市場,無法實現
規模經濟 和
大批量生產 的利益。
所謂
協定性國際分工 ,是指一國放棄某種商品的生產並把國內市場提供給另一國,而另一國則放棄另外一種商品的生產並把國內市場提供給對方,即兩國達成相互提供市場的協定,實行協定性國際分工。協定性分工不能指望同通過
價格機制 自動地實現,而必須通過當事國的某種協定來加以實現,也就是通過
經濟一體化 的制度把協定性分工組織化。如
拉美 中部
共同市場 統一
產業政策 ,由國家間的計畫決定的分工,就是典型的
協定性國際分工 。
實質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浪潮折射出世界經濟多極化的大勢。從
已開發國家 來看,由於此輪
區域一體化 以
經濟全球化 為背景,一方面,
全球化 伴隨著
科技進步 和生產力巨大發展的要求,生產體系和
市場體系 在全球範圍不斷擴張,而充當其中載體和推動力量的是跨國公司。另一方面,由於
民族國家 和利益的存在,全球競爭不斷加劇;與此同時,在經濟發展
不平衡 規律的作用下,
美國經濟 在上世紀中葉的獨霸局面已經不復存在,從而形成了世界經濟“
一超多強 ”的格局。因此,已開發國家企望通過建立區域經濟組織來保證自己的生產體系和
市場規模 的擴大,以增強自身的競爭實力,確保在更多獲利的過程中立於不敗之地。
區域經濟一體化
從
開發中國家 來看,隨著
經濟全球化 的深入,
新興工業化國家 和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已經逐步在世界經濟中各自占據一席之地。在這種態勢下,作為世界經濟中的“一極”,這些國家參與國際競爭和
經濟一體化 的願望更加強烈,要求同
已開發國家 平等互利、
實現共贏 的呼聲更加高漲。然而,開發中國家作為單個經濟仍顯弱小,因此希望通過參加區域經濟組織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和
經濟安全 。儘管這些區域經濟組織往往都由大國主導,並且明知大國主導也是出於其“私利”動機,但是,開發中國家仍可能從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獲得自己的利益。
由此可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質就是世界經濟的
多極化 。其含義包括:一是在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當今世界經濟正在擺脫
超級大國 的控制,有利於平等合作、公平競爭;二是
經濟全球化 背景下的區域經濟組織不僅是競爭的產物,更是大勢所趨。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浪潮也反映了世界
政治多極化 的大勢。一方面,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世界政治多極化趨勢加強。
東歐劇變 、
蘇聯解體 ,宣告美蘇
兩極格局 瓦解;美國雖然成為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擁有經濟、科技、軍事以及國際影響力等方面的
絕對優勢 ,但已無力建立由美國主宰的
單極世界 ;歐洲國家積極推進內部合作,並努力朝著政治
軍事一體化 的方向發展;日本仍然保持世界
經濟大國 的地位,並試圖成為軍事、政治大國;
俄羅斯 資源能源豐富,科研基礎也頗具優勢,加上同為
核大國 ,正力圖重振大國雄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在
國際政治 舞台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政治多極化趨勢不斷加強的大背景下,區域
經濟一體化 發展順理成章。
另一方面,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和前提,政治上的
國際聯盟 也需要相應的
經濟聯盟 作保障。如前所述,多數區域合作或者
自由貿易 安排都有著明顯的政治含義。歐洲合作的目的是通過經濟合作走向政治聯合,實現歐洲的長久穩定和安全。美國是利用自由貿易協定實現政治目的的典型國家。而不久前
古巴 、
委內瑞拉 和
玻利維亞 三國首腦簽署的“人民
貿易協定 ”本身就是政治的體現,因為它不僅反映了拉美政壇的新變化,而且表明了拉美左派政府試圖以此取代由美國主導和倡議的
美洲自由貿易區 。
東南亞 的合作進程,從一開始就具有很強的政治
推動力 。中國與東協於2003年確立了
戰略夥伴關係 ,雙方
政治關係 得到了顯著改善。日本在
中國—東協 啟動自由貿易區進程之後,也緊鑼密鼓地加快與東協國家談判自由貿易區的步伐,其政治含義也是明顯的。
形式 經濟一體化 的形式根據不同標準可分為不同類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巴拉薩把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分為四個階段:
(3)政策一體化,即在集團內達到
國家經濟政策 的協調一致;
區域經濟一體化
(4)完全一體化,即所有政策的全面統一。
優惠貿易安排 自由貿易區 即由簽訂有
自由貿易協定 的國家組成一個貿易區,在區內各成員國之間廢除關稅和其他
貿易壁壘 ,實現區內商品的完全自由流動,但每個成員國仍保留對非成員國的原有壁壘。
關稅同盟 即成員國之間完全取消關稅或其他壁壘,同時協調其相互之間的
貿易政策 ,建立對外的統一關稅。這在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又更進了一步,開始帶有超國家的性質,典型的有
歐洲經濟共同體 。
共同市場 即成員國在關稅同盟的基礎上進一步消除對生產要素流動的限制,使成員國之間不僅實現
貿易自由化 ,而且
