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主義:定義,發展歷史,體制原因分析,利益機制失衡,問題的認識,利益合法與否,當

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即以維護本國利益作為是否適用本國法律的依據；任何侵害了本國利益的人，不論其國籍和所在地域，都要受該國法律的追究，使其得到該國認為其應有的懲罰。在國際貿易中以保護國內產業為目的的經濟政策。

國際貿易中最常見的保護主義是保護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開始於15、16世紀的重商主義時期。重商主義者主張增加國內的財富積累，阻止外國過多商品的進口，以擴大對外貿易的順差，保證金銀流入國內，這一政策的實施，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

基本介紹

中文名：保護主義
外文名：protectionism

定義,發展歷史,體制原因分析,利益機制失衡,問題的認識,利益合法與否,當事人利益,分析總結,職能定位偏頗,人文原因分析,地域親,中庸之道,傳統文化濟世,法制缺漏分析,新特點,解決問題策略,相關延伸,保護關稅政策,貿易保護,英國貿易保護,

定義

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保護主義已不適應工業資產階級擴大國外工業品市場的進口廉價原料的需要，逐漸為自由貿易政策所代替。但美、德等後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保護新興的民族工業，抵制英國的競爭，在19世紀後期仍採用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

發展歷史

到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保護主義的目的在於壟斷國內的市場，並以此為基地，進行對外擴張。與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各資本主義所實行的保護主義不同，這個時期除了繼續採取各種關稅壁壘以外，還越來越多地採用各種非關稅壁壘的措施來限制進口商品，以及由國家對本國出口商品給於各種語彙和補貼，以鼓勵本國商品的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一邊高築貿易壁壘，限制別國商品的進口，一邊極力要求別國向他開放門戶。6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和西歐共同體經濟實力的增強，已開發國家爭奪市場的矛盾日益增強，已開發國家爭奪市場的矛盾日益激化，他們在談判中進一步築起各種非關稅壁壘，限制別國商品的進口。與此同時，廣大開發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保護本國市場，反對已開發國家的控制和掠奪而實行的保護政策具有進步意義。

近20年來，已開發國家出現了嚴格限制進口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其限制進口的主要措施出傳統的關稅壁壘以外，還有各種直接或間接限制進口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直接的非關稅壁壘，如進口配額制，進口許可證制。另一類間接的非關稅壁壘，如外口管制，複雜的海關手續，嚴格的衛生、安全和質量標準等等。原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已發展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體制原因分析

一個國家出現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其問題必然與體制有關，許多學者在研究地方保護主義的成因時，從體制上入手是正確的。但是，由於體制本身包括的要素較多，很多研究者一進行具體分析就陷入羅列現象，逐一排列的漩渦，這就很難得其要害，得其關鍵。體制無非是主體對權力和利益進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基本格局，因此，剖析我們現行體制下國家和地方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就不難找到地方保護主義的病源。

利益機制失衡

從分析地方（部門）利益，全局（中央）利益和當事人利益三者之間的關係開始。這三者利益不論如何分配，只要承認其存在的獨立性，就必然存在自我保護的問題。可見，問題不僅出在誰大了，誰小了，誰多了，誰少了這一方面，因為無論大小多少，只要是自己那一塊，自己總要去保護，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是合理的，中國憲法賦予地方人大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制訂地方性法規的權力，從而確認地方利益的存在和維護的合理性。同樣，地方政府在既定界線範圍內改變本地區落後面貌，改善本地區居民生活，擴大自己可支配的財力物力都是合理合法的。問題就出在這“擴大”之上：具體的利益標的能不能擴大？如果可以擴大的話，擴大的方式和手段是否合法？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了。很顯然，就中國目前的法制水平來看，尚不能系統、準確地回答該問題。

問題的認識

首先，對利益分配問題的認識還處在相當“粗放”的階段，即只注重條塊分配的多少和大小問題，並力圖尋求簡單的大小比例關係，有的甚至力求經驗的確定的比例關係，這顯然過於簡單化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複雜化，遠非簡單比例關係可以解決，僅僅依據大小多少來決定權力的收放，往往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亂”。放時害怕收，要趕緊多撈一把，地方保護主義泛濫；收時準備放，一面死氣沉沉，一面悄悄留有一手，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惡性循環。這種循環每出現一次，地方保護主義就增加一分。

