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是中國人根據中華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對稱邏輯思維方式創立的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新的經濟學範式，在理論基礎、體系結構、實踐功能方面同現有的西方經濟學流派有本質的不同；既反映人類一般經濟規律、又反映中國經濟特殊規律，能有效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指導中國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基礎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學應是西方經濟學合乎邏輯的發展，是對後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國經濟學代替西方經濟學成為人類經濟學的主流，是通過空間交替展示時間之矢的人類經濟思想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中國經濟學是東方經濟學的代表，也是東方經濟學的典型形態。中國經濟學是範式概念，而不僅僅是地域概念，對稱、非線性、複雜系統論是中國經濟學範式的基本特徵。中國經濟學範式就是對稱經濟學範式。改革開放以前在中國推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改革開放以後在中國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等都不是中國經濟學；僅僅提出建構中國經濟學的構想，而沒有形成中國經濟學範式和體現中國經濟學範式的經濟學體系，也不是中國經濟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經濟學
- 外文名：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
- 思想來源：中華傳統文化，人類經濟思想史
- 邏輯體系：對稱邏輯
- 方法論：對稱非線性複雜系統論
- 所屬學科：理論經濟學
- 所屬範式：對稱經濟學
釋義,起源與發展,學科發展,可採用的定義,學科的分類,研究對象,起源與發展,學術流派,啟示,方法論探索,
釋義
中國經濟學是由中國人自己創立的、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新的經濟學範式。表明這一點：論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則要不能走照搬照抄和全盤引進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片面追求所謂的“標準化”、“國際化”和“原汁原味”，進而自覺不自覺地成為西方經濟學和意識形態的模仿者和消費者的道路。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廣泛吸收和正確借鑑國外經濟學和一切文明發展的優秀成果，深深紮根於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實踐的沃土中，堅持面向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努力發展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理論，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
其在理論基礎、體系結構、實踐功能方面同現有的西方經濟學流派有本質的不同；既反映人類一般經濟規律、又反映中國經濟特殊規律，能有效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指導中國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基礎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範式定位：從邏輯和歷史的結合上定位中國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關係，把中國經濟學代替西方經濟學成為人類經濟學的主流看成是通過空間交替展示時間之矢的人類經濟思想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根據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與邏輯確立中國經濟學的話語權，是陳世清先生建構中國經濟學話語權的切入點。陳世清認為，中國經濟學範式就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維方式所蘊含的對稱邏輯、對稱哲學萌芽運用到現代成熟的經濟學中，形成的經濟學範式，是通過中國經濟學範式體現出來的人類經濟學的範式。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也應該以歷史事實，而不是以假設為自己的出發點。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具體的經濟學公理只能從東方開始，從中華民族的對稱思維方式開始，從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係開始。以假設為自己出發點的西方經濟學只是人類經濟學發展長河中的一個片段，中國當代經濟學是西方現代經濟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類經濟學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西方經濟學不是標準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標準不是一般經濟學的標準。
起源與發展
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學，王亞南很早就有清晰的建設思路，指出：“我們已經知道在中國經濟研究的創建階段，有接續的兩大任務必須完成：（1）在消極方面，需要對阻礙中國經濟認識的諸種理論，特別是同商業資本一樣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識，加以無情地批判；（2）在積極方面，需要依據正確的經濟理論，就中國經濟過渡的轉型性質，採用發展的、全面的以及比較的方法，從中發掘中國經濟的若干基本運動的傾向與規則。這兩個任務顯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中國經濟學，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約定俗成的稱謂，實際上就是“中國經濟原論”。王亞南曾經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為研究對象，分析了舊中國政治經濟學概貌和主要矛盾、發展方向。以中國全體——歷史全體、文化全體——為研究對象，方可打造“中國政治經濟學”。劉永佶做了很好的繼承研究，寫下專著：《中國官文化批判》（2000）、《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2004）、《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主張》（2010）以及《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探究》（2015）。專論也不少，如陳世清《中國經濟解釋與重建》（2009），程恩富《重建中國經濟學》（2015）。這些研究無不強調經濟學的民族歷史本位與現代創新原則，並且都考慮到了最新學術發展態勢。 可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重視傳統，服務現代，走古今、中西結合發展的道路，乃是其基本方向。應著眼這種思路，重建“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的引導中國主流的經濟學。