實現技術 、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典型的如歐洲統一市場。
經濟同盟 即在共同市場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成員國之間不但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建立起對外的共同關稅,而且制定和執行某些共同
經濟政策 和
社會政策 ,逐步廢除政策方面的差異,形成一個龐大的
經濟實體 ,典型的如的
歐洲聯盟 。
完全經濟一體化 完全經濟一體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高
組織形態 。意味著最終形成了一套放大至
區域尺度 的
國民經濟體制 ,超國家的管理機構享有相當充分的
國家主權 ,從而擁有為區域內各成員國充分認可的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的立法、行政及
司法權 。
這是
經濟一體化 的最高階段。成員國在經濟、金融、財政等政策上完全統一,在國家
經濟決策 中採取同一立場,區域內商品、資本、人員等完全自由流動,使用共同貨幣。
經濟一體化 這是
經濟一體化 的最高階段。成員國在經濟、金融、財政等政策上完全統一,在國家
經濟決策 中採取同一立場,區域內商品、資本、人員等完全
自由流動 ,使用共同貨幣。
經濟一體化是關於成員間
貿易壁壘 的撤除和各種合作互助關係的建立。貿易壁壘的撤除被稱為一體化中"消極"的一面,合作關係的建立則被稱為"積極的"一面,因為合作的建立往往要求參加者改變現有的制度或機構,或建立新的制度和機構以使一體化地區的市場能適當而有效率地運轉。在一體化的各種形式中,較初級的形式,如
自由貿易區 等主要是消極的一面,而較高級的形式,如
經濟同盟 等則更充分地體現了積極的一面。消極的形式比較易於達到,因為消除關稅和
數量限制 易於做到,特別是在經過長期的
多邊貿易談判 後許多國家的
關稅水平 本來就已經很低。積極的形式不易做到,因為它要求採取某種形式的共同行動,而且要求在關稅以外的領域合作,而金融、貨幣和僱傭等方面的合作往往涉及
國家主權 的協調等更深一層次的問題。但對一體化的形式的劃分只能是大體上的,實際上每個組織都不可能是標準的某種形式。
除以上分類外,近年還有學者根據成員國構成的不同,把
經濟一體化 組織分為三類:
這三類組織雖然形式上有相似之處,但目標、
運行機制 、發展歷程等都有明顯不同。
主要影響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積極影響
(一) 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助於自由貿易思想的發展。
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區域內奉行自由貿易原則,清除各種
貿易壁壘 。
自由貿易政策 實施所帶來的各種好處將有助於成員國增強自由貿易意識,同時區域內部保護貿易的
約束機制 對於成員國內部貿易保護主張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2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示範效應。
3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約束效應。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可以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基礎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消極影響
(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把各國追求自由貿易的目標由
多邊貿易協定 轉向區域性一體化組織安排,不利於 WTO 體制發揮作用和進一步發展。
路徑選擇 一、問題的提出與相關文獻的回顧
經濟全球化 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
市場化改革 的不斷深化,中國區域經濟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區域合作的範圍和領域不斷拓展,合作規模不斷增大,形成了像
長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
經濟區域 。與此同時,
計畫經濟 時代形成的“行政區經濟”,以及近年來愈演愈烈的
地方保護主義 ,則嚴重地阻礙了區域
經濟一體化 的進程,從而增加了地方之間貿易的
交易成本 ,損害了經濟成長。
區域經濟一體化
按照法國經濟學家SandraPoncet的研究,1997年中國國內省級間
商品貿易 平均關稅達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這一關稅水平超過了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關稅水平,和美國與
加拿大 之間的貿易關稅相當。也就是說,1987年中國消費者購買各自所屬省份自製產品的數量是它省產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這一比重達到21倍。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構築區域經濟的總體優勢,已經成為當前中國政府和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之一。
一是
區域經濟學 的研究。就當代
中國區域 問題研究而言,區域