地方利益和全局利益必然存在一個大小比例關係，但這一比例關係必定是一個動態平衡過程，維護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下比較適度，這要靠經驗來解決。這裡所追求的是一種“適度狀態”，而決非一個簡單的量的比例關係。顯然現在還難於對這一動態平衡的適度狀態作出估計，很難在法理上作出認定，這是地方主義泛濫的根源。

利益合法與否

其次，對於如何界定地方利益的合法界限尚無辦法，各種經濟槓桿的運用也並不成熟，其結果是利益界限不清，地方保護主義趁機吞食國家利益，排斥其他地方合法利益的公平競爭，有時甚至連自己費盡千辛萬苦招商引資而來的外地投資也大加侵蝕，為滿足當前功利不惜破壞環境，掠奪資源等等。在一定時期以比較確定的規範較準確地把握地方利益的合法界限，較之以比例大小調整數量更複雜得多、“精細”得多，在一個市場經濟尚不成熟，法制水平不夠完善的國度，這一問題是不那么容易解決的，這給予了地方保護主義極大的活動空間。

再次，當三者利益矛盾時，我們沒有一套解決問題的具體操作辦法，只有一些大原則。本來，如果對三者利益的動態平衡能給定一個法理認定的適度的標準，並且對地方利益的界限有一套規範來認定，那么解決三者利益衝突就只需一些原則就可以了。但由於沒有這樣的東西，使三者利益的衝突表面化、經常化，由於地方政府的雙重身份，既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又是國家利益的代表，其解決衝突的不合理傾向早已形成，在模模糊糊、混混沌沌之間把二者利益同化占有了。

當事人利益

最後，把合法的當事人利益作為地方保護主義的一對立面來研究。

（1）地方保護主義必然把其他地方的當事人利益作為侵蝕的對象，否則就不會形成地方保護主義，因此當事人合法權益必然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對抗因子。

（2）地方保護主義主要利用中國歷史形成的地域權力侵蝕其他地域的合法權益，當事人利益明顯處於地域劣勢。

（3）當事人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對抗時還處於身份的劣勢，地方保護主義有各種冠冕堂煌的理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它吞食掉。

（4）當事人利益作為個人利益從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當三者利益發生衝突時，往往是犧牲的對象。

（5）由於當事人利益的無謂犧牲老百姓有切膚之痛，所以司法上對合法的當事人利益保護無能的問題成了當今社會的熱點問題。

（6）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司法保障，其價值和意義絕不亞於對國家利益的保護—這種認識是法制國家的普遍認識，可惜在我國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樣一來，當事人利益與地方保護主義對抗時沒有能及時的得到司法救濟，無意中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的惡性膨脹。

分析總結

上述分析說明，由於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重大改革，在社會朝著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過程中，由於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標的多樣化，地方利益和全局利益的關係複雜化了，從原來計畫經濟管理的簡單比例關係變為現行的在市場規律作用下的動態平衡關係，而這一動態平衡的適度狀態尚無經驗認識因而未能從法理上加以認定。對地方利益的合法範圍的界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遠未形成系統的、確定的規範，由於歷史形成的地域權力和地方政府的身份優勢沒有這些規範的約束，對其他地域和本地域處於身份劣勢的當事人利益的侵害就在所難免了—這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基本病源之一。

職能定位偏頗

地方保護主義的實質是在利益驅動下以權力干預經濟、干預司法、濫用公權謀取私利，這一實質提示了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地方政府權力沒有有效的約束機制，應該剝離、廢止的某些權能仍然緊抱不放。

