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是對先秦時期各學術派別的總稱。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數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後的《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記載“諸子百家”實有上千家。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最為著名的不過幾十家而已。歸納而言只有12家被發展成學派。
諸子百家之流傳中最為廣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陰陽家、名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兵家、醫家。中國在古代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具有鮮明的特色。中國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文化典籍極其豐富。
在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同期古希臘文明相輝映；以孔子、老子、墨子為代表的三大哲學體系，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幾經周折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宋朝時期全面上位；同時，程度不同地影響其他少數民族，甚至影響到與中國相鄰的國家。
基本介紹
釋義,歷史沿革,史家論述,各派介紹,法家,儒家,道家,墨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家,醫家,諸子古書,古書演變,散佚的原因,
釋義
諸子百家春秋後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陰陽家等不同學派，而至戰國中期，許多學派紛呈，眾多學說豐富多彩，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寬廣的基礎，中國術語上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家或百家爭鳴時期。
解釋：
2.百家：各個學派。
用法：
聯合式；作賓語、定語；指各種學術流派。
例子：
王西彥《古屋》第五部：“我們決不拘泥統屬，我們只以會全力追求自己的人生目的－－不管它是三教九流，～。”
歷史沿革
諸子百家譜系
【先秦時期】
【春秋戰國】
管子、老子、孔子、晏子、孫子、范蠡、扁鵲、尹文、列子、莊子、田駢、黃老、楊子、鄧析、公孫龍子、惠子、鬼谷子、張儀、蘇秦、孫臏、龐涓、孟子、墨子、告子、商鞅、申不害、慎子、許行、鄒衍、荀子、韓非子、呂不韋。
【漢】
諸子百家大辭典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學者們便周遊列國，為諸侯出謀劃策，到戰國時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傳統上關於百家的劃分，最早源於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在《論六家要旨》中，將百家首次劃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後來，劉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馬談劃分的基礎上，增“縱橫、雜、農、小說”等為十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襲劉歆，並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後來，人們去“小說家”，將剩下的九家稱為“九流”。自此，中國古代學術界都依從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呂思勉在《先秦學術概論》一書中再增“兵、醫”，認為：“故論先秦學術，實可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縱橫、雜、農、小說、兵、醫十二家也。”
中國歷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後，學逐步走向民間。春秋戰國時代，王權衰落，諸侯爭霸，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各國開放政權以延攬人才，打破了本來的貴族政治體制，使得原本幾乎沒有資格參與政治的庶民可以發表自己的政見並參與政治決策，又因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難，社會發生劇變。這一時期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等，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和思想。個人利害與國家之間的利害互動運用，相互影響，標新立異。各種學說、思想紛紛出現。
西周滅亡，促使人們更多地轉向對天下興亡的思考，打破了ˇ庶人不議ˇ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ˇ處士橫議ˇ的活躍風氣。在對人、事及社會的廣泛探討中，人們不再崇信ˇ天道ˇ，進而在如何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教化民眾等方面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學派。這些學派的創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稱為ˇ諸子ˇ，ˇ百家ˇ則指這些學派。最有影響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
各學派的人物針對一些社會問題四處遊說，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或著書立說，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在中國文化史上形成了一個百家爭鳴的空前繁榮的局面。諸子百家的學術觀點反映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也隨之形成了不同的學術和文學派別。諸子散文大都觀點鮮明，言辭犀利，感情充沛，表達方式靈活多樣，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所以諸子百家散文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也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
從人類文明演化歷史看，曾邦哲《結構論》提出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學科分類體系，儒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偏向政治軍事與倫理領域，墨家、道家、名家、醫家和農家等偏向自然工藝與邏輯等領域，還禪家、雜家、書畫家等則偏向人文藝術等領域，並且，西方近代科學發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華文化已經萌芽，比如，儒家的社會倫理化（科學社會規範）、墨家的實踐經驗化（實驗技藝方法）、道家的思想澄清化（理論思維頓悟）和道家的系統邏輯模式（全息結構模型），以及一些技術發明的原型等。
諸子百家是對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術派別的總稱。
史家論述
各派介紹