經濟學 的研究是最豐富和最深刻的,它不僅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了深刻的
理論分析 ,而且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材料,尤其是近段時期以來圍繞著長江三角洲區域
經濟一體化 問題的一系列
實證分析 和理論探討的論著,大大推動了該領域研究的深入。在諸多經濟學者看來,當代中國區域經濟的順利發展只能寄希望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因為市場的力量遲早要衝破
行政區劃 的邊界,從而促進經濟的合理分工與協作,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他們認為,一旦企業主導型的區域
經濟合作組織 定格為區域經濟合作的主角,一個國家便步入了興旺發達的現代化快車道。
二是
經濟地理學 和政區地理學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經濟地理學與政區地理學的研究也不斷觸及區域行政問題。這一領域的學者往往從行政區域改革的角度切入這一研究課題,從管理學的
管理幅度 與
管理層次 適度的原則出發,考察中國現行的行政區劃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圍繞著一些熱點問題如“撤縣改市”、“
市領導縣 體制”、“撤消
地區行署 建立實體市”等,展開激烈的爭論並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對策。這些對策的一個共同的思路就是調整行政區劃,使行政區與
經濟區 儘可能一致,這一點在區域經濟學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認同。
經濟學家和
地理學家 的見解,為中國區域
經濟一體化 的發展提供了許多富有
建設性 的理論指導和政策性建議。但是,也必須看到,在中國現有的體制背景下,上述兩種思路都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首先,從區域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依靠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來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毫無疑問,應是解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障礙的最佳思路。
然而,中國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決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場化機制的發育成熟、統一的
大市場 的形成,無疑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即使在市場經濟已經完全發育成熟的
已開發國家 ,其固有的
市場失靈 的
客觀存在 也使我們無法完全將解決區域經濟發展問題的希望寄託於市場萬能的神話之上。進言之,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的,
市場力量 的作用通常傾向於增加而不是減少區域差異,因此,即使是市場發達的社會,也傾向於實行政府干預型的協調模式。其次,按照經濟地理學和政區地理學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調整行政區劃,從理論上看似乎可行,從實踐的角度看卻未免是脫離了當代中國政治與
社會現實 的紙上談兵。眾所周知,許多行政區劃是歷史形成的,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和剛性,不能也不應該隨著
經濟活動 的頻繁變化而隨意調整。同時,經濟區以經濟為主要標準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區則要考慮到綜合性因素,而不能僅以經濟為限。對現行的行政區劃的重新調整,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很可能是一項比需要解決的問題本身還要困難和複雜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引發出難以預料的後果。
研究現階段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合作,需要從
政治經濟學 的維度切入,通過對政府結構、政府的
決策程式 及其
微觀基礎 的考察和審視,推進問題的解決。因為,實現區域
經濟一體化 的主要障礙,即地方保護主義的根源在於現行的體制和結構。在
市場機制 尚不完善、法治極不健全的情況下,僅僅依靠民間經濟交往這一自下而上的市場力量,顯然難以衝破這一體制性的障礙。通過構建一個強有力的區域政府合作機制,依靠政府間的合作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在現行體制下實現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
理性選擇 。
區域經濟一體化,指稱的是按照自然
地域經濟 內在聯繫、
商品流向 、民族
文化傳統 以及社會發展需要而形成為區域經濟的聯合體。區域經濟一體化同時也是建立在
區域分工 與協作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推動區域經濟整體
協調發展 的過程。
(一)行政性分權下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結構
