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是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之一， 以思維的形式、規律和名實關係為研究對象的哲學派別，所以稱"名家"，也稱“辯者”、“察士”。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將其與“儒家”、“道家”等並列為“六家”。
名家以擅長論辯著稱，他們在論辯中比較注重分析名詞與概念的同異，重視名與實的關係，開創了中國的邏輯思想探究。
名家作為一個學派，並非有著共同的政治思想或經濟主張，而僅僅在於他們都以“名”作為研究對象,並以此與其他學派相區別。在名家內部，由於觀點不同又形成若干派別，其中主要有“契約異”派和“離堅白”派。
《漢書·藝文志》載：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為之，則苟鉤鈲鋠析亂而已。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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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淵源
漢代學者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則他們稱為“名家”。春秋後期鄭國的鄧析，就是這類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來的名辯思潮，發展到戰國中期，由於激烈的社會變革，使舊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內容，而新出現的概念還需要社會的公認。
這種名實不符的現象，在當時的社會上十分普遍，急需解決。適應這種社會需要，後來逐漸出現了一批以人的認識本身為研究對象的思想家，他們致力於論辯中邏輯問題的研究，形成了名家學派。
政治主張
派別
契約異派
契約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
這一派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聯繫和不斷發展，認為事物的差別只是相對於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而言，主張一切現實差異都只有相對的意義，提出人們在認識中應該否定差異的界限，直至承認一切對立都為無條件的同一，“畢異”的本是“畢同”的。他們用來論證自己觀點的主要命題有10個，《莊子·天下》篇中記載了這些命題。其中第一個命題說，萬物都由一種叫做“小一”的東西構成，因而彼此在本質上並無差異；由萬物組成的宇宙，又是一個唯一的“大一”，此外別無他物。第五個命題說，一般常識認為，事物之間有“大同”與“小同”的差別，但從本質上說，可以認為萬物是“畢異”的，也可以認為萬物是“畢同”的。第十個命題說，歸根結柢，“畢異”的本是“畢同”的,因而應該不分物我,“泛愛萬物”，天地雖然上下懸隔，其實猶如一人之身，也不必要分彼此。
離堅白派
離堅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孫龍。
這一派注意到事物和名稱的差異、獨立和穩定，強調不同名實的不同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中斷性。他們認為，萬物都是各自獨立、互不相同的，甚至一物之中的各種屬性也是互不相關的，因而否定了事物和概念之間的相互聯繫。這一派的著名論題為“白馬非馬”和“堅白石二”。他們認為“馬”是“命形”的，“白”是“命色”的，“命色者非命形也”，所以說“白馬非馬”。他們又說，眼看不見石之堅，而只能看見石之白，因此“無堅”；手摸不著石之白，而只能觸及石之堅，因而“無白”，由此斷言“堅”和“白”是互相分離、各自獨立存在的。
總結
上述兩派各自的側重點不同，並且各持一端。契約異派誇大事物的普遍聯繫和變動不居的特性，認為一切都是同一；離堅白派則誇大事物的相對獨立和相對靜止的特性，認為一切都是差異。契約異派合異為同；離堅白派離同為異。前者犯了相對主義的錯誤，後者則犯了絕對主義的錯誤。
契約異派和離堅白派在認識上所犯的各持一端的片面性錯誤，到戰國末期經其他哲學家的努力而有所糾正。後期墨家提出了“堅白相盈”的命題，荀況，強調“制名以指實”的原則，這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古代邏輯學和認識論的發展。秦統一六國以後，各辯思潮隨之消匿。到清代，西方形式邏輯傳入中國,有人將其譯為“名學”，但它同中國先秦時期的名學實有很大區別。
契約異派和離堅白派在認識上所犯的各持一端的片面性錯誤，到戰國末期經其他哲學家的努力而有所糾正。後期墨家提出了“堅白相盈”的命題，荀況，強調“制名以指實”的原則，這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古代邏輯學和認識論的發展。秦統一六國以後，各辯思潮隨之消匿。到清代，西方形式邏輯傳入中國,有人將其譯為“名學”，但它同中國先秦時期的名學實有很大區別。
白馬非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
《指物論》乃公孫龍子的認識論，篇中討論了認識的特點以及認識與事物之間的關係。其為文以同一詞兼表不同概念，判斷中常省略主詞，推理中又常省略前提、隱藏結論；其結構則為提出論題、自我辯駁、自我答辯。由於其辭曲折，其論詭譎，致使全篇晦澀難懂，遂成千古之謎。
原文：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代表人物
鄧析
名家第一人是鄧析（《漢書。藝文志》）。其生卒年月約公元前560年至前501年，是春秋末年鄭國人。由於鄧析從事的製作刑法活動是晉國法治文化的流韻所及，並且鄭國在戰國時代併入韓國版圖，所以，鄧析的思想與三晉文化思想具有深刻的淵源關係，學者多認為中國邏輯史的開創者是鄧析而不是孔子。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鄧析著有《鄧析子》兩篇，但經考證系後人偽托。不過，我們認為《鄧析子》還是保留了鄧析思想的原意。
公孫龍
戰國末年趙國人，是名家在戰國末年的代表人物。作為一位善於論辯的游士、謀士，公孫龍常年活躍於政治舞台上，曾在趙國平原君家中當了幾十年門客。在政治觀點上，公孫龍同惠施一樣，也是主張“偃兵”的和平主義者，他曾數次力勸諸侯國君停止相互之間無謂的戰爭
在學術思想上，公孫龍專注於對“名”的研究，是名家著名人物之一，“離堅白”派的領袖，“白馬”、“堅白”之辯等，是他名垂史冊的主要辯題。就連公孫龍也曾自詡：“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
尹文