學科發展
中國人創立的高度原創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王亞南在經濟研究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他極力倡導“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研究經濟”。他認為經濟科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應該面對中國的實際，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建立“中國經濟學”。王亞南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國經濟原論》，被譽為中國的《資本論》。這些給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學者的研究以極大的啟發。
同時，陳世清認為，中國經濟學是由中國人自己創立經濟學理論體系與經濟學研究範式。它具有高度原創性，在理論基礎、體系結構、實踐功能方面比現有的西方經濟學流派更具備科學性，並且能夠有效解釋中國經濟的特殊現象，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科學本身沒有國界的，但科學發展有時空層次統一的規律。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本來不應該有“西方經濟學”、“中國經濟學”之分。“中國經濟學”概念的提出，反映出人們認識到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許多缺陷，很難解釋和套用於中國經濟實踐。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應當能夠帶來理論上的重大進展。中國學者應當能夠對經濟學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貢獻，從而建立以“中國經濟學”命名的新的經濟學範式代替西方經濟學成為經濟學的主流。這是人類經濟思想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也是中國經濟學家對人類的貢獻。
中國經濟學範式，應當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維方式所蘊含的對稱邏輯、對稱哲學萌芽運用到現代成熟的經濟學中，經濟學範式，是通過中國經濟學範式體現出來的人類經濟學的範式。所以，中國經濟學範式就是由中國人自己創立的，在理論基礎、體系結構、核心價值、實踐功能方面同現有的西方經濟學各個流派有本質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新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核心。中國經濟學範式是用生產力發展代替GDP增長，用知識運營增長方式代替資本運營增長方式，用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代替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用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經濟發展模式，用價值機制代替價格機製作為市場核心機制，用國民創新體系、國民創業體系代替國民產業化體系，用福利型國民經濟系統代替貨幣型國民經濟系統，用對稱代替均衡、對策代替博弈作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用主客體對稱的對稱經濟學代替主客體對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既反映人類一般經濟規律、又反映中國經濟特殊規律，能有效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指導中國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基礎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深層結構。
歸結起來認識，中國經濟學是多路向研究的工作合流，以《資本論》研究體系為地基，在多學科的融會貫通中突出“中國元素”。所以中國元素，就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體系下的獨有的“思維方法”和“語言表達方式”。中國化的《資本論》解讀的要點有三：一是區分對象和研究對象，二是區分物和事，三是區分物的科學和事的科學。概言之，就是堅持以“事的科學”審查《資本論》的邏輯，真正做到作為人類文明成果的“現代經濟理論體系”為我所用，實現兼容並蓄。針對這一點，《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講述“歷史發生學”，《資本論》第二卷研究講述“系統發生學”，《資本論》第三卷研究講述“現象發生學”，《資本論》第四卷研究講述“認識發生學”。
對稱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範式
對稱經濟學是以對稱哲學、五維空間理論、複雜系統論為理論基礎，吸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的最新成果，通過對現有世界上經濟學三大流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揚棄和個體經濟學與總量經濟學的綜合，建立起來的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對稱經濟學的產生結束了人類經濟學的史前史，奠定了新常態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也奠定了新常態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確立了中國經濟學的話語權。