1978年以來,以下放財政權和稅收權、投融資權和企業
管轄權 為核心的行政性分權,有效地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促進了
中國經濟 的飛速發展,但這種以行政性分權為核心所形成的體制存在嚴重的缺陷,並直接導致了地方市場分割格局的出現。
從
財稅體制 看,80年代的幾次改革都突出了“包”的特點,圍繞著實行和強化
包乾制 而展開的。財政包乾制明顯帶有向地方傾斜收入的色彩,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對
企業減免稅 收,然後以集資、攤派等形式,通過體外循環,把
稅負 納入地方政府的財庫,從而造成了國家財力的分散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實行了財政包乾制,地方政府在增加
本級財政收入 的
動機誘導 下,往往容易忽略
規模經濟 和技術更新換代的要求,一味地
盲目投資 、重複建設,導致地區間
產業結構 趨同,從而降低了
資源配置 的效率。
從企業的實際地方
所有制 看,企業劃歸地方或由地方新建,形成了所謂的產權地方化。由於按照
企業隸屬關係 徵稅,地方國有企業就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財源。而產權地方化則導致
國企改革 相對遲緩,政、企分開的改革措施不能落實,使企業始終難以成為獨立經營的
市場主體 ,同時也強化了地方政府作為一級
利益主體 的身份。
(二)“政績合法性”主導下的地方幹部考核制度
在經濟
權力下放 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這種新的
制度環境 下,經濟發展成為考核地方官員業績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地方政府的領導人通過發展地方經濟,推動
GDP 的增長,一方面可為自己贏得上層的肯定,另一方面通過為轄區內的人民提供廣泛的
社會福利 ,又可獲得地方人民的支持和認可,地方政府的
政治統治 基礎開始發生了轉變,形成了所謂的“政績合法性”。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現行
政治制度 下,越來越出現一種傾向,表明地方政府官員的提升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成正比。
史丹福大學 的
周黎安 博士運用了一個
委託代理 的模型,對1980年至1993年間中國大陸28個省(除
西藏 和
海南 )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各省的
經濟績效 與地方官員的晉升之間呈現出高度的正
相關性 。因為現行的幹部考核制度特別是對地方幹部政績的評價與考核過分強調與所轄地方經濟發展業績進行直接掛鈎,而這種業績又主要以上了多少項目、建了多少企業、經濟成長速度多少等指標來進行簡單量化和比較。這樣,就必然導致各行政區首腦或部門幹部強化資源配置本地化和保護
本地市場 。再加上地方官員頻繁的地區間調動,更使地方政府在經濟競爭中急功近利,尋求短期經濟行為,從而使
國民經濟 的發展缺少
可持續性 。
(三)政府機構龐大與地方財政困境
地方市場分割、政府間合作動力不足的另一個重要動因在於政府機構龐大,而地方財政困難。當前,中國政府機構人員隊伍十分龐大,超編嚴重,不少地區
政府財政 十分緊張,
拖欠工資 現象很普遍。1996年底,財政供養的人口3673萬人,比1978年增長了82.3%,大大高於同期人口增長的速度。在財政人口中,黨政機關幹部約1100萬人。1993年~1997年,國家
財政收入 每年增加1000億元左右,但同期財政人口每年增加100多萬人,加上增加工資的部分,財政每年需增加工資性支出600多億元,占國家新增財力的60%以上。
在不少地區,新增財政收入約80%以上用於
人員經費 。政府財政成了典型的“
吃飯財政 ”。尤其是對很多不發達的地區來說,財政上的困境更使得地方政府走入一個兩難境地,一方面,如果要搞活當地經濟,就需要對
公共設施 投資,減輕當地
經濟主體 的負擔;另一方面,各種財政
剛性支出 迫使地方財政必須不斷擴大或維持財政收入,結果當地經濟主體的稅負不減反增。這些地區的財政困境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形成一種相互遏制的格局,一旦地方政府缺失自身動力進行制度創新來打破這種格局,往往就會轉而採用地方保護主義,以分割市場的形式來增加當地的財政收入。
在傳統體制下,中央政府除強調在全國建立獨立的
工業體系 外,還強調在大區、某些省份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從而形成了封閉的或自成體系的工業布局。我們可以從傳統體制下中國兩次典型的以
地方分權 為主的計畫經濟運行特點得到更有力的印證。
在“大躍進”時期,為了實現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的7年趕上英國、再加8—10年趕上美國的發展目標,中央政府出於自身財力有限的考慮,只好下放權力,發揮地方政府參與經濟建設的
主動性 。於是,在以
經濟協作區 為單位組織經濟建設的同時,同意每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都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從而促成了經濟發展的分散化和分割化趨勢。
在“文革”期間,由於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加上中蘇關係危機引發的對當時所謂
