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政治經濟學
- 外文名：Political Economy
- 學科門類：經濟學說，經濟學派，西方經濟學
- 飛躍發展時期：18-20世紀
- 學科創始人：威廉·配第，魁奈
- 學科性質：
定義,釋義,歷史,產生,發展——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嬗變——經濟學的科學化,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經濟學,第一卷：歷史發生學,第二卷：系統發生學,第三卷：現象發生學,第四卷：認識發生學,學科分類,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套用經濟學,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工作邏輯和學科方法,勞動二重性,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基礎,歷史唯物主義,勞動價值論,學科性質,實踐性,階級性,人文性,若干流派,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新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研究意義與影響,中國尋根與中國化的道路,
定義
政治經濟學（英語：Political economics），廣義地說，是研究一個社會生產、資本、流通、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經濟關係和經濟規律的學科。第一個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詞語的人是法國的安托萬·德·蒙克萊田，他於1615年出版了《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亞當·斯密認為是研究“國民財富的產生和分配”的科學，目前國際普遍用總量經濟學這個詞來代替。
釋義
政治經濟學以歷史的生產關係或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即是對社會生產關係及其發展規律生產和再生產中人和人的關係作為自己研究對象的學科。
政治經濟學是歷史學科的一個分支。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科學實事求是的實踐家，他們聚集在經濟學自由主義的最深刻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師夏的旗幟下。另一派是以經濟學教授科學研究的人，他們追隨約·斯·穆勒，辯證綜合理論，維護社會穩定。德國人在經濟學科學時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時期一樣，始終是嚴謹的科學研究者。
廣義看，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購買及出售、以及法律、社會習俗慣例，以及政府之間的關係的一門獨立學科。起源於道德哲學，主要受到18世紀發展起來的政治、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範式是與一般經濟學、人類經濟學相對而言的特殊經濟學。
恩格斯說明：“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每一種都處於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響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規律。但是另一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並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作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
馬克思強調：“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生產也不只是特殊的生產，而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即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科學的敘述對現實運動的關係，也還不是這裡所要說的。生產一般。特殊生產部門。生產的總體。”
歷史
產生
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科的總名稱。政治經濟學這個稱呼表明了經濟學科產生的特殊軌跡。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Politics）一詞，源於希臘文的politikos，含有“社會的”、“國家的”、“城市的”等多種意思。
馬克思強調：“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它只是從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觀點來考察社會分工，把社會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勞動生產更多商品，從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資本積累的手段。”
所以，政治經濟學作為獨立的學科門類，作為“一門科學”逐漸形成，作為解決實踐問題的社會科學，並發展成為專門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運動規律的歷史理論學科。
發展——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
17世紀中葉以後，首先在英國，然後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這必然要求從理論上說明生產、分配的規律。這就產生了以A.斯密和D.李嘉圖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使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點開始轉向生產領域和包括流通領域在內的社會再生產過程。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生產逐漸由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勞資矛盾逐漸凸顯。1825年經濟危機的爆發，使現存經濟秩序的內在矛盾日益顯露出來。面臨這種形勢，資產者們更加需要的是對現存經濟秩序的辯護。適應這種需要，產生了以薩伊等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
19世紀上半葉，在生產方式形成時期，產生了以西斯蒙第為代表的經濟學，它抨擊了資本主義制度，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但是它們不了解產生的原因，只是站在維護小私有制的立場來反對私有制。在其經濟學產生的同時，也產生了英法空想社會主義。19世紀40年代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嬗變——經濟學的科學化