齊國人，戰國時代著名的哲學家。「宋尹」學派始祖，生平不詳，大致活動在齊宣王、愍王之際，與宋鈃齊名，屬稷下道家學派。他們的思想特徵以道家為主，兼儒墨合於自身道法，廣收並納各派學說，這正是稷下黃老學風。對後期儒家思想有深刻影響。尹文於齊宣王時居住在稷下，為稷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宋鈃、彭蒙、田駢同時，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並且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是當時有名的名家，能言善辯，“白馬非馬”為代表性的論點，以詭辯著稱。尹文的學說，當時很受公孫龍的稱讚。流傳於世者唯《尹文子》一書，先秦論法術和形名的專著。
惠施
即惠子，戰國中期宋國（今河南商丘）人，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辯客和哲學家，是名家思想中“契約異”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莊子·天下篇》中,惠施學派還提出了"雞三足"、"火不熱"、"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白狗黑"等二十一個命題。學者認為按照先秦名家的發展如果沒有被打斷，中國是可以發展出邏輯學的。惠施有些命題是和後期墨家爭論的。後期墨家運用數學和物理學的常識，對物體的外表形式及其測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義。《墨子·經上》曾說：“厚，有所大。”認為有“厚”才能有體積，才能有物體的“大”。而惠施反駁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認為物質粒子（“小一”）不累積成厚度，就沒有體積；但是物質粒子所構成平面的面積，是可以無限大的。後期墨家曾經嚴格區分空間的“有窮”和“無窮”，《墨子·經說下》說：“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認為個別區域前不容一線之地，這是“有窮”；與此相反，空間無邊無際，這是“無窮”。而惠施反駁說，“南方無窮而有窮”，就是說南方儘管是無窮的，但是最後還是有終極的地方。後期墨家認為“中”（中心點）到相對的兩邊的終點是“同長”的。《墨子·經上》說：“中，同長也。”而惠施反駁說：“我知天下之中央，燕（當時最北的諸侯國）之北，越（當時最南的諸侯國）之南是也。”因為空間無邊無際，無限大，到處都可以成為中心。後期墨家認為同樣高度叫做“平”，《墨子·經上》說：“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駁說：“天與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與澤平。”因為測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樣。站在遠處看，天和地幾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頂上的湖泊邊沿看，山和澤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處於變動之中，例如說：“日方中方睨（“睨”是側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陽剛升到正中，同時就開始西斜了；一件東西剛生下來，同時又走向死亡了。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事物矛盾運動的辯證過程。但是他無條件地承認“亦彼亦此”，只講轉化而不講轉化的條件，這樣就否定了事物的質的相對穩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對主義的泥坑中去。
衰落
先秦名學到了秦始皇滅亡六國就難以發展，其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項：
第二項：名辯之學與秦漢以來的中國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國古代文化重人文，輕自然，名辯之學窮極事理，卻招致諸多批評；而儒家成為顯學之後，士大夫皆關注於社會倫理，強調經世致用，名辯之學被視為以爭勝為目的的無用之學。此外，名辯之學所採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純粹的語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學皆對此方法有所批評，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擠之下，名家之學無立足之地。
第三項：就名家內在的發展而言，名辯之學本身相當艱澀難懂，也影響了其發展。首先是一字多義的情況嚴重，致使後學眾說紛紜，難以詁訓；其次，由於名家時常以違反常識的語言敘述命題，常人難以接受而失去研究興趣。在後學難以為繼的情況之下，難免走向絕路。
先秦諸子論名家
先秦諸子與名家或迭有爭辯、或有所批評，錄於其作中。
儒家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說當中也吸取了名家與墨家的認知心和邏輯方法，但是他卻用這些方法，對名家與墨家都展開批評。荀子評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禮儀，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
有些研究指出，荀子認為學術必須為政治、道德服務，而對於名家熱烈研究“堅白”、“同異”、“有厚無厚”等自然科學問題，荀子認為這是以人的認知能力，是不可能求盡的。所以他批評名家是“愚者、妄人”，認為君子不應該去追求這類知識，而要由“格物致知”轉向“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
也有學者指出，由於荀子學說中的“名實”與公孫龍的“名實”有別：
- “實”方面：荀子指的是時空中的個體物與其統類；公孫龍指的是物體的性質。
- “名”方面：荀子是用以命謂一個個體或統類；公孫龍則用以命謂一個體物的各項性質。
- 名實對應方面：荀子認為名應該與對應物的個體或統類相應；公孫龍則認為應該與個體物的各項性質相應。
在“名實”觀點不同之下，荀子便以自己的名實觀批評公孫龍的“以實正名”是“以名亂實”。
另外，也有人認為荀子在批評名家時是站在政治的立場，以統治者而非哲學家的觀點討論名家問題。荀子認為制名是統治者的重要任務，而名家的詭論會威脅到這個系統，統治者對其學說不必研究，應該予以壓制。對於名家哲學，荀子不但反對，甚至主張以政治勢力和刑法禁止。
道家
名家強調純粹的語言邏輯，因此，道家中莊子一系對於語言採取懷疑而蔑視的態度。就像《莊子‧秋水》篇認為能用語言來論說的，都是“物之粗也”。在追尋道的過程，語言也只是一項工具而非目的。對於將語言當成思想的名家，自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所以，即使名家中惠施對知識語言的看法與莊子頗為接近，但是莊子仍然批評他是“逐物而不返，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