法家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及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東方法家或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繫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
韓非子
韓非子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深受齊文化薰陶的荀子，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秦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法教兼重；秦晉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齊法家既重術、勢，又重法、教。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法家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儒家
孔子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有教無類”，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
孟子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栗（今河南商丘市夏邑縣）。據史記所說，他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創人物，被後世尊為“萬世師表”，也被稱為“聖人”。
孔子周遊列國，先後到了衛、陳、蔡、楚、宋等國，宣揚其政治抱負，但皆不得要領。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負，心灰意冷，遂返回魯國，是為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歲。自此以後，他潛心講學和著書，在此其間與弟子重新編訂了《五經》和撰寫《春秋》，為的是要記載春秋時代所發生的大事，闡發儒家的價值觀。
其一生主要貢獻在於，奠定了教育的基礎，他在政治上採取保守主義，主張恢復西周禮樂制度；但在教育上倡導“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這些開明的啟發式教育方法，以及他對於思想領域的開創性見解間接的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這一文化鼎盛現象的形成。五年後，孔子去世，終年七十三歲。及後弟子們將老師一生的話語，去蕪存菁地摘錄下來，編成《論語》，是孔子的“言行錄”，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是儒家學說的必讀經典。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魯國鄒(今山東鄒城)人。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孫子思的再傳弟子，也是孔子以後的儒家大師。
孟子在母親的教育下，用功讀書，學成以後以孔子的繼承者自任，招收弟子，並且遊歷列國，宣揚“仁政”、“王道”的主張，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到過齊、宋、魯、滕、梁等國，見過梁惠王，齊宣王等君主。雖然受到了尊敬跟禮遇，可是因為被認為思想保守，不合當時潮流，又沒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經試圖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到了晚年，孟子回鄉講學，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從事著書的工作，寫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以及盡心。由於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兩篇，因此全書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論和事跡差不多都保存在這七篇之中。
荀子
在蘭陵時荀子開始教書與寫書，有名的韓非和李斯就是他這時候的學生，他也在這段時間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雖是儒家之繼承人，但他並沒有盲目地將儒家學說全盤接收。反之，荀子將儒家學說融會貫通並加以發揮，提出了“性本惡”等影響後世深遠的學說。
道家
道家道家以“道”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見於西漢歷史學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當初也叫道德家。從廣義上來說，主要分為老莊派、黃老派、楊朱派三派，其中老莊派以大道為根、以自然為伍、以天地為師、以天性為尊，以無為為本，主張清虛自守、無為自化、萬物齊同、道法自然、遠離政治、逍遙自在，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體現了“離用為體”的特點，因此成為了歷代文人雅士遠離殘酷現實的精神家園。
其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列子等；黃老派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張因俗簡禮、兼容並包、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刪繁就簡、休養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統，體現了“離體為用”的特點，成為了歷次大亂之後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駢、環淵等；楊朱派主張全生避害、為我貴己、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屬於道家的別支，代表人物楊朱、子華子。春秋戰國後，因不容於世，後湮滅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盤繼承。
道家哲學不同於儒家社會哲學的進路，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是解釋此原理的內涵，從而得以提出一個活潑自在的世界空間。透過對此一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的認識，道家哲學發展出迥然不同於儒家的社會哲學，社會只是一方存在的客體，在其中生存的人們，應有其獨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的束縛。所以對於社會責任的態度並不先存立場，而能有更尊重人類自主性的態度與存在定位。
由此道家黃老派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並提出了因循天性、順勢而為、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主張，而老莊派認為現實中充滿了束縛和限制，大至鯤鵬，小至蜩鳩，都需要憑藉一定的外部條件才能活動，即它們都是“有所恃”的。為了擺脫所有的束縛，達到完全“無所恃”的精神自由， 就需要“齊物”“逍遙”的生活態度。另外，老莊派還提出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認識原理，以實現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謙”、“弱”、“柔”、“心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來面對世界，以實現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同時，老莊派還講究“人天合一”、“人天相應”、“ 為而不爭、利而不害”、“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虛心實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法於陰陽，以朴應冗，以簡應繁。” 等等；而楊朱派認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時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