古典經濟學有科學的地方，總的來說它研究了社會“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
德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唯物史觀將經濟學發展和演變的歷史劃分為古典經濟學和經濟學兩個歷史時期。在新的科學的基礎上，經濟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經濟學家在研究對象上強調資源配置、在研究方法上強化數理工具的套用。套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對經濟學的性質、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加以分析會發現現代的經濟學是真正實事求是的科學的經濟學。
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經濟學
第一卷：歷史發生學
轉化史I闡明非商品生產關係向商品生產關係的轉化，揭示出貨幣生成運動；與之接續的轉化史II是闡明單純的商品關係向資本的商品關係的轉化，揭示出資本生成運動。與轉化史接續的工作則是整體勘探資本主義生產的史的結構，在對資本發生史的揭示中闡明資本家階級的產生和發展，說明它的兩個生產本質：穩定化的剝削機構（工廠制）和擴大再生產的社會擴張機制。其中，前一方面為後一方面奠立基礎，後一方面的發展鞏固了前一方面的特徵。通過闡明生產關係實體（資本家私人占有制）在歷史成長方面和社會構造方面的工作統一性，尤其在歷史發展上的統一性，社會構造關係的實體性能夠被全面提示出來，內含在這個生產方式運動當中的根本性矛盾因素能夠被反映出來，對資本的時間批判過程的揭示也就有了堅實基礎。
政治經濟學大師——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大師——馬克思可見，《資本論》所運用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第一義”，即歷史發生學。辯證法，中國工作用語即發生學。例如在《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中，馬克思全面闡明了在生長規定方面的母子相互推動的“價值的發生學”。這是理解資本之道的歷史基礎。
第二卷：系統發生學
《資本的流通過程》即《資本論》第二卷，是對“階級科學”的具體實踐、對“階級結構”的具象化。第1 篇刻畫資本循環運動條件，說明資本結構一次系統的生成過程；第2 篇刻畫資本周轉運動條件，說明資本結構多次系統的生成過程；第3篇以資本結構的活的層級遞進運動為基礎和依託，刻畫並說明社會再生產整體系統的生成過程。實踐行程內在化了歷史和存在的結合，將其構造為特殊科學和特殊方法。系統發生學的方法論意蘊在於達成對“辯證法主義”、“科學主義”的內在抵制，從根本上拒絕一切非歷史的現象主義和解釋學的分析進路。
我們回憶一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資本論》商品章的工作邏輯：馬克思堅持從對象出發，從對象——即物的存在進行批判的規定出發，確立對象的歷史結構，進而認識把握住研究對象的歷史結構。在這裡，所謂的歷史，所謂的系統，皆是一種生長運動，即“對象的歷史”進到“研究對象的歷史”，以及“對象的結構”進到“研究對象的結構”。可見，《資本論》所運用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第二義”，即系統發生學。
如果我們把“W=c+v+m”視為生產關係，《資本的生產過程》則是關於這個公式“如何來”的系統性研究。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和“死”，已經寫就這種社會生產關係的歷史特質，以後的生產關係的資本主義運行是實現該特質，交換關係的資本主義運行則在於具體化該特質。我們從而能夠看到：馬克思從“歷史轉化”和“社會系統”兩個層面來整體把握與刻畫資本運動（規定）。這伴隨著“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運動的實存規定——對總資本和總商品資本的考察。基於這些理由和從論證的具體需要出發，資本發生學的邏輯裂變是“歷史和系統的發生學”。
第三卷：現象發生學
生產→再生產→流通→生活過程，即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運動鏈條，旨在把握整體的資本主義分配關係。由“生產→再生產過程”推動和轉化生成的“流通→生活過程”，則在於揭示總商品條件下的社會分配律。運用的邏輯和方法是“現象發生學”。據此而論，《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也是關於資本主義公式的“是什麼”研究的。
《資本論》所運用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第三義”，即現象發生學。我們在這裡再回憶一下《資本論》首篇邏輯：物對事、自然物對社會物的轉換，事的發展，以及事的發展下的社會物（規定）。首章邏輯是對首篇工作邏輯的還原。它確立了母子發生結構的闡說路徑，即價值（形式）。首篇是講價值規律的。實際上，第三卷也可工作還原為“首篇邏輯”。從而剩餘價值規律基礎上的生產價格運動，就是價值（形式）的轉化形式，即“生產價格（形式）”。《保衛<資本論>》封底給出了這種工作對應結構。
《資本論》作為總體邏輯，是對統一歷史對象——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和運動形式的概括。第三卷作為現象發生學與第一卷和第二卷共生，揭明資本存在的“秘密”：1－3篇以價值具體地生長為資本主義價格的過程，說明經濟利潤的一態系統；4－6篇以“階級鬥爭Ⅰ”的社會生長過程——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現實展開機制，說明經濟利潤的多態系統；以“階級鬥爭Ⅱ”的社會生長過程——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深化形式，說明經濟利潤的虛擬運動系統；終篇以階級生活圖像的定格化過程——“分配假象”及其破除，揭明資產階級認識論的規定性。研究表明：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階級分析是等同的方法論範疇，旨在根除“偽科學”對經濟理論建構的影響，終結“庸俗”，使科學還原為推動歷史生長的革命性力量。
第四卷：認識發生學
《資本論》第四卷實踐的邏輯是：範疇發生的認識機理。
在這種意義上，它使範疇的“生產”實踐化，首要性地貫徹了“認識”由“歷史”生產的原則。歷史部分和理論部分的相互構成形成總的寫作邏輯，歷史部分確立了後續研究的理論指針。方法論的意蘊是：（1） 根據歷史生產方式的“自然生長”，顯露範疇的核心的生理結構——價值或剩餘價值；（ 2）由範疇生產上的層級運動，揭示“結構生長”的歷史性；（ 3）通過“理論”的總體生產，最大程度地彰顯方法論批判和認識論批判的內在結合性，具象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實踐工作路線。因此，它否決了考茨基非法編纂《剩餘價值學說史》的錯誤要求。《資本論》整體上也就統一了“兩種認識發生學”，即歷史（發展） 的邏輯和認識（發展） 的邏輯，統一了歷史的方法與範疇的方法。這種整體性研究樹立了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構造典範。