第二，政府權能行使的方向發生偏差，為追逐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小團體利益有時甚至是某些領導幹部的私利而利用行政權力的現象已為數不少，這是權力機制失衡的表現，從政府角度來講，就是對自身的職能定位發生偏差。在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步轉變的過程中，國家首先減弱高度集權，剝離部分權能，給地方政府相對獨立、自由、寬鬆的自決權，並實際上承認地方政府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但是，國家集權退讓所形成的權力“真空”地方政府當仁不讓加以填補，而地方政府應當剝離和廢止的權力多數仍緊抱不放。這就形成一邊擁有特權，一邊擁有巨額財富的“畸形巨人”不平等地參與市場經濟“遊戲”（這就是“官商”形象），地方保護主義就是隨“官商”的產生而泛濫起來的。

當市場經濟進一步走向成熟，市場“遊戲規則”漸見規模，迫使官、商分離之後，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中央不可能再走集權的老路，國家財產的經營和國家權能的行使還需要地方政府的層層深入。地方政府藉以取利的權力槓桿沒有被拿掉，藉以生利的國家資本還掌握在其手中，這就迫使我們思考這樣的問題：地方政府職能應如何定位才適度？這一問題包含著若干需要明確定義的方面：

第一，適度以什麼為標準？是以中央便於控制和管理為標準，還是以適應並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標準？

第二，地方政府是市場的真接參與者，還是市場環境的培育者、監護者及其“遊戲規則”公平性的裁決者？

第三，地方政府行為的價值取向以向上級負責為優還是向地方人民負責為優？

第四，地方政府應當行使什麼權能以及如何依法行使這些權能？剝離和廢止什麼權能？

地方人民法院和地方人民檢察院的職能定位同樣存在類似問題。一方面他們是國家權力的直接代表，與地方政府是嚴格分離的；另一方面他們又主要服務於與自己相對的行政級別的地域範圍，人、財、物的控制權都在同級別的地方政府手中，當該兩種職能發生矛盾時，又以怎樣的原則去處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行使國家權力時應有無上權威，但當人、財、物都不能調集時這種權威又如何體現？

很顯然，就目前我們的權力機制來看，尚不能滿意回答上述問題。

首先，對地方政府職能定位的偏頗尚無系統、成熟的權力機制加以撥正。權力具有擴張性和侵蝕性，“沒有權力制約的權力是最大的惡”；舊的高度集權被打破後，填充而來的地方（部門）權力並沒有其它權力加以約束，導致權力濫用，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其次，在權力機制的配置上，我們不可避免地把檢察權、審判權和國家行政管理權根據地域和行政級別層層分解下去，而沒有照顧到這兩項權力的高度獨立性和權威性。無意中把最強有力的法律監控手段弱化了。由於地方檢察權、審判權僅僅依靠的人、財、物權都隸屬地方政府部門，地方保護主義者不是主動去接受法律的監控，反而要求地方司法機關提供司法庇護，或鑽法律空子，或對法律作有利於地方利益的解釋，或捏造事實虛構證據隱瞞真相，大行地方保護主義之能事。

綜上所述，在體制上的兩個核心要素—利益和權力機制失衡而畸形運行的狀態下，騰留給了地方保護主義生存和膨脹的巨大空間。當無限制的權力和無界限的利益追逐相結合，即造成地方保護主義的泛濫成災。這就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基本病源。

人文原因分析

既然地方保護主義產生在中華大地，就必然與中華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中華文化的中庸之道及其巨大的親和力，特別是緩於地域的認同和排異現象，是地方保護主義生存的人文環境。這種人文環境滋生地方保護主義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類：

地域親

第一類：地域親和的人文現象源於動物占地生存的自然現象，動物占地生存總是以種種方式如撒下糞便，在岩石或樹枝上留下皮毛、體味，在地皮上留下爪印等圈定地盤，對其他動物的侵入設立警示，這已經是徹頭徹尾的地方保護主義。演化到人類及其政府形成地域親和的人文現象，當域內利益和域外利益發生衝突時，域內人總是想方設法維護域內利益。這就是現行地方保護主義的一般表現。