戰爭形勢 的錯誤判斷,中央政府再一次下放權力,鼓勵各個地方甚至企業都要自力更生、自給自足,以便戰爭發生時能夠“省自為戰”。計畫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這種封閉的或自成體系的地方
工業布局 ,看來實際上已經成為以市場為取向的區域
經濟一體化 的
發展障礙 。
總之,這種人為的
條塊分割 、劃地為牢的經濟分散化和分割化過程助長了“大而全”、“小而全”、重複建設,阻礙了地區間分工和交換的發展。全國的
經濟運行 ,正是這樣被分割成為許許多多互不相關和互相隔絕的地方經濟單位。澳大利亞學者奧德麗·唐尼索恩(AudreyDonnithorne)在1972年發表於
英國倫敦 《中國學季刊》的一篇文章中,曾經將這種獨特的
經濟現象 比喻成“
蜂窩狀 ”經濟(CellulreyEconomy),這一比喻是相當貼切的。
三、區域政府合作機制的建構思路
區域政府合作的目的,從根本上說,就是通過行政性力量基於對市場規範的共識,掃除行政壁壘,促進區域內部要素的流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地域經濟組織,即區域經濟共同體。這一合作機制與傳統體制下的地區合作與發展不同,它必須是建立在分享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的合作行為。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和各地方政府利益獨立化的制度背景之下,區域內各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行為是一種
利益驅動 下的戰略選擇,區域政府合作框架必須是基於各地的共同利益之上,並且使區域內的地方政府意識到只有選擇
合作策略 才能增進和分享共同的利益。因此,從追求區域共同利益這一
合作原則 出發,區域政府合作機制的建構思路應體現為以下幾點:
區域
經濟一體化 的關鍵是
市場競爭 規則的一體化。
歐共體 創建和歐盟運行的實際經驗表明,一個統一的協調的市場競爭規則對建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機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沒有它的支撐,就無法在區域大市場範圍內,協調各地方的
政府行為 ,無法限制地方政府主導的盲目重複建設的衝動,無法使區域內市場主體進行充分、有效的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無法防止市場競爭被各地區
行政權力 和
壟斷勢力 扭曲,無法實現區域範圍內的資源有效配置。因此,區域內各政府應實行統一的
非歧視性原則 、
市場準入原則 、
透明度原則 、公平貿易原則,清理各類法規檔案,逐步取消一切妨礙
區域市場 一體化的
制度與政策 規定,取消一切妨礙商品、要素自由流動的區域壁壘和歧視性規定,促進市場的發育與完善。
(二)區域政府合作必須要有跨行政區的制度性的組織
協調機構 。
由於中國區域
經濟一體化 是建立跨行政區基礎之上的,為了消除局部利益對區域共同利益的侵蝕,必須在分立的行政區基礎上形成共同的內在機制,並在保證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制定具有
約束力 的共同政策和
制度規範 ,實現組織體系內的超行政區的協調與管理。沒有統一的跨行政區的
區域協調 管理機構,區域合作就很難進入到真正的實質性階段;沒有明確的協定或制度,就很難保證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利益的同時不會對共同利益產生消極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框架性
制度結構 必須建立在相關地區自願合作的基礎之上,而且是一種對各地具有明確的約束性機制。這種機構應該有明確的職能和許可權,並且所做出的決策可以以立法等形式,對各級地方政府的行為構成有效約束。
(三)區域政府合作必須強化對區域內交通、港口、通訊等基礎設施的統籌與管理,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體化。
基礎設施的一體化是
區域一體化 的基本架構,交通、港口、通訊是推進區域一體化的重要基礎,也應該是區域整體規劃的核心。沒有基礎設施的一體化,不僅使現有的資源與設施空置與浪費,而且也極大地影響地區間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了區域內的交易成本。由於受條塊分割體制的影響,跨區域基礎設施很難實現“無縫隙”銜接,甚至地區之間競相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嚴重影響了區域整體形象,制約了
經濟效率 的提高。以長江三角洲為例,該區域在基礎設施建設的統籌規劃與管理方面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如地區間及各種
交通運輸方式 之間的協作配套比較差,很少從
綜合運輸 的角度來統一規劃和建設本區域的
交通設施 。
(四)區域政府間合作必須構建區域經濟特色,充分發揮
產業競爭力 。
區域整體競爭力歸根到底在於產業的競爭力,而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在於產業區域特色優勢的形成。因此,區域內各地必須從自身的
比較優勢 和競爭力出發,統一制定適合本地區特點的
區域產業政策 。各地政府要充分尊重企業的意願,努力為企業的跨地區擴張和競爭創造更為寬鬆的條件和環境,在競爭中進行
產業整合 ,在競爭中形成合理的
產業分工 和
區域優勢 。在中國由於各區域一般都沒有一個統一的
產業發展 協調機制 ,各地區在制定或規劃各自的