《資本論》所運用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第四義”，即認識發生學。
概括起來說，發生學是對歷史和社會對象進行的總體研究，這界定了總的認識規定。對資本的對象而言，這個總的認識規定即剩餘價值，即作為“資本生產方式”、“資本生產關係”以及“資本交換關係”的剩餘價值一般和剩餘價值全體。從這些意義上看，學科方法論的作為歸結點的和工作匯總的含義，即，乃是依託於範疇生產與批判這一前置過程的認識發生學。因此，如果說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工作階段努力地使“邏輯”提升為“歷史的規定”，進而書寫實在史，那么可以斷定，《資本論》首先在於書寫歷史，其次使“歷史”落實為“邏輯”，完成語言和認識生產。落實的邏輯首要在《剩餘價值理論》當中。
學科分類
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主要包括在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資本論中，馬克思研究了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英國曆年的經濟統計資料，對經濟學理論進行了分析和批判。馬克思提出了剩餘價值理論，認為勞動的付出沒有得到同樣的回報，剩餘價值被沒有付出勞動的“資本”所剝削。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產品的社會化必然會導致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解決的辦法只有實行計畫經濟。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科學的觀點。但沒有提出如何實行計畫經濟的具體辦法。雖然後來的國家在實行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偏差，甚至導致蘇聯的解體，仍不能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有什麼錯誤。任何經濟仍然要不斷地和周期性經濟危機作鬥爭，而解決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斷地加強政府調控，即對經濟進行計畫。
此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理論為核心的工作規定。
馬克思主義套用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中，產權作為財產權利有如下規定：
第一，所有權表現為在一定經濟關係中的個體或團體對生產條件的排他的占有或歸屬關係。人對物的這種意志關係，最初可能是作為一種習慣和傳統被人們自覺遵守和維護，之後，在財產衝突的作用下，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從而作為一種權利保護起來。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財產僅僅是有意識地把生產條件看作是自己所有這樣一種關係（對於單個的人來說）。“私有財產的真正基礎，即占有，是一個事實，是不可解釋的事實，而不是權利。只是由於社會賦予實際占有以法律的規定，實際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
第二，財產權利關係的實質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係。馬克思不否認所有權中體現的人與物的關係，而是要從這種人與物的關係中揭示出人與人的關係。財產權利，只能在一定的經濟關係中才存在；離開了人與人的關係，把財產看作單個人的權利，如同“把語言看作單個人的產物”一樣荒謬。
第三，產權對財產主體有實現利益的要求。財產主體必須作為財產的承擔者，通過一定的經濟交往過程，使財產的權和利得以實現。產權在實現過程中規定主體在經濟交往中的行為和權利界限。這種權利規定著財產人格化主體在經濟交往中的行為和目的以及行為方式。
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產生於16世紀。重商主義是第一個學派，它從全國範圍考察社會經濟現象，用商人的觀點研究經濟生活中的問題。17世紀中葉，出現了代表產業資本家利益的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由威廉·配第（1623—1687年）創始、亞當·斯密（1723一1790年）集其大成，大衛·李嘉圖（1772一1823年）最後完成。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雖有一定的科學成分，對經濟科學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但它把資本主義看作自然和永恆的社會制度，不能正確揭示社會經濟關係發展的規律，因而在理論上的缺陷和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19世紀30年代產生了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並逐漸占據統治地位。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矛盾的日益激化，無產階級也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蓬勃發展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鬥爭的實踐，強烈地呼喚著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誕生。
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
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最早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隨後的時間裡，馬克思和恩格斯持續關注這一研究領域，並提出許多重要的觀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蘇聯政治經濟學系列教程則標誌著這一學科的獨立。之後，中國學者在引入五種生產方式理論的同時，也更多地關注了中國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特有問題。
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領域，對前資本主義的思考構成了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起點。它最早可追溯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並且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學科工作邏輯和學科方法
勞動二重性