代表人物：
老子
據一般記載，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太清宮鎮）人，生卒年不詳，一說生於公元前604年，謚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學主無為之說，以自隱無名為務。有很多學者認為老子是戰國時代的人，但是比較多人認為老子是春秋時代的人。
老子
老子道家的理論奠定於老子，老子的《道德經》一書上下五千言，書中廣論道的形上學義、人生智慧義，提出一種有物混成且獨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論，也提出世界存在與運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動”的本體論思想。對於存活於其中的人類而言，其應學習的就是處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眾多的政治、社會與人生哲學觀點出來，主張“無為而治”。
莊子
莊子早年曾在蒙作過漆園吏，後一直隱居。他生活貧困，但淡泊名利，楚王聞其賢德，曾派使者贈以千金並請他作宰相，被他拒絕。遂終身不復仕，隱居於抱犢山中。
莊子學識淵博，交遊很廣，著有《莊子》一書，大旨本於《老子》，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獨到見解，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
列子
列子，名寇，又名禦寇（又稱“圄寇”“國寇”），相傳是戰國前期的道家人物，鄭國（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與鄭繆公同時。其學本於黃帝老子，主張清靜無為。《列子》一書，在先秦曾有人研習過，劉向所整理之《列子》為集合公私所藏二十篇而成八篇之數，西漢時仍盛行，西晉遭永嘉之亂，渡江後始殘缺。其後經由張湛搜羅整理加以補全。
《列子》又名《沖虛經》，是道家重要典籍。列禦寇所著，所著年代不詳，大體是春秋戰國時代。該書按章節分為《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說符》等八篇，每一篇均有多個寓言故事組成，寓道於事。
文子
墨家
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創始人為墨翟。
這一學派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學說的基礎：兼，視人如己；兼愛，即愛人如己。“天下兼相愛”，就可達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張尚賢、尚同和非攻；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時，又提出“非命”的主張，強調靠自身的強力從事。
墨家有嚴密的組織，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勵志。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巨（鉅）子”。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後，分裂為三派。至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
尚賢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綱領。墨家與儒家並稱“顯學”。以下是墨家的觀念。
倫理觀∶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於人不相愛。
政治觀∶主張“尚賢”、“尚同”，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觀念，使天下大治，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
經濟觀∶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
宇宙觀∶提出“非命”，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通過後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他又主張“尊天”、“事鬼”。
由於墨家從創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會中底層的學者，所以墨家更能體會到戰亂時期社會中勞動人民的悽慘生活，所以相對於儒家的過分講求“禮”，墨家更注重刻苦、節儉的生活習慣，而且不吝於做低層的勞動工作，被儒生辱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場上的對立，和思想上比“仁愛”更難遵從的“兼愛”，使得墨家並未得到統治者的支持，日後發展不大。
名家
名家注重辯論“名”與“實”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邏輯學。名家與各家不同之處，正是在於“正名實”的方法。他們主要是以邏輯原理來分析事物，而辯的內容，又多半是與政治實務無關的哲學問題。因此，名家的理論在中國五千年來的學術沿傳里，一直被冠上一個“詭辯”的惡名。
名家的沒落，除了因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為弟子們並無能出前人的創新主張。
公孫龍
公孫龍（約公元前325－前250年）魏（今河南省北部）人，或曰趙（今山西南部）人，有傳字子秉。約生於周顯四十四年，死於周惠公六年，生平與莊子、惠施、孟子、鄒衍同時。公孫龍因為是“專決於名”，執名為實，他的辯論主要是語言的自身所展開，離開了具體、經驗的事物辯論。
孔子的弟子有叫公孫龍的，“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與“辯者”公孫龍不是一個人。《孟軻荀卿列傳》《索隱》稱公孫龍為孔子弟子，誤。
公孫龍善為同異之辯，達巔峰的境界，其主要辯論有：白馬論、指物論、堅白論、名實論等。
惠施
惠施，宋（今河南商丘）人，生於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80年），傳卒於公元前310年，戰國中期宋國著名學者，名家鼻祖，與莊子為友，曾做過魏（梁惠王）的相國；後惠施聯合齊、楚的活動遭到失敗，被張儀驅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學善辯，長於雄辯與邏輯推理，曾與桓團、公孫龍等辯者掀起了名辯的高潮，故有“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
陰陽家
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歷數的統治階層，代表人物為戰國時齊人鄒衍。