《對稱經濟學》是以對稱哲學、五度空間理論、複雜系統論為理論基礎，吸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的最新成果，通過對現有世界上經濟學三大流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揚棄和個體經濟學與總量經濟學的綜合，建立起來的真正科學的中國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範式，就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維方式所蘊含的對稱邏輯、對稱哲學萌芽運用到現代經濟學中，是通過中國經濟學研究體現出來的人類的一般經濟學範式和特殊經濟學範式的總稱。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學應是西方經濟學合乎邏輯的發展，是對後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國經濟學代替西方經濟學成為人類經濟學的主流，是通過空間交替展示時間之矢的人類經濟思想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中國經濟學範式是幸福經濟學範式。幸福經濟學就是以主客體對稱的對稱辯證法和對稱經濟學為基礎理論、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則為理論出發點、以共有制為經濟基礎、以價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合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和諧經濟為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以人的幸福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以對稱思維方式和整體論思維方法為方法論特徵、擅長五度空間分析的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對稱性、具體性、全面性，是幸福經濟學範式的基本特徵。幸福經濟學範式本質上就是對稱經濟學範式。從所滲透的思維方式特徵來看，幸福經濟學範式本質上只能是中國經濟學範式——西方經濟學範式與幸福經濟學範式在思維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幸福經濟學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前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幸福經濟學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正好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代替一樣，西方經濟學範式被對稱的、系統的、五度空間模式的中國經濟學範式所代替，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學以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中國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
可採用的定義
辭典
1、經濟是價值的創造、轉化與實現。
1．經濟就是生產或生活上的節約、節儉，前者包括節約資金、物質資料和勞動等，歸根結底是勞動時間的節約，即用儘可能少的勞動消耗生產出儘可能多的社會所需要的成果。後者指個人或家庭在生活消費上精打細算，用消耗較少的消費品來滿足最大的需要。總之，經濟就是用較少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空間獲取較大的成果或收益；
2．經濟就是國家或企業、個人的收支狀況，如國民生產總值、社會總產值、企業的產量與效益、個人的收入與支出等；
4. 經濟就是家庭管理(見[古希臘]色諾芬著：《經濟論》)；
5．經濟就是一種謀生術，是取得生活所必要的並且對家庭和國家有用的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經濟論》)。
第1、2個解釋反映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習慣用法；第3個解釋是我國古代對經濟一詞的用法；第4、5個解釋是古希臘對經濟一詞的用法。
《辭海》（1999年版）中有一個較為準確的解釋。泡沫經濟：虛擬資本過度增長與相關交易持續膨脹日益脫離實質資本的增長和實業部門的成長，金融證券、地產價格飛漲，投機交易極為活躍的經濟現象。泡沫經濟寓於金融投機，造成社會經濟的虛假繁榮，最後必定泡沫破滅，導致社會震盪，甚至災害性的後果。
傳統政治經濟學教材
7．經濟是指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包括物質資料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由它決定的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其內容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個方面，但主要是指生產力；
8．經濟是指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總稱。包括一國全部物質資料生產部門及其活動和部分非物質資料生產部門及其活動。我們通常講不同國家的經濟狀況，就是從國民經濟的角度上講的(這一定義犯了邏輯錯誤，即循環定義)。
俄羅斯經濟學家
9．經濟就是遵循一定經濟原則，在任何情況下力求以最小的耗費取得最大的效益的一切活動；
西方經濟學
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學家給經濟學下了各種各樣的定義，但對經濟的定義卻比較模糊。他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自然是經濟，經濟這個最基本的概念是一個清晰自明的實體，對經濟無須下定義，故一直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一詞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由此導致他們對經濟學的定義也處於混亂狀態。我們只能從其對經濟學的定義中推測出經濟的“定義”。
11．經濟是指財富；
12．經濟是人類和社會選擇使用物質 和前輩所提供的稀缺資源；
13．經濟是指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並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
14．經濟是指人類生活事務；
15．經濟是指把稀缺資源配置到各種不同的和相互競爭的需要上，並使它們得到最大滿足；
16．經濟是指將稀缺的資源有效的配置給相互競爭的用途；
17．經濟是指個人、企業、政府以及其他組織在社會內進行選擇，以及這些選擇決定社會稀缺性資源的使用；
18．經濟指社會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
19．經濟是指我們社會中的個人、廠商、政府和其他組織進行選擇，這些選擇決定社會資源被利用；
22．經濟是指收入分配，以及不損害經濟運行的前提下對人給予幫助；
24．經濟是指經濟周期中失業與生產的波動，並改善經濟成長的政策；
26．經濟是指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資源有效利用的方式；
28．經濟是指有限資源在不同用途上的運用；