《資本論》中二重性學說是實踐化構造，並非倉促理論構造，也絕不會是什麼二重性知識（理論）體系。其辯證法的內涵在於把握“一定生產”生成的規定，提升對象為研究對象，確立歷史的實踐邏輯和開放的批判結構。因此，也並不是邏輯一致性意義的工作邏輯，仿佛封裝了抽象思維方式批判。如果將“起點規定”封裝於封閉歷史知識體系，那是滿足了思想史的有價值性演繹，其結果則要將二重性學說主觀認識化，貶為單純敘述邏輯——從抽象上升為具體。這些想法希望導引拜物教批判認識，卻混同了社會存在上兩種不同的批判即主觀批判和客觀批判，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原則相牴觸，如提出“資本二重性理論”；到頭來，反治其身，重新陷入資產階級性質的知識論遊戲當中，違背直至取消了勞動價值論實踐生成之優良理論品質。
研究對象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是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經濟關係。它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過程中的各種經濟關係。其中生產資料是生產關係中最基本的問題。政治經濟學不是孤立地研究生產關係，而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中研究生產關係。馬克思強調：“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
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為計畫中的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寫的“總的導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文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最終是在這裡得到確定和初步完成的。《導言》的簡明邏輯是關於歷史對象和社會對象的相互鉗制規定的闡述。
右圖是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邏輯的結構化的表達。
形象地說，這是一個“丫型”財產關係生長道路。第一，在根部，生產關係、交換關係尚未分化，屬於財產關係創製階段——對應於抽象勞動成長的活動範圍；第二，在莖幹部，生產關係、交換關係彼此識別出對方，屬於財產關係快速生長階段——一定生產方式（勞動二重性）的成型；第三，在枝葉部，生產關係為交換關係所覆蓋，屬於財產關係取得“運動的實名”（法律用語）階段——社會經濟關係構造的成型。
第一階段的抽象勞動生成指示：人類生產物質產品的同時，亦生產一定的主體自身的財產關係；在第二階段，整體概念的生產方式指示經濟運動關係的生成，並且很清楚，這時候，生產關係的生長運動開始居於主導地位；第三階段指示經濟關係的具象化，例如價值形式的生長運動。充分表明：馬克思始終是從處於生長運動狀態的統一財產關係出發的，從本身具有各種具體的實名關係的財產運動形式中取出財產關係的實存規定，限定為“經濟關係”，目的是排開孤立的實體和繁雜的形式之研究干擾，集中考察“生於無”“長於有”的實體－形式生長單元，考察從勞動中產生的價值關係和從價值關係產生的價值形式。丫型道路使我們明白了馬克思如何從勞動（形式）中工作取出使用價值（形式）和價值（形式）的，以及在辯證分開工藝學和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即在充分肯定具體勞動（形式）到使用價值和使用價值形式的過程當中，決定性地研究了抽象勞動（形式）到價值和價值形式的全部歷史過程。
從邏輯結構上看，《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一致的。
研究方法
與自然科學相比，作為研究現實社會經濟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治經濟學無法通過實驗室進行試驗，需要尋求科學的研究方法。經濟學的學科工作方法是由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分析方法所合成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方法。
研究方法是範疇的生產方法，即歷史生產理論語言和認識。敘述方法是研究方法的辯證表達形式。研究方法和它的敘述方法合成歷史學科的工作方法，產生範疇生產與範疇批判有機統一的理論效果。這就是定性寓於定量分析之中的規範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路徑。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還需要運用綜合方法、歸納方法、演繹方法（判斷和推理方法）以及規範方法和實證方法等認識手段，需要借鑑系統論、倫理學和心理學等的某些方法和範疇。所有這些，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體系。
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歷史科學。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相統一。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堅持事的視角下的物的性質的研究探索。這樣就很容易辯證地分開自然物和社會物的規定，進而清晰地區分“自然形式”和“社會形式”。進而追問“行動如何可能”，實際就是貫徹事的科學規定。這種邏輯“同構”顯示了馬克思主張的一貫性：書寫歷史，通過對歷史活動的把握，發掘經濟的內在邏輯。如此一來，規律的發現就被定格於“歷史”和“邏輯”統一的認識活動中了，行動的規定從中生髮出來。“行動（規定）”的加入使得“事”和“物”分開，物的科學追索“物的世界圖景”，相反，事的科學則追索“事的歷史圖景”。而又由於事物的本質就體現在“道”和“德”的統一性當中，因此，對規律的把握必須有一個內在結構和路徑予以支撐——例如質－量－形式。如此一來，與社會科學有關的理論構造實際上可稱之為“行動理論或圖式”。
所以列寧指出：“敘述不是教條式的（如大多數教科書那樣），而是按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依次敘述，也就是依次敘述原始氏族共產主義時期、奴隸制時期、封建主義和行會時期、最後是資本主義時期。政治經濟學正應該這樣來敘述。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經濟學入門書，正好沒有做到這一點。它們的缺點，主要不在於通常只談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即資本主義），而在於它們不會把讀者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制度的根本特點上去；不會清楚地確定這個制度的歷史意義，指出這個制度的產生過程（和條件）以及今後的發展趨勢；不會把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和各種現象看成是一定社會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看成是這個制度的根本特點的表現……只有唯物主義歷史觀才能澄清這種混亂，才能廣泛地、有條理地、精明地觀察社會經濟的特定結構，把它看作人類整個社會生活特定結構的基礎。”