支柱產業 時,大都是從各自的行政區利益或眼前利益出發,產業的同構化現象嚴重,這十分不利於
區域產業 的協調發展和區域
經濟一體化 ,降低了區域的產業整體
凝聚力 和開拓力。因此,區域經濟一體化必須形成統一的區域產業政策,加強各地方政府間的協調,為企業間的競爭創造良好的市場條件,通過競爭實現整合,逐漸形成以分工協作為基礎的區域性
產業網路 ,進而形成整體優勢和網路。
四、現階段中國建構區域政府合作機制的理性選擇
根據中國現有的制度結構,借鑑國外的實踐以及結合區域政府合作的
基本原則 ,我們認為,在現階段,要建立區域政府合作機制並確保這一機制的有效運轉,直接取決於能否建構起良好的制度環境、合理的組織安排和完善的區域合作規則。其中,制度環境是基礎保障,組織安排是結構保障,
行為規則 是具體的激勵與約束保障。在區域政府合作機制的建構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各自的範圍內進行有效的制度創新,則是問題的關鍵之所在。
(一)良好的制度環境:制度基礎的完善與體制的改革
按L.E.戴維斯和D.C.諾斯的理解,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而中央政府作為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總代表,它支配著各種
政治資源 ,是維繫政治系統穩定的主要力量,承擔著提供憲法秩序、
基本法律 和
主流意識形態 等
制度安排 的主要職責。因此,區域政府合作機制的建立所需要的良好的制度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央政府的制度
創新能力 。
1、積極推進法治建設,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
市場經濟 是
法治經濟 ,基於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區域政府合作機制離不開法律制度的規制。在西方已開發國家,法律對於反壟斷、促進
自由市場 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於中央政府來說,首先,必須提高憲法權威,強化憲法在統一
國內市場 中的作用。在憲法中明確禁止地方政府分割市場的行為,其條文核心是“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國內自由貿易”;明確、細化
違憲審查 程式,切實建立
違憲審查制度 ,以
憲法訴訟 、
行政訴訟 等方式防範、懲戒分割統一市場的行為,尤其是
抽象行政行為 。其次,完善相應的競爭法來阻止地方保護主義的行為。競爭法在建立和維護
市場秩序 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主要包括反限制競爭法和
反不正當競爭法 ,而反限制競爭法就屬於反壟斷包括反
行政性壟斷 的
根本大法 。
中國只出台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尚未出台《反限制競爭法》,即
反壟斷法 ,因此,中央政府必須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借鑑已開發國家的相關經驗,儘快出台一部行之有效的《反限制競爭法》,其中應包括反行政性壟斷和地方保護主義的法律規定。此外,還應出台一部地區關係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地區
政府間關係 。
財稅體制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核心問題,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
財權 直接關係到全國統一市場秩序的形成。因此,鑒於長期以來中央與地方之間“治亂循環”所帶來的一系列不良後果,我們必須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分稅制:首先,進一步合理界定政府事權,劃清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並以此為基礎劃分稅制。其次,建立規範化的中央對地方的
轉移支付制度 。一般包括:一般性補助即
稅收返還 ;專項撥款補助;特殊因素補助等。再次,應調整稅費關係,規範
政府收入 ,同時進一步完善
地方稅 體系。發達
市場經濟國家 政府理財的一條重要原則是預算的完整性,即政府部門依賴國家的行政權威、
資產所有權 或提供某種特殊服務而向企業和個人徵收的各種收入,都應作為財政收入。
因此,中國應通過“
費改稅 ”,擴大現有稅種、
稅基 或設定新稅種等辦法加以規範,並建立
國家預算 ,建立以稅收為主,收費收入為輔,稅費並存的財政收入運行機制,同時也為地方政府建立穩定的稅基。
如前所述,在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制度背景下,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狀況往往直接決定了該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
經濟收益 。所以在這樣的績效評價體系的指引下,地方政府官員往往會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全局利益,以至於地方政府行為呈現出異化特徵,從而導致地方政府間
利益關係 的
不協調 ,地方保護主義和地方市場分割盛行。因此,必須建立起科學的地方政府官員績效評價體系,通過其正確的方向引導,規範官員們的行為取向和