29．經濟是指資源配置的全過程及決定影響資源配置的全部因素。
學科的分類
研究對象
由於經濟思想和學說受社會、歷史、階級等因素的影響，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必然隨著歷史時代的更迭而發生變化。在西方經濟學史上，其研究對象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8種。
1、財富說
財富說是一種年代最早、歷史最長，持有人數最多的經濟學對象理論。這是來自古希臘羅馬學者的經濟思想，而且在新古典經濟學以前的多數經濟學家都有這種對象理論。古希臘羅馬的思想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通篇都是研究家庭財富及其增長問題。由於重商主義者對研究財富的熱情，超過了他們的先輩，所以他們以財富為中心研究了財富的形式(金銀)、產生(流通領域)和增長途徑(開採金銀和對外貿易)等問題。
古典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對象也多為財富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在著作中，把如何增加國家稅收，如何增加國家財富作為研究對象，在他的《賦稅論》中提出了“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的著名論斷。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是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以及財富增長之道的。大衛-李嘉圖遵循斯密的財富對象理論，也特別重視財富的分配問題，他把財富的分配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也指出，政治經擠學是“闡明財富怎樣生產、分配與消費”的科學。據此，他把政治經濟學分成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大部分加以論述，創立了三分法。詹姆士·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綱要)中，繼承和發揮了薩伊的三分法，提出了四分法對象論，即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結為研究財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一般原理。
2、歷史或制度說
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古典經濟學的主要反對者，在經濟研究中始終將歷史放到極端重要的地位，並且堅持以民族國家為中心來建立經嶄學。十九世紀初亞當·穆勒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重目的：既求個人利益的極大滿足，又使整個民族大家庭得以加強，並且後者是主要的。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李斯特提出了國家經濟學與世界主義經濟學相對立。他認為國家經濟學是代表經濟落後國家利益的經濟學，其研究對象是落後國家的富強之道。世界主義經濟學是代表經濟上先進國家的利益的經濟學，它的研究對象是世界經濟。歷史學派創始人羅雪爾指出，國民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論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諸規律的科學，經濟學應與法律、國家、宗教等學科密切相關，並以他們為基礎。希爾德布蘭德聲稱，經濟學應該產生一種文化史的經濟史，並與歷史的其他分支和統計學密切相關。新歷史學派代表施穆勒進一步區分了國民經濟學和國家經濟學，認為國民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國民經濟，國家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的組織結構及其經濟職能。美國制度學派把制度當作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動力，並以注重製度研究為根本特徵。美國制度學者凡勃侖認為，經濟學應該研究制度的起源、演變對相應社會經濟關係的作用。康芒斯則直接把自己的著作取名為(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經濟學是一種關於集體行動(風俗、家庭、公司、國家等)在控制個人行動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論。
3、人的欲望及其滿足說
西斯蒙第和羅雪爾都曾提到過經濟學研究的是“人”。但他們所講的人的概念比較含糊。
主觀經濟學派的先驅者馬斯夏在(經濟和諧)中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並解釋說，“欲望、努力、滿足，這就是經濟觀點中的人”。奧地利的門格爾則明確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人的欲望及其滿足。他把經濟學分為套用經濟學、歷史統計經濟學和理論經濟學，他在(國民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理論經濟學研究的是人類為滿足其欲望而展開其預籌活動的條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依然都把人的欲望及其滿足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傑文斯也指出，經濟學為人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學。
4、人與財富綜合說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在經濟學是財富科學的說法遭到異議，研究人的定義難以自圓其說的情況下，綜合了各種關於經濟學研究對象。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指出，經濟學一方面是一種研究財富的科學，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人的學科的一部分。
5、人類選擇行為說
1932年，羅賓斯總結許多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學概念的共同實質，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與意義>中，提出了一個經典性的經濟學定義：“經濟學是 門研究目的與具有可供選擇的用途的稀少手段之間關係的人類行為科學”。這就說明了，經濟學的產生就在於人類無盡的欲望與物品稀少性的矛盾。希克斯的<價值與資本>中，也更為明確地顯示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選擇的科學。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中也寫道，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會如何作出最終抉擇的科學。
6、巨觀經濟行為說