“以上表明，歷史研究指向始終是真正的革命行動；它直白而堅決，絕無《理解馬克思》（喬恩·埃爾斯特）指責之故意玩弄深沉。”
學科基礎
歷史唯物主義
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規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科學發現。這一發現使人們科學地認識了社會發展的客觀過程。馬克思把複雜的社會現象歸結為經濟關係，即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的變化又歸結為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所以，馬克思從生產力水平出發，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注重從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生產關係的作用與反作用的內在聯繫中，闡明生產關係變化機制及其發展規律，注重對經濟權利、經濟制度及其歷史變遷的研究。這是一種具有歷史縱深感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認識觀的方法和經濟學分析方法。
勞動價值論
勞動二重性理論是馬克思的重大貢獻，是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勞動二重性理論為理解剩餘價值論奠定了理論基礎。生產商品的勞動區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以後，就可以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區分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工人的具體勞動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作為價值增殖過程，工人的抽象勞動一方面創造了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另一方面也為資本家創造了剩餘價值。根據勞動二重性理論，可以把資本區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不變資本就是由具體勞動轉移的生產資料價值的資本；可變資本就是轉化為勞動力並在生產過程中通過抽象勞動能使價值增殖的資本。這就區分了資本的不同部分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不同作用，揭示了剩餘價值的真正來源，從而為理解剩餘價值理論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勞動二重性進一步奠政治經濟學的其他一系列理論的理論基礎。由於勞動二重性理論科學地闡明了勞動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因而從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出發，在剩餘價值論的基礎上，就能夠正確地理解政治經濟學中的資本有機構成理論、資本積累理論、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等等，從而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完整的理論體系。
歸根結底，馬克思主義視域內的二重性分析同時應視為邏輯工作方法，是建構社會生產關係發生學的學說原理。 因而就內涵邏輯和實踐範式來說， 勞動二重性與研究對象具有結構上的內在契合性， 它決不謀求認識屬性的簡單的相互隔開。勞動二重性實踐之路是否決物象自足性， 還原對象的歷史規定； 否決社會物象關係的資產階級擬制， 進一步還原研究對象的理論規定。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的實踐圖景即在於以歷史主義和實踐主義為雙重的建構邏輯取向， 規定大寫的歷史理論， 全面落實政治經濟學批判。該研究進路旨在闡明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進行整體性批判所得到的認識結果，是對歷史進行總體分析、系統性考察而得出的建構性理論， 是批判與建構的統一性理論。等等。
這種特殊理論即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集中體現為“《資本論》商品章的邏輯”。在那裡，馬克思率先進行了這樣的研究：“第一，《資本論》辯證法規定乃是起步和釀成於‘商品’中的；第二，馬克思文本結構是開放的，就首章而言，所要完成的是‘商品本身’的大寫規定剖解，在指向性上，其始終與歷史發展同步，即堅持商品精神現象學批判（馬克思暫名為‘拜物教批判’）工作進路；第三，商品辯證法是實踐化的批判規定，是活的工作邏輯，旨在消除自足，堅持始終在生長運動現象中認識存在規定，把握存在的整體發展；第四，歷史唯物主義是實踐化的形成歷程，它從歷史中發掘社會存在規定，統一歷史存在和社會存在；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統一化研究對象和理論範疇用語，例如生產方式（歷史形成的社會生產）與勞動一般，以及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社會再生產）與價值（形式），使理論分析具有明確的可操作性。”
學科性質
實踐性
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性。是說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就是建立在它的實踐性的堅實基礎上的。
階級性
政治經濟學的階性是由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決定的。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產關係，本質上就是人們的物質利益關係。生產關係及其經濟利益必然表現為群體利益的對立和差別。揭示生產關係的本質、矛盾和運動規律，直接涉及不同社會群體的切身利益。所以，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對社會經濟現象和經濟關係，有不同的認識和解釋。由於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這種特殊性，從不存在超階的政治經濟學。
人文性
政治經濟學的人文性，除了表現為某種階級性之外，也可以表現為一定的國度性。理論經濟學人文性的另一種內涵，便是以人為本，表現為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借用學術界公認的“高雅文藝”與“通俗文藝”的說法，理論經濟學屬於經濟科學中的“高雅學科”。其人文性應大大高於一般的套用經濟學，才能代表著一個國家經濟思維的成就。
如果說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特殊歷史學科具有“科學性”，那么，它應當具體化在上述“三性”當中。