行為模式 ,實現地方政府行為的正常化,從而達到協調和改善政府間利益關係的目的。我們認為,科學的地方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的建立應該體現以下思想:一是對一個地方政府政績的評價應該把該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與其歷史狀況及長遠發展
有機結合 ,尤其要注重該地方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二是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評價應該取向於一個綜合的
指標體系 ,而不應僅僅局限於發展經濟的能力。應當設計一套科學、規範、可量化的幹部
績效考核 指標體系,其中不僅要有經濟數量、
增長速度 指標,更要關注經濟成長的
質量指標 、
社會效益 指標和環保指標,關注在遵守國家
法律法規 方面的表現,對
直接干預 市場運轉或
企業活動 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和
經濟責任 。
4、實現政企分開,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
地方保護主義、地方市場分割實際上是行政性關係在
資源分配 過程中占上風的結果,它緣於地方政府對微觀經濟主體
控制權 的膨脹,而建立全國統一市場,形成區域市場機制的核心之一是要形成獨立運轉的市場主體,使企業成為真正的
法人實體 和市場競爭主體。因此,區域
經濟一體化 的培育最重要的是使地方政府從微觀經濟活動中撤離,減少對企業的不必要的
行政干預 ,為企業走向
區域市場 創造條件,在區域市場內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資源的最佳化配置。具體來說,應該重點抓好以下兩項工作:一是積極推動地方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造,對
國有經濟 實施戰略性
布局調整 ,有所為有所不為。二是加快
國有資產管理 體制改革步伐,成立獨立於
行政系統 的
國有資產運營 機構,通過出售等方式加快非國有化。
在
西方國家 ,政府競爭是產生產權保護機制、有限政府制度和企業家
創新制度 的前提,其核心在於
制度競爭 ,通過
競爭性 地向市場主體和公民提供優質的
公共服務 ,塑造了
有效政府 的制度基礎,從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中國八十年代推行分權改革以來,地方政府間圍繞著
經濟成長 為首要目標的競爭,一方面,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為了實現本地區的高速增長和充分就業,地方政府往往不顧資源整體配置的效率,熱衷於推行地方保護主義的
政策措施 ,致使
諸侯經濟 泛起、
地方主義 泛濫。因此,重建地方政府競爭秩序,必須從以地方保護主義為策略的封閉式競爭轉向開放式的制度創新為基礎的制度競爭,通過制度創新來吸引資源、創新技術、促進增長,而不是通過地方保護主義來維持增長。
結語 綜上所述,區域政府合作機制,就是在
中央政府 良好的政策引導下,依靠區域
內地方政府間對區域整體利益所達成的共識,運用組織和
制度資源 去推動區域
經濟一體化 ,從而塑造區域整體優勢。作為實現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現實選擇,這是由中國改革的
初始條件 決定的。中國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現代化的後髮型國家,一方面,計畫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深度干預,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管理和直接運行經濟的權力和能力。另一方面,
市場經濟 發育還極不成熟、
公民社會 的力量也還有待於發展和壯大,所以,除非政府之間達成共識,通過政府間合作,依靠一致性的行政力量、中央政府的政策資源和
法律制度 去實現一體化,否則在政府之外幾乎沒有足夠的力量和制度渠道來實現這一
制度變遷 。當然,以政府合作來推動區域
經濟一體化 ,並不是強調政府的力量去替代市場,而是試圖通過區域內地方政府的共同行動,一起嘗試並進行以市場化為導向的
制度創新 ,為區域內
社會經濟資源 的最佳化配置提供一個一體化的制度平台。 同時,必須意識到,在一個缺乏普遍的法治規則、統一的
市場秩序 和完善的
區域政策 的國度里,要真正建構起一個行之有效的區域政府合作機制,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絕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從
已開發國家 的經驗看,甚至連歐洲的一體化也走過了半個世紀的艱難歷程。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前景是誘人的。而且近年來,以
長江 三角洲和
珠江三角洲 為代表的
經濟區域 內各級政府通過
實質性 的合作所表現出來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績效,也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建構一個行之有效的區域政府合作機制,推動和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而實現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也決非是一個遙不可及的
烏托邦 。
區域經濟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