巨觀經濟行為說以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為代表。凱恩斯革命以前的經濟學多是分析微觀經濟行為．如研究單個消費品、個別市場或個別企業、個別行業的經濟行為，多屬個體經濟學的內容。而凱恩斯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從微觀經濟行為分析轉向巨觀經濟行為分析凱恩斯強調的是國民收入、總就業、總需求、總供給等總量研究，著重強調的“是整個經濟體系，如何使該體系中之全部資源達到最適度就業”。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出版標誌著總量經濟學的產生。
7、微觀經濟行為與巨觀研究合流說
為彌補凱恩斯經濟學只著重巨觀經濟分析，忽視微觀經濟分析的缺陷，當代一些經濟學家，把凱恩斯巨觀經濟理論與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他們以稀缺法則為起點．把經濟學分為個體經濟學和總量經濟學兩部。個體經濟學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因為資源是稀缺的．要對稀缺的資源配置；總量經濟學以資源利用為研究對象，因為在資源配置中會有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出現資源閒置或浪費問題，對稀缺資源的合理利用，就需要國家干預。而資源配置和利用又可以有不同的解決模式和方式，這就涉及到經濟體制問題。當代不少經濟學者主張建立混合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中既有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自由市場經濟，又有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和巨觀控制的經濟。綜上所述，經濟學的定義應該是研究在一定經濟體制下，稀缺資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學 該定義涉及四個問題：一是稀缺資源，這是經濟學產生的基礎和研究的出發點；二是資源配置，屬於個體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三是資源利用，屬於總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四是經濟體制，因為無論是個體經濟學還是總量經濟學都涉及到經濟體制問題。
8、廣義對象說
廣義對象論有兩種觀點：(1)橫向分析法。該觀點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經濟理論、經濟問題、經濟政策的科學。它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經濟理論、經濟問題、經濟政策三個方面。(2)縱橫分析法。該觀點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六個方面，即淵源、流派、理論、方法、問題、政策。
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陳述是：“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總體看，以上可看成是對研究對象的核心結構的探索。與之契合的思路是對事的全體規定的研究：對象進到研究對象的研究，以及對與之相契合的對象規定的“如何來”、“為什麼”及“是什麼”的系統探究。它說明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始終是生產關係，只是在這個前提下通過貫徹“事的科學”，研究對象的結構得以鎖定。馬克思的研究顯示了一種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工作原則。“邏輯”重歸“歷史”，直接升華了人類語言生產的主題。這裡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這個認識原則，對馬克思而言，它統一了產品經濟形態社會和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的邏輯，即“生產關係和依賴關係”和“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對二者的不同規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描述：依賴關係和交換關係是歷史地互為補充的，並且，交換關係的發展其實是旨在造成一種人的依賴關係的發展的“普遍的基礎”。這種深度的考察全面確立了唯物史觀的語言生產標準，建立了它的恰當的理論外觀形式，也就可能使認識完全為歷史領域所覆蓋。據此，我們有理由推斷：政治經濟學不過是對不同歷史形態的“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進行研究，從而，在生產關係發展的地基上得以把握各種人類經濟活動的交往形式——依賴關係的、非合作關係的和合作關係的。
起源與發展
概要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於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使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後法國重農學派都有影響。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從國家組織原理，以及從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於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個社會分工學說，縱然旨在為他構想的奴隸主理想國提供理論根據，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提出了一個理論分析。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軻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有關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不僅在於他指出了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係即等價關係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但是他對追求貨幣財富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從公正原則出發持否定態度。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於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公元前234～前149）、瓦羅（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