若干流派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又稱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作為國際關係一個分支學科主要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和美國，經過近二十多年的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已經成為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分支。
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
今天盛行於國際學術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始於國際關係學界對冷戰後期的國際社會現實變革所作的思考和反應。
就冷戰初期的國際關係而言，如下兩個事實對於形成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冷戰格局的形成及對抗的開始。這種對抗使得權力，特別是軍事力量被突出來。兩大陣營的形成使得許多國家為了國家主權的安全不得不加入其中，儘管在安全問題上出現了免費搭車現象，但安全問題仍然是冷戰時期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二是自由主義國際體系的建立。在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內，建立了一種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其中，1947年7月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為這種自由主義國際體系的基礎。
冷戰的現實影響了當時學者們對於國際關係的理解，這就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現實主義的興起。這時國際關係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便是權力和安全，其中權力最主要是指軍事力量，而安全最主要是指領土完整。關於這一點，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摩根索於1948年出版的名著《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States）的副標題“為權力和和平而鬥爭”（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是最好的體現。
現實主義地研究國際關係使得國際關係理論在20世紀50、60年代具有如下三個明顯的特徵：（1）國家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體，國際關係主要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2）權力，特別是政治權力是國際關係中最為基本的權力；（3）在國際關係中，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是相互分離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得西方的學者們相信，“自由體系明顯有利於世界經濟的巨大增長；因而也創造了經濟活動全球化的背景，這是今日經濟生活的一大組成部分。所以，這個體系肯定有益於西方集團所有民族經濟的共同利益，甚至有益於那些依附性的第三世界”（註：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o（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Boulder,1991.P.3.）。這種信念的邏輯自然是：為了使得共同財富最大化，在自由主義體系中經濟活動必須和政治活動相分離。
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國際社會現實出現了非常大的變革，這種變革既表現在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上，也表現在世界經濟所面臨的挑戰中。
在西方世界，先是英國為爭奪大國地位而在生產核武器問題上與美國進行討價還價，後是法國改變了初期完全依賴美國的態度。1960年，戴高樂改變了過去和蘇聯完全對立的態度，提出“緩和、諒解、合作”的政策和“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建設思想，同時，為了擺脫美國的控制，法國於1967年撤出北約組織。後來，德國也改變了同蘇東國家的對立，實行“新東方政策”，即既要保持同西方的合作，又要同東方實現某種諒解。這樣，西方世界開始分化，進入20世紀70年代，這種分化更為明顯。而在東方世界，由於前蘇聯把自己的政治經濟模式強加於東歐各國，也引起東歐國家與蘇聯矛盾的加劇。先是前蘇聯和南斯拉夫就裡亞斯特的歸屬發生分歧，導致蘇聯撕毀契約，撤走專家，對南斯拉夫實行經濟封鎖。其後是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6年）的發生，最後終於導致前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陣營內也出現矛盾。
對兩極世界政治格局的挑戰，不僅來自其內部的矛盾公開化，而且還來自外部另一支政治力量--廣大開發中國家--的崛起和壯大。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廣大開發中國家不僅推行“不結盟運動”，堅持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霸權主義，呼籲開發中國家加強團結，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而且在部分地區加強區域建設，促進本地區國家之間的合作，諸如東南亞國家聯盟、石油輸出國組織、非洲統一組織等區域國際制度在促進各自地區的區域化進程中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新政治經濟學
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在大多情況下也被簡稱為“政治經濟學”。一本通行的新政治經濟學教材舉出這樣的觀點：“雖然政治經濟學可以被視為一門自成一體的完整學科，但用標準的自然科學語言來表述其研究或許更加合適。”“在自然科學的分析傳統中，解釋通過法則和理論相聯繫，法則在解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並且它們是科學理論的基本組成部分，更準確地說，理論是層級組織分明的法則系統……非常接近於我們在政治經濟學中遭遇的理論概念。”
