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治理天下
尹文的學說,《
莊子·天下篇》說它“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長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他學說的中心思想是希望天下太平,社會安寧,人民安居樂業,達到溫飽的小康世界,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能夠養活自己,同時還可以供養一下別人,就足夠了,就可適可而止,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和企想,從而達到於心無愧,“見侮不辱”,既能對得住別人,也能對得住自己。這就是治理天下的大道理。
寬容思想
尹文的思想,與
宋鈃大致相同,都提倡寬容即所謂“恕道”,教導人們勿要爭鬥,主張對別人的態度甚至侮辱也要能夠容忍,不要因小失大而為此發火暴怒;要反對戰爭,化干戈為玉帛,提倡以忍為上。他認為,“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對百姓、對臣民,只要講究寬恕忍讓的道德,並奉為最高尚的東西,事情就好辦了。事情越少越好辦,辦事情的手續越簡便越能找出前因後果,掌握重點。一個做國君的人,必須做到“無為而治”,這樣才能夠“容天下”;“容天下”就可得民心。而“容天下”的最好辦法就是“深見侮而不鬥”,在這個原則下,做到有功則賞,無功則罰,這樣才能審時度勢,名實相副,這就是“道用則無為而自治”的道理,即
道家創始人
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的“無為而治”思想。
無為而治
尹文認為,要做到“無為而自治”,名實相副,就要堅持做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這八條。這八條,都是“五帝三王”的“治世之術”。因此,對於“博施於物”的“仁”,“以道之”;對於“以立節行”的“義”,“以宜之”;對於“以行恭謹”的“禮”,“以行之”;對於“以和情志”的“樂”,“以和之”;對於“以正尊卑”的“名”,“以正之”;對於“以齊眾異”的“法”,“以
齊之”;對於“以威”使服的“刑”,“以威之”;對於“以勸忠能”的“賞”,“以勸之”。並且,他認為這八個標準(“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使大家都掌握了,就能夠達到天下大治,這就是
老子所說的“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所謂“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尹文的思想,是以
道家“無為而自治”的思想為主,融合了
儒家的思想因素。尹文所說的“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所謂“恕道”,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
儒家的“恕道”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其中突出了“名實”思想,即所謂“深見辱而不鬥”,“名實審也”。尹文認為,“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尹文所說的“名”,就是“正形”,使名實相副。尹文說:“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而且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他引用孔子的話說:“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這樣,他的“無為而自治”的思想不僅與“恕道”聯繫在一起,而且也與“名實”思想聯繫在一起。這些哲學上的命題,在
儒家思想中都能找得到。尹文又引用
老子的話說:“道者,萬物之俱,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他認為“善人與不善人,名分日離。”這就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差別。他認為,“有形者必有名”,反過來,“有名者未必有形”,因此,有理無益於治理國家的事,“君子弗言”;有能力辦到的事而對於治事沒有好處,這樣的事“君子弗為”。他要求人們做事情要看對於國家和人民是否有益,從而做到“名”“實”相副。否則,便會“相亂”。因此,“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一切要按“名”“實”相副的次序辦事,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達到致世經用的目的。
尹文不僅在倫理學上用“恕道”容忍別人,做到“見辱而不鬥”;而且還用“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恕道”思想反對戰爭,提倡“無為而能容天下”,這不僅與
儒家思想相通,而更重要的是與
老子的無為而治的“尚柔”精神一脈相承。
所屬流派
關於尹文的學派問題,有幾種說法:
(一)、《
莊子·天下》以
宋鈃、尹文為一家,“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二)、歸尹文為
名家。先秦無“
名家”稱謂,“名家”稱謂首見於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班固因之,撰《漢書·藝文志》歸《尹文子》於
名家類,但並不等於列尹文為名家,亦不等於尹文與
惠施、
公孫龍是一家,“《漢志》分家,不是根據那個人的根本學說,乃是根據當時所傳著作的內容的要點”(見《古史辨》卷六唐鉞《尹文和》)。
(三)、以尹文近於
道家。《周氏筆》謂:“
劉向謂其學本庄老”。《容齋續筆》引
劉歆語,也說《
尹文子》意本《
老子》。
(四)、本庄老,名為根,法為柄。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一二《經籍考》子類