19世紀末期，隨著資產階級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演變，即更傾向於對經濟現象的論證，而不注重國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經濟學家改變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英國經濟學家W.S.傑文斯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確提出應當用“經濟學”代替“政治經濟學”，認為單一詞比雙合詞更為簡單明確；去掉“政治”一詞，也更符合於學科研究的對象和主旨。1890年A.馬歇爾出版了他的《經濟學原理》，從書名上改變了長期使用的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名稱。到20世紀，在西方國家，經濟學這一名稱就逐漸代替了政治經濟學。
重商主義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相應地出現和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並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提供了條件，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採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後，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 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但是重商主義的研究只限於流通過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
古典政治經濟學
17世紀中葉以後，首先在英國，然後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這時，封建制度還嚴重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鬥爭。這種鬥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W.配第和法國的P.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範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庸俗化
古典經濟學在19世紀初發展到頂峰的同時，也開始著它的庸俗化過程。這反映了西歐產業革命初期階級矛盾的特點。法國的J.-B.薩伊和英國的T.R.馬爾薩斯是把古典經濟學庸俗化的創始者。薩伊閹割勞動價值論，發展了斯密的三種收入決定交換價值的庸俗觀點；他還從效用價值論出發，轉到生產費用論，進而建立“三位一體公式”的分配論。他還提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場法則，根本否認資本主義存在供求脫節和普遍生產過剩的可能性。馬爾薩斯在將斯密學說庸俗化的同時，同李嘉圖進行激烈論爭，他抓住李嘉圖在價值論上無法解決的難題進行抨擊，並力圖否定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和關於利潤來源的學說。J.密爾和J.R.麥克庫洛赫則以斯密和李嘉圖的信徒面目出現，採用注釋和通俗化的形式將古典經濟學庸俗化。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19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的矛盾加劇。工人運動的高漲和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傳播，給資產階級的統治以極大的衝擊。在這種形勢下，資產階級經濟學拋棄古典經濟學的外衣或以古典經濟學批判者的姿態，建立新的庸俗學派了。
學術流派
歷史學派
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後於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F.李斯特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W.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於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隨著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G.von施穆勒、A.華格納（1835～1917）、L.布倫塔諾（1844～1931）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
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於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或稱奧地利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國的C.門格爾、F.von維塞爾和E.von柏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傑文斯、法國的L.瓦爾拉斯和V.帕累托。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J.B.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這個學派的主旨是宣揚主觀唯心主義，否定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辯護。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後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並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J.S.密爾之後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他用漸進的觀點分析經濟現象；用力學的均衡概念和數學的增量概念分析商品和生產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價格的決定；用主觀心理動機解釋人類的經濟行為；在靜態、局部均衡分析的框框內引進時間因素等。他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並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這個理論體系的實質是在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抹煞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及其他許多矛盾。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範。批判地吸收資源配置的思想工具，可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