且借汪丁丁的歸結與相應的轉述，察看這種論說：（1）“基本問題就是，‘與個人選擇相對待的公共選擇’。”（2）“將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運用於政治活動”。（3）“等於或應當等於‘社會選擇理論+公共選擇理論’”，以及（4）等於“效率原則+正義原則”，以及（5）套用政治社會學的三維理解框架即“經濟”（物質生活）、“政治”（社會生活）、“價值”（精神生活），求社會基本問題之解決，求幸福三維度“效率、正義、自由”（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6）“發展可視為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之擴展過程……政治民主其實是這樣一個過程：因為人力資本是經濟成長的核心驅動，故而，理性的獨裁者為獲取經濟成長的好處，必須普及教育；而教育普及的一項副產品，就是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的成本迅速降低，於是有政治民主的發展。”（7）“在上述的‘三維’視角下……大約是1860-1960年這一百年時間，社會的基本問題（即普遍的正義訴求）及其求解過程，主要局限在‘物質生活－社會生活’這樣一個平面世界裡……來自物質生活維度的，主要是技術進步的影響……每一個人的生命過程，在我們的三維視角下，是‘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三維空間裡的一條軌線……對中國而言，明清以降本土文明與外域文明的衝突，如前述，源自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西方化（狹義地稱為‘工業化’，或廣義地稱為‘現代化’）。”
這些范型涵括了以制度、演化、博弈為視角的“新政治經濟學”風潮，因為該研究亦不過是以新型政治觀——重回市民的經濟政治一體——為導引，用深度化的市民視角重讀資本經濟範疇，以此重訂個人主義秩序規則，巧立“資本政治觀”，使“理性人之互動行為”愈加令人迷惑。所謂的“社會問題經濟學”但言其表，勿言其里。所以就其實質，旨在處理資本的個人選擇和集體選擇的衝突問題，求其折中。這當然是一個現實版的理論幻想。其實，新政治經濟學是對較早的研究經濟學方法的一種復興。雖然這歸類於我們所感興趣的政治是如何影響經濟的課題，但是對於新政治經濟學的定義仍然側重於如何研究這些課題的方法，更明確的說，大致可以被定義為利用現代經濟分析的形式的和技術的工具來考察政治對於經濟的重要性。
中國特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清醒認識和認真研究以下重大問題。
主要特徵：
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建設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必須清醒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特徵，才能清楚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邏輯和研究內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徵：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並自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大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爾後，又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儘管出現了曲折和坎坷，但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成功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實踐和理論上的回答。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不僅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更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新的思想引領，續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新篇章；而且逐步建立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由此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豐富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仍處在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強調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特徵是什麼，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階級矛盾由於國際國內因素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但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因此，破解這一主要矛盾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一直為破解主要矛盾而努力，並取得了輝煌成就。但正像黨的十八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開發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因此，研究解決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方法和規律必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制度，最主要體現在哪裡？體現在要有更高的生產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不斷變革生產關係和經濟運行體制機制，開創性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和發展。但習近平總書記清醒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研究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規律。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總體發展水平不高，且具有多層次性、不平衡性，客觀要求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當今世界仍由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體現。非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聯繫，它們的蓬勃發展不僅有助於提高國民經濟運行活力，而且有助於形成對公有制經濟的競爭，激勵和促進公有制經濟發展，從而改善整個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特別是重視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不僅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而且有利於形成公有資產、非公有資產與勞動者的“資本聯合”和“勞資聯合”的利益共同體。因此，研究如何處理好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以及各自內部的財產權關係、分配關係，更好地發展好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