名家“
尹文子”下引《周氏筆》云:“
劉向謂其學本庄老。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為根,以法為柄。”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二《
諸子書》亦認為尹文是
名家而兼法家。
(五)、歸入雜家。高似孫《子略》:“
班固《
藝文志》
名家者流,錄《
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衡,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純乎道者也。”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四謂:“《
尹文子》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正因為《
尹文子》內容淆雜,故《四庫全書》列入雜家。
思想
老子思想
尹文對
老子的“道”即是“氣”思想進行闡發,明確提出了精氣說。
1、“道”就是“氣” “氣”的精粹、精微部分就是精氣。
老子已經有了“道”就是“氣”的思想,曾經提出“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的觀點。道中有精微的東西,這個精微的東西真實而有實效,包含著精氣說的萌芽。
宋鈃、尹文常將“道”、“氣”並提,並且發揮說:“精也者,氣之精者也。”
2、精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
宋鈃、尹文繼承了
老子的“道”是“至大”與“至小”統一的觀點,認為精氣“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內業》),是宇宙萬物的本原。一切事物,小到不可分割,大到沒有邊緣,都包含有精氣。精氣“下生
五穀,上為列星”(《內業》),構成宇宙萬物。
3、精氣構成人體,產生
生命和智慧 精氣是構成人體的材料,但主要是賦予人體以生命和智慧。
宋尹學派
尹文的思想是戰國時代的
道家學派的前驅,其學說兼儒墨.合道法,廣收並納各派學說,這正是稷下黃老學風。因其思想來源及內容與
宋鈃聯繫密切,後人將其與宋鈃並稱為“
宋尹學派”。宋尹學派主張以“寬”、“恕”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總原則,“設不鬥爭,取不隨仇”,“見侮不辱,救民之斗”。他們主張在國與國之間“禁攻寢兵,救世之戰”,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對諸侯間的兼併戰爭。據
《孟子》記載,秦楚構兵,即
宋鈃曾要往秦楚二國“說而罷之”。他們“救民之斗”、“救世之戰”的目的,是“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為了達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內心修養方面,他們提倡“以情慾寡淺為內”,認為人類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五升之飯足矣”。因此,
荀子批評他們是“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又說“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即只知人慾寡,不知滿足人的合理欲求。
宋尹學派提出“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認為只有破除了見侮為辱、以情為欲多等偏見,才能認識事物的真相。他們力圖從主觀上清除榮辱、譽非、美惡的界限,要求做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榮辱等等是屬於外在的東西,不應以之妨害內心的平靜,即使身陷牢獄之中,也不以為羞恥。
莊子認為他們“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普天下人讚譽,他們並不因此更受鼓勵;普天下人非議,也不因此更加沮喪。他們認為,如能做到人人“見侮不辱”,雖然被侮,但不以為恥辱,這樣就不會互相爭鬥,能夠“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寧了。
宋尹學派“以情慾寡為內”,當受到
儒家安貧樂道和墨家刻苦精神的影響;而其“以禁攻寢兵為外”,則明顯是對墨家“非攻”的繼承。宋尹學派思想帶有不少
墨家特點,以致於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將
墨翟和
宋鈃並列。
認識論
宋鈃、尹文在認識論方面是有貢獻的。《心術》、《白心》、《內業》等篇,主要是講認識論。也就是《
莊子·天下》所說:"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它對戰國
諸子認識論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宋鈃、尹文強調"心"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說:"人皆欲知,而摸索其所以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①即人們都想獲得正確的認識,而沒有去考察正確認識是怎樣獲得的。"知"就是對被認識的對象的認識,獲得這種認識就要靠心。
宋鈃、尹文所說的"心術",就是討論心如何獲得對事物正確認識的辦法。他們提出了以心知物的思想:"心之在體,君之位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②即是說,"心"在人體處於統帥的地位,耳朵、眼睛這類感覺器官處於從屬的地位。
宋鈃、尹文說:"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③就是說,"心"如果為物慾所擾亂,則感覺器官耳朵、眼睛就會失去它們的功能。他們認為:"不修之此,焉能知彼。"④即不修養心,怎么能獲得正確認識呢?