制度學派
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T.凡勃倫、J.R.康蒙斯、W.C.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瑞典學派
北歐的以K·維克塞爾（1851～1926）為代表的瑞典學派。其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總之，廣納流派，多路發展，百川歸海，中國政治經濟學方可獲得繁榮的春天。當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主義仍沒有消散的同時，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在中國經濟學界卻又繁盛起來，這種教條主義不僅嚴重威脅著中國經濟學的多元化發展道路，也阻礙了中國經濟學的原創性之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的盛行和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呼喚著中國的經濟學革命，西方異端經濟學研究傳統、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現代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國有機主義哲學和中國創造主義新文 化等是這種經濟學革命的主要思想來源。中國經濟學革命不僅要完成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中國綜合，還要把一種新型的視野和高瞻遠矚的想像力引入到經濟學之中，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和超越，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經濟學，也是中國經濟學時代到來的先聲。
啟示
在舊中國，王亞南“ 站在中國人立場” ，以“ 比較的全面的和發展的研究方法” ，“ 有效的活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寫成了《中國經濟原論》及其《續篇》。同時， 批判“ 混合經濟制度論” ，強調指出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社會，必須確定某一經濟成分為“代表” 和起主導作用，才能保證建設、發展的正確方向。新中國成立後，王亞南強調革命勝利後，必須要有一個為社會主義社會建立物質技術基礎的階段。作為社會主義的過渡,要先走新民主義之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他的系列的以運用《資本論》為中心內容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空白。
中國正處在“後王亞南”理論建構時代，需要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真正性研究跨越：
一是在熊彼特的基礎上真正前進一步，跨越熊彼特意義的“實踐三分法”，在歷史的方法、範疇的方法的結合領域中一體化歷史、理論、統計；二是在王亞南的基礎上真正前進一步，跨越“中國經濟原論”的狹義理解域，進入全面涵義的中國經濟學建構域；三是最終達成在馬克思的基礎上真正前進一步，在系統的、實踐的中國歷史域內，深入研究中華“有限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闡發個別資本轉化與具象為“社會總資本”的實踐邏輯及其局限條件。盧卡奇已經敏銳地從理論上將上述不同關係明確為：“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主要是正在產生的、為在社會中起作用而鬥爭的資本主義和已經統治著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區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從現實的方向上大大推進了這一結論，為之提供了認識可能性。中國經濟學建構行動同樣肩負著中華歷史使命，擔負著“中國夢”。在王亞南的原創性工作基礎上，中國經濟學建構命題吸引了兩代馬克思主義研究集體及眾多學者參與，經歷了從“以價值觀為取向的研究”到“以實踐為取向的研究”的演變過程。從而，整體推進到“以歷史和實踐為複合取向的研究”的綜合創新的發展行程中。其中有價值的研究線索包括：(1) 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當代建構為中心，形成中國化的經濟理論體系新概括；如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論、中國經濟學體系論等。(2) 以社會主義現實經濟學的實踐生成為理論拓展基點，形成各種理論新論；如社會主義過渡經濟學論、發展經濟學論和轉型經濟學論，以及中國發展模式論、演化社會理論等。(3) 以理論經濟學的“中國運用”為基調和根據，形成系統化的研究概括和思想認識體系；如中國經濟運行論、經濟學的中國學派論等等。但是，客觀上也存在諸多研究不足。主要體現於以下理論觀點之上：(1) 消極無為的“悲觀論”觀點；(2) 空泛的“自主創新論”觀點；(3) 絕對的“超越論”觀點；(4) 盲目性“範式論”觀點；(5) 單一性建構論”觀點；(6) 庸俗性“辯證法工作主義”觀點；(7) 極端性“去階級化”觀點；以及(8) “親科學主義”或“泛科學主義”觀點，等等。
這表明，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分析開始。吾道悠悠，憂心悄悄。居高而思，我們須得承認：迄今為止，人類對自身歷史結構的內在了解，全靠《資本論》給其打下基礎。一次次的理論對接與實踐的接合使中國人逐漸認清一個道理：“主張把歐美資本主義制度當作理想移植過來的國家，當然沒有產生政治經濟學的可能。”
名不正，則言不順。這決定經濟學的語言不能皆由數學產生。如果把經濟學看作隸屬於理科或自然學科意義的硬科學，那么其事不成，其行不正。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認真消化《資本論》，立足王亞南的工作地基，前進一步，徹底消除“四分主義法式”和“三位一體公式的模本”積澱良久的病疴與沉重影響，創出全新的理論道路來。
這是長期化的過程，保衛《資本論》，建設中國經濟學任重而道遠。但如果據此悲觀沉淪，說出一些自絕於《資本論》向前發展的話，那又是一葉蔽目，不見泰山，看不清人們“逃避”《資本論》的實質所在。一味地“解讀”和“捍衛”，使《資本論》的精神早已失去顏色，空留下科學皮囊。一個不懂《道德經》、《史記》和《紅樓夢》的中國人，稱其“熟諳”《資本論》，如果不是專指對以英國為代表的16-19世紀歐洲史，特別是西歐發展史的了解這一點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其對於歷史作品和科學作品的工作統一性及其結合方式的“高度”無知。因為對他而言，《資本論》從來就是死的文本。這裡不妨插入一句題外之語：怎樣是對待《資本論》的正確的閱讀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紅學研究裡頭說的話：“多歧為貴，不取苟同。”對《資本論》發表不同的理解意見，殊為可貴，卻也要牢記歷史真理最終只有一個的訓導。