——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民，為了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堅持人民為主體，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進而把人民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走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邏輯和靈魂。
研究意義與影響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分配、消費規律的科學，為其他各學科提供了理論基礎。
政治經濟學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採用，一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一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社會生產關係及其發展規律，對經濟學科中的其他各學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政治經濟學所闡明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商品、價值、貨幣、工資的運動等基本原理，對經濟科學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政治經濟學提供了豐富的科學材料，從而對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產生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經濟的事實中。”
隨著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和方法的產生，隨著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的產生，同時也產生了產品分配的方式方法。這種種分配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經濟形態的並存。
歸納起來：
一、通過“保衛《資本論》”理論行動，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中國社會歷史和世界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勢。
四、能夠幫助我們掌握建設經濟的具體理論，更好地理解國家經濟政策。
中國尋根與中國化的道路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裡，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
在《<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中，恩格斯講明：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因此，關於思維的科學，也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是關於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這一點對於思維在經驗領域中的實際運用也是重要的。因為，首先，思維規律的理論並不像庸人的頭腦在想到“邏輯”一詞時所想像的那樣，是一種一勞永逸地完成的“永恆真理”。王亞南則說：為了喚起大家共同向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詞來。我無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樣，要建一個什麼學派，而且這個學派也不是用名詞建立起來的。
《資本論》的邏輯與方法論規定是發生學。其指向於研究與言說“歷史” ，旨在弘揚與推進對歷史學發動“哥白尼革命” 意蘊之經濟學建構道路, 使範疇落實在批判原則之上, 貫徹於歷史規定性之中。但是， 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對這種道路和理論實踐行動進行了“逆轉”，推行庸俗化的解釋學與非批判的科學主義主張，旨在相反將經濟學淪落為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其理論工作特徵是進行世界——社會認識預設構圖全面玩弄解釋學語言實踐謀求自然科學主義最高形式和規範是數學主義規劃。由於存在種種問題，—— 就中國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維與語言工作體式出現“錯位” 之上，馬克思之後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實現“反逆轉”。真正的出路在於實現“重構政治經濟學” 意蘊的經濟學建構。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提出歷史和實踐化的工作原則與主張，以免除中國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國化重新鎖入“解釋學困境” 危局之可能。首先，應繼續堅持歷史科學基礎上的實踐化的建構之路。其次，需要確實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學化” 之名，行“去歷史化” 理論實質之企圖。再次，應進而體會到“回到馬克思” 的口號其實是偽的，因為，與馬克思交會的真實性途徑乃是通過歷史和實踐，絕不是文本本身。最後，政治經濟學實踐之路歸根結底旨在衝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束縛之牢籠，而又始終能夠在於最終解除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
В.С.維戈茨基在《〈資本論〉創作史》中談到：“在馬克思以前，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是把研究中的歷史方面作為自己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創立政治經濟學第一個真正科學歷史的功勞，應屬於馬克思。而且，馬克思的創造性方法的重要特點之一在於，制定經濟科學的歷史在他那裡始終同創立自己的理論相併行，構成科學研究的統一過程……因此，政治經濟學史可以說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反面。它必然存在於馬克思經濟研究的一切階段上，既是這種研究的起點，又是這種研究的結果。”《管子·乘馬》篇曰：“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準也。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為之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