因此,
宋鈃、尹文提出了"虛"、"靜"的養"心"之道。他們說:"修之此,莫能(如)虛矣"。⑤即修養"心"的辦法最好是心"虛"。他們解釋說,"虛"就是"無藏"。即是說,已被認識了的事物,不要藏在心裡,要把它拋在一邊,否則就會影響對新事物的認識。所謂"靜",就是使心安靜。
宋鈃、尹文認為,"心"如君一樣,應該"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⑥"心"本身動搖不定,就無法觀察事物。只有心靜才能"一意專心",從而正確認識事物。"心"認識事物,
宋鈃、尹文認為應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⑦即好像照鏡子一樣純粹客觀地反映事物。
基於這種認識,
宋鈃、尹文提出了唯物主義的"名"、"實"論。
他們認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①就是說,事物的"名"要與"實"相稱。他們說:"正名自治,奇名自廢。"②名副其實的叫正確的"名",這種"名"就自然被人們採用。而"名"不符其"實"的叫不正確的"名",這種"名"就自然被人們所淘汰。
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名實"論,在戰國時期是比較早的。
宋鈃、尹文的認識論還提出了"別囿"(yòu 右)說。所謂"囿",是指知識的狹隘性或局限性。他們主張"接萬物以別囿為始",③即認識事物要從克服人的主觀片面性開始。《呂氏春秋·去宥》中保存了
宋鈃、尹文的"別囿"說。其中有個有趣的故事說:
齊國有個人想得到金器,清早起來披上衣服就到賣金器的人那裡去,把金器從主人手裡奪了過來,當場被主人抓住,把他捆綁起來。主人問他:"明明有人在這裡,你竟敢搶走金器,這是為什麼?"這人回答說:"我沒有看見這兒有人,只看見有金器。"這個故事對理解"囿"很有幫助。
宋鈃、尹文認為,這個齊人由於特別主觀,才如此妄為。所以,他們說:"人必別囿,然後知。"
宋鈃、尹文的認識論,承認人的認識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這很明顯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但是,他們認為人的認識只是對客觀事物的消極反映,完全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它帶有機械主義的性質。
不過,
宋鈃、尹文的認識論在先秦哲學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墨子重視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形成了唯物主義的經驗論,但有忽視理性認識的片面性。
宋鈃、尹文克服了
墨子經驗論的片面性,強調了"心"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但過分強調純客觀地反映事物,無視於認識的主觀性,從而走上另一個極端,否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孟子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把
宋鈃、尹文的認識論引向了唯心主義。後來,
荀子繼承了
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批判了孟子的唯心主義,同時又吸取他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一面,因而荀子的認識論就能最後達到先秦哲學史上的高水平。因此,
宋鈃、尹文⑤ 《
管子》卷十三《心術上》。的認識論,在先秦思想發展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宋尹異別
宋鈃思想中有豐富的形名內容,他也在先秦名學思想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荀子在《正名》篇中批評宋子“見侮不辱”是“用名以亂實”,“情慾寡”是“用實以亂名”,就是從形名的角度批駁的。
就這兩個命題而言,宋子依據名稱(概念)之間的相對性即“侮”之名非“辱”之名來論證“侮”非“辱”,所以可以見“侮”而不“辱”;又依據事物與名稱(命題)之間的相對性即存在著具體的某人“情慾寡”的事實來論證所有人“情慾寡”的普遍性。正是由於
宋鈃用形名方法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才引起
荀子也從形名的角度進行批駁,這是與荀子批駁“山淵平”、“殺盜非殺人”等有關形名分析的著名的名學命題的情形是相同的。形名思想及其分析論證方法在春秋
戰國之際已有了相當發展,孔
老墨及早期法家思想中都或多或少有形名內容,而尤以墨法兩家為豐富。從
宋鈃的命題論證方式看,他無疑受到墨家形名思想的深刻影響。然而,《尹文子》所體現的尹文的思想卻幾乎找不出多少墨家痕跡。從《天下》篇可見於《
尹文子》的材料分析,尹文思想表現出的是鮮明的法家精神。
尹文在“別宥”的基礎上具體地闡述了
法家的社會政治思想。《
尹文子》說“定此名分,則萬事不相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清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在這樣名法制度明確的情況下,才會有“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的政清人和、各得其所的法治社會。《
尹文子》進一步又說“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深刻闡明了法家社會分工思想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又說“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
君子弗為。……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矣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王誅之。”主張人人都應以名法為依據,言其分所當言之理,為其分所當為之事,不追求超出分外的理論和才能,一切以是否有益於社會治理和實際事務為準則;凡無益於社會治理和實際事務的理論和才能,應雖知而不言,雖能而不為,否則,就要受到
法律的制裁。這種只“周務”不“求名”的主張以及對儒墨思想和特立獨行者的激烈態度已與