陰陽學說認為陰陽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兩種對立和轉化的力量，可用以說明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五行學說認為萬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種元素組成，其間有相生和相勝(葜)兩大定律，可用以說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變化。鄒衍綜合二者，根據五行相生相勝說，把五行的屬性釋為“五德”，創“五德終始說”，並以之作為歷代王朝興廢的規律，為新興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論根據。
《漢書·藝文志》著錄此派著作二十一種，已全部散佚。成於戰國後期的《禮記·月令》，有人說是陰陽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屬陰陽家之作，《呂氏春秋·應同》、《淮南子·齊俗訓》、《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保留一些陰陽家的材料。
在歷史觀上，則把《尚書》的五行觀改造為“五德終始”，又稱“五德轉移”。“五德”指五行的屬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陰陽家的說法，宇宙萬物與五行對應，各具其德，而天道的運行，人世的變遷，王朝的更替等，則是“五德轉移”的結果。其目的在為當時的社會變革進行論證。
在政治倫理上，陰陽家認為“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贊成儒家仁義學說。同時強調“因陰陽之大順”，包含若干天文、曆法、氣象和地理學的知識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代表人物：
鄒衍
鄒衍（約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年），齊國（今山東淄博市臨淄）人，陰陽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學問迂大而宏辯，人稱為談天衍，又稱鄒子。舊史所載他的事跡有所謬誤，但可肯定他是戰國晚期人。鄒衍曾遊學稷下學宮，以學問重於齊。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趙，平原君待之以賓主之禮。到燕，燕昭王親自為他在前面掃塵，聽他講學，為他築竭石宮，執弟子禮。故此有史推測他可能死在長平之戰後。
縱橫家
縱橫家是中國戰國時以縱橫捭闔之策遊說諸侯，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謀士。列為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等。
戰國時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連為橫，蘇秦力主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拒秦，張儀則力破合縱，連橫六國分別事秦，縱橫家由此得名。他們的活動對於戰國時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
《戰國策》對其活動有大量記載。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縱橫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縱”指“合縱”，“橫”指“連橫”。所謂“合縱”，指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聯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所謂“連橫”，指以上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的外交策略。“縱”與“橫”的來歷，據說是因南北向稱為“縱”，東西向稱為“橫”。六國結盟為南北向的聯合，故稱“合縱”；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為東西向的聯合，故稱“連橫”。所謂“縱橫家”，指鼓吹“合縱”或“連橫”外交策略的人物。稱蘇秦和張儀為最著名的縱橫家，沒有蘇、張，就不存在合縱與連橫，自然也就不會有所謂縱橫學和縱橫家。後來的主父偃也是縱橫家的代表，縱橫家的著蘇秦的《蘇子》，張儀的《張子》等大部分在漢朝前亡佚。現世僅存的鬼谷子是縱橫家唯一的議論著作。另有《戰國策》是記錄縱橫家言行的書籍代表人物：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春秋時人。籍貫不詳，據考為衛國（今河南鶴壁市淇縣）人，常入雲夢山（在河南省鶴壁市淇縣）採藥修道。因隱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稱鬼谷先生。
縱橫家所崇尚的是權謀策略及言談辯論之技巧，其指導思想與儒家所推崇之仁義道德大相逕庭。因此，歷來學者對《鬼谷子》一書推崇者甚少，而譏詆者極多。其實外交戰術之得益與否，關係國家之安危興衰；而生意談判與競爭之策略是否得當，則關係到經濟上之成敗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談技巧也關係到一人之處世為人之得體與否。當年蘇秦憑其三寸不爛之舌，合縱六國，配六國相印，統領六國共同抗秦，顯赫一時。而張儀又憑其謀略與遊說技巧，將六國合縱土蹦瓦解，為秦國立下不朽功勞。所謂“智用於眾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眾人之所不能見。”潛謀於無形，常勝於不爭不費，此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孫子兵法》側重於總體戰略，而《鬼谷子》則專於具體技巧，兩者可說是相輔相成。
蘇秦
蘇秦字季子。戰國時東周洛陽（今河南洛陽市）人。學縱橫之術遊說各國，初至秦說惠王，不用。乃東至趙、燕、韓、魏、齊、楚，遊說六國合縱御秦。他相六國，歸居於趙，被趙封為武安君。其後秦使人誑齊、魏伐趙，六國不能合作，合縱瓦解。他入燕轉入齊，為齊客卿。與齊大夫爭寵，被人殺死。一說他自燕入齊從事反間活動，使燕得以破齊，後反間活動暴露，被齊車裂而死。
縱橫家有《蘇子》三十一篇，今佚。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保存有蘇秦的書信和遊說辭十六章，與《史記?蘇秦列傳》有所不同。
張儀
張儀是魏國（今河南開封市）人，戰國時著名的縱橫家。於魏惠王時入秦，秦惠文君以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張儀、公子華伐魏，魏割上郡於秦。當年，張儀為秦相。惠文君於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年稱王，並改次年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張儀與齊、楚、魏之執政大臣在齧桑相會，隨即免相。次年，張儀相於魏，更元八年，又相於秦。十二年，張儀相於楚，後又歸秦。惠文王卒後，武王即位，與張儀有隙，他離秦去魏，據《竹書紀年》記載，就在這一年五月卒於魏。《漢書?藝文志》縱橫家類有《張子》十篇，匯集了張儀的作品或和他有關的材料，今已。
雜家
代表人物：呂不韋
因為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所以呈現出了一種雜的特點，所以在歷史上經常被人當成雜家，但事實上，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思想，無一不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幹的。雜家是戰國末期的綜合學派。因“兼儒墨、合名法”，“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漢書．藝文志》及顏師古注)而得名。秦相呂不韋聚集門客編著的《呂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雜家著作集。嚴格說來，“雜家”並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所以他也並不自命為“雜家”的流派。自從《漢書．藝文志》第一次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之後，這個學派才正式被定名。