中庸之道

第二類：中庸之道無原則的包容和麻木，間接地為地方保護主義提供了天然屏障。老鼠過街人人喊打而不願真打，這已經形成了一個陰暗的社會意識層面；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處事不能太絕……如此種種，都是傳統中庸之道應當否定和批判的內容。這種劣性的傳統文化造就了陰暗的社會意識，縱容了多少假冒偽劣、坑人騙人的悲劇，已無須舉例說明。一些地方政府和執法部門對本地區存在的嚴重問題睜隻眼閉隻眼，喊打不打，縱容包庇，就是源於這種無原則的包容和無道德的麻木。

上述地域親和力與無原則的中庸之道相結合,極易滋生地方保護主義，若無良性的利益機制加以引導和制約，那么地方保護主義的滋生和泛濫是不可避免的。

傳統文化濟世

第三類：傳統文化的“濟世”意識逼出地方保護主義。“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傳統濟世思想在當今社會的典型體現，這一口與相對於那么魚肉百姓、草菅人命、以權謀私者相比，確實道出了為官者對其負責的地域和事項的高度責任感。但從法治角度分析，其片面性相當明顯。首先，它顛倒了“公僕”與“主人”的關係，以救世主的姿態掩蓋了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民眾在地區社會發展中的主力軍作用。其次，它將“造福”絕對化，無法體現增進社會福祉所需要的各種手段。由於自居“造福”的救世主地位，如果在任期內沒有明顯的“政績”那就等於沒有做官的資本。於是，採取措施急功近利，為吸引外商投資，出台各種特殊政策，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利益為優惠條件；為追求既得利益和眼前利益，不惜犧牲長遠利益甚至不惜犧牲社會公序良欲，包庇縱容種種不法經濟行為……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從最初造福一方的良好願意出發走向了它的反面。

傳統文化的上述負面影響，首先是從人的思想意識上產生作用，並與既定的人（政府官員）的既有文化素養相結合，形成該人對社會人生和自己從事的事業的基本看法，從而先天決定了該人的行為好惡的基本方面。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的地方，往往伴隨著領導幹部的素質的普遍低下和思想意識墮落的問題，這是放鬆思想政治教育放任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和其他消極反動思想的任意侵蝕的惡果。

法制缺漏分析

第一，法制不是萬能的，有其天生的盲點，例如對爭議事物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時不能納入法制範疇的方面，也是滋生地方保護主義的溫床。例如對性用品的生產和銷售，中國目前尚無法律法規加以規範，這為某些地方大勢制售假冒偽劣的性產品甚至制黃販黃大開方便之門，進而形成對抗掃黃打非，打擊不法競爭等執法行為的地方保護傘。

第二，因為法治時間不長而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漏洞。前面已分析了由於地方和全局利益的動態平衡還沒有找到適度狀態，由於地方利益全局利益的界限不明確，導致中央和地方在事權、物權、財權等方面界限不清，互相掣肘，未能通過具體的、明確的、權威的法律來界定，這都是法制上的重大缺漏，也是地方保護主義利用的地方。

第三，中國在立法、司法機制上存在問題。按照中國立法通例，在法律草案正式提請國家機關表決前，一般都要交由地方和部門討論，從積極意義上講，這種討論、協商有利於提高立法質量，但其消極影響不容忽視：由於立法涉及到不同地方的不同利益分配，協調過程難度大，拖延時間長，並容易摻雜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部門）利益要求。尤其是隨著政府職能和轉變與行政手段的弱化，各地通過立法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越來越強，立法上既通過自己的手，何不在立法過程中想方設法塞進自己的東西？這種對立法施加影響的辦法，是地方保護主義活動的一種新形式。

法制缺漏不僅體現在立法上，在執法、司法各個層面也存在大量的問題。例如，各地方人民法院的層層設立與行政機關的層層設立一一對應，沒有考慮人民法院司職的高度獨立性和權威性，沒有給定各級人民法院對於人、財、物權的獨立支配權，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民法院實際上未能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老大難問題。