韓非的法家極端主義毫無二致了。這也是對《天下》篇中“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的法家新詮釋。
尹文對
宋鈃的“均平”思想也進行了徹底改造,清除了墨家取消差等的絕對平均主義,賦予了新的意義。《
尹文子》寫道“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這是在種種名分差別確定的基礎上實現不均之均、不平之平的法家均平主義思想。更進一步則是“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的“道行於世”的
道家自然主義的均平思想。那已經是難以企及的最高理想社會了,然而,就是在這種最高的理想社會裡也依然存在著貧賤富貴的差別。
尹文早年從學於
宋鈃,接受了宋鈃那時已有很大社會影響的思想主張,尚未形成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在社會上也沒有太大的聲望。大約在
宋鈃去世後,尹文對宋鈃的思想產生懷疑,例如,《
尹文子》有段宋鈃與
田駢、
彭蒙討論“聖人之治”和“聖法之治”的文字,批評宋鈃不懂
法治。於是,他對所接受的
宋鈃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改造,把宋鈃的基本思想從墨家的基礎上轉換到名法家的基礎上,從而使宋鈃所開創的學派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著作
流傳於世者唯《尹文子》一書。《尹文子》,舊列名家,今本僅《漢書·藝文志》一卷,為魏黃初末出,山陽仲長氏分《大道》上下兩篇,語錄與故事混雜,各段自成起訖。《漢書·藝文志》著錄《尹文子》一篇,列在名家。他的書在漢末已有很多脫誤,三國魏文帝時,山陽仲長氏試為條次,撰定為上、下篇。近人長沙王啟湘再次加以訂正訓釋,成《尹文子校詮》,分上下卷,並附逸文。
上篇論述形名理論,下篇論述治國之道,可以看作是形名理論的實際運用。其思想特徵以
名家為主,綜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
老子,下啟
荀子、
韓非。《尹文子》的形名論思想,為研究中國邏輯思想史者所重視,其對語言的指稱性與內涵等關係的思考,頗值得玩味。文章善於運用寓言說理,雖然不如“
白馬非馬”有名,但是卻很有趣味,其中講一個人,給兒子取名“盜”和“毆”,結果挨了一頓打。拋開讓人猶如霧裡看花般的“道”、“名”、“形”,看看古人的調皮之處,也是一得。《尹文子》主張統治者自處於虛靜,並對事物要進行綜合核實。其學說與黃老刑名之學相近。《尹文子》書雖短小,卻記載了不少寓善.而且文字簡樸,含義深長.耐人尋味。
《尹文子》一書的真偽也歷經許多討論,20世紀初期有些學者據認為今本的《尹文子》全系偽托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間,已有學者認為書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時,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後,偽書之說更受到全面的批駁。
詩詞
情慾寡淺為內里,禁功寢兵為外端。
夫有名者未必形,而有形者必有名。
別宥為始接萬物,見侮不辱志不遷!
評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合歡(歡),以調海內,請(情)欲置(寡)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捨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情)欲固置(寡),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倨)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慾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莊子·天下篇》)
解說:此段對宋、尹的評述,頗為詳盡。從中可以看出:第一,宋、尹一派與
道家有近似處,也有離異處。所謂“不累於俗,不飾於物”,類似於
莊子一派的行徑,但從處世態度看來,又與
道家避世、逃世的思想絕異。天下篇明說宋、尹為“救世之士”,一則曰:“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再則曰:“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此種與
道家離異之處,正是與墨者近似之處,所謂其欲周行天下,“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不惜“上下見厭”而“強聒不捨”,正似“強求(救)之而不得也,雖枯槁不捨”的墨者的行徑。
其次,宋、尹一派與墨者雖有相貌合的論點,但也有相神離的論點。宋、尹派主張利天下,歸本於內心存養,因此,天下篇評述此派時,一則曰:“以此白心”,再則曰:“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此種與墨者神離之處又適為與思、
孟一派近似之處。
其三,就內心存養而言,宋、尹一派並不完全與思、孟學派相同,思、
孟說的內心存養,歸本於“誠”的天人合一的道德情操,而宋、尹一派則歸本於倫理化了的
道家之自然天道觀。這樣宋、尹在其淵源上還是屬於
道家,因為他們的思想體系雖揉雜了各種學派的因素,而其所持之道體觀實為此一體系之出發點,所謂“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便是證件。可以這樣說,宋、尹一派的主要論點是
道家自然天道觀的倫理化,就此種倫理化而言,一方面折衷於
墨家利天下的實際活動,另一方面又折衷於
儒家內心存養的道德情操。
司馬遷父子謂
道家采儒墨之善,這一點在宋、尹學派的思想體系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依據
莊子天下篇的這一段詳盡的評論,再參酌宋、尹學派本身的文獻(如經各家所考證確定的
管子書中的心術、內業等篇),就可以對於此派學說勾稽出一條線索來。至於
荀子把此派和
墨家並列在一起批判的話,也可以參考,例如他說
宋鈃“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衡,上功用,大儉約,而?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儼然而遊說,聚師徒,立師說,成文曲”,所論都是關於其揉合儒、墨的論點,但這還不是宋、尹思想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