呂不韋
呂不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家都有自己的對策與治國主張。為了打敗其他流派，各學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學說，或以攻詰對方，或以補自己學說的缺陷。然而，任何一個流派也都有其特色與長處，而“雜家”便是充分的利用這個特點，博採眾議，成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並蓄，卻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
代表人物：
呂不韋
呂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省濮陽市）人，戰國後期著名政治家，擔任秦相國十三年，為秦最後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呂不韋長期賣貴，積累大量家產。但他不滿足於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尋找機會，投身政界。有一年，他到趙國都城邯鄲去作生意，結識了秦國公子異人。當時異人為人質於趙，處境也不太好，呂不韋則以為“奇貨可居”，先是以金錢和美女予之，博得異人的歡心。接著，遊說華陽夫人之姊，以賄賂買通秦孝文王之後華陽夫人，立以為太子。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後，公子異人得以回國即位，是謂秦莊襄王，封呂不韋為國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秦莊襄王死，秦王趙政即位，呂不韋被尊為“仲父”，代秦王攝政。
趙政親政後，呂不韋被免職。先居河南，後徙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殺。著名的《呂氏春秋》就是他組織門客編寫的。
農家
農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注重農業生產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農業生產的官吏。他們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應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記有許行其人，“為神農之言”，提出賢者應“與民並耕而食，饔饗而治”，表現了農家的社會政治理想。此派對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也注意記錄和總結。《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被認為是研究先秦農家的重要資料。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連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見此為其所長。
農家書多為農圃之技，而非學理。但其最高之理想為與民同耕，雖為一平等階級口號，但亦不容於儒者，是故其著多亡佚。
代表人物：
許行是魯國（今山東西南）的農業專家，亦為先秦諸子農家的代表人物，為神農之言者。他的事跡大多不可考。據《孟子?滕文公》所載，他曾自楚至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更與之處。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跟許行學其術。
另外，許行主以數量為標準畫市價。
小說家
小說家者之起源，當蓋出於稗官，即出於以說故事為生者。其意多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於芻蕘。
古時之人以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多以之謗之。而至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途說，靡不畢紀。小說家者能代表平民社會之四方風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為世人所重，終致弗滅。
兵家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孫武、司馬穣苴；戰國有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黃帝陰符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等。各家學說雖有異同，然其中包含豐富的樸素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兵家的實踐活動與理論，影響當時及後世甚大，為我國古代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產。【出自】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兵家是中國古代對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通稱，又特指先秦對戰略與戰爭研究的派別。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孫子兵法》、《吳子》、《孫臏兵法》、《司馬法》、《六韜》、《三略》和《尉繚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中國自古以來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視的。 兵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兵書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從巨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係到一國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將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統治國家，制定國家戰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領兵打仗，制定戰爭戰略與策略的書本。
代表人物：
孫武
孫武齊國（今山東臨淄）人，字長卿，春秋時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經伍子胥的推薦，被任命為將，率吳軍攻破楚國。
他認為“兵者，國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注重了解情況，全面地分析敵我、眾寡、強弱、虛實、攻守、進退等矛盾雙方，並通過對戰爭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以克敵制勝。他還提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強調了戰略戰術上的“奇正相生”和靈活運用。
扁鵲
扁鵲孫武著作有《孫子兵法》一書，為中國最傑出的兵書，並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視。
孫臏
齊國阿鄄（今山東陽穀、甄城縣）人，孫武的後代，大致與商鞅、孟軻同時，為戰國時兵法家。他曾
與龐涓同學兵法，當龐涓作魏惠王將軍時，忌其才能，把他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即去膝蓋骨），故稱孫臏。後經齊國使者秘密載回，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協助齊將田忌，設計大敗魏軍於桂陵、馬陵。