新特點

貿易保護主義的方式具有多樣性

當前各式各樣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已成為目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新特徵。世界各國出台種類繁雜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如安全標準、衛生標準、包裝標識標準、信息技術標準、環境標準、勞工安全標準和福利標準等，對我國產品的出口造成極大的障礙。此外，已開發國家藉由全球氣候變暖，在世界範圍推行低碳經濟，欲對碳排放量高的產品徵收碳關稅。“碳關稅”的徵收將會增加我國部分行業產品的出口成本，從而削弱相關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從單純的貿易領域滲透到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

目前世界經濟前景依然不明朗，經濟復甦時有反覆，歐洲債務危機不斷升級，且主要已開發國家的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美國和歐元區失業率雖較2010年的10%有所下降，但仍然處於高位，這已經成為目前美歐政府焦慮不安的一大問題。就業狀況的低迷，將直接打擊普通民眾的消費信心，發達經濟體缺少國內消費的拉動，經濟恢復的基礎也很不牢固。在這種形勢下，普通民眾和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會明顯抬頭。在已開發國家民主政治體制下，其貿易保護的政治意義、社會意義一般要遠超出它的經濟意義。

解決問題策略

通過上述三個基本方面的分析，認識到地方保護主義泛濫成災，其根本原因出在現行體制的兩個基本要素—利益和權力的畸形運行之上，舊的利益和權力機制被打破，而新的符合市場經濟運行的要求的利益和權力機制尚未形成。其他因素例如人文因素，是非觀念的淡化，社會意識的陰暗化，部分領導幹部思想觀念的墮落等等；又例如立法、司法方面存在諸多漏洞，許多問題現行法律無法解決等等，都是權力機制和利益機制在失衡狀態下畸形運行的不同結果。因此，只要抓住權力制衡和利益制衡這一核心問題，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首先，要建立一個系統的能據以認定地方利益合法性及其標的界限的規範體系。這樣的體系雖然龐雜，在時間跨度上也比較久遠，但已具有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已具有可供分析的雛形，對地方利益的基本方面進行定性定量分析是完全可能的，關鍵是我們由於擔心經驗不足而沒有下決心這樣去做。通過這樣的分析，一般可能解決下列問題：

（1）認定利益主體的合法性；

（2）認定利益存在的合法性；

（3）認定利益取得方式的合法性；

（4）認定利益標的的合法界限。如果真的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取得上述認定的基本方法，就可以從法理上判別地方利益保護是否超過必要限度，是否應當採取措施加以防範了。

其次對國家權能和各地方政府權能來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頓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深入發展的權力機制。清理整頓的核心是建立一個適合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的權力機制。

（1）列出政府應當強化、弱化、剝離和廢止的權能並強制執行之，應當強化的行政權決不允許軟弱無能，應當剝離和廢止的權能要堅決剝離和廢止。

（2）重新調整內部權能的分配，以建立行政權能的內部約束機制。

（3）確立並公開行使權能的程式，以利於外部監督機制發揮作用。行政權能的行使必須有其固定的程式，且必須合理合法，堅決杜絕行政行為的隨意性，杜絕行政行為暗箱操作。以上目標是可以通過對各級政府權能的清理整頓來達到的，如果一個機關、一級政府真的這樣做了，濫用權力的地方保護主義還有何藏身之處？

第三，重新研究立法、司法與行政相互關係的高度獨立性問題。地方人民法院和地方人民檢察院的人、財、物權隸屬地方政府的體制看來已不合時宜，要避免地方司法機構成為地方保護主義的工具，有效運用最後的、最強有力的法律監督手段來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就必須賦予地方司法機構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的權威，賴以行使這一權威的人、財、物權就必須從當地政府的控制下獨立出來。

以上三項，解決的是體制問題，是“硬體”。還必須有第四項解決思想意識的“軟體”問題。現代領導幹部越來越要求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清醒的法制觀念，鮮明的“公僕”思想，徹底的服務意識。要達到這種境界，就必須進行經常的思想政治教育，讓先進的思想觀念搶占意識形態的制高點，避免舊文化意識的負面影響，避免權利畸形化運行中思想觀念的墮落—這一項決不能作為空泛的口號寫在紙上而要作為一項基本策略常抓不懈。

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