華夏一統，是歷史、思維、語言、文化養成了的大一統國度。《資本論》來到中國，委實與東方經濟學不斷深化之歷史步伐同步。這以後，國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華語境中讀懂和如何運用好這一偉大著作，尤其恰當領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語言。直截了當地說，這是伴隨了思想直接撞擊的一次歷史閱讀，是一次氣勢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維對接。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理論實踐是晚近的一個工作外顯。通過善讀、善用，達成《資本論》在中華體系內的“創造性轉化”！在這一歷史高地與思想制高點之下，問題不在於為什麼要保衛《資本論》，問題在於保衛什麼以及如何保衛。扼要而言：中國政治經濟學構建行動，即是以中國人的資格和遵照中國人閱讀之習慣和用語之習慣對“經濟學”的繼承、改造和發展。中國經濟學，——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理論簡稱，絕不僅僅意味著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在中國”，或者某個乃至於各個經濟學分支和流派的“在中國”，就本質而言，其是從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出脫而來的經濟理論和工作體系。為此，我們必須對原創性的方法進行民族“尋根”，尋找民族內涵和工作邏輯。一句話，我們必須“回家、回歷史、回中國”，尋找本土語言智慧和思維方式。
方法論探索
基於中國套用視角的理論經濟學方法論探索：既然《資本論》的邏輯與方法論規定是“發生學”——唯物主義發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那么，應進而體會到“回到馬克思” 的口號其實是偽的，因為，與馬克思交會的真實性途徑乃是通過歷史和實踐，絕不是文本本身。其指向於研究與言說“歷史” ，旨在弘揚與推進對歷史學發動“哥白尼革命” 意蘊之經濟學建構道路，使範疇落實在批判原則之上，貫徹於歷史規定性之中。但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對這種道路和理論實踐行動進行了“逆轉”，推行庸俗化的解釋學與非批判的科學主義主張， 旨在相反將經濟學淪落為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其理論工作特徵是進行世界－社會認識預設構圖全面玩弄解釋學語言實踐謀求自然科學主義最高形式和規範是數學主義規劃。由於存在種種問題，——就中國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維與語言工作體式出現“錯位” 之上，馬克思之後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實現“反逆轉”。真正的出路即在於實現“重構政治經濟學” 意蘊的經濟學建構。在此基礎上，可提出歷史和實踐化構造的工作原則與主張， 以免除中國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國化重新鎖入“解釋學困境” 危局之可能。首先， 應繼續堅持歷史科學基礎上的實踐建構之路。其次，需要確實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學化” 之名， 行“去歷史化” 理論實質之企圖。歸根結底，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實踐構造活動之路，歸根結底，旨在衝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束縛之牢籠，而又始終能夠在於最終解除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
要點是根據中國經濟變革和現代化的需要，建構規定中國經濟矛盾的政治經濟學範疇體系，其中，方法論的探討是基本和關鍵。這裡介紹的研究是作者二十多年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研究的繼續，在明確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主張的基礎上，進一步專注方法論的探討，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並嘗試建構其體系。《資本論》的科學方法論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永恒生命力不僅在於它是可發展的，而且在於它首先是完全通過內部結構調整——作為科學範式研究方法和手段來實現向實踐、歷史開放的發展體系。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範式構建，也就由於它實現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的最新發展，而應該被科學規定為：廣義政治經濟學與狹義政治經濟學的有機統一，並且，它必將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實踐的深入發展，獲得更加豐富的理論的具體實現形式。
可見，經濟學方法論非在民族工作內涵之外，而在其內成長；沒有民族的，也就沒有世界的。同樣，這裡面也要有歷史深度。蓋言方法論，就是對象→研究對象的方法、邏輯和認識。因而，它從民族起步，而又歷史和階級，而又世界和科學。就中國人的見地而言，學科和科學不僅不相同，而且後者僅是列在前者當中的一個構件。只此而論，與中國意義的唯物主義一同成長的規定是學科（即研究規定），而不是直接的科學。我們可以識別出三種研究活動的基本類型：自然學科、社會學科、道德學科，分表求“對”和“錯”、求“真”和“假”、求“美”和“醜”。前一學科活動的科學性最強，余者次之，階級性和道德性則增強；中者的階級性最為顯著；後一學科活動針對於“自然”及“社會”的實現，道德性最為顯著（我們用“道德”一詞表達“道”和“德”結合關係的實現）。隔開諸類型學科規定的是對象的屬性。故我們只能以物質工藝和智識的活動來達到對“對”和“錯”的探求——所謂的自然科學，以價值判斷和邏輯的活動來達到對“真”和“假”的探求——所謂的社會科學，而以藝術感受和人文的活動來對待“美”和“醜”的問題——所謂的道德、藝術、倫理的活動等等。要之，對真假問題的探索與求對錯問題的一個顯著不同的地方即在於：求真；這其實是價值判斷過程。西方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作為前提假設和工作出發點，固然是“假”（對商人圈層或市民社會的初級發展狀況而言是真實，對人類歷史一般而論則實屬偽命題），卻一味地如此宣稱，蓋言價值判斷也；與此同時，馬克思經濟學以階級性作為立場，所鮮明化者，亦不過是人類史前時期發展的“真問題”而已。唯物主義串聯三個不同的學科，可謂相生相剋、彼此制約，作為實現自身的道路。但沒有固定路線可供遵循，它們在發展上的且依存且對立，乃是常態。故此，科學、階級、道德不能說在學科活動之外各自孤設，而寧可說全部落在學科活動之內，以至於它們的結合既是學科活動的內容，也必然是統一表現形式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