他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把“道”看作戰爭客觀規律，提出了以寡
勝眾、以弱勝強的戰法，主張以進攻為主的戰略，根據不同地形，創造有利的進攻形勢，重視對城邑的進攻和對陣法的運用。著有《孫臏兵法》一書。
醫家
代表人物：扁鵲
中國醫學理論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紀下半葉到公元三世紀中葉，共經歷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紀下半葉，中國開始進入封建社會。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到封建制度確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大動盪的時期。社會制度的變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意識形態、科學文化領域出現了新的形勢，其中包括醫學的發展。醫家泛指所有從醫的人。
代表人物：扁鵲
扁鵲能夠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醫學，並能吸取民間的醫療經驗，在醫學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人民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望。扁鵲長期在民間行醫、走遍齊、趙、衛、鄭、秦諸國。
諸子百家中，除了兵家醫家等實用學術外，真正流傳到後世的只有儒道兩家，儒家創始人孔子因繼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統，在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以致儒家學說不僅在諸子百家中地位顯著，而且還成為傳統文化的主流、核心內容，對中民民族精神形成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另外，儒家思想也對朝鮮、韓國、越南、日本、新加坡、台港澳等東亞各國各地區的文化有重大影響，形成了所謂的儒家文化圈，同時儒家亦對世界文化還產生了一定影響。
而道家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僅次於儒家，首先，古代中國的盛世往往出現在道家治國時期，其次，道家“因俗而治”和崇尚“簡、平”的法律觀成為後世制定法律的規範之一；至於軍事、科技、文藝、中醫、武術、茶道等方面，幾乎就是道家的天下，相比之下，儒家的影響就小了許多。道家對日本文化也有深刻影響，道家思想在日本長期傳播和沈澱，已經成了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日本著名學者福永光司甚至認為：“國學（指日本本國文化，非儒學）和老莊哲學具有共通性。”
至於道家對西方文化的影響，這是儒家無法比擬的，據西方學者統計，從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種西文版的《道德經》已有250多種，如今幾乎每年都有一、兩種新的譯本問世。又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在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經》排名第二，僅次於《聖經》。在Google網站上，檢索到的Taoism（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條目還要多。在美國最大的購物網站亞馬遜的圖書搜尋一欄，輸入Dao、Tao、Taoist等這些與“道”有關的英文單詞，竟然會得到近8萬個的搜尋結果，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英文著作。
關於對諸子百家的派別歸類，司馬談列舉了六家，“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中的劉歆《七略》的諸子略分為十家：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除去小說家不談，所以稱“九流十家”。
諸子所以說是政治學派的總稱，是因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為國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張以德化民；道家主張無為而治；法家主張信賞必罰；墨家主張兼愛尚同；名家主張去尊偃兵。漢代以後，墨家和名家成為絕學，農家獨立成一門技術性學科，陰陽家演化為神秘的方術。因此對後來大一統王朝政治產生影響的只有儒、道、法。
諸子百家的許多思想給後代留下了深刻的啟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辯證法；墨家的科學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軍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閃爍光芒。便是那“詭辯”的名家，也開創了中國哲學史上的邏輯學領域。
我們可以、也應該鑒借儒家的剛健有為精神，來激勵自己發憤圖強；鑒借儒家的公忠為國精神，來培育自己的愛國情懷；鑒借儒家的“以義制利”精神，來啟示自己正確對待物質利益，鑒借儒家的仁愛精神，來培育自己熱愛人民的高尚情操；鑒借儒家的氣節觀念，來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強的獨立人格；也鑒借墨家的“兼愛”、“尚賢”、“節用”；道家的“少私寡慾”、“道法自然”；法家的“廢私立公”等等思想。
諸子古書
古代寫書不易，讀書也不易，知識與思想的傳授往往局限於同一門派的師弟之間：學術必須親炙師教才能學到東西，而老師也必須開門授徒才能傳播主張。因此古人最重“師說”（老師之說）和“家法”（授受源流）。
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繫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只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闢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於老師名下，“原不必於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並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後》“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後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後世之私據也，何偽托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後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文史通義·言公上》對於諸子書中出現後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①
