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況
羅雪爾是舊歷史學派的創始人。他1843年出版的《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被稱為“歷史學派的宣言”。他提出國民經濟學是研究國民經濟發展的科學,不是單純的“貨殖術”。他不主張樹立什麼經濟理想,而主張研究國民經濟的性質和需求、滿足國民經濟任務的法律措施以及它們所帶來的效果。他稱這種方法是國民經濟的歷史的解剖學和生理學。他認為人類的經濟動機,既有利己心,也有公德心。他尊重國民經濟的自然法則,這和後來的克尼斯以及施穆勒等人有不同之處,但他本人對自然法則究竟是什麼,也並不明確。他的主要著作《國民經濟學體系》 (5卷,1854~1894),成為德國大學的教科書和文官考試的參考書,廣為普及,為德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及反對工人運動進行辯護。馬克思稱之為“庸俗經濟學的教授形態”。
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在理論上有許多地方與
傳播學派相似,同樣把文化看做是超社會的、存在於各族人民之外的、自我運動的獨立實體;同樣把文化的發展歸結為空間上的轉移和傳播;強調文化因素不但不受其他因素支配,反而支配其他因素;認為文化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傳播學派提出的概念是“文化圈”和“文化層”;歷史學派提出的概念是"文化區"和“文化叢”。兩者在形式上雖有所不同,但實質上則相去不運。
“文化區”(Culture area)這一概念,最早是博厄斯在博物館整理民族學資料時提出的。他的本意只是為了便於物質文化的分類。然而,民族學家C.威斯勒則把它發展成為一種代替具體民族研究的普遍原則。他認為可以將文化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特質”(Culturetrait);若干文化特質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一個“文化叢”(culturecomplex);而每個文化叢都有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從文化特質入手。因為每個文化特質都不是孤立的,例如食米的文化,必然具有一套栽培、收穫、保存、烹飪等技術,以及財產權、法律、社會慣例、宗教禁忌等特質,互相結合便構成“米文化叢”。標準文化特質最多的地方,為文化區的中心;最少的地方,為文化區的外圍。中心區屬於獨創,外圍區屬於傳播。可見,其基本原理與傳播學派大同小異。西方一般還把歷史學派和傳播學派總稱為文化歷史學派。
不過,就歷史學派創始人
博厄斯本人而論,還是一位比較進步的學者。他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的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鬥爭。
發展歷史
19世紀末,
博厄斯從博物學轉向民族學時,正值
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傳播學派是西方民族學界中湧現出來的第一個反進化論學派。而博厄斯對兩派學說皆不滿意,均持批評態度,故以批評學派見稱。然而,這一學派批評的重點是L.H.摩爾根和進化學派,他們是以批評摩爾根來反對抽象的社會發展學說。
這一學派之所以稱作“歷史學派”,其矛頭也是針對摩爾根的。他們以反歷史主義的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認為只有具體的東西才是歷史的,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東西才是可靠的;而任何抽象的和理論的東西都是不可靠的。他們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指出他建立的理論體系過於武斷和穿鑿,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R.H.羅維所著《
原始社會》(1920)一書,就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歷史學派開始發生分化。40年代興起的“
心理學派”,50年代形成的文化相對論思潮和“新進化學派”,都不能代表或承襲整個歷史學派的傳統。繼博厄斯之後,具有影響的人物有:A.L.克羅伯、羅維、A.A.哥登衛塞、威斯勒、M.J.赫斯科維茨、R.林頓、R.本尼迪克特、M.米德、L.A.懷特、J.H.斯圖爾德等等。但他們的威望都沒有博厄斯那么高。如今,歷史學派已不復存在,存在的只是博厄斯個人的影響和他所培養的一批著名學者,以及這一學派所留下的著作和資料。
基本原理
對各族及其語言文化,人類學類型必須進行具體的全面的研究。
必須研究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及共同性。
探討人類及其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時,不要被現象的外部點迷惑。
不能把我們的道德標準另一文化類型的各族頭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社會理想,自己的道德規範(與文化相對主義觀點像類似)。
各國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為李斯特。此後羅雪爾將以薩維尼(1779~1861)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套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希爾德布蘭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由於工人運動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1844~1931)和A.華格納(1835~1917)。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韋貝爾(1864~1920)和桑巴特。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德國還處在封建割據的農業國階段,為了發展德國本國的工業,對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必須採取保護貿易政策,並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英國的斯密理論。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1841)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
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徵。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在經濟理論方面,李斯特提出發展國民生產力的理論,批判斯密的單純“
交換價值”的理論。在經濟政策上則主張採取國民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徵。
美國歷史學派
美國歷史學派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創始人為人類學家F.博厄斯,這一學派主要盛行於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觀點和方法一直影響到當代美國民族學界。該派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的哲學基礎,主張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張過早地作理論概括。他們宣稱人類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類發展的歷史;(2)決定歷史現象的類型和它們的歷程;(3)探討文化變遷的動力。19世紀末,正值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博厄斯對兩派學說均持批評態度,但其批評的重點是摩爾根和進化學派。
這一學派以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認為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認為他的理論體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
R.H.羅維所著《初民社會》 (1920)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同樣把文比看作是超社會的,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區”、“文化叢”與傳播學派的“文化圈”、“文化層”雖形式不同,實質卻相去不遠。他們認為可將文比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持質”,若干文化特質結合構成一個文化叢、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
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該從文化特質人手。標準文化特質多的地方為文化區中心,屬於獨創;文化特質少的地方為外圍,屬於傳播。博厄斯及其許多追隨者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鬥爭。
代表作品
博厄斯的《原始人的心理》(1911)、《人類學和現代生活》(1928~1938),克羅伯的《人類學》(1923)、《超有 機論》,羅維的《原始社會》(1920)、《文化和民族學》,哥登衛塞的《早期文明》(1922),威斯勒的《社會人類學導論》(192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