秦始皇採納李斯建議，焚書坑儒，頒行“挾書律”。漢因秦律，漢初“挾書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漢初墓葬出土的簡帛文獻，範圍僅僅限於“醫藥、卜筮…法令”之類。漢惠帝四年（前 191 年），廢除“挾書律”，士人方始得撿拾焚燼，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遺留書籍。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後，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於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後，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①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諸子之初興也，因周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為師。自余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②。
司馬氏說：“我們認為，余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著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儘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後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③。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後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後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誌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後事，《莊子·列禦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面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面目，有關那時書籍制度的種種疑難，通過實物獲得解決。我們還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閱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⑤。
如禪宗要集《六祖壇經》，敦煌發現的首位完整的寫本較傳世的宋元刻本內容要少，當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現存最早的慧昕本實際是據此本擴充改編而成⑥。
梁阮孝緒（479—536）說：“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⑦”《七略》蒐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七志》等，並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眾家而成。諸子類歸屬於《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說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於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書籍，到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 552 家，僅存 44 家①。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辯古說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為《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說，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偽。其所謂依託者，必古人有此學說，而後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如孔子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為聖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為寶典。獨至諸子之出於依託或增加者，則群斥為偽書①。《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托也。
古書演變
關於古籍結構的演變，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做過形象的比喻，“戰國秦漢的古書像氣體，種類和卷篇構成同後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構成漸趨統一；宋以後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翻刻之誤”。
諸子書
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說：後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長期以來這一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後世乃至今日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歷史真實不符的結論。歷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一些問題，於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如《列子書錄》……可見劉向完全新編了一部《列子》書。
黃愛平在《中國歷史文獻學》第八章《先秦至兩漢：歷史文獻學的起源及奠基時期〈百家爭鳴與諸子文獻〉》中說：先秦諸子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記載有“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經過歷史發展，尤其是秦漢以後，隨著儒家學說主導地位的確立，諸子思想被視為異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沒不傳。流傳至今的只有 20 余種，如《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先秦諸子之書，初時多以篇行，如《韓非子》原有《孤憤》、《五蠹》等篇，後來才被集結成書，並以韓非的名字命名。並且，諸子之書的成書過程一般較為複雜，其著者一般習稱自撰而成，但從其內容來考察，實際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論而成書，更多的是在師門傳承過程中，由其後世弟子編輯而成。總之有可能是眾手修成或者經過長時間的編纂、增補。正因為如此，諸子之書多傳聞異辭、流傳異本，有的還摻雜有他人的言論。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獻的特點。
在中國學術史上，先秦是諸子百家爭鳴、學術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諸多學人士子，或著書立說，或聚徒講學，或質疑辯難，既給後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也給後人留下了廣闊的發揮餘地和想像空間。後人應該更好的保護與繼承。
散佚的原因
- 書厄說
- 文獻傳播的技術手段造出的散佚
- 文獻自身學術水平造出的散佚
- 因觀念落後引起的散佚
- 沒有宗教的護經言論，宗教的重要經書經中都有護經言論，如如有謗經者、質疑經書者下地獄，或者謗經、謗宗教神者下輩子殘疾或平窮，而諸子古書則沒有此種言論其神聖性大大降低，也就招來各種非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